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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策略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困境

2025-02-27 观点 评论 阅读
  

  普京执政以来俄共的新探索及其困境

  

  
2005-05-13 臧秀玲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普京执政以来俄共的新探索及其困境
【摘要】本文分析了普京执政以来俄共在内外政策和工作重心方面的新调整,即:对普京从期望到失望;斗争目标从幻想到现实;工作重心从上层转向下层,不断探索在新形势下实现重掌政权、复兴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手段。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俄共目前日益严峻的困境,分析了其内外原因,并展望了俄共的前景和未来走势。
【关键词】俄共;策略调整;困境;前景
【简介】臧秀玲,女,1963年生,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6;D66 【文献标示码】 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4-0066-09

  

   俄罗斯独立后,其国内政治力量不断变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党,根据俄罗斯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不断修改自己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策略,一度成为俄国内最大的政党,在政坛上的影响不断加强。但从普京总统执政以来,俄罗斯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执政当局的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俄共在内外政策方面不断进行调整,一方面调整其内部工作重心,另一方面调整其外部斗争策略,探索在新形势下实现重掌政权、复兴社会主义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以继续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维持其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俄共处境仍日渐严峻。2002年上半年,俄共又受到俄政坛其他政治力量的夹击,经过多年政治斗争取得的成果丧失许多;与此同时,俄共也因内部出现分歧而发生分裂。俄共何去何从,令世人关注。本文拟对普京执政以来俄共的新探索、面临的困境及其未来前景进行分析。

  

  一、俄共的新探索与策略调整

  

