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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做法是十分不合理、不正常的。就是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在撤换上搞一刀切，例如五十岁一刀切，换人。这里面看不见一点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那些换下来的人在干什么呢？一些当然乐得休息，工资照拿，一分不少，有一些则一边拿工资，一边在外面去做生意，去做这个房地产老板的助理，那个投资商的顾问，甚至当股东。实际上就是国家用人民的劳动白白地供养这些退居二线官吏十年，要耗费多少钱？而且，这里面很可能还隐藏买官鬻爵的腐败活动，而那些在外面公然地做生意找钱的官吏，又利用他们旧有的政治资源和商人结合，也隐藏着腐败的危险。这样的撤换官吏和人民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是人民要拿钱去供养这些不干事的人。而五十岁，对于官吏来说，恐怕正是经验丰富的年纪，却让他们什么也不干了。总之，各方面都没有好处。甚至有一些犯了错误的官吏，有还没有达到被定罪判刑的地步，也仍然拿着国家工资又什么都不干。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中，官吏享有多大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当然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

　　

官吏退休了，或者被撤换了，如果失去了国家的经济保障，当然要允许他们去自谋生路，他们去和商人、资本家一起办事业，当然也应该允许。而从这种现象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由于官吏管理着国有的资产，所以他们和资本家是很接近的，他们可以轻易地转换身份，成为资本家或者资本家的伙伴。这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强调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的原因。如果没有民主监督，官员的这种特权就会走向腐败，从内部不知不觉地把无产阶级的专政变成资产阶级的专政。

　　

现在进行的一些政治改革，例如2009年开始的县委书记一把手权力公开的试点，当然是好的，但仍然还没有触及到根本。根本在于在宪法上确定人民的批评权利能够转换成为对官吏的撤换权利。即必须要设计一套对官吏罢免、撤换的启动、运作的程序。

　　

这当然首先要做到保证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能够畅通，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宣传国家分裂、民族分裂，就要保证人民群众可以用集会、游行、示威、出版的方式提出他们的要求，包括对于官吏的撤换的要求。而对于这种要求，必须通过法律程序加以评判，由法定的机关进行审查，由此转移到启动对官吏的罢免撤换程序上去。

　　

因此，需要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一种类似于宪法法院的机关。这种机关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它的专业就是接受和审查人民群众的请愿，并专门负责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特定的官员提起罢免和撤换的程序，而最终是否罢免和撤换，则由人民代表大会用投票来决定。

　　

当然，人民代表本身依照宪法就有罢免权利，而事实上在现行的体制下，这种权利几乎没有作用。而其之所以不起作用，当然有各种原因，但原因之一实际上也正是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的监督权利根本没有到位。现在的人民代表，一部分本身就是官吏，他们自己就是应该被监督的，不能指望他们自己监督自己可以起多大作用，如果没有直接来自人民群众的压力，其他的代表怎么敢行使罢免权？何况有一部分代表本身就是官吏安排的，他们更是没有依法监督的愿望。

　　

因此，说来说去，如果没有人民的言论自由，没有这个开端，我们再怎么设想，都是难以落到实处的。我们从文革的经验教训就能够认识到，人民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一旦主动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其力量就是巨大的，但文革有没有走法治的道路，因此这种力量就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

　　

鲁迅1932年答《中学生》杂志社问时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话不会过时，右派要用，左派一样要用，尽管各自所想的言论自由并不一样。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是服务于把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确定为神圣的永恒这个目的，而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领袖和官吏不腐化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不为资产阶级挂羊头卖狗肉。这种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相比，是更加的复杂，因为受到生产力的决定，这种自由也不能不建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上。即如今日的中国。换句话说，是要保证经济上的弱者成为政治上的强者。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矛盾也是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所没有的。

　　

因此，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必须设立鲜明的界限，这种界限，在中国，就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实际的活动中，却完全没有达到这样大的自由，原因就在于，党的官吏把自己等同于党，政府的官吏把自己等同于国家，滥用自己的权力，忘记了党的官吏和政府的官吏都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严格地依法办事，才能够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的一员。权力不受监督就必然导致腐败，资产阶级专政下如此，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如此。

