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那位杨师群教授出来放话了：请不要人肉搜索那两位女生。多么的仁慈！这位杨教授倒底是何许人呢？看看他的文章就知道了，下面的几篇文章均出自他的博客。他的博客地址：http://shiqun2007.blog.sohu.com/

希望大家把我这个贴子张贴出去，好让大家知道，那两个女孩子倒底是什么人！

《苦读历史，两相对照，触目惊心》

这个月的《炎黄春秋》41-52页上连登的两篇文章：杨继绳《通渭问题》与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读完后，只觉得思潮汹涌，久久不能平静。

杨继绳《通渭问题》其副标题是《大跃进五十周年祭》，谈的是“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甘肃省通渭县在1959-1961年间人口大量饿死的惨剧。一个才二十几万人口的县，死亡达八、九万之巨。“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大跃进”：下面的官员虚报产量，上面的官员要求完成征购任务，甚至“在搜粮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打死、逼死1300多人。”而此时当官的“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40斤，油23斤，鸡蛋260多斤，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这些省、地级“党的书记”的官员们不知还算不算“人”？

正好又收到朋友的信息：杨继绳化了15年心血的巨著《墓碑》在香港出版了，其用了100多万字1100多页的篇幅，向世界展示了1959-1961这三年间，中国大陆如何饿死3600万人的惨剧，这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将成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文谈到：“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大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那么，阿方如何对待我国的援助呢？“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当我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尤其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文章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就是说为了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白了就是想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便可把中国百姓的生命作为垫脚石！而结果却极具讽刺意味：在中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中，阿共与中国翻脸。“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取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可笑地认为：“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其实，中国做这样的傻事又何止这一件，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南……记得，为了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中国把一车皮一车皮的粮食、武器往越南运，而当时中国农民在吃些什么？越南人在赶走美国人后，又把中国大米筑成防御工事，拿着中国援助的武器，再与中国开战，屠杀中国的青年。你到崂山前线去看看，有多少中国军人的墓碑，它说明了什么？很清楚，中国人（在所谓抗美援朝战争中）用百万青年的生命扶植起来的北朝鲜政权，这个马上就要掌握核武器的流氓政权，总有一天会与前两国一样，再次让中国人大开眼界。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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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明白一点，《炎黄春秋》那帮大爷一直是以宣扬普世价值为已任的。关于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傻子都知道是真是假。至于援助阿尔巴尼亚，那是配合抗美援越的一次战略佯动。此二举帮助中国成功的那回了联合国的否决票。一张联合国的否决票值多少钱？200亿？2000亿？20000亿？如果真的拿二万亿能买一张否决票，日本和德国绝对干，可惜，买不到！这笔买卖毛主席做的值不值呢？另外，抗美援朝值不值的打？朝鲜是不是流氓政权？你们的美国亲爹才是公认的流氓政权！看他们侵略了多少国家！看他们制造的经济危机让多少人受害！

《如何评价秦的统一，它对中国的历史作用是进步的吗？ 》

当今绝大部分有关论著对秦统一问题都持肯定的论调，其常常是一种政治态度，而并非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所以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中华统一进程始于西周大分封，这其实比罗马的移民屯垦更有实效性，再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到战国后期中华民族其实已行成融合的局面。所以，秦统一是当时大一统文化的必然趋势，秦始皇只是完成了这一形式过场，无须放大其历史作用。

然而在这一形式过场中，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惨重。首先是所谓的统一战争，其残酷性是史无前例的。秦国在统一战争中所杀的中国人，有数字可稽的就有160余万之巨，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必要的残忍杀戮。如秦军攻魏国大梁，扒开浚仪渠，引黄河水淹大梁，结果城毁魏亡，主要是百姓淹死无数。尤其是与赵国的长平一战，秦军已取胜，然而仍活埋40余万战俘，这些残暴行径无论如何都是对人民的犯罪。

秦统一后对人民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秦始皇“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滥施暴政。亲政不到两年，为独揽政权，专制文化，就逼死大臣吕不韦，严惩其门下士人。为禁止泄露宫中皇帝的言行，曾遍杀宫女随从。一些儒生不满政事，就被坑埋460余人。发现一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石刻，又尽取石旁居民诛杀。其法律日益残酷，如焚书令中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令者族。……”《云梦秦简》的秦律规定，“宵盗，赃值百一十，其妻、子知，与食肉，当同罪。”“乙知其盗，受分赃不盈一钱”，与盗同罪。“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服苦役三十天。秦法律还有亲属连坐，邻里连坐，职务连坐……。

