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群众：查韦斯屡次胜利的原因
查韦斯与委内瑞拉的社会基层组织
许 峰 宋黎明
2007年1月28日美国网站 nalysis.org刊登了苏迦萨•费尔南德斯题为《城市贫民区贫民的代表——乌戈•查韦斯》的文章，认为查韦斯过去屡次获得胜利的原因是委内瑞拉贫民区的基层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在动员人民支持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对拉美问题专家、民主化专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而言，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推行的激进路线已经成为他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一些人认为查韦斯漠视法治和破坏政党体系，并为此而感到痛惜。他们把查韦斯与那些绕过传统体制而与群众建立直接联系的其他新民粹主义领导人相提并论。另一些人则为查韦斯进行辩护，因为查韦斯更关注历史性贫困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而不是维护传统体制的秩序。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因此产生的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导致委内瑞拉贫困现象显著增加。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从1984年的36%上升到1995年的66%。由于有这样巨大的贫富悬殊，像查韦斯那样采取增加社会支出和重新分配财富的激进方法就显得合乎情理。
然而查韦斯的支持者，和他的贬低者一样，看起来都认为高度代理权在查韦斯本人手里，他是制定政策、设计方案以及将松散的民众凝聚的唯一者。双方都不谈及民众社会组织在委内瑞拉革命议程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我个人对查韦斯的维护不仅是因为我支持他的亲贫民政策和规划，而且我相信他代表了为着民众觉悟而斗争并由民众觉悟控制的领域。
2004到2007年，我在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期间，在加拉加斯的一个贫民区居住了9个月。我目睹了草根阶层社会运动的兴起，从社区广播到非裔委内瑞拉人组织的地方宗教节日、健康委员会。当评论家们将这些完全不同的团体混在一起，并称之为“查韦斯支持者”或“查韦斯支持者运动”时，贫民区中的很多地方组织和民众领导人并不认为他们可以简单化地界定为查韦斯的追随者。确切地说，他们替代性的认同于西班牙语人聚居区或教区，这构成了他们替代性的社会和团体网络的基础。
这些民众运动宣称他们与查韦斯上台之前的社会运动谱系明显不同，查韦斯上台之前的运动包括20世纪50年代反对军政权的秘密运动，20世纪60年代后过渡时期的游击斗争，20世纪70年代由工人牧师组织的反对城市拆迁和饥饿的运动，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城市委员会运动。与此同时，城市运动改变了30年来再分配福利模式培育出的它们与国家之间的附庸关系。当代城市组织对待政府的方式包含了一些自治要素，而这些要素源于当地斗争的历史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的它们彼此依赖的关系。
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是相互的：正如查韦斯的铁腕形象已经给民众组织带来了动力和团结一样，在贫民区兴起的创造性的社会运动也有助于塑造官方政治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如果把查韦斯看作来自于上层的独立形象，或者把民众运动看作仅仅源自下层自治空间，这必然否认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这种相互依赖性使得查韦斯出现并连续执政成为可能。同时，公众组织已经认识到有必要设计一个独立于查韦斯政府的路线以捍卫他们自己团体的利益和继续他们的事业。
在我对委内瑞拉以及此前对古巴的研究中，我一直寻求发展出一个用于思考当代社会中公民与国家之间交互作用的框架，尤其是当遍布拉美的社会运动开始染指国家权力的时候。与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运动（诸如萨帕塔主义者，他们清楚地宣称对墨西哥压迫性国家机器的反对态度）相比较，在新千年温和和激进的左派政府背景下兴起的社会运动面临一个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力机制。我提议我们应关注重要的运动与国家之间的互相联络、联盟以及合作要点。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重要的社会运动寻求为他们自己打造自治空间，尤其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变革背景下更是如此。在早些时候的古巴革命或是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期间，美国的现实干涉以及威胁，与一个更为激进的列宁主义模式的先锋党的并存，减少了草根运动自治的可行性。相比较而言，当代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的社会运动已经设法与国家协商，以争取更多的独立性。他们致力于在那些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独立的当地公众集会中作出决策。他们发起抗议以否决政府的一些政策，他们有自己的大众媒体形式，这些媒体由社区产生，并且服务于社区。
