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

施用勤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更主要集中在后者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内政外交经济政策、斯大林建立的党内制度上，也就是说，他与斯大林的分歧集中表现在革命、建设的战略策略上。托洛茨基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内部）有限，有兴趣的读者对托洛茨基在这些方面对斯大林的批判还是有所了解。不过，要说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托洛茨基对斯大林进行理论批判的文章《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的中译本收香港十月书屋出版的《托洛茨基文集》中，内地看到的人不多，还有一篇集中进行理论批判的文章《官僚的哲学倾向》是一部长达60多页的未完成的手稿，此文在收入美国开拓者出版社出版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8-1929年）》前，一直保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中。虽然此文尚未完成，仅仅是一部手稿，甚至一些该加引文的地方仅仅标有符号，而没有引文，但是，在这篇未完成的著作中，对斯大林理论谬误的批判，反对他的狭隘经验主义，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表述得相当清晰完整，而且至今还没有中译本，值得介绍。

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运和我国的特殊地位，人们一直把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这种历史遗迹至今仍然可见，如直接隶属中央办公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无须说，在很长时期内，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斯大林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有谁会对此加以怀疑呢？他的著作（包括《列宁主义问题》）一直是干部必读，一直被当成真理的化身。当年中苏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赫鲁晓夫打破斯大林这尊偶像，批判他搞个人迷信。即使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也有看法，在1956年刚刚得知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时还曾感慨地说：“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后来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对斯大林搞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优点，三分错误也无非是肃反扩大化，而且还有情可原：国内阶级斗争、外国武装干涉的压力，若不是严酷的清洗，苏联也会被纳粹的第五纵队颠覆了。从未听到过中共对斯大林的理论进行过批判。

笔者管见所及，以前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未曾在我国的理论界、国际共运界和党史界引起过任何异议。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怕挤不上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的豪华列车，在告别革命的口号下，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抛弃，谁还管斯大林的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呢？因此，笔者所看到的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是惟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对斯大林的理论批判。又因这一批判涉及列宁主义定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一国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而且长期以来斯大林的理论观点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别说是批判它们，甚至都没人怀疑过。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介绍，与感兴趣者共享。

一、列宁主义定义

什么是列宁主义？斯大林是这样界定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列宁主义的定义对我国的几代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迄今为止相关教科书还是这么写的。在百渡搜索网上点击“列宁主义”一词，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扑面而来。有谁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呢？毛泽东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是列宁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与斯大林的定义大同小异，只不过说得更具体、更直接一些。但列宁怎么发展和如何发展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没有具体论述。但从这两个人的简洁的概括中，可以得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质的不同的结论。毛泽东、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也令人想到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如今40-5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其中一句话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文化革命初期，有人为这篇不算太短的前言谱曲，全民共唱。后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他写的前言就不提不唱了；不过也没有对它进行批判，显然对林彪的提法并无异议。

然而托洛茨基的犀利目光看穿了斯大林这个看似简洁、无可争议的定义的谬误和它所包藏的险恶用心。这个定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意味着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有人大概会问，有这么严重吗？托洛茨基言过其实、危言耸听。大概是出于对斯大林的仇恨。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前帝国主义时代的，时代变了，理论也要随之变化，要创新，与时俱进嘛。

当然，托洛茨基的批判不那么简单。他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成份谈起：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揭示。唯物辩证法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它的历史发展上。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体系，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在人类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领域中。托洛茨基认为，在这三个基本成份中，除了经济学体系、即马克思的《资本论》需要增加新的一章或一卷，以便把帝国主义时代形成的新东西和新形式纳入其中，其他两个因素——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远未得到充分展现，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也仅仅是对其学说的片断的、天才的解说，而不是它的完整运用。确实，源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不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头脚倒置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巅倒了过来才得以产生的吗？如果列宁真的发展了辩证法，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把只适应前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为能够运用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就应该说，它确实与马克思主义有了质上的区别。然而，读者在列宁的著作中与其说看到的是列宁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还不如说看到的是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谁能具体说出列宁怎么发展辩证法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还是应用，判断起来并不是很复杂的。难怪托洛茨基要问：“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唯物辩证法、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价值理论，那么，在被奉为经典的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官方界定中应该放进什么内容呢？”

斯大林认为更确切的列宁主义的定义“是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托洛茨基问道：“如果列宁主义是‘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不是“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又是什么呢？列宁一生都为捍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与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斗争，那么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有什么意义呢？

理论、策略与实践和时代的关系：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错误界定的根源之一是他对理论的经验主义看法：即理论仅仅是“反映”时代。在其《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专门谈论理论的一章中，斯大林说：“理论可以变成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如果它是在与革命实践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形成的话。”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眼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革命实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形成的，因而对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实践”来说是过时的。另一方面是斯大林企图机械地把马克思和列宁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因素等同起来，这种等同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归结为他们“活动”在不同时代，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般革命的”，而列宁主义是“极端革命的”。

托洛茨基认为，真正伟大的理论不是在与当前的实践的直接联系中形成的，而是对人类的全部实践的综合和总结。正是因为理论不是与它同时代的实践联系在一起，而是凌驾于后者之上，它才能超越它所处的时代，高瞻远瞩，指导后人的实践。

理论通过策略与当前的实践联系起来。因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的策略是不能超越时代的，即不能凌驾于客观历史条件的成熟性之上。列宁的活动与马克思的活动的差别，主要是策略和战略方面的，而不是理论上的。

列宁主义的正确定义应该是什么呢？托洛茨基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功绩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没有他创立的第一国际，马克思仍是马克思。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是独立存在的，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是他的革命实践的注释。马克思的实践不会为他的理论增添任何东西。而列宁的著作就不能脱离他的历史工作而独立存在。

马克思没有机会在实践中充分展示自己，但他在思想王国中完成了“十月革命”。列宁一生虽然也写下了几十卷著作，但不论是他的政论，还是他的理论著作（哪怕是与实践关系最远的《经验批判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的。

列宁若没有十月革命，就不能成其为列宁。列宁的工作规模是如此宏大，在他的革命实践中首次需要运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但是，列宁没有创造列宁主义理论，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完成新时代的革命任务。

在文章的结尾处，托洛茨基说：“列宁的实践首次让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为自己服务。这两个人物的‘并驾齐驱’应该是在这条道路上。斯大林证明他们两人在各自的时代都成功地进行理论和实践活动，一个是革命的，另一个是‘极端’革命的，将永远是思想追随者的可悲的笑柄。马克思和列宁不是凭斯大林的通行证走向不朽的。”而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目的，就是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修正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传统。这些都充分地体现在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体现在他的左右摇摆的政策中。

经过上述对托洛茨基的列宁主义定义的扼要介绍，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孰高孰低，读者自有公论。

二、三个阶段理论

三个阶段理论是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主要依据，也是斯大林等人反对十月革命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的导致1925-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依据。

