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极“左”思潮出现的根源--纪念毛主席诞辰117周年

何雪飞

摘自：《论改革开放应该果断进入防右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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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党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对文化安全、文化建设问题不太重视，长期存在邓小平所说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弊端。因此，消解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全盘西化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改革开放时期趁机发展壮大并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出现了极左思潮与极右思潮相互攻击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的局面。

客观上看，文化大革命所伤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多能够正确对待历史。像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黄克诚、彭真、王震等在改革开放时期都坚定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有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受了点冲击，则对毛主席、对党、对社会主义产生刻骨的仇恨，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去总结评价历史，而是将个人利害得失看作高于一切。用李慎之的话说，叫做“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因为由于革命中的失误导致他们利益受损，这些人便要仇恨革命、仇恨毛主席。这批人以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杜导正等人为代表，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能够在全社会泛滥，其根源便是这些党内的高级干部。当然，极右阵营中也有一些骨干并不是不是因为文革失误的刺激才从毛主席共产党的拥护者变为极右，而是一直坚持极右立场。如当前右翼代表茅于轼公开声称57年反右运动中他“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他“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等极右思潮给改革开放带来极大的破坏。文化安全问题极其重要。可以说中国文化安全防线一旦失手，势必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苏联在解体前，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安全程度远远高于当今中国，但是由于苏共内部文化安全防线被攻破，苏共高层意识形态出现紊乱，进而导致苏联的亡党亡国的悲剧，随后就是苏联地区人民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方面受到史无前例的损害。可见，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从文化防线进攻，进而瓦解社会主义的国家与政党，已经成了一个普遍规律。

苏联的文化防线被攻破进而亡党亡国开始于斯大林的被妖魔化，而中国的文化防线被攻破则开始于毛泽东的被妖魔化。也许若干年后，如果我们总结中国亡党亡国的根源，那一定是中国文化防线被攻破，而敌人的核心任务就是“妖魔化毛泽东”。

毛泽东先是将西方垄断资本的在华代理人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随后又在朝鲜越南两个战场让美帝脸面丧尽，阻止了美帝继续扩张的步伐。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妖魔化斯大林，国际共运陷入混乱后，又是毛泽东扛起了反抗美帝的革命大旗。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有史以来的最大敌人。在毛泽东有生之年，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无法打败这个东方巨人，那么毛泽东死后，如何在中国及世界消除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消除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大隐患，就一定会成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重要目标。

被曝光的美国中情局“十戒”（形成于1950年代）中第一、二、五、九条分别是：

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他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

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第五条：“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台词来攻击他们自己。”

第九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中情局“十诫”已经在中国大面积实践——大大小小的诋毁毛主席形象的造假书籍、文章不断在海外及国内的报纸、刊物、网络上广泛流传。近年以来，在美国敌对势力的运作下，“妖魔化毛泽东”的文化转基因工程得以实施，逐渐形成了海外民运刊物、网站为造假中心，以国内报刊（《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及汉奸文人（如高华、徐友渔、秦晖、沈志华、李锐、李慎之、杨继绳等）为深人加工、深入开发中心，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凤凰网、凯迪网（猫眼看人论坛）、天益网、新浪、网易、腾讯等网络媒体为传播主平台，兼以地下印刷非法资料为辅助手段的一整套攻破中国文化安全防线的机构。而我们所观察到的，也仅仅是一个庞大链条的小小分支而已。

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为了推倒挡在他们面前的巨人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

多年以来，他们炮制了诸如：毛泽东导致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反AB团与富田事变），毛泽东的夺权阴谋导致西路军的失败、皖南新四军失败，毛泽东不会打仗、红军全靠朱德，毛泽东打胜仗全靠情报准确，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后使用阴谋导致杨开慧被害，《沁园春.雪》作者是胡乔木，大跃进期间有三千万人被饿死，毛泽东鼓动了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女友众多生活淫乱，毛泽东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毛泽东使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迫害要为此负责，毛泽东挑起了文革期间的武斗，毛泽东的稿费高达亿元，毛泽东的身高才1米72等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谣言，将毛泽东的整个一生全面颠覆。毛泽东在主流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下，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毛泽东时代成了最黑暗的年代。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毛泽东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生活腐化，荒淫无耻，屠杀了几千万无辜百姓，迫害了几亿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

笔者就毛泽东形象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做过广泛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凡是对政治、历史话题感兴趣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已经被上述“妖魔化毛泽东”的文化转基因工程所洗脑，许多人直接阅读过相关非毛化的材料，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是道听途说，但是却比较相信这些传言。可见纵容“妖魔化毛泽东”已经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危害。

毛泽东是共产党与共和国的奠基者。可以说一旦将毛泽东妖魔化，就彻底颠覆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而作为其对立面极右普世价值思潮便开始趁机扩张泛滥。

当前，西方垄断资本所极力传播的极右思潮泛滥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危害，同时也给西方垄断资本带来史无前例的战略利益。

