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渐财团研究八十年*　　

　　陶水木　　

　　《经济史》2008年第2期　　

　　

　　

　　 内容提要：江浙财团研究是民国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近80年来，该问题研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萌芽与奠基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断与复兴两个阶段。虽然研究工作已取得相当进展，但主要由于方法论和史料的因素，使研究工作仍存在明显不足，需要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江浙财团／研究／回顾与展望　　

　　江浙财团问题是中华民国史、特别是民国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个难题。20多年前，民国经济史专　家金普森　先生曾形象地说：江浙财团问题是块大肥肉，谁都想吃，但它又是块硬骨头，谁也啃不动①。情况确是如此，尽管自从1928年日本刊首次提出“浙江财阀”概念后，近80年来，中外学术界对江浙财团问题作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这一“老、大、难”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不足，现就研究状况分阶段述评于后。　　

　　一、萌芽与奠基：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　　

　　 江浙财团问题研究起始于日本学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些日本学者及日本在华经济调研机构如满铁调查课等，对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江浙资产阶级产生浓厚的兴趣。据张嘉璈未刊稿《随笔》，1928年6月，日本纸首次提出江浙财阀概念，并指出“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的支持”，“所谓江浙财阀也者，盖指隶籍江苏宝山的张嘉璈，江苏镇江的陈辉德，浙江绍兴之李铭，浙江吴兴之钱永铭等诸人。”②次年出版的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志村悦郎执笔的《浙江财阀》，是1920年代关于浙江财阀研究的代表作。在前言中说：该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专门从经济的角度对浙江财阀进行分析研究”，该书的“特色是尽量避免抽象的议论，而从具体的阐述人手，试图对其信用和实力进行分析”。所以在资料方面，论者不用以前的参考资料，而全部使用调查资料③，这使论著的价值凸显。认为，要给浙江财阀下定义应该包括3个方面：第一，浙江出身，但主要是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金融业者和实业家的总称，这是从字面狭义的解释；第二，主要是对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江浙两省出身的金融业者及其实业家的概称，或叫做上海财阀或江浙资产阶级；第三，不论籍贯，凡是以上海作为活动中心的金融业者和实业家，以及在财界、政界有实力的人物悉数概称浙江财阀，而其中的中心势力，是浙江出身的财界与政界的实力人物，这种情况下，与其叫浙江财阀毋宁叫“新中国资本团”更恰当些。论著考察了浙江财阀的起源及发达小史，特别是浙江财阀在各个经济领域的主要企业和实力；概述了浙江财阀的领导人物，包括首脑人物6人(即张静江、虞洽卿、李馥荪、张公权、钱新之、秦润卿)，主要人物26人，重要人物44人。该著还考察了浙江财阀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及浙江财阀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关系，认为总商会是浙江财阀的根据地，浙江财阀是与国民政府结成密切利害关系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主体。　　

　　

　　 该著对浙江财阀的界定及代表人物的确定，为今后该问题研究定了基调，对此后江浙财团问题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国内外关于江浙财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特出，其代表性成果有山上金男的《浙江财阀论》④，森次勋的《上海财阀之鸟瞰》⑤等。山上金男对“浙江财阀”的解释，沿用了满铁上海事务所志村悦郎的说法。不过他迸一步概括说：浙江财阀“是在上海以浙江出身者为中心的新兴资产阶级基于地方主义的团结意识而结成的地缘集团”⑥，是“以宁波帮为中心的江浙乡帮的地缘性集团”，这是公认的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财阀”，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⑦。他考察了浙江财阀在上海市商会及各主要同业公会中的地位，特别是详尽论述了浙江财阀银行资本的发展及投资样态，说明浙江财阀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浙江财阀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上海财阀之鸟瞰》一文指出：中国的财阀以浙江财阀居首位，狭义的浙江财阀是指以上海为“本据”的浙江籍金融资本家之结合势力，广义的浙江财阀包括受浙江财阀支配的江苏省之财阀。”浙江财阀一方面为金融资本家中心之财阀，同时也为产业资本家中心之财阀。文章概略考察了浙江财阀的形成，以浙江财阀为主的各财系在上海金融、工商、航运等各个行业中的地位，特别是浙江财阀在金融业的地位。文章对上海各行业主要企业与各系财阀的关系的考察达到了一个国外学者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文中不少企业主的籍贯归属有误，因此而影响一些观点。如认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也“完全由浙江系人物占据”，事实上属于财阀等。　　

　　

　　 国内学者关于江浙财团问题的研究成果，这时也开始出现，有专题论文，但更多的是相关论著涉及江浙财团问题。　　

　　

　　 王宗培在《中国金融业之阵容》⑧一文中指出：“凡于我国金融稍加关切者，莫不知‘江浙财阀’在商业金融上之地位，实则所谓‘江浙财团’亦不过角逐于上海市场之一份子”。他认为中国的银行按其性质和动态可分为华北财团、华东财团、华南财团和华西财团，“华东集团为苏浙皖三省之土著银行，历史悠久，复得地利与人和之两宜，素称雄于上海一隅，及至国民政府成立，其势力日益滋长，而为之中坚者，则为名振中外之‘江浙财团’焉”。1935年政府对中国、交通两行增资改组，又对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四明银行实行统制，使江浙财团深受打击。显然，王宗培所说的“江浙财阀”概念，内涵比日本学者所说的“浙江财阀”要小得多。　　

