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代表了什么？

汪华斌

热热闹闹的两会开张了，一时间有的地方向过年一样布置；似乎中国的希望真的就靠这些精英了。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你完全可以把他（她）想得很完美；可当我们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后，再也形成不了对他们的期望了。

如我身边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一不是与老百姓接触；收集群众的意见。二不是个人主动竞选的，名单定了再投票通过。三是一旦成了代表，仿佛自己真的成了观音菩萨；整天在那里个人苦思焦想出提案。四是这样的人即使提出的浅薄的合理化建议，竟然还有那么多的部门为他服务；而他身边有比他强千万倍的好合理化建议却无人过问。

再如某企业出资重组外地企业一事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因为这是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领导们想到的和亲自出马干的事。然而同样的合理化建议竟然被一名普通的管理人员早在1985年就提出，而且比现在实际做的更科学。可是这样的建议竟然被领导批示：异想天开。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官；如果要是官，狗屁也是香的。

中国的国计民生的很多事其实很简单，但就是被一些空想家所毁灭；最明显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是中国人就业的主要途径；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和一些名不符实的代表们，竟然忘了中国人要就业的硬道理；非要学西方国家的企业改制，结果全民所有制土壤上播种的私有制种子；自然造成国有资产大幅度流失，中国人的就业日趋艰难。在中国的后改革时代，一些经济学家竟然以为只要政府‘完善自身改革’就能实现中国改革的圆满成功；这些人的确忘记了国有企业的现状就是他们设计出来的，也忘记了我们的领导核心是党；党的功能没有改革，政府改革能有作用吗。

我们不会忘记国有企业从上到下全部是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企业领导者的时候，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恶梦到来；是这班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在台上所做的竟然是对所有具有领导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疯狂压制，行政领导他是权威；专业技术也是权威。结果国有企业整整20年没有人才培养，比当初外行领导压制人才更内行。可我们的人事制度竟然对此漠然置之，试想如果工程技术人员能成为企业家；那还要工商管理专业干啥嘛。正是领导在方方面面都是权威的实践，使得它现在这已经成为中国全面深得人心的管理模式；在任何单位或地方，全部是领导与技术一肩挑；就连我们的院士，也只能在领导干部中产生。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院士，有几个不是当官的出身；因为只有当官的成果才能最多，老百姓的成果挂在领导身上是天经地义；这就是中国的事实与人才的平等竞争。

当我们看到我国的腐败分子呈现59岁现象时，这些掌握权力的领导们修改了人事制度；从59岁直接跳到用29岁，就这样一批慷慨激昂的29岁年轻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却不知昨天还被人寄予厚望的年轻人，自己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快速成为‘中山狼’。当这些年轻人成为权力的控制者时，政策腐败的空间更大；因为中国的年轻化干部想快速完成利益的积累。我们经常在两会中见到有人很关注民生，而且问题与措施也很尖锐；但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口号成了我们社会的历史潮流。

是啊！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周围这么多的问题是那么简单，却就是没有人来解决；而那些空话连篇的提案却大声疾呼，这是为什么？难怪腐败分子们把忠诚作为教育别人的官话，自己却在干着与职责背道而驰的勾当；他们把恪守职责当成考核下属的标准，而自己却是在随意性中完成自己的职能；他们把廉洁当初空喊的口号，自己却在极端的腐败中生存。

所有这些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吗？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才是他们的真心，而口号是喊给老百姓听的；我们社会的确有人在质疑：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真的能代表我们吗？

其实我们的人大代表绝大部分是在职的各级干部，他们是执法与监督者；在人大会议时，他们自然又成了立法者。我们的政协委员，实际是一个名誉或待遇；所以政协委员除了那些在人大代表中无法安排的领导外，剩下的就是领导定的名人或知名人士；他们所代表的，依然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才能成为名人或知名人士。从社会学规律上讲，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永远只能是少数；这是目前世界的社会定律。我们的确见到多数人成为共同的既得利益者的时候，那就是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改革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结果少数人成了先富起来的人；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自然是由于社会不公造成的；而这个不公的改进，不是后改革时代就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改革时损害的是全民所有制的利益，而现在后改革时代损害的是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这们能愿意吗，估计是不可能的；谁愿意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既然他们不愿意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人组成的立法机构能有很大的改变吗；我想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中占绝大部分的利益缺损者，他们并没有同比例的代表出现在两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