在这样的残暴统治和严酷法律之下，官员更是肆无忌惮，草菅人命。《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范阳某令为官十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计。”人民动辄得罪，被迫害判刑的人数之巨大，实在难以想象。一次被派到湘山去伐木的刑徒有三千人，筑阿房宫和骊山陵墓的刑徒多至70余万，筑长城和谪戍北方、南边的刑徒也至少有好几十万。《汉书·刑法志》描写当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盐铁论》说：“上无德教，下无法则，任刑必诛，劓鼻盈累，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终而以亡者，秦王也。”可见人民生活在极其恐怖的统治之中。

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对当时的生产力更造成极大破坏。秦在兼并战争中，每攻下一国，就下令将该国的宫室图样描绘下来，然后在咸阳的渭水北岸仿造，从咸阳的雍门以西到泾水之间，二百里之内建筑了270座宫殿。秦始皇二十七年，又在咸阳的渭水南岸建筑了一座高大的宫殿，初定名为信宫，后改名极庙，同时筑一条道路通骊山。不久又在原甘泉宫前建筑了一座甘泉前殿，同时筑一条甬道通咸阳。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了在渭水以南的上林苑中兴建阿房宫的巨大工程。秦始皇这样大规模的建筑宫殿和陵墓，不但需要大量的人力，还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这些材料需要从各地开采和运输过来。如果建筑阿房宫、秦始皇陵用70万刑徒，那么上述其他宫殿的建筑所用人力又何止几十万。再加上进攻匈奴数十万，进攻百越和南戍数十万，筑长城数十万……，那么以当时近二千万人口中约有四、五百万青壮劳力计，在生产第一线上还会剩多少劳动力？

秦统一后，《史记》、《淮南子》诸书只记：征泰半之赋，具体数字难以考订。然而从《史记·陈余列传》“秦为乱政虐刑，……头会箕敛，以供军需”等记载看，所谓“头会箕敛”，即采用按人头摊派，不肯交就闯入民居用箕来扫取的办法进行掠夺，它反映出秦时的赋税应是相当沉重的。同时，壮丁每年要向政府服徭役一个月，叫做“更卒”；一生要服兵役二年：在本郡或京城服役一年，叫做“为正一岁”；再要至边疆防守一年，叫做“屯戍一岁”，这只是法定的服役期限，实际情况要远远超过。有的往返就需经年累月，各种负担十分沉重。特别是对匈奴和百越进行的战争，出征与输送物资的民工都是异常艰苦的，时而还会押调“丁女”。《汉书·严安列传》载：秦国“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史记·主父偃列传》载：“秦始皇任战胜之威，……务胜不休，……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陲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汉书·晁错传》说：“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所以《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说：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这样残酷榨取人民、奴役人民，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

其对私营工商业的打击和摧残，也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秦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为抑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官府垄断冶铁诸业，曾不断把六国的大商人尤其是冶铁业主流放。如“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千处。”再如“程郑，山东之迁虏也”，“秦伐魏，迁孔氏南阳”。[1]全都财产被虏掠，人员被流放，情景凄惨之极。有理由认为，秦凡攻占一国，便将其私营工商大户没收财产，流放边地。统一后，又“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2]将商人无端流放南方戍边。西汉晁错说：秦代“谪戍”，“先发吏有谪用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3]秦代不但将所有商贾都流放谪戍，且对其三代子孙都不放过，可谓斩尽杀绝。秦发往岭南戍卒五十万人中，可能大部分为商贾及其后代，上述“如往弃市”之惨状可以想见。战国时繁荣的私营工商业经济，在秦统一后即遭到毁灭性打击。

文化上，秦采取禁止私学和焚书坑儒政策，尤其是野蛮的焚书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把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改造成单一残酷的法家文化专制。在上述政策统治的基础之上，统一文字的目的主要在于军令法律的畅通，统一度量衡的目的无非为了赋税的征收和俸禄的发放，车同轨，修驰道也主要是方便皇帝、官员的出行。所谓在客观上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评价，完全无视秦上述经济、文化的统治政策，可以说这方面的所谓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一些史学家提出所谓秦统一顺应人民的愿望，符合人民的要求诸观点，也是很幼稚的。如认为人们要求什么，愿望什么，上帝就一定会恩赐什么，这其实是十足的“唯心史观”。而事实是，历史常常并不按照人们的愿望前进。同时，所谓人民的愿望，不同阶层的人们差别是很大的；许多所谓愿望、要求，也只是处于一种自发、分散的状态，并不通过一定的形式集中起来，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变中无法起到多少作用。总之，说到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是如何符合人民的愿望与要求，这就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来佐证。对于秦的统一战争，就历史事实而言，非但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其符合人民的要求，恰恰相反，在战国史籍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各阶层人士厌战、反秦的许多事例。如屈原反对秦的兼并战争，然而他对楚国的一片忠诚非但没有得到楚王的信任，反而遭革职流放，最后楚都被秦国攻破，屈原以死殉楚国，人民给予极大的同情，如今每年五月初划龙船、包粽子，以纪念这位爱楚反秦的诗人。荆轲刺秦王之类的史事也得到人民的广泛传颂，而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传奇。甚至在秦统一之后，诸地还会出现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字样的陨石。……都说明：民心始终反对秦的统一战争。

