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兵临城下吗
货币战争兵临城下吗
“何止兵临城下，货币战争都已经打到中国肚子里来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危机感与众不同。
2007年12月12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人民币在“保尔森效应”带动下，连破三大关口，12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达到7.3797高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始于2006年9月。每一次对话，人民币汇率都成为牵动整个对话的核心。
早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便顶住了货币贬值压力，成功狙击国际投机资本淘空中国的图谋。危机结束后，东南亚国家迅速陷入萧条，马来西亚甚至对危机始作俑者——国际资本大鳄索罗斯发出通缉。而中国由于坚持固定汇率制度，成功躲过这场劫难。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发动机，对外贸易顺差迅速扩大，外汇储备激增。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惊呼，全球贸易因中国而失衡，它们表现出对中国汇率制度的强烈“关怀”。
面对跃跃欲试的国际热钱，中国政府始终警惕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前车之鉴。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不高，一旦人民币升值过猛，出口企业无疑将面临灭顶之灾。但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升值可以促进企业升级改造的紧迫感，这对强调了多年的产业结构升级反而有好处。
过程决定一切。中国自身及其国际上的大部分观点也看到了人民币升值趋势，主张人民币升值应该采取渐进策略。
在货币问题上，中国始终顶着压力前行。
人民币突围
本刊记者 冯淑娟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此刻或许正在为一件事窃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已正式宣布，2008年“两会”后将“完全退休”。这样，在中美经济领域的谈判中，他将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或许，对于这位“铁娘子”的隐退，保尔森还心存几分遗憾，他曾在公开场合称赞她是“魅力天成”。但另一方面，保尔森也深深体会到：几年交道打下来，这位铁腕女人给美国带来的麻烦太多，她“铁性”十足的谈判风格让美国人头疼。
他当然希望，中国换上来的下一任谈判对手，是一个性格不那么强硬的人。不过，他也知道这并不是件容易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外交水平的提高，中国的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强势。
连中国自己的媒体新华社，都开始在文章中使用这样的大幅“中国政治家正在世界面前硬起来。”公开在媒体上承认国家领导人强硬，这样的事以前在中国并不多见。
其实不只保尔森有这样的感觉。来自欧盟和日本等国的谈判者们都发现，虽然近期他们连番轰炸似地对中国施加压力，欲强使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升值，并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得到的回答却大多是NO。
西方国家终于意识到，中国确实已今非昔比。国家领导人敢于挺直腰板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国力的日益壮大，经济的日渐强盛。
这就使他们更加惶恐。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跻身世界之林，是列强们最不愿看到的。
被围困的人民币
2007年12月12日，星期三。
距北京不远的河北省香河镇，中信国安（爱股,行情,资讯）“第一城”。
在这个豪华的旅游地，风尘仆仆从美国赶来的保尔森，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对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双方各怀心事，再次坐到了谈判桌上。
据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当天，有两辆极品宝马汽车在“第一城”外的环路上顶头相遇。两车各不相让，整整对峙了一个多小时，前后堵住了数百辆参加相关会议的高档车型。最后还是警察过来解围，才有一方让了步。
中国和美国像极了这两辆“顶牛”的宝马车。双方在经济上的对峙已长达数年，最后终于有一方慢慢退却。而这退让的一方，几乎每次都是中国。
美国一直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升值不够快，并对此耿耿于怀。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美贸易顺差2006年达到1442亿6000万美元，而美方的数据则更是高达2330亿美元。
2007年1-6月，中方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达到739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1127亿美元的66%；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为1175亿美元，占美国同期全部贸易逆差3745亿美元的31%。
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谈，是第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两次对话，分别于2006年12月和2007年5月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
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共同倡导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济领域的最高对话。话题涉及中国汇率政策、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等。此次对话，美国政府又增加了一个新要求：希望中国加快开放其严格控制的资本和金融市场。
保尔森敦促中国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严格控制，并希望允许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更多地介入中国资本市场。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在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以使中国商品更显便宜，并使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开幕式上，保尔森谈到对中国继续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政策的希望，认为面临通货膨胀上扬、资产泡沫积聚，以及可能的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对于中国的现在尤为重要”。
耐人寻味的是，此言一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创汇改以来新高，单日升值幅度达到150个基点。
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吴仪在开幕式致辞中的讲话颇具强硬色彩。“对话胜于对抗，协商胜于指责和施压”、“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坚决反对”、“将两败俱伤”等硬朗的词句，表达了中方在处理中美贸易分歧中的原则立场。
而且，针对美国长期以来对人民币的施压，中国代表首次进行“回击”，在对话中表明了对美元贬值的担忧。
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正威胁到中美欣欣向荣的双边经贸关系，对这一点，吴仪和保尔森没有分歧。但双方的不同观点在于：都认为对方应为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上涨负更大责任。 中美对话之前，中国刚刚拒绝了欧盟加速人民币升值的要求，表示将在加强汇率弹性政策方面，继续采取渐进的政策。
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后，欧盟指责中国人为操纵汇率，压低人民币对外比值，达到稳定出口增长的目的，由此造成中欧贸易不平衡。据统计，中国对欧洲贸易顺差2007年预计增长30%，达到1700亿欧元。
继欧盟与美国发出通牒后，日本财长大田泓子也督促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
中国领导人则表示，中国希望国际贸易更趋平衡，但不会在货币问题上采取过激行动。被猜测即将升任商务部部长的陈德铭称，商务部从来、现在和将来都不反对人民币升值，但是反对过快升值。
“所谓过快升值，就是不符合国情和承受能力的升值，人民币今年以来升值达到6%，已经够快了。”陈德铭指出，要求人民币升值越快越好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把减少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寄托在人民币升值上，在经济学原理上也是不科学的。
“人民币过快升值会造成中国经济波动，对全球经济并不是利好消息。”他说。并表示对美元贬值担心。自2001年开始，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不断贬值，到现在已贬值40%。
据悉，美元持续贬值，会造成石油、黄金等世界战略物资的价格上涨，对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企业意味着财富的减少。而中国的外汇储备今年预计突破1.5万亿美元。
