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敢作而不敢当的“改革精英”

——从厉以宁、张维迎到贺卫方

水生

　　 二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大潮的荡涤下，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自翊为“改革精英”的人物。他们活跃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舞台，真是有一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之势。然而，在“无限风光”之后，却总让人看到他们那种在“精英”现象背后所透出的见不得人的“小人”之气。抑或是“偷鸡摸狗”，抑或是“偷梁换柱”，要不就是“损人利己”、“见风使舵”和“说一套做一套”。往往就是这种让人鄙视的“小人”之气，使人们对“改革精英”们的改革主张产生了许多怀疑。近年来，在反思改革过程中一些“改革精英”们所表现出的“敢作不敢当”，更是让人们领略了他们的这种“小人”之气。

　　“敢作敢当”历来是真正的中国知识精英一种凛然正气的体现。这种凛然正气不仅体现在他们敢于公开地宣布自已的政治主张，而且还总是体现在自已的言行一致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身体力行，更体现在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已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社会和历史的责任。可惜，那些曾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如此活跃的一批“改革精英”分子，恰恰就是尽管能说会道，但总也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总是提出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自相矛盾的歪理邪说来迷惑百姓，竭力排斥人民大众对改革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甚至公然主张“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要“骗出一个新体制”，自已则想方设法地利用职权“身体力行”地“率先”谋取私利。一旦因此而出现了负面后果，先是拒绝承认或加以隐瞒，实在瞒不下去后又不敢面对，更不敢承担自已的责任。反而提出种种理由将这种后果归咎于二十多年前的“旧体制”，或者归咎于别人的“保守”和“干扰”，要不干脆归咎于百姓的“愚昧无知”。这种“敢作不敢当”的所谓“改革精英”现象在不少声名显赫的人士身上都已历历可现，厉以宁、张维迎和贺卫方尤为如此。

　　国内的百姓们都还记得，从1999年年底“厉以宁家族暴富”的消息被披露以后，厉以宁就通过各种途径想方设法压制对其家族暴富行为合法性的调查，他多次以一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来对付新闻媒体的采访，就是不敢回应公众对其家族暴富合法性的质疑，更不敢要求有关部门追究“造谣”者的责任。七年来，这位著名“改革精英”以“敢作而不敢当”的行为，让一篇“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的文章在国内网络上流传至今。而国内的纪检部门、检察机关和新闻媒体居然让事涉如此著名人士和如此重大金额案件的“造谣诬陷”者和被“诬陷”者都相安无事，岂非是中国政坛的一大奇观？仅仅于此，“厉以宁家族暴富现象”就足以成为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一个特殊悬案而成为中国法学界和社会学界的研究对象。

　　再看去年在所谓的“著名企业家”顾雏军被捕后曝光的张维迎、张文魁等人，在以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所名义召开的“科龙研讨会”上收取巨额“出场费”一事，也已成为又一重大悬案。当笔者提出“张维迎、张文魁等人收取的是出场费还是商业贿赂？”这一质疑后，主办方和有关当事人至今也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对此事予以公开否认。张维迎在委托律师扬言要以“损害名誉权”为由向网站和本人提起诉讼之后，居然又悄悄地偃旗息鼓，而各有关部门居然对此事也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动静。张维迎等人究竟是否收取了如此巨额的“出场费”？顾雏军和张维迎等人的这种行为究竟是否合法？有关部门对相关单位和当事人究竟是否进行了处理？类似的种种疑问又一次彰显了张维迎等“改革精英”们“敢作不敢当”的“小人”之气，而且让中央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决心再次蒙受耻辱。

　　而于今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据说这是一次小范围的“内部的座谈会”，可以“讨论一些很难讨论的问题”。而且，会议主办方也没让任何新闻媒体参加。但让主办方和一些“改革精英”万万想不到的是，如此重要的“内部会议”的速记稿居然很快就被外泄了。由此，一些“改革精英”们的真实想法被大白于天下。其中尤其以北京大学的法学“精英”贺卫方的发言最为“精彩”。贺卫方等人再次表现出这种“改革精英”现象。

　　贺卫方称，“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其实，“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

