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家毒奶厂商一齐陷入“囚徒困境”

所有这些厂家的相关责任人员肯定要负刑事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题目不是说那个意思。

个把两个公司出现丑闻，也就算了，如此多的知名厂家一齐上，实在是匪夷所思。是暗中的联合行动吗？不会，毕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CEO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标题中的“一齐” 是指这么多的厂家在不约而同地做同一件事，即往婴儿奶粉里添加有毒物质三聚氰胺。我没有证据证明它们是联合行动，是阴谋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发出一齐行动的暗号，催生出了这些漠视婴幼儿健康和生命的犯罪行为。接着又一个让人匪夷所思，就是在一夜之间，这些壁垒森严的曾经的宠儿们全被端了出来、成了万众痛骂的对象。一方面这显示了国家的进步，另一方面呢，是否暗示了其中的什么规律或玄机？

“囚徒的困境”。

这是博弈论上的一个悖论，非常耐人寻味。它描述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冲突：在市场经济下，一个行业中的各竞争对手构成了一个多方决策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每个行为个体都遵循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决策和行动；如果所有的个体都不约而同地（独立地）去做一件事，一件通过损人来利己的事情，他们是否能如愿？“囚徒困境”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如果人人都想通过损人来赚钱，则最后必然谁都赚不到钱，不仅赚不到，还可能把老本搭进去，这就是悖论所说的规律、或玄机。

“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

两个囚徒一起做下了坏事，被警察逮着了，分别关起来进行隔离审讯。警察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这种状况下，囚犯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供出他的同伙，要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保持沉默。两个囚犯都知道，倘若两人都保持沉默的话，结果就是无罪开释，因为警方无法定罪。警方也明白这一点。为了获得口供，警方会给囚犯一个利诱：只要告发同伙，不仅可以无罪开释、还能得到一笔奖金。而警方对于被告发者，将课以最重的刑罚并课以罚款作为支付给告发者的奖金。警察的这个策略，最后的结局可能是两囚互相告发对方，到这一步，这案子也就水落石出了。

两个囚犯（A和B）该怎么办？是选择告发、还是选择沉默？逻辑上讲，他们最好的选择是谁都保持沉默从而获得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结果：自由。但他们处于隔离着状态无法相互串通，便不得不去猜测对方可能的选择。

A犯意识到B犯不是傻子，为了保全自己，他很可能向警方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然后带着一笔奖金扬长而去，撇下自己一个人坐牢。A犯又想，B犯会不会也用同样的逻辑来设想自己呢？这样的话，B犯就更没有理由保持沉默了。A犯于是认为，他唯一的理性（对自己有利而不管对对方如何）的选择，就是向警方告发B：与其大家一起坐牢，不如侥幸地期待B犯会选择保持沉默，那样的话，带着一笔奖金扬长而去的就是自己了。B犯呢，他和A犯想的逻辑完全相同，也做出了决定要向警察告发A。这样，两人在经过仔细琢磨之后，不约而同作出的选择都是告发对方。结果不用说了，他们获得了最糟糕的报应：一起坐牢。

“聪明反被聪明误”。

“囚徒困境”所深刻揭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理性与集合理性的冲突以及后果的问题；一个行为个体在做决策的时候，会考虑竞争对手可能的思路，他会领悟：“我如果不做坏事，不能保证别人不做，别人也做，对我肯定没好处”、于是乎大家不约而同地一齐做坏事并一起倒塌，是这样的问题。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获奖者面对市场经济下暴露出如此多的、光怪陆离的、甚至是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和商业丑闻，从博弈论角度所提供的解释。

这次，这么多的奶制品厂家竟然不约而同地往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虽暴利于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囚徒困境”揭示的规律 —— 聪明反被聪明误。其结果，必然是这些厂家就如同囚徒困境中的A和B那样，遭到最糟糕的报应：相关人员一起坐牢，并且，多年资本积累顷刻间将化为乌有！

