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命运：平成二十三年的新民主主义论

省科技图书馆逢周六举办一些开放性的公众探讨会，在七月初有一位叫王占阳的，做了个名为《从建党到建国：新民主主义走向新社会主义》的主题演讲，本来对他说的内容是有点期待的，由于个人时间安排上的原因我没能参与现场的聆听，不过事后自己还是做了学习功课。此外我阅读到一本《中国改革》（七月份）期刊，居然在一期连续发表两篇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有关的文章，似乎一些专家学者是要玩“民国穿越”。邓小平曾坦言自己实际上是没有理论，我没有苟同“新民主主义控”们的观点，所以接下来自己更乐意用一种非结构性评判的感性的笔触，谈谈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当今社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指导性意义的思考。

我们的事业没有想象力

早期的中共文献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从开天辟地的红船事件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最低纲领”、“最高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等文字，看到一个不但对所处的现状阶段拥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是积极向上的、不忘记肩负在自己身上历史使命的大好形象。可能是“保持 N 年不变”桎梏的沉重，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步伐的艰辛，当然也有可能是团队的理论创新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现在的文件报告里看到的是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诸如此类的，貌似“活在当下”，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没有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能做出预测分析的套话文章。

在很多时候，我们对现状的认识，是需要依靠历史经验的，然而对未来普遍的缺乏信心，搞不清楚下一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更高目标，同样的影响我们对客观现状的分析和判断。对人生来说，是一场悲观的、没有愿景的和缺少想象力的迷失；对一个团体来说，绝对要成为一个信仰上的问题。自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以来，各届政府面对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和社会民生等问题，没有什么具有长期性、阶段性和战略性的举措，就拿教育、医疗和社保的改革来说吧，当初政府大概是庆幸抛开了包袱，而现在需要花更大的力气逐一的弥补回来。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政府的职能已经转变，需要做的仅仅是些政策性的引导工作，但是中共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任何目光短浅式的“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包括功利性和投机性的行为，都不利于长期的执政。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首相岸介信在上台时确定“十年收入倍增计划”，遗憾的是我们的奔于疲命的温总理，任内年年紧盯房地产行业，却一直来在数据方面难以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然而在任期的最后两年时间里，他要“基本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两项制度全覆盖”。在这里不是质疑政府的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在一些重大的事项上，只有一时的眼球效应，缺少具体的量化标准和政策的持续推进，整个社会难免的始终处在于事事艰巨、次次严峻和时时变幻的紧张状态，公众普遍的缺乏安全感。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光辉灿烂的一九三九年，翻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23页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章，其实不需要具有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专家出来辩析，普通的读者从共十六个小节标题，结合当今中国的现状很容易的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两个不同的时代除了在经济形态上是“混合型”的之外，在其它的诸多方面并没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取得的胜利是非凡的，找到一条独特的成功的发展思路，也许成果的光芒过于耀眼，即使是经过“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包括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之流，曾经回头瞅瞅寻找答案，思想固守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由此毛泽东曾发出“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的追问。

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看不到前景会犯上搞不清自己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毛病；面对一塌糊涂的现状，有些人习惯于依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一句话来形象地表达是：无力前瞻唯有后顾。可以说一些专家学者，缺少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专业态度，而是他们对伟大事业没有热情，干枯的想象力无法对他们所阐述的那个世界做出美好的描绘。

相对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在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和经济形式上是相对宽容，但是在主线斗争上仍然是投匕首扔标枪式的血迹斑驳的历史记忆；今天的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翻开报纸入目是“和谐”、“幸福”和“折腾”之类中性的、不痛不痒的字眼，所以大有必要对主流理论工作者充满“想象力”的大智慧表示佩服，据说他们现在已经成功地把阶级说成是阶层，一党专政解释成是“非竞争性政党政治”，为人民服务是执政为公，市场经济也贴上“社会主义”标签，而邓小平特色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延续。相同或近似或形似神非的事实，用一种令人如淋春风的方式来表达，这是理论上的水平和层次问题啊，当您念叨起“和谐社会”四个字，而心里又摆脱“泛民国化”的罪恶感，那么它就算是成功了。

谁是我们的大佬？这是一个首要问题

对新民主主义论回归者来说，经济形态仅仅是剖析现状的切入点，要在声势上要形成气候，势必需要让现存的文化、政治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甚至是链性裂变的深刻变化。虽然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里，对文化、经济、政治有大量的描述，不过毕竟是一项大工程，简单的形式上回归是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未，中共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在文字行间赫然有“先进性生产力，先进性文化”，但是什么样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什么样的文化是先进的文化，恐怕谁也无法说出个子卯定寅丑，以至于让人恶俗成“大款 + 明星 + 贪官”模式。主流思想在细节问题上晦涩的缺失和与实际相联系上的困窘，让新“新民主主义论”只能局限在大方向上、原则上简单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在理论创新上可以说是令人遗憾的。