所谓三个阶段，既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

1917年列宁回国以前，在3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出席者都认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因此，他们拒绝刊登列宁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方来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甚至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泄露起义日期。在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愤怒地骂他们是工贼，主张将他们开除出党，与会的中央委员大多数不赞成将他们开除出党。[i]这表明当时多数中央委员认为他们破坏纪律是有情可原的，即出于他们都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三个阶段的理论。

十月革命的洗礼并未能洗去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在他们实际掌握了共产国际领导权之后，在制定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时，仍是严格遵循三个阶段的理论。这在他们制定的中国革命政策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以前，人们习惯地把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归罪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事隔70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元凶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是他们的以三个阶段理论为依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世纪90年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件》表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实则是命令——是多么全面细致，甚至什么时候去见谁，说什么话都有规定。每次在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后，陈独秀都主张退出国民党，放开手脚发动工农革命，均被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制止。斯大林、布哈林通过他们的特使布勃诺夫让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他们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义务是为国民党做“苦力”。[ii]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为国民党做“苦力”是他们的革命义务呢？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的领导应该是资产阶级。斯大林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首先应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基于这种认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前景的评价是：

中国的革命军队（即蒋介石的军队——施注）是工人农民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人的进攻意味着对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打击，意味着对所有中国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

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只是知识青年（革命大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服从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这样就能推动革命飞速前进。

后来，我国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也都接受了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定性。其实，在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曾对这种定性展开过争论，只是如今对此已鲜有人知。当时中国的托派是不赞成这种定性的。托派领导人之一尹宽曾发表一篇长文，论证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判断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只想指出，后者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到的全球化。《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了公共财产……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iii]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预言了全球化，然而愚钝的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忙于榨取剩余价值，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直到上世纪末才意识到世界已经按照它的方式被全球化了。国际学术界为此热闹了好一阵。全球化、地球村在我国学界也火了好几年。然而马恩预见资本主义全球化，并不是为了住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地球村，享受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豪华奢侈的生活，而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造成的全球化的趋势，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人人都能摆脱异化、实现其本质力量的平等社会。后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全球化趋势的反动与倒退，肯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也正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放弃了世界革命，才使资本全球化在今天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主流。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观察到的全球化趋势，经过70多年的发展，到1926-1927年肯定变得更加强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业、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界定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忽略这些极其重要的事实，很难说是科学、完整的。

殖民地、封建主义的存在，只能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问题的实质是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从而进一步把它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恪守“三个阶段”的理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仍不改初衷。1927年5月24日，在武汉左派国民党着手粉碎工人农民时，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声称：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

在回答一位工人的书面提问——为什么不在武汉建立苏维埃时，斯大林说：

显然，现在谁号召在这个地区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他就是企图超越（！）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就是在冒让中国革命陷入极端困难境地的危险。

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在与大学生的谈话中说：

在中国是否需要工农代表苏维埃，答案是肯定的，当然需要，但应该是在武汉革命政府得到巩固之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之后，在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革命之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甚至专门做出《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和武约维奇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讲话的决议》，该决议说：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会上要求马上形成苏维埃形式的双重政权，马上采取推翻左派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这个表面上极左的要求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它不是别的，正是重蹈托洛茨基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段的旧立场的覆辙。[iv]

托洛茨基以十月革命为例，反驳了对他的指控。一般人都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学界多数人也持这种观点。其实不然，二月革命只是一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因为它的最重要的任务——土地革命——并未完成。这个任务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才完成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土地革命，才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发动十月革命并获得胜利。反过来说，如果二月革命能够完成土地革命，就不会有十月革命。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只有它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革命给农民带来了利益，使他们免除了5亿卢布的地租。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给农民带来了15亿卢布的损失。农民对此十分清楚。因此，他们支持搞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但他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就是共产党。如果土地革命真是二月革命完成的话，农民根本不会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恐怕连一年都维持不了。换言之，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在一个阶段内完成，才使得无产阶级专政渡过了革命后最困难的内战阶段。

其实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打破了三个阶段理论的束缚才取得的。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辛亥革命完成的，也不是北伐胜利后完成的，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完成的。这又一次验证了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经验，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里讨论的只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阶段进行还是在同一个阶段中先后进行，这两种模式哪种可行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与否，它的得失成败，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俄国的十月革命在“超越阶段”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胜利了，而1927年的中国革命在恪守“三个阶段”理论的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下失败了，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然这两场革命的胜负是不能仅仅归结于遵循还是违背三个阶段理论的。不过，直接涉及到谁掌握领导权的三个阶段理论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概是不能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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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33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ii]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349页。

[ii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版。

[iv]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й,№15-16，стр.13.

诡辩与第一手资料的对决

——答杜应国先生

施用勤

拙文《双重曲解下的手续洛茨基》在《21世纪》（网络版）上刊出9个月后，杜先生决定反击。然而他不在史料的基础上与笔者过招，把他的争论降到诡辩、玩弄文字游戏的层面上，令笔者为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杜先生说的非常自信，大度地认为我的文章不值一驳，只要把他的大作《关于手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与拙文《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放在一起，读者自会分辨是非曲直。然而看他的反驳文章，笔者感到的是急切的报复心理，狡辩多于说理，曲解多于对史料的客观解读，表面的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理直气壮，其实是虚张声势、色厉内荏。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拙文所说的“双重曲解”并非像杜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他在斯大林时代对托洛茨基的“第一次曲解”的基础上对托洛茨基进行了第二次曲解。拙文指的第二次曲解是在告别革命时代对托洛茨基的曲解，还特意指出《领袖三部曲》的作者德·沃尔科戈诺夫。进行第二次曲解的也是一大批人，国内外都有。杜先生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令人敬佩，只是这个责任他独自承担不起来。何况杜先生所用观点大多为上世纪80年代布哈林热以来形成的观点，严格来说是属于第一次曲解的产物。莫非杜先生也想把第一次曲解的责任也承担过来？笔者没有把任何一次曲解的责任推给杜先生，只是说他的大作是这双重曲解的影响的产物。

杜先生指责我没有准确地一字不差地引用他的原话，笔者在此想稍做解释。一是因为杜先生的文章发表在网络上，我没有打印出来，也没有把我认为值得商榷的话剪贴到拙文中，并非是我蓄意歪曲杜先生的话，只是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搞相关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我知道杜先生的观点出自何处。虽然不能保证一字不差，但意思是不会错的。另外，既然说的是“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我更主要的是反驳对托洛茨基的双重曲解。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向杜先生道歉，因为拙文是直接回应杜先生的，确有把别人的表述方式强加给杜先生之嫌，此外，杜先生在转述这些观点时，毕竟下了工夫，我没有逐字引用他的话，对他的劳动有失尊重。