贸易分析专家认为，中国目前正遭受国际上的广泛谴责，人民币升值问题是招致指责的主要原因。
通胀下的战争鼓点
近一段时期，有一本金融方面的书在中国被炒得沸沸扬扬，书的名字叫《货币战争》。 在众多经济学家眼里，这本书只是把一些历史性事件，用讲故事的手法串在了一起，内容有些牵强附会。不过，大家公认的是，这本书的最大贡献，是激起了国人对金融领域和世界经济的关注。
“中国真正了解金融的人不多。即便是中央领导层，大部分人的金融知识也少得可怜。”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向松祚对《财经文摘》直言。
那么，中国有没有进入“货币大战”？人民币真的被围剿了吗？对此，经济学家们各执一词。有的说对手早已钻到中国肚子里来了，后果相当可怕；有的则抨击说，所谓的“战争论”和“阴谋论”，纯粹是子虚乌有。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引起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关注。而且，在重重压力下，人民币随时面临着升值的可能。
对于“人民币升值”这样的字眼，大多数中国百姓并不理解其真正的内在含义。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能感受到的，是生活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腰包也比以前鼓。当然，周围有钱的富人也越来越多了。
一些人很快发现了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就是去国外买东西比以前更便宜。比如在香港商店购买首饰或者化妆品时，店员一般都主动提醒大陆去的游客使用银联卡，“这比花港币要便宜许多。”
由于港元是实行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汇制，美元贬值，港元也只能委屈地跟着受拖累。这使两年下来已升值10%的人民币，相比之下占了上风。
可另一方面，人们发现国内的物价也涨得很快。中国目前的物价上涨速度，已达到十多年来的高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如猪肉、禽、蛋的价格骤升，让一些人紧张和警惕起来，尤其是那些城市贫民和广大的农民。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关注起自己原来并不熟悉的这个专业性金融词汇——CPI。2007年下半年，中央政府不断公布的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一直在6%以上高位徘徊，让经济学家们十分担心。
CPI是衡量通货膨胀高低的主要经济指标。在中国历经数年的通货紧缩后，这个指标居然亮起了红灯，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震惊。这也使得一介大国的总理亲自过问起猪肉的价格来，普通百姓更是个个绷起了神经，紧盯着物价指数变化。
欧盟官员认为，中国的通胀水平已居于历史最高水平。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中国通胀的压力，减少中国对外贸易顺差。
而同时，有些城市居民还开始感觉到另一方面的变化。
“我2003年在银行里存了1万美元，可现在美元越来越不值钱了。当时是1比8.4换来的，现在比率只有7.3，不知道以后还会下跌多少。”来自北京的董先生叹口气，对《财经文摘》记者说。
从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汇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10%以上。虽然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改变外汇政策并非中国的首选，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直没有消退。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还在不断进行施压，敦促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
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快速升值，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不一。
乐观者认为，人民币不怕升值。理由是，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通道中，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连续几年上涨，通胀的压力很大，而升值能够缓解通胀压力，有助于更廉价地利用国际资源。
反对者则认为，升值将为中国带来“灾难性影响”。理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升值人民币必然对经济和社会带来强烈冲击，甚至会使不断被国际势力抵制的中国出口雪上加霜。
说货币大战已经降临或许为时尚早，但宣示战争的鼓声正日渐逼近。
热钱背后的泡沫
中国对外开放较晚，但打开大门不久，很快就目睹了邻居们相继遭遇的经济危机：先是日本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全盘接受了美国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催化了严重的经济泡沫；然后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有的受牵连国家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日本本质上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其外交和国际战略很大程度上依附美国。所以，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受到美国影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则有其深刻的内外因。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一夜之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
据说，这一场危机，导致东南亚各国叫苦不迭，一些国家经济倒退20年。金融大鳄索罗斯却从中净赚20亿美元。
外资热钱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危害，令人不寒而栗。热钱涌入时，可导致经济泡沫出现；一旦热钱撤出，国家的血液便将被抽空。这就像孙悟空钻进敌人的肚子，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只能任由他随意折腾。
经济观察人士估计，这些所谓的国际热钱，现在正潜伏在人民币周围，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一旦有机会，大量外资便兑换成人民币进入，炒高楼市和股市，压迫人民币升值，然后再抽身脱逃，迫使人民币贬值。
年底前的股市低迷，便被部分人士看作是一部分热钱出逃所致。中国海关、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增长的外汇储备中，有1209亿美元无法准确地判断其来路。
某证券业人士认为，海外热钱正发力狂炒中国的金融和地产。“当人民币升值到他们的预期之后，海外热钱就会携卷巨额利润逃离中国，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市场的巨幅振荡。”
目前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华盛顿政府对市场投机资金是全力进行默契配合。据分析，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投机资金，恰如神话中的哼哈二将，一个在市场上炒作，一个从政治上施压，最终目标是获取中国的巨额财富。
虽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实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中，目前进入中国的游资还不足惧，然而，几百亿美元的短期资本如同一群饥饿的蝗虫，为了寻求高额利润而在市场上四处流窜。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和安全，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威胁。
对尚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热钱所带来的问题更具危险性。因为这些短期资本瞄准的，都是所谓的虚拟经济——房地产、股市、汇市，而非实体经济，比如制造业。
中国已经开始放开国内的股票市场，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行数额有限的投资，现已将投资额度提高了两倍，至300亿美元。政府还承诺重新开始批准证券行业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的申请。
但是，其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被逼迈出的。
这对一个“未设防”的国家金融体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国官员最近似有懊悔之意，已经在公开场合表示为金融改革步伐太快感到担忧。美国刚刚发生的次级债风暴，更加重了他们在这方面的顾虑。
财政部一位官员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其在金融改革方面的工作。有人分析说，中国害怕重蹈日本《广场协议》的覆辙，这个协议正是上世纪引起日本经济一度崩溃的导火索。
外界担心，中国可能不会履行有关批准更多证券合资企业的承诺。而保尔森却把握十足地肯定，中国不会放弃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改革，而且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兑现所有承诺。
