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奶粉事件：为什么我认为改革精英是真正罪魁
　　
　　拙作《“经济至上”摧毁了中国人的生活》、《再谈奶粉事件：牛根生的谎言毫无智商》见于网络后，得到了很多网友支持（在此表示感谢），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提到了几种不同看法，比如认为“文章避重就轻，在为制度或贪官开脱”，或认为“文章对张维迎、高尚全、厉以宁、周其仁、茅于轼等改革精英不公”，或以“西方也‘经济至上’了，但没出现类似事件”为由，认为“现在举国疯狂，错不在我们实行了‘经济至上’，完全是因为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所致”。
　　把任何恶性事件的原因都推到制度身上，这是中国部分以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群体持续了近60年的毛病，说的难听一点，这个指向使得我们对于一些事件的认知，往往陷入矫情、肤浅、偏执、宣泄，甚至被带入一个价值陷阱而误导整个社会。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如官僚主义、不作为乃至贪污盛行，但可能那些反对我观点的人也同时觉得，现在的制度再差，也好过30年前，那么，为什么三十年前没有这么多贪腐败污？没这么多道德败坏坑蒙拐骗？没有化工奶粉、毒大米、地沟油、苏丹红、粪坑浸泡的臭豆腐等等诸如此类令人发指的事件……所以，如果我们真想探索真相，就有必要尊重客观，抛弃偏见，不应简单从头到尾把一切都归于制度，由此使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真相，让诸如此类的事件继续损害我们的生活。让真正的真凶继续在社会推波助澜。
　　制度于一个社会确实很重要，但它远远不是一个时代的全部。此外我还想提示一句，中国目前的制度虽尚有诸多不足，但于食品安全这块，却并非无法可依，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制度相当完备，事件发生后，我们也不需要另立法律，才能使这类行为得到应有点法律制裁。这套完备的食品安全生产、监督机制爆出“化工奶粉”的最真实的原因在于——无论是生产的人，还是管理的人，以及政府相关机构责任人，都在围绕“经济和效益”思考，加上社会大环境所导致的道德和责任缺位，在“稍微加点不会有事，但却能实实在在降低成本”之类的侥幸心理下，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遂几乎成为一个行业的潜规则。
　　我们现在的大环境是什么？人人向钱看，也可以说是“人人不得不向钱看”。这样一个与人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目的背道而驰的精神指向是怎么产生并最终包围了我们的？这个现在中国几乎人人都在抱怨的结果，就与一系列改革精英30年来为我们提供的有关社会发展和人的价值的观念不无关系。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简单解释： 30年前的改革共识，在于我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意识到，在当时的管理水平下，用国家统筹一切的方式不利于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展生产力，于是政府有限接受了“市场”这一概念，开始逐步放弃计划经济，把愈来愈多领域的发展权利交给社会，允许私人、团体乃至境外资本参与，用“市场”来调节资源，试图以此形成一个有益于激发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但诸多改革精英，却在此期间，把改革一步步引入歧路。逐步在中国诱导出了一个对资本产生严重依赖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切以‘资本’为中心和标准的”的价值体系。在达到这个目的过程中，他们不但歪曲中国的历史，也歪曲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及流行价值，并按“社会主义不合时宜”这一预设设计和推动了90年代之后的改革。使这期间的改革尤其具有从价值和社会结构两个层面“解构中国”的性质。
　　在4月份博客中国主办的“激辩广东模式”研讨会上，我有这样一段发言：现在我们有很多思维定式，比如“七八年前的东西都是错的”，谁要去肯定那段历史里的某些东西，谁就有被扣上“极左”这个帽子的危险，很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一部全部都错了的历史大家见过吗？就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我们都能客观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为什么我们一些人却如此坚决地仇恨多次打败列强，把我们带到现代民族之列、让我们拥有了完备工业体系的那段历史？我总觉得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仅仅只是个认识偏差这么简单，而是，从客观上而言，这种全盘否定的姿态是为了满足社会按符合这些人意愿的方向发展的需要，他们需要这样的价值观来奠定他们一些具体改革主张的合理性。比如解构国企，否定国家发展经济的正当性。解构劳动者的权利等等。
