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恳请革命派努力向资改派（词汇体系）学习（初稿）》，约取原文的五分之一，作了些改动，并扩写了两倍多的内容，所以又重新加了小标题，以表达本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呼声。是基于劳动者不满于剥削者的呼声，更是代表劳动阶层有话想说的要求。谨以本文献给站在“通钢”人民一边的中国工人阶级。为了赶写此文，就这样把另一篇文章耽搁了，只好顺延以后了。此外，作者囿于手头资料有限，匆忙中情况核实很有疏漏，若读者见着任何“失实”的语言措词，恳望及时帮忙指正，免得对读者以讹传讹，也让作者少一点压力。如果涉及某些词语的意思，读者可能不清楚，是作者在其他文章中已做了解释，而在本文不必重复的缘故，若需了解原本的全文内容，仍请参考文后的网址，或请参考作者的其它文章。本文小标题的目录：1、多学多思考 想党想道理。2、反抗“官本位”，要有“纪律性”。 3、掂量dzy，民主有几分？4、争取说话权，问责皇帝权。5、劳动获民主，政府就高效。6、反思xx论，改革先革私。7、批判政治家，改革要革私。8、不要封建制，党要管政治。9、科学辩证法，劳动发展观。　　

　　

1、多学多思考 想党想道理。　　

想知道，中国市场上伪劣产品的盛行，商业行径的欺诈不断，追根究源其社会的诱因，那么可以说，设计这套实物产品的流通方式，控制流通方式的各种管理，是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叫做抽象劳动），不仅存在着劳动的不良品质，而且存在着致命的劳动缺陷，是决定所有实物产品伪劣问题的总诱因。换言之，物质产品的不良问题，就在于主导社会运行的精神产品，也都是伪劣假冒货，只是人民想查究也不行，法律上不被允许查究的，即便有了“行政诉讼法”，也无此条款，是无法可依的。诸如“实施求私”观，冒充“实事求是”论，“物欲”主义冒充“唯物”主义，市侩哲学的“投机”，冒充劳动价值的“创新”，诸如“政策、决定、法规、人事任免”等等产品的粗制滥造，就在于缺乏切实有效的“检验流程”，随便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就急匆匆投放于中国的社会，主宰着社会劳动的价值流动。这就是中国人民花费了三十年历史成本，在改革中所取得的一种管理体制。毛泽东初步设计的，正处在实验阶段的“检验流程”，因为不成熟，影响到“官本位”体制的稳定，全部被掀倒了，并请来资本家帮着踏上一脚，使得“检验流程”的重新萌生，异常艰难，常被旧体制的特色当局所掐灭。　　

没有“检验流程”的原因很多，但传承旧传统的文化习惯，使得抽象劳动的“思维”语言与普遍劳动的“通俗”语言，有着巨大的隔离障碍，严重阻碍着劳动人民，对于“政策产品”实施检验的能力提高，也为封建衙门的官僚，压制劳动人民实施“检验”所依赖的话语权，提供了从法律上进行取缔的各种口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通俗的劳动道理，上升到理论上的分析观念，让劳动者的说话语言，有着理论分析的科学思路，才能与“政策产品”的制造者进行对话，把“产品接受”一方，因品质不良严重受损的情况，明确地反馈给政策产品的“制造者”，才能引发那些喜欢用“不通俗”语言统治人民思想的一些“思想者”，重新思考其产品的设计原理，查查那些“精神产品”的伪劣成分，查查那些“政策产品”的功能残缺。同时也推动上层建筑的抽象劳动者，向具体的简单劳动方式回归，也能以简单劳动做其复杂劳动的补充与平衡，以提高其思想的客观性，少一些反对人民要求“检验精神产品”的愿望，促进抽象语言与通俗语言之间的交流，促进两边人员之间的互动性。　　

作者借助于比拟写法，尽可能形象化表达社会中的一些重要道理，正是为了把抽象的道理，给予通俗化地说明。要说明的话多了，这文章也就没法予以缩短，但希望能在两种语言中，起到缩短距离的作用。隔离的障碍还很难消除，距离该可以缩短，只有当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真正能够思想到位，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位的各种阻力，也就容易排除了。问题不在于咱们基层作者的说话，需要面对，而是促使上层建筑的人们或作者，直面工人阶级的发展要求，促使那些调控资本为其主要治国方式的人警醒，其面对的不是劳动谋生的一般说法，不是凭着蒙人手法中的“榨和逼”就能搞定的。谋生的说法，可以言简意赅，不假思索，用不着代表什么“三个”，代表一个也足足有余，哪有这么多的废话需要扯谈，为了生存，一个号令下去，谁敢有违抗？发展的道理，可不是三言两语，用一些浅薄的改革理论，就能说清楚。即便用“生存”的硬道理，也理不清“发展” 中的软道理，有什么简单明确的硬逻辑。被蒙在自己骗自己的创新特色，竟不知道，这是没有理论科学的劳动创新，只有政治投机的创新剥削，创制了中国社会的劳动价值，大量失散的巨大黑洞。　　

说“发展是硬道理”，如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义反复。如果把它理解成“生存是硬道理”，那还管用些，替人民的劳动自主，说了大实话。但是官僚主义者，就喜欢在不管用的概念中兜圈子，至少可说，糊涂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不懂，只会从形而上学思维中，以割裂方式扯谈：不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总是密切地融为一体；不知道摧毁劳动者的生存权之后，哪有生产力的发展和权益解放；不知道“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发展了的“生产关系”去对应，需要以劳动“关系的解放”为前提条件。提高生产力确实很重要，但是，没有生产关系的解放，总是空谈解放生产力，如果不是痴人说梦，那就是故意欺骗人的鬼话，毫无实质性的解放意义。在剥削性质的社会中，强调了唯“资本家”才有的“发展”是硬道理，那就必然要挤兑劳工者的生存，成为不能约束老板阶级的软道理。劳动关系不能向辩证法方向发展，不劳动的投机关系，就会在单边利益的管理体制中向少数人倾斜，社会发展的重心，就会停顿在少数人的投机利益中而得到迅猛滋长，孤立地去“发展”少数人对于人类劳动过程中的寄生作用，让劳动人民的“拖累”，越发加重。不愿注重劳动而臆想出来的所谓 “硬道理”，也就成了束缚生产关系，无法推进生产力的空洞话。　　

所以说，把工人们要求生存权的硬道理，强行绑缚在老板们“可发展也可不发展”，十分无所谓的软道理上，是一个害人不浅的谬误，也是喜欢扯淡的官僚主义者，扯出了剥削阶级十分贪婪的政策要求。因为在“不劳动者”的静态观念中，没有辩证的发展思维，没有双边的立法程序与执行程序，监督程序也是一种孤立的单边的片面方式，丝毫不存在老板与工人共同掌控资产权的双边法则，来实现双赢方式的共同发展，所以才有单边的媒体舆论，误导出单边利益的集团改革及其所有制政策。　　

咱们老百姓，想念共产党，爱党为劳动，要党守党性；党的领导人，想着投机路，不想劳动人，蒙骗党员们；想念资本家，充当硬道理，喜欢乱扯谈，愚弄老百姓。所以说，咱们要想拥护党，还得帮党想道理，学习马列出主意。要想说理“不扯淡”，就得关注“管理学”。要以不同的视角，围绕共同的劳动目标，进行详尽的分析，就得详尽到可行动，可操作。以求在党内的路线斗争过程中，提出取代资本体制的管理方式，从而保障全社会劳动者，在取得劳动资料方面的科学平衡，有利于共同劳动的目标实现，使得企业机制的运行，能在维护劳动精神和保证不偷懒的前提下，投以最节省劳动力或最经济的成本代价。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区分出“节约成本”与“劳动偷懒”的不同性质及其依赖关系，才能科学地界定各种劳动的合理待遇。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把两者混淆于“熄灭论”的糊稀泥观念中。　　

社会主义的管理学问，不是资本家的形而上学理论，可以简单化庸俗化地概括一下就成了，不是随便让利欲熏心的官僚们，在理论思路的阉割中所能说得通的。而是必须以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为指导，以毛泽东的路线作为咱们讨论问题的前提，这管理学的道理，说起来就长了。文章之长，是许多关联因素的认识，需要充分地展开，才能认识原因的原因，要瞻前顾后，足踏实地，以免言词偏颇，以免夸夸其谈；语句之长，是需要把多句话才能表达的意思，尽可能压缩在一句话中，又保持意思的完整。作者的意思是，对待社会机制的分析认识，不要停留在混笼统的习惯观念中，需要具体再具体，才能使科学与不科学的分水岭，越来越清晰，使作用力与反作用的辩证法思想，得以熟练地推广运用。从初懂到熟练掌握，不是一个简短的进步过程。但马克思的辩证法，毕竟要比“玄之又玄”的易经占卦，通俗明白，更为贴近生活，只要肯努力学习，仔细思考，并非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过程。　　

因此，本文面对的读者群，可能需要高中以上文化，需要对马克思学说有个了解的学习前提，了解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无需超过本科界限的水平，但需要有展开分析的思索力量和耐心述说的兴趣，才能沟通读者理解与作者论述之间互动的思想脉络。如果不展开分析的话，最最“言简意赅”的概括，就是把千言万语，凝聚在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包含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包含着人类劳动的利益机制，包含着自然运动的客观真理。但是，没有五十卷的马恩著作，对应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也就不可能形成这一句言简意赅的凝重力量。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路打开，往往都“熟视无睹”地在“混笼统”的概念中流失了，失去许多可以开启劳动智慧的思想嫩芽。　　

社会问题的分析展开，就是思考中进行咀嚼的头脑运动，不运动就不会有思想收获。必须有抽象的哲理性思维，也要有化抽象道理为通俗语言的详尽解释。出于更加通俗的解释所需，我们的写作，不得不形成了详细的长篇论述，故而对于初中以下读者，虽然较难把握文章分析的内在思路，但也可以从文章论述的普通语言中，大量地找到易于理解的章节段落，在多次的阅读中，逐渐领会文章的思想脉络，直至全篇文章的思想掌握。这不是单单指本文，而是指所有很重要的阅读材料，特别马列毛的原著，尤其需要有此认真的学习态度，不能以为读一遍就算理解了。对于刻苦学习的读者来讲，哪怕您的文化程度很为初浅，咱们的心思也是想通的，我不以为与您有太多的语言隔阂。　　

容易造成一些隔阂的，是革命派队伍中的形而上学思维，也是以多种形式而存在着，需要不断加以分析，予以甄别。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之获得纠正，需要每一个思想者多学多思考，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弄清楚的，不是对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都能通过学习，就能进行有力批判的。为了生存，工人们的雇佣性思维，甚至是阿谀奉行的行为，也有其合乎逻辑的硬道理，不是那些并非处在工人失业困境中的人们所能理解。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家，可以喊出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革命口号，但无解决无产阶级走向领导地位时，所遇各种困难的真正良策。过于纯洁的无产者想法，不是让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有效办法，最最有效的，必然是唯物辩证法。因为世界的一切，都是辩证性地发生着，运动着。　　

如果说，工人阶级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维，只顾自己打工挣钱，不顾他人和整个阶级的全局利益，那也是资改派的错误政策所引导的结果，是来自共产党领导人在鼓动社会公众进行市场投机而产生的剥削思想。可以说，工人队伍中“不革命”的障碍之排除，全在于咱们能否排除那个产生障碍的源头，那个充满资本家思想的错误路线，也就是那个在共产党内取代革命路线的那种市侩路线。所以说，只要有批判地把资改派的错误路线否定了，对于工人农民来讲，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措施，无需反复地解释，一讲就能沟通，就能有大致的理解，必然是拥护的。以劳动的想法，在劳动者中间进行沟通，是没有太多障碍的。包括资改派中的许多人士，也会拥护革命的，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也有着站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要求。政策措施的合理与合用，则是必须详尽地论述与推导，才是有着需要大量劳动投入的诸多障碍，不进行劳动力量的巨大投入，是不能提高“精神产品”的生产质量，也不能使得此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方式（本人称作“抽象劳动”，曾做过解释，是与“马克思经济学”课程含义有不同的名词）得到有效的规范，也就无法克服前进路上之障碍的。　　

本人深知宣传“唯物辩证法”的应用思想和观念，非常困难，必须投入大量劳动，才能让人们有所理解。想当年毛泽东执政时，循循善诱地一次次教导我们，但是，有文化的管理层，也无法理解毛泽东，既要排除轻视劳动的极右思想，又要排除片面劳动的极左观念，使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摸不着头脑，左右为难。而无文化的基层群众，就更是没法弄清楚历次政治运动，对于劳工阶级的利害关系，只感到生活的艰难，也感到干部们，开会多，生产少，效率提不高。毛泽东处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传递出许多唯物辩证法的应用思想，一直未能被中国的上层建筑，真正地接受。而对经济基础的改造，速度之快，为世界人民所惊异，却是难以让其中的一些中国人所感觉。中国领导层的绝大多数人，都未能真正体会到，唯物辩证法，其实就是劳动辩证法，有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神奇功效。　　

因为，从理论上讲，认识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实践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将两个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处理，是人生的最大问题，用马克思的语言，叫做劳动。所以，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与理解是一回事，真正掌握于实践问题的分析和身体力行地坚持，则是另一回事。我之宣传的，正是实践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区别于书本上所说的，应当叫做“劳动辩证法”。　　

2、反抗“官本位”，要有“纪律性”。　　

“劳动辩证法”的对立面，就是不劳动的“投机辩证法”，这就不用咱解释了，在市场主义的理论中，有的是说明。我要指出的是，劳动辩证法，并不排斥“机动”的战略战术，但立足于“劳动”，坚决反对脱离劳动的“机动”，反对用脱离劳动的“市场主义”，作为一种“非政治化”的政治手段，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是要以工人在政治地位上争取解放的斗争，作为维护自身劳动或劳动权益的手段。　　

因为市场经济是对“劳动经济”的一种反动，所以，由“劳动主义”支持的机动思想，与“唯生产力论”支持的投机思维，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差异。唯生产力论是借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否定生产关系的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否定“人力”具有决定“物力”的支配地位和能动性，也否定了人力这个“生产要素”，具有“物力要素”所不具备的社会性和人类历史性；唯生产力论的产生有其中国特色，是官僚阶层用来维护官僚专制的理论工具，属于历史上机械唯物论的翻版。现代的机械唯物论，与历史上有所不同的是，夹杂一些赌博投机的金融思维，追随人类劳动的进步，使得原本属于物理学的机械知识，增加了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知识，使得机械唯物论以新的形式，成为资本家的统治理论，叫做“生产要素论”。但在中国流行用马克思主义的“决定” 原理来加以说明，据此把马克思主义修正为一种“唯生产力论”了。在资改派的词典里是没有这个词的，只是咱们为了准确表述资改派“特式”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为了明确资改派理论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才使用“唯生产力论”一词，稍稍有别于资本家的“生产要素论”。　　

但这一个稍许的差别，也就决定了咱们批判资改派“特色”理论的复杂性。在资改派把持的决策，也有许多法治措施，属于工人维护劳动利益所需。这就不得不以唯物辩证法，从资改派的专制政治中，层层剥离出维护生产秩序所必要的劳动纪律。与此同时，在反对官本位的封建体制中，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坚持，本身就是咱们首先要遵循的思想规范。由此思想规范而引申出的法律规范，也就有着合理的内容，为每一个公民所应履行的义务，咱就不用说了；其次，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所提出的各项劳动规范，暂时无法理解其合理性，也不应当作为专制的措施，而应当作为第二大劳动纪律，这一点对于工人阶级的纪律性，是不用说的，要说的，也就是咱们所要批判的资改派，及其延伸到企业中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特别是大量私企中的封建管理，其专制程度越演越烈，对工人的压迫，令人发指。这第三大纪律，请读者一起思考吧，在总结“文革”时，也谈过本人的思考，在此没有重复的必要，要谈的话，必须详尽地讨论。　　

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论”，既有管理生产，明确劳动纪律的意义，也有垄断生产，维护剥削通道的作用。此种作用，在中国由官僚阶级推行“阶级斗争熄灭论”开始，再以“唯生产力论”这一个理论工具引进国内，表现在劳动力价格与劳动产生价值之间的不公正不平等关系上。价格属于劳动者的生存权，是劳动者像机器需要电力燃油一样，属于劳动者的能源补充，此价格需要通过公共权力所明确，计量该劳动者形成劳动力的成本投入，是个硬道理。但是公权被资本家被官僚们所垄断，就成了私人的交易价格。其次，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动成果，除了人和机的能源消耗，物料转移，还有的就是属于劳动者的创造性成果，是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所带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法律上是不承认劳动者的，只承认是垄断要素的一方。对劳动者人权，在生产中给予非政治化之后，劳动者就无权插足企业的管理体系。在此前提下，以法律保护的产权，剥夺了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定价权，并通过“封建专制”的架构，在企业的管理体系中全面地恢复后，在社会生产的整个系统中，每一个运动环节，都分为“要素”的垄断人与使用人。　　