第一、 催化了大量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堕落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要防止官员腐败，需要两套机制。一是官员自身的免疫力，官员自身要有一定的修养、道德、信仰。二是监督制约机制，来自下层人民群众的监督及来自上层的监督。如果官员们完全没有良知，他们想要要突破一切底线、一门心思追求个人利益，任何法律、任何制度、任何监督制约机制都不会起到作用。

共产党干部要拒腐防变，靠的是干部对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信仰，靠的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对国家的感情。但是如果共产党干部受到“妖魔化毛泽东”文化战工程的影响，那么在这些干部看来，原来共产党所谓神圣伟大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谎言。假如连共产党及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是一个生活腐化、堕落无耻、追逐个人利益的小人，如何让这些干部去坚守那些骗人的理念？在中情局的这种心理暗示、心理催眠状态下，腐败、堕落，就是干部们的唯一选择。如果一个基督教信徒，突然发现原来所谓耶稣是个骗局是个邪恶的魔鬼，其精神世界必然陷入混乱。有人研究过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爱戴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这些腐败官员几乎都是中情局“妖魔化毛泽东”文化战工程的受害者。

历史上中国人传统道德信仰的导师是孔夫子。毛泽东则是孔夫子的否定之否定，升华版。建国后，中国人在道德信仰方面的导师就是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经人人必读、人人会背、人人实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是无数人真心坚守的信条。毛泽东本身光辉、伟大的革命实践，更是干部及人民学习的榜样，毛主席的这些教导真正地记在了他们的心上。在那个时代，由于毛泽东是伟大而神圣的，毛泽东、共产党所代表的道德与信仰也是伟大而神圣的，共产党的信仰曾经吸引与团结了千千万万的人。

当最伟大的毛泽东被妖魔化后，其他的几代领导人也必然失去光彩。既然之前共产党奠基者毛泽东的伟大与神圣都是谎言与骗局，那么后续的种种“特色”理论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之处，也只能是个骗局。传统文化早已衰落，而毛泽东业已被妖魔化，在改革年代里，共产党这个符号就不再与任何高尚、神圣、伟大的东西相关联。妖魔化了毛泽东，金钱就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信仰。而西方垄断资本家们，才是金钱的主人。

第二、瓦解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方式是完全对立的。公有制要有效率，需要公有制的文化环境。毛泽东时代的国企之所以效率高，关键原因是企业内从工人到干部，有一批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与实践者。改革年代，国有企业最终纷纷垮台，极右势力有意扼杀是宏观因素。从企业内部看，干部腐化、工人丧失积极性是微观因素。当毛泽东被妖魔化后，整个社会上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受重创，拜金主义抬头，人人追逐物欲。毛泽东被妖魔化后，文化环境已经不适合公有制存在，剩下的就是国企的瓦解、国际垄断资本的长驱直入，所以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地化才看起来势不可挡。

今天的国企问题多多，这与改革开放后，许多国有企业废除毛时代国企的鞍钢宪法（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有关。

毛时代国企的鞍钢宪法是毛泽东思想在国企管理领域的体现。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三套系统约束干部精英知识精英的堕落腐败，实现国家政治清明、经济高速发展：

1，总结儒家道家佛家传统。通过一系列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文化感召激发干部的公心善念，使干部们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

2、借鉴西方近代的制度成果。充分发动群众，通过“工人参加管理”、“工农代表直接掌握各级政府、企业权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发信”、“检举信”等方式，从制度上约束干部的腐败，使干部腐败、特权行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3、将法家那套严刑峻法用在干部身上。对干部及知识分子的腐败堕落行为惩罚十分严厉。典型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等人。

因此，在整个毛时代，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十分迅速。而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劳动人民。

改革开放后，毛时代的三套防止干部腐败的制度文化逐渐被极右势力废除。92年后，一大批毫无政治觉悟、自私自利的人成为各级国企的领导。而毛时代的工人享有的民主权力又被剥夺，厂长负责制使国企领导将国企变成个人的独立亡国，98年后则发展到国企干部蓄意搞垮国企，进而MBO侵吞国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国企逐渐腐败、进而效率低下，而此时国家对外资、私企则进行大量政策优惠（如减免税收、放纵逃税等等），国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而毛时代的制度与文化则根源于红军、八路军的传统。如果在基本坚持与发展毛时代的文化与制度，国企不可能搞不好。搞好国有企业，难道真的比两弹一星还难？真的比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美帝还难？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八路军、红军的是世界上战斗力最高的政治军事组织。用毛泽东思想搞公有制，也必然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经济组织，毛时代工业化的辉煌成就已经做了最好说明。普世价值派要想在历史上颠覆这个结论，需要彻底消灭整个人类的近现代史的真实记录。

第三、促动了中国社会思潮的混乱与分化：瓦解了执政党的政治基础

极“左”思潮可以说是在90年代末期开始萌芽，进入新世纪后逐渐泛滥。此种思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是值得我们认真梳理的。