　　
　　在不争论的政治大背景下歪曲历史，为改革精英实施“解构中国”计划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合法性，在厉以宁、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等改革精英的倡导下，一系列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张粉墨登场：经济增长被等同于社会发展，国企因被认为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而改制，资本被赋予了为劳动者确立价值的权利，甚至公开鼓吹“为了效率，牺牲公平是必要的”。为此，90年代后期，改革派还与被称为“新左”的学者之间，爆发过一场著名的“效率、公平”之争，这也是改革精英首次跳出“专业领域”在“社会公共价值领域”发言，这场影响较大的争论，非常公开地坦白了改革精英一心一意要把“经济人”这顶帽子戴在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头上的意图，悲哀的是，由于当时社会多数人依然被改革精英所描绘的前景所吸引，他们所主张的改革理论对社会弊端依然具有看上去可信、可行的解释力，这个对弱势群体构成权利剥夺的歪理居然最终为大众接受，并没能阻止住改革派的步伐。
　　过分强调“经济”，一切为“经济”发展开道，为“经济”大唱赞歌的结果，是中国社会结构和价值具有了强烈的以“经济”或“资本”为导向的特色，在世俗生活里，“经济”也成功成为个人成功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标准（甚至，连学者成功与否也打上了物质标准烙印）。
　　有人说，发展经济天经地义，西方也“经济至上”了，怎么没导致我们现在这样的精神处境？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首先，这种“一切向钱看，一切以钱为标准”的精神困境，西方也有过，我们熟悉的《一袋金币》、《百万英镑》、《我的叔叔于勒》、《一根项链》等，揭示的都是这样的精神困境。
　　西方没有彻底抛弃道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他们的基督教传统，这是维系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文化体系，到现在他们中大部分人，也几乎每个月会去教堂，我们今天早在嘲笑“狠斗私字一闪念”了，但直到现在，大部分西方人依然在一些时候，去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生活（忏悔），而中国一直是世俗社会，并被改革派为“走向西方”做舆论准备，提前割断了传统资源（代表作品：《河殇》），将传统文化也打上了落后、愚昧的印记。由此，我们的社会价值（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全面沦陷。
　　第二是二战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观念上的和解（此不同于政治上的对立和冷战），这个和解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有比其他资本主义地区更为深厚的基础和社会共识，这种基础和社会共识，甚至导致欧洲在6、70年代爆发过轰动一时的“红色浪潮”，而北欧则干脆整体走向了“社会主义”。
　　也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压力和影响，西方才真正走上了现代民主之路，逐渐有了福利制度，遗产税乃至范围愈来愈广泛的选举权，而之前，甚至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最自由民主”的美国，黑人在公共汽车上，在白人没有完全有座位的时候，不能去坐座位，到六十年代，黑人还不能与白人同校。
　　我这里要特别提提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了的遗产税，遗产税的征收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承认财产的创造是社会公众参与的结果，具有公共属性，所以，财富创造者在死后，大部分财产应充公，由全社会支配使用，这个政策实际是认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部分见解的结果。我希望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制度持续实施100年后，这个制度所在国是不是就自动过度到社会主义了？另一个问题则是——大家可以去查查，有多少个发达国家在实行这一制度。