   俄共成立于1990年6月,1991年“8.19”事件后被解散。1993年2月,俄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恢复党的活动,并选举久加诺夫为俄共中央主要领导人。10多年来,俄共经历了低潮、发展、胜利和挫折的考验。普京执政以来,俄共先后进行了三次策略调整:第一次,从与普京政府进行试探性合作到抨击普京政府,对普京的态度由期望变为失望;第二次,将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第三次,把工作重心从议会内转到议会外,把组织群众性抗议运动作为当前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针。
在整个叶利钦执政期间,俄共与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对叶利钦的一切改革措施。普京上台之初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叶利钦的做法,如加强中央对地方政权的管理和控制;向金融寡头开刀;实施军事改革;加强国家对媒体的控制;运用高科技手段坚决打击车臣非法武装;抨击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解决多年未决的国家象征标志问题等。普京的行动赢得了俄罗斯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使许多人产生了错觉,以为他要对叶利钦时代的大政方针作重大修改。与此同时,普京同反对派,尤其是同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逐步走向缓和。俄共领导人对普京提出的拟在俄罗斯建立两党或三党政体的设想,尤其是对普京肯定俄共是一个“形成了体系的党”的言论产生了幻想,以为普京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会给俄共以更大的生存空间。[1]于是,他们接受普京的邀请几次与之进行长达几小时的会谈,而且对谈话结果深表满意。同时,俄共一直批评格列夫纲领,试图说服总统不将其付诸实施。这个时期,俄共明显务实地调整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即对普京采取“建设性的”立场,而对其政府的经济改革方针则采取“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到2000年12月俄共七大时,俄共对普京的评价已有变化,“要对普京采取审慎的路线”,即“正确的予以支持,错误的就无情地批评”,强调自己是“资本主义化破坏方针的不妥协的反动派”,与普京当局的关系则是“建设性反对派”。
然而,普京经过一年的准备,终于在执政一周年之际系统地推出了自己的改革方针,即坚持叶利钦改革的既定目标,在制度和结构上完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2001年3月 22日,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以格列夫纲领为基础的《俄罗斯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2]4月3日,普京发表了第二个国情咨文。普京政府的基本战略方针通过这两个文件得到了最终的表述。用普京的话说,“俄罗斯当局的任务是使民主自由的原则不可逆转,经济方针不变”。他在谈到私有化问题时特别强调, “我对90年代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没有疑问”,“我反对重新分配财产”。[3]为使经济战略得以实施,普京在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就绪:建立了新的联邦委员会、国务委员会和各联邦区;调整了各边疆区、州以及地方自治的执行权力机关和代表权力机关;改组了内阁班子;推动政党法尽快通过,形成了新的支持总统的政党和联合组织。
普京政府上述一切行动使俄共感到非常失望。俄共认为,在近一年来关于国家改革的战略方针的争论中,总统作出了有利于自由主义的选择,而抛弃了国家主义的方案。普京在其第二个《国情咨文》中,将“右翼集团的真实政策的轮廓”清晰地表达了出来,普京的国情咨文事实上是一个俄罗斯资本主义化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到首位的不是人民,而是寡头。当局是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为俄罗斯及国际的资本建立一个规范的、便利的国家。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一切俄共所不支持的方案;建议议会通过政府拟定的劳动法典草案;将教育和医疗从由社会的战略性资金拨款转向一般的有偿服务;允许农用土地的买卖等。库普佐夫说,当局的任务实质上是开始第二阶段的反革命 ——资本对公民基本权利发起强大攻势的进攻。
回顾一年来俄共对当局的态度,库普佐夫在接受独立记者的采访时谈到,七大以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对许多进程的实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当局的面孔看得更清楚,对事件的发展可以作出更明确的预测”。“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对俄罗斯来说,艰难、沉重、严重的时期开始了”。[4]俄共意识到,普京改变了对反对派的策略,对俄共从对话转向压制,尤其是在政治力量构成上做手脚,打压俄共。在俄共看来,当局将来对反对派的政策的实质是:反对派言行将被认定为破坏性质、甚至反国家性质的活动。当局的方针是建立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假左翼政治组织,以便将来排挤俄共。
2001年2月,国家杜马审议国家预算修正案时,俄共议会党团拒绝参加投票,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这表明俄共强化了对普京政权的反动派立场,同当局的“和平共处”时期已经结束。[5]2001年9月,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对普京作了更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私有制的土地法典、以19世纪为榜样的劳动法典、住宅和公用事业改革、养老金改革、自然垄断和军工综合体改组等等,这就是普京射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尚未被完全摧毁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几发炮弹。[6]在2001年10月“共产党联盟—苏共”理事会代表大会上,久加诺夫认为,普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作为叶利钦继承人的真面目,普京在继续叶利钦的事业,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没有发生不同于叶利钦时期的根本性变化,将来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7]俄共明确指出,“对普京的国家机构寄予希望不过是幻想”。2002年1月,久加诺夫在俄共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猛烈抨击了当局推行的政治经济方针。[8]
俄共在普京执政以来的策略调整始终以理论上的思考和探索为基础。目前,现实生活使俄共不再对社会主义可能很快在俄罗斯复兴抱有幻想,意识到要实现复兴社会主义这一目标,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为此,俄共提出首先要搞清楚如下问题:通过哪些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俄共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什么样的政党,俄共以什么样的行动向社会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不回答这些问题,不创造性地发展理论,党就不能得到巩固。