生产要素的垄断，是封建专制在资本社会的延伸，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并不困难，难的是特色领导人，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排斥作用。咱们从改革前十五年就可以看出，由于官僚阶级所专制的管理系统，从工厂到政府，各个岗位上，到处都有对“生产要素”实施垄断的影子，那时候的叫法，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要其让位，腾出资源控制的位置，或者要其发挥岗位作用，使该岗位的资源利用，产生有效价值，须得花费特色价值的交易成本，才能达到这一个“要”字。此种交易关系，在毛泽东路线中，并没有消灭，但受到很大的约束，毫无特色可言，只要提出“斗私批修”意见，一般问题的处理，并不复杂。这同毛泽东在改制中的辩证法思想有着密切关联。但特色领导的改制，是以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的，一方面利用专制手段巩固其官僚地位所需，破坏了不利于官僚利益的社会主义因素，使社会主义事业由好变坏，这是“官僚事业”已经从中分离出来，就剩下“工人事业”那部分的缘故；另一方面，利用专制手段的破坏后果，指责社会主义事业不好，是个对人民没有好处的坏事业，为引进资本经济而维护官僚事业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所以说，形而上学的本质，又是以正方反方两种语言相交叉的辩证形式出现的，专制的本质，常以民主的假象，取得人们的支持，最终的作用，却都是在维护封建的官僚体制。　　

官僚阶级的历史惰性，维持着专制的手段，也需要赋予辩证法，所以要毁灭封建专制，就得采用劳动意义上的辩证法，与之对冲。否定了维护封建专制所需要的“唯生产力论”以后，也就否定了官僚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理论工具，也就明确了官僚改革的封建性和压制社会主义的破坏性。由此明确了解放“生产关系”的最大问题，就是反对封建特色的专制，让人民从官僚阶级压迫下获得解放；由此明确了劳动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人权地位，必须通过改制封建官僚体系的民主运动，才能获得当一个工人的尊严；由此也明确了劳动辩证法的科学性，就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持中。但因为强调劳动的客观性，因为不能忽视“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不能由于突出了人之因素的决定作用，也就突出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而忽视了阶级利益具有更大决定意义的客观性，不能不把整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把我所要宣传的意思，仍然叫做“唯物辩证法”，以求保持原汁原味。　　

显然，不从劳动的角度上来学习，是不可能真正领会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或者说，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可能领略到马克思的政治智慧的。所以说，文革结束之际崛起的一批所谓“务实派”，其实不过是些头脑简单到连唯物辩证法都没能真正搞懂的盲动主义者，成为以否定毛泽东唯物辩证法为前提的盲目改革家，不可能从历史运动的大格局上，理解中国体制的改革方向，其实就是塑造管理体制的辩证法模式，结果被改制为更加专制的单边式体制。而辩证的管理模式，也得由一系列合理和合用的政策措施所构成，每一项的“执政”细则，都是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运用，决不是单边利益的管理举措，决不是机械刻板的执行系统。如果不是毛泽东为咱们中国打下了思想基础，如果没有“wyzx”网友们的支持，本人的文章写作，就成无源之水，不可能有此宣传的信心。因为真正的宣传工作，不是宣传书本知识的定义，而是知识概念有所掌握的前提下，要对“资改派”一系列措施，从“唯物辩证法”视角上进行评判。这工作量之大，不是我一个人所能胜任。本人所有文章，都在力求给读者传送出唯物辩证法的应用思想，力求推动大家一起在学习中，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社会问题的分析，相信唯物辩证法是教育中国人民，团结本阶级进行解放运动的有力武器。　　

别轻视堆积如山的各类政策文件，其论述大多由资改派所作，或由资改派所限定，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或肯定，就能解决问题的。革命派的批判工作，如果不能从文山会海的资料堆积上，全都加以相应的批判，如果在拆除“权力资本”所建筑城墙的革命行动中，不是耐心地从一块一块的“城砖”给以掏空，那么一下子想把“城墙”推倒的可能，将是遥遥无期了。城墙总究会倒的，日期可以无休止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况且，“官本位”的城墙，真正得以拆除，必须建立在“维持秩序”的“栏杆设置”，以及便捷的“交通管制”都能完备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要让全体劳动人民按本人志愿，自由出入城府的“内区工作”，也得有次序，守纪律，不能不顾忌交通“信号灯”而乱来，不能不根据客观情况而任意确定自己所能去的“目的”地。　　

这中间免不了有些“划地为王”的小区域会重新冒头，难免有些占地为王的垄断现象重新形成，一些想不通的同志，会据此责怪这循序渐进的革命措施，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设想，是改良主义或者与修正主义一路货色，批评咱不如其彻底铲平旧制度的方式方法来得痛快。引起责怪的原因，主要还是缺乏辩证的思维，缺乏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方法，不能认清革命与不革命的本质区别。这种思维，仍然与形而上学的认识方式有关，不知道疾风暴雨般的痛快，包含着不可控制的混乱，也会引起更多的痛苦，也会带来更多的失败危险，也是革命派同志，必须反省的问题，是一种“欲速不达”的极左思维，反而耽搁了革命的进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同共产主义者内部的极左思维，确实有很大关系。如果不能深刻地反省，不能批判形而上学性质的简单化思维，那么，连劳动阶级所需要的自由和民主，也无法理解，不是当成资本阶级的专利予以抛弃，就是混同于“熄灭”阶级的人士所想的，当成了无阶级的抽象概念，或者说，脱离实际地错当成具有普世价值的无阶级观念。当然，政治家相信什么“普世价值”是应该的，因为其最大的人生经验，是政治权力的获得，也就是别人权力的失去为前提的，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通用的，普世的。要论自己是否代表劳工阶级的问题，那属于阶级斗争论，引发着权力控制的不稳定。而“稳定”是维持手中权力的过程中，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当然就不应该代表工人阶级，只能代表“普世”价值的。　　

毫无疑问，普世价值在资本势力十分强大的社会中，其实就是归结为货币的价值力量，不属于替没有“话语权”的劳工阶级说话的价值标准。货币是资本社会中，规范人与人之间互不侵犯唯一的中性力量。它在本质上是少数人约束多数人的规范手段，但以非常客观的中性工具，自由地任由人们使用。如果不从多数人取得货币才能自由的方式上去观察，很难确定其本质。本质虽然不能确定，但无论到哪里，大多数人的体会是一致的，唯有劳动，才是人们获得自由的最真实可靠最客观最科学的社会途径。　　

在自由与民主的权益保障上，有没有劳动纪律的约束，体现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本质差异，但受到官僚主义者，常常要借用组织关系上的纪律性，维持个人管理的专制性，使人们无法分清，反官僚不应该反纪律的界限区别。同时，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是只要自由，不讲纪律的，或者不曾在要求很严的企业中当过工人，所以不知“纪律”为何物，更不懂纪律是自由的前提。故一些有着不愿劳动的倾向而十分懒惰的人，总是以个人角度的孤立眼光，总是以不劳动的静态思维，片面地理解人类所需的“自由”概念，来指导他们也想“争取自由”的主观行为。所以说，同“资本权”挤压劳动力的性质一样，也是一种被物化了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缺乏人之灵魂的主体思想。根本不知道，“自由”的科学含义，实质上是劳动者反对剥削的口号，不是剥削者借以偷懒的理由。如果不是凭着主观愿望的空想自由，而是从客观规律出发所认识的现实自由，必定是依赖本人劳动量的真正付出，才能在社会认可此劳动价值量的范围内获得真实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劳动”的意义上，每一个劳动者才有着需要社会方面给予鼎力支持的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具有从低级劳动向高级劳动发展的解放要求。劳动者的解放，是解放生产力的本质要求。　　

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非常严重的人，其曲解人类自由这个概念的后果，不是侵犯他人的劳动，就是束缚自己劳动的前程，不耐于提高劳动能力所必须遵循的各种约束，没法使自身养成足够的劳动勤奋，与人类劳动的“社会灵魂”相沟通，只能处在“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静物要素中，能否自由的前途未卜。即便有机会赢利，也无法跳出十分被动的命运，没有多少自由可以自己做主。因为，在资本家的自由化思想占上风的法律体系中，只有货币权力的自由需要维护，人的权益必须服从于货币权力所指定的量值，没有维护劳动者支配劳动的权力及其利益的法律措施，货币的权利保护太充分，劳动过程的人权自主，却处在无法可依的原始状态，几乎没有；从全社会的运动机制上，就已经被最大垄断的货币统治者，人为地设定了促使全部劳动人民听天由命的生存格局，大多数人的赢利条件，并不具备可以逃脱那听从命运安排的被动性质，或者说，所得到的自由性，不会大于所处的奴役性。而无产阶级的法律体系，是围绕劳动过程而展开的纪律约束，是与“不劳动”的法律体系，性质完全不一样；只要肯勤奋学习，不受管理级别的影响，不受货币垄断的约束，也能取得相关的生产资料，进行有机程度很高的劳动，也能从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发展；因而不再囿于管理层的成见。竟然使自己的勤奋，成为被权力垄断人所压制的牺牲品，这在辩证的体制中是杜绝的。工人事业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凭借货币势力限制人民的智能发展，也不会容忍管理权的掌控，实施压榨或欺骗，达到偷懒之目的。劳动成果的取得，不等于取得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地位。　　

然后呢？资改派的特色改革，对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压制与否定，使得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推动事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也使得这改革成了官僚们专制的腐败事业，冒充社会主义事业的腐败，无可奈何地滑入资本家的法律体系和自由化观念中。正是资产阶级观念上的自由化，正是此种围绕个人主体，不顾他人利益的自由或民主的观念，也在现今中国的上层建筑流行着。此类不从劳动阶级利益出发的自由化观念，明显与“没有阶级差异”的人类社会的自由概念是不同的。假如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没有阶级差异的共产主义，说说此种全人类观念的简单民主或物化的自由，或许有点说话根据的某些余地，可现在的中国尚处两个阶级的僵持和剧烈冲突中，两大阶级之间的真理标准，都无法统一起来，却要大谈空洞的自由和民主，还有谁能相信呢？阶级之间相互影响着，谁都无法摆脱对方影响力的束缚。咱们劳动者想在媒体上说话的自由，都要囿于资本家专制的法律体制而被剥夺了，害怕咱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伤了官员们作秀的脸面，失去他们约束劳工阶级自由的控制力和威信。共产党的威信，成了政治家私人专制的个人威望，在当今官僚腐败严重的局面中，党的威信能不随之受到惨重的损失吗？　　

所以说，没有阶级意识，或者说否认阶级的利益所需，否认统治者有着维护统治利益的偏见，国务院领导对于“自由”，“民主”的抽象化言论，也是以一种物化了的观念来陈述，明显缺乏劳动的思想，滑入了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舆论先导中。革命派的同志，也应注意这些著名人物，在进行一些假充“抽象概念”的理论阐述时，应当针锋相对地与之提出自身阶级出发的有关自由与民主的革命口号，明确社会主义的制度中，只能有劳动的自由，绝不能有剥削者的投机自由。当然，三十年来的改革，官员们就实行资本主义方面的言论是自由的，官僚阶级的自由化，除了文革运动之外，本来不曾受到太多约束，这也是跟无产阶级民主不相容的缘故，有了官僚的自由，就不会有劳动的民主。　　

所以，处在官僚体系中的资改派，不但不尊重工人所应有的管理权或政治权，还要设法请资本家阶级一起帮忙，加强企业资本家的专制管理，共同压制无产者要求实行企业民主的任何言论。初级阶段中的主要矛盾，原本属于生产关系方面，是官僚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除了少数“走资派”要视情况区别，毛泽东总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但现在通过“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一部分实权官僚龟缩在小政府内，外面罩上了统治企业生产的资本阶级，做为官僚专制的躯壳或抵御工人阶级斗争的盾牌，使得两阶级之间的冲突，扩展到资本阶级与雇员阶级之间的全社会矛盾，也使中国社会的封建官僚，在讨好资本阶级而给予老板们以更多民主的待遇中，有了越来越专制的政治资本。特色的封建专制，是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挫败的根本原因。照搬资本模式的政府，其固有的专制毛病，使得那属于人类社会生命的头脑组织，正在萎缩，头越发变小，身越发浮肿，随着泡沫经济而膨化，但也随着泡沫破灭而发痛。这社会脑组织与各企业内的肌肉组织，随着劳动者关系被“产权”这把钢刀切断以后，上下之间密集分布的“神经联系”，也统统被掐断了，成了一个犯有中风病的社会组织。与毛泽东社会，劳动者蓬勃向上，充满着生机盎然的进取精神，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天壤之别。除了投机得志者的骄横，有着踌躇满志的竞争意识之外，诚实劳动意义上的朝气蓬勃，已是并不多见的稀缺组织了。正是专制，使管理社会的系统，麻木，冷酷，也带给人们以麻痹，虚伪，茫然。　　

所以，无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必须要从官僚的专制权力上破题，强调民主和自由的阶级性，以便区分劳动者自由还是剥削者的民主。即便不论阶级性，要论人人都有的抽象自由，那也得给咱们劳动者一份自由，允许根据劳动需要而提出的言论自由，决非一定由官员需要作为界定，决不能以牺牲工人的民主权益，作为换取“官员专制”得以稳定的代价。既然说民主和自由属于每一个公民所有，那么劳动者要求制订出反腐败的工人法律，要求法律赋予工人反腐败以言论自由的范围扩大，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有力措施和基本政策，也得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建筑在劳动者权益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也得使舆论界“反政府腐败”有一个“反企业腐败”的机制塑造，也得奉行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针，让咱们登上中国的主流媒体说实话。　　

写到这里，心头不禁涌上感概万千的不平思绪，请允许我以《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的杂志名义，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强烈呼吁————————还我民主！还我自由！　　

3、掂量dzy，民主有几分？　　

当然，我是没法把这声音，传送到北京的国家机器，希望有千千万万的网友，能够团结起来，有组织有步骤地把《中流》的声音，传遍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人，最后汇集到正待召开的四中全会。我希望在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是怕担责任，不敢直接下达解禁的指令时，能够有人大胆地为民请命，在dzy会议上提出来讨论表决。若能够伴随着取缔资本家的杂志刊物，或者规定了维护共产党理念，拥护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劳动者精神等“精神文明”的基本准则，那是最好的了，证明dzy的政治职能，还是有着一定力度的。是的，如果您是铁肩担道义的领导人，那么就应看到，不抓紧有利时机反击代表们的错误观念，您所处的邪恶势力不会放过您要坚持的正义力量；如果干了不义之事，那么回头是岸，立功可以赎罪。要是不回头，人民不原谅，吃了份外的，迟早呕出来。　　

咱们要求严明党纪，严禁剥削阶级的言论放肆，倒不是怕这些不值得一驳的资本家理论，而是一些流毒不浅的谬误，还在中国的领导阶层中传播流行，资本家的反动观念，还在被“权本阶级”所利用，影响到老百姓在官府面前的说理，，如同“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毕竟，资本家言论，知无不言，在这三十年中，也说得差不多了，除了照搬美国那套陈腐的旧制度，已经黔驴技穷，没什么好的思想智慧，可以提供中国稳定政治大局的新策略。毕竟新的思想，新的智慧，都是与劳动者的发展利益密切关联，是不能离开劳动的。而且，就“货币阶级”的理论而言，“名义”上也是反官僚反腐败，也在为老百姓分析社会问题的解决，但其所有的解决路径，仅仅与老百姓的枝节问题挂钩，以此作为该理论可以吸引人的诱饵，而从根本点上却是违背老百姓利益的，是要赚取“资本权”压倒“劳动权”的巨额利润。也就是说，在其理论的“实质”问题上，却是维护着少数人对于多数人实行垄断的封建体系，起到了为官僚们的强词夺理，提供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作用，逼使人民的文明斗争，向着不文明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式的改革中，类似“反腐败”而其实“帮腐败”，出现了实质与表象不是一致而完全相反的情况，非常之多，如果不坚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或解剖，很容易受骗上当，很容易把社会经济和劳动政治中的是是非非，在体制改革的理论中，弄颠倒了。　　

所谓的反腐败言论，到了资本理论家那儿，都能成为官员腐败行为的辩护依据和腐败作风的诱发因素，例如“张五常”的自私理论，就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不是从个人依赖于社会的联系出发，不是从人类劳动的历史运动出发，是不属于能够指导人民有效进行劳动或具有什么真实操作意义的理论，但可以劳动者的语气，从某些客观事实出发，为偷懒者阐明应当偷懒应当剥削的种种理由，或者从某些知识性劳动出发，论证其可以为投机人提供剥削的政策路径。这样的理论，只能为官僚们的腐败，提供了欺负百姓的更多伎俩，并使邪恶势力不断泛滥而成系统性灾难的帮凶理论。其理论的说服力之强，就在于借助人们的理论学习没有到位，尚不能清除自己天生的形而上学思维。　　

张五常讨厌劳工阶级而形成的单边利益观，能在初级思维的读者中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一旦读者的学习深入到唯物辩证法的精神掌握，其观点拼凑的理论肤浅与片面性质，就将暴露无遗。张五常的谬误之产生和流传，还是在于脱离劳动，脱离学习，脱离唯物辩证法的精神掌握。这样的问题，本属小儿科的问题，但是到了中国的党政要员，也因为不重视劳动，更不重视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就会种下了意识形态上的返祖基因，就会跳不出小孩子的低级思维，就会成了影响中国在路线决策中的根本大事，把中国的领导层，引向集体性愚钝的弱智态势。　　

