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哀悼汶川地震灾害中的遇难同胞

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

向四川及全国所有因地震灾害遭受损失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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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唐山发生大地震，今年，先是年初南方大雪灾，而后拉萨大骚乱，昨天又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后面还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再等待着中华民族。今天，尽管是一个可以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一天，尽管想为30年前那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写点东西，然而，面对人民群众在大灾中所遭受的灾难，却失去了去思考和敲字的心情。相对于灾难中的人民为抗击灾难所遭受的损失，将要付出的努力，任何事情似乎变得也不那么重要。把年初写的一篇东西贴上来，也算是对30年前代表着中国天翻地覆开始的那篇文章的一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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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进行检验，还是在制定标准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是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论引爆的话，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导火索。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是从“解放人的思想”开始，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光明日报》评论员发表，就是“解放”的第一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的“两个凡是”就是炮击目标。 　　

　　

从07年年底开始，有关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各类回顾、研讨会议不断，纪念、揭秘文章也不少。而一篇“作者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经过”的报道，披露了当年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为我们审视那段历史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 。今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三十周年，各种纪念文章肯定会越来越多。此篇文章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所以很有必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这第一炮，同时进一步学习、分析和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 　　

　　

现在，很多人未必知道“两个凡是”出自1977年的“两报一刊”社论，即便是知道出处，却未必清楚 这篇 社论除“两个凡是”还说了啥。然而 ， 即便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要找这篇 社论 却并不容易。“两报一刊”的这篇社论之所以这么难找，大概是因“凡是派”不仅被右派攻击也被左派唾弃，没什么人愿意再和“凡是”扯上关系，当年的“凡是派”几乎销声匿迹，而当年拿这篇社论作为攻击目标的批判者 们 ，也未必想让人们了解社论中那些对别人无聊对自己不利的内容 ，毕竟 “社论”并非真目标。 长久 以来，批判“两个凡是”，无非是借此否定被“凡是”的对象而 已。 　　

《人民日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及转载的《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

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要学好的文件，一个是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另外一个便是当年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要抓住的那个纲说是阶级斗争，实际却是深入揭批“四人帮”。 　　

　　

当时，走资派还趴在地上没站起来，四人帮又刚刚被一举粉碎，但当我们站在历史高度再来审视这篇社论时，便能 发现 社论 表露 的那种底气 不足 的状态。虽然毛主席为鼓励 还没有英明的 他大胆做事 时 ，曾说过“你办事，我放心” 的话 ，哪想仅仅四个月， 虽然没有成为 核心， 刚开始的 的那 么 点儿“英明” 就 变得不够“领袖”了。“四人帮”残余势力还未彻底肃清， 仍 存在被翻盘隐患的情况下， 却 出现了不听指挥不服调遣的倾向。社论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欢呼，衷心拥护”“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对‘四人帮’无比痛恨，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 同时 又一再强调 不但 “一切行动听指挥”还得“步调一致”。 由此 可见这股力量不在下面，而是出在上层，来自中央，来自共同将“四人帮”粉碎的同伙儿。 　　

　　

这篇社论说是学文件抓纲，实际这只是幌子而非要点。社论的最后一段和“学好文件抓住纲”毫无关系。社论这样写道：“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顺便提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报一刊”社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并没啥区别）。然而，社论就此话锋一转，在将林彪“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将真理推向极端引向谬误，“英明”的请出毛主席为他做驱妖镇鬼的钟馗，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很多人只知“两个凡是”却不清楚“凡是”全句究竟是什么，更不知道究竟要“凡是”什么。为此特将完整的句子引在下面：“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可以看见被广为传播的“两个凡是”在原文中并不是完整的一句话，而是被人从长句中切割出来，重新段句重新标点，变成了有两个并列分句的整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此两个“凡是”变成了“两个凡是”，淡化了“凡是”突出了被“凡是”对象。由于这篇社论没人去争著作权属，自然也不会有人站出来说“天留我不？留。”[注]非他本意。既然切割者别有用意，当然也就甭指望他会真实、正确对“凡是”本意作解释。对搞阴谋诡计的人来说，凡被他口诛笔伐的行为，恰恰也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做法。“两报一刊”社论的作者的真实想法无任何人揭秘，因此也无法知道真正的内情。局外人、后来者就只能通过文字去分析、去猜测。 　　

