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批判家们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经常要请出英国的波普尔爵士这驾尊神前来助威。波氏在西方专业哲学领域中的声誉相当可疑（直到1948年才获得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职称），在当代没有多少同行，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http://baike.baidu.com/view/114119.htm）；但由于他批判了马克思主义根据历史唯物论原理作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波氏称“历史决定论），仗着“颜色革命”之机遇，“水涨船高”地被相同政见者捧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尽管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十分敬佩，批判历史决定论的重点也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坚持理论教条并不懈辩解的教条主义；但出于政治立场决定一切的需要，波氏受到现代政治批判家的一再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影响最广泛，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它不可避免的失败“完全是历史主义所固有的局限性所致，因为通过历史而预言未来，那是毫无根据的。”这些基本论断都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波普尔宣布马克思主义失败了，不失为愤青化的大言不惭。因一个多世纪来，马克思主义遭遇到的各种批判和诅咒从未停止过，而其巨大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这种斗争的延续而减弱，相反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或失败都是无从谈起的。它对政敌来说，是从未出现过胜利；对工人阶级来说，则是从未有过失败。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出现过一些背叛它的逆流，但其中不乏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主流仍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无可奈何地实践着。与此相反，我们并没有看到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在世界实践中获得成功的标志，倒是经常看到资本主义在一些领域的惨重失败；其生产方式中一些固有的基本矛盾虽有一时的缓和，但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和私人资本垄断下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已使资本主义政客们焦头烂额。　　

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基础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他抛出两个极为“短视”的例子以图构筑他的波氏唯心史观：一是认为经济体系被摧毁，只要技术知识仍然存在，很快就能重建经济体系；否则的话，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它的重建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的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反过来如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因此他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而是应该颠倒过来。（《维基百科．波普尔》）　　

为什么说波普尔的唯心史观十分“短视”？因为他不是以哲学家的理性来抽象概括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仅是以一个小生产者的眼光来描述人的思维与具体经济活动过程的关系。　　

　　

恩格斯是这样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http://baike.baidu.com/view/1286522.htm）由此即可得出“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断。这是从全面考察人类的起源和进化、简单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出现、以及阶级斗争和国家的起源等全部历史进程后，高度哲学抽象后作出的科学论断。　　

波普尔认为一切经济基础的客观存在都是由人的“思维”所决定的，必然要陷入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泥坑，最后还得求助于万能的“神”来自圆其说。波氏说“经济体系被摧毁，只要技术知识仍然存在，很快就能重建经济体系”，这当然没有错；但这个“技术知识”绝非“纯粹精神”，世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不可能在脱离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分泌”出科学思想；正如最聪明的人在原始社会不可能发明原子弹一样，任何一项发明都必须依赖一定水平的经济基础；“技术知识”要创造出新的物质资料，更是离不开已有的物质基础。所谓“经济体系”被摧毁的假设，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伪名题，因经济体系是不断增长累积并渗透社会各个领域的，不可能整体被摧毁；相反最伟大的科学家倒迟早要去世的。所以，即使战争或自然灾害也只能摧毁某些地域或某个时期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摧毁地球上的所有物质基础。如日本在二战时虽受到原子弹攻击，一些地方的经济基础遭到摧毁，但它之所以能较快恢复，除了科学家的功劳外，关键是日本在整体上它的经济体系并没有被摧毁。如果日本当时全国成为一片废墟，即使具有技术知识人能奇迹般生存下来（一般不太可能），整个经济体系确被彻底摧毁后，还能如此快地恢复经济基础吗？　　

波普尔又认为对经济条件的理解需要一定的科学文化，但没有一定的经济背景，仍可研究一定时期的科学思想。这种截取人类历史活动中的某个“片断”作些就事论事的考察当然可以，但这不应是哲学家所应具有的涵盖整体的思维方式。历史或经济活动的某个“片断”不能代替它们的整体过程。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人类最初活动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资料，人类有了条件进行科学思想活动后，更是离不开一定水平的物质资料。离开一定物质条件谈科学思想活动，必然要乞求于“神”的万能之安排，所以不可能是科学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是简单不过的事实现象。思想、道德、法律、科学文化、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等，无一不都是取决于一定经济活动这个基础。如在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会有契约守则等法律。但波普尔把它颠倒过来，其实质就是主张英雄人物可以创造历史；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只是脑袋特别灵的英雄人物“先进思想”的执行者。这与帝王将相创造历史和上帝创造世界的唯心史观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由于波普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也就失去了理论基础。　　

波普尔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有必然的演变规律，这又是一个明显的“短视”行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既是一种学说，也是一种实践活动，更是一种追求理想社会的信念，它不可能像完成某项工程那样有实施它的具体时间表，更不可能有按照既定标准严格施工的工程图纸。但是人类社会在曲折中不断前进这个大趋势是不会变的，任何社会制度追求更趋理想完美的社会制度也是肯定的，不同社会制度下殊途同归地走向共同的大同世界是完全可能的；其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任何主流社会不可能去追求落后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