随着汉代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确立，儒家思想文化开始一统天下（其实外儒内法），皇帝权威的至高无上性，及人民对战乱的厌恶，在一定模式上逐渐形成了人民对好皇帝一统天下，生活安定的一种虚拟的愿望。所谓大一统的传统观念，它的形成是在秦之后数百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并不能作为秦统一符合人民愿望的根据。退一万步讲，就是当时有部分人民厌恶战乱，希望统一，也有一个希望由什么样的统治者来统一的问题。从上述史实看，人民决不会希望由暴秦来统一。《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子的一番话最能说明问题：“秦王为人，隆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思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

秦统一虽在国家存在方面取得一种宏大的表象，然而内质却是统治者利用统一国家的财力、物力，进一步压榨和摧残人民。连秦始皇死，宫中嫔妃无子者“皆令从死，死者甚众”；修陵工匠也被大批关闭陵中殉葬，实在令人发指。社会进步与否当以人民的生存状况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主要标准，统一与分裂只是国家的存在状况，虽然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并非是横量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或谓秦统一结束了战国混乱的局面，其实秦统一后攻匈奴、战百越，加上一系列的徭役，百姓并没有得到安定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更谈不上经济、文化方面的有关发展。上述秦统治如此摧残人民的事实，都说明其统治的实质是：不把人民当人！这样的统一国家难道值得称道吗？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过早地完成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一个极其强大的大一统王权的形成，其专用刑法、酷吏对人民进行恐怖统治，不但直接剥夺着人民的各种权利，更压抑了社会民众有关权能的觉醒，人民谈不上有什么自由的权利，甚至连知情权、言论权也被剥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完全消失，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一种权利蒙昧状态之中，基层民众没有基本的人权意识，更无这方面政治智慧的任何训练和积累，从而不可能产生某种独立的市民社会，无法培养出一种社会力量与国家权力互相制衡的文化能力与传统。这样，一个权力过分集中和强大的专制政府，与其说它对人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不如说它将严重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在此后千年历史的制度文化演进中，民众由是完全不懂“平等”、“自由”、“权利”、“权力制衡”、“权力监督”为何物，法律制度中也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概念与机制，所以中国古代绝无“自由民”、“国家公民”之法权概念与制度事实。它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肯定也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由于民众的基本权利过早地被剥夺，社会活力也就过早地被扼杀，在强大的专制统治之下，人民逐步走向愚昧，社会逐步走向僵滞，从而完全迈进一个以高层权力斗争为主旋律，朝代周期循环，文化内涵僵化，经济发展迟滞的历史怪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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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僵化，可欧洲弃民到美洲这初杀了2200万印弟安土著，这不比秦始皇狠多了，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呢？

《航天与“食毒”：两种风景并茂的中国奇观 》

这两天，中国的“神七”在飞天，还完成了航天员在太空的行走等一系列壮举，着实让中国人看了兴奋：因为由此中国便成为了世界上名列老三的航天大国！

按照所占GDP的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超过了金字塔、长城、大教堂以及各时代的奇迹工程，但它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又很有限。现代社会以来，西方各国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是航天技术。既然回报有限，那么为何大国还要乐此不疲地搞下去呢？9月25日《南方周末》载文指出：载人航天有“震人心魄的象征意义”，就是能竖立一种让人敬畏的大国、强国的形象。中国在美俄太空竞争的局面中，也能插上一手，显示出中国人的智慧与力量，从而让近代以来一直有些自卑感的中国人扬眉吐气。