　　

　　 王承志在《中国金融资本论》中所说的“江浙财阀”概念与王宗培几乎一致⑨。1941年《中国内幕》发表的《重庆灵魂的浙江财阀》一文，概述了浙江财阀的特征及与政府的关系。文章界定的浙江财阀“是总括的对于浙江(所谓浙江，并不专限于浙江，可以说是浙江、江苏，或者说，不论地域，凡在上海的都包括在内。)在上海的实业家的集体的称谓。”所谓浙江财阀，只是在上海金融市场角逐的一部分；认为浙江财阀的特征是：“他从买办资本发家，以民族银行资本为骨干，就是银行资本家的集团”；浙江财阀的兴盛在于政府公债投资，银行资本与政府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1935年政府加强了对银行界的支配力，“浙江财阀退了王位”，但两者关系在本质上毫无变化，目下重庆政府的灵魂依旧是浙江财阀⑩。钟树元《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一文⑾，概述了宁波帮的兴起、主要经营行业及其在浙江财阀中的核心地位。　　

　　

　　 但这时国内也有学者否认江浙财团的存在。魏友荣认为：浙江财阀的概念“无论在学理上，在事实上都是错误的”；财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独占资本形态，如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中国没有符合这样定义的财阀。⑿　　

　　

　　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十年代以前的研究中，日本学者都冠以“浙江财阀”或“上海财阀”，而国内学者有称“浙江财阀”的，但更多的称“江浙财阀”。只是到了四十年代，国内学者才首次提出“江浙财团”的概念。　　

　　二、中断与复兴：1949年后的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又有长达20年“左”的思想的影响，资本主义成了万恶之源，资产阶级成口诛笔伐对象，国内学术界对江浙财团等相关问题已难以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有的只是烙有那个时代印记的带有明显政治性的公式化的结论。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双百”方针的重新确立，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私经济的发展，江浙财团问题研究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工作得以复兴。据初略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30年，直接关于江浙财团的论文有20余篇，著作2部，间接论及江浙财团的论著难以计数，研究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关于江浙财团的概念　　

　　

　　 如前所述，关于江浙财团的概念，在1949年前有“浙江财阀”、“江浙财阀”、“上海财阀”、“江浙财团”几种不同的称呼，名称既异，内涵也有所不同。在改革开放后的研究中，关于江浙财团概念和内涵的观点更为丰富。在称呼上称“江浙财团”居多，但也有不少学者认同“江浙财阀”概念⒀。关于其内涵，一般认为：“江浙财团”是指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以江浙籍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体⒁。海外著名民国史研究学者帕克斯· M．小科布尔在80年代初出版的《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一书中认为江浙财团是“一个建立在个人与省籍为纽带基础上的商界领袖人物集团”，是通过涉足多个行业的领导人“利用个人的纽带和商界领袖的地位，打破了金融和工商业的界限，把买办、钱庄业主、工业家、商人、船主以及银行家联结起来的资本集团”⒂。彭绍钧等认为：江浙财团是我国财团经济发展的最早见证，它既有钱庄银行资本，又有近代工商业资本，网络着江浙籍为主的买办、工商业资本家、钱庄和银行资本家，掌握着上海及江浙地区的国民经济⒃。　　

　　

　　 但也有论著认为应将江浙财团内韵工商资本与金融资本划清界限。其中有的认为“江浙财团”仅指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资本集团，1988年出版的《文史哲百科辞典》“江浙财阀”条说：江浙财阀是江苏、浙江封建买办金融势力的总称，也称“江浙财团”，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为代表，以上海为中心，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带有极大的封建性和买办性”⒄。姚会元提出了“江浙金融财团”的概念，他认为广义的江浙财团是指“以上海为基地，以江浙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集团，还包括工商资本集团”；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活动于上海的江浙籍为主的金融资本集团即“江浙金融财团”，它是“江浙财团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江浙财团的核心和灵魂，是它决定着江浙财团的总体性质”。人们往往将江浙金融财团与江浙财团混同起来，其实两者是有重要区别的不同概念⒅。钟晓光使用的“江浙财阀”概念与姚会元的“江浙金融财团”基本一致，他认为江浙财阀即指以张嘉墩、陈辉德、李铭、钱永铭为代表的江浙银行及金融界⒆。　　

　　

　　 另有学者对近代上海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江浙财团”提出了不同意见。杜恂诚认为：财团或财阀是企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指大型的现代企业集团，有内部统一的组织和管理，而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财团’的阶段”⒇。黄逸平也认为“从科学的含义看，他们实际上还够不上财团或财阀的地位。”[21]　　

　　

　　 除了上述所用“浙江财阀”、“江浙财团”、“江浙财阀”、“江浙金融财团”等等提法外，国内史学界还使用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等概念，其内涵与一般广义所说的江浙财团基本一致[22]。冯筱才则认为无论“江浙财阀”、“江浙财团”，还是“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江浙帮”等等名称都带有较浓厚的主观成分，如果被泛化，容易产生额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成分，不应作为两省商人群体的普遍性概念，他倾向于使用“江浙商人”这一中性概念[23]。　　