既然世界的一切都是辩证的，剥削者的歪理邪说，也当有其剥削的辩证性原理，也能借助劳动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力量和成果，为剥削阶级效力。如同“反贪”的工作，是反贪局官员得以“贪污”的来源一样，那些属于资本家的“反腐败”理论，其实最终还会引起反对“反腐败”的实践及后果；而许多反对咱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也正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词语，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领导人歪用后的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能成为剥削者的发财路线，大量增加群众受剥削的“实事”，开发一系列抽取劳动血汗的“不科学”道理，“求” 获混淆“是”非的和稀泥理论；反对封建专制而要求解放的思想口号，同样能够成为现代中国的皇帝，巩固其封建专制的凑手工具。　　

这就是欺骗性很大的一些反动派言论，能够像资本家营销的虚假广告所起的作用那样，导致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中，出现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辩证性现象；这就是不坚持从劳工阶级利益出发而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时，很容易被邪恶势力所诱导所利用的缘故；这就是不努力学习，不提高思想理论的分辨能力，必然影响到咱们要“文斗”之方针的贯彻。而实施“文斗”方针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允许革命派有为劳动者进行说理辩解的发言权，有对于“负值劳动者”的批评权。　　

现实斗争中如此的曲折性，使咱们还不能提出“四大自由”的问题，这涉及的困难更大，情况更加复杂。还是先在解决杂志“开禁”的问题上，看看这些官员们是不是讲道理。开禁两份杂志的事，本属区区小事，但因为包含着思想解放的大事，而且属于劳动阶级利益，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不属于少数干部要求分割公产当老板的所谓“解放”。在资本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思想界，这可是三十年来，比登天还难的大事。所以说，作者要把这件事，看作革命派获得解放权力的重大举措。封锁八年了，这打一场抗日的持久战，时间也够了，难道这共产党的政治和谐，是靠社会时间的大量消磨而换来的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需要勇气，只需要思想，难道这科学的“发展观”，真的没有多少思想的力量，能够迈过这道人为设置的门槛吗？党在十七大四中全会上的决策，按理说，是不该有悬念的，在广大网友们的努力下，为无产者开放言论自由，对剥削者实施禁言取缔，对企业家进行法律约束，我想还是有可行性的。　　

大家的想法，我不清楚，但集中力量，做当前可做的事，不在无法做到的事情上分散力量，大家该不会有异议吧？要逐步推进“文斗”的步伐，不能妄想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能够推进更多的项目，特别是一些经济政策的迅速纠错，我是拥护有更多的人提出来，力争在本次全中会议上获得解决。但就本人看法，向党要求开禁同时要求有所封禁的话语权问题，也是值得大家着重关注的项目，以此动员和团结网友们，形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特别是一些努力学习，思想敏锐的年轻人，就苦于报国无门，没有一个为劳动者说真话的地方，那么，可由此用不同方式团聚一起，为争取正义的思想自由，为自身所处阶级的平等利益，向政府要一个公开说话的平台。如果能让大家积极投身于文化，让张宏良以及许多网友的思想智慧，自由地传播到全国人民都知道，即使不能达到目的，那也是对革命派的凝聚力和组织性，做一次初步的检阅，从中总结经验，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准备。亲爱的网友，dzy就要开会了，希望您行动起来，动员更多的人们，为了新世纪的大冤案，呼吁dzy要为劳动者的杂志平反，要尊重劳工阶级的政治要求，不要歧视，不要剥夺，不要轻慢我们的民主愿望，不要曲解劳动的自由要求。我们高呼：工人的民主万岁，专制的老板滚蛋！　　

资改派的路线，说起来很动听，可就是不让别人说说背后的炎凉世界，以怕被实践证明这条路线的错误。实事求是的口号，竟是个欺骗人的摆设，不是真得允许人民谈实事求公理，而是非常害怕人民说实话。一个“怕”字，把这条路线不能反省的专制特色，锁定在思想僵化的运动机制。劳动人民也是一个“怕”字缠身，环绕此路线的背后，有多少血泪故事，令人魂牵梦回。正是这条错误的路线，把劳动阶级带到了一个可怕的社会环境；正是流毒不浅的决策，煽动着私有化的冷酷，让您有苦无处诉说，挥舞法律武器的爷们，让您有冤无处可申。　　

“通钢”人民的愤怒，只是中国工人阶级愤怒情绪中的冰山一角。三十年来的改革，无非是剥夺劳动人民发言权以后，把劳动者当成了任由资本家宰割的羔羊，以改制改组的推进，对工人实施了骗资产骗劳动的反社会主义行动，资改派肆意把共产党改组为私产党的险恶用心，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很难再用那种伪善的社会主义言论，来掩盖劳动人民心中在遭遇压迫和剥削的无限苦楚。八年的封锁，冰封了劳动人民多少的话语权？封住了进行反思的人民中国多少的政治智慧？价值中国的劳动财富，正在源源不断地大量消耗于“反劳动”的进程中，印证着中国人的思想智慧，被封中的巨量流失。封锁劳动者的说话，封杀社会主义的思想，开放剥削者的舆论，解放资本主义的观念，这还像是一个倡导无产阶级民主精神的共产党吗？　　

为资本家的统治利益着想，有人提出了渐进式的改革，最基本的就是把物价的飞涨，变成渐涨；把国家资产的私有化，变成缓慢的蚕食化；把中国加速度的殖民地化，变成一次次公司重组所能容忍的控股化；把中国领土的主权分割，变成搁置争议的土地转让，或其它变相方式出卖人民中国的所有资源；所有这些也不过是为资本阶级，针对劳工阶级的反抗斗争，辨明个别攻击的目标方位，实施又准又稳地打击镇压，腾出了更多的时间，以便保证他们将其反社会主义的行动措施，贯彻到底。这决不是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出发，消除体制改革中的资本阶级势力，决不是消除中国不安定因素所聚集的阶级矛盾，不会起到维护改革措施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作用的有效良方。　　

控制中国的资本阶级势力，不是符合历史方向的进步力量，哪一天不能倒台，哪一天的阶级矛盾就不能平息冲突的风波。靠着无产者发言权之剥夺，阻挡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团结，维持了劳工们一盘散沙的状况，可以各个击破工人的反抗斗争，使得中国的错误改革，延续了三十多年。于是，此种阻挡，此种维持，此种击破，看起来似乎还有几十年，几百年的政治前程，可以为资本阶级效力。但是，其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人民劳动的揭发或揭示，这不堪一击的破绽，已经暴露无遗。　　

首先，依靠话语权的剥夺，维持中国新生一代“权贵阶级”的封建统治，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而为劳动者提供民主权益，或者说帮助人民争取以劳动解放自身的自由权利，又是社会进步的发展趋势，必将摧毁一切压制劳动的专制体系。其次，现代信息的流通渠道，已不是封建时代那样闭塞，劳动人民努力提高知识性劳动水平，必将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注意马克思带给人民的科学工具。而当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工具，一旦被劳动人民所掌握，成为他们争取劳动解放的斗争武器，那么，一切构造资本体系的管理基础和理论建筑，都将被打个落花流水。再次，中国的共产党人，著称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可在资改派的行动上，使人清楚地看到，把马克思的主义，束之高阁，装点门面，成了路人皆知的事实，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资改派理论还想高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招牌行骗，已经行不通了。　　

现今中国的政治前程，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一方面，中共中央的改革路线，经不起人民用马克思最基本的主义或原则，进行测评和鉴定。与此同时，改革路线的思想惯性，一发而不可收，很难有自我改变而可以松动的迹象，必得要靠人民起来推动或乱动，推动dzy对于改革的反思，使之深刻，全面，彻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阵地不很巩固，马克思理论创新所依赖的无产者知识分子，就如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队伍，经过三十年资改派的大肆围剿，所剩无几，人数少的可怜。而且连发言权都没能够争取到，要不是现代信息技术中的网络系统在发展，那么，像游击战那样分布全国各地的无产者，表达个人的思想意志，进行反击资改派路线的余地是没有的。资改派封锁网络，剥夺马克思主义者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也不是没有，完全有理由倒向资本家的恶势力一边，此种危险性随着改革措施的不得人心，也在与日俱增。　　

我不求党的领导人，迅速转变资改派的控制局面，只请求放开言路！是开放中国人言论的政治智慧，以最切实可行的措施，打开劳动者言路，亦即解禁无产者杂志，接受人民的“推动”呢？还是继续封禁杂志，维持剥削者的言论自由，任由资本家挤压劳动人民的精神能量，达到核原子连锁反应的临界点，接受人民的“乱动”，直至人民要求“民主”的革命？这就取决于dzy领导的民主意识有多少了，取决于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大智大勇，能否一改以往的资本家民主思想，真正树立起对大多数人有意义的民主精神！改革前程上，新的十字路口，新的政治考验，考量dzy的政治智慧，解放劳动者的民主意识，究竟有几分。　　

从资本经济到资本思想，所有的政策言论或舆论宣传，都在脱离劳动者需要的方面做文章，看看咱们的国务院，看看咱们的报纸电台，大量的劳动力，都是投向赌博经济的机会主义决策中，不是进行证券赌博，就是进行资源争夺。在数千份的报章杂志，就数《中流》这两份杂志，在大家印象中最为深刻，是在为无产阶级的劳动者说实话。要论劳动者的言论自由有多少，对dzy领导以往所做的打分数，可以说占百分之一数都不到、散布在主流媒体上的无产者思想言论，加起来的比例，也是占资本主义思想的一分都不到，只能是按几厘来计算，至多是夹杂在反思市场经济的文章中，极少有反思dzy路线的理论文章，见诸报端。所有官方的报纸杂志，都不能如实报道通钢人民的正义精神及其社会成因的总根源，不能报道通钢事件必然要爆发的内在规律，不能报道体制改革对于劳工阶级实施侵略政策的事实真相。实事求是的改革理论，对于劳动人民被少数人专制而受到压迫和剥削的法律事实，对于下岗工人低估其资产权而强行被卖断工龄的阴谋，一点也没有尊重事实真相的实事求是态度，予以清晰地揭示。改革家切断“下岗工人”手中资产的升值权，不过是为了资产垄断人通过资产流通的渠道，抽吸工人劳动的剥削权，提供专制的政策支援和法律保障，此类强制买断工龄的法律举措，（或者说改革政策，反正一个意思）能有多少尊重劳动尊重民意的科学精神呢？在被压迫无产者的词汇体系中，没有劳动者发言权的法律制度，不过是专制概念的代名词。劳动人民盼星星盼月亮，何时能够盼来了dzy的革命决策？何时能够觉醒到劳动主义的路线上，让劳动者以极少的法律成本，站到公众的平台上，与老板们平起平坐地对话？　　

在冰封工人阶级思想的大气候下，难道这封了八年的无产者杂志，还想再封锁八年不成？当然，网友们的团结友爱是决定性的力量，不团结起来争取民主和自由，那特色当局是不会给大家送上门的。　　

4、争取说话权，问责皇帝权。　　

笔者撰写本文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网友，知道并宣传工人言论的自由有多重要，要为工人阶级打造出，能够在大庭广众的媒体上发言的权利，就得苦下功夫，努力学习维权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而且这是一个被资改派锁定的现实关系，不是停顿在书本上的词汇体系。对企业的专制体制，以管理学的劳动语言，抨击不科学的道理，对政府的不良政策，以法制的学术语言，批判不合理的执法。按维权所需进行有关知识的学习，是研究并改造此种“现实关系”的必要途径。咱们无法禁言资本家理论，但要求dzy为底层群众开放言论自由，允许站在工人立场的心声发布，就得借用资改派的词汇体系。不能让dzy，光是允许《炎黄春秋》之类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自由地招摇撞骗，把反社会主义观念的含毒文章，冒充对中国的体制创新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充塞到危害祖国危害人民的主流媒体上；也得允许工人阶级拥护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允许无产者表达着批判《炎黄春秋》文章的言论自由，揭露其反科学反劳动的险恶用心。如果不能开放《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一类的言论自由，那么，等于在逼迫老百姓去争取“不用言论”的另外自由。长期的言论不自由，必将积累成更大爆发力的拳头语言。　　

作用力与反作用的辩证性，告诫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底层百姓实施禁言的历史越长，积怨也就越深，喜欢专制的领导人，也将被批判得越发腐臭；同时还告诫，禁言不禁言，也有分水岭，应当看劳动，反对剥削者，支持劳动者。本人未曾读过杂志，但在去年从网上偶然看到“中流”的资料，深感是被封锁得太无道理，既无应有的听证程序，也无公平的法律根据。换言之，连十分专制的法律，都不拿来当“遮羞布”修饰一下，就像踩个蚂蚁一样，很随便地把两个杂志掐灭了。冲着唯一的两个工人阶级杂志而来，以皇帝式的口吻，勒令停刊，表现出特式的管理体制，与劳工阶级的对立情绪，非常地偏激，越改革越封建，越是缺乏理智。难道说，领导人的不理智，最终不是在为社会制造出民众的“不理智”吗？。　　

对一个为劳动者说实话，很为平常的杂志，竟然触动了政界要人兴师动众，大动干戈，这在中国资改派当成楷模的美国社会，都是少见的奇怪现象，使得那历史上“文革”中一些“武斗”分子，不喜欢“文斗”的这一幕，又在新世纪中，令我等小民一饱眼福。中国人的三个代表，就是当得离奇，能够把“千百万读者”的心声，都由其“一个人代表”去了。好一个“与时俱进”的代表！抹去人民声音的势力之大，看来这“代表”的价值，要按数亿元的人民币来计价了，为新中国的领导系统，不知建筑了多少个的“一言堂”。从中可见以货币为“中心”观念的力量，确实有其悄悄进行阶级斗争的特色威力，大得惊人，能在“熄灭论”的基础上，追加一个“扑灭令”的愚民策略下，不为工人阶级所知道，不为中国的新闻界所震惊。　　

我并非说这杂志一个缺点都没有，但其缺点最大，也不至于值得采取高压政策，禁言封闭呀！一个堂堂中央大干部，没有一点劳动的心思，不能与劳动者的思想保持一致，反过来要求具备劳动精神的共产党员，勒令取消劳动观念，去与其所谓“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这在后代人民中听起来，其封建专制的程度真是不可思议，愚昧到保持一致的“原则性”与“权力性”，有着本质区别的常识都没有。要想学学毛泽东的威望，那可完全不一样了。毛泽东在于他高度的原则性，使他特有的人民性，踏踏实实地奠定了个人的权力基础，是人民的解放所需，才有让旁人心悦诚服地跟着行动而保持的一致性。毛泽东坚信，权力来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当人民的利益受到官僚腐败的摧残，需要起来斗争，毛泽东就是背着一身的骂名，也要挺身而出，发动文革，把官僚皇帝拉下马。那些不从劳动人民利益出发的政治家，或经济学家，随着时代的进步，都将在无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中，被淘汰入历史的垃圾箱。　　

与此同时，一个没有地位的文化工作者，也因为他代表了劳动解放的利益，将被人民赋予高度信任与敬仰的权威力量。劳动人民深切感受到，这两个杂志，为老百姓讲理，为反腐败说话，为中国探索光明的前程，表现了对于中国改革非常鲜明的理性觉悟，不但其维护共产党宗旨的大方向正确无疑，必须要肯定，其一般媒体所没有的原则性，人民性，劳动性，则是更加地难能可贵，多么值得鼓励。除了“不劳动者”感到不乐意，极力反对之外，对于劳动阶级则是一种希望，是中国思想界正在觉悟的新开端。　　

可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由于丢弃了毛泽东的思想武器，所以成了没有思想，没有头脑的近视眼，只能看到社会经济的现象，追寻着变幻无穷的流光色彩，不能看到社会运动的本质，都在人类的劳动规律中。不劳动者，确实不能领会到劳动者的利益需要及其发展规律，只能鹦鹉学舌，空喊几句代表人民利益的口头话，言不由衷地表达其“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却昏昏于“经济”概念中，把人类最最基本的“劳动”意识，也是最根本的人类概念，都忘得一干二净，成了混混于政治界的投机客。从混迹于官场的政客身上，可见由于他们浅薄的政治水平，对于“古城墙”的权力模式，依赖性是多么地大呵。专制，是他们赖以与时俱进的法宝呵。　　

但是，只要用辩证的阶级分析方法，就能明白，咱们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不等于巩固个人的专制皇权，不等于赋予私人以不受人民监督的特殊地位。应当呼吁dzy，咱们不抖家丑，不反贪官，也该允许劳动阶级有一个发言权，有一个主张为社会主义伸张正义辨明真理的地方，也得对于封锁无产者刊物的皇帝式官僚，有一个抗议的表示。无产者享有言论出版的公民权，也应该有平等的法律尊严。而咱们批判领导人的皇权意识，批判政客们的非理智行径，正是依法维护社会秩序不受封建残余的干扰，决不是等于要给社会带来负价值。从来没有工人阶级的劳动，带给社会的大量负价值，只有受雇于老板，只有垄断资源的管理层劳动，才有负价值的严重问题。难道管理层的问题，就是批评不得，让专制的官僚，就一直专制下去，维持政治家不体面的专制行为，也属于解放生产力所需？难道无产阶级这一群，就不属于中国社会的公民，随便让政治家裁定，不享有做一个中国人所允许的出版和言论自由？　　

