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府和企业不能依赖西方国家风险评估体系

　　

　　

　　

　　中国，由于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原因，自五千年前跨过文明的门槛，便一直特立独行于人类生存的这个蔚蓝色星球。雄踞亚欧大陆千万平方公里广袤无垠的东方，地理结构、地缘环境却自成一体，恍如世外桃源；在人类文明史的文化和经济领域独领风骚两千年，但政治上只建立了一个与周边国家的朝贡系统，贸易上只建立了路上和海上各一条狭窄、漫长的通道，通过阿拉伯商人间接而大规模地和外面的世界发生关系，仿佛是与世隔绝的“理想国”。

　　

　　虽然华夏文明曾经执世界文明之牛耳上千年，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建立过超越中国边疆的全球文明秩序，没有像近代工业革命前后崛起的西方列强那样需要对其他势力相当的列强和全球殖民地的经济和文化影响、政治和军事力量、自然和社会资源进行各种评估，以确定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战略指导思想。

　　

　　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西班牙、不列颠和美利坚三代帝国前赴后继，建立起西方主导的、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从此，跨越国界的国际产业和金融垄断资本开始逐步形成支配全球经济的庞大势力。西方列强的垄断资本势力在对全球资源和财富进行掠夺的同时，也逐步产生了对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投资风险进行系统评估的要求，进而影响到国家智囊机构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风险进行系统评估。

　　

　　西方风险评估体系，首先，是完全根据西方列强对全球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控制程度，以及资本、文化，乃至思想的渗透程度；其次，是完全从西方的视角、需要、利益和价值观出发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对于西方来说，这套系统当然正确、有效，对于中国来说，这套体系也有一定的，甚至相当的参考价值，但是，中国绝不能搞“拿来主义”，因为它绝不属于中国，绝不是为中国设计的。

　　

　　由于中国和西方世界有着巨大的地理和文明差异，形成了政治经济理念，道德伦理思想和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巨大差异，这些因素对整个西方评估体系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近代西方列强建立全球经济秩序以来，中国由世界文明之巅掉入贫困落后的深渊达百年之久，受尽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欺凌压迫，几乎成为了西方全球经济和价值体系中的殖民和附庸地区。

　　

　　华夏文明虽是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之一，但因为文明的巨大差异，对于难以容忍文明多样性的基督教文明来说，华夏文明永远是非我族类，是“近乎邪恶”的、必须“彻底改造”的异教文明。所以，在当初西方列强构筑的当代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中，中国属于必须打压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属于必须受西方控制和支配的外围国家。

　　

　　可是，通过56年无比艰苦卓绝、超越常规的发展，中国逐步积蓄了改变西方全球秩序和体系的巨大政治经济潜力，尤其“十一五规划”展示的发展方向和速度，让当今世界的霸主看到了中国可能逐步具备颠覆其建立的全球秩序和体系的能力，这是西方霸主难以容忍的，必须制止的，它们将动用其支配的全球体系中的所有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样，中国的复兴和崛起道路上将会出现巨大的、人为设置的陷阱和障碍。当中国的力量，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开始向全球缓慢扩张时，遇到的是经过西方三代霸主主导建立的根深蒂固的近代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为该秩序服务的游戏规则。

　　

　　既然中国是在西方建立的近代全球秩序和体系之中发展和崛起，其面临风险的类型、频率、数量和程度与建立秩序和体系的世界霸主和西方列强面临的怎么可能相同呢？

　　

　　所以，如果中国在建立风险评估体系时照搬照抄西方体系，指导思想必然是非常愚蠢的，结果必然是错漏百出的，后果必然是非常危险的。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由于中国政府和国内企业没有建立起自己正确的风险和价值评估指导思想，往往按照西方专家的指导，生搬硬套西方评估体系。由于使用了错误的风险评估体系和风险评估参考体系，政府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博弈中，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技术和资本博弈中，经常为人愚弄，误入歧途，或者掉入陷阱，造成巨大的和难以挽回的损失，还懵懂不知原因所在。

　　

　　二、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尽快创建自己的国家风险评估体系

　　

　　中国必须创建自己的风险评估体系，而且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自己的体系。中国企业虽可参考西方企业，但也必须创立适合中国企业的风险评估体系。这是中国政府和企业今后二十年发展大战略的其中一个关键，是关系国家和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时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否则，中国将在今后二十年经济由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期中遭受更加巨大的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最终自己跳入火坑，自毁复兴和崛起的前程。而中国企业也将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中继续落于西方跨国企业的下风，最终逃不过破产或者被西方企业兼并的命运。

　　

　　西方风险评估体系由两部分组成：风险评估的指导思想和技术方法。技术方法只属末学，可以有无数种计量和模型。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再复杂的模型、再高深的运算方法都只会得出可笑的和错误的结论。因此，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和垄断资本，首先根据本国在西方霸主建立的当今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创立了适合自己的风险评估指导思想，其次是建立风险评估参考体系，即需要评估的项目和标准。

　　

　　主要项目包括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制度对西方的依赖性、服从性，和宗教、法律、文化、价值体系与西方的相似性、认同性。这些项目，显示了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在所选地区和国家的进入难度或进入障碍（entry barrier）。这样的系统，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但对每个项目的评分价值，即使是西方列强之间也不同，何况是远离全球体系权力中心的发展中国家，更何况是正在这个体系中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异类，中国。

　　

　　在西方霸主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列强与霸主的亲疏，本身国力的强弱，其企业和财团在全球势力的强弱和分配等等，决定了列强在此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差异，而地位的差异决定了列强在各国和各地区的风险差异。以此类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其与霸主和列强的亲疏，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体系与西方的接轨程度，国力的强弱，企业和财团和西方企业和财团的关系，也将决定其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差异。以此类推，新兴的经济体也将如此。

　　

　　如能理解这个根本，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同是世界最主要文明体，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扩张中的困难与西方国家有天壤云泥之别；为什么同是新兴经济体，西方就极力推崇接近西方体系的印度而贬低不同于西方体系的中国，还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为什么同是企业，中国企业在西方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拓展和兼并收购就困难重重，甚至被一些国家政府禁止；为什么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护照与那些亲西方的国家的相比，便仿佛成了等外之民。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前的中国是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发展和崛起，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不同于西方体系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完全属于异教文明体系。除非中国能把这三个方面修改得完全适合西方的体系，否则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将困难重重。这可能吗？

　　

　　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尤其是有战略意义的智囊、研究机构、国企和央企等等，都必须基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视野，创建自己的全球风险评估体系和参考标准体系。只有如此，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在当今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和位置，才能准确地预见自己发展和崛起道路上的重重封锁、处处陷阱，才能找到国家和企业破茧而出、浴火重生的崛起之路。

　　

　　总而言之，中国和中国企业如果完全依赖西方的风险评估体系，必然会误入歧途，走上绝路；只有创建自己的风险评估体系，才有可能找到出路，踏上康庄的发展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