为了让读者了解我是怎么曲解杜先生的，我只举一例。拙文说，联系到托洛茨基是在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建议被否之后才不得以求其次，就更没有理由说这些措施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独裁者的嘴脸，若是他在权力角逐中获胜，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杜先生驳斥说：“笔者在比较分析斯托两人的性格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铁腕人物，对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有着同样的喜好。’……归结道：‘不难想象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什么样——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白纸黑字，明明是一个不确定的语式判断，怎么在施先生笔下就变成了‘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了呢？”“再说，笔者在这里强调‘铁腕人物’，而不用‘独裁者’。一是因为托洛茨基从严没有独立执政的经历，因此不好妄加推论……”笔者不禁要问，杜先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据正常理解，“铁腕人物”不是杜先生这句话所要强调的，它无非是杜先生所要推论是 “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洛茨基“会是什么样”的论据，而且还给出了答案，“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与斯大林基本一样，但不完全一样。换言之，就是大同小异。决不会是用已经确认了的“铁腕人物”的事实来强调托洛茨基在“大权在握后”仍是铁腕人物。既然杜先生说托洛茨基“没有独立执政的经历，不好妄加推断”，那么“不难想象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什么样——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又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在“妄加推断”他“一旦大权在握后”“会是什么样”吗？也就是说，杜先生的这句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推断托洛茨基“一旦大权在握后”的状况，前边的“铁腕人物”云云，都是为推断“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什么样”服务的。笔者与杜先生区别的决不是“不确定语式推断”和确定语式推断，而仅仅是杜先生说的是“不难想象”，而笔者说的是“肯定”，杜先生说的是“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而笔者更直接地点出了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独裁者”而已。现在为了指责笔者曲解他，硬说是他的话是在强调托洛茨基是“铁腕人物”，托洛茨基“没有独立执政经历，不好妄加推断”。莫非杜先生真是头脑混乱到连自己要表达什么都弄不清楚了吗？还是为了用诡辩术在枝节问题上制造论敌“随心所欲地改变对手的话意”，使读者对笔者的论述和论据产生怀疑，而故意曲解自己的话？

既然杜先生再次把问题引到这里，那就还应该把看看这两个“铁腕人物”和“发号施令”是否完全一样。按《现汉》的释意，“铁腕”一词的意思是强有力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两人都是铁腕人物。但在如何使用“铁腕”上和铁腕的由来，二人却有天渊之别：斯大林是靠高压和恐怖手段，而托洛茨基靠的是启发、调动人的积极性，靠的是他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和在他领导下取得的胜利而形成的威信。杜先生在两人都喜欢大权在握中看到的是两人的一致之处，而列宁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对手中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能否永远谨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感到担心，而对在内战中手中掌握无限权力的托洛茨基不仅毫不担心，而且给予无限的信任，列宁预先给托洛茨基签署信任状，并在空白的信任状下写道：“同志们：鉴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肃性，我完全相信并绝对想念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正确性、合理性、对革命事业胜利的必要性，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命令。”并且说：“这样的信任状您需要多少我就给多少。”[i]

说实话，我确实不想写反驳文章，是因为对杜先生解释他的话的真实含义不应该是历史论战的内容，不愿意在杜先生把这场论战降到的诡辩层面上进行论战。但我还是比杜先生更快地做出反应，立即写了反驳文章，倒不是因为我缺乏自信，不，我同样希望不仅将拙文《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与杜先生的第一篇文章放在一起，而且希望将这四篇都放在一起，接受读者的评判。我担心的倒不是拙文会在网络上消失，无法与杜先生的大作比较，因为我的相关研究文章及译作都在网上，时间最长的大概有三、四年了。我担心的是，这个话题说的是近80年前的事，年深日久，再加之如此漫长的岁月中盛行于世的是对托洛茨基的曲解，所以了解真相的人不多。根据我多年的研究经验，顺着流行观点说，很容易顺理成章，想把这类观点推倒重来，是十分困难之事。更何况像托洛茨基这样遭迫害、曲解、诬陷达数十年之久的人，在革命大行其道时，他被诬蔑为反革命而遭到妖魔化，在告别革命时代又把他当成革命狂人，再度进行妖魔化。要把他的事说清谈何容易。杜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例。

由于杜先生对拙文的反驳主要集中在工会问题争论、新经济政策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态度上，这三个问题归根到底都与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有关，也是对托洛茨基双重曲解的一个焦点。因此笔者的答复重点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上，其他枝节问题就不赘述了。

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工会问题杜先生着墨最多，笔者要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也不得不多写一些。

在工会问题上，杜先生以为抓到了笔者的致命伤，立即搬来了重武器，想把笔者置于死地。可能他在想象中已经看到笔者被他打倒在地，已经没有还手之力，得意之余，他还幸灾乐祸地指点笔者“仔细品味一下原文的含意”，让我“再去读读列宁在争论期间写下的《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等文”。如此强有力的论据，居高临下的火力，恐怕笔者只好认输了。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杜先生意犹未尽，又就笔者在工会问题上的“知识性错误”洋洋洒洒地说了一通。

杜先生指定要笔者“仔细品味”的托洛茨基的两句是：

在后来的整整一年中，国家的经济生活便在一条死胡同里挣扎。我与列宁的不和就是在这条死胡同里引起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对抗性冲突。党内爆发了一场争论，但事实上这场争论是离题的。

在这两句话里，杜先生品味出了列宁在考虑上超越战时共产主义，而托洛茨基的考虑还停留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框架内。

笔者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完全不同。工会问题上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不和是在这条死胡同里引起的，这条死胡同不是超越还是坚持战时共产主义，而恰恰是没有被超越的战时共产主义。而此后的一年内，指的正是在托洛茨基的“新经济政策”被否决后的一年内。第二句话中的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对抗，指的也是在工会问题上的对抗，也不是在超越还是坚持战时共产主义上的对抗。更令人奇怪的是，杜先生竟在这句话中品味出了“并最终承认，由他引发的‘这场争论是离题的’”。“这场争论是离题的”说的是不应该对工会问题进行争论。因为托洛茨基接下来是这么说的：“但辩论的题目却不合时宜。当需要讨论如糊口之粮和工业所需要的燃料、原料等刻不容缓的问题时，党内却在讨论应该以什么速度进行工会国家化；当经济崩溃迫在眉睫时，党内却在热烈地争论‘共产主义学派’的问题。”[ii]杜先生指责我对托洛茨基的话断章取义。我斗胆问一下，这难道不是断章取义吗？或是杜先生在双重曲解的影响下形成的、能凭空品味出原文中根本就不存在的味道来的异乎寻常的品味能力，损害了他的正常的理解力和逻辑判断力？