因为，政治家的劳动，总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统治；只有一般的知识性劳动，才不一定具有统治意义而呈现出“中性”作用。但出于阶级“熄灭论”的愚昧思维，缺少着反映阶级现实的劳动思想，不可能领悟到政治岗位上的劳动特殊性，不可能承认政治家对于社会的影响作用，从其决策举止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要么是革命，推进“古城墙”的拆解，要么是反动，维护“古城墙”的巩固，这种必然逻辑是没有第三个作用的。尤其很难意识到，政治家反动的言和行多起来了，这危害性也就扩大了，再要证明其原本尚有一些立功的革命行为，也就困难多了，都被其反动的言行大量地抵消了。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干起了打击劳动阶级的政治勾当，冒称是在为民而“执政”，其实冒天下之大不韪，执行特别“专制的政策”，打击了为劳动者说话的革命刊物。正所谓，封了革命者的“嘴”，苦了劳动民的“心”，乐了资本家的“怀”，笑了霸权国的“脸”，壮了贪官们的“胆”，毁了共产党的“名”。　　

为了重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和领导威望，恳请有条件的网友，努力劝谏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应当认清新的经济基础，认识新形成的政治势力。至少要知道目前形势，工人阶级要说话，老板阶级不让说，促使了中国主要矛盾严重失衡的局面，在中共十四大以来，达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越来越难以控制，随时会引入反对共产党的暴乱中，引入分崩离析的割据时代。而通过政府对杂志的解禁，则可以开放劳动者的民主言论，赢得无产阶级的支持和拥护。资产阶级的猖狂得势，唯有它的天敌，无产阶级起来实施民主，才能得以有效制衡。其劳动意义上的自由开放，可以达到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和谐稳定，作用非常之大。因为辩证法的科学道理，明确告诉人们，消极地抑制矛盾过程，不如积极地展开矛盾运动，更富有劳动者支配矛盾关系的积极成果。只有从矛盾的展开中，才能认识和掌控矛盾的运动规律，才能取得人们预期中的矛盾结果。不讲矛盾，就是不讲劳动，就不懂得劳动的矛盾过程，其实就是人生斗争的社会化进程，是把个人生命融入社会系统的历史运动，正在逐步明确劳动者个人的自我价值。　　

现代化的劳动，已不是农耕时代的经济情况，可以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与别人的劳动或别人的生活无关联。即便个体劳动者，也是与其同行和客户，有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系。丰富的联系，是劳动发展及其提高成效的保障。因此加强劳动者之间的密切交往，也是团结起来，保卫劳动成果的必然需要和保障措施。　　

三十年来，工人的劳动，已经被贬低到贫困线上，无数个工人的反抗，都被资改派的法律措施，各个击破了，使得弱势群体越来越弱化，使得强势群体越来越野蛮。在一盘散沙的情况中，即便此种反抗，已经扩展到无数个通钢事件，又能怎么样呢？在不讲道理，没有理智的法律武器面前，劳动者的理性有多少意义呢？在劳动阶级不能团结起来的情况下，还不一样要在没有理性的法律体系内，激怒成劳动者的非理性表现，还不是要被加施所谓的“绳之以法”。　　

随着强势群体的野蛮思维，越战越厉，中国的改革法律，也越来越野蛮，越来越远离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缺少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法律体系，根本不会接受辩证性的法制建议，不会顾及人民的非理性表现，跟法律体系的非理性因素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这种由法律因素导致的人民反抗，总是被看作“间接”因素而给予排斥，一概当成“政治”概念上的高压线，而坚决地予以压制或回避，以便维持法律上的不平等关系。此种的不平等之所以维持，就在于立法过程中，排斥了绝大多数劳动者发言权，属于非法性质的法律条文。所以说，在咱们媒体上的发言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也就不可能为无产阶级争取立法平台上的发言权了，只能任由资产阶级，进行文明形式的法权侵略，进行劳动主权的政治控制，即便白领阶层的知识劳动，即便干部层次的公务人员，当他们站在工人农民的困苦之上，略感慰藉之时，也不一定能逃脱那立身其上头的阶级大佬，随心所欲地侵略和控制，使得白领阶层很难“自主”，更难“自立”，使得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从未间断过。中国共产党内的皇帝大佬，从未受过无产阶级的谴责，因而像吃了豹子胆一样，毫无顾忌，开放了中国社会一批批的小皇帝，从企业界，从法律，行政，教育，卫生，文艺，外交等各个领域冒出来了，如雨后春笋，非常地兴旺，跟其一起叫劲。与时俱进的形势逼人，这封建“皇城”的巩固，看来一百年不变了。　　

所以说，要有变化，只能顺着资本主义的轨道滑动，是铁定的游戏规则。无产阶级要想否定资本家的市场及其规则，如果没有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思路，是毫无办法的。而且，此方法经过毛泽东的熟练运用，已经总结了许多的宝贵经验，确实反映了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所处的阶级关系，以及斗争的路径，只要咱们不随资改派否定毛泽东路线，不上他们肆意否定的当，而应当重视毛泽东定下的方针，咱们就可以按此方针，团结起来，凝聚成一股十分强大的政治力量。　　

按毛泽东的意思，首先要了解咱们能汇聚起多少革命的力量，要反对的敌方势力有多大。过去是按照经济成分进行区别，但我觉得，在网络上的情况可以有所区别。网络是一个文革运动的平台，需要在百家争鸣中，团结更多的网友，还是按资改派只说不做的基本点，也就是咱们要维护的立国之本，叫做“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衡量各种人物，可否成为团结对象的共同标准。其次要在网友们赞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原则，有了这一条，没有其它各条，也不要紧，都可以带动起来，除非坚持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而其它各条，如果少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条，那么统统都要走偏道路或归于失败。再次，必须明确咱们无产者的解放斗争，其实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斗争，此种斗争要求人们不是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而是抓紧时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别的不说，《共产党宣言》是必须要掌握的，接着是《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哪里来的？》也得有所理解。还有一些重要著作，需要有志于革命活动的同志，挤时间学了。如果一些大学生，具备条件，能够系统地全面地掌握这些著作精神，那是好极了，您可对大学课程中的经济学内容，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了。最后，明确了网友结交的政治方向后，也就有了寻找志同道合者，一个可以信赖的共同基础，通过网络平台，实行革命的大串联，交流信息，交换意见，共同学习进步，取得一致认识，增强团结意识和培养组织性纪律性。以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的干劲，多学习，快努力。既要省时间，省财物，又要出好文章，做好事情。　　

“多快好省”是一个非常辩证的行动路线，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种运用。革命派的队伍，要推举一些掌握唯物辩证法精神的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组织的干部。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水平突出，谁就能当领导；然而当了领导人，唯物辩证法的观念又淡薄了，某些事上的想法，被证明是形而上学观念，那就不能成为领导的依据，或接受批评改正，或让唯物辩证法新思想者接替。而咱们开展文革运动的成果展现，也是要提出一些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立法建议，弹劾许多不懂唯物辩证法的人下台，推举懂得唯物辩证法的领导人，当人大代表，当政府领导。革命派的同志，无论党内或党外，条件具备时，都要帮助共产党组织，改变为一个严格按唯物辩证法办事的组织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当然，别看作者在此说得轻松，几句轻描淡写的话，一目而过，那可是重大的阶级斗争。由此而展开的工作，包含了一系列的问题要有人去解决，也包含着情况不断变化的各种险恶环境。而最大的问题，是好人与坏人在不断地转化，需要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原则精神，才能保证自己站稳阶级立场，区分敌我友，以应付与历史上文革有很大不同的复杂情况。网络环境是一个复杂劳动的平台，不是简单劳动的地方，更需要有复杂的阶级斗争观念，进行合情合理地分析和判断。　　

因为阶级斗争观念，就是一种价值观，它代表无产者，清醒认识到，为个人恩怨而进行反抗斗争，永远要失败，毫无结果的，必须从全阶级利益出发而进行反抗，进行斗争，才有斗争前途和人生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咱们“敢把皇帝拉下马”，从共产党“党章”中的理论台柱上拉下来，也正是因为其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原因，才有成功的希望，成功地把将来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提前到今天给予明确起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社会现象，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是咱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教育同志们顾全整个阶级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咱们网络上的文化革命运动，尽个人力量，做出自己的贡献。将来，无产者的队伍，将会据此向全社会扩展，向全世界发展，那样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方法和观念，也就成了全地球普遍适用的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事业上的普世价值，或者说是人类劳动意义上的普世标准。与此同时，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敌我友，分清理论战线上的大是大非，将为劳动者管理社会的新模式，明确了发展的科学性，明确了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明确了无产者所有权的初步形式。　　

从通钢事件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私有化，以封建的官僚化为前提，同时这私有化的结果，又促进了官员体制的进一步封建化。无论是资本位还是官本位，两者你依着我，我傍着你，你给我民主，我还你自由，发财者有买官的机遇，升官者有发财的待遇，都未曾把工人们放在眼里，以平等的法律地位来对待。人们说有法不依，不执行各项法律，但我说无法可依，无法执行对违法问题的追究程序，统统是任由少数人进行阴谋活动，不能以民主方式，光明正大地进行。执行纪律或法律的劳动能量，局限于百分之一的人口还不到，本身就不是历史的局限，而是少数人专制法律的阴谋所限，限制着正义的力量，不允许触到官僚们的痛处。包括中国的私有化法律，也是少数精英分子所确立，未经或不容许经过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所同意，未必能算光明正大地公开讨论，由人民的思想智慧所确立，应当说，属于非法的立法程序，是不属于合法的法律。　　

要有民主的法律，其实并不难，只要为工人立场的言论，放开自由，就能有效督促法律的落实，让工人和干部，相互监督，相互执行劳动的纪律。难的是领导层不愿放弃单边管理的专制体制，不愿以诚挚劳动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管理工作。而没有劳动者之间相互约束的辩证法关系，再多的法律制订，也都是一张废纸。但是，通钢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工人阶级潜存的力量非常强大。只要有在阶级利益的观念中团结起来，任何的专制行为，都是可以被劳动者抵制的，都可以让“不劳动者”退却。现在的问题，大量的工人姐妹，都处在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更是一盘散沙，不如通钢工人，有着传统的党群关系，可以团结。咱们只有从声援通钢工人阶级的团结性和正义性，维护群体利益而把工厂的生产抓起来，从中否定私有化的改革进程，为咱们明确树立或坚守“职代会”在任何企业中法定的最高权力，成为“所有制革命”运作之基本原理的揭示，奠定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为通钢人民，为全中国的劳工们，让我们奔走相告，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咱们的努力行动，充分证明阶级斗争没有被熄灭，资产阶级一直在熄灭的假象中，侵略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工们也应当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有理智有思想地团结起来，团结成阶级的力量，团结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身边，坚决顶住皇帝们下达镇压工人阶级斗争的“扑杀令”。阶级是力量，是智慧，是咱们劳动者的家啊，是中国人光辉的前途！　　

“阶级斗争熄灭论”，明显是一种不利于劳动的消极论调，既是笨拙于不善处理生产关系问题时，所出现的“劳动斗争糊弄论”；也是对劳动者权益进行愚弄的反动论调；属于“生产关系”愚民论，体现出中国的领导阶层，不爱劳动爱投机，不想民主想垄断；属于政府的腐败官员所极力推崇的，让人民劳动与官僚腐败之间进行和平共处的“稳定论”；也是维护封建专制的一种“阴谋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企业贯通到政府一体化的所有权管理中，由此中的领导层所规定的，不允许工人阶级以劳动为依据，起来反对官僚阶级腐败或剥削的反抗斗争；或者说不允许劳动者起来约束管理者以劳动纪律，不允许劳动者争取民主自由的平等权利。按其发生于社会主义范围的本质上讲，应当称为“反腐斗争熄灭论”。因此，现实中国，与官僚阶级引进、培育或自身充当资本阶级的情况来看，就不是反腐斗争问题了，而是面对面的“货币较量”，当然不可能再要把阶级之间的斗争，用“熄灭论”抹去了。　　

经济基础的管理问题，与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一体化地融合在劳动阶级身上，才发生了深受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压迫得毫无政治管理的权力，使中国式社会主义，不属于劳工阶级的事业，只属于官僚们的私业，构成了专制的管理体制，是以现代文明方式掩盖着古代封建本质的官僚霸权。所以一定要遵循毛泽东为中国老百姓制订的方针：“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劳动者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团结成一个阶级，就无法看透一切社会弊病，都是根源于特式改革中的政治家所极力维护的封建专制，就无法将那些不肯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拉下马，就不能实现民主意义上的光明正大。　　

5、劳动获民主，政府就高效。　　

众所周知，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做人尊严，是由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时，所撒下了的思想种子，可在资本的土壤里，已经被湮灭，需要无产阶级在劳动中细心浇灌，在斗争中精心培育，才能发育生长成灿烂的社会之花。咱不论此花朵名称，可叫做无产阶级统治，或叫做社会主义事业，也可叫劳动主义政府，自由主义纪律等等都行，咱们讨论的是社会主义之花，其科学基础就在于生产关系的解放，就在于劳动者的民主愿望得以满足。咱们从劳动方面提出的民主要求，是从生产关系的解放出发，强调解放劳动者在提高劳动智能方面的自由，让劳动者掌握解决矛盾运动的方法而自主自强。“矛盾”一词的概念，是对客观世界在运动过程中的重点进行描述，“斗争”一词，描述了人类主体在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中，所能发挥的动力作用。文明方式的斗争，就是常说的“劳动”概念。其中为了保卫劳动者成果，为了抵御剥削者的侵略及其进行侵略所依据的游戏规则，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大调整的管理活动，是一种抽象形式的劳动，通常叫做“政治”活动，或者说，是由知识性劳动所构成的法制建设，在局部范围中的活动，直接叫做“管理”。也就是说，作为剥削阶级的统治，也存在反对其阶级内部剥削的问题。但由广大的“被统治者”实施此种政治，此种管理，又换了个说法，改称为“革命”，是一种不完全排除暴力手段的文明斗争。如果此种革命的成果，得以保持，而不是仅仅换几个人统治，不去改变统治的模式，那么，此种保持被统治者实施政治的新模式，就叫做“民主”，属于迄今为止的文明斗争中，最高的形式。关于本质上“不文明”的斗争方式，咱就无需说了。因为我要说的，是对劳动者所需要的，不需要的话，让“不劳动者”去说吧。　　

我恳请革命派多多学习资改派，就是为了劳动者争取管理体系中民主权益，维护劳动者所需要的发言权做准备的。我们要推动所有的劳动者，都要提高自己的说话或书写能力，一起投入维护说话权利的斗争中。这也是作为劳动者争取民主权力的第一步，也是推动不民主的管理体制，进行结构调整，向民主的管理体制发展的重要环节。至于顶着“民主”的桂冠，成为资本政府的遮羞布，是很容易被少数人用来迷惑民众，戏弄选民的方式。资本家所喜爱的那套 “选举” 政治，已被实践证明毫无进步效果，将在无产者的理论阐述中，被淘汰出局。代之以劳动者直接表达行政意愿的新民主方式，将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下，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样的民主进程，就得从解禁劳动者的革命杂志开始。这是对资改派封锁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思想突破的一个重要斗争。打破坚冰的利器，就是唯物辩证法，就得在资改派词汇体系中，进行反复磨砺或训练的一整套解剖技术。我们要求言论开放的自由，简单地说来，无非就是要求允许人民群众，展开“姓社姓资”的讨论，要求允许坚持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自由发表，不受“特色论”所干预。而且，为了保障此种干预的消除，只要从劳动出发，就该容许革命派批判特色论中的形而上学，不受专制的权力所压制。当然，就维护劳动者利益而论，资改派的理论文章，也是可以自由的。不能给自由的，只是脱离劳动反对劳动的那些资本专制和剥削思想的文章。　　

历史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是一种高效率体制，但被专制主义束缚成了一种低效率模式；历史经验也表明，专制与资本是相互依赖的循环机制，破解此机制的老根，恰恰不在资本方面，而是专制主义。自有文明历史以来，一贯的传统，就是专制。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阶级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实现彻底的民主制度，要在毫无专制管理的前提下，形成一套严格执行劳动纪律的管理模式，包括政府管理人员的劳动，也得有其无法回避的纪律执行。简言之，无产阶级的辩证法管理，将从民主权力的争取而起步。在当前就是要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给予咱们一个说话的平台。　　

给予劳动者以发言权，“解禁”革命派的杂志，此举“解禁”和开放，意义重大。可以形成劳动者向社会各界自由发言，更加广泛的舆论平台，又可以引导主流媒体能够注重劳动，把关注点向劳动者的解放问题上倾斜。这样的民主信息及其劳动精神的流传，必定能推动政府官员，从单边和谐的麻木状况中惊醒，获得了提高其工作效率的各种刺激反应。　　

