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 ，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
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 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 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 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 ，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技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 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原载《湘江评论》创刊号）

“民本主义”的重生－读《湘江评论》发刊词有感

这篇发刊词刊出了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当年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他们的理想是民本主义（平民主义），矛头对准的是精英主义，文中所指的强权。

回顾毛泽东等最初一代共产党人的初衷，民本主义是其理想，也是其一生的奋斗目标，不是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上确认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是人民政府，法院是人民法院，警察是人民警察，军队是人民子弟兵。两个务必，群众运动、人民史观、大民主。这些新事物可以说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也可说是对自古以来的“民本主义”传统的一种新的尝试，“民本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初渊源。

至于如何实现“平民主义”，在毛泽东当年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被人们认识之前，人们普遍对西方传来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舆论自由非常崇拜和迷信，“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这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共识。毛泽东也曾经希望“将民众联合起来，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然而和平的道路在当时的中国根本行不通，西方传来的议会、民主、舆论自由、司法独立没有一样在中国行得通。
要走议会道路吗？袁世凯用上万“公民团”胁迫议员投赞成票当上了总统。曹琨用5000银圆就将议员们统统搞定，贿选当上了总统。这些议员难道不是各省各界的精英，他们怎能如此不堪胁迫和诱惑？如此出卖自己的良心？！要采用民选吗？陈水扁煽动起台独民粹，撕裂族群，靠两粒子弹当上了总统。贪污纳贿，东窗事发，竟也有大批群众誓死捍卫。可见在中国实现西方式民主之难，虽历经百年，仍然不适合中国国情。
没有统一的信仰，坚定的操守，怎能实现民主？实现了民主又怎能给民众带来福祉？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民本主义和精英专制主义的斗争一直是一条主线，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根本在于各类强势集团总是以其一己之私来把持整个世界，因此，非但西方传来的民主、自由一到中国就变了味道。“舆论自由”也同样会成为空话。
从以下事例就可想象未来中国可悲的“舆论自由”会是什么样子。10月22日，天涯网友揭露：山西干河煤矿按矿难惯例发封口费。11月15日，央视揭露：百度的客户公关按广告费改变竞价排名。这些事件都足以说明不论是政府舆论还是民间舆论都完全可以被金钱收买。在阎崇年被掌掴事件后，我们更是悲哀的看到绝大多数公众媒体舆论都在为阎崇年站脚助威，把一记耳光夸大为“反智”、“反文明”的暴行，而对事件的起因，阎崇年的丑恶言论－美化反人类的大屠杀，美化禁锢人类文明的文字狱言论却一字不提，让人看到的是媒体精英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堕落到只从派系利益来判断是非，泯灭了良知。他们这些人，在面对政府时，要求舆论自由，而当他们面对老百姓时，则用专业能力来压制来自民间的呼声。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成为这些知识精英的四把飞刀，总会择机将最合适的一把投掷出去，而掩藏起对自己不利的那一把。如果你要和他们谈“话语权”，他们就诬蔑你是民粹，给你带上民族主义的高帽子，剥夺掉你的说话权力。可见，他们一贯要求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的言论不是给予社会其他阶层的，而仅仅是针对阎崇年之类的自己人。

舆论自由不行，司法独立就好吗？最近发生在政法系统的大案，华南虎葫芦案都让人们对法治失望。华南虎事件，当地政府弄虚作假、掩盖真相足有8月之久，当事情无法遮掩之时，推出周正龙一人顶罪，而周正龙也一再被轻判。这分明是玩弄政府公信力，玩弄司法与鼓掌之间，拿全国的老百姓当傻子一样糊弄。
过去判案讲“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现在不提了，判案不用考虑社会影响。03年发生的刘涌案，名律师们一句“你们不懂”，就把老百姓对此案的关注排斥在外。“专家论证会”和“你们不懂”是精英们排斥民众监督和参与最好的理由，是拒绝“人民”的最好办法。这样的司法独立不过是一部分人以司法独立、法律神圣为名将司法专营化，把法治搞成自家把玩的工具。我们的法院、检察院虽然还叫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但已经快名存实亡了。
当民众对司法公正丧失信心之后，就会出现讨债公司之类的黑社会组织，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胡文海、杨佳站出来以自己的方式行使正当的权利，类似翁安事件这类的风波就会越来越多。
这些都足以说明既便“民主”实现了， 舆论自由了，司法独立了，知识分子有发言权了，中国也不会一片光明。