从一开始，贫民区的社区组织就已经与查韦斯密切合作，但是这一点在2004年罢免公投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2003年11月，为了把查韦斯赶下台，反对党机关算尽，其中包括一次长达两个月的总罢工和一次政变企图。反对党征集了1999年宪法所要求的通过公投决定是否罢免查韦斯所需的签名。罢免公投所需要的签名数是总人口的20%或240万人。反对党提供了300万个签名，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审之后，全国选举委员会裁决只有190万签名是合法的。5月，全国选举委员会给反对党5天时间来验证那些被剔除的签名，以确定是否能提交必需的签名数量。查韦斯从他的党内任命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团体监督重新审定这些罢免签名。
这些天，我从朋友以及贫民区里的人那里了解到许多欺诈事件。他们说反对党非法使用死人的名字或者根本不支持罢免公投的人的名字，而且，后来还有一些人对在签名中使用他们的名字进行质疑。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查韦斯任命的团体未能成功地动员贫民区的人们与欺诈行为作斗争，而且该团体还频繁发表声明，说反对派不可能实现240万签名的目标。所以，当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反对派在6月的早些时候事实上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并且全民投票计划将于2004年8月举行的消息公布时，贫民区的人们为之震惊，发觉他们被出卖了。在6月3日的早上，我正在访问一个教区，一些积极分子怀疑查韦斯是否已经与反对党缔结了妥协协议，其他一些人则说是因为查韦斯任命的团体根本就不称职。在贫民区的一系列本地集会上，社区领导人认为不能依靠政府和官方任命的委员会来“代表”自己进行组织，而是强调自我组织的必要性。
为了迎接公民投票，当地的广播网和活动家在组织民众团体维护查韦斯执政地位的“不”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查韦斯用众所周知的“选举统一战斗”组织（UBEs）替代了原先的团体。社区群体与UBEs开展合作，而且有时甚至干脆合为一体，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赢得全民公投而作的策略上的和临时性的组合。“不”运动背后的驱动力量来自于有组织的社区积极分子，他们发起了一个大胆的运动来登记和动员选民进行投票。社区组织者在所有的教区建立了选民登记中心，由当地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小组昼夜不停地充当工作人员。服务于贫民区的广播和电视台以及纸专门留出空间用来解释公民投票的重要性，并鼓励人民把票投给查韦斯。当公投的日子临近时，几个位于中心的广播电台就成了新闻中心，它们采集信息并且传递给其他广播电台。查韦斯最终获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他的个人魅力、他对社会计划的补助或是因为反对派的愚蠢，而是当地贫民区的社会组织发挥的动员作用。
在查韦斯在2004年8月的公投中获胜后，社会运动更公开地主张自身的权利。城市中的积极分子已经在首都发起组织街头抗议，反对政府在发展农村和土著群体上的某些政策。2005年3月和2006年1月，来自自由国家、另类和社区媒体协会（ANMCLA）的积极分子和土著群体一同抗议查韦斯政府增加石油资源储量丰富的苏利亚州的煤炭开采量。抗议者指出这一计划将会加重水污染，从而增加该地区仅靠有限的水资源生存的多数土著人的健康风险。抗议者采用了查韦斯政府自己使用过的语言和符号来挑战查韦斯的采煤计划。在他们“对煤炭说不”的布告上，抗议者使用了一个在罢免公投期间支持查韦斯竞选的“不”字样，这曾是支持查韦斯的一种符号，但查韦斯现在必须倾听他们的呼声。该标识把查韦斯比作“伴侣/伙伴”，但同时，抗议者也严厉批评了他的开采稀有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
城市社会运动很早就致力于反对环境污染的斗争。他们设法停止有污染的工业项目，如1981年反对在拉非格建水泥厂，并且在2005—2006年的反对煤炭开采的抗议中，城市积极分子表现出了与土著群体的团结。抗议活动使得查韦斯政府下令委员会调查煤矿的污染程度，尽管没有满足抗议者们要求停产的条件，但是还是推迟了将煤矿开采量增加到3万吨的计划。