第一，让劳动者说话，消除了政府官员敷衍塞责可以偷懒的自由空间，必须面对劳动者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或者立即处理，在触痛自身利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上，改变了不准人民说话时的麻木状态，有力遏制从麻木进入麻痹症的腐败毛病。也同时改变了劳动者说话不准确，观念有片面的错误，提升了劳动者要想维护劳动成果，必须守纪律讲道理的逻辑性和语言表达力；第二，治了官员“不作为”的偷懒意识之后，也就对于投机偷懒方面所导致的错误行径，有了更多清醒的认识，促使官员的勤政行为，挤占了企图实施腐败行为的活动空间，为消除腐败提供了他们提高自我批判的能力，提供了相互间增加监督和劳动纪律的约束条件，或者说，配合政府官员行政效率的提高，也提高了审计，稽核，执法等工作效率，提供了公正及时又真实可靠的工作效果；第三，官员们勤政程度的提高，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给予可靠的保障，不会片面地追求“用货币权力治理权力腐败”这种错误的动机和错误的治理思想，是共产党改造国家机器具有更多劳动属性的保障措施，体现出“劳动”是治疗资本机制一切腐朽病症的辩证法思想；第四，对劳动者发言权的维护，是加强民主管理，实现政治平等的根本途径，是中国式政治体制正待进步的重大决策，也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直接保障，决不是经济手段作用上的间接保障所能替代的。而如果不这样做，一切不能为劳动者提供服务的所谓民主自由，统统将由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社会路径上，断送党和国家的进步前程；第五，有利于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劳工阶级所遭遇的困难问题，即便一时间不能解决，也使劳工们感到有着社会关怀的宽慰，也能在消除社会歧视方面，缩短人们间的思想距离，特别是为消除老板们的专制习气，提高企业家在管理过程中的民主意识，都是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在公有制企业的政策构成上，更是有着调动劳工阶级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的大事业，併发出主人翁的高度热情；第六，为劳动者说话，让劳动者有提高说话能力的培育机制，这都是促使中国的上层建筑，更加客观理性地反映经济基础真实状况的重要环节，也是激活经济基础上的劳动者群体，提高他们的思想性和自主性的有力措施。而不允许劳动群众说话，不允许管理生产的意见和思想，在上下级之间进行流通，那么具有权力公有化意义上的政企一体化，或者说，原本生产资料可以公有的企业，及其管理企业的政府系统，无论有多大的规模，也将难以维持，也将被各种形式的垄断手段所破坏，即便不想实行私有化，也是已经具备私有化的返祖基因或复辟条件。　　

所以说，解禁的事虽小，解放的理很大，不仅要恢复这两个杂志的社会地位和扩大其影响力，而且要引领更多的知识精英，展开为劳工们说话的事业，全面地拓宽报章杂志的兴办，是在维持该杂志原定方针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写作方向，而不是目前共产党宣传部门所组织所编辑的官样文章。甚至要求政府拨款，给予充分支持，从报纸栏目的设置，从电台节目的安排，专门给予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贯彻措施，以消除目前媒体上“就事论事”的散乱状态，分不清是反官僚的系统性腐败，还是反共产党体制及其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是非界限，搞不懂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歧焦点。常常重复错误的观点和错误的论述，使得人们的思想进步不但很慢，而且有时还远离劳动者的思维而大踏步地倒退。　　

不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不服从劳动者要求支配生产资料的平等要求，无论其“实事求是”口号喊得应天响，也是一种伪善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一种抵触唯物辩证法的“不劳动”观念。抱着形而上学的思维，看待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命运，很容易把科学事业，错当成是不科学不实际的“公地悲剧”。只有抱起唯物辩证法的观念，才会理解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从建国三十年中，可见毛泽东强化工人阶级的意义，使一个弱国能够以毫不示弱的精神，在朝鲜战场上赢得胜利。后三十年中，弱化了工人阶级及其思想体系，也等于在弱化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自己走不出第三世界的弱国境遇，任凭资本大国在各种贸易中进行榨和逼。　　

我不是说主流媒体上，包括党组织主办的报纸杂志，一点也没有无产者声音。通过近几年的金融危机，许多有良知的理论家，也在对改革中的经济理论进行反思，也为无产者利益的理论研究，多了一些劳动力的投入。但远不如严格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分析逻辑，来得全面深刻，远不如直接从无产者利益出发的规律性认识和对于社会机制的深层次揭示，来得透彻。也就是说，共产党掌控的几个媒体，对于人民意见中，是真理还是谬误的过滤方式，无论从准确性和及时性，都存在问题，需要来个大提升，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实践充分证明，劳动者的民主不是乱主，而是加快社会有序化进步的动力；守着劳动纪律的言论自由，是民主精神在闪耀社会智慧的光芒，可以照亮中国法制的创设与落实的有效路径。真正能够变革社会体制，取得更大进步的人类智慧，就在无产阶级群体中，不在有产的精英阶层中。这不是一个本人的主观结论，而是有着一系列的论证环节的。至少可以说，精英阶层，对于破解“公地悲剧”的奥秘，是一筹莫展的。当有着彻底站在无产者立场的刊物，大量发行时，当每一个县或市，都有一个容许基层工人发布所在企业的劳动工资问题的舆论平台，笔者将会以更多事实证明这一点的。或许到那时，咱不必证明，人们在相应的氛围下，也会自然明白了，明白“官办”的先进者刊物，不如“民办”的无产者杂志，有更多的治政思想和合理化的管理措施。　　

民办的劳动言论，有着更多的思想智慧，或者说，有着理论研究的思想素材，就因为不受体制中私权框框的约束，可以尖锐地针砭时弊。本人的批评话，说得尖锐些，是否也会被当成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按“治安条例”第十九条第五款“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封锁本文的发布，很难说，这可是官僚们手中随便扼杀民众言论的封建武器。但我就是不弃不舍，为了使共产党的领导人，有个警醒的思想认识，警觉到长期固守“特色论”的边际效应，是个严重的问题，其有效作用受制于孤立观念中的思维割裂，受制于言和行不一致的分离特色，不仅失去了发挥其曾经短暂历史作用的最大作用点，而且在“作用渐弱” 的运动中，迅速跨越了“零值”作用点，不仅出现了“失效”的问题，而是趋向于负价值的无穷大。　　

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有对应劳动的正负两方面作用，特色理论对于社会作用的负值功能，如果不能得到抑制，就会形成迅速超过其正面作用的负价值，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理论。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论，也有正负价值的两重性，但与其他所有社会理论不同的本质差别，就在于马克思理论是以“劳动”观念为基础，不是概念朦胧的“经济”思想为基础。所以说，马克思和毛泽东理论的正面作用，永远是大于其中的负面作用，即便有些负作用在增长，也因为以“劳动”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保持不变，也因为紧贴劳动者的运动惯性，而得以自动校正。正是此种校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自我批判的精神力量，体现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具有为全人类利益服务所固有的超阶级意义，但不具有为货币阶级之“不劳动”意识服务的任何作用。　　

6、反思特色论，陷害设计师。　　

由于特色的经济中心论，实质上是远离劳动而专注于经济的一种货币论，使得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被“特色论”篡改成了一种为GDP指标服务的错误观点，把GDP数据等同于劳动者主体。也就是说，一个个阿拉伯数字就等于一个个人的灵魂，这管理社会的工作，就如孩子们的数字游戏，不是太容易了，随便做个手脚，都能在世人面前蒙混过关？从资改派封锁劳动者杂志这件极为愚昧野蛮的举措上，可见特色理论毫无一点自我批判的反思性质，必须靠咱们劳动者起来推动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反思，反思其抱着不放的“特色理论”中一系列错误观点，反思由此带给中国领导人的错误决策。资改派无论怎样地吹捧特色理论，所谓中国式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衰减效应，也是遮不住的。在各界劳动者的推动下，各种反思的文章发表，一直未间断，但始终没有一个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反思。本人借用这“资改派”一词，并不是要把许多领导人排斥于共产党之外，正是借用此词来表达人民要求领导人彻底整顿党的纪律。这整顿工作也就是彻底的反思和纠正错误，还得由共产党的领导来进行，还是要由这些领导人进行自我批判，全面反思党的错误路线，从路线决策的根本点上，或者说中心点上，纠正那危害党和人民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严重的特色理论。　　

不过，自从中共十四大决策路线的错误改革，被强制地插入中国人民的劳动管理中，工人阶级对于领导人的封建专制，领教了无法忘却的记忆。使我对于dzy的自我批判，并不抱有过多的奢望。此种改革的理论体系，无法自我反省而妄自尊大的特色，非常明显。明明是改革路线出了差错，要让人民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却偏偏要坚持在压制人民反映痛苦心声的前提下，把改革的力度，调节到了让人民承受改革的压力，直达那可承受与不可承受的临界线上。让劳动人民在可承受的底线上进行所谓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论观念，不属于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理论，而是一种让劳动者承受劳动成果被侵吞的错误改制，是在改变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出了不爱劳动的人们，欢天喜地进行玩耍的一片新天地，其实不过是由官僚主义者开设了一个引诱人们胡作非为的混乱广场，让劳动世界的人民，承受着剥削者肆意压迫的煎熬。　　

此种改革出来的管理体制，正好与毛泽东的治理方式相反，来了一个天下大“治”，达到天下大“乱”，乱了人类进行生产的劳动纪律，使得治理生产秩序的管理活动，成了大肆催毁劳动主体的抽血机制。而正是此种抽取劳动价值的吸血鬼机能，又是以井然有序的生产方式，呈现在没有思想的人们面前，无法理解其辩证性质的运动机理。但是，改革者要求人们承受资本家阶级的“榨和逼”，对生产力的束缚是极为明显的，路人皆知。这确是剥削手段的释放，也等于劳动手段的被绑。资本理论家，不爱劳动的自由，只爱“不劳动”的自由，当然不可能弄得懂，社会经济如何进行运动的真正本质。共产党队伍中那些自命不凡的领导人，却轻信经济学家的愚昧见识，把中国人引入财迷心窍的经济机制，究竟是领导人的理智还是冲动？究竟是对社会劳动的真知灼见，还是半聪明半愚蠢的投机见识？只能在无产者的知识性劳动中，才能得到明确的分析结论。　　

正确的改革方向，应当让资本家，企业家等精英阶层承受改革的一定力度才是对头的，才能使精英阶层真正发挥精英管理的劳动作用，而不是施以“小劳动”窃取“大劳动”的阴险计谋，起到剥削劳动者的负面作用。这种反对窃取而从维护劳动者利益出发的改革观念，才有其理论的应用前景。而且在辩证性的政策措施下，也同时维护了企业家的个人发展以及作为劳动者所应有的一份利益。问题在于企业家的个人发展，必须遵守容许别人发展的纪律，不得侵犯部下人员的个人发展，特别是不得阻碍超过自身发展水平的人们。正是在所有劳动者全部具有发展权的矛盾性上，才需要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但要是不能明确体制改革的辩证性方向，这改革就变成了对于劳动者的加重折腾，甚至是一场灾难性的折磨。　　

当然，中共十四大的决策者，并非不懂得唯物辩证法，有几个领导人，甚至比革命派的同志，了解得更多，更具体。可这些了解，像一个懂得骑自行车或游泳的人，未经别人帮着训练，非得摸索好长时间不可。而唯物辩证法的摸索，更是需要相当耐心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的劳动，即是长期的实践性阅读结合长期的阅读性思考，才能有所掌握的技巧。不过，现在有了发达的信息技术，条件好极了，年轻人在一年中的思考学习，等于我那时候的五年八年。那时没这么好的条件，须花费更多时间，走更多弯路。本人勉强懂点皮毛，还幸亏那次毛泽东的文革，才有这么点的皮毛知识。从那时的学习，养成了反极左也反极右的基本思想和分析习惯。从文革中过来，有此习惯者很多，只是本人工作不需要，所以一直不发展，远远落后于同龄人，比不上一直在坚持的知识人，理论水平提不高，原地踏步或有退步，至多算一个稍有文化的粗人。但是，特色论中忽左忽右的错误，实在太明显了，比咱们的理论水平还要低，确实让中国的工人阶级，实在是受不了。把中国本来很先进的思想，在形而上学的折腾下，弄得神魂颠倒，倒出了个“不爱劳动不讲科学”的改革理论。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来源于资本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能割裂，这是对的。由此需要借鉴资本社会的经济方式，提出计划手段，吸收市场手段，在未能搞清此手段的基本含义之前，也是必要的。于是在实践上，对改革的方向或策略的确定，就来到了一个岔道口。一种做法，认为需要经过理论上的分析，或者是通过马克思方法的运用，经过理论工作者的劳动（此项工作，马克思叫“扬弃”），界定出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管理手段，才能采用。分析的标准，同毛泽东的路线一样，只要有利于调动工人阶级积极性，维护工人的劳动解放就行；另一种做法，认为毛泽东方法不管用，不能按工人利益所需，要按照干部所需，提高控制力作为稳定社会的基础，是要一个静态的社会，不是运动中的社会。于是提高干部待遇和权力地位等等单边措施，作为一种务实的处理方式，只要有利于官僚体系的稳定，治理天下的任何办法，都可采用。于是，过去政治工作所形成的劳动纪律，可以统统取消，官僚阶级的自由化，从十四大开始有了新的运动方程，可以代替静态社会中劳动者方程式。市场手段决定着两极分化，决定着背叛劳工阶级利益的性质，也可以在运动方程中，获得了新的辩解，也可以采用的。　　

在这岔口上的策略不同，引出了下一步必然也是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借鉴，是批判地吸收，是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社会所需，坚持“劳动”战胜“资本”的对立关系；后一种是借用，是不加批判地搬过来，为维持官僚体系所需，不承认有谁胜谁负的对立关系，没有阶级差别，或者说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劳动解放的问题。所以无助于社会主义事业也没关系，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则更行。于是，引出了下一个的理论观点是，劳工阶级不需要解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是一样的，都为了物质生活的幸福，两者的运作机制也是一回事，可以和谐相处。于是又推出了一个观点，维护官僚的专制体系，等于维护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维护，就构成了改革理论中基本的立法思想，而属于劳工阶级所需要的事业发展，被官僚阶层的利益冲动，悄悄地取代了。于是更进一步推断，为了引进资本手段时，原本需要阐明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需要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共存于中国社会，共同在和谐关系获得双赢的理论，忽然又变成了一个不和谐的观点提出来了，需要告诉人们，任何的社会主义思想，都不属于生产力的发展理论，都是有着诸如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等弊端，或者说按劳取酬的原则，不如按要素分配的原则，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生产力的解放。更有甚者，认定资本主义具备永远存在的科学性，社会主义是不科学的，是束缚生产力，要解放生产力，就得取缔社会主义的言论，就得对工人管卡压，实行专制，剥夺工人的人权资格。总之，必须否定属于工人利益的社会主义思想或方式，统统不能与改革家的特色理论和谐共处，必须改革掉，以便让开道路，全面采用资本手段来管理社会。　　

如果说，所有这些手段，在改革当初，就明确不按马列毛的路线来选择，我无话可说，有老一辈革命家可以评评理，他们的说话，多少比咱们要管用些。可能因为学骑车怕摔交，学游泳怕呛水，所以改革家对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有类似的怕字当头，没法子学会于中国的政治工作中。但是形成这些手段的改革进程，却是顶着马克思的名义开展的，欺骗人民整整三十多年了，咱们能不论个道理，追究哪里有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地方呢？首先解释一下，唯物辩证法用来分析人际关系时，换一个醒目的科学名词，叫做“历史唯物论”。阐明了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科学逻辑。那么由此确定了，按劳动群众需要，安排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对劳动过程的解放，必然有着解放生产力的意义。资本社会是按“不劳动”的货币运动，安排物质要素的，人民无法对劳动过程做主，都须服从货币的权力，此权力体现在财主的势力上，形成财主社会。社会主义是劳动者统治的，形成“人主”社会。历史唯物论正是揭示了从“财主社会”到“人主社会”的运动规律，指出劳动者的解放运动，既是此规律的体现，也是劳动者的解放路径，后果是劳动者彻底砸碎国家机器，凭劳动而自主当家，叫做共产主义社会。在取得此后果之前，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保障此进程不被破坏，有一个人人都得遵守的劳动纪律，从不健全而逐步健全的渐进过程。而共产主义，将是最讲究纪律严明的社会，此种严明，同样是生产所必须的。　　

可以说，社会主义是“劳动人”做主的社会，经过毛泽东的建国近三十年政治改革，已经初具雏形，现在被“反劳动”的改革理论，以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手段，耍成了“财”主社会，是中国理论界的最大悲哀，也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灾害。悲哉，近十五年的伪科学，牵着共产党的路线，以“财权”压制人权的势力，登峰造极，不可一世：哀哉，伪科学的理论，依旧处在统治地位，势力强大，不以欺世盗名之耻，反以官僚专制而骄横跋扈，连民间的无产者刊物也不放过。这就使我们看到了“改革理论”在脱离科学之后的伪劣性质。因为唯物辩证法，注重劳动，作为基本手段，目标是劳动人的解放，路径是劳动者享有资产权，并发挥上层建筑的主观能动性，订立了管理社会的契约（叫做计划）；但中国的改革，不是继续前进，而是倒退于相反方面，注重资本，作为基本手段，目标是解放“不劳动人”的积极性，积极地在维护并开辟那些抽吸劳动价值的暗渠道，不愿解放生产力的主体要素，反而束缚工人的话语权和知情权，包括工人的刊物也得禁言。除了抽血渠道之外，留给工人的路径是，依“法”逼着劳动者，把数十年积累的资产权，通过廉价地赎买工龄方式给予卖断，划归“不劳动人”所垄断（叫做转制）。并通过资本渠道的设定，确定垄断者对于社会契约的主导权，发挥物质欲望的势力，或者借助低级趣味的消费欲，进行私人计划好的交易（叫做契约）。　　

