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下的代罪羔羊

卡尔文「人的好坏由上帝决定，人类自己无法改变」的理论，一开始给人「只要天注定，再怎么努力也没用」的印象。事实上，人们为了确定自己真是上帝所拣选的好人，就要深信自己的生活就是上帝所喜欢的、所给予的。像隐士一般遗世独居，不是上帝所悦纳的，唯有真正进到生活里，和生活拼搏，才足以取悦上帝。常被人引用的「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做鞋，将整个人的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便是新教支持理性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活动的明显例子…

文◎颜敏如

去年(2008)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不久后，原本就容易引发争议的资本主义，突然成了贪婪恶狼的化身，引发全球追缉，人人恨不得一棒将其击毙；原本早已是支持社会运作元素之一的银行制度，顿时成了阴谋论者口中，企图掌控全世界野心家的金融工具；经过计算机科技处理后的纽约自由女神像，左手所拿的，不再是法律典籍，而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即便具有代表性的，史上最大金融诈欺案涉案人Madoff被判刑，也难以平息蒙受重大损失者的忿怒。在怨气难消之余，人们想方设法，找到资本主义作为代罪羔羊，揪出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以为透过鞭尸挞伐，可以避免人类重蹈覆辙，可以将集体错误由一个人来承担。人们记忆不差，资本羔羊竟可回溯到五百年前教会改革者喀尔(Jean Calvin)身上。不知是卡尔文阴魂不散，五百年后出现作祟，还是五百年一回，人类命定必须在经济体制上重新省思。

比德国马丁路德晚一个世代的卡尔文（1509-1564）出生在巴黎北部的Noyon。他的父亲在教会中工作，收入稳定，有能力提供孩子们较好的学校教育。卡尔文自小嗜读，年纪轻轻便到当时知名的巴黎大学就读。他原本攻读法律及语文，后来竟然对基督神学产生莫大影响，令人始料未及。

1517年马丁路德因公开对赎罪卷质疑而点燃教会革命的火炬之后，其燎原态势逐渐向南、向西扩散。瑞士苏黎世的Zwingli，圣加仑的Vadian，日内瓦的Farel，及奥地利萨尔兹堡的Bucer全受其影响，而法国的卡尔文便是其中最年轻、改变欧洲最剧烈的一位。

卡尔文对于教会的改革思想不见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而遭天主教会驱逐至瑞士日内瓦，成为宗教难民。他的雄辩与大胆展现在一次政治性浓厚的宗教集会上。当时，瑞士的伯恩（德语区）与日内瓦（法语区）已改奉新教。伯恩为了让新加入联邦却仍是天主教势力的洛桑（法语区）能尽快改宗，便请同操法语的日内瓦长老 Farel主持会议。Farel在会议上突然因思绪不连贯，演讲有所停顿，而让与会的天主教神长有机可乘，抓住话尾，斥责他亵渎教会导师。

在一个虔诚的信仰群众之前，轻慢Augustinus及Hieronymus的人，有如犯下重罪。正当Farel要说服人的那一方不知如何反驳天主教神长时，新教阵营中一位瘦削的年轻助手突然站起厉声地说：「这真是莫须有的说法，我们新教徒不但比天主教更崇敬教会导师，我们更是研读他们的著作…」说着，这年轻人便开始默颂一连串导师话语。他不但倒背如流，甚至能指明出自哪一章节片段，比如，Cyprian书信集第二册、第三封信；或 Chrysostorros第二十一条诫训，中间部份…等等。顿时全场寂静无声，天主教神长如同被天主缝住了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洛桑便毫不迟疑地投入新教的怀抱。

事实上，卡尔文的一席默颂不过是他自己的临时起意，如果天主教的神长们熟读这些圣书，便不会栽在这位名不见经传小伙子的手上，不但颜面尽失，也输掉了洛桑。这场会议之后，卡尔文立即受到重用，日内瓦俨然成了新教的罗马，准备向外进军，征服世界。

卡尔文虽是教会改革者，中世纪延续下来，盛行焚烧异教徒的责罚，并不因教理上的更动而突然消失。根据从斯大林与希特勒身上所得到的印象，奥国作家 Stephan Zweig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于1553年，以卡尔文为咨询对象，而判决西班牙医生Michel Servet死刑的事件，曾经这么描述：

…残酷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木头聚积在柱子四周，刽子手把Servet的手绑起来，很快就要拿铁链把他吊上柱子。

