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在需要重温毛泽东的，何止仅仅是对西藏工作的若干指示。多年以来，官方主流意识中努力地去毛化、非毛化，终于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这篇文章的出现，是这种路线再也走不下去了的一个脚注，主流意识不得不承认，解决好西藏问题仍需重温毛泽东。然而，这篇文章所重温的亦是剪裁过后的毛泽东，关键的、要害的阶级问题仍然不敢谈。现把毛的相关指示附后，以作对照。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失败。

　　

　　《瞭望》：重温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若干指示

2008年04月21日 原载：瞭望

　　

　　
　　西藏和平解放五十余年，与半个世纪前相比，西藏高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1994年和2001年中央召开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步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极大地缩小了与内地发达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与全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同走上繁荣之路。

　　

　　现在，重温毛泽东同志对西藏工作“慎重稳进”、“抓好民族和宗教两件大事”等指示，由衷敬佩其战略目光之深邃，实际运用之善妙，对西藏现在及将来的工作，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慎重稳进的方针

　　

　　1949年，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横扫旧中国大陆，新中国如黎明之红日，喷薄欲出。毛泽东的目光已及时扫视到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高原。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给酣战西北的彭德怀发电指示说，“班禅现在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这是目前所看到公开的毛泽东同志第一个有关西藏工作的指示。

　　

　　当时的西藏，由帝国主义培养的分裂分子把持地方政府，驱赶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积极谋划“西藏独立”。国际上英、美等外国势力公开在舆论和其他手段上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倾向。反动而自大的西藏地方政府乘势扩充藏军，在藏东沿金沙江部署，欲以武力抗拒祖国统一。

　　

　　初始，我们党还没有在西藏开展工作的经验，一是没有内地的革命经历和群众基础；二是各种物资十分匮乏；三是面对西藏顽固的僧俗上层集团。一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针对西藏政治、历史和民族宗教习惯的特殊性，对我党在西藏的初始工作制定了“慎重稳进”方针。

　　

　　在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说，“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3000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他在给西藏工作的具体指示时强调说，“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

　　

　　正是由于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不同于内地和其他民族地区的特殊政策。不触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不进行改变旧西藏地方政权结构的革命，而是在具体行动上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行使我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为主。在“慎重稳进”方针的指引下，重点团结西藏民族、宗教和上层爱国人士，严格执行解放军纪律，积极争取群众支持，真诚地改善贫苦农牧民的生活，以实际行动消除历史上反动统治阶层造成的民族隔阂，成为进军西藏初始阶段我党在西藏所有工作的主题。

　　

　　由于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有关西藏的方针政策，在短短的时间里，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干部就赢得了西藏群众尤其是广大农奴的心，我党在西藏初期工作的局面迅速打开。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训令第三条说，“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毛泽东同志从战略上宏观把握西藏走势、对西藏实际工作慎之又慎的心情跃然纸上。

　　

　　时至今日，稳定仍然是西藏的头等大事。境外达赖集团存在一天，他们分裂祖国的行为就一天也不会停止，他们随时会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走卒，干扰破坏中国的发展大局。我们一天也不可掉以轻心。当初人民解放军在复杂的背景下，纪律严明，积极发挥党的优良传统，诚心诚意地为西藏各族人民服务，在民族关系上平等待人，在每一个细小的事情上谨慎处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以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尤其是团结当时的西藏上层民族宗教界人士，赢得了人心，赢得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赢得了1959年的平叛斗争，赢得了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现在，西藏在改革开放中已打开了大门，在全国人民支援下，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与境外达赖集团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毛泽东同志闪耀着实事求是光辉的指示，仍是西藏当前工作的法宝。

　　

　　
　　抓好民族和宗教两件大事

　　

　　我们党在建国初期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从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消除剥削和压迫，实现各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

　　

　　时过五十多年，我们再重温毛主席对西藏问题透彻认识的要求，由衷敬佩党的领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处理我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远见卓识。

　　

　　1950年初，毛泽东致电中央诸多领导同志时，就指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签字情况的汇。他向18军军长张国华仔细询问了进藏部队适应高原、思想和生活的情况，语重心长地叮嘱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三天后，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社论时，加进了如下一段话：“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一口气提出五个“必须”，可见对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执行要求之严格。

　　

　　根据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进藏初期，我党没有触及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而是保留其社会体制，尊重其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进藏部队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问题上，既坚决又细致。1950年1月15日，邓小平在重庆给18军师以上领导安排进藏任务时强调，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出《进军西藏各政策的布告》，在进藏部队全体官兵中普遍进行了民族、宗教政策的学习教育。担任进藏部队主力的18军，每个官兵人手一册《进军守则》，守则有34条，对尊重民族习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作了严格的规定，诸如不得有对宗教不满言论；保护喇嘛寺庙，不住寺庙，不住经堂，甚至连不得随意抚摸佛像，不得在藏胞面前吐痰、放屁，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藏人送哈达时，要回敬哈达等，都一一详列，考虑之细，令人叹服。

　　

　　正是因为进藏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深得藏族人民的真心拥戴，称之为“金珠玛米（菩萨兵）”。

　　

　　西藏有着其他民族地区无法比拟的特殊性，即：西藏是藏族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自治区，藏传佛教在广大群众中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党制定了若干符合实际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和条例，大批民族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岗位，藏民族的语言、民族文化、民间艺术、宗教文化得到传承和保护。藏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民族平等的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受到宪法的保障，民族自治区也在宪法的框架中充分地行使着民族自治权利。（：新华社人事局局长，西藏分社原社长 刘伟）

　　

　　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

　　

　　编者注：本文在本站已经发表过两次。现有网友再次贴出，可见许多人尚未读过。本站不发重复文章，此文破例，特此注明。

　　

　　 读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西藏问题的部分。真是高瞻远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论“精英”和“草根”，都可读后受益。现在转录于下。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

　　

　　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

　　

　　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

　　

　　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

　　

　　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8]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样，我

　　

　　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2]。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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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西藏问题的部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十七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十九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二十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并相继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指《人民日》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达赖喇嘛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先后写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封信。三月十一日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三月十二日的信中说：“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三月十六日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谈话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1]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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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毛泽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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