俄共仍然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俄罗斯的未来,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重建的社会主义。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库普佐夫在2001年4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告
中提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找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充满生机的学说应用于当代现实的提法,并保持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他谈到,在苏共废墟上诞生的俄共联合了具有各种观点的共产党人——从真诚地相信斯大林路线是正确的人,到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人,而联系俄共成员的共同基础,事实上是对叶利钦主义、自由主义改革方针的拒斥。俄共的战略目标和俄罗斯唯一应有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这是既吸收了过去的成就也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的、重建的社会主义。然而今天,笼统地谈论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几乎可以自动地取得最终胜利,是完全不够甚至有害的。用对社会主义前景所作的思辨来对抗在俄罗斯已经被确认了的野蛮资本主义,也远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因此,除了要确定最终的斗争目标,还要清楚地指出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4] 俄共七大回顾了叶利钦时代俄共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实践,克服了党在近期奋斗目标上的急躁情绪,放弃了“推翻现政权”、“恢复社会主义制度”、“拯救民族和国家”等提法,确定了俄共在世纪之初的新目标:
(1)要在劳动集体和居民的各阶层中扩大党的影响,争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团结劳动人民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斗争。近年来俄共由于忽略了对基层群众的工作,使党和群众的关系变得疏远起来,上层与下层脱节,直接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俄共七大在总结近年议会工作教训的基础上,把加强党对劳动群众的影响作为近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强调把议会内工作与议会外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2)巩固党的团结和纪律,加强党的战斗力,扭转目前干部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局面。七大决议规定,不允许在普通党员和党员领导中搞双重标准,不允许党员尤其是领导人公开发表违反党纲和党的大会决议的言论。重视干部的选拔与培养,力争党的工作职业化。
(3)在尚未夺得政权的情况下,向社会提出与当局政策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纲领,始终不渝地贯彻国家复兴纲领。为此俄共七大宣布成立“影子内阁”,继续积累治国经验,准备承担国家发展的责任,“与同盟者一起组成人民信任的政府”。
(4)注意运用共产党人及其同盟者手中所掌握的联邦、地区和地方的权力杠杆,“将红色地带和爱国主义地区变成国家在摆脱危机、利用现代经营方法和复兴社会公正方面获取先进经验的基地”。[9]
俄共在当今俄罗斯社会的处境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是现政权的反对党,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活动,如参加议会,某些党员甚至在国家行政机关中工作。在俄罗斯共产党人中一直存在着为什么要参加政权的争论。但俄共坚持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人参加政权是必要的。库普佐夫提出,俄共不仅要成为公认的人民的先锋队,而且要成为群众性的政治组织,要在社会中树立一种新形象。他认为,俄共只有成为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自己的活动服从于人民的利益,才能成为事实上的先锋队,使人民跟着自己走。为此,俄共应该提出为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意识形态和纲领,表明并向社会显示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的立场。
近10年来,俄共取得了一些合法斗争的成果和经验。但俄共也意识到,俄共参加现政权本来是要捍卫劳动人民的权力和利益,抑制资本主义复辟的速度,可在客观上却促进了现行制度的保存和完善,并且影响了俄共自身的存在。为此,俄共七大把加强党对劳动集体的影响作为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库普佐夫进一步提出,“今天该是反思所走过的路并制定未来的工作路线的时候了。首先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通过少数上层人物而没有来自下层的强大压力,要改变现行俄罗斯制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4] 因此,俄共在各方面对其战略策略进行了原则性改变。
俄共目前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多于在各联邦主体立法会议的代表,而后者又多于市、
区级杜马的代表。库普佐夫提出,当前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夺取地方自治机构,变自治机构为苏维埃。为此要改变党的组织体系,建立作为独立战斗单位的自治区党组织。在中央全会上,代表们就组织结构的调整提出了如下建议:在中央一级,加强与青年工作、工会运动、大众媒体、议员党团相关的各机构的工作;在联邦区一级建立新的机构——协调委员会和党委会;在区委和州委一级,建立按地区划分的平行机构,以便使州党委的工作与基层党组织和区党委接近;在基层一级,将党组织划分为小单位,以便每个基层组织都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行动策略,不必等待上级包括州党委的命令。总之,俄共提出将工作重心“向下”转移,即转向地方自治。此外,俄共为加强党内工作,准备恢复专职党委书记制,即中层领导干部的工作改为固定工作,其工资从党的基金中支出。
面对俄罗斯政坛新的力量改组,俄共提出加强以俄共、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和“俄
罗斯”为基础的左翼同盟的组建。此前,在俄共的倡议下,重建的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已经成立,俄共仍是其核心。在2001年9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俄共进一步提出把工
作重心从议会内转移到议会外,把发动和组织各阶层群众的抗议行动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方针。为此,它要求各级党组织利用一切群众抗议的合法形式,克服自身在 组织上和理论上存在的妨碍把议会斗争与抗议斗争有效结合起来的缺陷。[6]
俄共的策略调整,既有务实的一面,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当然,俄共所说的议会外斗争,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合法斗争地位,只是要以合法、和平的群众游行示威等方式,凭借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对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恢复在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俄共连受重挫,面临严峻挑战