据预测，金融领域改革步伐的加快，有可能使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冲动”升温，从而加剧中国的流动性泛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西方国家惯于将内部经济压力转嫁到外部。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S. Roach)在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在贸易政策上，美国的政客们总是习惯于找替罪羊。典型的“华盛顿方式”是：把对方打下去，都是别人的错。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花旗银行副董事长费希尔的看法是，金融系统恰恰是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
为此，有经济学家提醒说，在金融管理方面，中国还是应以风险控制为主。现在世界经济周期正走入尾期，千万不要冒太大的风险。
借钱花钱的陷阱
众所周知，美国的经济实力全球第一。美元响当当的强势地位，使其成为几乎等同于黄金的硬通货。
所以，当有人说，美国其实都是在借钱花钱的时候，恐怕谁都难以相信。然而，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想透露给人们的事实。
根据这个说法，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有一部分因素来自于美国的借钱花钱。去年，美国外贸逆差达到8600亿美元，这些钱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资金。它们流入发展中国家，引起这些国家的股市、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利息下降。
但是，资金的流动就像河一样，是不可能停止的。这个巨大的资金流最后又流回到美国，换成了美国的国债。
因为涉嫌批评印尼而被摩根士丹利炒鱿鱼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其主要观点就是：“万亿外汇储备不是中国的钱。”他认为，这些钱都是国外流入的投机资本，对中国经济存在极大的威胁。
美国人离不开“中国制造”，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人甚至认为，是13亿中国人，在支撑着美国3亿人的生活；反过来，美国购买中国商品，又将债券卖给中国人，也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按照这种说法，一旦哪天美国停止借钱花钱了，整个资金链条就断裂了，中国经济也就被带入黑暗中。
如果真是这样，两家应该是鱼和水的关系，因为双方都维系在这条资金链上。而事实却是，美国政府一直在强势压制中国，并不断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相要挟。2007年9月下旬，美国160家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甚至写联名信，要求美国国会对华贸易制裁。
身处广东省东莞市的张女士，十分担心中美贸易关系恶化。她是一家服装厂的高管，工厂生产的成衣全部出口美国。当得知中美已展开三轮战略经济对话后，她十分不解地问：“美国人离不开中国制造，为什么还老找中国的麻烦？美国人想让人民币升值，不理他们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谈？”
张女士不知道，她所困惑的，恰恰也是中国政府最感头疼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逐步放开，中国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麻烦：外资对中国企业的恶意并购事件日渐增多。
并购本是企业发展的正常扩张途径之一，然而，在中国低汇率的背景下，外资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并购却是十分不对等的。“中国企业的资产被严重低估了。”不只一位经济学家发出这样的警告，有人将此形象地比喻为“贱卖国有资产”。
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的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已达到其GDP的137%，英国为140%，日本为105%，加拿大为133%。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109%，而非经合组织的高收入国家则平均达到193%。
“金砖5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中剔除中国，剩余4国的这一比率也达到83%。相比之下，中国35%的比率，恰恰显示了企业资产被严重低估的状况。
“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过几年再看看，企业都被国外资本并走，我们的经济命脉甚至政治命脉都已经控制在人家手里了。”一位投资业人士遗憾地对本刊表示。
比较典型的是2006年的凯雷并购徐工案。这一具有标杆意义的并购案，引起各方面的争议，以至于惊动了国家有关管理部门。除了因为其是典型的“斩头”并购外，资产被严重低估也是重要原因。
“政府不应该把精力放到所谓的反围剿上，而应该去帮助企业升级换代。劳动力价值太低的企业，不可能有动力去升级换代。这将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博士告诉《财经文摘》。
不能升级换代的结果，就是中国的产品只能打“低价”牌，出口的都是低附加值、低成本产品，同时在高科技领域缺少竞争力，只能受制于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也有同样的感受：“只有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增强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才能强大。必须给企业留五到七年的时间，让企业在升值压力下改变战略，提高技术。”
理性看待升值
本刊记者 杨政文
近年来，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的鼓噪声不绝于耳，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货币大战”仿佛愈演愈烈。
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发表文章《中国的廉价货币》，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登出《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威胁论的升级》。后来，日本政府官员开始在不同场合下力促人民币升值。
于是，人民币升值—灵活自由的浮动汇率与“中国威胁论”结合在一起。
2003年6月和7月，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先后表态，希望人民币更具有弹性。同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杜伊森贝赫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加入人民币升值论的大合唱中。
在美、日、欧发达集团的联合压力下，人民币升值压力骤然紧张。尽管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汇率改革方案，人民币开始对外升值，但此后，中国的升值压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沉重。
2007年年末，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平衡国际贸易为由，继续对中国施压，人民币汇率再起波澜。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战略？围绕这个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向松祚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狼来了？
究竟应该以什么心态看这个问题？
汤敏认为，如果以防御心态被动看待中外货币之战，发达国家就仿佛大兵压境，都在围剿中国，好似“八国联军”又来了。
汤敏从自己倡导的积极心态去审视人民币问题：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世界经济发展正发生巨大的变局，人民币汇率离不开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
“中国现在已经同满清时期完全不一样，不是大兵压境围剿中国，而是中国的产品打进了全世界。中国与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存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贸易顺差。相比来看，是它们的经济在衰退，处于危机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1%。所以，我们现在是强势，恐慌的是它们。”他从中外经济对比的角度分析认为。
现在，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处于次债危机和通货膨胀两难之中。汤敏觉得，在这种焦头烂额、进退两难的困境下，美国和欧洲在内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往往会抱怨别国，把希望寄托在外部。
从中国自己的角度看，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热钱流入、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出现苗头等。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将原因归结为是外国在攻击中国。
“如果大家都抱着这个态度思考、处理问题，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重新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的状态。美国其实在‘一战’和‘二战’期间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汤敏看待此问题的态度十分开放。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核心的经济信号。汇率是不同货币的价格。一旦汇率扭曲，需要大量政策加以修正。汤敏认为，现在出现的流动性过剩，以及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归根结底都与汇率有关。需要反思一下，长期以来汇率制度的不合理，对中国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升值之辩