　　

在中国，反腐败决不是一般的道德问题、法律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否能够维持和发展下去的问题。为什么人民群众对腐败如此深恶痛绝，这要归功于毛主席那一代共产党人不懈地唤醒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的努力。只有无产阶级是坚定的反对腐败的阶级。对腐败的这种深恶痛绝的感情的变迁可以反映中国的政治态势，如果有一天群众对于腐败完全的麻木不仁了，可以说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寿命恐怕就到头了。

　　

最近看了一篇对褚时健的采访，这位红塔集团的前领导人现在在经营果园，应该说做得很好，但是那篇文章却让我有种别样的感受，就是它好象在为他鸣冤抱不平，给予他当年的腐败行为以很大同情一样。这使我想到，中国的右派在骨子里本来就是不反腐败的，为什么？因为共产党的官吏的腐败不是一种一般的腐败，而是一种资本家的复活，即他利用权力来达到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既然右派们是主张资本主义的，那么做一个资本家就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被视为普遍的人权的。所以，像褚时健这样腐败分子，不是罪犯，反而是资本主义复活的先驱。可以想象，一旦资本主义专政在中国实现，他们对于历史进行清算的时候，褚时健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平反，都会被称为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难道不是吗？所谓全民所有，就是对人性的残害嘛，对神圣的财产私有权的侵犯嘛，而用腐败手段从全民所有中捞取个人的好处，不就是人性的复归吗？——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的这个特定环境之下，只要内心里向往资本主义的人，就不会对腐败深恶痛绝，而会给腐败保留很大的同情，会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一样要反对腐败，但我这里说的是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的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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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窗子，就可能有苍蝇飞进来，但是不能够因此就不开窗子，回到黑暗的铁屋子中去。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在它的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当然也会附带地引起一些不好的现象，就像苍蝇总要借机飞进来一样。人们可以集会游行示威了，一些不法分子会趁机打砸抢，一些理智不强的人会被裹胁而违法；人们可以更加畅所欲言了，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也会发表，这就是不好的现象。但是这有多可怕呢？难道中国共产党竟不相信人民有抵制的能力，不相信人民会坚定地支持对于不法行为的严厉批判和打击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题中之意啊。

　　

当然这些确实是棘手的问题，不是嘴皮上说几句就能够解决的。我们的警察经常拿着盾牌和警棍在操场上训练，这是要对付谁呢？就是要一直这样不准群众集会游行，非要刺激起突然的群体事件而不分黑白地都打压下去吗？是只要有群众集体上访吵闹了办公，就抓捕他们投入监狱吗？不应该是这样，老百姓有多少是天天想着造反的呢？绝大多数的人总是希望执政的人更合法更公平而已，警察们当然可以手持盾牌警棍，但那应该为了维护好秩序，使人民的要求更顺利地提出来，防止那些不法分子来破坏这秩序。

　　

但我们的一些官吏经常走极端。当群体事件多发的时候，在媒体的压力下，为了表示自己开明，就有人发表声明说再也不使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说法了。这实际上是搞面子工程，形式主义说空话，应当只是要慎用这种说法，不要动不动就指责群众。但如何能够说群众就都明了真相呢？如何能够说就不存在“一小撮不法分子”呢？

　　

在言论自由不够，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官吏经常都自相矛盾，一方面口口声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可是群众一集合起来，又称为不明真相，蔑视群众，一旦事情闹大了收不了场，又低三下四，群众又成了神。

　　

我以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个口号应当修改，应当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对于群众，应当是“重视群众，关心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就是相信和依靠无产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而重视和关心群众，就是要分清是非，从群众的要求中看到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要求，而警惕和防止群众中的腐朽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要求。群众的要求并不都是正确的，记得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因为群众不等于人民。毛主席喊的是“人民万岁”而不是“群众万岁”。任何一个个人都不能万岁，群众当然也不能万岁，因为群众不过就是个人的集合。只有人民才可以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