　　

这段里有这样一句：“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虽然这句很荒唐，但可以看出“进行了并继续进行着”的斗争是重大的。至于说“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困难未必不是来自曾联手粉碎“四人帮”同盟的别有用心。“两个凡是”的长句目的是要求人们没缝儿的和英明领袖团结并听从指挥，另一层意思便是要步调一致深入揭批“四人帮”，以此达到他们“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处此高位者无论德才如何，这么想、这么讲，没人管得住也没人挡得了，即便是与时俱进到了今天，即便不再用完全相同的句子，但类似表达也仍照样出现。 　　

　　

《学好文件抓住纲》尽管是“两报一刊”社论，但也使用隐晦的语言，比如“不要忘记虎狼在前” 这段 和前、后的两 个 句子并没多少相关性，后面紧跟的一句还有转移分散此句视点的作用。 在 两句中插入这么一 段 完整句，就不能不说是意有所指。“四人帮”已铲除，被斩首的“四人帮”残余势力只需时间去肃清，这时谁还能成为在前虎狼？至于“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华主席领导还有得说，但若说这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实在有点不着调儿。如果除去两个“凡是”全篇中唯一亮点的话，这篇社论就如同被历史湮灭的无数文章一样，不值一看更不值一提。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不仅值得一看更值得一评。 　　

　　

（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 文章以 评论员 名义发表 ， 实在是一个好主意。否则，无论如何不可能去组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深入讨论一个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个人学习马列毛语录的体会。不管什么原因毕竟当年这篇未署名的文章，不仅 有解放思想的历史功绩， 更 有引领改朝换代的先锋作用 ， 因此， 到今天便 不可避免的出现 了 著作权属的争拗。 据称 著作权属有胡福明的《实》稿，《光明日报》社《光》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稿之争 。争论的好处是让我们了解了当年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胡福明作为主要著作人口述 当年 创作艰难和风险，使该文具有了英雄史诗般的风采。揭秘 创作 内情时透露，一个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不能无线上网的年代，他 瞒着所有人偷偷 在病房外的走廊上找资料写提纲，可见创作条件多么的艰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写作时已准备坐牢”为标题的报道和《作者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经过》中，都有胡福明冒坐牢风险写文章的故事。他说“文章发表后，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兴。”又讲“当时，我跟我爱人在一起。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可见其复杂环境下特有的矛盾心理。不过现在为版权争的不可开交，想必当年不仅英雄豪杰大有人在， 还 有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去冒坐牢风险， 这么多为“主义”真的人，胡福明能拔得头筹可见有多幸运，而 胡福明和他的家人 当年竟认为会 因此文而坐牢 ，真是自己吓自己担心实在 多 余 。 　　

　　

细读过这篇文章后，发现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却从未提及“两个凡是”，若不是作者事后坦白，多数人连影射的感觉都找不到 。 当年 会 不会有人能将此文和“两个凡是” 文 联系在一起 不得而知 ，即便是联系起来的人， 由于人家只字未提，实在 张不开嘴在世人面前揭露 此 真相。 毕竟这篇文章更象是那个时代的学习体会。 一篇5，837字的文章中，有1，493字和作者 毫无关系（不清楚稿费会不会把这些字刨出去） 全是直接引用马、列和毛主席的原话，还43次提到马、列，26次出现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文中充满着个人对马、列讲......毛主席说.......的解释，还有一些是自我解释的历史故事，怎么看都不像是篇学术性文章，更不像是篇为真理斗争 会 遭致牢狱之灾的檄文。若不是这篇文章有着深藏不露的目的，说破天儿也就是篇个人学习心得和体会。一篇看似“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讲解和宣传的文章，目的竟是用马列毛主义做护身符， 对文章作者的智慧真要表示极大钦佩。 一切歪曲和否定 能 在高举马列毛的旗帜下 下进行 ，对被影射的“凡是派”来说，想咬他一口还真找不到个下嘴的地方。何况“凡是派” 本身就是 机械教条的对待马列毛主义，因此，当他们遇到反对马列毛主义却用马列毛主义护身的强力对手时， 绝对 只能束手无策 ，不拜师就不错了，哪里还有将其送进大牢的可能 。 　　