  

   近几年来,特别是普京主政以后,俄共的力量开始减弱,其影响也迅速下降。俄共处于空前的政治危机和组织危机,面临着自1993年重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俄共力量和影响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议会选举失去优势。在1999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俄共虽然获得24.29%的选票,比上届议会选举还多2个百分点,但由于“统一”运动的崛起和“右翼力量”联盟进入杜马,俄共只分得110个议席,比上届杜马少了47席,从而失去议会的控制权。这对俄共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
第二,总统选举遭到失败。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没有像1996年那样出现两轮投票的局面,普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顺利当选,获得52.9%的选票。而久加诺夫则遭到惨重失败,只获得29.21%的选票,其得票率大大低于1996年。也就是说,经过3年多的努力,俄共的选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明显地减少了。这表明,俄共在叶利钦时代即将结束之时丧失了一次取代叶利钦、使共产党人重掌政权的机会.
第三,政治影响持续下降。作为主要的反对派政党,俄共在同普京政权进行较量时已经力不从心,连遭挫折,政治影响持续下降。例如,俄共在总统选举前后多次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希望进入政府,但遭到普京的拒绝。后来建立的新政府完全由民主派和中间派人物组成,俄共对组阁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又如,俄共在2000年年初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普京撤回他任代总统时发布的关于给叶利钦提供终身保护的命令,但这一提案在国家杜马进行审议时遭到多数议员的否决[10]。再如,俄共多年来一直控制国家杜马拒绝批准1993年签署的俄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但在普京的直接干预下,2000年4月14日杜马以多数票批准了这个条约。尽管久加诺夫发表声明加以反对,俄共还组织部分群众在杜马楼前集会声援,但俄共还是失败了。2001年以来,俄罗斯国家杜马相继通过新的劳动法典、土地法典、政党法等重要法律。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党团尽管对这些法案投了反对票,但最终未能阻止这些议案的通过。
第四,中派政党联合组成“统一俄罗斯”,逐渐成为国家杜马中的第一大党。持中间派立场的“统一党”与“祖国”运动在2001年7月12日宣布组成“统一-祖国联盟”后,着手建立统一的政党。12月1日,“统一-祖国联盟”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俄罗斯“统一与祖国党”,“全俄罗斯”运动也加入该党,组成“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局的大力扶植下,以“统一俄罗斯”党为主体的中派势力在俄政坛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员数已大大超过俄共,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大党,从而使普京总统在议会中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支持。
第五,俄共被剥夺了在议会中的实权。自2001年12月“统一俄罗斯”等中派党团实现联合以来,议会中要求重新分配杜马领导职务的呼声日渐升高。进入2002年后,中派连连向左翼发起强攻。首先,他们要求解除俄共党员谢列兹尼奥夫的杜马主席职务。此举失败后,2002年3月20日议会投票决定,将谢列兹尼奥夫排挤出杜马理事会,使其丧失了在杜马中的一票否决权。其次,中派控制议会于2002年4月3日通过了关于重新分配杜马委员会领导职务的决定,导致俄共及其盟友农业党失去了在经济政策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等7个重要委员会中的领导职务。俄共和农业党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当即宣布辞去留给他们的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俄共及其盟友在议会下院就失去了借以向总统和政府发难的重要杠杆,进而丧失了在国家立法机构的任何实权。然而,俄共面临的威胁还不仅限于此。杜马四大党团的一位领导人对《消息》的记者说:“重新瓜分委员会只是开始,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从思想上、而且从物质上消灭共产党人。这将动摇他们在各地区的地位,‘统一俄罗斯’有望在地方逐渐取代俄共支部。”同时,来自“祖国—全俄罗斯”议员团的代表尼古拉.费杜罗夫还提请杜马审议取缔俄共,追究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国内挑起民族和社会分歧的刑事责任。此提案虽然遭到总统办公厅及杜马大部分代表的反对,但还是被杜马理事会允许列入4月杜马全会讨论议程。正如沙金娜所说,“虽然解散共产党今天看来并不现实,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上层已经开始对左派发动全面进攻”。[11]。
第六、俄共面临分裂危机。久加诺夫竞选总统的失败,使俄共的凝聚力进一步减弱,也使左派阵营的分化进一步加剧。目前,俄共已陷入自1993年重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久加诺夫的领袖地位也首次受到挑战。过去一贯支持俄共的某些选民开始对他产生不满情绪,党内许多人也严厉批评他身兼俄共中央主席和俄共议会党团领导人两大职务的做法,希望他辞职,认为俄共需要一个新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内部出现了分裂的征兆。党内比较激进的“列宁派”公开提出,要筹建自己的党。俄共中央委员、“共产党联盟—苏共”理事会主席舍宁不顾久加诺夫的警告,在2000年7月15日召开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共产党”成立大会,随后又向俄共中央提交了“退党声明”[12]。2001年1月,“共产党联盟—苏共”发生分裂,舍宁被解除“共产党联盟—苏共”理事会主席职务,改由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担任主席。但舍宁不承认这一决议,在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等的支持下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联盟—苏共”,自任理事会主席,并谴责久加诺夫等进行分裂活动。[13]而谢列兹尼奥夫则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对当局进行建设性合作。由于俄共高层内部思想不统一,2000年 7月15日谢列兹尼奥夫从俄共队伍中拉出一部分人组建了“俄罗斯”运动。新成立的“俄罗斯”运动声称拥有11.4万成员,宣布赞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主张同普京政权合作,但不同俄共分裂。谢列兹尼奥夫表示,将联合那些赞成俄共主张而又不愿加入俄共的人,并说:“我没有退出共产党的打算,我们的组织是共产党的联盟”。他强调,该组织将加入“人民爱国联盟”,成为俄共的盟友,但今后将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该运动在国家杜马不单独成立议会党团,但在地方杜马将成立议会党团[14]其实,“俄罗斯”运动是在违抗俄共中央并得到普京支持和鼓励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很多观察家说,克里姆林宫是该运动的幕后策划者,其目的是削弱俄共的力量,建立一个“温顺的反对派”。俄共中央曾极力阻挠该运动的建立,久加诺夫不仅多次找谢列兹尼奥夫谈话,希望他放弃这一计划,而且同普京进行会谈,希望总统不要加以支持,但都遭到拒绝[15]。“俄罗斯”运动的成立预示着俄共内部分歧的进一步发展,预示着左派力量走向分裂。由于谢列兹尼奥夫以“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为由拒绝辞去国家杜马主席职务,导致俄共在2002年5月25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以76票赞成、2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开除谢列兹尼奥夫及其他两名俄共议会党团成员的党籍。谢被开除党籍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央全会将他开除出党是一个严重错误。国
家杜马“人民代表”议员团领导人赖科夫认为,谢列兹尼奥夫被开除出党是俄共分裂的开始。[16]
俄共的力量和影响之所以下降,既有国内形势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也有俄共工作不力、左派内部矛盾加剧等主观因素。
其一,普京主政以后,俄政局趋向稳定,现政权地位相对巩固,反对派难以抗衡。俄共目前取得的部分成就得益于俄罗斯久未摆脱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危机时期俄共更容易获得发展机遇,有更多的机会利用现政权的失误和人民的不满夺取政治主动权,增强自己的力量。一旦国家、社会稳定下来,它就难有机会重获权力了。普京着手振兴俄罗斯,打击车臣叛乱武装,强调“社会团结”,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并采取各种务实措施,革除叶利钦时期的积弊。这一切使普京的威信和居民支持率直线上升。俄共过去一直以叶利钦为斗争对象,叶利钦政权所犯的种种错误使俄共的拥护者越来越多。现在,俄共失去了叶利钦这个靶子,其号召力和凝聚力大大下降。普京的成功,使俄共面对空
前强大的对手。普京不仅政绩好,威信高,而且没有历史包袱,没有辫子可抓。作为反对派来说,俄共拿什么来反对普京政权现在成了问题。
其二,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国内政局的趋于稳定,使俄经济形势有了较大改善。200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3%,工业生产增长9.5%,农业生产增长3%。2001年,在全球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俄经济仍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增长率为5.5%,失业率从上年的11.1%减少到8.9%,联邦预算盈余达GDP的5%,黄金外汇储备突破385亿美元,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点。卢布汇率稳中有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幅度为6.5%。[17]这都是前所未有的,说明俄经济已开始走出谷底,踏上“复兴之路”。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提高现政权的威信,而不利于俄共争取选民的斗争。
其三,社会思潮和国民心态不利于俄共争取群众。多年的政治斗争已使国民感到厌倦,俄罗斯独立之初的政治狂热已大大降温。目前俄罗斯人的主要心态是求稳定,重务实,怕复旧,寄希望于改革,盼治求新。俄罗斯社会目前正处于近10年来少有的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状况好转的状态下,群众思稳求安,政府也采取了一些顺乎民心的措施。上述社会思潮和国民心态显然不利于俄共动员群众,扩大自己的队伍。
其四,俄共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尚未解决,左派力量内部政见不一,分歧严重。俄共高层内部思想不统一,围绕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等重大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俄共某些上层领导以及在杜马的许多俄共议员满足于议会斗争,不希望“破坏现有秩序”,更不愿冒犯当局而丧失杜马阵地以及作为议员享有的“地位和特权”的风险,主张同当局进行建设性合作,而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则主张加大对当局的斗争力度,树立俄共的鲜明反对派形象。这些分歧使俄共高层内部思想不统一,并导致了俄共组织上的分裂。
其五,俄共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理论不健全,斗争纲领缺乏吸引力。虽然俄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斗争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仍被许多人视为苏共的翻版。广大人民群众虽对现政权感到失望,但并不表明他们向往社会主义,支持和跟共产党走。尽管俄共宣称要建立重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并没有就根治苏联旧体制的弊端提出十分吸引人的口号。它提出的爱国主义、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反对民族分裂等主张已被当局接过去,因而缺乏新意和号召力。
其六,俄共等左派组织受到现政权的遏止和打击。现政权出于策略考虑,有时也向俄共伸出橄榄枝,但仍把其视作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反对派,为此一直采取各种手段对其进行限制和围堵。由于俄共加大了对政府自由化改革的批评力度,与当局矛盾不断加深。当局为了使政令更畅通,对中右派挤压俄共的行动采取了充耳不闻、乐见其成的态度。