向松祚也不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外国的阴谋，但他的态度是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基于其战略考虑。有人认为我鼓吹阴谋论，我现在要澄清的是，这不是阴谋论。”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有各自的战略和策略。很多迹象表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动力之一，是源于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
向松祚分析认为，压迫人民币升值，可以削弱中国进军国际市场的动力，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下，许多企业因汇率升值出现经营困难。中国应该妥善应对。这其实和两个企业的竞争是一样的道理。
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最早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规律。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汤敏的观点相近。
1994年，杨帆就判断出人民币有升值需要：“这十几年来，经过无数论战，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当时1∶8.7已经超贬。同时研究发现，中国的实际汇率在上升。”
实际上，人民币的上升之旅开始，起点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贬值。这一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拢，由上一年的1美元兑5.80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33%。
从那时起到去年末，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情况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1999年以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升值分别为18.5%、39.4%和62.9%。
在杨帆看来，其实人民币升值已经晚了。至于人民币为什么迟迟没有升值，他的看法是：“主要是因为出口集团利益干扰，出口导向战略和僵化的政策思维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升值的阴谋不在美国，在中国。中国出口利益集团造成了这个结果。”
“1994年以后，这个利益集团不行了，但他们不断对汇率政策形成干扰。比如1998年继续鼓吹人民币贬值，当时我却是力主人民币坚挺。那个时候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人民币和港币能贬值吗？”谈到这里，杨帆显得有些激动。
谁为“全球失衡”负责？
而向松祚从2005年起就一再表示，当时采取升值的政策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因为现在升值幅度还不到10%，许多出口企业已经叫苦不迭。
“假若升值超过20%，出口企业之困难绝对无法避免，出口必定下降，失业问题将非常严
重。谁为中国承担损失？为什么要中国承担所谓调节‘全球失衡’的责任？”
谈到这里，向松祚显得忧心忡忡：“升值到一定程度，升值预期必定逆转，国际投机热钱必定大规模从中国逃离，人民币将开始大幅度贬值。中国有可能立刻陷入金融危机、高通胀、低增长，我们就很难再有机会实现持续高速增长。”
投资者或投机者真的相信人民币会持续升值下去？会永远持有人民币资产？对这两个问题，向松祚认为，资本套利或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向松祚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分析，结论是人民币根本不应该升值，来自外部的升值压力必须顶住。就现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来说，并不支持人民币升值，如果硬要强升，升值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掉头向下。
现在中国还没有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向松祚的观点是，在现阶段，从根本上来说，固定汇率是中国最佳的货币政策，就不应该允许汇率浮动，否则对经济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小步慢跑
中国对欧洲的顺差已经跟美国十分接近。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1至9月，中国贸易顺差总额为1098.5亿美元，其中对欧盟顺差623.4亿美元。汤敏表示：“人民币升值与否，升值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实际上更多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判断。不能简单认为，只要是外国叫我们做的，一定就是不好的。至于升值速度，那是另一回事。”
杨帆也认为有个速度问题，升值不能太快。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利益不会带来坏处，反而有好处。人民币即使升值到1∶6，都符合经济规律。
杨帆建议，人民币一年升值一元或者七八毛钱都可以。“今年1∶7，明年1∶6，这个过程如果拉得再慢些更好。到1∶6再坚持一下，不要再升。美国要求尽快升到1∶4或者1∶5，这太过分了。这里就有阴谋了。”
但随着外国压力加大，“人民币估计挺不住，很快会到1∶5。”这是让杨帆最担心的。
有专家表示，在货币问题上硬顶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中国现在已经顶了四五年，但如果不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就很危险。
所谓大幅度是指多大？专家们并没有一致意见。
反对升值的向松祚比较说：“美国认为至少升值35%；IMF认为要升值到5.5；社科院研究员余永定说采取‘试错’，先大幅度升值一次，不行再来；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说还有20%的空间；还有人说应该升值到4；最突出的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他说应该升值到2。我们到底相信谁呢？仅此一点，说明升值在逻辑上大有问题。”
汤敏建议，中国应该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机制，所谓灵活，应该是既能升值也能贬值。一旦中国经济发生问题，也可以很快贬值。这才是中国需要的汇率机制。假如中国楼市、股市大跌，就可以迅速让人民币贬值，在经济好转后再升值，从而保住自己的经济利益。
至于中国何时采用完全浮动的汇率政策，汤敏感觉时间不会太长。
“或许10年，也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能实现。但要等到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以后才能实现。开放资本账户其实目前已经不断取得进展。与此同时，汇率制度也要求越来越灵活。只要中国经济在宏观上保持平稳，开放资本账户问题不大。”
杨帆特别强调：“人民币在升值期间不能搞自由兑换，谁搞谁就是国家的罪人。”
中国式广场协议
本刊记者 杨政文
最近，美国、日本、欧盟纷纷要求人民币迅速升值，中国面临的压力骤然增大。有人将这种情况与当年的“广场协议”类比。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
2007年11月16日，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上海发表演讲，谈到“广场协议”时，郎咸平认为：“当时日本政府签下了协议之后，就很显然落入了美国的圈套。道理很简单，日本政府签字，说明日币即将升值。那么，全世界的国际炒家都会去买日币，因为他们赌日币升值。”
对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有自己的观点。他说，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长期萧条，是由于日元升值太快，同时与升值后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有关。
比如货币政策，日元升值后为了减缓升值压力，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发货币，从而造成大量热钱涌入股市和楼市，使经济泡沫越吹越大。
“日本经济的主要教训不是日元升值，而是资产泡沫化倾向过于严重。”
通货膨胀分为两种，一是实体经济通货膨胀，二是资产通货膨胀。在增发货币过程中，日本政府对通胀问题缺乏认识。表面上看，发行货币并未造成实体经济通货膨胀，但问题转移到了资产通胀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认为，日本“广场协议”同中国现在升值的性质不一样：“日本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泡沫经济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强调的是货币升值预期过快。其中，‘广场协议’起到的作用很坏，因为日元升值是在签署协议之后。在各国政府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升值预期骤然强烈。‘广场协议’搞垮了日本，使日元升值四倍。”
在杨帆看来，日元升值是国家间的直接博弈，不让日本启动内需，使其走上泡沫经济道路，美国和英国是有意这样做的。“我们现在经常数落说，这是日本脱亚入欧、跟着美国跑的结果。中国是独立主权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日本到现在连独立主权都没有，不过是美国的半殖民地。”
