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漫步于东湖之滨，我偶然记起鲁迅在《太平歌诀》里引用的故事：南京中山陵即将竣工时，有一种谣言传出，说石匠要收儿童之魂来合龙门，一般老百姓听信谣言，就让孩子手臂悬上红布，布上写着歌诀。其中一首这样写：“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　　

鲁迅心疼地说，“这后面两句，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鲁迅这一代五四启蒙者的历史。　　

启蒙者和革命家舍身为民众流血受苦，民众未必就会感谢支持。事实上，启蒙者常常为此而困惑：“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他们。不过，他们并不认识我们，也不想认识我们。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瞧，这有多可怕。”　　

在启蒙者看来，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制度蓝图。知识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但是，他们往往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无论是清未的立宪，还是推翻满清后的制宪，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带来幸福，政治精英并不会自动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会将启蒙者精心设计的法律和制度弃之如敝履。　　

1949，历史抛弃了启蒙者，选择了毛泽东。毛原本也是五四时代的产儿。但在实践中走出了精英主义制度决定论。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是对五四的传承；从反精英的角度而言，是对五四精英主义的反动。毛号召人民起来造反，　1968年7月28日　毛召见韩爱晶等造反派领袖时，韩爱晶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毛回答说：“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文革最后也走向了它的反面。精英主义不但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不但清算毛的平民主义，而且把账算到了五四一代启蒙者身上。朱学勤之流用轻蔑的语调来谈论五四：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行动这么粗鲁，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甚至祸殃及国外，连法国大革命的先贤尚且受到精英们的诅咒。　　

人民不再被视为启蒙的对象，而仅仅是资本的工具。社会发展只能由少数人来推动，因此把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里是必要的，多数人的命运只能是等到少数人把历史推进到新的阶段之后才能解决，因此这个理论在中国的现实中间，常常产生人们所熟悉的各种主张，例如把国企先搞垮再瓜分的“吐痰论”，改革需要牺牲工人农民的“代价论”，在理论基础上最喜欢援引斯大林总结的“历史五阶段不可超越论”，或者根据作为这个认识基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论”“补课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起点和归宿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聚敛社会财富和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历史进步的钥匙就在精英阶层手里，多数人是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甚至上负担和拖累。计生政策就是其中特别恶劣者。一些地方甚至提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完全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　　

九十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就连在电视屏幕上，也满眼是大辫子。从五四到文革再到改革，历史走了一圈，今天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放眼四周，与五四前何其相似！这，也许是很多人再提启蒙的原因。难道大家都不学历史的么？我想，启蒙者是值得纪念的，但启蒙主义就让它随风而去吧。否则，早晚逃不开这个结局：“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　　

　2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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