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跑饿饭了：毛泽东才能给范美忠以出路

作者 苏杜　　

时间 2008-06-20　　

（本文大意：“挺范”是机会，声讨以“划右派方式迫害一个公民”，“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无形的古拉格群岛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才是“本质”。“挺范派”将根子挖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代”是好事。“民主”“自由”“人权”一直是右派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毛泽东论民主、自由与人权。毛泽东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著名公式。知识分子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出路，也是整个中国的出路。）　　

　　

　　

尽管“教育部取消范美忠教师资格”的“谣言跑到了真相前面”，尽管对凯迪社区6月16日最早发出的、凤凰网友“朱光兵14日晚8时许电话记录”的、《新快报》记者陈杨15日晚8时许“电话联系上事件主角范美忠和光亚学校卿校长获悉”的这一“最新消息”稍有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子虚乌有，尽管“御笔钦点”、“世上不智之行莫过于此”的义愤有点仰面唾天不知所终，这一切并没有挡住舒圣祥在《潇湘晨报》上，叶志军在《中国青年报》上，“三刀柔情”在《杨子晚报》上，王文琦在《广州日报》上、东方早报评论员袁幼鸣以及资深媒体人“五岳散人”接连在荆楚网上，相继发文为“范美忠因言获罪”大鸣不平。他们需要这样的“罪证”，这有助于将“挺范”引向深入。他们为了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不计范美忠根本就没有什么教师资格证书以及他压根就对它万分不屑的事实，也可以不计中国的“民办学校”可以像中国其他“民营企业”一样，并不需要什么机构的批准就可以随时随地地“辞退”“解聘”“开除”它的员工的事实，更可以不计中国尚有千百万大学毕业生压根就无聘可解的事实，他们致力于深挖“道德大棒杀人”的根子而无需顾及其它。在这种“一心一意抓发展”式的“一心一意”中，有的说，“任何人都有可能发表错误的观点，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充分辩论的机会，而只有强权干预的结论”（长平），有的说，“不管解聘范美忠的压力是如何奏效的，就其本质，这类似于以‘划右派’方式迫害一个公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无形的古拉格群岛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以‘划右派’方式处罚范美忠让‘倒范派’获得一时之快，却根本无助道德提升，相反将导致道德水准下降。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道德通货膨胀现象屡见不鲜。一番幻觉之后，道德通货膨胀只让‘道德家’获益，他们的道德大棍更有用武之地――这是六成强‘倒范派’亦需提防的，当心大棍子哪天敲到你们头上。”（袁幼鸣），有的说，“在某一件事上，只有一个声音是可怕的，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也深知其严重后果”（王文琦）。问题的诀窍就在这里，“挺范”是个机会，挖“强权干预”，挖“划右派”，挖“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代”，让人们“当心大棍子哪天敲到你们头上”，才是实质。　　

　　

“倒范派”对这样的言论是气愤的，但仅仅是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应当看到，将根子挖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代”，挖到“划右派”，挖到“强权干预”并不完全是坏事，它还是好事。不将根子挖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代”，挖到“划右派”，挖到“强权干预”，人们，国人与世人，尤其青年朋友们，也许还看不清前30年与后30年到底有着怎样的一脉相承，看不清前30年与后30年到底有着怎样的截然不同，看不清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末，前30年与后30年，有些什么事情是一脉相承的呢？又有些什么截然不同呢？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以下，予以分别说明。　　

　　

先说一脉相承。在“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所谓的“普世理念”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斗争就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些所谓“普世理念”上的不同立场，将无产阶级左派与资产阶级右派划分得泾渭分明也是一脉相承的。50多年前，资产阶级右派就是打着这些旗号，向共产党领导、向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发起猖狂进攻的，甚至，那场进攻的口号与如今的资产阶级右派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是取消共产党一党专政、要求军队国家化。愿意弄得更明白一点的青年朋友，可以查阅1957年春天的《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看看它们在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回事。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是有的，50多年前的进攻，是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伪饰下进行的，50多年后，这种进攻的伪饰大家都明白，就是“改革开放”。“划右派”也是有的，不仅有，而且还很分明，分明的标准就是拥护共产党领导还是反对共产党领导，是拥护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就是无产阶级左派，反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的，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一条分水之岭，前三十年是，后三十年也是，一脉相承，江山依旧。拥护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的，网坛上就被称为“小左”；反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的，网坛上就自号为“小右”，这不是70后、80后、90后都很熟知的吗？还有一点截然不同不可不提及，50多年前《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这些所谓“知识分子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及时受到了批判，得到了纠正，只延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一些打着“改革开放”旗号，甚至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报刊，其资产阶级方向却坚持几年、十几年而未受任何触动，任凭其在教育领域、文化领域、思想领域，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恣意对年青一代进行“人奶教育”，享受着“划时代”的“宽容”“包容”，其代表人物享受着特别的政治待遇与社会地位。　　