　　但是，我们被改革派精英刻意灌输的观念却是，社会主义过时了，“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噩梦”，拜改革精英30年努力所赐，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在思想里几乎自动屏蔽了社会主义，一提起社会主义就“深恶痛绝”，似乎不深恶痛绝一番就会表示自己“不正常”，这是一个民族多大的悲剧？我曾很苦闷地告诉一个朋友，中国真象网上流传的“城里人乡下人”段子里的乡下人，城里人在用纸擦屁股了，我们还乐呵呵地用它擦嘴——国外已经在限制资本权利、不断用社会主义理念来改造社会了，我们却在又一个所谓的历史机遇前，开始为资本高唱赞歌。并认为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我最不能宽恕改革精英之处在于他们在新的社会发展方案中毫无顾忌地放弃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我们民族已经取得的一大文明成果，内涵着劳动者在社会和劳动中的地位，财富的公共性质及否定资本具有剥夺他人权利的特权。而几乎是在用18世纪的观念来解释劳动、财产、分工、社会发展等诸多对我们生活和社会走向构成重大影响的概念，以致在今天，资本已经主宰对他人的劳动分配，绝大部分劳动者沦为一个经济元素，在工作中陷入“被异化”的处境，甚至我们中的很多人还开始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的这种权利，认为“资本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功臣，资本为我们提供了劳动机会”，真是这样吗？资本是为了盈利而雇佣工人的还是因为要解决社会就业而雇佣工人的？——我们已经被颠倒黑白到如此荒唐的程度！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提“民主、自由”，殊不知，就在被他们嘲笑的社会主义价值里（甚至已经明确写进了《宪法》），有比现在西方更彻底、不单单只有政治民主，还包含了对人人平等的法律认同也即经济民主。
　　这是几千万先烈用生命换得到一个文明成果。
　　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应该是中国人用战争这种最残忍、最惨烈、也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来决定未来中国走向的一次全民公决。也许，这几千万先烈，并不能像一个学者那样去清晰地描绘社会主义这种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基本价值：直到今天也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位置，也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血液之中。但我们的改革精英，根本就对这一价值没有起码的敬畏和尊重，根本就不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或者真正真相，而是按“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时的专制制度”的预设来安排了这场改革。
　　因为社会主义在具体执行过程出现了失误，甚至酿出过悲剧，我们就彻底抛弃这套价值，把“脏水和婴儿一起泼了出去”，张灯结彩重新迎接资本的回归，为资本竖立起一个让全体中国人顶礼膜拜的神坛，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逻辑推理！这是一场多么壮观的时代悲剧！
　　我曾说，我并不喜欢爱骂人，我实际很希望赞美人，我的文章也赞美过不少人，比如遭人非议的郭台铭、张宏良，甚至在一些“高大全”眼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我都赞美过，我甚至也不排斥资本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不排斥用“市场”原则去调剂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但它们都该有一个重要前提——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即不能让“资本”、“市场”成为剥夺、践踏他人权利的工具。很可惜，很多知名学者已经越过了这个底线，我实在没办法为他们唱赞歌，这次我所点名的这几位“学者大员”，他们误导整个社会，或为资本大唱赞歌，或为国企改制鸣锣开道，或不惜激起众怒为贫富悬殊提供另类解释，或赤裸裸为富人得到社会更多保护摇旗呐喊的壮举，早在社会广为流传。
　　在传统价值被解构，为国家奉献的价值被解构的情况下，改革出一个对资本产生严重依赖的社会结构，进而衍生出以“金钱为标准乃至唯一标准”的社会价值。必然致使道德观念日益淡漠，人的行为异化，因为说到底，多数人的行为是由社会流行观念决定的（关于这一点，行为心理学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系统阐述，有兴趣的可在网上查阅），于是，我们生活里也顺理成章地有了毒大米，苏丹红，地沟油，粪坑发酵的臭豆腐，化工奶粉乃至假鸡蛋。
　　所以，在化工奶粉这一事件上，别跟我扯什么制度，这是一种绝对托辞，在这一事件上，制度并不缺位，而是责任缺位；为什么责任缺位？因为道德缺位；为什么道德缺位，是“人人向钱看”、“人人不得不向钱看”的大环境挤压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环境，是因为“经济至上”的发展观，催生了对资本产生严重依赖的社会结构，并进而衍生出了“以金钱衡量人生” 的价值观、再进而衍生出了“用金钱几乎可以无限获得个人需求”的社会价值和服务体系，这些价值体系和服务体系又反向以“现实”的方式强化和证明着“以金钱衡量人生” 的价值观；这些社会结构、发展观、人生观、价值体系来自何处？改革理论；谁提供或在鼓吹这个理论，答：正是这些改革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