在对政治、社会一无所知的人看来，极“左”思潮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对毛泽东的强烈肯定以及对文化革命的重新肯定，否认毛泽东晚年犯了“极左”冒进的失误。毛泽东犯了晚年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这不仅是执政党的决议，而且这些结论通过一系列的书籍、杂志、影视等意识形态产品，本来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深入人心。不料“极左”思潮在最近十年时间重新开始张牙舞爪、焕发活力。

其实，极左思潮的出现与扩张，乃是西化极右势力误导改革开放，大搞市场化私有化外资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

以历史的角度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今天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如汪晖、孔庆东、王绍光、甘阳等恐怕还沉浸在右翼阵营中高喊“全盘西化”的口号，而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反倒成了他们的第一启蒙者。而陈云、王震、李先念、邓力群、魏巍、马宾、李成瑞等老干部虽然不像李锐、李慎之等人彻底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但由于他们在文革中间都受到严重的冲击与迫害所以对文革的负面性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后自然也对毛心存非议，他们认同《决议》，热心拥护改革开放。虽然都反对文革的“极左”做法，但陈云、王震等老左派与李锐、李慎之等伤痕派、老右派完全不同。前者参加革命时就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他们反文革是为了国家人民，而不是主要出于个人恩怨个人仇恨，他们与毛没有私仇，也不会彻底背叛共产党。而在李锐、李慎之们看来，文革则是典型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实际上就是说革命伤害了他们这些小资知识分子，他们反文革主要是在为个人复仇、发泄私恨，所以很容易走向彻底反毛、彻底反共的道路。

老左派虽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在八十年代，恐怕还没有“左”到重新认识毛泽东与文革、反对改革的程度。在八十年后期，出现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西化派集团，这个集团全面认同资本主义理念，甚至意图照搬照抄弗里德曼、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教条。西化派的双轨制、市场化、物价闯关等一系列激进改革政策引起了通货膨胀，而非毛化导致高级干部信仰丧失，以“官倒”为特征的大规模腐败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西化派意图利用这种民众的怨气彻底瓦解共产党与共和国，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实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彻底接轨的目标。这便是在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环境下发生的那次著名的“动乱”。应该说，赵紫阳西化集团的出现与恶行，激化了老干部的进一步左转。据说，当时在很多革命元老级别的老干部（如陈云、李先念等）中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赵紫阳就是毛泽东当年要极力防止出现的“走资派”。应该说，在这些革命元老看来，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西化派集团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据说王震晚年的遗言是：毛泽东比他多看了五十年。

极右的“西化派”的影响在92南巡后更加甚嚣尘上，邓小平去世后，一切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主张更是在经济领域大肆铺开，而许多政治运行规则实际上也已经与美国接轨：资本逐渐开始控制权力，官员成为资本家的走狗。这种在左派看来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场景直接刺激了“极左”的毛泽东主义的复兴。比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因为认定由于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当前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而党中央却毫无作为，事实上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他近几年愈发激进，成为“极左”代表。魏巍、马宾、李尔重等人的思路也大同小异。这一“极左”派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是资本家与官僚掠夺工农大众的制度，因此必须反对。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复辟，那么毛泽东当前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举动就是伟大的，他当年告诫人民，如果不打到修正主义将来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良苦用心几十年后才被人理解。

我们通过历史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的关系：极右的西化派越猖獗，极右势力影响中国改革时间越久，中国与美国全球化接轨的后果代价越严重，两极分化的程度越严重，毛泽东主义极左思潮的影响就越大。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在全盘西化派即极右西化派主导下，市场经济突飞猛进，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新生的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成为强势阶级，而劳动者工农群众成弱势群体、领导阶级地位名存实亡。而魏巍、马宾们这个阶段的思想立场此时亦更加激进，尽管这些人在文革中受的苦比谁都多，但他们却出现了彻底反对改革、全面肯定毛泽东和文革的倾向。邓力群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说是反文革的主力，但是其对文革的认识在晚年竟然也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更多地肯定毛泽东。见《邓力群：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12/204260.html

进入新世纪，那些尚且健在的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们，如果没有彻底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对毛泽东对文革的看法大多已经与《决议》里所蕴含的彻底否定的情感姿态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高瞻远瞩的，文革实践上没有搞好，被野心家利用是另外一回事。随着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大肆推进、战略龙头产业被外资并购、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被西化派搞垮侵吞、两极分化与美国匹敌，工人农民成为社会公认的第八阶层与第九阶层（最后一阶层是流浪汉之类），“极左”思潮的泛滥已经不可阻挡。而到了这个年代，假如当年的元老们如陈云、王震、李先念等人在世，只要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恐怕也会有不少人同情这种“极左”思潮。

……

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改革开放应该果断进入防右阶段。团结包括极“左”思潮在内的泛左翼健康力量，重点清除极右派对于改革开放的误导与破坏，着重提防极右势力上下勾结密切配合发动颜色革命。

　　

只要防右目标完成，中国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那些持极“左”观点的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层工农大众必然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铁血核心，拥护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而中国社会将真正进入稳定发展的崛起盛世。　　

　　

这是改革开放唯一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