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幻觉——为什么美国式的民主社会在中国无法实现。

中产阶级，这个西方泊来的名词在今天的中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一提起中产阶级，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白领”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多少还有点时髦的概念。在《白领的陨落，黑领的崛起》里有这样一段话：“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白领大多只出现在一线城市。面对WTO的前夜，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一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雅皮士生活。绅士与淑女，是充满这些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标。《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傲慢与偏见》是他们的必读书。爱情、教养、文化、艺术、体验、精神贵族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对于当权者而言，放弃了建国前三十年那种以信仰和领袖魅力为基础的执政理念后，唯一可以依靠的似乎只有那个“冉冉升起”的新兴的中产阶层。在大多数的现代人看来，社会的中层是一个关键性的群体，标准的中产阶级应该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稳定的收入、比较殷实的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总体上强大而持久的消费能力；第二，掌握着先进的专业知识、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自我道德约束力，从而能够起到塑造主流的社会价值观，粘合底层和上层阶级之间的裂缝，缓解社会矛盾的关键性作用；第三，广泛地参与社会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充当普罗大众向当权者表达社会理想和诉求的代言人。但是，在中国，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不仅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方面的要求而且从他们“出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其中产阶级社会的梦想只是一个幻觉。本文就从我们公认的中产阶级所应有的经济、文化、政治三个方面的标准来分析、阐述为什么中国式的“美国梦”无法实现。
其实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一百多年前随着洋务运动就开始蒙芽了，当时在广州、上海、天津等少数最早向西方市场开放的沿海城市里诞生了一批穿着洋服、操着半生不熟的外语、夹着公文包整日忙碌于各种官办和洋办的公司、银行、工厂、政府机关内的“早期中国式白领”。毛泽东在革命初期的著作里将这部份“白领”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并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将其也包括在内，在论述革命力量的组成时，他认为这部份人是“可以团结，但却不能依靠的一群”，原因就在于他们与生俱来的“两面性”——革命性和软弱性并存。抛开毛泽东的理论不谈，我仅从当前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来看，改革开放后逐渐勃兴的新一代中国中产阶级并不比他们60年前的先辈们优越多少，透过媒体华而不实的渲染，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中国白领们实际上是走了过去的老路，也许正象郎咸平所说：“我们不过是踏着历史的巨轮，不断重复着往日的错误。” 首先在经济上，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的真正兴盛有赖于第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而第三产业又是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强大为基础的。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低水平的制造业国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业链竞争中被残酷地定位到了附加值和利润率极低的生产环节，而这一环节是不需要大量“掌握先进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的通才化人力资源的。这从逐年升高的大学生失业率得到了应证,大学这个在我们眼中是“批量”制造中产阶级的地方，现在却成了批量制造无业游民的场所，“毕业即失业，读书无用”等观念在今天的中国青年人中象瘟疫一样悄悄地蔓延，而有关领导还企图用本科和研究生扩招来“缓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如此头痛医脚的做法简直叫人哭笑不得。