Servet微弱地喊着：「哦，天主，我的天主」。Farel大声地说：「你没有其它要说的吗？」看着柱子上的Servet，跋扈的Farel仍旧希望Servet在最后一刻能够承认三位一体。然而Servet却坚绝不放弃自己的想法。

火焰从四面涌来的时候，Servet凄惨的长号让观看行刑的人因惊恐万分而走避。

在这骇人的时刻，卡尔文在哪里呢？是想让人以为他没参与这件事？还是小心地把自己藏在家里，免得受惊？

然而，那时期的瑞士，由卡尔文领导的日内瓦新教会毕竟只有一个人被判极刑，在苏黎世则有相当多的「偏离份子」被淹死在利玛河里。

卡尔文主义是卡尔文一生中许多主张的统称，在不同的讨论里有不同的意义。根据现代的神学论述习惯，卡尔文主义是指「救赎预定论」与「救恩独作说」，认为，无论多么位高权重，任何人都不得享有无限权力；卡尔文主义者支持教会人士可以参加政治活动，使世俗更加接近上帝的旨意；其一般教徒更重视经济、民主制度和公众教育，但多数人专政的情况也更严重。

十八世纪的欧洲，成功的企业主、富有的银行家及成果丰硕的科学家，全是卡尔文主义者，这些人接受良好的教育，能力超过一般，认为上帝最是应该感谢。卡尔文「人的好坏由上帝决定，人类自己无法改变」的理论，一开始给人「只要天注定，再怎么努力也没用」的印象。事实上，人们为了确定自己真是上帝所拣选的好人，就要深信自己的生活就是上帝所喜欢的、所给予的。像隐士一般遗世独居，不是上帝所悦纳的，唯有真正进到生活里，和生活拼搏，才足以取悦上帝。常被人引用的「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做鞋，将整个人的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便是新教支持理性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活动的明显例子。

虽然增进物质生活并非改革教会的目标，反而更像是副产品，然而改革后教义与指示所根据的内在逻辑，都直接、间接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与理性计划。卡尔文带给人的革命性讯息是，每一行业都是上帝的召叫。无论是扫街者、银行家，无论是糕饼师傅还是大学教授，只要是上帝安排的位置，人就应该勉励工作。能把事情做好，就是人被上帝拣选的标记。

马丁路德一生死锁在反对资本的偏执中。对路德而言，银行家是邪恶的一群人；他认为旧约记载，收受利息应遭谴责的训示不应废除。卡尔文正好相反。他生活在努力赚取财富的日内瓦，认为禁止收受利息没有意义。就在这前提下，卡尔文主义的银行家都成了顶尖的金融好手。

美国建国元勋法兰克林曾写过：「每天赚十块钱的人，如果花半天的时间散步或赖床，即使他只用去六角，实际上也等于同时花了或丢了五块钱。」法兰克林来自一个清教徒家庭，清教徒便是英国的卡尔文主义者，这些人远渡重洋，到美国盖建一个新的、属于新教的耶路撒冷，当然也筹建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

在「天注定」的思想下，卡尔文主义者发展出的特殊工作伦理，让资本主义更加兴盛，不难看出，西方已开发国家均深受卡尔文主义的影响。荷兰在十八世纪晋升为领先的资本势力时，其天主教的南部相对显得落后。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巴塞尔、圣加仑等著名大城也都是新教的城市。而接受新教之后，原本土地贫瘠、冬寒严峻的新英格兰，在短时间内便超越了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南美洲。

没有神职人员、没有主教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比，显得无依无靠，却也有较多自由并承担更多责任。卡尔文主义的上帝有着绝对的权威，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君主能与之竞争。卡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里有四种同职等的工作：牧师、受训者、教师及长老，改变了传统天主教会领导人的位置结构，并让平信徒和神职人员共同主持教务。没有位阶的体制结构，影响所及，新教国家往往成了民主国家的先驱。更激烈的是，卡尔文曾写到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谋杀暴君也是合理的！没有卡尔文，英国清教徒恐怕不会在1649年将卡尔一世的首及取下。

虽是「天注定」，人们却可以决定是否要以「被拣选者」自居。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化意味着，人能以自主的方向前进并为自己设下界限。卡尔文主义把日常生活看成是宗教活动，工作与赚钱等「毒品」其实是具有上帝旨意的内涵。若将当今的金融危机归结于卡尔文主义作祟，其实是抹杀了卡尔文主义在上帝面前自负责任的伦理。

五百年前原是嗜读群书的卡尔文成了宗教难民后所发展出来的训诫，对人类影响极为深远。有人说，没有卡尔文，世界或许比较贫穷、比较不自由，却也可能比现在快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