　　

　　 (二)关于江浙财团的形成及代表人物　　

　　

　　 如果说关于江浙财团概念学界颇有歧意的话，那么关于江浙财团形成于何时的看法大体一致，即大都认为它形成于民初。黄逸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银行也得到大力扩展，在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出现了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以上海为基地的若干工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发生一定程度的结合，逐渐形成了江浙财团[24]。姚会元也指出：江浙金融财团逐渐形成于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确切地说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中国工商业、金融业迅速增长的产物[25]。但日本学者西里喜行考察了浙江财阀的形成历史后，认为它形成于20世纪初，其核心是宁波商人[26]。　　

　　

　　 美国学者帕克斯·M．小科布尔指出：浙江财团或江浙财团是一个以个人与省籍纽带为基础的商界领袖人物集团，起初是浙江宁波市周围7县在上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组织即“宁波帮”，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以及交往的深入，宁波帮逐步把一些非本籍人结合在他们的私人关系网内，形成了一个以(老)宁波帮为核心的“浙江财团”。在这个基础上，再与其他地方集团紧密结合，如江苏、安徽、四川等省的商帮，从而完全掌握着上海的商业和银行业[27]。这种由宁波帮逐渐演变扩大为“江浙财团”的观点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从地域范围看，“江浙财团”的企业不仅集中于上海，也分布于邻近上海的其它江苏、浙江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许多企业以及经济都直接或间接受财团成员控制。小科布尔指出，上海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控制着江苏无锡的重要企业，上海商业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活跃于宁波的航运业和商业。黄逸平也指出，大生资本企业虽然设置在江苏南通、海门一带，却也是“江浙财团”的一部分[28]。　　

　　

　　 关于“江浙财团”代表人物，一般都认为包括一大批在江浙沪地区有影响的工商金融界资本家，如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虞洽卿、宋汉章、叶揆初、王晓籁、荣宗敬、刘鸿生、穆藕初、秦润卿，等等。但关于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或首脑人物还是有不同看法，小科布尔认为虞洽卿、王一亭、张静江等人是上海浙江帮最著名的头面人物。史全生、王奭君认为虞洽卿、王一亭、张静江、陈其美是江浙财团的中心人物[29]。而钟晓光则认为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永铭等金融巨子才是财团代表人物，郭廷以称之是江浙财阀的中心人物[30]，张嘉璈本人身前也认可张、陈、李、钱为江浙财阀的说法[31]。　　

　　

　　 (三)关于江浙财团的性质及政治倾向　　

　　

　　 江浙财团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是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依然存在分歧。传统的看法是：江浙财团同帝国主义、国内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有密切联系，带有极大的封建性和买办性。1927年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以后并依靠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来获取暴利。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逐步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新的垄断集团所控制，降为四大家族的附庸[32]。　　

　　

　　 近年来的研究中，就江浙财团的阶级属性又形成3种看法。姜铎认为：江浙财团是“带有浓厚的官僚买办倾向”的阶级，并称之为“初步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33]。有的学者认为江浙财团从经济成分上讲，民族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兼而有之，但以官僚买办为主，控制江浙财团的领导人物自然也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34]。也有学者认为江浙财团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黄逸平认为支持四一二政变的江浙资产阶级不是买办资产阶级，基本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姚会元也认为江浙金融财团“不是买办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而江浙金融财团“是江浙财团的核心、灵魂，是它决定着江浙财团的总体性质”[35]。还的有学者认为江浙财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它在四一二政变后支持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此后两者又相互扶植，说明民族产阶级从此就与革命分道扬镳了[36]。日本学者西里喜行也认为：浙江财阀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37]。　　

　　

　　近年来关于江浙财团政治倾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问题上，例如江浙财团如何与蒋介石集团建立密切联系如何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及国民政府建立后两者的关系等。　　

　　

　　1926年北伐开始后，蒋介石集团很快与江浙财团取得了联系并在政治上达成默契。小科布尔认为：蒋介石是凭借自己的浙江籍身份及与陈其美、张静江早年的私交关系和江浙财团搭上钩的，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江浙财团领袖人物虞洽卿。史全生、王奭君等人与小科布尔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但钟晓光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江浙财团只包括张嘉璈、陈辉德、李铭、钱永铭等金融界巨子，说蒋介石与浙江财阀取得联系主要靠张静江、虞洽卿等人的力量，张、虞即代表江浙财团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在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集团北伐成功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过程中，虽不能抹煞张静江、虞洽卿等人的作用，但张嘉璈起了最关键的牵线搭桥的作用。[38]　　

　　