问题在于：国情还有另外一面，让人颇有些疑惑。 9月18日《南方周末》的“读者来信”栏目载有这样一篇短文，题目为“生活在‘食毒’年代？”，作者是江苏吴江的一位公务员。谈到他去农村的朋友家玩，看到“屋旁的一条河里漂浮着垃圾和水生物，浅浅的河床里长了许多水草，黑浊的河水死一般寂静。长有青青稻穗的水稻，就长在二寸多深泛着污浊水沫的农田里。”甚至“有些农田里浇灌的水就是附近化工厂、印染厂里放出来的毒水。”同时，“这里台资电子厂下水道放出来的白色污水，经常被农民用来浇菜地。鱼、虾等水产品因污染已没了河鲜味，只有柴油味。”

最近一些海外媒体及有关网站，都有许多类似的报道，由于环境的深度污染，让人感觉我们现在用的食品大多都带有“毒”性，只是程度或有差别而已。尤其是最近有关“毒奶粉”的曝光，让人们了解到不仅是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有许多人为的投毒，如物品的生长期去投放什么激素，在食品的加工中添加一些什么辅料……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把“人”的生命当儿戏。这让人们着实有点想不通：有着如此实力的强国、大国，为什么环境却如此糟糕？有着如此智慧的中国人，为什么许多人的道德水准却如此低下？

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大的反差景象？这篇短文还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事实：“市里有一位管农业的局长，他吃的米、鸡蛋和鱼虾，都是从指定的基地特供的。官员们也经常光顾一些专做太湖野生水产品的饭店。可市民却无法逃避，不知不觉地患上一些不治之症，麻木在生活在食毒年代。”原来有一种“特供基地”，能使那些当官的不与百姓一样“食毒”。这让我们苦思：有关景象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官员们对污染、放毒之类问题往往掉以轻心？而对如何使自己形象高大的事业上总是乐此不疲，所以我们重视的是航天，而不是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会拿几千个亿来办奥运会，而舍不得拿部分钱来办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似乎此类小学应该由华侨捐款建造）。所以全国各地都喜欢搞形象工程，而对教育、医疗、房价……这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却并不太在意！要知道，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依然徘徊在世界百名左右，那么现在我们是做实事重要，还是搞形象工程重要？总之，如此之景象，我们真的在世界上很有面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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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总设计都承认两弹一星对中华民族的重要作用，这厮居然说是在做形象工程。中国人为什么食毒？还不是黑白不分三十年的结果？为什么改革之前不需要希望工程就都上的起学？不是说改革开放成绩巨大吗？怎么越改越反了？

航空航天事关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岂是一点GDP所能比的了的？再说了，航空航天好歹还能拉动不小的DGP，原子弹有什么用？是不更不需要造？

《毛泽东有多少钱？ 》

第8期《环球人物》刊载了这篇文章，《良友周报》又对其转载，以驳斥一些媒体说毛有亿万资产的报道，并说明我们的伟大领袖平时是如何的钱不够用，在拿“钱”这方面也是非常“伟大”的……那么这篇文章中说毛有多少钱呢？毛的月工资是404元8角，江青的月工资是243元，到1976年去世，毛的稿酬共计为124万元……

以今天的标准看，这点钱确实不算多。但你们不要忘了：毛的时代一般人的工资收入是多少？一般家庭又会有多少积蓄？当时上海一般青年人的月工资才36元，而且常常十余年如一日，过多少年才轮到加上5元钱的工资，那时一定会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老工人有个70、80元的工资，那简直就是高薪阶层了，但那是要养活一家五、六口人的。当时的一级教授300多元，全国有几个？二、三级教授也才200多元，这些人都写有不少书稿，而他们的稿酬拿过多少？像这样的教授家庭，有个数万元的积蓄的决不在多数。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把当时在经济大潮中艰苦奋斗、脱颖而出而出的暴发户称为“万元户”。就是说当时家中如果积蓄有近万元的财产，那是多么令人羡慕啊！或者说，在毛泽东时代，全国积蓄有数万元的家庭可谓凤毛麟角，几十万元的家庭几乎是找不到的：地主已经全部被镇压，资本家也已经被公私合营，尽管少数人可能还有一些家底，但到文革时期也早就被抄家抄光了。总之，1万元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绝对是天文数字，更何况百万元？

大约可以说，当时在全国（大陆）范围内，百万富翁只有一个。而当时的百万，到现在应该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青年人的工资三、四十元，现在三、四千元，那么百万也就是亿。所以现在有的媒体说，伟大领袖毛泽东有1亿数千万的钱，还是比较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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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如果真有这么多钱，会让自己的子女沦落到看不起病的地步吗？睁着眼说瞎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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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此败类是不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