汤敏分析道，日本没有考虑到的是，资产型通货膨胀，同样也能对一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而德国在同时期没有犯日本这样的错误，避免了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的困境。”
“日元升值后，日本采取了一些错误政策，放松住房贷款，采取‘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但中国要升值到1∶5，也不过才40%。五年时间升值40%，对中国来说是可以承受的。”杨帆说。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与日本“广场协议”签署前很相似。但归结到人民币该不该升值的问题，杨帆认为，这是人民币升值在时间上拖得太慢的结果，导致中国失去主动性。
他表示，日本当时是泡沫经济时代，钱实在没地方可去，多余的钱自然跑到股市和楼市上去。这是日本经济学家自己说的。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的内需基本没有启动。“原来我主张人民币升得快些，但现在压力太大，我看还是升得慢些好。如果早点升值，预期也不会这么强烈。”
杨帆分析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启动内需，而当时日本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一连串的错误下，泡沫破灭造成的巨大危害体现出来。在主权和内需的支持下，中国的经济泡沫表现形式与日本不尽相同。
“即使崩盘又怎么样？只要利用好资本市场，那时候中国自己的企业发展起来了，还担心什么呢？一般来说，历史都不会重蹈覆辙。你在这个地方栽跟头，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栽，但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栽。”杨帆说。
泡沫之患猛于虎
本刊记者 杨政文
海外热钱汹涌，国内资产价格虚高。人民币升值预期，使价格高企的股市和楼市创造了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神话。但繁荣的背后，泡沫威胁却成为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人民币升值预期，造就了中国股市和楼市的两市繁荣。上证指数从2007年初的2728点，最高冲至6164.04点。截至12月21日，落在5101点，涨幅接近2倍。据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2007年11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5%，创下近两年房价增幅的新高。
被动升值吹大资产泡沫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仲大军指出，目前美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这种做法便是政府对市场投机资金的密切配合。“西方国家的政府与投机资金恰如哼哈二将，默契配合，一个在市场上炒作，一个从政治上施压，最终目标是获取中国的财富。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晚了，如果早在四年前适当升值，也不至于被外部热钱炒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认为，在升值过程中会有泡沫经济问题的出现，股市和房地产都会出现高潮，“中国股市要涨到2013年，到点左右都不算泡沫。房地产在一些中等城市至少还有两三倍的上涨空间。北京若控制得好，七年后恐怕不止再涨一倍。”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人民币坚挺的战略，外资狙击中国资本市场的图谋失败后，不得不离开中国。2000年，国际资本又开始返回中国。
杨帆分析说：“他们看到俄罗斯不行了，而且都知道中国要崛起了。这个时候，美国搞了一个阴谋，或者叫索罗斯阴谋。他们达成北京共识，准备到中国来，先把中国股市打垮，让股指下跌50%，把牛市打成熊市。”
2003年9月中旬，上证综合指数击穿900点大关。“这个时候，在我们低估股价、低估国有资产的前提下，他们购入大量中国资产，然后，中国这轮特大牛市开始。”
人民币升值节奏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成为资产泡沫危害是否加深的关键因素。“加快升值只会让外资大量进入中国楼市和股市，都涨到天上去，然后崩盘。他赚钱走了，我们完了。这怎么能行？”
如果中国在泡沫问题上认识不足，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汤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举例说：“比如楼市，事实是大量居民买不起房，少部分人买很多套。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打压政策，奥运期间再涨一倍的可能性太大，这样的房价能不崩溃吗？”
“楼市上涨的结果是股市上涨，如果股市在点甚至点再垮掉，会造成什么后果？对那些有能力购买多套房产的投资者、房地产商，以及那些杀红了眼的股民来说，他们自然不愿意看到目前中央的打压政策。”
“升值预期综合症”
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经济过程。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向松祚将此概括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症”，他认为，这是造成资产价格严重泡沫的主要原因。 现在，中国银行（爱股,行情,资讯）体系的健全，主要依赖于资产价格的走势。资产价格泡沫一旦破灭，中国金融体系之稳定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在资产价格泡沫涌动热朝中，绝大多数企业参与炒股，“赚快钱”心理扭曲了中国企业决策行为。于是，“市值崇拜”开始影响中国企业家之心理：“老子天下第一”和不切实际的幻想，笼罩在许多人头上。
“热钱爆炒资产市场，让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和地区差异更加严重：中国经济“拉美化”现象不容忽视。“向松祚警告说。
现在，流动性过剩已成为最热门的经济词汇。尽管天天在高呼流动性过剩，创业资金和创新资金却依然缺乏，中小企业贷款依然困难，甚至更加困难。资金分配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向松祚的观点十分鲜明：“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全球投机热钱太多。对中国来说，需要的是长期投资资金。热钱大量涌入中国，只会造成经济极度不稳。”
历史经验证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热钱过多将是灾难性的。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当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是非常痛苦的教训。
向松祚警告说，不能再让热钱炒作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了。“不信你看看，现在的中国股市，被套牢的不正是中国自己的散户吗？”
让泡沫为我所用
杨帆认为，现在，中国资产泡沫不算高。只是涨得快了点。
对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判断，杨帆表示自己听不懂。他认为，中国经济没有过热，也不存在流动性过剩。中国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有多少钱进来都不怕。现在主要是中国的机制不好，市场容不下这么多钱。这叫相对过剩，而从绝对量上看，不存在过剩的问题。中国在扶贫、环保和技术升级等方面都需要钱。由于市场容纳不下，外国资本来了便去做股票、房地产。
他建议，中国要利用这一轮大牛市，通过上市公司和印花税，把钱集中到该做的领域。当然，这个过程应该顺势而为。
“股市可以涨快点，楼市慢一点。中国应该加快上市步伐，让一些好的公司上市，从而将虚拟价值真正转化成物质生产力，或者马克思所称的使用价值。现在马上要上创业板，大量企业都要上，把社保基金做平准基金，就是有泡沫也不怕。利用好了这个泡沫，股市从1000点涨到点，甚至点都没有什么问题。” 杨帆分析说。
美国成功利用股市发展新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崩盘，也只是企业股价下跌，但企业强大了。“个人买股票赔钱那是活该，谁让你买的？”杨帆笑着说，“这样，我们可以让投资人，包括外国人来埋这个单，让他们去承担风险。”
金融开放悬疑
本刊记者 杨政文
2007年12月13日，中美两国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发布的一份联合情况说明中表示，双方就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加强合作达成协议。
按照协议，在政策评估结论的基础上，中国银监会届时将就外资持股比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依据相关审慎性规定，中方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以及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允许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债券。
早在一年前的2006年12月11日，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就已被全部取消。
一年来，外资行在中国境内的业务发展迅猛：17家外资银行申请转制成为法人银行，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除重点布局一线城市外，外资行还将战线延长到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市场。
涉及到金融问题，人民币升值和中国金融开放成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核心内容。
