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炎黄春秋》的奸诈心术

钟玛　

近细览近几期《炎黄春秋》，察该刊狡诈诡谲、无赖施奸之术，日有长进。现择印象深刻者述之。
一曰聒聒不休的噪音污染。
聒聒不休地向读者散布噪音污染，本是《炎黄春秋》的惯技，而于今为烈。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不管你听得烦不烦，有几本“真经”是这家刊物几乎每期都必诵不已的。大凡普世价值，西方式民主，西方式新闻自由……人们在这家刊物的期期、栏栏、篇篇、页码连页码的版面上见得还少吗？而《炎黄春秋》尤为钟爱的所谓宪政民主、政体改革等等西式经文，则几乎是该刊每期必饲之以读者的食料。今年第十一期刊登郭道晖（该人为《炎黄春秋》编委会成员，在该刊上登过许多反面文章，尤以借所谓回顾党的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前的党内讨论中，在文内大肆造谣诬陷、恶意中伤而“名”扬遐迩）题为“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演进”一文。此文除一贯地对我们党进行一通例行的攻击，诸如“在民主宪政思想方面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弊病很多，亟待改革”，“党在执政以后仍然不断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必须经由全民直接或间接的民主选举予以确认，从而要对全民负责，为全民服务，要代表全民利益，而不能只是如我们惯说的‘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或‘95%的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厉行民主化的改革，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党专政’、‘领袖专权’或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兵权专制制度，‘一个人’或某个‘核心’说了算的制度”，等等。紧接着就兜售其屡屡尖声叫卖的货色，所谓“宪政社会主义”，所谓“公民社会”等等。郭先生将“宪政社会主义”美其名曰“新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主义”是郭先生竭力攻击的斯大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在攻击斯大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时，并将斯大林与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并列，把斯大林（一个有错误的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法西斯魔王希特勒先生打成一体。郭先生渲染“离开公民社会”，是“侈谈实行宪政”，而排斥“公民社会”，更何谈社会主义。这里，郭先生恶意地引用了毛泽东当年批判国民党实行宪政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这句批判词用在这里只是“批判”我们党，这是让人明明白白看得清楚的。说到得意之处，郭先生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其“核心价值是普世的……就其自身内涵而言，原则上并无姓社姓资和东西方之分。”而“宪政社会主义”又是与“民主社会主义相通的”。真是不打自招啊！可敬的郭道晖先生，你终于还是忍不住把自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抄底抛出来了。人们对你还有什么可求的吗？没有了。你把你的底版已经亮得一清二楚了。你所宣扬的“宪政社会主义”和与此搭档的那种所谓“公民社会”，恰恰就是不偏不倚、不歪不斜，被你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不分东方西方的，不分姓社姓资的那种主义，那种社会，也即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公民社会。这样的诠释，难道你会反对吗？而事实上，你绝不会反对，你是不能不同意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你这一套完全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在《炎黄春秋》，当今党内民主派的御用阵地上，成天价喊得山响的不就是这些陈词滥调吗？就在第十一期上，你们刊登的头题重头文章“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一文中，你们作为基调，叫嚷得最凶的不也正是民主啊、宪政啊、政治体制改革啊……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别的更新鲜的呢？如同老和尚念经一般，一手敲着民主啊、民主啊的木鱼，嘴上喊着宪政啊、宪政啊的经文，你们不厌倦，别人可实在听烦了。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名刹还是小庙，一些老和尚是出于一种宗教的虔诚，出于普渡众生、广结善缘的慈悲心怀，诵读着经文。而你们呢，按着你们的木鱼声和诵经声只能带来祸国殃民，让亿万中国人民重新回到万重劫难的旧社会中去。你们侈谈国情、侈谈历史，而实际上你们完全不识中国国情，完全不懂中国历史。你们仍然聒聒不止地弹老调，开黄腔，只是给这个社会制造层层噪音污染而已。
二曰先施诬陷，再施澄清，以秀“包容、兼听”之“明”
第十一期《炎黄春秋》的“争鸣录”中刊登了三篇文章：“质疑‘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期’说”，“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站起来”，“‘毛选’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吗？”分别对该刊今年第七期何方写的“一定要解决好民主问题”，第八期茅于轼写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第九期唐宝林写的“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三篇文章，或指其存在“硬伤”，或提出“异议”，或指其为“谣言”。《炎黄春秋》怎么前倨后恭起来了？人们也许会感到些许纳闷。但是如果略略审察这家刊物的历来做派，人们就会顿时恍然。按照这家刊物一贯以反毛非毛为业，以贬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伟大意义为己任，以歪曲、诽谤经典著作大师马克思、恩格斯为能事的秉性，刊登何方、茅于轼、唐宝林的文章是当然之举。但上述三例，作为谣言，太荒唐、无耻，令亿万人难信；作为诽谤又太露骨、蹩脚，经不起明白人一核对原著，即显诽谤原形；作为贬谴，又全然违反历史，在亿万公众中找不到市场。于是，不但造谣、诽谤、贬谴不成，反露出了《炎黄春秋》那只肮脏的马脚！无奈之下，才于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上述三篇文章。唯不难看出，《炎黄春秋》刊登此三文，内心还是颇有一番盘算的，它可以表明《炎黄春秋》是具有包容心的，这可是能为《炎黄春秋》赢来一番“好声誉”的呢！真正既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都骂翻在地了，又装出一副“兼听则明”的“包容心”，可谓“驼背挑扁担、两头却着地”，实在是两头通吃的好买卖。但是且慢，即便有这样的盘算，人们注意到此三文均放在“争鸣录”栏目里公之于世。这似乎又可表明《炎黄春秋》是拥护百家争鸣方针的。但是，人所共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立国之本，是写入宪法的，占据指导地位的思想。可是这一点他们是全然不顾的，在他们眼里，指导思想也是属于争鸣范围的一家。即便对之造谣、攻击、诽谤，即便铁证如山，也是我争鸣的权利。《炎黄春秋》拔扈、戾张、荒唐、无耻真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炎黄春秋》的如意算盘真是使人们长了见识。