这样的改革，是一个低级的计划契约，战胜高级的契约计划，十分悲壮的“反劳动”进程，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是极为明显的。对劳动者的资产权进行买断，实质是割断了劳动人与社会主义事业之间，丰富的资产联系，使中国人的资产权，大多在切割中孤立，也使得劳动的主体，在产权孤立中，只能疲于奔命地谋生存，劳动者的资产权，也就失去了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而静止了，再也无法运动，至多是在维持生存权方面，增加一点点抗风险能力。那么，明显相反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何要被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来宣传呢？因为在相反的方向上，也能展开辩证的运动。大多数人的产权处在孤立无援的同时，少数人的产权并不孤立，在资本意义上的金权，则受到改革政策的倾斜，更加地联系丰富，被地方政府赋予发展其淫威的充分条件，在反劳动的功能发挥上，疯狂地膨胀。只是此种条件的扩大，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劳动”的名义，将此精神产品，专横强制地摊销于中国人民的头上，自吹自擂地向世人兜售其理论上的桂冠，有多辉煌，为资本经济的发展，涂脂抹粉。　　

对资本主义极力粉饰，粉饰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严重违背于前辈革命家设计的“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其理论设计的初衷。是借设计师的老糊涂，打击设计师的革命性。大家知道，　1979年3月30日　，前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谈了所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后，头脑十分清醒地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十五年的“改开”实践，充分证明，四项原则的坚持，最难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也是最失败的一个坚持。只要不讲马列，不用马列来约束，这就够了，官僚阶级的自由化，必然拉动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八九”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结果，能为此种坚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契机。所以咱们不能否定设计师还有某些头脑的理智，不像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皇帝老爷，一点理智都不存有，毫无唯物辩证法的起码思想，决定着此后改革的“不理智”性质。咱们批判资改派的重心，之所以必须要对准中共十四大的路线决策，正是因为此前的路线偏差，有其历史局限的必然性，而此后的错误路线，有其人为故意的欺骗性，把前辈们为了创新社会主义的摸索，篡改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绳索，摸来一根又粗又长的绳索，绑缚中国人民于摇摇晃晃的“货币杠杆”上，束缚劳动阶级于资本的魔掌控制中。这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陷害了一个革命家的设计师，于反革命的“阴谋师”形象，是后期改革理论中最为明显的特色。　　

7、批判政治家，改革要革私。　　

中共十四大的路线决策，是决定了前后改革性质上具有明显不同的分水岭，是中共领导层，在缺少大量的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扶持的情况下，引入整体性弱智倾向的开始。就像投入亿元而论的宇宙飞船，由于人们些微的怠惰，产生一丝的不严谨不细致，立刻被一个小小环节的疏忽问题而引发巨大的爆炸，使得一个研究时间很长，凝聚复杂劳动的价值运动，瞬间转入负价值的简单运动，把巨量劳动的投资价值，全部抵冲于大自然的低级运动。而在无法控制的转换中，击毁大量劳动价值的负值运动，是不需要花一点点力气的，包括把人们从懒惰诱向腐败，也不是需要花力气的一种自然运动。与此事件的运动原理相一致，目前的中国路线，作为“上层建筑”生产出来的最高精神产品，就是处于十四大那一刻的决定，使得毛泽东化毕生的精力和时间，为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开发创新的路线方针，通过四项基本原则的大部分传承，来到了九十年代的历史关口时，一下子被现代化的皇帝旨意，推入到了负价值运动中；使得具有社会主义灵魂的高级运动机制，不能在继往开来的劳动历史中发展，却能在不求劳动真理的改革开放中，蜕化成为一种淡化政治灵魂的低级运动机制，一种丧失理性而发挥动物野性的低生物机制。而且，有了此种低级属性运动的全面开启，在负价值方向上的机制循环，立即以加速度的失控方式而自动运行，经常比正价值的机制循环，速度要快许多倍。这就像宇宙飞船在一秒钟的爆炸运动，可以抵得上设计制作飞船过程数十年时间的人类运动。上层建筑的进取，化了四十多年，堕落起来，只要在大会上用一些经济学的词语忽悠人，一时间做个决定就够了。以资本手段管理社会，是贪图省力的官僚们，最轻松最能维持专制的现代化办法，但也是最能暴露其社会主义意识上的无知或愚昧，不知道政治家有着为劳动者治政的劳动作用，不知道释放劳动者智慧的路径在哪儿。　　

由于脱离劳动的懒惰，由于维护此种脱离所需要的自由空间不断膨胀，使得十四大的错误路线，来自于封建的官僚模式，更是以极为封建的专制模式而推广，越来越专制和封建。别说在当初的紧张不安中，作者表示一些思想见解的初次写作，不能触动中国共产党的末梢神经，而且在下岗后，被强行买走资产权的程序中，有哪个工人能够说一个“不”字？不懂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而缺乏理性的野蛮，加上庸俗化的思维，充斥了十四大领导人的决策路线。仅仅因为这些政治报告，常常充满一些政府职能上经济报告的内容，冲淡了政治路线上缺乏价值性的问题而不能突出地引人注意，才不至于让人民看得清“政治价值”的不足，没法辨明其所贡献的政治能量，处在明显的“负值”态势，处在恢复“帝制”思维的管理模式方面。为了篇幅不再增大，本文不准备对“十四大”报告进行分解，仅针对其影响中国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指出它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这个决定的欺骗性，明明是实行“资本经济”，还要赋予什么理论创新的桂冠，以词语拼凑来标新立异，蒙蔽那天真善良的中国人民，使官僚们“不作为”的自由化，赢得了自由化的资产阶级那一片掌声，赢得了自由化官僚们更加巩固的专制地位。　　

要问前十五年的改革总结，有什么成果，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那么，咱们透过一大片那习以为常的共产党语言，可以看到理论本质上两条路线之间的明显斗争，就是官僚的唯心论和资本的形而上学，联合起来打倒了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推动这一个战役引向中国式危机的官僚主体，就是一些不学无术的空谈政治家。　　

的确，在第一次文革中，由林彪引来的空头政治，曾经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但撼动不了无产阶级劳动解放的基业，也不可能压制着劳工们政治地位的提升。当然，此种提升，还需调用人类所有精神财富，逐渐为工人们所占用的措施相配套，此种配套，在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内，都不成什么问题。问题出在“专”门对付不劳动者施以“政”治约束力的政治家，失去了为无产者所需“专”和“政”的政治功能。这些政治家，顶着务实的名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位置上，淡化了领导体制的政治职能，成为空化共产党政治的头头，其空头政治的作用，比当年的林彪一伙，还要厉害。假如说，他们的“务实”，确能在经济工作中发挥作用，那我觉得留他们在政府部门，决策各部门之间生产资料的运动路线，还是不错的人事安排，但偏偏要站到领导政治方向的岗位上，使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向，也在其晕头转向中，迷失了原本很清晰的毛泽东方向。　　

经济家为什么不能发挥政治家的特有功能呢？因为就经济而论经济的问题解决，永远也不能从根子上解决数千年遗留的经济老问题，更不可能解放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亦即不能从决定经济机制的根本因素——————劳动观念上，找到解决问题主路线。从美国没有政治的社会方式，可见资本社会有着十分专制的管理体制，但也有着十分灵活的流通机制，掩盖着专制的本质。就日常的掩盖方式而言，主要是以消费上的自由民主，掩盖着劳动中的专制约束。只是其专制体现出的雇佣性和奴役性，仍然决定了政治家受奴役的被动性。趾高气扬的背后，其实也不过是受雇于操纵市场的大财主手中的玩物。这就决定了资本社会的政治家，保持跟大资本家利益同步的一致性，不可能与工人们的利益着想，不可能没有政治作用只有经济作用的政治家。但可以有属于资本家一般见识的政治功能，可以为经济学家狭隘的政治能力所胜任，却很难有属于无产者特有的政治功能可予发挥。大老板的政治，是为了控制大群体劳动与社会总成果之间的联系，是不断适应新情况而对其抽血通路进行调整和维护的活动，属于阴谋活动，见不得人的，当然要老百姓莫谈政治，淡化人民的政治意识，只需要用一张毫无价值的选票，搪塞老百姓的民主愿望。所以资本的政治家，其政治作用是以淡化的方式，是以非政治化方式实现的。这就是资本阶级的政治，总要以非政治化形式来实现其政治功能的有效发挥，这就是经济家可以充当政治家，但不具特定于无产者政治的功能之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经济家的狭隘知识，可以当政治家，但决不会是真正有社会意义的政治家。　　

只是到了社会主义的体制中，才有突出无产者的阶级政治，与资本政治相区别的政治功能，需要光明磊落地发挥出来，这是淡化政治的经济学家所不能胜任的。老板经济与工人经济的对立关系，也决定了资本社会要求中国体制的改革，消除有关无产阶级所需的政治职能。这就正好与党内不懂政治，不为无产者谋利的空谈家，在思维上不谋而合，在感情上相濡以沫，在策略上心领神会。因此，这些不懂无产者政治的党内政治家，受到商品社会的商人思维所限制，咱们只能看作是玩权术的政治投机客，能够与老板们对劳动实行垄断的观念保持一致，并由此利用手中权力，要挟中国的全体共产党员，也与老板的垄断观保持一致，是有其必然的逻辑性。　　

由此逻辑性的演化，可以说，十多年来，中共在政治领域的工作，困惑于“不法商人”那种言行不一的投机思维，几乎处于一副烂摊子的状况。中共政治工作者的生涯，最大的致命伤，就在于十四大的投机性路线，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事业，以沉重的打击。方向转了，信仰没了，党没威望，官无信用。不过，此种中国特式的政治衰败，恰恰是夹持在市场的繁荣中，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不为中国人民所惊觉，所愤怒、这或许就是毛泽东一直提醒的，怕就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到了中国人民身上，由于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准备，所以“连连爆炸”而不觉得疼痛。当然，痛苦的呻吟，早就在“四大自由”的剥夺中被压抑了，以静耳边无产者的抗议之音，专听资本家的自由之声。很为自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进一步感受到，这糖衣炮弹来得很及时，太好了，增加了玩权术，玩政治的新把戏。没有这些“与时俱进”的先进武器，对于劳动经济的治理，还真大伤脑筋，有了权还不知道用权的机理该是怎样的，就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呢。或许也是借脑使脑的绝妙方式，以弥补政治家的低智能。　　

反正这官僚体制的改革，越改越自由了，越能不受约束地突出个人权力于劳动大众之上的专制性，获得了更多的强化。从立法的思想讨论，到执法的裁定措施，及至劳动的管理办法，有了“不争论”权力机制，统统以其私人所中意的少数人说了算，把多数人的思想权力或言论民主，统统可以框定在专制的法律关系中，统统将多数人当成没有灵魂的机器来支配来使唤。就这样，远离多数人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或管理活动，毛泽东叫做“阴谋诡计”而予以反对，咱们没法反对了，咱们没法子使得立法程序能够光明正大起来。不愿搞马克思主义的政客们，凭着少数人一起帮着自吹自擂的改革路线，有了更多的专制条件，把无产阶级公有化的统治，侵吞为官僚阶级私有化的专制，越改革越有运用专制手段的成就感。从依法治理的硬手段，到糖衣炮弹的软手段，都可以把劳动者的嘴堵住。实践证明，借资本家的脑袋，来修治中国人的脑袋，是可以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了。所以，执意要把这一笔并不光荣的“反劳动”理论，刻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其实，除了印证个人实施皇帝式统治的专制标记，没有一丝的学术思想，可以证明市场主义的理论，有何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贡献。　　

但是，满足于领导人私有化思想的决策理论，限定了以资本家的经济功能，代替无产者的政治需求，这样的供求矛盾，必然使得政治和经济的辩证法关系，变得混乱不堪，也使得党和政府之间，职能重叠与职能缺失的情况，达到了酝酿着共和国的国家安危，处在最为危险的困难时期。很大部分的风险，来自于“十四大”路线要求的国际接轨中，是大资本家为了追求其资本的安全保障，不断将其以牺牲社会血汗为代价换取剥削利润所酝酿的系统风险，大量地向世界资本的运动轨道中释放的缘故。也受到国际资本家眼馋着中国的资本运动，还没有吸完最后一滴血，很需要麻痹中国的神经系统，以便把风险尽可能地向中国社会靠拢，以便把中国可能剩余的无产阶级反抗意识，有效地予以扑灭。　　

党政不分的职能混乱，从“政治报告”这个精神产品的功能设计上，就已经注下了混乱的根子，始终在三十年改革中保持刻板的功能组合。此组合功能，不是发挥着为劳动者所需的改革作用，不是作用于清除国家机器的生锈失灵，清除机构人员的堕落腐朽，不是提升政府机构的劳动性质；而是保存国家机器的机械故障，维护机构人员的专制权力，维护官僚阶级的自由化，不是强化政府人员的劳动纪律性。在“物质思维”十分机械刻板的特色理论中，要有什么应变的改革思想，都不过是维护官僚阶级自由化的改革，是脱离劳工阶级所需，从而推进专制行为所需的官僚性改革。此种改革的破坏性，带给中国人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功能原理，就体现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内，体现在恢复帝制思维的管理模式，是一种以官僚阶级自由化，引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理论。　　

此种负价值的理论态势和改革运动，虽然难以叫群众理解和清楚地描述，但人民称之为“私有化”的体制复辟，同样是概念明确，感受深切。原本属于体制创新的改革，此刻全部变了味儿，明显地改成了封建体制的价值系统，改成了束缚劳动的私有制，把开放的富有新生命力的劳动者事业毁于一旦。这就是具有唯物辩证法意义的所有制，被封建官僚们改成的形而上学所有制。如果不能清除以“私”一词所概括的形而上学思维及其不科学的资源路径，那么中国式的改革，永无宁日，不可能有什么自豪的成功之日。　　

因为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公有化企业的生产力，是以劳动者为主的具体生产力，决不是泛指抽象的生产力，决不是包括剥削压迫的手段，包括一切投机取巧，包括对国内工人封锁压制，对国际老板曲意奉承等等的生产力。实施改革的目标和结果，也不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制度，不能提升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也不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官僚阶级自由化，也不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专制垄断，来冒充工人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然而，脱离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摆脱官僚主义者的腐败形象，急吼吼地用一套经济学的术语，摇身一变成了“市场主义者”，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身份，站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终于开启了批量化生产大大小小“剥削分子”的中国式流程，与劳工阶级作对。自己不安分劳动，带动一群群的假劳动者，联合起来进攻劳工阶级的所有制。这就是说，在将中国的劳动者利益，予以粉碎化，散解成混乱的一堆散沙之同时，又是以价值观的统一为前提的，统一于欺凌弱势群体的手段上，进行分级化。在否定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上，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上，在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效率观上，取得了空前的思想一致性。然而，基于资本观念而形成了此种“分与合”的辩证关系，本质上是与劳动观的唯物论相对立的，而且，脱离劳动路径上的辩证法运动，始终是充满危机的路径，摆脱不了形而上学思维的框架束缚。政府中存以“皇帝式”的自我中心观，是价值观很为专制的孤立体制；社会中存以“不劳动”的资本运动性，是价值不能增长的静止机制。显然，领导人的形而上学思维，滑入了市场主义的社会角色，把“分与合”运动中的合力中心，领错了改革的大方向，也使自身一个政治家的改革理论，引入到资本家的市侩哲学中。　　

由官僚主义者一手操持的私有化改革，改革出来的后果，使知识阶层不满意，使资本阶级不满意，也使海外舆论不满意，反官僚腐败的不满意呼声，此起彼伏。但所有上层建筑的这些人，独独都不在意中国的工人阶级满意不满意，不在意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共领导人对于无产阶级一系列的政治要求，都因为此要求所依据的科学性，属于不能“与时俱进”的马克思理论，一直被束之高阁，所以不但不与尊重，而且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种噪音，毫不客气地在充满资本观念的中共政治体系中，大量地过滤掉了。封闭两个无产者刊物，不过是刚刚裸露出此种过滤方式的一个小小例子。　　

中共十四大的改革论调，有着浓厚的形而上学权力，压制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传播。但是，毛泽东用他的文化革命，在中国人心目中打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有思想有头脑的中国工人面前，要凭一些浅薄的决策路线，驯服中国人的革命思想，也不过是决策者的痴心妄想。自己不懂得社会机制在运动中的辩证性，也就以为别人都不知道社会机制的辩证原理，也就以为别人都会受其形而上学思维所蒙骗。其实呢？最终只能陷入自设的骗人逻辑，使自己在行骗中，骗来了历史的罪名。毕竟，现代化的经济运行，越来越明确了经济运动的辩证性质，越来越清晰的告诉人民，唯物辩证法是劳动者获得解放的锐利武器，可以塑造社会主义的领导系统，可以明确社会责任的私有化，怎样以生产资料的公用化为前提条件。简言之，劳动意义上的辩证法，将对中共现存那套决策思维，来一场大革命。在革命中，形成新思维新决策新路线，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新策略。　　

