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差异乃至分层，包括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层。地主分大地主、中小地主，资产阶级分大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等，一个阶级内部有联合也有斗争。法西斯主义是大资产阶级对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制是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对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上层（经理们等中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下层专政，当然三种制度是越来越先进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其内部也产生分层和分化，“人民内部矛盾”嘛，分成官僚阶层（干部中那些职业官僚）、城市工人阶层、农村农民阶层等等，这就表现为苏联和中国毛时代的制度性、身份性不平等。为什么无产阶级也会发生内部的分层乃至斗争，因为有的人是革命者，建国时就有权力；有的人是知识分子，凭专业知识成为技术官僚，还有可能转为职业官僚；更多的则是无权无知识的普通人。

广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定义就是用资本生资本、自我复制的运动形式（当然这个过程是离不开一定条件的－－－例如产业资本主义需要工人的劳动才能产生剩余价值），于是甚至生物繁殖都可以算到资本主义里：生物自身就是资本，通过同化他物来复制自身就是资本运动。实际上通常是资本主义卫道士们才会这样扩大资本主义的外延，而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定义的那种经济资本主义。但我们借用一下“资本主义”这个词来形象地说明一个事物也未尝不可，这样可以加深人们的印象，将众多事物在自我复制方面的相似性联系起来。

自从原始部落的公共权力转为私有权力后，国家就产生了，而私有权力是可以作为资本的，即凭权力去取得更大更多的权力，具体的做法是用权力取得政绩，让本阶级尤其是自己的上司看到（民主和专制的不同就在这里：是让本阶级的人都看到有利于升官呢，还是是光让上司看到就够了），然后升官。这个可以叫做政治资本主义，资本就是私有化的权力。

只是类似于经济资本主义中资本不能凭空生出产品来，权力也不能凭空生出政绩来，事情要人来做，还不能光由政治资本家－－－职业官僚来做（累死他也干不了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啥也不做的），而要下属和人民来做。如果官僚们认识到成绩不是自己的功劳，并且不居功，那他就不是官僚了，而是称职的人民公仆。只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做事还要居功，认为事情真的是自己做的，还认为自己既然做了事就该得到回报－－－升官。后来为了更有效的做官，官僚们就不做事只做官了，他们会样一帮更专业的小吏（类似于经济资本主义中的经理人）来帮自己料理政务，自己则跟经济资本家一样最终彻底沦为社会的寄生虫。

光是寄生虫还没什么，只不过是养一帮闲人而已，虽然不合理但人民还养得起，但最怕权力的异化－－－如腐败。为什么官僚要腐败呢？权力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产生腐败的，即使在政客们那里也如此，因为他们还指望升官呢。只有升官无望时，而他们又要寻求自我满足时，他们通常情况下才会用金钱来取代权力来满足自己，即腐败。为什么他们会升官无望呢？因为类似于经济资本主义中的购买力有限性，官场上的官位也不是无限的。虽然经济资本主义中可以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诱导人们透支消费、畸形消费，政治资本主义中可以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代价或者权力下放的方法尽量满足官僚的权利欲，但这种方法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

购买力不足时会生产过剩，会发生经济危机；而当官帽不足，腐败问题严重之时，人民就会不满，就会发生政治危机。苏联就是这么完蛋的，而中国的官僚体制也差点完蛋－－－“文革”中人民反官僚的怒潮官僚们也都看到了，不改革他们绝对撑不到２１世纪。政治危机是官僚机构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监督和权利制衡都无法根本解决，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民主－－－而且得是真正的民主，别是美国式民主。

比较苏联和美国的体制，美国是经济不民主而政治相对民主，苏联是经济民主而政治不民主，所以美国有经济危机而很少政治危机，而苏联有政治危机但从不发生经济危机。从经济大于政治、经济对人民的意义重于政治的角度来说，苏联体制比美国体制先进。而事实上经济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在苏联的指令性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僚对经济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官僚怠工和腐败的情况下，经济也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中国的解决之道相反：戈氏的解决方案是保留先进的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先进），强行推进民主，结果过于理想主义，脱离实际而且急进，苏联解体；邓氏的解决方案是保留官僚体制，中央向地方放权，把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分成若干分散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推进市场化，结果大家都知道，虽然是走历史的回头路，但符合实际，获得成功（当然凡事有利有弊，彼时成功的方法现在就不一定行了，而且事实－－－这次危机－－－也证明了市场经济不是万金油，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解放思想”，破除市场崇拜）。

邓氏的解决方案是很不受一些左派喜欢，但是这一方案比较事实求是。官僚体制固然讨厌，却是民众素质不高、外患尚存的情况下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当然还有其他解决方案，那就是毛氏的“大民主”，本质上与戈氏的解决方案类似，都是历史发展的方向，然而是超前的、理想主义的，在１９６６年显然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不过，民主－－－经济民主加政治民主－－－毕竟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应当相信能够实现，而且我们还不能像第二国际时的欧洲工人坐等社会主义那样坐等民主砸到自己的脑门上，我们得用实际行动去争取。中国固然避免了苏联式悲剧，但中国又遭遇了新的危机（其实西方人一百多年前早就开始遭遇了）。我认为中国下一部的改革方向就是改革市场经济，恢复计划手段的力量，起码要建立福利制国家；而且还不能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必须要改革官僚体制，反对官员的职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