中国孱弱的农业和工业基础催生出的是一个极度畸形的第三产业,正如同“山寨”成了中国制造业的代名词一样，“洗头房”也成了中国服务业的一大标志。中国的中产阶级要想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维持生存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去肩负起“社会骨架”的重任。在几年前一批社会学者撰写的《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告里曾将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估算为8500万左右，这显然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有房有车”的白领标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白领阶层恐怕不会超过5000万。就算是把乐观的估计再翻一倍，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也仅是人口总数的13%。按照官方近期公布的数字，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在5.5到6亿之间，这近6亿的城市人里，有多少是能享受真正的城市福利和保障的人，又有多少是具有稳定的收入、足够宽裕的居所并且能够负担起未来的医疗和子女教育费用的准中产者？而在剩下的6到7亿农村人口里还有近3亿是流落到城市中的打工人员，他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条件就更谈不上了，有很多外来务工者连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得不到。若大的中国，海量的财富和资源仅掌握在少数的社会成员手中，据统计，中国的千万富翁有44万人，亿万富豪超过1.8万，而百万富翁人数约占人群总数的3.3%。在亿万富豪中，官倒及其子女的比例占了90%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在2007年就达到0.47超过了世界银行公布的警戒线0.40，而在广东这样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基尼系数甚至达到了惊人的0.65。如此悬殊的贫富分化和差异化日益明显的社会结构如何能指望它产生出一个强大的在人口中呈“正态分布”的中产阶层？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畸形和孱弱的，数量是有限的，社会基础更是奇形怪状的。
2008年底，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中国的出口行业受到致命冲击，而社会各阶层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人群，这些人中有相当多的知识白领和商业白领供事于外企、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本来就负担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包括房贷、子女的教育消费、自己及配偶的双亲赡养和医疗消费），危机到来时大量企业倒闭或缩减生产投资，工作机会显著减少，而物价却日渐上涨。可以说中国城市白领的经济基础早在10年前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如今金融海啸的一波又一波来袭更是加速了他们的“破产”。面临失业破产的危险，白领的出路无外乎两条：一是尽量向官僚体制靠拢，这从近几年逐渐升温的“公务员考试热”中可见一斑，笔者有一位曾就职于北京一家世界500百强之一的标准白领朋友，五年前，当她的月薪还是8K/月时就已打定主意要考公务员。当我问起她转行的原由时，回答是：“外企工作压力太大，怕失业。公务员虽然薪水不到外企的一半，但是福利好，职位稳定。”而我的另一位朋友则直接在研究生毕业时拒掉了两家知名外企的Offer选择了国家投资银行的一个薪水并不丰厚的职位。中国的白领阶层在市场和体制的双重压力下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冲击，很自然地倒向了“体制”；但对大多数缺乏“社会资源”的白领而言，那少得可怜的公务员职位显然是与他们无缘的，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将自己“贱卖”，新的一轮“人才通货膨胀”来临了，这也是中国白领们的第二个并不情愿的选择。仅从北京上海等经济最发达、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来看，一个本科毕业生的薪酬被压缩到了2000-3000/月的平均水平，有不少号称高科技的企业给本科毕业生的待遇甚至低到不足2000/月，而当地房租平均都在1000(/月/20平方米)以上,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虽然生活消费大幅下降，但白领阶层的收入也是随之大幅减少的，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二三线城市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在1000-2000/月的水平，有些行业甚至不足1000/月，房租消费同样占了收入的50%以上，可见中国城市白领的生存是每况愈下，雪上加霜。