  

  三、俄共前景艰难曲折

  

   俄共前途如何?是继续向前发展,还是逐步走向衰落?这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对此,俄罗斯舆论界议论纷纷。一些右翼人士认为,俄共潜伏着内在危机,可能在5至10年内自然消亡。“右翼力量”联盟议会党团领导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俄共的前途主要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由于目前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俄共得以保持稳定的社会基础,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俄共的颓势将在所难免。另一些人则认为,共产党的支持率将攀升并在大选中获胜。还有人认为,俄共今天面临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共产党人应当从休克中苏醒过来,开始采取行动。[18]久加诺夫并不悲观,他说,俄共将以左翼力量的大联合组织——“人民爱国联盟”为依托,向基层纵深发展,争取在下次杜马选举中东山再起,夺回议会多数派地位,借此大大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共产党人联盟”党中央书记普里加林说,根据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如果现在举行杜马选举,俄共将获得35%的选票,大大超过1999年的24%。[19]关于俄共的前景及其未来走向,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看法:
首先,如何应对变化,在困境中寻求发展,在俄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影响,是
俄共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俄共一直将国家杜马主席一职及俄共议员团作为其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阵地,当重新分配杜马委员会领导职务的决议通过后,左翼党团立即宣布拒绝担任杜马任何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呼吁谢列兹尼奥夫辞职以示抗议。谢列兹尼奥夫拒绝辞去杜马主席职务与俄共将其开除出党,标志着俄共议员在杜马中的领导职务全部丧失。这是俄共恢复活动以来在杜马中遭到的重挫,使俄共在国家杜马中的影响力明显缩水,处境十分被动。俄共上层的分裂也给俄共带来了严重消极影响。如何通过不断的探索、变革,真正找到能为民众所接受和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保持自身队伍的稳定,扩大社会和阶级基础,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将是俄共今后所面临的考验。但俄共不会停止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为社会主义复兴而斗争。俄共的发展表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俄罗斯仍有植根的土壤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由于俄罗斯社会中受剥削的劳动阶层将会继续存在,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等劳动者利益代表的俄共今后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俄共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也仍然有其存在的政治和社会需要。但受主客观条件限制,俄共的发展道路将是复杂曲折的。
其次,在相当时期内,俄共没有单独执政或建立以俄共为首的左翼政府的可能。从
目前情况看,俄共领导层非常重视地方选举和基层组织建设。俄共拥有党员50多万,
在俄所有地区约有2万多个基层组织,全国三分之一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由俄共党员或
同情俄共的人士担任,俄共在全国三分之一地区建立了“红色地带”,俄共还拥有3000万左右的选民,俄共将努力博得更多选民的同情与支持,在俄国家杜马下届选举中试图重整旗鼓。但目前,营造稳定、和睦的公民社会是普京时代的主旋律,在相当时期内俄共没有单独执政或建立以俄共为首的左翼政府的可能。
再次,俄共仍将坚持既定方向,不会改旗易帜,朝社会民主党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俄罗斯是十月革命的故乡,其国情、党情有别于西欧和东欧一些国家和政党;俄共党内传统势力仍较强,特别是广大党员和地方党的领导干部不赞成党演变为社会民主党。2001年7月11日,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左派运动时建议俄共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遭到拒绝。而且,俄罗斯现有近15个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党,其中不乏著名的活动家,但他们在俄国民众中并不拥有多大威望,投票支持他们的只有1%,说明选民不信任该运动。[20]俄共如改变党的性质,势必会失去传统选民的支持。但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俄共会继续顺应形势的变化修改党的纲领,更新党的战略和战术。