看来，这件重武器是不能对笔者造成伤害了。不过不要紧，杜先生手中还有一件更致命、更可怕的武器，那就是列宁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对托洛茨基的批评，也就是那些他要笔者好好读读的列宁的那些文章。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只字提到杜先生品味出的超越和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只是不同意托洛茨基的工会立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批评，也不是列宁的最后定论。过了几个月之后，列宁把杜先生赋予如此重大意义的这场争论称为“致命之症”的“狂热病”，为它把党的力量消耗殆尽而痛心不已。如果真是事关重大原则的争论，列宁会把它称为“致命之症”的“狂热病”吗？现在请读者再来判断一下，托洛茨基对这场争论的评价与列宁的最终评价是一样呢还是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它是离题的，新经济政策使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变得毫无意义，而列宁称它为“致命之症”的“狂热病”。如果说二者之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列宁的评价更尖锐、更致命。列宁对这场争论的最后定论不知杜先生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不说。我倒宁愿相信杜先生是不知道，不知者不为过，只是今后在争论中要更慎重一些，不要急于攻击对手，先尽量多地掌握相关的材料，以此来保证自己攻击论敌的武器是有效的，真的能把对手置于死地。否则，它会像没有击中目标的飞去来器一样，会重重地打在使用者自己的身上。如果杜先生是知道了不说，抱着侥幸心理，想蒙骗读者和对手，那就另当别论了。

还需要指出一点，那就是“考虑超越”并不是列宁的考虑，而是杜先生替列宁考虑。与新经济政策类似的提案托洛茨基早在一年前就做出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是如此严峻，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已是刻不容缓，而列宁仅“考虑超越”托洛茨基一年前就实际超越了的东西就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而且还不是直接“考虑超越”，还是拐弯抹角地通过工会问题的争论，需要具有杜先生这样超常品味能力的人才能品味出的“考虑超越”。这到底是颂扬列宁呢，还是贬低他呢？

我顺便在这里回答杜先生对我的另一点置疑：列宁在其遗嘱中是否在经济、政治、乃至人事安排上都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一边。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合作的几年中，他们之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观点一致之处远远多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为数不多的分歧中，像在工会争论中一样，列宁最后改变自己的观点，与托洛茨基接近的例子并不少见，对托洛茨基的抨击对象的抨击甚至比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1920年初，托洛茨基提交“新经济政策”提案时，列宁不仅自己反对，还说服其他人一起反对。一年后，他本人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在托洛茨基在提出计划经济方案时，列宁在其致克里日扎诺夫斯基的一张便条中尖刻地嘲弄说：“我们穷得像叫花了，像食不果腹、囊空如洗的叫花子。……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乌托邦’。”[iii]可在《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权力》一文中，列宁写道：“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专家研究表明，在秘书手写的此信的影印件上，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的限定语。[iv]也就是说，列宁在这方面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两位领袖对工农检查院的意见。1920年，托洛茨基就抨击工农检查院，指责它的检查办法毫无效益，纯属浪费时间。而列宁当时对通过工农检查院的监督遏制政府工作人员的无能和腐败抱有希望，所以为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辩护，认为托洛茨基攻击工农检查院是在泄私愤，并因此而感到愤怒。[v]而两年后，在列宁本人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我们如何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对工农检查院的抨击远比托洛茨基对它的攻击更加严厉。对最后导致列宁要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的格鲁吉亚问题的态度，列宁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斯大林对格鲁吉亚同志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指控。列宁认为托洛茨基是意气用事。1922年10月列宁病愈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持斯大林，谴责格鲁吉亚人。[vi]

我之所以在此回答杜先生以离题太远为借口而不予详述的置疑，是因为杜先生在这里又玩了一个小把戏：离题太远只是个借口，它无非是让杜先生可以不战而胜的武器，仅一个藏头露尾的置疑，就能让读者感到他手中掌握着充分的反驳笔者的材料，只是因为离题太远，不说罢了。

紧接着杜先生又说，除了“整刷工会”、“拧紧螺母”之外，不知道托洛茨基还有什么经济政策。杜先生对托洛茨基了解不多，这在他的这两篇文章中充分显示出来，他不知道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也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嘲弄的口吻和咄咄逼人的架式，或是想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底气不足，或者干脆就是无知者无畏的表现。杜先生不应该不知道，最早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就是托洛茨基，后来使他备受指责他的计划经济思想，他的工业化方案。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实则是他的加速工业化的纲领。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接下来就工会问题谈谈杜先生的理解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笔者的论点是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的不是超越废止和坚持战时共产主义的争论，而是在保留战时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工会的地位和任务。因此，拙文说“这两种考虑（指列宁的政治考虑和托洛茨基的经济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下只能各执一端，顾此失彼。”杜先生却说：“而恰恰是这句话不经意地透露了作者试图抹煞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根本性的判别：列宁的考虑已经超越了战时经济政策的框架，而托洛茨基的考虑却仍局限在战时经济体制之内”。杜先生不同意拙文的观点在情理之中。可这句话——在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下只能各执一端，顾此失彼——怎么“透露了作者企图抹煞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重大差别”？杜先生在此又在玩弄诡辩术，明明是他的观点，却要由笔者的话中“透露出”。我实在看不出，它与我的话有什么关系，是怎么从我的话中“透露出”的？这二者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拙文在引用了托洛茨基的相关论述后说，“说的够清楚了”。然而杜先生却厉声问道：“不知道是‘够清楚’地表明了托氏与列宁完全一样，也清醒地意识到和平建设已经来临，需要适时地中止战时共产主义呢？还是恰恰相反？”这还是杜先生的花招。要说清楚这点的是杜先生，笔者要说清楚的是笔者的观点，没有义务论证杜先生的观点。

杜先生反复强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是超越还是坚持战时共产主义的争论，他的依据一是“和平建设”，另一个就是他指责笔者“何故不完整引述”的“放松军事压力”。然而什么是“和平建设”呢？对我的结论“在列宁的诠释下，新经济政策根本不是什么和平建设，而是充满斗争的建设”，杜先生大加嘲弄，批驳道，他所说的“和平建设，是指俄国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所出现的一种非战争状态，其本意是指与战争相对的和平。”如果真像杜先生界定的那样，和平建设就是在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一种非战争状态下的建设，那么，杜先生的指责就更没有道理了。内战基本结束是事实，意识到这点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智慧。在和平状态下无论用什么方式——新经济政策的方式还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进行建设，都是和平建设。何况当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制定，托洛茨基在1920年初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被否决，作为具体领导经济建设的领袖只能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和平建设”。在工会问题上，他和列宁的差别只不过是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上。杜先生的答复中提到的列宁说的“我们估计当时对波兰的巨大让步会给我们和平”的话，来证明列宁为争取和平建设的机会而做的巨大努力。但不知杜先生是否知道，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反对攻打波兰，在兵败华沙后，大多数军政领袖都主张报复，再度攻打波兰时，也是托洛茨基力排众议，说服列宁与波兰媾和。用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争取和平建设机会。放松军事压力也不能与超越或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间划等号。因此，不管是“和平建设”也好，还是“放松军事压力”也好，都不等于“超越战时共产主义”。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只是对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框架之内，工会在“和平建设”中应承担什么样的任务的不同立场之间的争论。而且当时的形势要求的不是“考虑超越”而是实际废止，而这样的实际废止的建议，托洛茨基几乎早在一年前就提出了。另外，如果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如果真是超越和坚持战时共产主义两种立场的争论，那么在“考虑”上“超越”时的分歧会在实际上超越、即废止时变得更加激烈。然而事实却相反。新经济政策一出台，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即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vii]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笔者的论点。