　　 关于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集团上台的原因及南京政权建立后的关系，包括小科布尔在内的不少学者认为：出于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的恐惧，江浙财团投靠了蒋介石集团，从金钱和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但他们却未料到旋即遭到了南京政权的压榨与排挤，不仅在政治上损失其活动能力，而且在经济上也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39]。但对此持不同见解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法国学者白吉尔指出：把资产阶级向蒋介石的归顺看成是简单地对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的恐惧是错误的，这“并不只是由于环境所迫，为应付革命形势所带来的危险而作出的一种抉择”，而是江浙资产阶级倾向于一个国家的强治政权，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发展、繁荣。白氏由此认为资产阶级投靠蒋介石是主动地、充满希望的一种选择，而当时高涨的工人运动只是起到了加强这种愿望的作用[40]。史全生、邱松庆、张晓辉等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江浙财团不仅未遭排斥，相反还在南京政权内占有一定地位，经济上不仅没有破产，而且还利用他们控制的政治、经济权力捞到了不少好处[41]。史全生还认为：江浙财阀不仅只扮演了蒋介石的财政支柱的角色，而且还“表现了主谋、帮凶和策士的角色”[42]。冯筱才通过对江浙商人的考察提出他们在1927年和蒋介石集团联合在一起只是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自救举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本不能被视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更不能被加上“背叛”、“勾结”“反动”等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字眼。　　

　　

　　在关于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问题研究中，应该重视的是近年来一批并非以江浙财团为论题，而研究内容事实上属诸一般所说狭义的江浙财团或江浙金融财团的成果，如吴景平主编的《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上海金融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等[43]。特别是前者，围绕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这一主题，发掘和利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对诸多相关专题如国民党与上海金融业的早期关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江海关二五库券基金会、上海金融业与1932年的公债风潮及公债整理、上海银钱业与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等都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代表近年来上海金融界与国民政府关系问题研究的新水平。　　

　　三、问题与方法：未来研究前瞻　　

　　简略回顾江浙财团近80年研究状况，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果令人欣慰，但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一是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大多受先人为主的意识形态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革命——反动”二维思维定式来评价江浙财团，研究者们普遍以“叛变”、“投靠”、“勾结”、“主谋”、“帮凶”、“狼狈为奸”、“封建买办性”等这类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字眼来评价江浙财团。这种以预设的政治化框架去套财团人物的言行，流露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显得过于简单、草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客观陛和公正性，也阻碍了从另外的视角来考察江浙财团的研究路径。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由“革命史”向“现代化”框架的转变，有些论著开始注重从经济史层面、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来讨论江浙财团的地位和作用，使江浙财团研究取得一些突破与进展，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仍有不少论著未完全摆脱“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关于江浙财团的概念混乱，缺乏严谨性、科学性。如上所述关于江浙财团的概念还有江浙财阀、浙江财阀、浙江财团、上海财阀、江浙金融财团、浙江金融财团、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等，概念既多，内涵又大不相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自然分歧迭现。有些研究者在同一论著中，使用的概念，内涵又前后不一，使所研究的相关问题难以得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三是资料发掘仍显不足。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引证资料的突破往往是研究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观点创新的前提。江浙财团问题研究论题大，涉及面广，资料分散，检索史料非常困难。虽然近年来以吴景平、杜恂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相关问题研究中发掘了大量档案史料，但与江浙财团问题涉及之广、积累的档案资料之丰、当时刊记载之多相比较，史料的发掘仍很不够，这使得不少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和拓展。四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仍存有局限。关于江浙财团的不少问题还没有很好的开展研究，如江浙财团与北洋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江浙财团与北洋政府的公债、江浙财团与国货运动、江浙财团与文化教育、江浙财团与慈善公益事业、江浙财团与外国势力的关系等；还有些问题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如江浙财团的资本组成及代表人物、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的公债、江浙财团的实力与地位等。总之，江浙财团问题研究，需要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考辨、分析史料，在充足的、令人信服的史料的基础上，对江浙财团进行全面、客观、具体的分析。　　

　　注释：　　

　　

　　 ①金普森：《略论浙江近代经济史研究》，人大复印刊资料《经济史》1991年第5期。　　

　　

　　 ②《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82—83页；姚菘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85页。　　

　　

　　 ③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6编：《浙江财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1929年(日文)版，第1页。　　

　　

　　④日本评论社(东京)，　1936年6月20日　(日文)版。　　

　　

　　⑤《中国经济评论》第2卷，第2号，1935年。　　

　　

　　 ⑥⑦[日]山上金男：《浙江财阀论》(日文版)，第71—72、2页。　　

　　

　　 ⑧《申月刊》第4卷，第8号，　1935年8月15日　。　　

　　

　　 ⑨上海光明书局1936年版。王说：“江浙财阀”在商业、金融界握有最大权势，其地位也超过其他银团，但“江浙财阀”也不过上海金融市场一分子，是苏浙皖土著银行即“华东集团”的“中坚”。　　

　　

　　 ⑩见欧阳宋等：《中国内幕》第三种，上海新中国社1941年版。　　

　　

　　 ⑾《经济导》　1948年4月20日　。　　

　　

　　 ⑿魏友棐：《论所谓的浙江财阀》，《国闻周》第14卷，第47期，　1937年12月6日　。　　

　　

　　 ⒀参见王奭君、黄存林、李静克：《江浙财阀和蒋介石的上台》，《河北师院学》1984年第2期；史全生：《江浙财团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江海学刊》1984年第4期；钟晓光：《“江浙财阀”刍议》，《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另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将小科布尔的著作译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　　

　　

　　 ⒁参见黄逸平：《江浙财团析》，《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杨树标、杨箐：《论四一二前后江浙财团同蒋介石关系：读<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杭州大学学》1991年第3期；姚会元：《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姚会元：《江浙财团形成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1995年第3期；易继苍：《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等。　　