参考文献

  

  [1] 普京在“统一”运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俄通社—塔斯社2000年2月27日莫斯科电。
[2]《俄罗斯2010年前经济发展新纲领条例》,载《经济与生活》,2000年第24期。
[3] 普京2001年《国情咨文》,载《俄罗斯》200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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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俄共七大的资料:参见2000年12月6日《真理》,孙凌齐:《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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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淑春:《俄共失去在杜马委员会中的领导职位,面临严峻考验》,《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5期。
[12] 刘淑春:《从舍宁退出俄共看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2期。
[13] 关于“共产党联盟—苏共”的分裂,参见《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8期。
[14] 俄通社—塔斯社以及法新社2000年7月15日莫科科电;孙占林:《"俄罗斯"运动成立标志着俄共走向分裂》,新华社2000年7月23日莫斯科讯。
[15] 李庆义:《俄议长另建"俄罗斯"》,《中国青年》2001年1月16日。
[16] 新华社莫斯科2002年5月25日电,人民网2002年5月26日。
[17] 转引自《文汇》2001年12月31日。
[18] 李兴耕:《俄罗斯政党的最新动态》,《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
[19]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2002年4月25日。
[20] 郑异凡编译:《俄共拒绝普京改名“社会民主工党”的建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5期。

  

  
普京的策略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困境

华中师范大学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聂运麟

  

  普京主政以后,俄罗斯共产党一直处于力量和影响下降的态势,实际上已经处在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共产党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共产党在1991年11月与苏共一起被叶利钦政府禁止活动,但经过艰苦的斗争,俄共很快便恢复了合法地位。1993年12月俄罗斯共产党获得重建,此后,俄共的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其影响也不断扩大。1995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俄共获得22.3%的选票,上升为议会第一大党团,在国家杜马中占优势地位。1996年6~7月的总统选举中,久加诺夫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32.04%的选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40.3%的选票,险些把叶利钦赶下台。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后,俄共的地位又有所上升,俄共成员马斯柳科夫担任了普里马科夫政府第一副总理。但自普京主政以后,俄共力量和影响不断下降。在1999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普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52.9%的选票,顺利当选。久加诺夫只获得29.44%的选票,大大低于1996年的得票率。在1999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俄共遇到普京政府支持的“团结”联盟的挑战,获得24.29%的选票,虽然得票仍位居第一位,但俄共在议会中却比上届少了47席,只获得110个议席,而团结党等中派力量则占据议会450席中的240席,从而结束了左派力量长期左右议会的局面。但左派由于在议会中仍拥有1/3的席位,仍可以阻挠任何重大法案的通过。近年,四个支持普京的中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成为杜马最大的议会党团,左派连1/3的席位都保不住了。于是,俄共一直反对的法案,如允许买卖土地的土地法、增加穷人负担的统一税法、雇主享有很大发言权的劳动法等,都在杜马一一获得通过。
  2001年7月《政党法》实施以后,俄共进一步陷入了困境:一是俄共很快丢失了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10个委员会中的主席职务。二是国家杜马中的某些代表甚至提议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如国家杜马代表费杜洛夫认为:“必须马上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因为其党纲中有与宪法不符的地方。”他说:“我发现党纲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继承性,竟然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好在这一提案没有获得通过。三是每年“五一”节,俄罗斯共产党都要在莫斯科组织游行集会,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显示自己的力量。2002年“五一”节俄共组织了4万人的集会游行,但亲政府的党派和工会却组织了10万人的集会游行,声势远比俄共组织的规模大。这些困难加剧了党内的分歧,使俄共面临分裂的危险。早在2000年7月15日,俄共中央委员、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理事会主席舍宁由于在有关党的社会基础、斗争目标、斗争道路、选举策略以及纲领、口号等一系列问题上与俄共存在分歧,不顾久加诺夫的警告,召开了“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共产党”成立大会,随后又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个“退党声明”。同一天,担任杜马主席的俄共中央委员谢列兹尼奥夫在普京的鼓励和支持下,成立了“俄罗斯”运动。2001年1月,“俄罗斯”运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声称已在88个地区建立了分部,拥有大约70万成员。该组织是以俄共地方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吸纳了一大批俄共的基层组织和党员。2002年4月,谢列兹尼奥夫不顾俄共中央的意见,宁丢党证也不愿辞去杜马主席的职务;5月,又有5名俄共党员(4个杜马委员会主席,1个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跟随谢列兹尼奥夫,拒绝放弃杜马的职务,使党内分歧进一步公开化。谢列兹尼奥夫在思想上赞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同普京政权全面合作,与久加诺夫存在严重的分歧。最近俄共已将谢列兹尼奥夫等人开除出党。在俄共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久加诺夫在党内的威信也有所下降:有人批评他身兼俄共中央主席和俄共议会党团领导人两大职务的做法;有人希望他辞职,认为俄共需要新的领导人。
  种种情况表明,俄共正处在深刻的困境之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削弱了;同时还面临来自党内左右两个方面压力,存在着被分裂的危险。