关于新经济政策

当年多数派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新经济政策，坚持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指的是他在1922年就提出的加速工业化的主张。他们的逻辑是，他加速工业化就是反对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是重视农民的，反对新经济政策就是轻视农民，就是掠夺农民。他们的指责虽然荒谬，但比把工会问题的争论当成超越与坚持战时共产主义的说法更合理些，至少它还有形式逻辑可寻。当然他们也曾拿工会争论说事，从工会问题争论中引申出列宁重视农民，而托洛茨基轻视农民。众所周知，那时多数派为排挤托洛茨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说法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合逻辑。如今，杜先生还在多数派当年编织的谎言里兜圈子，真是不可思议。

对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时限——5-10年——的那句话，杜先生指出，那句话的意思其实说的不是期限，而是事情的难以预料。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然而他还是想给新经济政策划定一个时间范围，大概是10-20年。所以他对笔者所言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后来布哈林斯大林一起鼓吹和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混为一谈不以为然。他论证说，布哈林与斯大林结盟，是在1925年三驾马车分裂，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结成新反对派才开始的，到1928年他与斯大林总共才三年时间，他问道：“在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共同推行的除了新经济政策之外还有一套什么不同的‘新经济政策’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不得不遗憾地再次指出杜先生的一个知识性错误。虽然杜先生对我说他的知识性错误十分反感（但这并不妨碍他报复性地指出拙文的所谓知识性错误）。杜先生只知道三驾马车，但他不知道此后还有“5人小组”和“7人小组”。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至少是在1923年10月前， “三驾马车”就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 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viii]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虽然拙文《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已经提到这一史实，但杜先生只顾挖空心思寻找拙文的破绽，对此却视而不见，继续犯这种低级错误。解秘的苏共档案表明，“5人小组”利用托洛茨基10月8日致政治局的信把幕后进行的反托洛茨基的斗争公开化时，布哈林就积极地参加他们的阴谋活动。当时布哈林在彼得堡未参预10月19日政治局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的信的《答复》的写作，看了《答复》后，他于１０月２０日给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往书记处发了一封电报：“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并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对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布哈林。”[ix]在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第二封信的答复中，引用了布哈林主笔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打倒派别活动》中关于列宁重视农民，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一段：文中列数了党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三大危机中“托洛茨基的错误”，并要搞清楚他的错误根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不顾现实，因为他没有看到不愿意打仗的农民。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农民的心理状态。目前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中央认为“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还是因为对农民估计不足。对农民估计不足，也就是偏离了列宁主义。偏离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他的历史和他对革命过程的特殊看法。[x]最后一句话暗示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和他的不断革命论。这段论述是把多数派在第一个答复中对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指责具体化，充分展示了大理论家布哈林的诡辩技巧：掐头去尾，不谈革命前的危机，也不谈列宁晚年党内发生的严重危机，因为这些危机都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本人有关。这种作法本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就连与轻视农民八竿子打不着的工会问题，也被他生拉硬扯到一起。这大概就是杜先生在工会问题争论上把列宁与托洛茨基对立起来的源头。不同的只是布哈林把二者的分歧归结为“轻视农民”，而杜先生把它归结为对“和平建设”的清醒的意识。且不管托洛茨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是否对农民估计不足，《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也就是“答复”把无论是战争还是工业建设问题上的列宁主义都归结为充分估计农民，这无疑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布哈林，当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签订和约：列宁主张德方一旦发出最后通牒就签约。托洛茨基为了教育欧洲工人阶级，揭露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散布的有关布尔什维克投靠德国的谎言，主张等德国人开始进攻后再签约。他和坚决主战甚至一度考虑逮捕主和的列宁的左派共产党人的领袖布哈林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工会问题上，布哈林同样受到了列宁的批评。更为卑鄙的是，明明是“5人小组”在幕后搞派别活动，社论的标题却赫然写着“打倒派别活动”，真是贼喊捉贼。

新经济政策像当时的所有问题一样，被搞得面目全非。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由于这个问题又受到了我国当时经济政策的影响，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当时在我国已经否定了计划经济、工业化和人民公社，即农业集体化。作为计划经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倡导者的托洛茨基当然不会受到我国理论界历史界的重视。而当年多数派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却迎合了当时的需要，被拔高为什么伟大的战略转移，建设社会主义的惟一正确道路、康庄大道。甚至在今天，理论界在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还认为改革没有从农业开始是失败的原因之一。[xi]布哈林也因为坚持所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备享哀荣，被说成是列宁之后布尔什维克领袖中辩证法掌握得最好的人，没有辜负列宁对他的厚望，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真的是重视农民吗？如今谈到新经济政策，只讲它重视农民，这是当年多数派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而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即重视农民）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租赁俄国的企业和土地，搞国家资本主义。列宁的初衷是：“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xii]众所周知，列宁说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指的恰恰是农民。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国家资本主义远比小农更接近社会主义。可是这个新经济政策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手中，仅剩了重视农民，即重视列宁要工人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盟来反抗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二者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布哈林更是把宝全押在农业和农民身上，鼓吹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号召他们“发财吧”。这些口号今天听起来挺舒服，但不知道列宁若是听到的话会做何评价，是像今天的国内学者一样大加赞扬呢，还是狠狠地把他嘲笑一番。

实际上，在列宁尚能理政时，布哈林和斯大林等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就与列宁的不同这在持续了近一年的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看到新经济政策导致农村经济的复苏，就希望农业的恢复能增大农村的需求，从而推动工业的发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恢复迅速的农业上，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安抚农民，不断地对他们让步。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这类让步之一。列宁认为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让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对苏维埃制度造成严重威胁。因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关税保护主义，它保护苏维埃基础薄弱的工业免遭敌对势力的压力。由于列宁患病，这场斗争反反复复，最后由同样反对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托洛茨基以他们两人共同的名义在全会上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才推翻了中央委员会关于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

