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竟然是“文革余孽”！——驳《从孔庆东现象看“文革”遗害》

当一个人，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持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的态度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人不是蠢材就是别有用心。比如，对钱之一物，张口就说它好得无以复加的，我们可以说他是真诚，也许还会当面“赞赏”他的不加掩饰，但内心对他却难免有些“拜金主义”地鄙视或背后腹诽其贪婪本性。而当一个人，说钱坏得堪比污秽，提及它就恨不得掩鼻逃遁开去，那这人不是傻瓜，就绝对是口是心非，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之大奸大恶之辈。对文革的态度，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在当今这样一个风生水起的现实里，动辄张口“文革余孽”，闭口“文革遗害”，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小时候我们骂其他小朋友的“你爸爸是坏蛋”，他也大有可能回骂：“你爷爷是汉奸。”这对于小孩子来说，无可厚非，旁人听闻，也不过是哈哈一笑而已。而如果是成年人，且在特定时代，比如就拿这些人最擅长泼污水的文革举例吧，张口就污蔑某人：“你爸爸是反革命！”我们就不由得会怀疑这人的愈加其罪、何患无辞的狼子野心。特别是在当今，当某人早已否定了文革中的一切之后，要打压一位爱国志士，最好用的帽子，莫过于“极左”、“专制的走狗”和“文革遗害”了。这与文革时代污人“反革命”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了。可以把文革时期的扣帽子作风不加掩饰地沿袭至今，只不过把这“反革命”帽子演化成了“文革遗害”而已。我就不知道除了这样的人足以堪当“文革欲孽”之外，又还有谁。

清华大学的肖鹰，正在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他的《从孔庆东现象看“文革”遗害》中，他自己也说到“文革余毒还在某些学者、教授的心中作恶”，当真是说得很贴切。他就那么用“文革遗害”轻巧地把自己牢牢地钉在了“文革余孽”的耻辱柱上，微风一吹，随风招展，颇有墙头草的风致。放眼当今张口就说某人乃“文革遗害”的，大有可能在文革时期，是大呼“打倒某某反革命”的又红又专的红小兵也；而当文革被这个时代的当权者给彻底否定了之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拥护权贵利益的排头兵。这时候，他用的，也不过依旧是文革的遗害的口号而已。

我们就来笑看这样的“文革余孽”是怎样把自己钉上耻辱柱的吧。

他说：“而且还放言当局把他认定的‘不良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附势警察，詈骂记者，将其‘佯醉’、‘佯侠’的文革骂功张扬极致。”他开篇即把一个人不分青红皂白，就贴上了“文革骂功”的标签，这也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文革余孽”所必须的、应有的伎俩。不光如此，他还篡改孔庆东教授的原话，而把之说成“放言当局把他认定的‘不良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俺这样一介草民，引用他人文章或谈话的时候，都知道实事求是和尽可能地做到保真，比如我引用你肖鹰的话，绝对不会轻易更改一个字就是证明。而我就想问问你一个堂堂清华教授，孔庆东教授的原话是什么？不要否认你不知道，因为在后面你也再次引用了，那就是“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分析这话的语境、含义，与你开篇即道的“放言当局”云云，是否该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呢？孔教授原话的意思，不过是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内心对这些不良记者的愤愤而已，又岂是你那用心无比歹毒的“放言当局把他认定的‘不良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呢？！你不会否认当今有很多“黑记者”吧？因为你自己也承认“以警察和记者两职业群体来看，各自都有优秀分子，也都难免腐败分子”，那么，作为一个学者的你，在不可能不知道孔庆东教授原话的情况下，而仍然要如此恶毒地曲解孔教授的话，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说你才是真正的“文革遗害”，也不算污蔑你吧？

阿Q是见不得旁人比他富的，动不动就会说“妈妈的”，甚至会自我安慰“儿子才比老子有钱”。孔庆东教授因为为劳动人民说话，被劳动人民所尊重，自然导致他的名字在劳动人民中口口相传，而在某些如肖鹰这样的不大出名的出卖良心为权贵代言的阿Q教授眼中，就成了“是以骂求名、因骂成名的‘媒体知识分子’”。我们就大约可以从这话得知肖鹰的逻辑，那就是只要有人骂你，你就可以出名，就可以成为“媒体知识分子”。呵呵，说句题外话，如果易中天、于丹教授看到肖某的这句话，又将作何感想呢？还有你清华大学能得享今日之盛名，在媒体上的风头只有比诸老孔等更劲的，难道也是被骂出来的吗？俺还以为是你们放火放出来的呢，原来如此。肖某正因为有此逻辑，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他硬着头皮写这一篇明知肯定会被骂的文章的本意了，原来，他是想靠被骂出名而一跃为“媒体知识分子”啊！如果他真能得孔教授一骂，那果真说不定会飞黄腾达起来，不过以他的这点“文革余孽”的微末道行，估计孔教授连正眼也不会瞧他，何况于骂呢？不过俺最见不得亲自找上门来求人骂的贱坯子，那俺就勉为其难，骂一骂你这只不过是长着鸠眼的鸟吧：肖鹰，你欲假孔庆东骂你而成名，你真卑鄙无耻。