  

  二 导致俄罗斯共产党处境困难的原因

  

  导致俄共处境困难的原因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进行分析。
  首先,从客观条件看,普京主政标志着俄共斗争的对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叶利钦虽然在使俄罗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但他在对俄罗斯的治理上却是一个失败者。俄国在他领导的十年中,国内总产值每年减少7.7%,工业产值减少9.3%,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总产值几乎减少一半。阿尔巴金院士认为,俄国在21世纪将面临不能列入国际主要势力中心的危险。这样,在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的眼中,叶利钦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人;在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们的眼中,叶利钦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总统,一个把俄国的事情越办越糟糕的总统。对于俄共来说,掌权后的叶利钦是个相对软弱的斗争对象,因而俄共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普京比叶利钦要强大得多,他不仅年富力强,没有多少历史包袱;而且还有叶利钦十年执政的教训,这为他执政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普京上台后,在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注重社会政策;放弃“休克疗法”,实行渐进式改革;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增加投资,扩大需求,促使经济快速增长。从而使经济获得了5%~7%左右的年增长率,黄金储备增加,卢布汇率稳中有升,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人民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人民重新燃起了对国家的希望。普京不仅使经济好转,而且在政治上也可以说治理有方,他迅速平息了地方势力和寡头势力的挑战。对付共产党他也有一套办法。普京主政后就面临总统选举,他在叶利钦的帮助下,建立了“团结党”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同时对俄共进行拉拢,给俄共代表大会发去贺电,将杜马主席和一系列委员会主任职位让给俄共;然后集中火力打击“祖国—俄罗斯”(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集团)。普京的这一系列举措,终于迫使重量级的对手普里马科夫出局,自己稳稳地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普京任总统后,借用俄共纲领的内容,提出富国强民、振兴俄罗斯的调整战略,赢得了各种政治力量的认同,同时也削弱了俄共纲领的影响力,普京多次与俄共领导人集体会见,听取意见,并口头表示赞许;他保留了苏联国歌的曲子作为俄罗斯的国歌曲子,保留了苏联红军的红旗作为俄国的军旗:普京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斯大林的功劳,而是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凡此种种,都给人以“粉红色”领导人的姿态。2001年7月14日,普京签署《政党法》,与此同时,俄国的中派和右派先后完成了内部力量的集结和统一。
  此后,普京便依靠“团结党”为核心的中派势力,联合右派势力,对俄共发动新的进攻,使俄共节节失利。同年7月18日,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建议俄共政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认为“这将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并使党朝着需要的方向迈进”。明确表达了普京希望俄共向社会民主义方向发展的愿望。
  以上事实说明,普京对俄共的政策明显不同于叶利钦,他不是像叶利钦那样明目张胆地要消灭共产党,或与共产党公开地敌对;而是表面与共产党友好,实际上与中派和右派力量联手,对共产党实行打击,从内部分化瓦解共产党,软硬兼施,其目的是要改造共产党,使其社会民主党化,即由工人阶级的先锋党、群众性政党,变成为一个议会党,为他所用。普京的策略和成功,压缩了俄共活动的空间,使俄共不断遭受挫折,陷入困难的境地。
  其次,从俄罗斯共产党自身(即主观条件)来看,在普京主政后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工作有非常明显的缺点或不足。
  1.俄共对普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普京主政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制定出不同于叶利钦时期的、对待普京政府的新的行动纲领,不可否认,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对俄共来说是太长了些: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瓦连京·库普佐夫在2001年4月14日与《独立》记者安娜·扎卡特诺娃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对作为总统叶利钦曾经制定了一套明确的行动准则,但对如何对待普京这个人实际上没有准备。”他说:“俄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非常积极地与总统合作,进行过几次长达几小时的集体会面。我们对会谈的结果曾感到满意并一直抱有希望,以为会谈后将采取某些行动。”“但一年过去了,我们得到了新的国情咨文,却对其内容感到失望。一切爱国主义话题和社会领域话题都从这个国情咨文中消失了,我们事实上得到的是一个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到首位的不是人民,而是寡头。得到这个文件后我们才明白,资本主义的政权正在得到加强。”为什么俄共现在才明白这些早该明白的道理呢因为他们对普京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只看到普京与叶利钦的不同之处,而没有看到普京与叶利钦的本质联系。显然,没有这种本质的联系,这两个人是绝不会走到一起的,更不会由后者指定前者来接自己的班。
  2.俄共在议会斗争中曾取得了一时的成功,这使他们后来过分热衷于议会内的斗争,而忽略了议会外的群众斗争。
  在与普京政府的周旋中,俄共主要是进行议会中的斗争,限于议会中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在2000年12月2~3日召开的俄共七大上,久加诺夫的政治告在谈到俄共与当局的关系时指出:“对总统的正确决定,俄共一贯支持,对不能接受的决定,则提出批评。俄共对当局奉行的方针持‘负责任的不妥协的立场’。在这里,只字不提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直到2001年9月28日俄共七届三中全会时,面对议会中左翼力量的削弱,俄共才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提出将工作重心从议会内转移到议会外,把组织群众的抗议运动作为当前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方针。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在会上做了《积极开展抗议运动并在宣传鼓动上提供保障》的告,他指出:“在当前杜马政治力量分化的情况下,仅靠议会工作不足以使我们在同当局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把我们工作的重心从议会内转移到议会外,要掌握多种多样的群众抗议方式。”他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利用群众抗议的一切合法形式,坚决地提醒当局注意破坏社会协议可能造成的后果。”同时,梅利尼科夫还承认:“目前我们对议会外斗争方法的掌握不如议会内斗争方法掌握得好。我们必须克服自身在组织上和理论上存在的缺陷,这些缺陷今天已经妨碍我们把议会斗争方法与抗议斗争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现在该是深刻地分析群众工作不足的原因、更准确地提出未来事件的应对方案的时候了。”这就表明,俄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开展议会外的群众运动问题上,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3.纲领、口号的阶级特色不鲜明,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和政府的口号相混淆。俄共提出在经济上实行多种经济成分,而不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使它与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纲领没有区别;俄共把一般爱国主义和强国主义作为竞选口号及解决各种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提苏维埃爱国主义和苏维埃强国主义,使它混同于叶利钦和普京的爱国主义、强国主义等。这种状况常常使俄共的口号被政府不加改变地予以利用,成为政府争取群众的口号。对此,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库普佐夫在答《独立》记者扎卡特诺娃的问题时就指出:“普京把我们的行动准则拿过去作为自己的基础,如爱国主义、强国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等。”对俄共的这种说法,普京一笑置之,并说:“贵党主张既已化为政府行动,理应感到高兴嘛!”
  4.俄共没有形成俄罗斯各种共产主义力量团结和统一的局面。俄国有80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其左翼力量是比较强大的。但在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和走向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左翼力量内部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导致了派别林立局面的出现。而俄共在苏联解体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没有能够形成各种共产主义力量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甚至在选举中也没有能够采取组成各共产主义力量统一联盟的策略,来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俄共主张左派以若干纵队参加竞选,以便争取更多的选票,这种分兵作战的策略,导致俄共在力量对比有利于自己的选举中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的选举中则必败无疑。