私和公的辩证关系，最核心的冲突焦点，就在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之间，也是人类从低级劳动向高级劳动发展的集中体现。这就是由私向公不断进步的历史主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在。中国式改革运动的科学性，就在于能否革除以私有化经济为载体的形而上学理论。私有化的改革路，越走越窄越阴暗，没有前途有死途，敬告中共领导人，发财不是硬道理，政治生命最要紧。资本经济在评价人类劳动的片面性和狭隘性，限定了劳动评价的政治功能，也必然是专制的垄断的；把执政的价值观，系于经济发展的幻想中，也等于把共产党生死存亡的生存权，绑缚于随时受到经济泡沫冲击的投机市场中；是拿中共党的政治生命在赌博，不是诚实劳动的人类精神，在支撑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智慧。振兴中华树党风，唯有马列革命路，社会科学的最高智慧，就在马克思的辩证法。　　

8、反对封建制，党要管政治。　　

“特色论”的辩证性不足，形而上学的惯性也就十分地强大，各地劳动者出于自身的思想和经验，才抵制了形而上学而取得成功，反而常常成了维护“特色论”形而上学的错误经验，成了推广唯物辩证法时所遭遇更大的思想阻力。而“特色论”孤立看待社会现象时，无法割断各事务之间的有机联系，往往又是先分化后拼凑，作为体现辩证法思想的一种“联系”方法。就是在此种方法中，形成了“唯生产力论”的思想路线。　　

一方面提出解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解放无关，可以对处理劳动关系的阶级分析法予以取消，不承认生产力离不开生产关系的发展，不承认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切割的内在联系，只认定要单独处理生产力发展问题。对劳动关系的创新问题，强行予以长期搁置，不争论。显露出反对“百家争鸣”的专制观念，既不允许对决策内容提出多种意见，强行保持“舆论一律”，又为了个人价值观上的稳定，不允许对权力结构的调整，提出科学化的意见。不科学的体制，不科学的头脑，怎么能忽然产生出科学的决策呢？在如此畸形的权力态势中，“十四大”路线决策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又认为“生产关系”的解放，可以等待“遥远”的将来再说，由发展了的“生产力”送上门来，让“生产力”拖动“生产关系”，把两者从外在方面相联系，是一种“不作为”不负责任的联系方式，表现在空口说白话的承诺上。如果认为“生产力”受阻于企业官僚到政府官僚的生产关系问题，先要做为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予以解决，那么，此种认为，立刻会遭到无情的批判，被批驳为极左思想，认为是把“遥远”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做，一点也不现实，不尊重实际。　　

而要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无非就是尊重现实的官僚体系，尊重封建落后的专制体制有其维持的必要性，不得用“言论自由”去触动一根毫毛。最终是为了尊重资本的价值，不尊重辩证的劳动，不尊重生产力的主体价值。以致于维持封建专制的“落后言论”倒能自由，以致于不该允许的专制言论与必要劳动的言论自由都分辨不清。　　

当然，毛泽东是破坏官僚体系的动乱因素，反封建反到官僚们身上，那是一定要否定的。而且，让毛泽东背上各种的罪名，也是顺乎其然的。毕竟，毛泽东要想彻底“根除”封建体制，要想宣传唯物辩证法的管理模式，有着高度的困难，不是凭空说一些对于官僚们觉得不痛不痒的“硬道理”，就能推翻的，必须借助封建体制，取得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此种“根除”活动的权力机制，才能启动这一个推翻封建官僚体制的革命进程。这样一来，毛泽东反对专制的革命行动，恰恰又是以专制的表现形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毛泽东舍得一身骂名，敢把皇帝意识的官僚们，一个个拉下马，重新予以仔细地审查，这就让整个官僚阶层失去了耀武扬威的自由。　　

对于毛泽东的所谓专制，当今奉行“特色论”的官僚们，也是心有余悸，怎么可能承认，这是代表了有着民主地位的工人农民，在向官僚阶级反抗，是对上层建筑执行劳动纪律的一种管理行为呢？毛泽东确实有点“专制”，在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原则性问题上“寸步不让”，以致使他掌控的权力，成为救苦救难的星级权力，使他本人成为人民利益的化身而被世界人民所崇拜。咱们对毛泽东之崇拜，与宗教之崇拜耶稣个人，其不同性质就在于，咱们是崇拜人民“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却要以“个人崇拜”的形式来表现，恰巧又是一个现象与本质相反的辩证法例子。此种个人化形式的新鲜而奇特，确实让一些人大惑不解，而毛泽东的思想，也真得是像一颗不落的太阳，一直照耀在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的中国人民心坎上。　　

“特色论”正是利用人们常识中，往往只看表象不看实质，往往在现象与本质正好相反的事例中容易被误导的习惯，才得以顺乎其然地否定毛泽东的主要思想。这种否定，恰巧也是特色论的指导思想，有着致命的失误。失误于个人在官僚模式上的恩怨得失，框死了自己的思想于狭隘的眼界中，根本看不到毛泽东的反官僚，有其反封建的社会原理在他的实践中延伸着，有其掌握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作为他所形成思想的底气，是颠扑不破的社会真理。这就使得“特色论”，不知道在否定毛泽东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一点点辩证法思想，否定得没了下文，只能重复再重复“不爱劳动”的思想观念，不得不在“价值观”上失去了辩证性的认识，滑向形而上学。上述的搁置或拖动“生产关系”，使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变成了两者之间的概念拼凑。以拼凑当成辩证法的效率，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成果，最终使出了“不争论”的杀手锏，专制地割断了人民群众在两者之间的思想联系，割断了中国共产党探寻新思维的路径。人民要求的真理探索，不能给予辩证的方式方法来对待，也就只能靠不辩不证的糊稀泥办法，以无限期的时间消耗，才能在其扯淡的理论观念中，把割裂后的两者，扯到一块儿。　　

鉴于种种形而上学冒充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观念，才有革命派批判“资改派”特色论的强烈要求。咱们要提请dzy注意的这些话，不尖锐就不会使我们党认识到，劳动的思想对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劳动论”超越“经济论”的边际效用，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饱和度；就不会明白，让咱们的工人言论，允许向主流媒体公布的重要作用；就不会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发言权，从《中流》被封至今的状况，已经在承受改革力度的底线上，再也无法承受了，很多无法理智的老百姓，在无处可诉说的专制政府面前，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诚然，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给特色论带来了一点生机，具备整体观念的“科学性”，取代片面的静止的“先进性”观点，是一个有很大进步的观点。使得人们有机会批判“代表论”的错误，容许那正将显示先进性的人们指出，固化“先进性”的看法，是一个只能说明“过去劳动”成果，不能说明“现在劳动发展”的错误论点，至多是依样画葫芦，跟在别人屁股后端去代表，不能从手头“劳动中创造”自己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但是，代表整体观念的“科学性”概念，仍然缺乏“运动性”的理论阐述，有效“处理矛盾”的思路依旧是不能连贯的。或者说，缺乏最高科学的性质，不能明确“唯物辩证法”的观念有多重要，也就根本不能改变“形而上学”在党内的统治地位。　　

一方面，以人为本的思想，仅仅作为目标，而不是直接当作是手段，方法和路径，不是为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的体制创新，作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不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尽到党组织应尽的使命，其效率之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唆使政府转变职能后的“单边和谐”手段，本身是一种直线式管理思路，不可能有效箝制企业模式，进化到“双向管理”的体制。所以说，劳动关系的双边和谐，只能是《劳动法》制订者的幻想，是一种把劳动者当成没有灵魂的机器来处理的书呆子观念；另一方面，仍然没有跳出特色论的固定框架，仍然把政府工作性质的经济中心，搬到共产党组织的工作中心，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共产党拿手的政治工作，被荒废于经济中心论，党的政治性能，在非政治化的理念中，使运作机能急剧地衰退。两者加起来，党政不分的后果，就是使党组织变成了国家机器的陈旧部分，增加了机械磨损和生锈失灵的机器故障，也影响到取代国家机器的政府机制，很难衔接企业机制，阻挡了政企一体化的社会主趋势，也就挡住了全社会劳动者价值观的统一化。　　

没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路线，dzy“发展观”的科学性，也就所剩无几。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是依赖人之劳动的一种客观运动，不是哲学家的一些概念或定义所组成的词汇堆砌。只有用辩证性，代替有点空洞的“科学性”概念，才能推动唯物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历史趋势，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只需紧紧依从人们的劳动，层层推敲，既是非常活跃，可以无限地展开，又不迷失在紧随思路延伸而来的许多岔道口，不至于脱离实践。例如，咱们分析一下党和国家的组织关系，就可按照唯物辩证法，做一个大致合理的架构探讨。在无产阶级民主机制形成之前，国家主席，应该由外交部长升任，公开职级就可算作低于国务主席，而且主要事务都需服从国务主席的决策，而党主席应当主管军队和党组织，为政府和企业组织输送具备科学思想的领导人才，并在大政方针上，指导国务主席。这样的组织设计，可有一个比国务院规模大很多的外交系统，其中的司局级可升上一级，划分第一外长，第二外长等，多设几个外交部长也无妨，适应国际事务的广泛交往，对内服从国务院领导，对外以国家名义进行礼尚往来，使得外交谈判，可进可退，伸缩自如。三人之间不存在抽象的权力级差，在坚持原则上是人人平等的，全得服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谁坚持的水平高，就听谁的，但存在各自工作特点上的分工级差。党主席以其明确的道理服人，事务巨细，只要马克思道理表述得清晰明确，无人可反驳，都得接受，而操作环节不明确处，有待研究的，则需讲究速度，谁说得有道理，就以谁为准。国务主席以其知识运用的敏捷服人，别人来不及想清楚的，就得要接受国务主席的决策，包括党主席，也得配合着先执行其决策，除非明显违背原则，否则就按中性的知识劳动对待。外交意义上的国家主席，则以其“二不怕”劳动精神得以充分地发挥而服人，既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有顾全“世界利益”的系统观念，及时通报情况及其对策，配合国内所需，在维护中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曲线上，进行公平公正的路径编织，在党主席和国务主席，拿不出原则性或紧迫性的意见时，都得服从或配合其根据全人类战略所编织的行动路径。不怕邪恶势力，就怕没有劳力，失去了劳动的耐心和灵魂，这劳动力也就转变成了阻碍劳动的“物力”，失去了“人力”的意义，只能把一些领导社会的灵魂，像搭积木一样，填入静态数学的级数序列所决定的方格中，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都被权力方块的格子所隔离。确实很稳定，但也很少有生命力，缺乏创新不算，更是害怕经济基础中涌动的变革力量。　　

目前中央的分工，却是 “摇而不动” 地死守着“经济中心论”，刻板地机械地将党和政府的职能，硬是凑合一起，以便权力级数有一个一元化的稳定序列，能机械般围绕中心论而旋转。其实是在模糊不清的关联中促使“党政合一”，呈现了党不管党，政不尽职的混乱现象。一大摊子的外交问题，关系“主权”利益的重大得失，也是无人看管，头头脑脑们都是空扛着一个官衔，出工不出力，有职不尽责。原因在于专制体制所固有的单边性质，管理者是不受约束的，至多受到一些孤立的片面的约束力。受限于“专制的法则”，不允许更多人员参与其中的劳动，不能适应全面铺开工作时，相应的必要劳动量之更多投入。而工作的铺开，在开发再开发的指导思想下，这摊子的铺开大得无法形容，但有利可图就管，无利可图就撒手，极为有限的管理“能量”，无法大量补充管理岗位上承担庞大的任务所需的活动“能量”。这些僵化无奈的运作系统，使得党组织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机制，使得劳动者的解放运动，更是无人负责。坐在豪华的政府大楼中，大家都不愿更改那种按部就班的稳定局面，依赖着法律框框的制订，大量的社会问题似乎都已和谐地解决。或者说，“有法可依”，等于“违法必究”，等于“依法必对”，没有差错了，生产力肯定获得解放了，官僚们的如意算盘，就是改革的蓝图，哪里知道阶级关系中的变革力量，不是凭这张臆想中的蓝图所能控制的。“一纸法律”就像一杆长枪，在“单边思维”的立法者眼中，这是一根有灵魂的枪支，会自动地打人，而且只会打坏人，不会伤好人，更有甚者，握枪的人，就是一根天平，自以为可以准确地称量“正义”和“邪恶”，各有多少，所有的邪恶势力，都被其称了出来，以法律治理，没有什么邪恶可以找出来了。按此说来，特色论的法律体制，可以一个共产主义的体制来吹吹了。　　

此类僵硬的法制观念，懒惰的政治意识，权充“依法治国”的执政思想，也使中国的法律体制，走不出传统习惯中由敷衍塞责的少数人，控制着勤奋劳动之多数人的模式。这并不是说，多数人劳动中没有偷懒，而是因为大多受到劳动纪律的约束而不可能偷懒，因而也有着，即使要有偷懒的想法，都在劳动的习惯中被克服，被渐渐消除了，养成了勤奋的习惯，是一种诚实劳动的习性。而管理者就有各种的安逸条件可以不勤奋，或者一点点勤奋而获取特殊安逸的投机心理，使得偷懒习惯发展成以破坏社会资源为个人谋暴利的恶劣手段，在恶势力的滋长方面是相当勤奋的，是一种不真诚的劳动习性。这就是管理者不受劳动纪律约束，或者说有约束，也只是来自市场方面和社会方面，是可发展可不发展的选择性约束，属于软约束，没有直接的随时随地都受纪律约束的科学机制。在此类管理体制中，即便法律条文十分地完美，也不能转变封建社会的劣根性。所谓的体制改革，不能从民主的机制上进行彻底革新，都是一种洗牌方式的游戏重复，根本没有多少改革的价值。　　

对于热衷于改革的官僚们，当然自有其需要的个人价值。但由此拖动的中国式改革，进入了为官僚们天天想发展，不想为老百姓生存权益负责任的商人政治，不想帮助弱势群体抵抗强势群体的侵略，这改革不就成了为少数人服务的专制工具了吗？这样回归旧中国的改革，使得多数人的糊口，要靠一个人的发财来维持，无论有多少的科学性可以诡辩，其脱离劳动机制的不科学不和谐特征是没法回避的。足见当今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上，由智慧滑向愚昧，越改越糊涂。根本无法明确政治体制的革命方向，无法铲除资本家的政府模式，或者说，丝毫感觉不到资本家模式的专制与危害性。后果是劳动者不能自主和民主，相应的价值观不能统一和集中，那么，管理者对自己没有纪律而自由，对他人没有自由而纪律，做为相互依存的形而上学模式，也就牢固地滞留在中国的领导系统中。就这样，该合起来的逻辑关系，却断了链条，被乱分割，该分工负责的，却混合在一起。乱分与混糊的情况，交织在一块儿。　　

换言之，不清除束缚劳动精神的特色论，或者说，不消灭特色论中的形而上学，唯物辩证法就不能成为大家公认的科学观，就不会有着自由与劳动相一致的认识和措施，也不会有着民主解放与集中统一此两者间的加速循环。诚然，国务系统的管理，要以经济中心论为工作规划，但党务系统的领导，是不应该管经济的，应当是劳动机制的塑造，要有以人为本的劳动人权，作为政治内容，明确相互之间矛盾解开的科学道理，应当如何推进到共同发展的基点上。在党政分开后，党组织应当跳过政府系统，直接管理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而不是把劳动人民都推向资本阶级去支配。此种由资本家来支配的方式，使劳动群众与党组织之间，隔了老板，隔了市场，隔了政府，这三道樊篱，也使得共产党成了资本家统治系统中，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把资本家的劳动，当成了先进生产力来代表。而孤立自身的管理模式，本质上就是专制的僵固的形而上学体制，使得政治稳定等于体制僵化，使得经济搞活等于搞活投机，使得发展生产等于发展证券市场的聚众赌博。所有这些十四大路线带来的社会弊病，如果不追究特色论中的形而上学问题，那么整个组织系统，都要在玩改革的游戏中玩完。究竟游戏可靠，还是劳动可靠，这在经济基础中的人来讲，是常识，而对上层建筑的人来讲，却是个深奥的问题，我想，还是让这些经济学家，再到工厂去干几年活，也许这经济学的成本观念，才能有点科学性的新思维。　　

9、科学辩证法，劳动发展观。　　

科学是什么？是系统性地承继全部人类精神财富的学问。概括地说，以货币为中心的观念，仅仅是当代资本社会的科学性，还不是全部科学性。毋庸置疑，以劳动为中心的观念，才能引出人类精神财富的全部科学性。马克思的卓越贡献，就是从劳动中，发现了人类全部历史的本质，并由此掌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由于此本质的发现，也印证了此发现的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印证了马克思的劳动，闪耀着人类的最高智慧；印证了马克思的方法，可以贯通全部科学知识的领域，具备着继承全部人类精神财富的一定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人十分推崇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努力贯彻唯物辩证性质的劳动精神。　　