把握节奏
金融市场的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关专家认为应当把握好节奏。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向松祚指出，从原则上说，开放金融市场没有问题。但中国在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国际政治现实。
近年来，以人民币升值为借口，迫使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成为美国一大战略。但过多重视和依赖金融对外开放，中国却忽视了金融对内放开和国内金融体系的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认为，在开放金融市场方面，没有必要受制于美国，“既然中国承认要升值，美国也不能漫天要价。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主张受制于美国的压力。美国有很多地方需要中国，它在伊拉克已经死了多人，在中东抽不出身来。我们怕它做什么呢？”
经济竞争是一个相当残酷的过程，谁占据了产业链高端，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向松祚设想：假如中国银行（爱股,行情,资讯）体系都被外国资本控制，那么它将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产业发展，将所有产业的高端利润全部拿走，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能控制政治走向，使中国永远沦为别国的打工仔。
他的看法是，开放金融市场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开放，必须慎重研究相关步骤和开放程度，并配套相应监管措施。
只有占据了产业链高端，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向松祚解释说：“在这个过程中，开放金融市场应当十分慎重。中国当前必须做的是，管理好热钱的同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吸引产业投资，而不是急于开放资本市场。”
对等开放
现在，QDII和QFII成为股市的热门话题。国外也有声音说，市场开放是相互的，中国人能到国外投资股市，海外投资者也可以进中国市场。
“但是，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有能力投资国外股市？”向松祚对此不以为然。
中国股市规模、监管水平和流动量，根本无法与国外相比。随便国外一个基金到中国股市炒作一下，就能弄得天翻地覆。华尔街和伦敦股市规模来看，国际资金大量炒作危害不大。因为在这样成熟的市场，这些国家有严格的监管措施。
美国的银行在中国都设立了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按照对等原则，中国的银行也应该去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和法人机构。以中国银行机构资本充足率不合格为借口，阻止中国金融机构进驻美国，这个标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向松祚对此感到困惑：“中国的银行机构使用的是国家信用，这是最好的信用水准了。为什么不让中国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呢？花旗银行也是一个私人银行，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义务救它。但中国银行的大股东是国家，所以以信用为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十分严格，连招商银行（爱股,行情,资讯）到美国设立办事处，都成为一大新闻。美国有议员甚至对此向政府提出强烈批评意见。
专家普遍认为，同金融企业一样，中国自己的企业应该优先让中国的资本进入。因此，在最近的银行上市热朝中，让外资银行入股的思路遭到广泛质疑。
对内优先
对此，向松祚就表示不理解。他觉得，中国企业能不能强大，靠的是自己，引入摩根士丹利、高盛这样的国际投行投资工商银行（爱股,行情,资讯），本身就是“洋奴”思维。靠他们这点儿股份，并不能真正改善公司结构。“难道引入内资就不能改善治理？没有国外大资本入股就做不起来吗？”
美国一直敦促中国加大银行业开放力度，但对自己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却实施严格管制。对招行、工行、建行等中资银行开设美国分支机构的申请，美国目前只放行了招行一家。
向松祚强调，中国不反对国外资本入股中国银行机构，但起码要建立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尤其是银行业的开放，由于涉及到经济信息和金融安全，慎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过度放开金融市场，可能会导致中国金融被外资控盘。
向松祚还做了一个类比：“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人控制了花旗银行，会是什么概念？它可以左右美国的经济发展，甚至政治格局。所以，产业命脉必须最终控制在中国人手上。包括金融在内。中国产业发展对内放开，一定要优先于对外开放。”
多层次参与
中共“十七大”结束后，中国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保持了稳定。而美国2008年大选，下一任总统目前还不知道是谁。杨帆从当前美国选举形势的角度分析说，小布什下台，民主党肯定要上来，美国对外战略会出现大调整。
至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他感觉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味：“利益没这么交换的！尽管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取得美国的支持，但主权问题不可以用来交换。历年来，中国对美国让步太多，这是事实。”
作家王小波的《百姓、洋人、官》一书中，用一个循环论描述中国历史上的怪圈：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对此，杨帆直言道：“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有点儿外国势力也有好处，可以制约当官的。”
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政府官员不能对国家利益随便让步。“中国可以不受限制，但也不能乱让。官怕洋人，又不受监督，让步过多，其中还可能有腐败私利或者利益集团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向美国学习，加强对话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步伐。美国现在还经常指责中国不民主，实际上，中国真要民主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像我这样的人在议会就是鹰派议员，一点利益都不会让给美国。”杨帆的语气十分强硬。
杨帆认为，像中美战略对话这样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大事，应该在各个阶层普遍展开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让哪项不让哪项的问题。
经济质量：货币之战的背后
本刊记者 杨政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管现在全球虚拟经济已经是实体经济的数倍，但货币之战的背后，仍是实体经济的较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优化制度安排，力促中国企业升级换代，是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虚拟经济就是钱钱交换，或者说钱生钱。人们到银行存款，到股市和债市购买乃至炒买炒卖股票和国债、购买保险等行为，以及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互相之间、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与金融机构之间、上市公司与股市股民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行为，本身都是虚拟经济行为。
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单独存在。从根本上说，货币金融“大战”的背后，是国家实体经济之间的较量。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人民币升值如同一柄双刃剑，可以促进中国企业更新换代，提升产业竞争力，但如果过程处理不好，企业也会在短期内被迅速冲垮。
本刊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部分经济界人士。
《财经文摘》：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理由是，中国货币已经处于强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向松祚(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一个国家的货币竞争力、金融竞争力，其背后一定是强大的产业竞争力。而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又来自于科研、教育，乃至基本的制度安排。
美国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金融力量，原因是背后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和军事竞争力。而竞争力能够得到保障，还在于背后的民主制度安排，对私有经济的保护。这是美国立国200多年来无数美国人艰苦奋斗的结果。
现在美国处于弱势周期。但如果从历史角度看，人民币是不是已经成为真正的强势货币？还很难说。我个人认为，现在人民币还远未成为强势货币，理由很简单，进行冷静的客观分析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用说与美、欧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去比，在某些方面连韩国都不如。
