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方面，公退私进、中退外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种不好的甚至是令人恐惧的趋势。　　

国人不仅有国有情结，还有社会主义情结。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两个最大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动摇公有制，就会动摇人心。人心不稳，则社会易乱。社会就像一只军队，军心稳定的时候，军队就稳定。军心不稳定，军队必然不稳定。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大泽乡的群体性事件，也是源于队伍的人心不稳，否则以陈胜、吴广之威信与能力，安能点燃大泽乡的烈火？作威作福的袁绍，打败仗后人都跑光了，平时任由他打骂的大师傅居然也对他说“想喝水，只有血水，没有蜜水”。一向纪律严明的大唐军队，也仅仅因为人心不稳，便演绎了“马嵬兵变”这一令人瞠目的活剧。军队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人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这么说不确切的话，“不患寡而患分配不公平”应当是比较到位的。患啥？就是患人心不稳。时势造英雄。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任何社会都不缺少曹操这样的人，但成长为英雄还是枭雄，则取决于时势。乱世为曹操，治世则为魏征、房玄龄，大抵如此。让曹操类人成为能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心稳定，天下太平，消除其成为枭雄的社会基础。大鹏乘风，可以扶摇直上九千里，但没风的时候，就飞不那么高了。　　

公有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情结，或者称为国有情结，不能动，一动，人心就会乱。对于这一点，精英们也清楚，所以在公有制改革的时候，就举出了一个“不能只看比重，还要看公有制的控制力”幌子。精英们故意忽略了一个问题，公司股东的表决权是用资本来计量的，一份定量的资本，就有一个表决权。一个大股东在理论上可以抵无数个小股东，谁投入的资本多，谁就说了算。公有制比重减少了，控制力如何提高？同时精英们还举出一个幌子附件，谓“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要由公有制控制”，然而，我们还是看到连自来水这样的公司，也有私人资本、外资进入了，遑论其他？精英们就这样通过打着优化公有制企业的旗号，逐步侵蚀公有制，逐步侵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还有吗？就企业内部的职工来说，干得多就收入多，似乎还是按劳分配，但月薪三百的工人与月薪百万的老总之间的分配，也还是按劳分配吗？从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来看，按劳分配已经不占主要地位，已经成为其他分配形式的补充。而这种所谓的“按劳分配”，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做得都要好，可我们偏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对劳动量无法精确计算的阶段，广大工人、农民没有话语权，怎么分配，老总说了算，按劳分配如何保证？群众就像被温水煮死的青蛙，但并不是青蛙，当感觉到生存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是要反抗的，他们也是有能力反抗的。精英们的骗局结束了。群众是要生存的，生存的方式很多，合法与不合法的，只要是为了生存，他们都有可能选择。如果合法的方式可以保证生存的话，他们一般不会选择非法方式。如果合法的方式生存的空间被挤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铤而走险。原来这么说，有人说我在威胁，我自认为这不是威胁，是事实。群众喜欢被领导，喜欢被领导的舒舒服服，过好日子。但贪婪的人做得过头了，这也不怪贪婪的人，因为他们无法控制他们那颗贪婪的心。他们在捞取好处的时候，没有去考虑群众怎么生活，能不能生活？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按劳分配本身是能解决人心不稳的问题的。但公有制在退步，私有制在进步，外资在进步，公退私进，中退外进，按劳分配则已经基本消失，底层群众的收入根本不是劳动所应得，而只是一个最低生活保障。一旦这种分配方式也出现问题，或者说贪欲无限膨胀，这个最低标准的生活保障就会被突破，所以人心重新不稳。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此，至于说什么“人均GDP在１０００美元到３０００美元必然引起动荡”之说，完全是忽悠，那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巧合现象，决非必然，更非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外资进入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不仅会加剧国内的分配不公，加剧国内社会动荡，而且严重危害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受到沉重打击的资本家的小动作都给我们国家带来极大的麻烦，那么实力强大的外资进入我们国家的重要经济领域，会有什么结果？值得欢呼吗？值得什么人欢呼？为了被并不友好的外资及其背后的敌视中国的势力欢呼吗？目前中国不缺腰缠万贯的富人，不缺投机分子，唯独缺少真正的企业家。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企业家，他们成了国家的主人，至多是底层群众多少若干年剥削而已，财富不会外流，中国大地还不会有一片贫瘠之虞，将来我们还有希望，但如果被外资将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转移走了呢？中退外进，如果任其发展，外敌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基地就没什么用场了，仅靠外资就能把我们解决了。毕竟在资金方面我们国家也不占什么优势，更何况我们还缺少真正的企业家。　　

如果记性好的话，应该还能记得，中学政治历史教科书上曾经讲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这轮经济危机我们的表现却是产能过剩。咋回事？社会主义是为了人民需要生产的，不是为了利润，从理论上讲，只有生产不足，何来产能过剩？莫非我们在接手市场经济的时候，一块也把资本主义接了过来？前几十年，资本主义在快速发展是不错的，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找到解决的办法，经济危机能不发生？我们的精英在嫁接市场经济理论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些呢？经济危机来了，中国受伤害应当是比较轻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成熟了，而恰恰在于我们的全球化、市场化不充分。资本主义在河里，我们的一只脚还在岸上，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占了一点便宜。我们在岸上不是因为我们没想跑到河里，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尽了力，已经跑到了最快，现在看来，则是幸亏我们跑得慢了一点，不然只怕要全军覆没了。今后要向哪个方向跑，怎么跑，应当仔细掂量了。　　

蔓延的经济危机以及我国当前的社会形势，给我的感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必须坚持不动摇，市场经济也好，有计划商品经济也好，其他经济形势也好，作为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都可以采用，但不能危及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只要坚持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人心就会是稳定的，社会也会是稳定的。绝对的公平分配也许在今后的一个阶段内还难以实现，小的冲突与争议、纠纷也许会广泛存在，但社会整体形式肯定是稳定的。因为争议、纠纷、矛盾的焦点仅在于获益多少的问题，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存权利，所以也不会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稳定并不是所有企望的，比如贪官，他们希望大乱，一乱，一切罪证全部消失，他们就太平了。但国家和百姓就苦透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按劳分配是无数革命先烈拿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对优势，它能凝聚社会，能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能让社会更稳定，是绝对不能抛弃的。如果我们改革改掉了这两个方面，那就等于自己抹了自己的脖子。　　

保持公有制，我们似乎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国家资产流失、贬值的时候，人民表现冷漠，通钢事件只是一个特例。对这个问题，我倒有一个办法，通过对国有资产收益分配的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缴税与私营企业差不多，有时少一点。缴税后发放员工工资、福利等，留取法定公积金、公益金扩大再生产资金等资金后，剩的就是可分配利润了。这部分利润应当上缴国家，目前多数未交。去年定了一个比例，１０%。我认为这个比例可以再提高一点，比如５０%。剩余的怎么办？以人民币形式平均发给每一个中国公民，包括在监狱服刑的人。这样国企就成了真正全民的，人民自然更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对国企的监督也必然更有力度。现在国企老总要么拿天价高薪，要么拿动辄上亿的国家资产去赌博，不是因为缺少监督及监督乏力么？只要把国企收益与每个所有人的利益关联起来，缺少监督与监督乏力的问题不难解决。群众个个都将变得非“明真相”不可。国家、民族的凝聚力起来了。群众对经济的关注也必将转向政治。群众热心参与了，不仅人心不稳的问题解决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