　　

　　

50多年前，《文汇报》等报刊的资产阶级方向及时得到了批判与纠正，这就是长平君的“强权干预”。当其时，有人要共产党下台，有人不要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要人民军队也去听他的指挥，共产党焉能不加以“干预”？难道听凭资产阶级右派主张得呈，其政党堂皇上台，其代表人物复辟吗？即便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加以“干预”，工农大众也是要加以干预的。他们的父兄姐妹，牺牲了几千万生命，为之奋斗了几十年，岂容葬送在一个“领导集体”之手中？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如王文琦君所言，“只有一个声音”，没有第二个声音，王君责为“可怕”，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像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声音，是让王文琦君感到比较“可爱”的一个时代。　　

　　

但是，有必要说明，这种“强权干预”，不是斯大林式的，也不是后来的“不争论”、“稳定压倒一切”，而是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辩论的方法来干预，来解决的。打着为共产党整风的旗号要共产党下台，要共产党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要军队国家化，要实行西方两党制，要走实际上走不通的资本主义道路，不仅主张，而且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进行组织行动的，只是很少的个别人。这些个别人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好解决，取消他们的言论自由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以为马克思主义不对，以为共产党专制，以为社会主义道路不好，喜欢西方民主，迷信西方自由，还是人民内部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认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有责任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责任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民主、自由观。当其时，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说，民主，自由，是有的，但是，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毫无疑问，这些道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仍然有着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我的视野有限，我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分子，仅就我个人的视野看来，在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所谓“普世理念”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毛泽东这样讲得分明、本质、透彻，没有一个人能像毛泽东这样能为一般民众提供一个可以从心底佩服的理念。有人不分清红皂白地统称“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人界线不明地颂之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但世人、国人一看美国飞来飞去的精确制导导弹，灭了一国又一国，西方民主只是西方人士的“好东西”，西方民主人士笑容很迷人，但决不允许共产主义成为“第二种声音”。　　

　　

毛泽东不仅未曾在国与国之际用导弹来推行本阶级的民主、自由理念，在国内，也没有强迫人们来接受。他说，我们是主张有领导的自由、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他反复地在多种会议上说，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当然，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毛泽东的这一主张，与某人的“不争论”，“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是天渊之别，划时代之别。　　

　　

毛泽东还将这种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就是著名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个公式是说，在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时，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根据历史的经验，强调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他说，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争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毛泽东说，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公式，现在不用了，代之以动辄“抓政治谣言”。　　

　　

毛泽东还从思想斗争的另一角度说明了“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与必要。他说，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以前的例子不多说了，最现在的例子就是郭松民。郭松民写过自己感觉不错、朋友也很称赞的文章，网坛上小有名气，但是这些文章是在小圈子里欣赏的，是在温室里培养的，上不得战场，遇到本不为意的“范跑跑”，反而打了败仗。所以，我觉得，毛泽东所说的意见很有生命力，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要知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人都忙于搞震救灾，谁会想到跑出一个“范跑跑”来？谁又会想到“挺范派”越挺越勇，还将“挺范”引申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所以，我们不应当希图用压制的办法不让“范跑跑”跑出来，不让凤凰网为他搭台，不让一帮“骚货”帮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希望这也成为《》提倡的一种战斗风格。　　

　　

这方面，还是毛泽东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榜样。有人挑战说，马克思主义是你们事业的指导思想，对它能不能批评呢？毛泽东并没有跳起来，他说，怎么不能批评呢？马克思主义不能批评，不让批评，那它就不是真理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绝不搞“不争论”，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过只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其它“声音”的时代。　　

　　