从《财富》500强企业排名可以发现，这个排名不是按市值，而是根据销售收入。中国完全通过市场竞争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根本挤不进500强。相反，日本则有70多家，美国接近200家。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有了飞速提高。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初具制度架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上中国人相当勤奋。这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贸易顺差巨大，中国产品从量上看，在全世界已经居于第一。但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中国固然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国家大，人口多，但产业竞争力与其地位是不相称的。在这种格局下，人民币怎么可能成为全球的强势货币？
《财经文摘》：这就是说，在金融竞争的背后，真实经济乃至制度安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向松祚：货币反应的是真实经济的实力和国家经济的长期预期，谈到货币和汇率问题的时候，不能忘记真实经济，不能就货币谈货币。
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全球主导性货币，是有基础的。二战结束后，美国工业产出占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也相应占全球的四分之三。战后其他国家恢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美国。一个国家经济弱但货币强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此外，美国政权十分稳定。200多年来，除了一次内战，美国的政局与别国相比具有稳定优势，被人们称为安全天堂。
回到中国现实。我们也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局也能长期稳定。但这尚需要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不到60年里，发生的动荡也不少了。
投资的核心在于信心，而一旦发生动荡，投资信心将受重创。只有投资者对一个国家长期稳定繁荣具备信心，货币才有公信力，资产和货币才有长期持有的价值。
中国是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官方数据，中国尚有60%多的人口还在农村，即便将进城打工的农民考虑在内，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还是十分庞大的。
在“二战”前，美国农业人口就已经降到10%以下，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农业人口连2%都不到，都已经发展成为彻底的工业化国家。
《财经文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有人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在国家金融体系十分脆弱、企业竞争力还没有跟进的条件下，贸然放开金融市场管理所致。中国应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从东亚的发展经验看，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它们都经历过长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过程。但在关键时候，它们能很快将这些产业转移出去。像台湾和香港，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大陆和越南，主动适应产业升级换代这一过程。
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对工业进行转型，印度、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才是中国面临的危机。
现在从总体上看，中国发展已经超过了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亚洲国家。尽管中国的企业也在进行自我升级换代，但缺乏系统性，政府缺乏较强的政策引导。比如税收、环保、金融等一系列政策，都缺乏主动性，政府意识还有待加强。
不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去谈改善人民生活，坚持汇率不动或小动，都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在本币升值和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问题上栽过大跟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爆发过严重金融危机。中国应该从别国汲取教训，要有过人之处，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否则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财经文摘》：如何把握人民币升值与产业升级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汤敏：现在，我们将大量精力用在如何“反围剿”上，而对帮助企业升级换代却缺乏足够的重视。
汇率必定是要调整的，但应该有一个过程，让企业留有时间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
现在，大家都在抱怨农民工工资收入不高，原因就在于，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还能赚钱，没有提高产品质量、升级换代的动力，工人难以创造更多使用价值，工资也就得不到提高。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人民币升值不能太快。要给企业留出时间进行技术升级。给企业五到七年的时间，在升值过程中让企业在升值压力下改变战略，提高技术。这不是在一两年里就能完成的。
广场协议导演惊天逆转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向松柞
1985年9月22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五国集团签署《广场协议》，宣称：“我们要求其他主要货币相对美元持续有序升值。”
《广场协议》主要是要求日元持续升值。协议签署的第二天，美联储就进入外汇市场购买日元、抛售美元，直接促使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签署之后一年内，日元升值幅度超过20%，并从此进入几乎是单边持续升值的轨道。
《广场协议》最重大的特征有二：其一、它首次以多国国际协议方式，要求和迫使日元升值，这是史无前例的；其二、日元从此进入一个长期的单边升值轨道，直到1995年，单边升值趋势才有所改变。
有的中国学者竟然认为日本之所以出现泡沫经济，是因为当时日元升值速度和幅度不够，说明这些学者完全罔顾基本事实。他们从此错误逻辑出发，主张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就是错上加错。
升值噩梦
美国“鞭打日本”的贸易和汇率政策，让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趋势很快逆转。
《广场协议》所导致的“日元长期持续升值预期综合症”，首先表现为日本惊人的泡沫经济和随后的泡沫破灭，它给日本银行体系、金融市场、消费投资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其次表现为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完全失效，没有任何能力来刺激日本经济复苏。最终结果是日本整体经济实力惨遭沉重打击，美国和日本经济之相对实力出现惊天大逆转。
与美国的差距迅速扩大
尽管日元升值因素让日本以美元计算的账面GDP不断放大，最高时达到美国GDP的71%(日元升值最高峰时的1995年，日本GDP达到亿美元，美国GDP是亿美元，日本GDP是美国GDP的71%)，然而，日元升值所导致的超级泡沫和随后的持续衰退，却让日本经济一落千丈。
到2006年，日本GDP只有亿美元，美国GDP却直线攀升到亿美元，日本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3%，远远低于1980年的38%。美国和日本相对经济实力的逆转是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
金融扩张能力遭重创
日元升值所导致的泡沫经济，让日本银行和金融企业一夜之间成了全球金融的超级明星。日本金融机构从名不见经传，一跃成为国际金融界的风云霸主。上世纪80年代末，全球十大商业银行，皆是日本银行。
当时，日本银行实力强大，强大到足以让许多人担心日本银行不仅控制美国金融，而且控制世界的金融命脉。与此同时，日本投资银行迅速崛起，其国际扩张速度甚至超过商业银行。
众所周知，投资银行历来为华尔街和伦敦所垄断，没有外人插手的余地。但是，以野村、大和、日兴和山一为代表的日本投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急速崛起于伦敦和华尔街。
然而，泡沫破灭几乎一夜之间将日本银行和金融体系毁灭殆尽。今天的全球商业银行，已经很难看到日本商业银行再现辉煌；今天全球的投资银行，已经几乎看不见日本投资银行的影子！ 日本银行和金融行业的趋势逆转，比其GDP的趋势逆转还要惊人。
企业称霸世界的梦想破灭
上世纪70到80年代早期，日本许多企业咄咄逼人，在许多行业领先世界乃至独占鳌头。
然而，“日本第一”终难成为现实，许多日本原有的优势产业已经被美国甚至韩国超过了。
最重要的原因是，日元升值后，日本人持有日元现金和存款、等待汇率升值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投资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直接后果就是日本国内投资产业的热情和国内消费的意愿急剧减退，大量资金涌入证券、房地产等投机性高和流动性高的市场。