王立军局长的“双起论”，是非曲直早有公论，那就是以老百姓的赞同与否为标准，而远不是你那几个自以为能操持话语权的教授精英或南方报系诸大小喽啰所能主导的。而警察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受到记者、报社的蓄意歪曲报道时，起诉这报社和记者，又有什么不妥？！你们大可以去调查一下，听听人民的声音，不要只把头埋在裆里，就以为自己多长了一个卵般的夸夸其谈和闷骚矫情。

肖某继续说：“孔庆东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是他自己毫不讳言的，他那些令人且惊且疑的‘骂语’，都是文革话语遗产。”我就不知道孔教授是怎么“毫不讳言”地“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的？而我所知道的，是孔庆东教授不过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应当正视文革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和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文化高度，也不止一次地说到要好好反思文革的错误和因此而带来的巨大损失。这正应该是一个学者对待历史的堂堂正正、不偏不倚的治学态度，可是到了肖某人口中，却成了“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而且还是“毫不讳言”！那么，既然你认定孔教授是“毫不讳言”，就请举出孔教授的“毫不讳言”的原话吧，让读者诸君看看他是怎么来“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的。肖鹰，你能举得出来实证吗？你不能！而我的这番话，随时可以当面质对孔教授，你敢吗？你还是不敢。因为你不过是躲在文字后面射冷箭的小人而已，就好比你的同道，狗肉一般，是上不得台面的。而且，读者诸君心中也有杆秤，他们自会知道究竟是你肖某人这段杀气腾腾的话是“文革话语遗产”呢，还是孔教授的话。

肖某继续说：“而且还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鲜奉为梦乡。”有人把朝鲜骂作“专制”、“独裁”，按照肖鹰的说法，原来是“效仿”的中国文革啊！肖某人很轻巧地，又攻击了朝鲜，复攻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厉害。文人一旦不要脸，威力果然无穷。俺真想套用孔教授的话说：我恳请朝鲜人民和全体中国人民起诉肖鹰，把他拉出去枪毙了，我一点都不心疼。呵呵，肖教授如果能看到这话，估计鸠眼都会瞪出眼眶，手捏兰花指，颤颤巍巍地道：“你个文革遗害！”呜呼，这就是当今学人！

正因为他对文革时期的“二元论”思维，而且，还是只用的最坏的眼光，就好比带着一副鼠目寸光的墨镜来抹黑文革时代，所以在他的眼中，只看得到“狼性”和“奴性”。佛曰：相由心生。肖鹰教授的身上，充斥着的，也恰恰是这两种坏到极致的品行。他恶狠狠地希冀孔庆东教授骂他而成名，一口咬向孔教授，这是他身上的“狼性”；而他故意曲解王立军局长的“双起论”，不过是配合着南方报系和其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实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蓄意阴谋，这又是他身上的“奴性”。正因为他身上具有“狼性”和“奴性”，所以他才会继续把他的“二元对立论”硬生生地紧按在文革头上。孔庆东教授一再告诫人们要深刻反思文革中的“极左”作风，也一定要看到文革所遗留下来的宝贵历史遗产，吸取教训，去芜存菁，这样才能避免历史的车轮重蹈覆辙。而肖某人对文革时期的一口否定，把之归入为坏的极致，不正是他自己所描述的文革时期的“以类分人”，非好即坏的“极左”表现吗？在他身上，我们才是真正看到了“文革的‘狼性’和‘奴性’才得以生根发芽，并且长盛不衰”。