正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法制”在中国走不通，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在放眼世界寻找一条全新的道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成功的道路，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成熟。
然而，我们不要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传播，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正是其纲领宗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契合，是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和当代社会科学结合的硕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因为中国有着深厚的土壤，这就是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民本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是潜移默化的，在不知不觉中熏陶感染着中国人。它是道德和伦理、理想和主义，更是思维方式。而同是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对象，印度和中东就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就是因为中国坚持民本主义，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政府每一项举措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都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一边，行政、立法，司法都要“以民为本”，考虑的也是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影响。决不把利益集团合法化。当每个社会组织都自觉的以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就不会有所谓的相互制衡的机构组织存在的必要。因此要统一意识形态，统一意志，所以要坚持一党制，党来确保每个社会组织的方针路线不发生偏差，不以私利代替公利。只要把党建搞好，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把监督权下放到社会，放给人民来评判，对官员的品行监督要从严。司法不应效仿西方法学体系，所谓的“以人性为据”，大搞“程序正义”、“法理事实”、“法理”判案，造成司法和社会道德良俗以及民众常识激烈冲突，“以民为本”不能搞司法独立。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里，毛泽东还注重批判了部落思想。部落思想的表现就是地域主义，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就是本位主义。部落意识通常被精英们煽动起来促成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巩固。这些都是民本主义的对立面。

利益地方化、利益民族化、利益行业化、利益部门化都是部落意识的表现，利益集团相互利用、相互制约、利益均衡，他们共同瓜分民众的利益，国家成为各方利益集团角逐的舞台。另一方面，利益集团合法化之后，面临强势集团的巧取豪夺，精英们鼓吹的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这些政治诉求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足以骗得民众的拥护。而这不过是各派利益集团占山为王搞的利益均衡，对普罗大众利益侵犯的监督仍然是泡影。

毛泽东当年那个时代，中国曾掀起“联省自治运动”。“湖南人的饭湖南人吃”，各地都有浓浓的省际情结，各省军阀以本省民众利益的保护者自居，以骗取本省人的拥护，桂系掌控湖南，湖南人顿时感到如同亡了国一样。当年的“联省自治”带来的是国家分裂和无休止的军阀混战，既便是曾经的革命势力也不免沦落为军阀，孙中山感慨道：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相声“关公战秦琼”就是对军阀们浓厚的省际情结巧妙的讽刺。

今天，我们同样看到类似倾向。比如，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成56民族共和国，把中国说成是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政权联合体。他们把少数民族绑架到蒙元、满清两个朝代，把揭露蒙元、满清政权黑暗的言论强按上排斥少数民族的罪名。又比如有人竟然在公众媒体上假设广东是个独立的国家会如何如何，喊出“广东共和国”，又比如网上骂战不止的东北人帖。这些部落意识一旦成为国家政治的主体意识，分裂内战就可能发生。

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这个问题放到今天，更让人深思的就是所谓西方民主、自由、人权之路是否真是“平民主义”？当有人欢呼陈水扁下台，又被收押，认为这是民主胜利之时，想没想过，当年国民党又是如何下台的，人们又是如何欢呼民主胜利了，如何高兴地看到台湾成为“民主范本”的？
事实的确如此，部分民进党拥趸誓与腐败“总统”陈水扁共存亡，民进党重拾起街头暴力。这不正说明，民主在中国仍然是民粹，永远是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意识形态武器。
所以，作为民本主义者，毛泽东主张用民众力量打败精英主义，而不是依靠另一批精英。

百年来的社会史，革命运动变革不断，是围绕“民本主义”这条主线展开的，然而却是自发的过程而非自觉的过程。民本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形式，要采用不同的政策，也许是革命和改革、也许是求同存异下的和谐。“五四”以后，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不再考虑其他主义和其他方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免被形式化，教条化，甚至被推向极端。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制约了社会的活力，曾经的进步力量又沦落为社会进步的阻力，同时涌现出一批形式得利者，尤其是后来的文革运动，否定传统优秀文化，造成混乱和动乱。不断的运动涌现的代表人物都是会造反的人，敢斗争的人，但是这些人没有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他们上台不久就变质，甚至比被他们打倒的当权派堕落得还快。之后掀起的下一次运动又把这批人再打倒。文革之后，造反派被清洗，这些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被人民怀念。
这就告诉我们：片面强调方法和道路，不知已经迷失方向；片面强调意识形态，跑步进入新型社会，就会败坏了我们曾经拥有的理想。渐渐忘却了的是“民本主义”初衷，不论是从左的右的否定传统文化，都会把薪火相传的“民本主义”给否定掉，从而走向民本主义的对立面，否定之后，精英主义就来占领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的空白。形成民本主义和精英专制的又一轮斗争。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发刊词就如同昨日再现一般。

时隔近百年，精英专制又卷土重来，中国社会再次面临着精英专制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激烈斗争。民本主义同精英主义的对立是永远的，毛泽东当年面临的任务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恢复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重振民本主义是当前的任务。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采用革命的方式。除了急烈的，还有温和的方式，除了法家还有儒家。

在《光武中兴和儒家精神》中，指出“民本主义”是立国之本，民本主义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让大众认同的主流文化思想，恢复民本主义，就是恢复中华正统，是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是最牢固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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