　　

　　⒂[27]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8—10页。　　

　　

　　⒃彭绍钧等：《中外财团经济的发展路径及模式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4期。　　

　　

　　 ⒄高青海主编：《文史哲百科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⒅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的三个问题》，《历史档案》1998年2月；姚会元、邹进文：《“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⒆[38]钟晓光：《“江浙财阀”刍议》，《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⒇杜恂诚：《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79页。　　

　　

　　 [21][24][28][34]黄逸平：《江浙财团析》，《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　　

　　

　　 [22]周巍：《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创建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学术论坛》1991年6月；《中国银行行史》，第85—91页；黄逸峰、姜铎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346—373页。　　

　　

　　 [23]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25]姚会元：《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江浙财团形成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1995年第3期等。　　

　　

　　 [26][37][日]西里喜行：《关于清末的宁波商人》，《东洋史研究》第22卷，第1号。　　

　　

　　 [29][36][42]史全生：《江浙财团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江海学刊》1984年第4期。　　

　　

　　 [30]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第573页。　　

　　

　　 [31]毛知蛎：《张嘉璈与中国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台湾协联印书馆1996年9月，第135页。　　

　　

　　 [32]《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第11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　　

　　

　　 [33]姜铎：《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35]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第128、10页。　　

　　

　　 [39]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2页；黄逸平：《江浙财团析》，《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周巍：《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创建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学术论坛》1991年第6期。　　

　　

　　 [40][法]白吉尔著，许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年—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249页。　　

　　

　　 [41]史全生：《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邱松庆：《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5期；张晓辉：《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政府》，《史学集刊》1987年第1期；等等。　　

　　

　　[43]分别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此外，这类研究成果主要还有吴景平、王晶：《“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吴景平：《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吴景平：《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浙财团研究”(项目号02BZS028)、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子课题的成果之一。　　

　　

　　简介：陶水木，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杭州)　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江浙财团”逐渐形成。“江浙财团”乃是以上海为基地，以江浙籍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它包括所有以上海为其资本活动基地的资本家集团，既有钱庄银行资本，又有近代工商业资本，它网络着江浙籍为主的买办，工商企业资本家、钱庄和银行资本家，掌握着上海及江浙地区的国民经济，凭恃着宏大的经济力量，“江浙财团”在政治方面也发生着越重要的影响力．总之，它似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上海并加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影响其演变与发展．

　　

　　 “江浙财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进行了有声有色的表演，但是，“江浙财团”不是凭空发生，以金融资本为主体为核心的“江浙财团”自有其形成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近代金融资本；江浙财团的经济基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钱庄开始向近代金融资本演化。所谓中国近代金融资本，是指完全不同于旧式典当、钱庄，票号资本，其经营活动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密不可分，本身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构成部分的金融资本。中国近代金融资本与“江浙财团”有天然的联系，前者是后者得以形成的经济、物质基础，后者的逐渐形成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发展．
考察中国金融发展演变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出现和形成，大致有两种渠道，一是上个世纪末旧式钱庄的资本主义化，二是世纪之交近代银行的出现．两渠交汇，便涌流出中国近代金融资本．
在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里，钱庄资本逐渐向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转化，并成为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旧式钱庄染上了买办色彩。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实施经济掠夺与侵略时，钱庄与商界的传统联系为外国资本所利用和控制，钱庄的种种信用工具和信用手段转入了为扩大洋货销售服务的轨道．但，钱庄资本毕竟与买办资本有着质的差别。首先，钱庄资本并非由外国资本的入侵而造就，它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产生了的金融资本，其次，在“买办”性的程度上，钱庄远不如外国资本所豢养和造就的买办资本强烈，与封建政权和官吏的瓜葛，也不如买办及买办资本；钱庄资本与买办资本的这种区别，决定了它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不同，这是钱庄业及钱庄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化的内在条件．
钱庄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化并最终成为近代金融资本的过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钱庄业对近代银行的依赖和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上海，由于买办的穿针引线，从中斡旋，外商银行早就对上海钱庄进行放款，19世纪70年代外商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放额一般为300万两左右[1]，到90年代；拆放额达七、八百万两已“习以为常”[2]。
随着这种放款数额的增大及次数的频繁，钱庄在资金周转上对外商银行的依赖必然越来越重。除外商银行外，本国近代银行产生以后，钱庄也与它们保持密切的业务往来，从本国银行那里得到资金融通。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初期，就曾以大量资金拆放给钱庄，仅1897年5月至11月，每月拆放款额达到了300万两左右，占该行拆放款总额的96～ 100％。之后，中国通商银行对钱庄的拆放款额虽有减少，但仍保有较大的数字和较高的比例．到1911午时，拆放总额为289.6万两，占该行对外放款总额的36％[3]，第二，钱庄的业务经营手段趋于资本主义化．如引进了近代的汇划制度，洋行开出的支票和华商发出的庄票均可在外商银行直接轧抵冲销，—从而大大节省了时间，简化了手续[4]；再如，1890年前后上海钱庄业首创了“公单制度”，每天下午各汇划庄将其应收之庄票送到原出票钱庄换取公单，然后交钱庄业汇划总会“汇总”并互相轧抵(也代理非会员钱庄柑外商银行的清算业务)[5]。钱庄的“公单制度”方便了彼此的清算业务，避免了大量的现金搬运，开创了我国票据交换的雏形．另外，除继续把持操纵传统的洋厘、银拆行市之外，庄越来越重视注入较大资金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股票买卖、房地产经营．19世纪70、80年代后，钱庄“以股份票互相买卖”[6]牟利的已渐成时尚．第三，钱庄资本开始与近代工商业资本相互溶合，共同发展．