　　

胡福明在揭秘中介绍，1978年1月《光明日报》社给他寄清样要求他修改时提出：要求让他的文章“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可到了4月份，他到北京时就已是和“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还有孙长江”共同讨论对文章修改了。这时“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要求不一样了”由“收敛一点”转变到“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加强战斗性”。虽然仍讲“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但这时，已不再是为求自保而是为获完胜了。这种变化展 现 的是两大集团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改变。胡福明离京时“杨西光告诉我，他已经定了，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而且《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发通稿。实际上杨西光没有这个权力，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如此有步骤的安排，预示的是“凡是派”离土崩瓦解已为时不远， 文章的发表，兴奋还兴奋不过来呢， 哪来什么坐牢风险 的担心 。把当时的文章和当今作者袒露的心路历程联系起来，文作者究竟是为真理奋不顾身，还是为投机钻营不顾一切， 就 一显无遗了。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从胡福明如此讲究策略和小心谨慎的秉性看，1977年的5月，在他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腹稿都尚未成形时，若有人因发表和华国锋公然对抗的文章坐牢，他一定很快便会蛰伏下来。渗了这么久，在胡耀邦的安排下发表了篇影射一年前“两个凡是”社论的文章，被抓住把柄遭人收拾，他也会说这篇文章和“两报一刊”社论的精神完全一致，是在批判林彪和“四人帮”。若真因此而坐牢，胡耀邦也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抛弃冲锋陷阵的他。退一万步说，即便坐牢也决轮不到他，1977年5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公开和华国锋作对的吴江 ，那 才是真正最有风险的人。 　　

　　

“1977年4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5月1日，华国锋发表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文章，介绍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继续革命”理论。”刚过俩月，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便发表了吴江《“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表达的对“继续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态度”。无论时间上，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上，吴江才是个真正的斗争骁将，而胡福明充其量也就是个敲边鼓的投机客。吴江的“文章对当时还作为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出了质疑。”对所谓“两个凡是”的反击，是当时胡耀邦“给理论动态组出了一个题：《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胡福明文章时隔一年多才发表，所谓高层间斗争的风险对他已不存在。早已心知肚明自己“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知道要斗争，反正是豁出去了”的他，此时只有建功立业之心何来不惧坐牢风险之志。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目的只是为了去“解放人民思想”。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再讲什么坐牢风险，分明就是在耍宝 玩儿闹 。那时的胡福明“内心激荡的想法与中央高层的革新力量不谋而合，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国内有识之士在新时期将来未来之际谋划的意识形态‘兵变’”。 　　

　　

当然 ， 描绘的越是风险，就越显英雄气概。经他严丝合缝的逻辑推理，“尽管他不知道‘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出”，但他知道当年“两报一刊”社论是代表党中央，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传达，因此 ， 批‘两报一刊’社论就是反党反中央。”此推理跨越式得出“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虽然在他的文章中，看不到丝毫批判“两个凡是”，更看不出有反党 、 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影子。只有“口是心非”又“言不达意”才会发生把心里所想的当成实际已发生的 事儿 。若不是如今他的坦白，谁能想到那时文章中大量引用毛主席的话，本意居然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他无须任何顾虑，心中所想完全可以信口而言了，“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弥天大罪，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间，由于喊错了口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出卖国家和民族的汉奸可赦免，然而反毛主席的不赦免，不反毛主席，只是喊错了口号或仅仅是提出批评，居然有可能被枪毙，还每个地方都有。这种血腥和专制，绝对远远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所谓罪不能赦，一定是大罪。既然汉奸之罪可赦免，莫非他认为在人民中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曾不是这种大罪？这样的政府岂不是和反动的国民政府毫无两样，岂不比抗日战争时期的汪政府还可恶。这已经不是对个人的诬蔑，分明是对全中国人民的诬蔑。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流血牺牲艰苦抗战宁死不屈十四年，中国人民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奴役、压迫和血腥镇压，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千百万先烈抛头洒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竟然麻木到能忍受疯狂而不反抗的程度？可见胡福明这种人，为了抹黑文化大革命不仅抛弃基本逻辑，甚至到了信马由缰满嘴跑马的程度。 　　