　　笔者实在不知道这些“改革精英”为何总是如此“偷偷摸摸”，不可一世的“改革精英”们究竟害怕什么？你贺卫方怎么就说不得？你不是自已清楚地表明，“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比如说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先不把话说透，不管喜不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建设性的态度，希望新闻自由，包括十三个学者上书，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既然如此，你在许多场合说得还少吗？不是你“说不得”，而是你忘记了最根本的一条，你“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而有更多的民众不愿意朝你所希望的“这个方向走”。因为，大家已经从二十多年来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后果中，识破了你们的所谓“民主”和“自由”，实际上是“以资为本”和在“资本”掌控下的“民主”和“自由”。试问，现在的劳动者在面对“资本”时还能有多少“民主”和“自由”？中国朝什么方向走，难道必须由你们说了算？你们就不能问一问，人民愿意不愿意？

　　贺卫方在讲话中居然质疑早在1921年就已经成立，历经抗日战争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因“没有注册登记”是“严重的违法”，行使的是“法外权利”。作为一个法学教授，在你贺卫方的眼中究竟还有没有现行宪法？莫非每一个在解放前已经诞生的主体都要在解放后进行一次新的“注册登记”？更为奇怪的是，自称参加共产党已有20多年的贺卫方却竟然说，“现在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很多的人说海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如何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和敌人剥离开来，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不是朋友，我们非常爱你，爱这个党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你贺卫方究竟是一个“党员”还是党的“朋友”？你究竟还要不要受到党纪国法的约束？你在口口声声说“法”的同时，就不能先检查一下，以私有化为取向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又有何“法律依据”？

　　贺卫方在会上一口气讲了当今“法制方面”的七大问题，所谓“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的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规则政出多门，越来越混乱”，“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交易安全方面的保障问题”等等。客观地说，贺卫方所说的有些问题确实存在而且也十分严重，但贺卫方开出的方子却是以“私有化”和“私有制”为前提的。作为一家之言，你贺卫方也可以你说你的，但你总不能不让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你不是口口声声“民主”吗？你既然在这样的“内部会议”上表现得如此“慷慨激昂”，说什么要“大家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有必要”，却为何不提倡让民众都来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下公开辩论呢？莫非在你的眼中就根本没有“民众”二字？

　　最为可笑的是，当这份“新西山会议纪要”被披露以后，会议主办方却急急忙忙地公布了一份所谓正式的“会议记要”，心虚地将贺卫方的这些讲话全部删去。笔者以为，既然是“改革精英”就要“敢作敢当”，说了，就大胆地承认。如果认为自已是对的，就勇敢地坚持。如果认为错了，就要勇敢地认错。要不，如果是“造谣”，会议主办方或者如高尚全等一些与会人士就应当站出来为贺卫方公开辟谣，否则岂非“不够意思”？再或者，作为“法学精英”的贺卫方自已也可以对“造谣诬陷”者提起诉讼，何必表现得如此怯懦？无论如何，辟谣、坚持、认错或者提出诉讼，也还能看出一点“精英”之气，唯独这种躲躲闪闪而不敢面对现实者最为人所不齿。可惜，此时的主办方和贺卫方等“改革精英”们再一次地以自已的实际行动向公众表明，他们并不是什么敢作敢为的“改革精英”，而是实实在在的“敢作而不敢为”的懦夫！作为一个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又如何能让人们相信，你们这些以“三个代表”自居的“改革精英”们，能够为百姓的利益和诉求而“仗义直言”？而对执政党来说，贺卫方等人在“新西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已再次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如何进行处理，也已经成为如“厉以宁家族暴富”和张维迎等人收取“出场费”一样的难题。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七个年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所谓“改革精英”中的各色人等也大体上可以见个分晓了。大浪淘沙，历史就是这么无情。无论是厉以宁、张维迎还是贺卫方们，也无论其是否受到批评、质疑还是追究，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已经成为历史。现在人们已经可以说，历史已经将忧国忧民和敢作敢为的改革者与自私自利而敢作不敢为的假改革懦夫作出了鲜明的分野。时代在变化，我们要在新的起点继续前进，我们就要按照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继续改革创新。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我们经过对改革的反思已经认清了方向。

　　200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