经济问题是这样，在其它领域，许多的现象也能用“囚徒困境”来加以解释。例如人口问题。人们一般相信多子多福对家庭个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如果家家如此的话，必定带来人口的爆炸，最终从社会整体来看，肯定会给每个家庭带来不利的影响。此外，还有军备竞赛、资源的竞争和滥用等好多的例子。

因此，就经济学而论，囚徒困境对市场经济所谓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说教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三鹿毒奶粉事件及其连带事件，为这个悖论提供了有力的、也是最鲜活的例证。

我们从中吸取什么呢？

首先，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无疑是市场经济的那只追逐私利的“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学家的笔下，对这只“看不见的手”有着触目惊心的描述：市场经济，就是产生形形色色的违法行为和商业丑闻的温床，而这些违法行为和丑闻，就是“从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毒瘤中滋生出来的一个个癌细胞”（竹内靖雄著：《市场的经济思想》，创文社，1991，pp. 62－71）。

三鹿事件后，有人痛骂这是“行业的脓包”。岂止是脓包，这其实就是“癌细胞”。 竹内教授“癌细胞”的提法，用来表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不法行为和经济丑闻，可谓一语中的。在缺少健康和成熟的社会环境中，对癌细胞的扩散并没有绝招，屡禁不止，且花样繁多和逐年增多着。（奥村宏《为何公司的丑闻事件会反复不断：检证 战后公司史》，NTT出版社，2004，p.265）马克思早就指出，市场经济是以“资本积累”为前提进行的扩大再生产，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今天，人们看到了太多的“癌细胞”在扩散、在“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人们对过去盲目赞许的东西开始产生怀疑。主流社会长期以来对人的私欲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和盲目的歌颂，对其巨大的危害性及为此付出的巨大成本装作没看见，是否应该反省？是否应该在今后的宣传中多一些客观与节制呢？

不这样，只能误国害民。

其次，应该看到，国际上使用“囚徒困境”的理论来解释公司的行为、来分析公司以赢利目的进行违法活动的成因并进行数理解析，正成为主流，研究也在深入。而在我国，却看不到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至于政府官员似乎就更鲜关注了。

根据博弈论，22家奶制品厂商无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行业内部抢占市场份额，像三鹿就是采用低价倾销的方式来扩大地盘。不排除在其它行业，类似的无序和无法的竞争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也不排除各种水面下的联合行动的存在性，只是尚未得到揭露而已。这些行为的背后，暴露出了企业家们的冒险心理，即认为中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不会动用多厉害的杀手锏（社会惩治成本）去惩治商业不法行为。事实上，人们也看到了很多事，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包括对于贪污数个亿的罪犯竟然不处以极刑！这必然会助长企业家们铤而走险的勇气。

由此来看，党、政府和法律界对于企业不法行为和商业丑闻的危害性的认识，是否应该提高？防止再发，是否应该提高社会惩治成本？低了是不管用的，过高则可能给民族经济带来副作用。究竟应如何设定，应该有怎样的应对机制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制化，都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拿出切实的成果来让全国人民都看得到。

但不论如何预防，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西方经济学定义的所谓“冒险爱好者”就不会消失，由此带来的企业不法行为和经济丑闻就不可能根除，对此真的很无奈。

最后，党和政府的作用。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前面说过，市场经济是一个毒瘤，但毒瘤也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为了建立健康些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尽快想出好办法来，包括应对经济丑闻，也包括相关机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所有相关课题的研究、政策的修改与制定，党和政府应尽快承担起来，成立专业的研究队伍提出方案。昨天听一餐饮师傅都能说出问题的症结：在中国，法是一回事、漏洞是一回事，而执法又是另一回事；群众只有冷眼旁观的份，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白费成本而已。话说得很尖锐。执政党和政府并非只是提供公共服务了事，需要抓住社会环境和思潮的重大变化、及时把病态的社会引导到健康高尚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凡是论”和“不争论”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铃兰台
2008/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