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化的主张是客观经济形势的要求，摆脱新经济政策实施中产生的问题的出路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在他本人最先提出并赞同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了还不到一年，就提出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纲领，莫非真的是像多数派所说的那样是轻视农民，极度迷恋战时共产主义，杜先生所说的没有意识到和平建设时期已经来临的结果吗？根本不是。是因为托洛茨基发现了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根本未能实施，因为外国资本家对苏维埃制度的怀疑，很少有人来俄国租赁企业和土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列宁的招商引资的计划未能实现。外国资本家不响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他们的邀请，不是列宁的错，但这不能改变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严重瘸腿的事实，即缺了工业恢复和发展的这条腿。就是因为这个未曾全面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很快就在俄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由于工农业恢复速度不同而造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其实质是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其原因有三：一是上面指出的外国资本家没有前来俄国租赁企业和土地；二是俄国农业的原始状态恢复起来比较容易，农业凋弊主要是由于战时共产主义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旦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农业生产也就随之恢复；三是恢复工业生产需要投入，而当时负责经济和财政的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主张为获利较快的企业投资，减少甚至停止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工业贷款。这又暴露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布哈林斯大林鼓吹和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之间的第二个区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设想，而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则是抱残守缺。

在列宁决心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威胁下，多数派同意托洛茨基的工业化主张。托洛茨基在其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由此造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并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有切断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个问题在1922年就已经出现了。1922年，农业收成达到了战前产量的75%，但是工业产品只有战前水平的25%，而这也仅仅就轻工业而言，重工业仍处于瘫痪状态。由于农业恢复速度较快，工业严重滞后，工业品匮乏和农产品相对富裕造成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严重的剪刀差。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而不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要求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农结合。由此可以看到，托洛茨基的加快工业化的纲领的主旨，不是为了“掠夺”农民，而是相反，是“重视农民”，维护后者的利益，维护工农结合。托洛茨基的报告得到政治局的赞成，也在代表大会上通过。

随着列宁健康的恶化，来自他的威胁越来越弱，多数派撕毁了他们与托洛茨基达成的让他领导工业建设的承诺，拒不实施工业化方针。拖延使本来就很严重的剪刀差变得更加严重。可多数派却对此视而不见，硬说托洛茨基指出的危机是危言耸听，表明他在困难面前惊惶失措。但是，危机并没有因为他们不承认而消失。由于没有及时加速工业化，工业产品的短缺使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变得越来越大，直至在1927年下半年形成导致斯大林与布哈林反目的粮食收购危机。甚至连对布哈林百般赞扬的国内学者也不得不承认，1923-1927年间出现过几次工业产品的“商品荒”。这一切破坏了工农业之间的正常的商品循环，使工农业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大大激化了城乡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对多数派“面向农村”的口号，托洛茨基挖苦地说，“面向农村”的不应该是蛊惑人心的口号，而是商店里装满商品的货架。1926年11月1日，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如果你们核查一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监控数字，你们会发现这些数字表明比例失调，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品匮乏——去年匮乏工业品总额高达3亿8千万卢布，今年的亏空额将达到5亿卢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原始数据表明比例失调上涨了25%。”[xiii]据国家计划委员会1925-1926年度的监控数字表，该经济年度的国家预算才37亿卢布，整个国民经济收入才290亿卢布。[xiv]看了这些数字，读者就可以知道工业品匮乏到了什么程度。这么大的工业品缺口，怎么能不造成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呢？在粮食收购危机时，布哈林曾说，粮食收购危机是因为降低了粮食收购价。其实这次要的。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是因为他们出售粮食所得买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国家可以提高粮食收购价，但落后的工业生产不出能满足农民需求的商品。

但是，工业化的资金来自何处？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向农民收取。也就是当初多数派指责托洛茨基的“掠夺农民”的根据。其实多数派对他的指责远远不够。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他在1923年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工人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像工业发展初期的家庭手工作坊一样，拼命工作，节衣缩食。[xv]看来，托洛茨基不仅是农民的“敌人”，而且也是工人的“敌人”，他为了实现工业化，要掠夺整个社会。不过多数派为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打进楔子，而减轻了托洛茨基的“罪恶”。多数派反对工业化，保护农民不受掠夺。但他们不能保护农民不受工业落后所造成的工业品匮乏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掠夺。据托洛茨基的统计，到1927年，由于剪刀差，农民为购买匮乏的工业产品多支付了10亿卢布，而十月革命免除了农民的地租是5亿。而且农民亏损的这5亿并非最终的数字，只要工业落后问题不解决，剪刀差就不能消除，农民的亏损还要继续增长。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农民亏损数字是4亿。这两个数字哪个准确，笔者无从考证。但剪刀差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是无可置疑的。由于多数派迟迟认识不到加速工业化的重要性，农民的亏损让剪刀差给吞噬了，农民受到损害，也没有使工业获利。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因此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了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

上述一切表明，即使像列宁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设计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像当年和今天的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都是前无古人的事。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其他政策，有不少是在形势压力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新经济政策也一样。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哪怕是权宜之计也要赋予它以战略的性质，如新经济政策的从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列宁在发动十月革命时，没有考虑建设问题。在他看来，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它将点燃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世界革命成功后，就不存在独自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内战爆发后，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内战胜利大局已定，托洛茨基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建议，列宁之所以否定他的提案，根本不像布哈林所说的，是把战时共产主义当做是“永远适用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而是仍寄希望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克琅施塔德海军暴动的压力下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是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它的重心是要搞一段国家资本主义，但实践表明，列宁的设想没有成功。如果命运假列宁以时日，他不会看不到他的经济政策未能全面实施及由此产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及商品荒，也不会不据此修改甚至放弃这个政策，再制定新政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应该根据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情况来判断它正确与否，而不是根据某人坚持还是反对新经济政策来判断他正确与否。更何况如上所述，布哈林、斯大林等坚持的根本不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以破产——粮食收购危机——而告终。之所以今天还有人在神化新经济政策，是因为他们仍保持传统的看法，认为只要沿着英明领袖指出的道路前进，就一定能成功。他们是受了多数派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制造的领袖永远正确的神话的毒害。而这个领袖永远正确论，正是日后斯大林独裁的依据，也是破坏党内民主的因素之一，苏联共产党失去活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失利，与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态度

笔者引用了托洛茨基于1930年2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经济上的冒险主义及其危险》[xvi]中对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批判。为了避免讹误，笔者特意将整段文字翻译下来：

土地耕作生产集体化要求以一定的技术基础为前提。集体经济首先是大型经济。但是，经济的合理规模由它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性质所决定。虽然把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驽马联合起来，不能从中创立大型农业经济，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渔船制造轮船一样。农业经济集体化只能是其机械化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业化的总规模预先决定了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模。

但现在，这两个过程事实上是完全分离的。苏联工业的发展无论多么迅速，它仍是十分落后的，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很久。高增长系数是对总体低水平而言的。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工业即便在完成拟定计划的情况下，在五年计划末，顶多能为20-25%的农业经济提供拖拉机和所需要的农机具。这是集体化的实际限制。由于苏联仍是孤立的，农业经济的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只能在连续几个五年计划的前景中来考虑。

十分清楚，今天的集体化的速度不是由生产力因素而是行政因素决定的，……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它本身没有市场是无法生存的。消灭新经济政策使中农——商品生产者面临抉择：或是回到自然的消费经济，即走向灭亡，或是为市场而展开内战，或是在集体经济的新路上碰运气。[xvii]