正因为我看清了肖某人身上的“狼性”和“奴性”，所以就对他结尾的那段话见怪不怪了。他说：“一个和谐的文明社会，必以尊重个性、尊重自主的原则对待个体，同时就以差异的眼光看待个体。”那好，请问你，你在这篇文章中，尊重了孔庆东教授的个性吗？你又尊重了他的自主吗？你又是以的什么差异的眼光来看待孔教授这样一个个体？难道只凭借的是你的“狼性”和“奴性”的无赖思维？他还说：“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不以职业群体论是非善恶，这才是建立民主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前提。”肖鹰，我真的很敬佩你自己扇自己耳光的勇气和本事，而且还是这般地明明是鸟，偏偏要装鹰地面不改色心不跳，做了婊子还卖乖。孔庆东教授的原话在那里，他也正是在“实事求是，有一说一”，而绝对不曾“以职业群体论是非善恶”，他早就指出过记者群体中有很多好记者，警察队伍中也有很多败类。可恰恰就是你这样的“文革遗害”，用“以类分人”的霸道逻辑，故意把孔教授的话曲解放大到整个记者群体，进一步污蔑孔教授“附势警察，詈骂记者”，这样就可以借批判孔教授为名，其矛头直指王立军局长的“双起论”和重庆的“唱红打黑”与“重庆模式”，更间接地批判了从毛主席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你的目的，不过依旧是为你们所主导的“民主”、“自由”张目而已。

《世说新语》云：“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眼。”同理，虽然自矜于清华教授，其本来面目，不过是一可怜的哀嚎于寒冬之鸟耳。

附，肖鹰原文：

从孔庆东现象看“文革”遗害
肖　鹰　刊发时间：2010-12-03 06:00:02　光明网 　 [字体：大 中 小]　
　　北大教授孔庆东活跃媒体十数年，擅长在媒体上用大话雷人，是以骂求名、因骂成名的“媒体知识分子”。日前，他为力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记者论”，不仅抛出“记者国家公害论”，而且还放言当局把他认定的“不良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附势警察，詈骂记者，将其“佯醉”、“佯侠”的文革骂功张扬极致。
　　现在媒体针对孔教授“公害论”的文章，都是异口同声讨伐孔教授的，既有指责他无法律常识、缺少社会理性，也有指责他揣着明白装糊涂、投靠权势搞表演，甚至也有从文革的暴力专政和权力崇拜影响来分析他的极端表现。我认为，要科学解读孔教授的“记者公害论”，从当下文化生态讲，当然需要从媒体文化的娱乐经济着眼――由此我们可见出孔教授的媒体表演性；而从历史根源来讲，则必须追溯到文革文化对孔庆东的深刻影响――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言论的危害性。孔庆东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是他自己毫不讳言的，他那些令人且惊且疑的“骂语”，都是文革话语遗产。文革结束30多年了，孔庆东不仅对其恋恋不舍，而且还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鲜奉为梦乡，美化歌颂之辞，洋溢于其笔端口头。
　　文革给予中国文化究竟造成什么样的精神遗害呢？人们都会想到两点：第一，“打倒一切”的“狼性”，这种“狼性”发作起来，无法无天，甚至于夫妻父子相残；第二，“无限忠于”的“奴性”，这种“奴性”的表现在于立场决定是非、决定善恶，决定真伪。论者在批评孔教授对文革的辩护和对朝鲜的推崇时，也多少联系到了这两点。而这次孔教授说“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鼓动王立军局长要用“打黑的手段”打击“汉奸记者”，确是难免让人联想到文革培养的“狼性”和“奴性”的综合发作的。
　　然而，我认为，文革遗害的最根本的毒素在于“以类分人”。文革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把中国公民分为敌我两大类，并且又进而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等。这种敌我分类，不仅划定人的阶级属性，而且划定人的品质的美丑善恶，从而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和经济待遇,甚至决定人的生存权的有无。当年红卫兵不仅对“黑五类”，而且可以对“走资派”操作生杀大权，就是这些人不是“革命一类”。正是在“以类分人”的精神根基上，文革的“狼性”和“奴性”才得以生根发芽，并且长盛不衰。
　　王立军局长指导属下警察用起诉的法律手段自我维权并无过错，但是他对其“双起论”的解释又明显表明他具有把警察与记者作“类的对立”的意识。王立军如是说：“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王局长所谓“他”就是记者，而“我们”就是警察，如此立论是一个理性的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能接受的。而孔庆东的“记者公害论”比王局长更进一步，是明目张胆将记者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对立面。孔庆东如是说：“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一个在职大学教授还在今天主张这样的“人的类对立”的哲学，实在是文革遗害难除了！
　　在理性和客观的立场上，我们就会看到，以警察和记者两职业群体来看，各自都有优秀分子，也都难免腐败分子；同样，就学者、教授群体来看，也同样有善恶优劣之分，真才实学者有之，欺世盗名者也有之，更有甚者，祸国殃民的文革结束30余年了，文革余毒还在某些学者、教授的心中作恶。
　　一个和谐的文明社会，必以尊重个性、尊重自主的原则对待个体，同时就以差异的眼光看待个体。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不以职业群体论是非善恶，这才是建立民主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前提。由此，我们才会看到文革的“以类分人”的遗毒才真正得到根除了，与此相应，它培养的“狼性”和“奴性”也才可能得到根除。
　　（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