查韦斯时代的民众阶级的斗争经验揭示了一个与国外主流评价不同的事实。美国国务院和一些学术组织给查韦斯政府贴上一个独裁政权和威胁地区安全的标签，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妖魔化查韦斯政府。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把查韦斯比作阿道夫•希特勒，称查韦斯政府是一个通过选举上台的独裁政权。在委内瑞拉，反对派依然在大众媒体上有着非常强的垄断力量，并且所有的部门都有权利上街抗议和批评政府。
此外，由于那些先前被剥夺了权利并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的积极组织和参与，使得当代委内瑞拉比那些常常被吹捧为成功的民主国家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和包容性。这是一种基于乌戈•查韦斯任总统这一背景的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正在进行的时而斗争但又总是妥协一致的过程。
委内瑞拉的人民参与
劳研
法国《外交世界》2006年9月号发表了特派记者勒诺•朗贝尔撰写的《人民参与动摇了委内瑞拉旧政体》的文章，道了委内瑞拉创建作为基层政权的社区委员会，以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情况，认为社区委员会是查韦斯绕过腐败官僚机构向基层提供经济补贴和重建有效率的经济和政体的重要办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2000年，胡安•盖拉和他的同伴霍尼•普洛加尔代表700名从事煤炭运输的卡车司机控告苏里亚州三家运煤公司老板盗用合作社名义，同州政府签订合同以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他们向部委、市政厅、州政府甚至总统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寄去了控告信，但先后都被退回。该投诉长达五年之久未被受理。于是，盖拉和普洛加尔于2006年初历时一个星期，穿越大半个国家，从苏里亚州来到首都加拉加斯国民议会大厦。有一位议员被他们的行动所感动，接待了他们。这位苏里亚州货车司机怒气冲天，用拳头拍着桌子说：“我们没有其他要求，只要求议员同志把我们的控告书直接递交给‘平民总统’”。最终，国家合作总社吊销了这三家运煤公司伪造的合作社证书，但国家煤炭开发公司仍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因为州长曼努塔尔•曼萨莱斯从中作梗。
这种事情在委内瑞拉司空见惯，但当这两位卡车司机到达国民议会大厦并引起人们的关注时，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共鸣。人们聚集起来发出同样的呼声：“不要官僚主义，不要腐败”；“我们要和查韦斯在一起”；“没有效率的行政机关比反动的行政机关更糟糕”；“难道总统本人没有说过国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对革命而言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吗？”……这类词句已在委内瑞拉和拉美地区广为流行，用以指责那些无所作为的干部在执行总统政策时走了样。因此，玻利瓦尔进程重点强调将人民参与作为改变国家机构的方式，这在委内瑞拉被称为“革命中的革命”。
官僚主义和腐败在委内瑞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98年查韦斯当选总统前的40年。当时，委内瑞拉两个传统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行动党轮流执政，它们习惯于用石油收入构建腐败和官僚主义的国家组织机制，并通过安排官员的职位换取社会和平。同时，它们还必须服从来自北方的意旨，奉行紧缩公共事业的政策。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国家机器陷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处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精英官员完全来自封闭阶层，他们对一切社会改革方案毫不关心，对绝大多数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处境一无所知。而真正投身到国家内部改革的坚定的政治干部少得可怜。
在玻利瓦尔进程中应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机会主义者的聚集。尽管查韦斯取得了政权，但第五共和国运动不是一个政党，它是1994年在一些左翼政党和老游击队运动共同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某些领导人已经开始在曾经战斗过的社会里寻求某种舒适与安逸。此外，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干部很快察觉到查韦斯竞选总统为他们接近权力提供了新的可能，于是也聚集到查韦斯的周围。