至于消灭富农，托洛茨基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实践中，消灭富农导致用纯行政的方式消灭富农：没收财产，剥夺土地，最后把他们流放。这项政策是如此贯彻，好像富农在与农村的关系上完全是异物，就像是来自异体的肝脏或是波洛优齐人。[xviii]事实上，富农只是中农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施）。单独消灭每一个富农，在两位民警（全副武装的）的帮助下就可以了。阻止富农的产生，哪怕是在集体农庄内部，要困难得多。为此需要的是工业和文化革命。[xix]

反对派从未提倡过“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我们要求加快工业化，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城市对农村的领导角色

我们对工业化的可能性的评价比官僚分子在1928年以前要广泛和大胆得多。但我们从不认为，工业化的资源是无穷尽的，它的速度只取决于官僚的鞭子。我们永远把系统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作为工业化的主要条件。我们永远让集体化取决于工业化。我们总是把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放在几十年的远景中考虑的。……因此，我们从末要求在斯大林-克里日扎诺夫斯基的五年计划的框框内消灭阶级。我们要求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为工业化而有计划地削减富农的积累。[xx]

要说托洛茨基是否赞同斯大林的工业化和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民集体化，笔者上面所引的他本人的话应该最具权威性。依笔者愚见，在笔者提出这样的论据后，杜先生还要坚持“托洛茨基支持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的观点的话，就应该证明笔者所列举的托洛茨基的话是笔者伪造的，或是托洛茨基还说过其他自相矛盾的话。否则就高挂免战牌，保持沉默。这是最明智的。

但这是凡人之见。杜先生辩术高明，自有出奇制胜的高招。他对笔者所提供的一手论据不置一词，却找了不少他认为能证明他的观点的二三手的论据：

波兰持不同政见者拉科夫斯基：普遍认为，斯大林采取的这一“新方针”以及强迫集体化的政策，只不过是在消灭了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后接过他们的纲领而已。这是布哈林一开始对斯大林的指责，许多前反对派人士也是这样看的。

斯大林用惟一可能的手段来实施反对派的纲领，这是事实。

前苏联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对待农民的政策方面，正是斯大林突然采纳了，甚至深化了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关于对农村富裕阶层实行非常税收的建议。不仅如此，斯大林为实现这一政策使用了不久前还是“左派”反对派的许多著名人物。

美国学者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斯大林致力于把他的新政策与托洛茨基的纲领区别开来，但就其本质来说，二者是相同的。实际上，他已经迅速地接近了左派的观点，而且主张马上采用暴力手段迅速而又普遍地实行农民集体化；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与反对派的观点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笔者把两组论据放在一起，请读者判断，究竟谁的更能代表托洛茨基本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态度。不知杜先生是否以为他举这些例证就能让托洛茨基的批判化为乌有，还是他认为上述这些人能比托洛茨基本人更好地表达他本人的态度？或是再一次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国际接轨？笔者以为，这些学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可能都没有看过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批判的文章，没有读过1923-1927年间左派反对派的政治文件，也像杜先生一样，以讹传讹。但笔者相信，如果他们看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的话，他们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而不会像杜先生一样继续诡辩。笔者已经将托洛茨基1923-1927年间的重要文章译成中文，其中根本没有斯大林式的工业化和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的方案。

杜先生援引的拉科夫斯基的话：“这是布哈林一开始对斯大林的指责，许多前反对派人士也是这样看的”云云，指的不是斯大林在29年底制定的工业化和以消灭富农为基础的强行农业集体化的五年计划，而是他刚刚放弃他与布哈林一起推行的破产的新经济政策，准备实施工业化方针时。杜先生用这话来证明“托洛茨基赞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是打了个时间差。这也又一次证明了杜先生对托洛茨基著作知之甚少，1928年间，托洛茨基本人及所有反对派都认为斯大林在1928年采取的左倾方针是接受了他们的纲领。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当时斯大林工业化的具体纲领还没有出台，也没有提出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民集体化。只是放弃了他原来推行的“重视农民”的政策，要搞工业化了。而加速工业化，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左派反对派一贯的主张，但他们因此却遭到诬陷，受打击，被开除出党，被流放。看到斯大林推行的经济政策破产，在粮食征购危机下被迫接受了他们的主张，认为实践证明了他们的纲领是正确的，为此感到自豪，这是不难理解的。不少反对派成员顶住了迫害、开除出党和流放，却在斯大林的左倾方针下向后者投降。麦德维杰夫所说的“为实现这一政策使用了不久前还是‘左派’反对派的许多著名人物”，指的就是这些投降者，其中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等。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始终采取有批判地支持的态度：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27年）出台时，他批判它太保守，当后来它变成冒险主义时（1929年底），他批判它的冒进。笔者上引文字所出文章，托洛茨基写于1930年2月13日，由于当时他流亡土耳其，很可能是在得到这个计划的第一时间写的。单纯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来说，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和左派反对派的计划“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本质上相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托洛茨基的批判中却分为保守的和冒险主义的。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又有本质的不同。托洛茨基套用列宁的话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不仅要看干什么，还要看是什么人和怎么干。

最为可笑的是，杜先生在引用了伊萨克·多伊彻的相关的话时，挑衅式地问道：“作为该书（指《先知三部曲》——笔者）译校者之一的施先生若不相信，那就再引一段”，“未知施先生记得这句话否？”我记得，在杜先生的第一篇文章中，对《先知三部曲》的作者是颇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能证明他的观点时，他也是乐于利用的。不过，他利用的这段引文的叙述不够严谨：斯大林不能承认为了接受托洛茨基的立场而放弃列宁的立场。这句话并不是说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的立场是对立的（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与列宁关系的整体评价就是证明），而是说斯大林此前一直称他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的经济政策是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立的。而现在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政策，就是放弃了列宁的经济政策。说的是斯大林及其派别的心理。当时这确实不仅在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中引起混乱（反对派的队伍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直至有人投降），也在斯大林派中引起混乱。后来在投降的反对派成员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时，因左倾方针而对斯大林产生怀疑的不少斯大林派的成员却遭到流放。至于“托洛茨基——他看到自己的意见已被他的敌人以残暴的方式付诸实施，因而畏缩，不敢承认”的说法，则是多伊彻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事实。拙文再次引用的托洛茨基的批判以及上面提到的“不仅要看干什么，还要看是什么人和怎么干”就是证明。