　　

（三） 　　

　　

胡福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批判《学好文件抓住纲》中“两个凡是”的。然而，这两篇文章 居然 有一些观点一致，不少手法相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千百万革命群众实践中产生，是被长期革命实践证明的真理。对此，无论是“凡是派”还是“反对凡是派”不仅认识统一 ， 而且 结论 正确。《学好文件抓住纲》中说：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斗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胜利，否则，就失败，就受挫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括起来的，是被长期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二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和《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简直有着完全相同的表达，这不能不说是真理力量的伟大。 当然 ，承认真理并不等于他们就 尊重 真理，更不等于他们能代表真理。 　　

　　

对待“四人帮”这两篇文章的态度也是共同的。社论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评论员文章认为：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在批判“四人帮”的手法上，他们之间也毫无 差别 。社论说：批判“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但他从来就没有拿出毛主席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遗志。评论员文章尽管说“正如在法律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然而他却不提供“他作为“法律原告”“自己的起诉”标准来自何处。 他们并 不提供证据 ， 证明“四人帮”什么时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炮制过“天才论”，也没看到他所说的“四人帮”在什么地方 ， 另立了“真理标准”。在对“四人帮”“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是否正确下结论前，至少应该 标明 “四人帮” 这些谬论 究竟是 咋 说的， 并 提供证据证明“四人帮”何时、何地有此谬论。 　　

　　

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之间居然在对待“四人帮”的问题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居然如此相似，真不知道被批判者有什么理由把批判者送进监狱。虽然，不排除胡福明和《光明日报》评论员是因为当时既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也不敢公开反对“华主席”，才整出如此荒唐事，然而，这种行为绝对是无耻政客和卑鄙小人的惯用伎俩。如果没有他事后的自我揭秘，有谁能知道他的口是心非。 　　

　　

尽管“凡是”集团和“改革开放”集团，都将“四人帮”当作斗争关键，但他们之间也有着区别，“凡是”集团是把“四人帮”作为斗争目标，“改革集团”则以“四人帮”为突破，并非真正目标。 　　

　　

（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是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但以此为标题的《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并不会由于标题正确， 就 使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和认识也正确。 在 他们 的 文章中 ，充分的、彻底的在 歪曲唯物辩证法这一基本原则。 作为 一个哲学系副主任、 堂堂 理论家， 若非 此人 的 品德 和立场 有问题 ，怎么会 在一个正确标题下写 出 一篇错误文章 。这 决不是 个 学术能力和理论水平 的 问题。这篇文章，将实践检验真理和真理在实践中产生分裂，还将真理和理论混淆。夸大真理和检验标准的相对性，而否定真理和检验标准的绝对性。 　　

　　

真理在实践中产生，使真理具有的客观性。 这种 客观性还体现在 ， 真理脱离时代的人而存在，不随时代个人的立场、认识而改变，不随世代而更替，不因政治人物沉浮而变化，这 便 是真理具有的绝对性。然而，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受客观条件和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真理又是相对的，真理的阶级性也是这种相对性的反映。人们在真理实践（或说检验）的过程中，对真理的认识具有主观性（或具有阶级性），同样的实践过程中，会有决然相反的认识和完全对立的结论。 　　

　　

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受客观条件和人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真理又是相对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样也是相对的。强调检验标准的绝对性，却否定检验标准的相对性是错误的。同样，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夸大真理的相对性也同样是错误的。真理在实践中产生同时也被检验，他们之间是相互关联又相互转化的。 　　

　　

实践作为真理检验唯一标准，也就否定了有其他第二、第三标准。从逻辑上说，若既然已被检验是真理，何来第二、第三标准的复检？真理产生和检验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方面，决定了检验标准的绝对性。只有将二者割裂，才会 有 由于第一标准检验结果的不可靠、不完全、不准确的复检。若此论成立，不仅否定了实践是真理检验的标准，同时也否定了真理出自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是实践，从认识论的角度谈论如何认识真理，是说认识真理 的过程， 除通过亲身实践外，还可以从通过学习 （ 间接的实践结果 ）正确 理论中获得。 　　

