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危险期——又一个弥天大谎！

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的一个阶段，被当今主流舆论反复渲染为“危险期”、“矛盾凸显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等等，并与世界各国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相印证，旨在表明这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特殊时期”，从而为当代中国进入“深水区”或者冲出“危险期”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基本依据，似乎成为不得不需要面对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个众口铄金的“GDP危险期”，到底它是哪来的？其必然性究竟何在？理论上如何证明的？能不能成为研究问题的理论基础？为什么会被主流舆论反复渲染？人们不应盲从任何“新观念”、“新思维”、“新理论”，至少需要通过理解达到兼收并蓄，否则很有可能堕入一种特制的“理论”陷阱。　　

“GDP危险期”论断，来自享廷顿的部分论述。集保守和自由于一身的亨廷顿，曾长期供职于美国军队、国防部与安全机构，他以保守主义军队必须“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为出发点，进而提出排它的必然的“文明冲突论”，又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寻找文明冲突的主要对手和理论依据，于是就把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分成了“传统安定、现代化起飞、城市突破、绿色崛起、现代化巩固、现代安定”六个阶段，并有一个很著名的论点是：“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这个论点成为国内外一些学者提出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GDP危险期”的重要理论根据。近年来，西方现代化理论给出了“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是‘矛盾凸显期’”的基本逻辑，这一观点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人均产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时，各种社会矛盾突显，容易引发社会动乱甚至崩溃，有人进而提出“1000美元到3000美元危险期”的说法，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危险期中。但是，享廷顿并没有说清“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清晰内涵，也无法指明一切社会的“现代化”与“不稳定”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　　

无论是享廷顿本人、西方现代化学者、还是国内西化派，都没有给出“现代化带来不稳定”的充分的历史必然性，也许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加容易成为现实，或者更加容易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的理论基础。笔者搜索发现，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张宏达在《近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不稳定的社会历史分析》中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民族经济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民族振兴战略的首选目标，在各国借市场体制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等付面效应，社会某些层面由此产生的相对被剥夺感为一国政治不稳定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这就需要更进一步地审视“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等可能导致不稳定的根源问题。比如不稳定的根源是否一定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是必然出现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的这个阶段中？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导致人均GDP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的这个阶段的不稳定？是不是一切社会与世界各国都无法解决人均GDP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的这个阶段不稳定的根源问题？国内外的现代化学者们回答不好这些问题。

“百度”中相应回答了“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期望值革命”的过程，无论是新的财富阶层、中产阶层，还是工人和农民，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利益意识的苏醒而成为社会利益主体，他们从维护各自利益的角度出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对政府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和要求。为了促使政府关注和满足自己的期望和要求，穷人更多使用暴力的手段，富人更多使用腐化的手段，来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依靠镇压回应穷人的诉求会将后者推向激进化，纵容腐败会导致国家成为少数寡头的俘虏。前者会促使社会形势革命化，后者会促使政权法西斯化，这两者最终都会导致政治不稳定】。问题在于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绝大多数的穷人们实际已经基本完成了“促使社会形势革命化”的过程，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主要任务，怎能允许再次形成和逐步扩大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进而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不断加剧呢？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一家言”在《“1000～3000美元危险期”这个说法并不可靠》一文中认为：【从他（享廷顿）的具体分析看，矛盾冲突最尖锐的时期显然是在起步阶段——现代化起飞阶段。由于不断地发生现代化“分化”与“整合”，整个转型期都具有不稳定性。但是，最突出的危险期还是起步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传统的农业结构、村社共同体、生活方式、传统价值体系等都开始解体。一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另一方面却不能进行及时的整合，甚至整合渠道尚未开通，社会变迁的压力被积压而容易引起爆发。这个阶段人均产值常是很低的，几十美元、百十美元，顶多二三百美元。而当人均产值达到1000美元之时，整合渠道早就开通了，最危险时期也过去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德国的农民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1861年废奴运动引发的大面积农民暴动，土耳其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日本20世纪20年代的“米运动”，中国清朝晚末期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统统发生在人均产值低于1000美元之际，甚至低于200美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如果反复出现不稳定的社会根源，那么一方面说明了穷人“革命化”以后的新制度，没有充分体现政治上的基本宗旨；另一方面反证了“GDP危险期”论断在理论上的不堪一击。　　

既然“GDP危险期”这一论断不科学、不可靠甚至不成立，那又为什么又能不断演变为社会公共舆论呢？也许是用“谬论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广告效应，推动建立一种向不稳定发展的理论依据，进而促使人们在社会惯性演变过程中，对整个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现象保持高度认同、足够理解和基本麻木，诱导社会继续积攒向深水区全速前进的足够力量，希望政策定位有力维持在“存在就是合理”的轨道之上。还有别的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