然而，当2001年11月总统要求议会通过标志着开启社会改革的49个法令时，与委左派和查韦斯关系亲近的支持者路易斯•米基莱纳指责这些法令过于激进，并宣布辞去内政部长职务，追随他的议员也纷纷倒戈。有社会学家指出，这种做法意味着查韦斯失去了立法机构，因此当议会通过法令时，这些法令被大打折扣，可以说“委内瑞拉仍在第四共和国的立法框架内行事”（注：1999年已通过了第五共和国宪法）。这与革命计划大唱反调。可见，过去培养出来的许多干部只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合法工具。
在2005年12月议会选举中，亲政府的政党获得了国民议会的全部议席，但这次选举弃权率高达75%。这是由于反对派感到无法获胜而宣布退出选举的结果，但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对委内瑞拉革命进程出现偏差的反对情绪。因为资产阶级精英被另一批政客所代替，他们依然重复过去的那一套做法，越来越远离老百姓日常关注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没有一个坚固的国家机器，没有一个数量足够的革命干部队伍，没有一个真正有凝聚力的社会运动，那么玻利瓦尔进程就与拉美地区的其他革命经历没有太大差别。
查韦斯总统于2004年表示：“组织起来的人民应成为新的参与性的社会国家的组成部分，而反应迟钝、官僚主义、没有效率的旧政体应被推翻。”当时，卫生、教育、体育等社会项目在全国推行起来，这是一个由社区管理、国家负责的发展规划，它的实施绕过了“旧政体”，以适应社会的需要。2006年4月10日正式创建的社区委员会，标志着委内瑞拉进入了一个建立“新政体”和建立作为“新政体”基础的地方政府的全新重要阶段。
在贝拉德科罗市，人民权力联盟（UPP）的所在地，贴着一张有关建立社区委员会的布告，该布告指出：社区委员会是一种参与式民主，能够将社会组织有机地接合在一起，以便研究国家解决集体问题和偿还社会债务的方案。在那里，市政厅积极采取措施提议创建社区委员会。人们开始制定包括住宅、人口、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社会问题在内的社区社会发展计划，这是一份由民众共同规划的“参与式蓝图”，优先解决供水、排放污水、建立医疗中心等问题。
社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和整合地区范围内各种组织如从事卫生、教育、体育项目的组织、城市土地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等的活动。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参加。首都联合区基金会（社区委员会的联合金融机构）主任佩得罗•莫拉莱斯说：“社区委员会充当公民大会的发言人而非代理人，公民大会才是做出最终决定的机构。”社区委员会在各种社会组织提出参与方案的基础上统筹整合，向公民大会提出项目计划，然后递交给职能部门审核，同时也转给地方公共计划委员会、市政厅、州政府，使这些项目计划的经费列入来年参与式预算。社区委员会还直接管理通过合作社性质的社区银行拨来的资金。每个项目计划能得到3000万玻利瓦尔（约欧元）的拨款。
在社区委员会发展最快的西部地区，巴里纳斯、梅里达、塔奇拉和特鲁希略4个州已批准了920亿玻利瓦尔（约3500万欧元）的3000多个项目计划。从2007年开始，这笔资金的一半将来自非集中化政府基金和依据煤矿与碳氢化合物特别经济拨款法的资金，市政厅和州政府则分担另外一半。
在社区委员会的选举中，某些市长试图让他们的亲信当选，这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佩得罗•莫拉莱斯先生继续说道：“如果社区委员会能很好地应对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那么就能使本已习惯于受家长式国家统治、怨声载道的人民肩负起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看来现在人们已经准备肩负起这一责任了。2006年7月16日，在加拉加斯西部的一个居民区，人们通过六次预备大会，最终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出了社区委员会，杜绝了舞弊现象。而在另一个居民区，投票点安设了一个“秘密写票室”，提醒选民选票应该是直接的、秘密的，正式投票前每个选民都可以对投票箱进行检查，确认里面是空的。
短短几个月内，成千上万个社区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或者正在筹建，以前建立的社区委员会也正依据法律逐步实现规范化。现在首都联邦区有500多个社区委员会，而在全国有近5万个。人们对社区委员会如此钟爱说明它拥有广泛的民主空间，以适应“玻利瓦尔进程”的需要。人民参与已在许多领域内受到鼓励：在劳动方面已广泛采用共同管理制、自我管理制和发展合作社（从1999年不到1千个发展到2006年1月的10万多个），在文化方面推行街区文化委员会等，现在则应在政治方面采用社区委员会这种组织方式。
依据法律规定，建立社区委员会须达到以下标准：在城市，大约200—400户家庭可建立一个社区委员会；在农村，须有20户家庭；而在土著居民区，10户以上就可以建立社区委员会。法律也规定社区委员会为“新政体”的政府基层机构。加拉加斯米兰达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一个首要原因在于缺乏人民参与，而委内瑞拉已经开始的社区委员会实践则可能会成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
