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不学无术的80后一样，我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既看不懂又想弄明白。虽然拜读了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大作，然而生性愚鲁始终不得其道。特别对于茅于轼老先生的理论更觉颠覆常理，骇人听闻。不由得佩服老先生学识深湛，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然则，佩服归佩服，不明白的地方终究要弄明白了才能进步。因此，斗胆在此提几个拙劣的问题，与茅于轼教授探讨。
12月24日，茅教授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其核心思想是：“我国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政府还抱着灾荒年代的老观念不放，死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放，这种做法显然没有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精神。不仅封杀了一条农民增加收入的途径，也是导致房价大涨的直接原因。最终为此买单的是广大老百姓。”
表面上看茅教授的理论忧国忧民之心天地可鉴，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对的。但“国事”不是表面文章，国情也非举世皆同。如果考虑到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任何小问题乘以13亿所产生的扩大效应，恐怕就不是茅教授的天则研究所几篇报告就能解决得了的。光是台面上的几个问题就足以让各级政府官员睡不着觉：
问题一：中国大约有八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近年来随着改革深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经济水平，但大多数农民仍然依靠务农为生。可以说土地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果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不设政策底线，允许所有土地自由“流转”。无疑可以暂时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又该到哪里去就业？是继续呆在农村依靠土地租金坐吃山空，还是涌进本已不堪重负的城市和城里人抢饭碗？
问题二：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又是个农业弱国。吃饭问题历来就是中国的头等大事。13亿人口都指着那点不多的耕地吃饭。如果不设政策底线，粮食安全如何保障？对此，茅教授开出了药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世界都可以买粮食，“看不见的手”会让我们衣食无忧。说实话，我倒愿意相信“看不见的手”毕竟那是亚当•斯密最伟大的发现。但放在具体的事情上这只手就有点不听使唤。记得xx事件后，西方集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项就是“对华武器禁运”。这对当时期待与西方接轨的中国军队是个重大打击。在此紧要关头，“看不见的手”并未将中国急需的武器装备运到中国来。可见，“看不见的手”并不是谁的忙都帮，这只手的胳膊肘通常都是往西方拐的。如果按照茅教授的高论，如果哪天中国又犯点什么事被西方抓个正着，于是对我们搞个“粮食禁运”那我们如何是好，中国岂不是要变成“乌干达”？
问题三：茅教授之所以敢公开质疑中央的政策是有充分的数据支持的，不是信口胡说，当然更不是祸国殃民。根据权威机构测算：“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这是有统计数据可查的，不是想象出来的。这一铁的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单从这些数据来看，不得不说，茅教授是个严谨的学者，凡事都用数据说话，不像某些人抱着老观念当宝贝，完全没有领会改革开放的精神。可是茅教授似乎也忘了一件事，数据只能反映以前的情况，不能预测未来的情况。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土地一直处于政府的控制下，即使有减少，也是有控制的减少。而在中央支持下，农业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粮食亩产年年增加。亩产增加的粮食抵消了耕地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但这样的平衡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因为总有一天形势会出现“拐点”，随着耕地越来越少，就需要亩产越来越高来填补“亏空”。一旦农业科技发展遇到瓶颈，导致亩产不能继续增加，那么产生的亏空又该怎么来填？值得警惕的是，据某些农业科学家统计，近来杂交水稻亩产的增长率已呈下降趋势，瓶颈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如果再按照茅教授的高论，放开土地管制，将导致耕地无节制的滥用。从而加速“拐点”的到来。因此，国家不但能放开土地管制，反而应该实行更严格的土地政策，积极恢复耕地面积，以备未来之需。不知茅教授是否同意我的浅见？
问题四：茅教授将前几年房价大涨归结为土地供应量太小，导致房子供不应求。如果放开土地管制，房价自然会跌落下来。但是从08年开始我们看见了一个“怪现象”。政府土地审批进一步收紧，但房价节节滑落，很多商品房的价格都跌破了开盘价，这又是为何？茅教授当然也可以就这个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是经济危机导致房价下跌。但由此看来，房价高低并不是土地供应量一个因素就可以决定的。茅教授用高房价作论据来批驳中央的“18亿亩土地红线”政策未免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当然，茅教授作为泰斗级专家提出这个观点自然有他的“深意”，肯定不是我这等娃娃看得透的。
上述几个问题都是我在拜读茅老先生的研究报告后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当然，对于茅老先生这样的“八斗之才”自然都是登不上台面的小儿科。但正所谓“不耻下问，方能上进”。更何况是向茅老先生这样的泰斗级学者请教，更是我等晚辈的荣幸。希望毛老先生不吝赐教，晚辈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