  

  三 俄罗斯共产党今后发展的前景

  

  俄共虽然遭受种种挫折,但它目前仍然是俄国最有组织的一支社会政治力量,是俄国唯一“形成了体系的党”。俄共有54万党员,共产党人和人民爱国力量的代表在俄罗斯30个地区执政,其中7个州和边疆区的行政长官是俄共中央委员和书记;共产党人领导的一些州在工农业生产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俄共今后的发展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要看普京把俄国的事情办得怎样
  从目前看,普京的政策将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取得成功,因为他的政策符合俄罗斯主流社会求稳定、求发展、求生活改善的基本愿望,所以普京的政治前景被普遍看好,俄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不可能问鼎政权。但是,普京执行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寡头的政策,这种政策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普京政府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普京主政后的成功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叶利钦执政的不成功。然而,叶利钦时期与普京时期的对比效应在经过一定时期后,必将走向淡化;而俄国社会内部和外部的深层次矛盾将日益突出起来。处置不当,终将激化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中派和右派内部的不稳固联盟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再分化的局面,这将使俄共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
  第二,更重要的方面,是要看俄共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怎样
  这里首先是俄共将怎样领导人民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俄共如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俄国和其他国家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制定符合时代要求和俄国实际的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计划;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发展,努力做好争取群众的工作,进一步积蓄力量,为重建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做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那么俄共摆脱现时的困境将是有把握的。目前,俄共已经决定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消除“社会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误解;进一步加强以俄共、俄罗斯人民联盟和“俄罗斯”为基础的左翼联盟的工作;将工作重心向下转移,即由国家杜马转向地方自治机构;把工作重点从议会内转到议会外,把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抗议行动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方针等。相信这些新的举措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第三,是要实现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
  在俄国的中派势力和右派势力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团结统一的条件下,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就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不能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实现自身的团结和统一,那么在实施《政党法》的条件下,许多左翼小党将会失去存在的条件,其他较大的左翼党派也将面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这样,俄罗斯就可能出现中派和右派为主角的“两党制”的局面,左翼将长期被排除在问鼎政权的范围之外。如果左翼在近期内能够实现团结统一,俄罗斯就可能出现左、中、右三足鼎立的“三党制”竞争的格局或左派、中右派两种力量角逐的格局,这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无疑有极大好处。从根本上说,只有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俄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光明前途。
  第四,俄共要解决好建设2l世纪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问题。
  这也是其他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共同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产业革命推动的第一次生产力革命的条件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帮助德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这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条件下为无产阶级革命积蓄力量的党,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的党。列宁在电工技术革命推动的第二次生产力革命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背景下,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是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党。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第三次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向着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展开,社会的阶级结构、工人阶级自身的结构以及社会生活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新的历史条件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本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共产党。为回应这一历史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纲领;法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法国共产党的目标;美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方针;日本共产党提出了日本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的见解。以上事实表明,为适应21世纪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各国共产党都面临建设一个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为广大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群众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俄罗斯共产党只有实现了上述历史任务,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才有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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