有道是：穷则思变。按常理来说，当一个社会的阶层整体上衰败的时候也是它觉醒和谋求改变的时候，但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国白领阶层在“寒冬”迫近之时在政治和文化上却早已经沦入了“麻木、腐化、堕落”和“犬儒主义”的深渊。在讲清楚这个事实之前，我们有必要将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分为三类：政治白领、经济白领和知识白领。这三类白领中，政治白领因为本身就是官僚体制的一部份，所以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官僚系统全面参与并控制改革进程，顺其自然地加入了这场“分利盛宴”，他们中的大部份虽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权，但因为与“分权让利”的体制最为亲密所以受其摆布和差遣的依附性最强，从中获得的实惠也最多，这些人与其称之为白领不如叫“黑领”更为合适，他们以公务员和国有垄断企业中的正式员工及管理者为主，数量大约有2000万（笔者比较宽泛的估计）。经济白领，他们以二十年前最早一批投入市场捞得“第一桶金”的创业者为代表，这些在改革初期享受了短暂的“从计划到市场”的春天般温暖之后也逐渐受到国内官僚体制的盘剥和国外产业和金融资本的排挤，在市场和体制的双重挤压下，他们发现只有依附于体制才能生存，随着以乡镇企业衰败为标志的中国民营经济环境不断恶化，中国的经济白领乃至金领阶层开始把辛辛苦苦打拼而来的原始资本转向投机性更强的土地、金融、矿产资源等市场，而这些市场恰恰是被官僚体制掌控得最为牢固的地方，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体制内出来的“下海官员”，因而这批经济精英与官僚系统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强，其对权力的“渴求”和“依附”性与日俱增。经济白领和政治白领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同一个目标，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理想在中国全面崩溃，处在中国中上层的这两种人，在实用主义哲学的“感召”之下，心甘情愿甚至是满心欢喜地投向了“市侩和功利主义”的怀抱，在失去了信仰激励和道德约束之后，能够把这部份社会中层“粘合”到一起的也只剩下能够短期内兑现的财富了，于是官和商两股势力象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相濡以沫，所向披靡”的前辈们一样，心照不宣地勾结在了一起,这仿佛是生来就注定的“结盟”，不需要任何书面的纲领，也不需要事先缜密地商议，任何伟大的理想和追求都变得毫无意义，只有眼前的利益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和维系这个官商联盟的纽带，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国，官员越来越象商人般讲求经济效益，而商人也越来越具备一言九鼎的“官僚气质”。
当然，我们还没有谈及第三类白领也就是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他们命运的变迁较之前面所述两类人而言更具有“戏剧性”。中国知识份子的处境在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可以说是最悲惨的时代，“臭老九、右派”是那个年代知识份子抹不掉的痛苦印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至少从官方的立场上让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看到了“翻身”的希望，而改革初期，经济特区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及至稍后乡镇企业的崛起给中国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所有对改革的质疑都烟消云散了，身处其中的知识精英们当然有理由相信改革的成果理所应当地会惠及自己，从政治上的平反到经济上的宽裕甚至极大的丰富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在知识份子看来，他们无疑是先进生产力的领跑者，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卫力量，所以当生产力的解放和飞跃带来物质财富的激增时，他们应当是最先沐浴到“改革之光”的人。但形势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官僚体系对改革的态度从迟疑、默许逐渐转变为积极参与和主动实施，官僚们发现，改革不仅可以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其中所要付出的执政成本几乎为零，改革是一件他们可以随意主导和塑形的“玩具”。尤其是中国改革由农村向城市迈进的时候，以国企改制为代表的城市改革从一开始就完全处在官僚集团的掌控之下，其后不断加强的官商联盟更是把改革成果按官僚体制内的意愿来分割，中国改革从初期的群众自发式创新求变，演化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利益集团的“分利游戏”。作为改革先驱者之一的知识份子显然缺少利益集团所最“敬畏”的两样东西：权力和资金，但知识精英们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又是财富创造所必需的，同时在分脏完毕后为了掩盖大部份成果被少数人占有的事实，为了从文化舆论上控制对改革的最终解释权,官僚集团又不能将知识精英们完全剥离出这个“分利集团”，于是一场充满威权恐吓与利益诱骗的活剧从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知识阶层中上演了。