　　

马列毛主义之所以称之为真理，是因为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并经受了革命实践的检验，而这种实践并非个人的实践，而是长期革命历史中，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毛泽东思想不是个人智慧的结晶， 更 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是毛主席在 无产阶级 革命的实践中，对千百万人民革命实践总结的结果 ，是检验结果的真理升华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 作为 后来者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去获得真理，更不可能通过个人或集团的实践去验证真理。然而，我们 确实 能够通过对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去认识真理并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对个人，可以通过认真看书学习，学懂弄通真理，通过学习研究前人的实践总结，也能够认识真理。真理的产生和检验是一件事儿，真理的学习和认识是另一件事，这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但决不能将其混淆。 　　

　　

文章举了个“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的例子。他认为，由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新元素”这样的事情，发现“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才证明了“化学元素周期表”是“真理”。这样的论述，否认了该理论完全建立在前人大量实践基础上的事实，否定了该“真理”的客观性和实践性。事实上，当时人们已发现了63种化学元素，这为找寻化学元素间的规律提供了条件。为了揭示化学元素之间的关系，门捷列夫大量阅读化学论著并搜集大量的实验数据、实验方法和各种观点。“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揭示的化学元素规律性的基础是来自实践， 但并非完全出自他个人的实践， “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 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而绝 非 出自 个人 的 天才预测。 有人怀疑也好，反对也罢， 不会因人们认识水平和能力的差异而改变。即便没有发现新元素，只要没有客观证据，无论什么人 的 质疑 和否定 ，都不能 推翻 正确理论客观存在的真实。新发现是认识真理的实践而非“真理”被证实的标准。在人们的实践能力还达不到发现新元素的情况下，“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是以实践为基础揭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非出自天才拍脑袋的预测。因此，不存在“新发现”证明预测是“真理”的事实。 　　

　　

化学元素周期表建立在前人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并认识化学物质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即便暂时未发现新元素，也不能说元素周期未经实践检验的是错误的。即便之后在新证据探索过程中，发现已有理论缺陷，新的证据的探索过程，也只是整个理论体系完善和向真理迈进的过程，决不能作为已有理论未通过实践检验的证据，不能得出以往人们的实践探索是错误的结论。真理的客观性并不依赖于人的认识水平和人的实践能力（尤其是个人的能力水平，因此无论是“有人同意”还是“有人反对”，对理论（或真理）性质没有决定作用）。学习前人实践的结论是后来者所必须的，结论的正确与否不能以自己主观判断为依据，也决非一定要通过 个人的 亲 身 实践去证明，前人的理论是否源于实践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才是关键。 由于时代的发展，客观条件的改变，无论又有多少新发现、新贡献，只要未能颠覆 理论的 基础，所有一切 成就 都只是对前人理论的完善，都是迈向真理其中的一步。这正是绝对真理的必然之路。文章作者口口声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天才论”，看来只不过是个幌子。实践在他眼里只是检验天才大脑创造出来的理论或预言的标准，只被他当作检验的工具，而非发现真理的源泉，更非走向真理的必有路。 　　

　　

即便是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客观现象的情况下提出“假想和预言”，也必须以大量实践和客观事实为前提。“假想和预言”正是人类智慧和探索精神在社会实践中的体现和反映。正是这种实践精神和探索态度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假想或预言”可以突破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建立新理论，但这必须要符合揭示客观存在的真实。由于只是理论上的真实，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在理论上提出质疑 。 然而，假想不能否定假想，无论求证还是反证都要在实践中产生，证明或检验要以实践为基础并在实践中进行。正确理论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过程，就是正确理论产生的过程。试图将其割裂的做法，不是出自无知便是出自阴谋。 　　

　　

大量引用革命导师语录证明自己观点是作者最熟悉的手段。而文作者自以为傲并最为得意的地方是 被他 认为 “ 革命导师坚持实践自我检验 ” 的那些例子。然而，即便是被胡福明引证《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使得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修改。但这并不是《共产党宣言》被实践检验的过程。 　　

　　