　　

　　 “相互溶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钱庄开始并越采越多地向工商企业放款，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汉口福圣，协租机器轧油厂、毛业制造所、机器米厂以及炭山湾煤矿、江西铜矿等都曾得到过钱庄的放款[7]，上海更是如此，二方面，一些钱庄老板在经营钱庄业的同时，开始涉足创办工商企业。在上海最典型的例子是荣氏兄弟。荣氏兄弟以开设钱庄做为事业的起步，1900年，基于“钱庄放帐，博取微利，不如自己投资经营利益较大”[8]的想法，大力投资机器面粉业、棉纺织业，最后发展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荣家企业集团．汉口，“三怡”钱庄的股东黄兰生也曾投资设立“汉丰面粉厂”。三方面，一些近代工商业企业主在经营工商的同时投资于钱庄业，为钱庄资本注入了新鲜血液。钱庄对近代工商业的放款以及两者间的相互投资必然使它们更为密切和融合．
19世纪下半期钱庄这种转化，使旧式钱庄资本成为近代金融资本的一部分，并产生了一批像浙江宁波慈溪人秦润卿那样的优秀钱庄资本家．秦润卿在长期担任上海钱业领袖时；为维持和稳定钱庄业胁僖用以补钱庄资金薄弱之短，曹倡设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他还倡导成立上海钱业业务研究会，以“提倡改革与钱庄业务之扩张”为宗旨；研究改革钱庄各项业务，以适应外在环境伪变化，加强与新式银行的竞争力量．很显然，在历史动力伪作用下，秦润卿这样的钱庄老板正不自觉地转变为金融资本家，钱庄资本正转化为近代的金融资本．
国内银行业的产生是形成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主要渠道租途径。中国近代银行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外国金融资本在中国的活动所诱发，没有这种“诱发”，国内银行业在19世纪末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银行业的产生也有重要的内在因素：一是19世纪60，70年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并发展，这种情况呼唤并催生了“国内银行”)二是清政府财政上的需要，三是政府以设立银行做为倡行“新政”的标榜。
中国通商银行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嚆矢，它成立并正式营业于1897年5月。成立时资本额定为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在经营管理上，中国通商银行完全有别于旧式金融资本的钱庄、票号等。它学习和借鉴外商银行的管理制度和方法，“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并聘用英国人美德伦、马歇尔等来行担任“洋大班”，它的内部规章制度依照英资汇丰银行的章程拟订[9]。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最早银行，只因为它的创办人是盛宣怀而受到世人所瞩目。中国通商银行以自己的新式制度，新式管理、新式业务在中国金融业发展史上划开了一个新时代，
较中国通商银行晚些设立的。银行还有户部银行、交通银行。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 8月，总行在北京，于天津、上梅、汉口、济南、重庆、福州、广州等许多城市设有分行。该行开办时资本为400万两，其中户部认股200万两，商股为200万两。因户部银行是清政府户部衙门所奏请设立，所以除办理普通银行业务外，还享有承颁制造银、铜铸币、发行纸币、代理部库等特权，扮演着“中央银行”的角色．交通银行成立于1907年，该行由清政府邮传部奏准设立，成立时股本领为500万两 (5万股)，先收足半数250万两．
应该说，银行是资本主义的金融信用机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儿。但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却既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如机构的股份公司性质、某种程度上的近代化着理制度与方法等)，又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金融机构，勿宁说它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交配出来的“混血儿”。从资本构成看，上述三行都吸收了商股参加，其中，中国通商、户部银行开办时都是官、商各半，交通银行甚至达到商六官四的程度，从经营方式看，中国通商银行号称商办，户部银行与交通银行均为官商合办，即三家银行或商办或官商合办，都招有商股，都与“商”有关，从管理大权看，名为“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实际是官掌实权，该行成立时总行的9位总董，都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而是由盛宣怀指派：该行下属各分行设有分董也都由盛加以委派，以致于早期香港、九江、天津、镇江、汕头、北京、汉口等地分行的分董全部是清一色的封建官僚[10]。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尚且如此，“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便可想而知了：从银行资力和势力看，中国银行业产生之初，官办、官商合办的银行在资力及社会势力方面明显过于商办银行，表现出银行机构对清朝封建统治政权的依附性。上述中国通商，户部银行、交通银行之间也是“官”压“商”的关系。户部银行成立较中国通商银行晚，但在地位和营业方面很快压过后者，以吸收的存款余额做比较，中国遁商银行的存款余额1906年为194万两，1907年为 224万两，1908年为194万两，1909年为200万两，而户部银行相同年份的存款余额则为 1056万两、2208万两、3526万两，4381万两，两者比较相差况至10倍到20倍．数额庞大的户部银行存款中必有大宗官款及政府财政存款．交通银行的存款余额虽不及户部银行，但也远过于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1909年的存款余额为1384万两)[11]。