某在2009年9月版中曾刊登了一篇关于联想集团前创始人柳传志和他的创业伙伴倪光南院士的文章。倪光南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中的杰出代表，而柳传志原先不过是中科院计算所里一个默默无闻的职工，当初柳传志能够走出中科院创办联想，靠的两样东西：一是国家体制给他的照顾；二就是倪光南的联想式汉字处理系统。但是联想走过创业初期的艰难、羽翼丰满之后，柳传志竟将倪光南踢出了董事会，1995年倪辞去联想集团总工程师职务，回到中科院继续做他的研究员。在知识精英和商政精英的博弈中，前者专于知识而淡薄名利的优良品质成了后者借以挤占财富和资源的软肋。不过倪光南总算是靠知识“下了一回技术海”，更多的知识份子由于没有非常突出的技术才能和政治资本，他们甚至连参加“分利盛宴”的门票都没有得到。上世纪90年代流行于大学老师中的一句口头禅：“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恐怕就是这种知识份子尴尬处境的写照。对于一个每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4%)的国家而言，克扣和压缩教师工资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由于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提升，政府终于有足够的资金大规模地改善教师待遇；另一方面，权贵阶层也日益感觉到，改革成果的肯定、执政合法性的解释离不开思维最活跃、理论功底最雄厚的知识份子阶层。于是，官僚集团对知识精英的全面赎买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同时在权贵阶层的谋利资本里除了权和钱两样法宝之外又多一样：学历。
对知识份子来说，较之文革时那种生存状况，近二十年来高校和大中型城市里中学老师薪酬待遇的显著提升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金钱和权势的诱惑让这群当年的书呆子们有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般的幸福感，再加上信仰沦丧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使得中国的知识界对功利主义趋之若鹜，他们不再相信任何理想，只热衷于能够换来金钱和地位的“知识”，而不能转化为权势的知识反而成为他们首先要批判的“歪理邪说”，一种近乎病态的“精神自我阉割”成了他们的必修课。甚至为了弥补“寒窗十年”的心理落差，他们会毫无顾忌地贱踏社会的道德和正义，这一点从近十多年来不断泛滥的学术腐败和高校教授以学谋利、以学谋色的事件中可见一斑。
前不久，浙江大学一名姓涂的海归博士后从自己的住宅楼顶纵身跳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在留给家人的遗书里写道：“国内的学术界太过黑暗，跟我原先在美国的设想差之千里，后悔回国。”在权贵阶级的赎买名单里，显然只是给那些“听话、会办事”的人留下了位子，不懂他们分利游戏规则的人哪怕是满腹经纶也不过是“不值得雕琢的朽木”；另一方面，即得利益者急需一块“文凭”的光环来提升自己的“素质”从而更加合法、合理地主导这场游戏，于是学历变成了可以交换成权力和金钱的商品，以至于一个唱二人转的演员花55万就可以在北京大学里拿到研究生学历，而且还是MBA总裁班的班长。在官和商的联盟里终于如某些人所愿的那样加入了新的盟友，官学商的“统一战线”形成了。
中国知识份子长期与底层群众隔阂，在文革时期又是倍受打击的一群，这使得他们对人民运动有种天生的恐惧感。笔者曾与一位大学教授在酒店吃饭，当她看到服务员久不来倒茶时竟说道：“现在农村生活太好了，小姑娘们都不愿来这种地方打工了。”而我当时在心里暗暗答道：“她们不来这打工恐怕是因为去当坐台小姐才能养家糊口。”可见今天的高级知识份子对底层群众的生活状况是何等的无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也极剧恶化，在权力的威慑和利益的引诱之下，中国的知识界从根本上丧失了反抗能力，同时由于对底层群众的蔑视和不信任感，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逐渐依附于威权，保存有限的生存空间，从而沦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份子，他们可以在党旗下宣示；也可以在讲堂上大谈民主和科学，但背地里却怀着几分恐惧和贪婪，随时准备向任何一个可以给他们带来实惠的“主子”投怀送抱。
综上所述，中国今天的中产阶层，虽然他们的上沿可能达到了权贵精英一级，但其下沿却如同双脚悬于水中的行将溺亡者，其先天性的“营养不良”和对官僚利益集团的天然依附性注定了他们的软弱本质，功利主义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劣根，长期脱离下层社会使得这群人失掉了可以与当权者分庭抗理的力量源泉，也使他们的精神追求日益犬儒化。中国的真正勃兴，有赖于中间阶层认识到自身的缺点，自觉地回到广大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去，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要与工农和城市无产者争取生存和发展权的斗争相结合，我想劝告那些还在做着“白领梦”的人不要再重演《红与黑》里于连一样的悲剧，你们的知识和才能不应该用来为越来越反动的官僚资本服务，不要走60多年前你们的前辈们曾经走过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