回归者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乾坤挪移之法，固然值得期待，然而真正的要涉及到的核心，只有那么的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问题。接下来我打算从两个方面作一些分析：

1. 建政的历史沿革

老实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和宪政理论方面的经验，无论是在革命时代或者是当前的执政时期，是没有一个中国政党能与之争一时之长短的。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53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在这个长达十五年的时间跨度里，中共无论是在具体的政权形式，还是政权理论方面均获得成功：根据地“三三制”架构团结了各种地方势力，得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没有成立联合政府，不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其它的各大政党和人民团体；建国初期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无法召开全国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承担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角色；人大能取代政协成为权力机构，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代表性跨越党派，具有全民的广泛性质。

中国是出现过一个超越阶级和阶层，由各团体共同参政、同享权力的美妙时代，不过我们注意到中共把这一时期的政权形式看成是统一战线上的政治规定，公共管理职能“还政于民”，中共可以集中精力于军事。周恩来认为“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这对新“新民主主义论”支持者来说，不啻是在政治体制的回归上加了个历史局限，而且在当今的形势上来看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在今年七月份的中共表示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可想而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不会有什么大的原则上的变化。同样的中国的现实，也不适合走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即使搞了议会制度，三十年来卖袜子的钱无法打造出一个高福利社会形态。

不仅仅是只有新民主主义论回归者，抱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过短，提出要“补课”一说之类的。在这里笔者建议阅读罗莎·卢森堡写《论俄国革命》一书，虽然作者本人对俄国革命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但是对十月革命起义的时机是作积极的正面的评述。

2. 政党与政府

近期听过孔庆东在中共成立九十周年庆祝之际的《生生死死九十年》讲话，里面戏谑各地方部门，包括各级的人民政府几乎形成一种新式的经济割据；在网络上有人把“政府官员们的普通腐败”，归因成党政分开后的恶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推行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然而在文革搞得不正是“抛开党委闹革命”嘛，这多少有点滑稽搞笑。

关于党的领导地位，可以阅读习近平副主席在党校的一段讲话：党委对政权机关的领导从包揽一切向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转变，党委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来实施领导；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党的全部执政活动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都严格接受监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等。洋洋洒洒的一大段话，估计新民主主义论回归者在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立场上，恐怕只能是在原则上强调“向人民负责与向党负责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制度指引的话，恐怕又要闹“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笑话。

自从重庆方面搞“唱红歌”和“打黑”运动以来，一直饱受部分人的诋誉，对前者被视为“文革余毒肆虐”，后者视为“法治社会的倒退”。在我的记忆中，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唱红歌是在1993年，当时为了策应台海的紧张形势，我解放军第一次向世人显示台湾南北海域完全在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今年五月沸沸扬扬的“李庄一案”，公诉方鉴于出现新的证据差异而主动撤诉，案子也就算是结束。有点意思的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在一个刺杀林肯的案件中，法庭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处死一名妇女，而随后令人激奋的是，陪审团放过真正的谋杀犯。看到这个案例时，真不知道那两位强调程序正义的辩护律师会作何感想，事实上精英人物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不但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对民众的诸求是漠然视之――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用李庄的那条短信来说大概是“钱多人傻速来”。

我们依靠完善的制度这一“长缨在手”，除了缚住中国共产党这条苍龙之处，还要伏下政府公权这头猛虎。翻开毛泽东在1928年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可以看出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发展的不平衡，是包括红军在内的各式各样的势力生存的温床。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尤其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是过于膨胀的，本来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下，行政部门与其它两个体系一样是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中的一环，然而却不幸的普遍出现权力行政化的趋势。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颁布《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事实上我们从大量的维稳案件，对行政法是否得到落实是值得商榷的。

在新旧民主主义时期，各式人物有枪就有一切，自己就成一个山头；现在一些地方人民政府怎么就成了漠视中央政策和违犯法律法规的“罪魁祸首”了呢？“服从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刺激的问题，而不是敬重或尊重的问题”，这句话已经说得很白了，在晋升博弈和地方财政压力之下，下级政府的种种行为的逻辑不就是围绕如何提高GDP这个经济指标在转吗？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要招商引资鼓励各样的经济活动，在“信口开河”谈优惠政策时忘记有一本《立法法》，在大兴土木搞基础建设忘记有一本《土地法》，在搞野蛮的征地、拆迁时又忘记有《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

结束语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会议，众所周知的发表有一篇著名的《论联合政府》文章，而在修改的新党章里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为“建立联邦共和国而奋斗”。无独有偶的是在63年之后，有人凑出一份《XX宪章》，里面也宣称要建立一个中华联邦。坚持单一制的国家制度，这是无须质疑的了，所以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巧合，就当是一个笑话吧。

平成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11年，新民主主义论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