自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因中国“向无银行”[12]，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出现，但是，前面分析的其资本主义的“不纯粹”性，又决定了它们难以成为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主体。
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主体应是私营银行出现之后，即倍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等成立后逐渐形成的．
信成银行是由无锡籍实业家周延弼和沈缦云在1906年开办的，由周任总理，沈任协理。银行开办时集股50万元．总行设在上海南市，在上海租界内以及北京、天津，汉口、南京、无锡等地都设有分行．信成银行是中国较早的较典型商办银行(相对于中国通商银行)，它的业务主要包括商业往来和储蓄两大部分。信成银行重视向近代工商企业放款、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荣家在创办振新纱厂和茂新面粉厂时，信成银行给预过抵押贷款，无锡业勤纱厂因为得该行贷款而几次度过难关．由于该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对当地的企业进行详细的调查摸底，并分析它们的发展前途”，“所以年终结帐，很少吃倒帐”[13]，银行存款额很快高达700余万元。 1907年，信成银行获准发行钞票，流通市面颊达110万元[14]。浙江兴业银行的成立直接得力于世纪之初“保路运动”和不断高涨的“实业救国”热情．为了反对清政府．出卖苏 (州)杭(州)甬(宁波)铁路权益，1905年，浙江省各阶层人民集股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因民办铁路筹集保管股款的业务量巨大，旧式钱庄资本薄弱，规模狭小，无法满足需要，铁路公司1906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设浙江铁路兴业银行，后又改为浙江兴业银行，专营收存股款．该行总行初设杭州， 1915年迁至上海，成立初资本额为100万元．该行全面经营商业银行业务；除存款、储蓄；发行等业务外，还在上海、天津等处建造仓库以扩大抵押放款业务．从该行资本构成看，浙路公司和工商企业家的投资占84. 4l％，这决定了该行与民族资本工商业有天然的密切联系，1919年、1922年、1923年、 1924年、1925年、1926年该行对工商业的放款占总放款额的比例都在40％以上(分别为 61.9；44.8；40.5；44.4；44.3；51.9)[15]。四明银行成立于1908年，它是由虞洽卿、朱葆三等上十位宁波籍的实业家和商人投资开设的，其开办资本为150万两，实收半数。
上述三家银行有共同的特点：第一，开办资本中少有或完全没有清王朝各级政府投入的官股，它们的主要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当时的身份不是官僚而是实业家、商人、钱庄股东老板等。第二，银行的主要资本一是商业和钱庄业的积累，二是产业资本。如：四明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宁波籍的商业资本家和钱业资本家：浙江兴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浙江铁路公司。第三，都注重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放款，支持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经营有成效，发展比较明显，如浙江兴业银行1915年时吸收在款438万元，1926年存款额增加到3312万元，实力有很大增强[16]，表现出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优越性与进步性。第五，这些银行有明显的进步倾向，都曾以一定数额的资金襄助过革命，尤其是信成银行和四明银行，《民立》就曾说过：“光复前后九月十三四日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17]。
上述商业银行的种种特点表明，它们才是中国近代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银行的诞生，它仃顶出现标明中国近代金融资本韵正式产生。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并溶入钱庄资本的近代金融资本的出现，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原来较为分散的、小额的商业资本和社会游资才有可能汇聚成相对集中的、巨额的资本去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资金需要．
而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逐渐形成和壮大给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江浙财团”的出现与生成提供了历史环境和经济基础，近代金融资本的逐渐形成为后来的“江浙财团”造就了人才，培养了创设和经营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等一批有作为的商办银行的金融家、银行家。