如果再拿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来说，那就更为典型些。30多年来，毛泽东思想天天在挨批，甚至毛泽东本人都受到了比“范跑跑”严重得多的诬陷、咒骂与人身攻击，而且他本人也去世30多年，没有办法再起来为自己做半句申辩，但这是不是就将毛泽东思想批倒了呢，没有人理它了呢？有人说现在的“理论不再包括毛泽东思想”了，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就从中国、从地球上消失了呢？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毛泽东思想者，我正好“旁观者清”，我看是毛泽东思想并没有从中国、从地球上消失，相反，它还很有生命力，还不是一个决议两决议就能将它“不包括”的。从一些文件上将它删掉是容易的，也很“强权”，但是管用吗？我看不管用。毛泽东对“谁胜谁负”论断，过去50多年了，现在来看，是不是为历史所证实了呢？国际上的资产阶级势力是不是在按照它们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呢？国内的资产阶级势力是不是也在按照它们的世界观来改造中国呢？我看是的。这不必从更为著名的李锐、谢韬、辛子陵的言论中得到证实，我开头所引诸君的“挺范”，也是很合适的明证。　　

　　

在开头诸君的“挺范”中，我尤以为袁幼鸣君的“不管解聘范美忠的压力是如何奏效的，就其本质，这类似于以‘划右派’方式迫害一个公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无形的古拉格群岛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的这段话最为出色。对于袁幼鸣君的这段话，许多人大概读了一遍，没有多想，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根本就没有弄明白“无形的古拉格群岛”是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有弄明白袁君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做了一个怎样的概括，以及做了一个这样的概括下一步会怎样，实在是完全辜负了袁君的一片良苦用心。然而，只要温习一下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这一意见，要弄明白袁君在说什么，就并不十分困难。“古拉格群岛”是什么群岛呢？它什么群岛也不是，它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对苏联一个比喻，中文简意即“集中营”。索尔仁尼琴是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一个作家，是被西方授予文学诺奖的一个作家，是被美国政府所接纳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苏联解体之后又被请回去的一个作家。袁幼鸣君做不了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但挡不住他将今天的中国比作“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的无形集中营”。我们的许多论者在与范美忠辩论“孝还是不孝”，“救人舍已还是不舍已”，“道德普世还是不普世”，但都不如袁幼鸣君说得“本质”。　　

　　

其实，对范美忠的《那一刻地动山摇》，同样的原因，不少国人忽略了其中第一段文字的意义。对于范美忠之“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对于他“无数次质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一颗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却让我出生在如此专制黑暗的中国？让我遭受如许的折磨！”，对于他“庆幸没有出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庆幸没有出生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的一再“庆幸”，就很少有人正面来发表一点意见，问一问范美忠“记录地震中经历与感受”，何以诉说自己另外的“痛不欲生”与“如许折磨”？何以表达没有为“誓死捍卫毛主席和红色中国而其实死得一钱不值”而“庆幸”？在我看来，范美忠的这一段文字，远比“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更为要紧，是为要害。这才是开头诸君不管范美忠压根就没有教师资格，也不管“御笔钦点”的指责成了唾面自干，更不管解聘与无聘可解的大学生千千万万，仍然要“力挺”，并要引申到“划右派”“强权干预”“我们曾经经历的时代”去的根本原因。范美忠的“庆幸庆幸没有出生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多半会被枪毙了家人还要忍着伤痛上交子弹费；或者誓死捍卫毛主席和红色中国而其实死得一钱不值；或者经历热烈的青春之后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袁幼鸣的“不管解聘范美忠的压力是如何奏效的，就其本质，这类似于以‘划右派’方式迫害一个公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无形的古拉格群岛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不正好互为印证，互为补充、互为帮腔吗？范美忠话在题内，袁幼鸣君言重“本质”，真是此言得之！　　

　　

“挺范派”诸“挺”之中有一“挺”就是“力挺说真话”。甭管什么话，只要是“真话”，你就不能反对，你反对就是“反对说真话”。“如此黑暗专制的中国”，“道德包裹下的无形的古拉格群岛”，都是“真话”，你也就不能反对，你反对，你就是“反对说真话”，“道德杀人”。人们大约都知道，在“划右派”的时候，毛泽东说过一句“言者无罪的无罪”，这句话被反对者列为“暴君”的主要证据之一。但这句话与袁幼鸣诸君的理论比起来，那个更“暴君”一些呢？有位网友这样请范跑跑入了一下瓮，说：“范老师，我很好色，我很喜欢你的老婆和女儿，我要把她们一块办了，这是真话。”他说，你不能反对我，你反对我就是反对“说真话”。这位网友的请君入瓮法固然登不得大雅之堂，但再略略想一想，毛泽东关于民主、自由理念的正确，不也由袁幼鸣诸君反证了它吗？　　

