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美国对华战略*

　　

　　岳健勇

　　

　　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确立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优势，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开始形成。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与“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1]。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发动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势力均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势力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及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在二战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一体系必须通过建立新的国际权力结构来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在对苏联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3]。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向西欧和日本单方面开放市场和提供巨额援助，推动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statism）或像战前那种封闭的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而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将会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于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冷战的现实政治是，二战后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了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苏联于1949年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而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由于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所在，欧洲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美国建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成败，美国遂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确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国在西欧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了有效遏制；同时，鉴于德国必将在战后欧洲经济复兴以及为西方世界提供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资源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美国又支持西欧国家推进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把德国纳入到了一体化的框架之内，由此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们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大大拓展美国全球资本主义的疆界。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in all eventualities）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发愤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使“全球自由经济体制”面临严重挑战，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共和党的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战略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扩大了的世界市场，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雅尔塔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蓬勃兴起，热点地区不断闪现，世界局势动荡不定，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类地缘政治敏感地带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强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其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具备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并以“人道主义干涉”和反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在中东和巴尔干等地频频发起军事干预，甚至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以加强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经济强大的欧盟和日本并不情愿匍匐于美国的霸权之下，但其独立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却十分低下。事实上，在保持各自周边地区的稳定以及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欧盟和日本对美国依然存在着严重依赖；而且，在共同压制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方面，二者又与美国的利益高度一致。不仅如此，欧盟、日本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非常相近的政治法律制度，双方在经济上的高度依存更远远超过各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5]。这就是说，对欧盟和日本而言，在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体系内，选择充当美国的亲密盟国可以分享到国际安全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反之，若寻求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霸权秩序，不仅在相当时期内是得不偿失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因此，尽管美欧日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并在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上存在策略上的分歧，欧日仍然是美国真正的战略伙伴，是美国在地缘战略上控制世界的两大支柱。这种同盟关系具有牢固的基础，在相当时期内，任何第三方力量都难以在政治和战略上对之进行分化。当然，如果美国改变与盟国间的多边协商机制，而实行强加于人的“单边”政策，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会出现裂隙，但这远不足以动摇其战略合作的基础。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空前的优势地位，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到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外交上巩固和扩大美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以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和霸权秩序不受挑战；同时，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以此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经济政治的转型，其目的是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裂痕。这种经济依赖往往迫使“转型”国家竭尽全力与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实现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目标，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因而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在1999年美国干预科索沃事件中的各行其是，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质提供了最好的注脚。这种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远东力量平衡的基础，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远东地区的力量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因此视中国为头号战略对手[6]。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重新部署和调整在全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加强了从东北亚到中东的军事集结和前沿部署，以大幅度提高力量投送和军事打击的效能。为此，美国以中国增加军备、朝鲜核危机和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为由，进一步加强了与日本的军事安全同盟，甚至有意要把日本改造成为“远东的英国”[7]。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8]。美国目前由于中东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并在朝核问题上需要利用中国，因而表面上对急进“台独”有所抑制，但美台军事关系正迅速加强。不仅如此，美国和日本于2005年2月首次通过联合声明把台湾纳入了“共同战略目标”。

　　

　　“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以阿富汗战争为契机，通过资金技术援助和“反恐”军事合作，正逐步把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这对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随后，美国通过与东盟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巩固了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扩大了双方在区域内外军事合作的领域[9]。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印度巧妙地利用美国遏制中国的心理，通过积极支持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大大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近年来不断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因此，自“9·11”事件以来，在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的表象之下，中国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恶化。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毫无疑问，实行开放政策，加入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经之途。但是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制于冷战以来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作为不受美国控制且奉行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中国不可能得到美国在冷战中对其盟国那样的经济扶持，特别是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决不可能容忍再出现日本和欧共体那样强大的经济对手。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如果依靠从外部获得资本和技术，只有推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大幅度开放本国市场，这就必然会危及国内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使得追求“赶超式”发展的国家产业政策难以有效实施。这是开放的风险所在。因此，如何在有限开放的情况下通过技术自立实现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是中国确定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中国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方针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盲目推进，从而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片面的“比较优势”原则的基础上。中国自1992年以来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却未能通过国内市场的大量出让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相反，还使国内产业遭受到了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不得不日益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随着中国产业对国外技术依赖的不断加深和消费主义的弥漫，在国内产生了要求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10]。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因无力振兴民族工业而产生的失败主义情绪与自由经济学家和统治精英共同制造的全球化的“双赢”幻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文化买办主义的空前泛滥[11]。中国沿着依附式发展路径加入经济全球化遂成定势。