　　

　　“宁波帮”：“江浙财团”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近代金融资本是“江浙财团”的经济基础，那末“江浙财团”的社会基础便是闻名遐迩，历史悠久的“宁波帮”。
“宁波帮”源于宁波而成于上海。宁波在鸦片战争之前曾是盛于上海的东方大港．西方人早就描绘了她当年的繁荣，“其房屋建筑的整齐华丽，以及商业名声的无与伦比，在中国可称首屈一指”，称她是“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18]。鸦片战争后宁波的外贸地位急剧下降，宁波开埠后的头5年中，其对外贸易额由 50万元下降到此数的十分之一弱[19]。宁波做为外贸港口的衰落，主要是由于上海贸易口岸的崛起，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对外贸易额在短短的六、七年内超过了广州，居全国第一位．上海的崛起，宁波的相对衰落以及彼此地域上的相近，使得具有冒险开拓精神[20]和商业敏感性的宁波人开始向上海进军，在上海造成“宁波帮”．
所谓“宁波帮”是在上海进行经济活动的浙江省宁波及其周围几个县的商人及钱庄老板长期、自然形成的同乡性商业团体；
宁波人到上海后最初主要从事商业，沙船运输业渐向钱庄业集中。贸易的发达带动了沙船运输业的发展．但船运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一艘沙船价值约为7000—8000两银[21]，而一般商人及沙船业主通常又缺乏相当数额的自有资金，这就创造了频繁的资金筹措及借贷方面的社会需求并推动某些积累了相当数量资金的商人投身于金融业。宁波人在这种经济感召下投资开设钱庄，将资本集中于钱庄业．镇海的方家与李家就是典型例子。19世纪30年代方家从镇海到上海经商，不久方润斋在上海南市开设兼营土布、杂货的履和钱庄(后改名号为安康钱庄)．以后，方家资力渐盛，除陆续在上海增设允康、寿康，同裕，尔康、安康、延康，五康、安裕，钧康，承裕、和康、汇康、赓裕、庶康、元康、乾康、复康等10余家钱庄外，还在汉口，杭州等地开设了7家钱庄[22]，成为世人瞩目的钱庄家族．李氏家族的李也亭十几岁时在黄浦江上为沙船船员送酒以资糊口，之后启己成为船员并开设船行当上老板．在经营中，他遇到调剂资金的需要，这促使他在经营沙船贸易的同时，自投资本开设3家钱庄[23]。逐渐地，上海钱庄多为宁波籍老板投资开设(清末时，在上海宁波秦家、镇海方家、李家和叶家、慈溪董家、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和万家、苏州程家9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含镇海，慈溪)就占了5家，以宁波人为主开设的上海钱庄逐渐成立了同业性团体——钱业公会(所)．由此，“宁波帮”自虚势力，在上海钱业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与钱庄业中的这种地位，使上海金融界中之人常以自己为宁波籍而引为自豪与荣耀．中国农业银行创办人王伯元，祖籍浙江慈溪，其母是苏州人，王亦生于苏州。他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代理会长时，讲话中常露苏州口音，有人奇怪苏州人为何担任宁波同乡会会长王则严肃声称自己是地道宁波人，而且是宁波慈溪王氏二十二世孙，有宗谱为证！
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宁波帮”在上海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钱庄业，开始以钱业为基础向国内外发展。向外的发展是凭惜雄厚的财力和广泛的商业渠道货币金融知识，与外商广泛接触，造就大量“买办”和“后备买办”。向内发晨则是向近代工业企业和新式银行扩展．在这一过程中，“宁波帮”逐步扩大——既扩展经营对象活动领域，又扩展该帮成员，其联络对象由宁波籍扩大到浙江籍、江苏籍，甚至包括安徽籍．“宁波帮”经营的成功和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使人们对其越来越另眼看待，宁波籍以外的一些商人与资本家出于各自的目的，愿意与“宁波帮’建立并发展经济等多方面联系，并逐渐成为非宁波籍的“宁波帮”成员．随着“宁波帮”的财富和集团实力，经验的迅速增长和积累，19世纪末，它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力量，20世纪初“宁波帮”演变扩大为“大宁波帮”——“江浙财团”．
从“宁波帮”发展而来并以“宁波帮”为核心的“江浙财团”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它支配着上海的钱庄业，各大商号，大部分买办及各类经纪人、多数纺织工业企业，主要的航运公司，最有资本实力的商办银行乃至主要的商号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因为“江浙财团”的基地在上海、垄断着上海经济、是影响和制约上海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人们有时又将“江浙财团”唤做“上海财团”。
综上所述，“江浙财团”在近代中国并非凭空出现，它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它的产生自有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近代金融资本做为其经济基础决定了“江浙财团”主导方面的资本主义属性，也决定了“江浙财团”必然伴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而壮大，“宁波帮”做为其社会基础，则决定了“江浙财团”与封建经济即传统商业旧式金融的历史渊源关系，决定了“江浙财团”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封建色彩。这封建色彩的一面使“江浙财团”在金融界乃至延伸到政治领域中的。活动带有明显的集团、派系性，而其主导方面的资本主义性质则决定“江浙财团”—有机会便要顽强地体现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企图得到或分享政治权力．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抵册停兑令”事件和“江浙财团”支持1927年的“四一二”证明了这点．

　　

　　 “抵兑”的行动表现出“江浙财团”摆脱北京政府严密控制、独立发展的要求，而支持“四一二”不仅仅反映出“江浙财团”选择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支持，还体现出“江浙财团”以此为筹码去影响南京政府乃至在这个政权中分润权力的企图．至于“江浙财团”的这种企图实现与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注释：
[1][2]《中》．1878年8月28日，1897年1月30日．
[3]《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43、142页．
[4][5]《上海馒庄史料》，上诲人民出版社版，第19、53、493—495页．
[6]《字林沪》,1883年10月10日．
[7]武汉市档案馆：全宗119、目录130、卷号113．
[8]《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人民出版杜版，第9页．
[9][10]《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版，第12，11-12页．
[11][17]《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版，第47、52页。
[12]《中国近代资币史资料，第1辑(1964年)，第1037页．
[13][15]《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山东人民出版社版；第84、395页表2．
[14]《旧上海风云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16]《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第75页．
[18][19]《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10期．第49页．
[20]《定海县志》：“冒险之性”为宁波人所特具，因为处于“饥驱寒袭，迫而之外”的环境中，他们能够“航海梯山，视若户庭”．
[21][23]《经济学术资料》，1982年第4期，第50页．
[22]《上海金融》，1989年第8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