还需要说明的是，斯大林放弃他与布哈林一起推行新经济政策，不是孤立的事件。1927年底他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公然宣称“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表明了他对这个自己伙同布哈林一起推行了多年的政策的仇恨，这一仇恨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破产诱发的，还有他与布哈林一起推行的国内外政策的总破产引起的。英国工会在英俄委员会的支持下破坏了1926年英国总罢工，并随之退出了斯大林对之寄以极大希望的这个委员会。1926-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这两个严重失败使斯大林声誉扫地，狼狈不堪。于是他把他的怨恨发泄在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右派上，也为自己找到了替罪羊。斯大林的向左转不仅表现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也表现在共产国际方针的180度转弯上。他的极左的“第三阶段”理论错误地判断了世界形势，认为世界已经双脚进入了革命前夜，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无力对抗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每一次罢工都有可能点燃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不能与改良主义政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具体在德国，共产党不能与社会民主党联合，并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社会法西斯党，是共产党要集中火力打击的最危险的敌人，从而放过了真正的法西斯——纳粹，在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的激烈的斗争中，它坐收渔翁之利。正是斯大林的这个从极右转为极左的国际政策，导致了纳粹上台和使千百万生灵涂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笔者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把这笔账也算到托洛茨基的头上。

* * *

杜先生的《答复》除了双重曲解的陈词滥调和经不起推敲的毫无逻辑的诡辩外，没有提供一个新鲜的论据，没有说出一个独到新颖的观点。大概是为了弥补这点，在杜先生文章的结束部分对笔者又进行了一轮完全脱离争论内容的攻击。但他的这种攻击与他在正文中的论述一样，思维逻辑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抓住“正统”一词大做文章。杜先生认为拙文《双重曲解》中有一股令他不安的可疑气息，而且令他不安和不快。据他说原因就在于要把托洛茨基立为正统。虽然杜先生十分高古地为正统一词释意，然而却犯了一些非常低级的逻辑错误。但笔者是在《现汉》的释意上理解正统一词的，即“指党派、学派从创建以来一脉相承的嫡派。”说得更通俗些，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郑超龄坚持的马恩列托，无非是说托洛茨基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的真正的革命领袖。这种真正的领袖不是争来的，而是凭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对革命事业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斯大林当年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争的不是“正统”，而是权力，正统仅仅是他打的旗号，而不是争夺的对象。而且正是因为他不“正统”，他才进行阴谋篡权斗争。他能把托洛茨基妖魔化，凭的也不是“正统”，而是凭着他篡夺的权力。所谓斯大林“以自命正统的方式建立起这个‘马恩列斯’谱系”，不也正好说明了它不是正统吗？杜先生还说“这‘正统’就成了施先生手中克敌制胜的法宝”。读者看到，无论是在《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中，还是在此文中，笔者都不是以“正统”来批驳杜先生的，而凭的是扎实的史料。何况杜先生自己也承认，“好在，这样的‘正统’还没有立成”。这样一个“没有立成”的正统，又没有权力背景，怎么能成为笔者的“克敌制胜的法宝”呢？杜先生在不经意之间，又把笔者的论据与“正统”搞混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任何争论中克敌制胜的一方凭的都不是“正统”，而是他们依附的权力。“由于心中揣着个争‘正统’的情结”，所以“对斯大林时代的本质认识又是有限的”的指责，更加没有道理。恰恰是双重曲解者才忽视了体制问题。第一次和第二次曲解者都把列宁和斯大林等同（第二次曲解者还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等同），虽然他们的最终目的不同。二者都认为列宁斯大林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前者是为了抬高斯大林，后者是为了否定革命。但他们无视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曲解和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民主的践踏，还有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大换血。而在托洛茨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坚持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对斯大林独裁体制的批判，1920年代党内斗争中，捍卫党内民主是左派反对派斗争的重要部分。这些都是杜先生所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的事。正是由于杜先生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定性为“性格、气质以及个人恩怨、权力之争”，他千方百计要证明的只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大同小异，“但不完全一样”，他所看到的也只是二人之间的性格的相似：“他们都是铁腕人物，对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有着同样的爱好”，所以他才认为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仅仅是个人换位。而无视两人之间的理论、立场、方针、路线的对立。到底是谁“对斯大林时代的本质认识”有限，谁看不到体制问题，恐怕不难回答吧。

杜先生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当年对托洛茨基的诬陷和指控“自动失去了它的‘合法性’效力”。但笔者要补充一点，虽然失去了“它的‘合法性’效力”，但它的影响还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布哈林热和由此形成的当前我国史学界对托洛茨基工业化政策以及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的主流观点，就是证明。

至于杜先生说笔者的“双重曲解”是“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在它的两头封堵下，……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全盘肯定托洛茨基”，并指责我以此妨碍学术界为准确评价托洛茨基和恢复他的本来面目的“自由研究”“自由争论”， “双重曲解”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仅凭它的“两头封堵”就让人“全盘肯定托洛茨基”，实在令笔者正在惊诧不已。惊诧之余，却发现按杜先生指责笔者的逻辑，他本人也在挖“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你若是不同意他“返回当年的语境”指出的托洛茨基的某些缺陷或不足，你就不实事求是，你若不同意他指出的托氏思想的局限，就是无视当今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运动状况。而且他用“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就是“学术界的自由研究，自由争论”，而你用“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就是给这样的研究和讨论设置障碍。他对杜建国先生与笔者的大加挞伐就是自由研究和讨论，而笔者对他的驳斥就不仅不是自由研究和讨论，而是妨碍这样的研究和讨论。杜先生的霸道和逻辑混乱由此可见一斑。还需要说明的是，即使笔者真的对杜先生进行“双重围堵”，那也决不是一个“双重曲解”所能奏效的，它凭的是无可争议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没有任何陷阱。而杜先生确实有以诡辩制造“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之嫌。

今天，人们为让托洛茨基回到本来应该属于他的革命领袖行列，不是为了“重塑金身，在人类思想的奥林匹斯山顶上再制造一个万王之王，众神之神”，像杜先生所指责的那样，而是为了证明，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为洗刷对托洛茨基的双重曲解而努力的人，决不是为制造一个让信徒顶礼膜拜的新偶像，而是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和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他的思想和实践能重新点燃无产阶级求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希望，为未来的革命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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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0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ii] 同上，第406页。

[iii]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103页。

[iv] 郑异凡：《天鹅之歌》第13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v] 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5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vi] 同上，第页。

[vii]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06页。

[viii] 《马恩列斯研究》1997年第3辑第36页。

[ix] 《马恩列斯研究》1998年第3辑第186页。

[x] 《马恩列斯研究》1999年第1辑第203-205页。

[xi] 参见《苏联兴亡史论》第43、230-24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2版。

[xii]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3卷第8-9页。

[xiii] 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nnosition (1926-1927), p.132.

[xiv] Троцктй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или к капитализму, стр.29,издана изд. Пла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и Москвы в 1926 г.

[xv] Троцкий Сборник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в.

[xvi]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тр.1-8,Published by Monad Press 1973.

[xvii]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тр.3-4.

[xviii] 波洛优齐人系11-13世纪欧洲南部的突厥系游牧民族。

[xix]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тр.4.

[xx]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т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