　　

　　兴起于90年代初的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加入了发展中国家相互争夺跨国公司投资的行列，与国际惯例接轨于是成为中国不可替代的政策选择。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制的热衷，使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辞流于空谈[12]，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推进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13]，并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世界提供了可乘之机[14]。中国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判断和对经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对和平发展的热望，长期以来以“反霸”为宗旨的中国外交政策由此发生了悄然而深刻的变化[15]。

　　

　　90年代末，中国出于必须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借助外力来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16]，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经济完全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从而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17]。

　　

　　为此，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谈判之机，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承诺实行激进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分销和电信等关键产业，以便把中国的产业完全置于“全球平等竞争条件”（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18]。毫无疑问，中国按照此条件加入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加深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和投资的依赖[19]。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建立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已经在世界产业竞争中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尤其明显。而中国迄今尚无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国有大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实力上升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差距依然在拉大[20]。中国承诺的入世条件将导致国内市场的竞争完全国际化，因此，一旦加入全球化后的中国产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因而不得不全面置于国际分工的底层，中国的工业化将发生根本逆转。

　　

　　为确保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美国在本国政府和世界贸易组织内部专门设立了特别针对中国的年度审查机构，这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智囊机构外交关系协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重要的政策咨询告，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以促使中国主动履行入世承诺。其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以及与中央部委有关联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的步伐和方向”[21]。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 of compliance）”[22]。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23]。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24]，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

　　

　　在这份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25]。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应把对华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事实上，美国利用全球反恐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的态势。在美国借阿富汗战争进入中亚之际，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中国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26]，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27]。

　　

　　但是，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28]，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美国除了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一方面，美国通过“媒体帝国主义”手段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持续的妖魔化宣传；另一方面，利用中国入世，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等新殖民主义理论，企图使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豪感成为无根的浮萍。

　　

　　由上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国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具有悠久辉煌的历史和无穷潜力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 本文已载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15期（总184期），2005年5月25日出版。

　　

　　网友评论：

　　

　　[1]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转引自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P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 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P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 Benjamin Schwarz, “Why America Thinks It Has to Ru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6.

　　

　　[4] 同上。

　　

　　[5] 冷战的结束并未导致欧美经济关系的疏远，相反，双方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美国学者Daniel Hamilton和Joseph Quinlan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十年，欧美之间发生的经济全球化在力度和进度上均为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虽然美国与欧盟之间在贸易、政治及安全等领域争端不断，欧盟与美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各自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流向了对方，双方始终互为最重要的商业伙伴。2003年，尽管世界经济处于萧条状态以及法德等欧盟国家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美国与欧盟的经济关系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均达到了历史的巅峰。美国企业在欧盟的全部直接投资（FDI）达到了870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30.5%，欧盟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则从2002年的260亿美元上升至369亿美元。Judy Dempsey, “FDI Soars Despite US-Europe Strains”, Financial Times June 9, 2004.

　　

　　[6] 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指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7] Kosuke Takahashi, “Japan to become 'Britain of the Far East'”, Asia Times online Feb 24, 2005.

　　

　　[8] Condoleezza Rice, “Campaign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9]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A. Kelly, “An Overview of U.S. East Asia Policy”, Testimony to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June 2, 2004.

　　

　　[10] George 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11] 伏波：“发展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困境”，Le Monde Diplomatique《外交世界》（法国）2003年第3期。

　　

　　[12] 同上。

　　

　　[13] 同注10。

　　

　　[14] David Murphy, “The Fine Art of Failur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nline) Issue cover-dated September 25, 2003.

　　

　　[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贯立场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告将提法修改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不再提反霸。见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上所作的告（之九—外交） (新华网 2002-11-17)，

　　

　　[16] Condoleezza Rice, “Campaign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17] Beginning the Journey: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TO ——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前言。

　　

　　[18] Peter Nolan, 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Palgrave 2001.

　　

　　[19] 同注10。

　　

　　[20] 同注18。

　　

　　[21] 同注17，P20。

　　

　　[22] 同注17，P23、24。

　　

　　[23] 同注17，P18。

　　

　　[24] 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撰文指出，“加强中国那些寻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人的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这可能会形成要求进行政治自由化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压力。”Condoleezza Rice, “Campaign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25] 同注17，P21。

　　

　　[26]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27] 王小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 《三网合一》，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28] Benjamin Schwarz, “Why America Thinks It Has to Ru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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