首先，人们对人类 史前 社会的认识 只能证明而 无法再去实践。其次，胡福明 只提供了恩格斯根据 摩尔根结论 而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完善， 并没有提供恩格斯再对摩尔根结论进行实践检验的证明。如果按照文作者的观点，恩格斯直接使用他人理论成果便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修改，岂不提供了一个恩格斯违背 了 唯一检验真理 的 标准，把现成理论当作真理直接使用的例子。然而，《共产党宣言》的产生恰恰来自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和总结，社会的实践性是真理产生的基础，也是真理完善的源泉。至于根据摩尔根的研究结论，充实和完善《共产党宣言》恰恰是真理来自实践并在实践中完善的过程。这并非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历大工业发展以及巴黎公社实践后得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非什么实践对真理的检验， 也 同时是真理在实践中产生和完善的例证。按照评论员的真理检验说，真理的产生来自人的天才，因此，要在实践中检验天才理论是否正确。世界观决定了评论员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在评论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时存在同样的毛病。 　　

　　

不清楚是作者的思想混乱，还是由于影射使得言不达意。文中常常把真理、理论和言论混在一起。在“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的段落中，每当谈论真理标准时，就会出现真理和理论之间的跳跃。真理和理论虽然同样以实践为基础，但他们之间却有着根本的不同。理论有正误之别，也存在过时和假想，理论以实践为基础产生，同时也要在实践中识真辨伪。理论的正确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理论也肯定是实践中产生，正确理论出自具体问题的发现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尽管如此，正确理论并不等同真理。就如同太阳之伟大，和宇宙的无限相比 仍 显渺小。生命最基本的单位是细胞，但细胞并不等同于生命。绝对正确，趋向终极却永无终点 ， 是真理绝对性的基本特征。 　　

　　

至于一句话和一个评价，离开了当时的对象和环境谈论其正确与错误显然是毫无价值的。离开特定对象和环境，对某人、某句话是否正确下结论，本身就是种荒谬行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的作者们却在故意混淆理论和真理之间这种泾渭分明的界限，也在混淆理论和言论之间的差别。有一种说法“文革期间是以“最高指示”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家口袋里都装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随时可以拿出来对照”。有人将这种现象和“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相联系，完全是出自心理的 阴暗 。不排除 当年 有人这样做是出自荒 唐 ，但也不能因此而认为多数人不是 出自实践的 真诚。谁能说这种错误的做法不是一种笨拙、幼稚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行为？若无幼稚的经历，何来坚定和成熟。然而 ， 评论员痛批“句句是真理”的同时，又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大量引用马列毛语录，显然不是出自笨拙幼稚的 “ 理论联系实际 ”的 尝试。 　　

　　

真理的“发展”和真理的“与时俱进”，是修正主义惯用伎俩。修正主义者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所谓新形式、新问题否定真理的实践性，用新方法和新理论来代替真理客观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有这样的表述“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和理论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是有个新的结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是真理。”从文章的表达看，由于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化产生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研究之后，先提出新观点和新理论，再用实践来进行检验。然而，这是一个什么实践？是谁的实践？这个实践又是怎么去检验新观点、新理论的。文章作者全部回避了。作为马列主义 在 完成指导作用后显然没用了。经新实践新标准检验的这个新理论、新观点，才能解决新事物和新问题。无论何种理论指导，也无论如何检验，凭主观臆断想象出 的 新观点、新理论 ， 照样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文章论述列宁的帝国主义阶段新理论的同时，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的一个产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仍然正确，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使列宁主义得以产生，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列宁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是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过程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产生、完善并经受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虽然在批判林彪“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言论，然而，他自己却将言论和真理划等号。在他文章中大量引用革命导师的言论，不知道此时他是如何用实践检验了马列毛的这些言论，又用马列毛的言论 来 证明自己的话也是“真理”。而且即便是他的批判，也仅仅是指向“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却回避那些从根本上背叛、修正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和行为的反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真理来自实践是一个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否定了真理的实践性也就否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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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录： 　　

　　

[1]、《实践论》 　　

[2]、《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3]、《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4]、《学好文件抓住纲》 　　

[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揭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作权问题争论 　　

[7]、作者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经过 　　

[8]、《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作者写作时已准备坐牢 　　

[9]、解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谜 　　

[10]、《“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2008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