提出科学发展观，既要指导改革的发展，又要推动科学的进步，应当说，是朝着唯物辩证法前进了一步，如果把步子迈得快一点，应当直截了当地把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到唯物辩证法的观念上。只有统一到最高智慧上，才有总体性的指导意义。在唯物辩证法中，包含着唯物辩证观，唯物辩证律，唯物辩证权等等意思，中心意思，就是劳动辩证法。从这样的观念上，才有保持先进的科学性。我以为三个代表当也罢，不当也罢，并没有明确的科学性。谁要你去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人民授权与你，是为了给社会做出创造性的劳动，不是重复性的劳动，是要你手中拿出先进性的东西。人家已经先进了，不用你代表，也会干得好好的，有你无你还不是一样？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社会管理系统的研究，才能拿出主导此系统的好主意，好政策，令人民感到改革的科学性，有着令世人耳目一新的创造价值，而不是感到回归旧中国那样的封建性，越改越落后。科学在于辩证的客观性，发展在于劳动的辩证性，这一个道理，应当向全体党员，说说清楚。　　

dzy的科学观，真的要发展，那么，唯物辩证法的精神掌握是必须的；只要dzy加快纠正“十四大错误决策”的行进步伐，那么，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智慧，就能在科学的发展观中复苏；只要dzy给无产阶级以一点自由的阳光，那么中国的政治局面，就会在社会辩证法的运动系统中开始变得灿烂起来，那么工人们的生存权益和发展道理，公有制企业的运作机制，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劳动干劲的激励机制，一切的谜团，咱们就都有可商榷的机会，在抽象思维的劳动中，给予一个接一个地解开。而现实情况中，咱们一直是对中共十四大的错误决策，意见纷纷，却连一点点“话语权”都没有，这领导人的脑瓜，真是封建得要命，一切理论观念的更新从何谈起？　　

所以，中国社会的“新文革”运动，革命派任务很艰巨，不一定比历史上的革命战争来得轻松。在取得革命成果的运行速率上，远远比革命战争的时期，来得更加缓慢。没有硝烟的战争，也不逊于硝烟战争的剧烈冲突。只不过中国人民的阶级敌人，不是用直接的可为人们察觉到的方式在杀人，而是用一种让老百姓死得很冤屈的方式，或者是感到受骗上当，以追悔莫及的方式，莫名其妙地摆在劳动人民面前。以致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算命先生，有了捉摸人们命运的测算依据，揣摩人们生活背后的血光阴影，倒是比资改派直观地看待市场繁荣的近视目光，有着更多无形胜有形的辩证思维。但是，如果不抱着蒙人的迷信手段，真正要对此中因素给予层层揭示，那是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劳动，或者说坚持不屈不饶的科学斗争，才能追根溯源地挖出那引发血光之祸的社会根源。革命派在方方面面的斗争任务，来不得半点的轻松意思。既要反封建反官僚反对资本主义，成为劳动解放运动中，民主自由的先锋战士；又要成为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兴办社会主义企业，造福于最广大人民的劳动解放，维护共产党领导体制的中流砥柱；千方百计，从党的领导体系中，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路线及其错误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沿着准确的社会路径上发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因为资改派路线的害怕真理，就像细菌害怕阳光，一旦被人民较真，就怕在较量中败下阵来。所以错误路线的决策者和执行者，都害怕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害怕人民对于社会问题的揭露，以及害怕那个指导人民起来，争取话语权和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思想。此种害怕毕竟不是一种软弱，而是有其强硬的惯性力所支承，可以赖在岗位上出勤不出力，有着不愿解决问题的一种惰性，也有着保护惰性而不断增厚的躯壳。劳动人民对于政治家此种惰性的容忍，等于纵容其不受约束而继续腐败堕落，继续加重其对于劳动人民的压迫，继续维持其以一个政治家的惰性观念，向几十个几百个政治家释放或传染的方式，向理论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等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辐射，灌输那种偷懒的投机性思维与好逸恶劳的剥削者行径，使得保护封建特权的躯壳，越来越坚韧，不等到“通钢”人民用愤怒来爆破，是非常稳固的。因为专制的体制，并非总是以和谐的表象存在于社会，总究有其野蛮的暴力在支撑，对应着人民群众的怨愤，正好在没有渠道可疏通的狭窄空间中积聚着，也就自然地避开了各个击破的冲突，为大事件的爆发，准备了连锁反应的能量储存。　　

劳动人民不能容忍压迫与剥削，又不能付以太多代价的愤怒发泄来应对，就得沿着政府腐败的逻辑环节，一环接一环地追根究源，挖出封建主义的老根。从官僚腐败到腐败政府；从社会管理的职能，转变为职能蜕化的市侩性；又从职能的腐败转变，寻到政治的灵魂失落；又从淡化政治的领导理论，追寻劳动政治的智慧泯灭；再从那缺乏无产阶级精神的政治体系，追究那形成“经济党”属性的路线错误；继而查究决策路线的理论根据，查究到特色理论产生时的指导思想，原来还是纠缠着个人恩怨的问题，导致了政治视野，如猫眼观世界那样的狭隘和迷茫，缺乏人眼看世界的理智和人类智慧的灵魂。由此找出了特色理论的历史局限，原来就在于脱离了毛泽东的反封建思想，原来否定毛泽东路线的用意，就在于维持自身权益所需要的权力体系，就在于此种维持顶着改革的名义所导致的后果，最终演变为借助资产阶级势力，进行封建官僚体制的再造与巩固。这细细推敲的环节还有许许多多，但道理就一个，要由腐败的官僚们来进行改革，当然是为了更多腐败所需而改革，当然要把反腐败的一切力量，统统接受改革后的体制约束。因此，必须将思想斗争的攻击点，直指那否定毛泽东路线而形成的特色理论，直指那个强调物欲和投机的货币中心论。但特色论的思想成因，有其劳动实践的需要，需要有一个体制创新的认识过程，尚存发展劳动人民事业的许多希冀，尚有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参考资本社会机理的借鉴根据。而特色论决策的市场路线，则是在腰斩中国初级阶段的发展历史，全部否定劳动人民事业的前提下作出的错误决策，导致劳动阶级的事业，在一个个的企业清算中终结清场。所以咱们政治斗争的矛头，必须集中打击中国十四大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是一种冒充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堕落观念，套上了不懂装懂的“经济学”词语，来兜售“假劳动”的伎俩，来骗取真劳动的成果。　　

霸权国老板，欺骗咱中国，并不很可怕，我真正害怕的是，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骗子，其欺骗性及其危害的能量，可比广岛的原子弹还要厉害，是所有霸国主义的欺骗和残暴手段的叠加以及能量放大。记得马克思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被霸国主义所打倒，但容易被党内的蛀虫和卖国贼所攻破，被蛀虫们搬来的市场主义路线所打倒。看看中国五大门户网站，平均每天访问4亿人次,45亿个页面被点击，占中国3亿网民访问量80%以上，都被外籍老板控股，各专业经济类网站也被外资大量地圈占。那叫什么？属于中国的主权资源，如同无人看管的“悲剧公地”，就这样被“海外资本”慢慢蚕食。既然喜欢与市场经济接轨，使政府成为一个国际商人，却又不好好地经营人民的国家资源，就像一个家大业大的阔少爷，损失了数百数千亿的国家资产，也豪不在乎，不见中共领导人有什么痛定思痛的反省表示，自尊的虚荣心夹着封建思想，依然故我。不负责任地将中国许多资源弃之于市场上的三个代表们，像个温水煮青蛙，不知道人家的手伸到了脖子颈，从喉头上卡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存权”，还在空口说白话地喊着“发展”的口号。这明显是“精英网”统治“大众网”的思路，在作为“精简高效”的管理思想所设下的网络布局，岂知突发事件到来时，大众网可以决定精英网的命运，市场中的“经济人”，可以消灭控制市场的“政治人”。　　

“精简”掉的是民主权力，是政府机制的返祖运动，“高效”化的是货币运动，是金融赌博的速率加快。自从社会主义的“发展权”，被资本理论家们平白无故地被剥夺以后，咱们党的领导人，仅仅守着一些个“人民网”之类的狭隘世界，以为了不得，颐指气使地呈现“三个代表”的威风，在前几天，惯以采取封建皇朝的专制手段，肆意封杀共产党员的社会主义声音。将要召开的中共会议上，专制的思想氛围，或者说思想僵化的含量，从“人民网”的新近举措上，可见一斑。也就是说，会议的论调基本定下，很难松动，那叫做君子“动手”不动口。但只要有一线的希望，网友们还是要在“动口”方面努力呵。所以说，虽然寄托着世界人民的希望，中国劳工阶级的解放事业，却依然艰难曲折，咱们不起来斗争，人类就没有希望，就得来一次法西斯的大毁灭，才能在近似于原始社会那样的废墟上，重新艰难地起步。要避免此类可怕的轮回，就得靠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努力奋斗。　　

要取得劳动斗争的胜利，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资改派可以不用唯物辩证法，革命派可不得不用唯物辩证法，不得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理论进行细致的解剖。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改派的词汇体系，究竟哪些属于劳动条件所需要的工具性，或者说，属于工具性与人们孤立观察事物而导致主观错误性交织在一起的理论观点，还是属于人们价值观问题上的有意歪曲？也可以说，学习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哪些是利益分配所固化的阶级性，可以与管理过程中必要的工具性相区别，相借鉴？哪些属于很想束缚劳动者的一种欺骗性理论，有着引发各种人祸，或者裹着天灾，加重危害劳动人民的因素，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把错误路线的制订者与执行者区分开来，才可能把正在执政的dzy与正在反动的资改派区分开来，才能分清必要的政策措施与不必要的错误决策，才能有效解剖领导干部的言论行为，常常有着真实性与虚假性同时并存的复杂情况。并由此据理力争，希望咱们的党啊，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开放一切为了劳动所需要的言论自由！希望党内有着深邃思想的领导者，不管中国的体改理论有多么地高深莫测，都应当要弄清楚“劳动不劳动”的问题，是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也是治党治国的最大问题！！！从执政者的日常劳动开始抓住解决问题的根本，才能带动全社会解决劳动的根本问题。　　

的确，面对劳动问题的“实事求是”论，包含在马克思的劳动论中，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恰巧是与资改派的“实事求是”口号，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改派的“口号”，依据的是资本家的物欲主义，而物欲主义仅仅是唯物主义的一小部分，并不是唯物论的全部，更不是脑瓜贴在地上，用脚来思考的唯物论（以前有称为机械唯物论），让物欲主义占据唯物主义的“中心”位置。资改派的“口号论”，所以会引申到资本理论的中心点上，是因为中共十四大的路线，规定了中共领导人，只“求实”，不“求是”，必须用“脑袋”的职能，替代“人脚”的功能来走路，必须采取“舆论一律”的“一边倒”思维方式，用脚的运动性，替代大脑的运动性，以便取消中国人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争论和思考，以便巩固没有“百家争鸣”的专制政治，以便一个人的脑袋替代多数人的脑袋，让多数领导人的“思维功能”，都被“行走功能”所置换。所以说，中共广大的党员干部，不该羞于中共十四大路线的否定，而应羞于路线决策中“不争论”的专制手段，那个强制中国人民进行功能置换的不择手段，正在代表资本家的政治旗帜，步步为营地向中国共产党进攻，攻占了中共《党章》的一个思想阵地。应当通过对于错误路线的否定，否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清扫有辱于中共执政党的大污点，才能使得中国共产党，真正得以光荣起来。　　

如果说，以“物欲论”冒充“唯物论”的思想解放，可以看作资改派以脑袋走路，走不快的原因，一直在原地踏步，不能进步，那是中国人民高抬了“特式改革”的美称，而没有指出，脑瓜落在地上是很痛的，缺少着只有脚底才有的耐摩擦抗撞击的生理功能，必须要用资本来垫底。货币承担着资本的流通职能，这令人不大好捉摸的流动性，确实有着像西瓜皮那样的滑溜溜，能让脑瓜走路的人，有着滑动起来的舒服感，有着让别人推动的运动感觉，得以使脑袋的走路方式，成为领导人别出心裁的政治“小聪明”。以致被一伙玩心计的人，推推拉拉地使中国的共产党，抵在“西瓜皮”上，滑到哪儿算哪儿。使中国滑落到封建的落后的社会制度中，也没有关系，没有人会怎么样的，有着“不争论”的一纸法律，构建了随个人心愿的国家机器，可比毛泽东“先进”了，有着先进的手段，把人民挡在政府大门之外，既无烦人的劳动者声音，也无知识界的指责不合法。　　

虽然对工人权益“熄灭”了阶级性，虽然对企业改制予以“非政治化”，虽然对共产党领导“去灵魂化”，但是，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干部群众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是跟着少数人一起乱起哄的，也去学习着用脑瓜行走的“功能倒置”。只因为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性”，已经被“不争论”的糊稀泥办法，转变成了领导者私人的“权力专制性”，才使得整个中国，闷在了资本家的铁屋子里，让资本主义者猖狂得势，垄断中国人民的一切生产“要素”，可以随心所欲地“宰割”劳动人民的血肉，充当其“发财”的利润，以证明中共执政在“市场主义”的路线上，有着比无产阶级政治功勋，更为荣耀的游戏数据。这就使共产党领导人，有了同资本家一个鼻孔出气的说话资本，取得了共产党滑向“私产党”的运动机制。但是，把这样的运动机制，冠以“经济机制”的糊稀泥概念，不但使共产党成为丧失了政治功能的“经济党”，而且限定了共产党只能成为脱离劳动的“专制党”，为一个人劳动控制多数人劳动的专制模式，提供了价格垄断的剥削机制。专制党的问题不能在“自我反省”中得到解决，那么，“先进性”的数据把戏，再也压不住上述这些“四不满意”的呼声，必将在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的运动惯性中，发展成“四不同意”资改派统治的政治运动，使错误的“改革”演化成为“动乱”的局面。改革三十年，人民求民主。官言为人民，改革有民主。承诺复承诺，民主给老板。专制对劳动，工友无民主。新制改旧制，哪里有民主？诸君闻其声，从未谋其面。　　

不尊重劳动者的民主权益，不从劳动需要出发来讨论和发展民主的管理体制，怎能不使民主的运动，走向不民主的资本主义歧路上吗？坚持从劳动出发，才真正是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道理。还劳动者以企业内的民主，是“权为民所用”的根本内容；给无产者以原则化的言论自由（不是官僚化的随意封禁），是“情为民所系”的紧迫问题；尊重工人劳动以平等的定价权益，是“利为民所谋”的基本国策。中国工人的社会劳动，很想需要民主和自由，需要党组织的扶持，而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工人阶级也能为党的执政撑腰。恳求dzy，大胆开禁《中流》和《真理的追求》杂志，务请相信这社会主义的新体制，就将在这些工人杂志的讨论中探明。恳求dzy，一丝不苟地贯彻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要拿出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明确民主的指导思想，向劳工阶级开放言论自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最好方法。总之，中国共产党，如果不给以“自由民主”的真诚态度来团结工人，那么，工人阶级就只能自己团结起来……！切切。　　

　　

　　

　　

最后，请网友对两杂志原班人员，有了解情况的人，给予提个醒，能否向有关部门，提出平反的申请，或者已有一定的活动措施，也请给予某些情况的说明。为我们焦急等待的读者，留一线复刊的希望。　　

原本文章，全文刊载于的《网友之声》栏，网址是：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100969.html　　

原文中小标题的目录，现摘录于此，本文是节选其中第8、9两节：1、文章写作的追求方向2、两种词汇体系的启发3、革命党不革命，人民怎么办？4、革命派与资改派5、学习思维的革命，是最根本的较量6、学习革命决定了革命的广度与深度7、学习来自于革命的需要，革命取决于学习的进步8、改变思维语言，开辟说话思路。9、争取说话权利，逐步推进革命。10、本文写作的说明，提高成效的设想。　　

此外，顺便附上另一个网址，是较为受读者欢迎的文章，《无产者文革之挫折，败在哪儿？》供大家参考：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8/97841.html　　

我的写作并非很顺畅，没有人帮着校阅，文字方面的订正工作，做得很不够，给您的阅读带来很多不便，由此增加您额外的精力负担，表示深深的歉意！　　

　　

　　

附作者声明：本文的撰写，纯属个人学习的思想体会，与“”毫无关系，这从作者一年多的写作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推断出本人早就有此“蓄谋已久”的一贯思想。虽然文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及其主张的举措，不是本人所创，但若据此责难网站人员的话，本人愿承担“以言获罪”的罚款或拘役责任，以自己的“言者有罪”，接受“依法治国”的《治安条例》之处罚。这倒不是说，作者“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挨这“人民民主”的专制惩罚，恰恰相反，是一个非常害怕的“胆小鬼”，在网站的文章发表，常常感到很害怕，害怕着被封杀的不安，害怕着追查到家里。尤其害怕这文章的不良影响，影响着网站人员的正常工作，影响到网友们的言论，更加地不自由。总之，我的写作，对各方面都不是带来一个“和谐”的好信息。也因此还有一些必要的修改，留待以后纠错。　　

如此说来，我真的不该写作了，为什么还要发表文章呢？因为中共的马列主义旗帜还没有拔掉，因为我相信天底下自有人间的公论，思想的真理，会走遍全世界。　　

如果咱们的领导部门，尚有一定的真理认知或思想把握，那么，您跟作者之间，并不是什么剧烈冲突的矛盾关系，请您高抬贵手，别来为难“”的网站人员。虽然，我与他们没有一点私交的关系，但由我而生的是是非非，本人是逃不脱干系的。谨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