中国的大学需要“上山下乡”
中国的大学需要“上山下乡”
2008-02-02
童大焕
去年年初,应红网邀请到了一趟凤凰,感叹于小城的宁静与安详,我跟同行的年轻博导、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说,这样好的地方,应该有大学才对啊!高一飞先生表示赞同,并说西方国家有很多大学就是办在小城市的。
没想到天涯有知音,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发表的一个观点更“前卫”,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信力建说,北大、清华等全国重点大学应该到县里办分校,每个县都应该有大学分校。近日,作为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的信力建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了这一观点:大学可以由县管。具体做法一是引进外国大学,二是与北大清华合作,办北大清华的分校。这样就可以把人才与钱留在乡下,中国就会提早发展三十年。
信力建先生的这番言论引发颇多争议,许多人都认为这不现实,甚至将其和“大炼钢铁”相提并论。确实,大学进入县城有很多现实性的操作难题,例如资金、管理、教师队伍等等,但我思考良久,觉得从许多方面来讲,当代中国的大学可能真的需要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或者说需要自己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不论是以办分校的形式,还是以大学迁址的形式,都可以,而最有可行性和收效最大的,将是办分校的形式。而且不办则已,要办就要一竿子插到底,一直办到县级,而不能过多地停留在省会和地级城市。
概而言之,中国大学“上山下乡”,有几个现实需要:
一是大学扩张的需要。经过几轮大学扩招,大多数大学本部都已经严重不够用,因此,需要城域上的扩张。但现行扩张范围往往北京的局限于北京,上海的局限于上海,浙江的局限于浙江,“圈子”、视野和格局都太小,扩张成本也高。因为这些发达地区地价高昂,即使政府免费拨出土地,其他方面的费用还是比较高,政府付出的代价也比较高。当代中国的大学应该向美国的柏克莱加州大学学习,向全国乃至向全世界扩张。而在当下,向县以下地区扩张是成本最小的一种方式,也必将受到各地的热烈欢迎。
二是大学竞争的需要。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门户、等级严重,一类校二类校,重点校普通校,本科专科等等之间界限分明,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竞争。民办教育机构在这方面则是后娘养的都不如,根本就是没爹妈的孩子,压根儿就不在竞争行列里。大学分校办到县里边,每个分校都可以独立地向全国招生,这样,就是同一个大学不同分校之间的内部竞争都会开始,更何况校际竞争!
三是教育公平的需要。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公,就是招生名额分配的不公,大量名额向城市、向高校所在地倾斜,使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重点大学大量分校办到县以下,自可激发大学的“民间情怀”,想办法招收和吸引更多的贫寒子弟入学深造。
四是降低教育成本的需要。大学办到县里边,除了上面所说的降低办学成本,还可以降低大学生的就学成本。近些年和招生名额分配不公一样导致怨声载道的,就是高等教育成本太高。县以下普遍生活成本较低,除了学费可以适当降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
五是文明回流的需要。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建国五十多年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并且仍在经历着城市对乡村不断“吸血”的过程,县以下文明的失血,不仅是经济和人才方面的,更是文化方面的。近几年不断曝光的“当代文字狱”案件,几乎都是发生在县一级,这其实是县以下乡村社会文明失血的最直观体现。而大学作为文明的重镇,在很多时候可以产生许多超越当地时空的人,成为文明的捍卫者和坚守者。比如厦门的PX事件中,最早就是由厦门大学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领衔签署反对提案;在最近的公众参与环节,持激烈反对意见的教授说“我上面顶的是教授的头衔,下面是良心。”
六是大学精神回归的需要。大学承担着培养学生、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重任。但对于什么是大学精神,也许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就是大学应该主动和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要有一点清高和遗世独立。越是在一个喧嚣和变革的时代,越是需要守护一方宁静的校园。但是今天的大学,面对来势汹涌的商业化浪潮,已经守不住一张宁静的书桌,一个难以回避的现象是,教育的功利性太强,太浮躁。有人说,中国教育功利的背后是整个制度的功利,而教育浮躁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浮躁。此话不假,但是否也应该反问一句: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大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大学改变社会,还是社会改变大学?大学发展,是被动适应社会,屈从于市场和短期利益,还是主动引领社会变革,从更长远的目标和抱负上,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大学的本土责任、国家责任与国际责任?古人言宁静以致远,我相信一个更宁静的小城环境,会给大学以更深沉的思考与责任、更深厚的情怀、更深远的目光!
当代中国大学需要“上山下乡”,这篇短文只是点到为止,抛砖引玉,希望更多有识之士一起来思考和推动这件事,它关系着中国城乡裂痕的弥合,关系着大学精神的回归与重建。中国,也需要自己的“柏克莱加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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