三曰自己定调，绑架别人垫背。
从第十一期的头篇文章的内容，可以充分看出《炎黄春秋》的这番“匠心”和“高超技巧”。这一期头篇压台文章为“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综述”。这次座谈会请了不少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与会。他们纷纷就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实、其功绩、其意义，作了回顾；还就“文革”产生的根源作了反思，并提到了在坚持党的领导之下改善党的领导，最后讲到了要用民主和法治解决当前问题。应该说，在各位前辈革命家后代的诸多发言中，除某些有明显的片面性和谬误以外，不少意见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是有见地、讲道理的。但是从“综述”的全文来看，文章的主调是在第五部分即“以民主和法治解决当前问题”。这一部分主要由该刊总编辑吴思和这家刊物的心腹大将马立诚摆出见解。在《炎黄春秋》看来，粉碎“四人帮”35周年这样的纪念活动，人多势众总比吴、马一两个人“裸讲”一番为好。而且谈的又是“红二代”，可以为自己挣足面子。但是别人的许多意见，在《炎黄春秋》眼里，可以当作是一种摆设，一种点缀，至于如何定调，如何下点晴之笔，必须靠我《炎黄春秋》亲自出马。人们不妨把多数与会者的见解和吴、马的见解摊到桌面上一比，前者为后者发表的意见垫了背，是着着实实地被吴、马两人，也即《炎黄春秋》编辑部绑了架。这是明摆着的。这也是《炎黄春秋》的“高明”之处。
回顾历史，是在于瞩目当今，这从来就是一条规律。且看吴思是如何运用这一规律的。吴思讲话，开门见山地发布了一条信息，说什么“现在有一种越来越强的呼声，用文革的方式解决当前矛盾。”未知吴先生做了多少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社会调查，遽尔向公众宣布了这么一个颇有点轰动效应的调研成果。接着，吴先生又对“文革”方式做了细分。这一分，使人顿时糊涂、懵懂起来。吴先生称，“第一是经济方面的文革，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里，把“三学”当作经济“文革”，这就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了。“三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治国口号，现在，时代条件变了，我们再不用这样的口号治国理政，这很正常。但是，从大庆人、大寨人、人民解放军战士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继续发扬的光荣榜样。大庆的铁人精神，那种让地球抖三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那种严细成风的职业道德过时了吗？大寨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过时了吗？笔者不久前踏访了大寨，登上虎头山，在陈永贵墓前，远眺狼窝掌。当年，那种大寨人在无比艰苦条件下，战天斗地，治理乱石坡狼窝掌的气冲霄汉的硬骨头精神，历历展现在眼前，使人感怀莫名。当年用硬骨头精神开出来的海绵田，如今有不少返田还林了。但是还有不少仍然种植着经济作物，为当下大寨对社会和国家持续地作出了贡献。这在今天过时了吗？至于人民解放军，这支举世闻名的威武之师、仁义之师，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不说以往，就从近几年的抗洪救灾、汶川地震救灾……等等极其艰苦的战斗中表现出来，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大无畏精神，这在今天过时了吗？这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和革命年代的革命传统的最珍贵的结晶，是中国人民的无价之宝，也是中国人在21世纪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忘记了这些，就等于忘了本，是真正的数典忘祖，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吴思竟然居心叵测地把上述“三学”统统斥之为“最终指向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大食堂。”有这样无耻地颠倒历史、颠倒黑白、歪曲是非的吗？吴思提出的第二种所谓侵犯公民权利的“文革”以及第三种所谓“奉旨造反文革”都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的，这没有什么奇怪。以吴思为总编辑的《炎黄春秋》从来都是以非毛反毛为业为生的。他们不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就不成其为《炎黄春秋》！吴思判断，前两个“文革”，没有什么市场，但很多民众怀念第三个“文革”，即“奉旨造反的‘文革’”。这也真奇怪，居然有很多民众赞同吴思所称的第三种文革。那么，根据呢？请吴先生拿出来，大家瞧一瞧。人们真是要擦亮眼睛瞅一瞅究竟有多少民众怀念和认同这种文革的。“文革”是一场浩劫，这在中国的广大民众中是一种共识。是不是确有人怀念怀念着“文革”呢？当然会有。中国这么大的林子，有各种各样的鸟声，这丝毫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吴思特殊地突出这种“鸟声”。他是在说给谁听呢，是在吓阻谁呢？吴思说什么很多民众将奉旨造反，奉什么旨呢？奉谁的旨呢？他在提出这样一种见解时，是为自己在宣扬所谓宪政民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等老调时，构建一个什么有利地形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总之，拿别人垫背，用绑架别人的办法来兜售自己的狗皮膏药，使我们着实领教了其心术是何等狡诈，何等“高明”，也着实领教了《炎黄春秋》包藏一颗什么祸心。
《炎黄春秋》和他们的头面人物杜导正、吴思是不得人心的。也许他们自以为得计，逞能于一时，喜孜孜地陶醉在“发行数量不断增长”的自我眩晕、自我扩张的虚幻之中。但是人们终将日益擦亮眼睛，识破其所施展的种种奸诈和阴险，并使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７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