此外，汇率升值，尤其是汇率动荡不安，严重扰乱了企业的投资决策，增加了企业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进行长期实质产业投资的热情。
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
美国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的主要理由，是降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然而，日元从360日元＝1美元，最高升值到80日元＝1美元，美国的贸易逆差没有什么改变，倒是日本企业的利润被大幅度降低。
日元梦想被彻底粉碎。
随时粉碎日元成为国际货币或区域主导货币的任何努力，乃是美国金融货币外交始终坚持的基本策略。迫使日元持续升值、让日元汇率动荡不宁，实乃削弱日元国际地位之基本手段。
日本向世界各国大量输出资本，自然希望提升日元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始终不允许日本占据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由日本牵头负责处理亚洲金融危机，话音未落就被美国断声喝住。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日元之国际地位、日本资本市场之国际影响力，却与“老二”的地位完全不相称。
为了深刻理解日元长期升值预期究竟如何导致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和萧条，还必须清楚阐释日元长期升值预期如何改变了日本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
升值预期改变资产价格预期
日元长期单边升值预期，首先改变了国内资产价格预期，诱发国内信贷资金和国际投机资金纷纷进入资产市场炒作。此乃货币升值预期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一般规律。美国1926年－1929年的泡沫经济如是，日本1986年－1990年的泡沫经济如是，2005年至今的中国资产泡沫亦如是。其他类似的历史故事不胜枚举。
信贷过度投放，系统风险上升
有两股力量共同促成信贷市场的极度宽松。一是国内投资者预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千方百计获取信贷资金以参与投机买卖；资产市场的预期高回，同样诱使许多企业放弃长期实质投资，加入到短期投机行列。
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增大资产价值，将价值迅速放大的股票和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反过来又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贷资金。
整个日本经济金融体系很快形成如下的疯狂链条：资产价格泡沫－企业和个人资产急剧放大－大量信贷投放进一步促进资产价格暴涨－更多的信贷投放。一旦泡沫破灭，疯狂链条就迅速逆转：企业和个人无力偿债和破产－银行资不抵债和坏账累累－银行收缩信贷进一步迫使企业和个人经营困难和破产－银行体系资不抵债和坏帐更加严重。
二是国际投机热钱大规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加剧了上述泡沫的形成和破灭过程。
货币政策完全受制于汇率波动
《广场协议》触发日元单边大幅度升值预期，日本中央银行很快发现：自己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困境。
一方面，日本中央银行不希望日元升值太快，经常到外汇市场买入美元卖出日元。此项操作却加剧了日本国内流动性的宽松局面，进一步刺激了投机炒作。
另一方面，日本中央银行希望提高利率，抑制投机热潮。然而，只要升值预期继续存在，提高利率只会加剧升值预期。
到了泡沫经济中后期，日本中央银行既担心泡沫愈演愈烈，又害怕“戳破”泡沫，完全陷入无所适从、左右危难之困境。“日元先生”神田英姿对此有非常详尽而且痛苦的回忆。
升值预期长期存在
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立刻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触发汇率急剧贬值。日本恰好相反：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元长期升值预期依然继续存在。这是需要认真解释的奇特现象。
初步解释是：其一，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实现了资本帐户自由兑换，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动机几乎不存在；其二、泡沫经济之破灭，让日本企业和个人之资产负债状况急剧恶化，对外投资能力大幅度下降，将日元兑换美元以便对外投资的规模相应下降。IMF和日本中央银行的统计数据清楚表明：1994年之后，日本对外投资速度显著放缓；其三、美国针对日本的贸易争端始终存在，市场总是预期美国政府将持续要求日元升值。此乃“日元长期升值预期综合症”最基本的特征。
财政货币政策失效
为了刺激陷入持续萧条的经济，日本政府自然想到“凯恩斯式”的财政赤字政策。
财政赤字所累积的日本国债总额逐年大幅度攀升：1991年国债总额占GDP58%，1999年，该比例超过100%。日本成为主要工业国家里，国债总额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元升值预期和压力继续存在，让日本深深陷入“低利率流动性陷阱”难以自拔，货币政策也完全失去了刺激经济的基本功能。
1994年－1995年，日本中央银行试图刺激严重衰退的经济，将短期利率降低到2%以下；1996年降低到0.5%；1999年，更宣布史无前例的、著名的“零利率政策”。
日本中央银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手段来刺激经济了。与此同时，日本商业银行之新增贷款长期疲弱，增长速度远远低于1%。
阴谋论和规律论
杨帆
我准备写一本书，就叫《阴谋论和规律论》，除了现在有人因为利益背景和立场不赞成我的看法外，我想我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阴谋论从长期看是非主流的看法。最早于美国拉鲁什学派，在30年前就通过一些暗杀事件，揭露金融资本操纵世界货币。他们的预计很多得到验证，不少国家出现了金融崩溃。 美国克鲁格曼也预计到亚洲会出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就是明证。这是阴谋论得到证实的一个案例。
十多年前，一群德国人来中国访问，他们是拉鲁什学派的信徒。他们跑到很多人家里去，拿着孙中山做铁路总监时规划的欧亚大陆桥说事，认为孙中山很伟大。
这些德国人认为，这个世界是由美、英、日三个海洋国家话语霸权加上犹太人金融资本在控制着。而当时孙中山的战略就是中国和欧洲要联合，对抗美英的海洋霸权和货币霸权。
那个时候，中国正在搞对外开放，所以不太宣传什么阴谋论，否则可能妨碍改革开放。还没开放呢，老是说有阴谋，那还搞不搞开放了？
我当时认为，德国人的说法也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将两次世界大战的责任推到了英美身上，认定英美海洋霸权是为了防止贯通欧亚大陆而耍弄的阴谋。这样一来，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就没责任了。他们同时还有黄金背景，因为这伙人原本就是做黄金的，所以鼓吹美元不行了，要卖金子。
毫无疑问，在经济领域，规律论一直是主流。它从西方经济学出发，与当权者立场一致。这个派别认为，金融创新就是规律，谁都不能违背。
有两个美国人提出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派主流规律论的基础。金融深化派认为，任何国家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必须超前发展金融。既然规律论成了主流，那么任何国家都要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出现金融创新工具。
按照规律论，你不遵守就要被边缘化。但照他们的说法做了，最后你还是不行。
规律论有两个重大欠缺。一是否认有阴谋存在，实际上是把别人的冲击归结为规律，认为冲击是必然的，你自己被冲垮是国家制度有问题。但在金融上不仅有制度问题，还有资本大小问题。就算制度再好，资本少，照样被人控制。大资本对小资本的控制不能掩盖。此外，强者利用规则控制，是更高层次的控制手段。
二是，规律论否认发展中存在的分配关系，最后可能的结果是你得不到发展利益。
阴谋论只是一种假设，永远不可能在法律上被证明，也没有意义在法律上证明。阴谋论的积极意义，是认识到在发展的同样规律之下，经济主题间是有博弈的。这个博弈不仅来自市场本身，而且来自国家战略和政策。
什么是阴谋？阴谋就是博弈，你不把你的目的告诉别人就是阴谋。如果将阴谋论用在个人和国家主体间的博弈，那么阴谋就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的观点是，不一定能证明有阴谋，但要假设有阴谋。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每个个人，都必须时时假设有人会把自己搞垮。
比如大家都做股票，大牛市肯定要涨，这就是规律。如果大家都做股票，最后能赚钱的是极少数，这里就有阴谋。你玩不过人家，人家策划好了，你进来还是亏本。
过去闹革命的时候，左派强调历史发展规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讲这个。比如文化大革命是规律，非搞不可。我发现，现在搞经济学的人也都一样，认定市场经济就是规律，你非得这么干，干什么都是规律，哪怕我把你打死也是规律。
当年毛主席说搞文革也是规律，客观规律的要求。所以规律论和阴谋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以随便否定其中一个。
现在资本的力量也一样专制。这么多人下岗，说这就是经济规律。我看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没一个是好的。
回到金融问题，要不要发展，要不要创新，要不要注意对方的阴谋。要我说，一个都不能少。
(本文根据本刊记者采访录音整理而成。采访人：冯淑娟、杨政文，录音整理：杨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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