　　

说到这里，有的朋友会说，“我们曾经经历的时代”，毕竟有过“下放劳动”，伤了很多人，这是不能回避的。是的，事实与历史都如此，无需回避。要将前三十年彻底湮灭的，避之唯恐不及的，不是我们。的确，毛泽东是这样主张的，白纸黑字，自定的选集，后编的文集，都收录在其中。转述不确，照录为妥：“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这就是前30年中持续的知识分子的“下放劳动”，持续的“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实际上，不仅“右派分子”要去，所有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这样。今天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毕业于清华大学，也不算是低才生了，就曾经在刘家峡水电站劳动过一年整。我们的温家宝总理，是40年前的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那时的研究生比现在的“博导”还要希罕，他在甘肃地质局下属的一个力学队一干就是10年。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毛泽东本人也是知识分子，他并不反对读书，他认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有与工人农民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有与生产劳动、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书本知识，这样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有出路，才是早晨八九点钟太阳，大有作为。其实，像钱学森，像李四光，像袁隆平，并非总是坐在高楼大厦里论道，他们的足迹是遍及导弹基地、东北平原、南疆稻田的，更不用说从西方刊物上东摘西抄的凑“专著”，投机钻营地谋“院士”，招摇撞骗地当“顾问”了。毛泽东指出的这条道，过去是，现在应当仍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唯一金光大道。自然，这条道也有不少人走不了，或者走了半截又倒了回去，还有的不是这条道上走，而是观望，一有机会，就动手掘路，让别人也走不成。这就是鲁迅说有人坚持，有人颓唐，有人落荒，有人叛变，毛泽东说是长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的原因。　　

　　

我以为这也应当成为范美忠的“饱饭之道”。走这条路，教师资格证书会有的，出聘的学校也会有的，其它合适的饭碗都会有的。当然，大至为国际资产阶级颠覆苏联出了大力的索尔仁尼琴，小至正在请求美国总统增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压力”的范美忠的学兄余杰人等，他们的路也是一条路，但是那是一条死路。不错，个人的小富贵是有的，但要为了这个，就别再自吹什么“知识与思想是最顶尖的”了。君以为自比也是北大毕业的朱自清何如？从《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文字来看，范君要写出《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背影》来，恐怕功力还稍欠。而且，他的民主思想，也不比范君少多少。要图个小富贵，朱自清的资本当在范君以上而不在以下，但他就是没有去钻美国人的裤裆，虽然贫病而死，但在北大的校园里，大概仍有他的“背影”。自然，在北大校园里，还有“厉宁宁”这样的“正形”。“厉宁宁”不必良禽择木而栖，慌不择树，只要把第二个人留给老虎就行了的教导，正在大得其道。不取朱自清之路，而走厉宁宁之路，那也是人各有志，难以勉强。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有的，这也是毛泽东的判断。不过，请勿小觑“红色中国”，发个感慨什么的可以，自悲自怜自悔自叹谁也管不着，但要将“红色中国”换成其他颜色，难度还是有的。这种颜色是用几千万人的生命之血染红的。君以为他们死得“其实一钱不值”，那是你的价值观，别人呢？我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毛泽东思想分子，还不是共产党员，君还做过“高中团支书”呢，我就从来没有当过，比你落后多了，但与你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他们的每一条命值多少钱不好说，但总觉得比你的那一条贵多了，即便是你与袁幼鸣君都做了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也到底升不了值。称斤论两，价值观“普世”，在你我之间就办不到。　　

　　

不过，还有一层意思，不可不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走为工农服务、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也要有一个必备的条件，那就是中国的工农大众也是执政党所报务的对象，所依赖的基础。如果工农大众本身就芨芨乎危殆，知识分子怎么与他们结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工农在受难，中国知识分子也好过不了，低沉，迷茫，颓唐，潦倒，或投机，阿谀，钻营，卖身，都会有。中国出不了索尔仁尼琴，但“政治小说家”“人奶教育家”“衣食住行史学家”“意识形态经济学家”“普世价值理论家”等等，还是出了不少的。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千疮百孔的工农联盟修复好，再巩固起来，有了这个基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才能延伸下去，广阔起来。知识分子问题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之一。六十年来，中国大地上的政治风波，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为主角，今后大约也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出路，也正是中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