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师群事件:红卫兵被妖魔化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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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师群教授用一篇歪曲事实的博文——《报告政府：我们的老师是反革命》，在网上刮起一阵邪风。一群仇视文革的右派象散积在各处的垃圾，借着这股邪风聚集到一起，把满身的腐霉污秽迎头抖向两位弱势女学生，——“荒唐”、“愚昧无知”、“莫须有”、“告密”、“不择手段”、“文革思路”、“狼奶毒化”、“专制教育愚脑”……，企图演绎一幕现代版“红卫兵迫害知识分子”的活剧，达到用“活生生的现实”继续妖魔化“反右”、“文革”和“红卫兵”的目的。自然，他们在剧中都担任“不畏专制强权，敢于批判社会黑暗”的正面角色。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当初媒体把持、信息独享、舆论一边倒的时代，虽是两个发不出声音的弱势女大学生，也不可能再象30年来妖魔化红卫兵一样随意诬蔑，现代网络“大字报”不出三日，就把他们丑陋的灵魂剥得一丝不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一开始，我就说他那篇博文露洞百出，因为不会有人幼稚到要对老师在课堂上的授课内容进行“莫须有”的“告密”，所有听过课的学生可以为杨教授说过的话作证；况且“构人下狱”也要有个动机吧？一者杨教授并未说他们之间“平素有隙”；二者，杨教授的“血”也染不了她们的“红顶子”。

不出所料，12月2日，新民网记者就华东政法大学两名女学生状告教授“反革命”一事向上海市公安局了解情况。警方表示，大学校园内的日常保卫事务都是由学校属地所在的市公安局文保分局负责，但是经过了解，有关公安部门尚未接到过类似的报案。

赶来帮腔的南都报在采访时提问：“你还记得那堂课讲了些什么内容吗？”杨师群说：“记不得，我讲课的时候喜欢结合课本内容，随性发挥。…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会说几句针砭时弊的话。”

在他，也许真有健忘症的。但当天课本内容应不会忘记，教案也应有记载。至于怎样随意发挥的，如何针砭时弊、批评政府的，由于两女生在课下就此问题与之进行过“切磋”，应该记忆犹新。即使真忘记了，那也不妨就当天的课本内容再发挥一次，一个课题，总不会发挥出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吧？否则，那真就是“随意发挥”、“信口雌黄”了。

如此重大得涉及到“反革命罪”的问题，只用“记不得”就想推个一干二净，未免也太容易了些？

从下面一则消息更可以看出杨教授在说谎。

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出面回答记者：“你这个事情，先去问杨师群，问他三件事，你拿笔记下来，第一件事情，哪个学生说过他是‘反革命’？第二件，哪个公安机关立案了？第三件事情，是不是那两个女同学讲了？叫杨师群把证据拿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你们报纸在全国有那么大影响，我给你指一条路，先去问他，不要问我，问清楚了，新闻的真实性就有了。如果他拿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

不出意外，这是一幕彻头彻尾编造的网络剧，否则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网络上，为什么至今没能听见那两位女生的一点声音。

现在已没必要揣度杨教授说谎的动机。一群右派已经营营而至，纷纷把予头指向“反右”、“文革”，对那两位女大学生当作假想“红卫兵”，口诛笔罚，大肆侮辱，有的还以教师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上窜下跳，为自己打造一副鞭挞社会不平、反对专制、为民请命的“面具”，以期博得群众的同情，挑起人们对“反右”、“文革”的恐怖和反感情绪，达到其转移阶级矛盾的目的。

右派精英利用改革腐化了共产党，现在又把由于否定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和“文革”、实行资本主义路线造成的两极分化、干部贪腐、道德沦丧等问题，全部推向共产党、毛泽东和“文革”。既得利益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在向“穷人代言人”方向加速“转型”：一向呼吁“保护富人”的茅于轼就作了一篇题目就不通的文章——《政府让穷人先富起来》（不知穷人如何才能比“先富”们“先”富起来？）。

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先生当年的遭遇来。

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事件中，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先生，由于与镇压和诬蔑学生运动的北洋军阀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帮凶陈西滢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革去了教育部佥事之职，并深受迫害。后来鲁迅先生离开北京来到革命后方——广州，并受到革命群众和革命军人的热烈欢迎。

然而，北伐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取得胜利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向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祭起屠刀。陈西滢等在蒋介石的治下，依然得势。而鲁迅先生却深受打击。1927年10月，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写道：

——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章士钊），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是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了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后来，鲁迅先生背叛自己的资产阶级阵营，转向无产阶级的平民运动。先生曾经预言：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言。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之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

不知道鲁迅先生是否料到：几十年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治下，上等人又开起了鱼翅宴。资产阶级的帮闲文学家梁实秋、徐志摩等人的死尸也被右派捧进文学圣殿，而且，一群如蝇如蛆的文人学者还在已被“冷处理”的鲁迅文章里搜索着可以被攻击和歪曲的蛛丝马迹。

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能否再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想改革教大法师吴敬链先生，一定会再次踢开家中的“资本主义沙发”，重新“左”起来。识务“俊杰”，善变如斯，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