［劳研：中华全国总工会］
委内瑞拉的参与式社会主义
［美］罗杰·伯尔巴赫 等著 杨妤编译
美刊《社会主义与民主》2007年第21卷第3期发表了美国拉美研究专家罗杰•伯尔巴赫（Roger Burbach）和卡米拉•皮奈洛（Camila Pieiro）题为《委内瑞拉的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文章，分析了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思想：从战略上来看，委内瑞拉不再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人道化而是通过参与式的社会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从范围上来看，委内瑞拉正将基层的参与式民主扩大到更高的层面上；从手段上来看，委内瑞拉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从推动的主体来说，委内瑞拉正在建立一个团结和统一的政党来领导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委内瑞拉人民正在从事一项历史性的伟大实践：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是历史上一次独特的实验。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控制生产资料，革命政党主宰政治体系，对社会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这与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主要新颖之处在于它致力于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即发挥社区的力量。正如2007年1月查韦斯在新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纯粹的社会主义必须植根于公共权力和社区委员会之中。”
过去8年来的种种变革都是在同大众阶级的合作下进行的。“玻利瓦尔革命”之所以能够在10次大选和全民公决中取得胜利，继续前进，击败国内外反对派的政变企图和经济封锁，这就是原因所在。对参与式民主的信奉表明，委内瑞拉拒斥自由主义把民主归结为形式化的代表制度。因此，委内瑞拉的变革进程一直集中在地方上——在那里，对决策过程的直接参与更容易实现。
玻利瓦尔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7年1月17日，在就职演讲中，查韦斯主张：我们必须“实现跨越，走出地方”。随着参与式民主的扩大，委内瑞拉正在进行一场宣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运动，通过立法来加强对继承而来的国家机器以及国有资源的控制，同时正在筹建一个致力于玻利瓦尔式社会主义的新政党。毫无疑问，随着玻利瓦尔进程的展开，将会出现许多问题和冲突，但是这些行动标志着一种为实现社会主义奋斗的新途径。
从人道化的资本主义
到参与式的社会主义
2006年2月，在每周播出的“总统，您好”电视节目中，查韦斯向全体委内瑞拉人民建议，玻利瓦尔革命应该“建设一个新型的21世纪社会主义”，以便建立一个把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资本的需要置于优先地位的更人道、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在此之前，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一直是把资本主义人道化。
然而，2002年12月至2003年2月的政变和雇主罢工表明，同富人和特权精英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加上解决委内瑞拉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各种计划的局限，这迫使政府公开承认人道主义的逻辑与资本主义的利益最大化逻辑之间产生了冲突。2005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世界社会论坛的闭幕辞中，查韦斯说：“资本主义不可能从自身内部实现超越，而是要依靠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平等和正义——来实现超越。”要防止新生的合作孤岛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实践的侵蚀，要获得巩固这些合作所必需的资源和环境，就需要进行更深刻的变革。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委内瑞拉人正在尝试建设的社会主义，其灵感源泉并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前苏联模式，而是像巴黎公社一样的自治经验。正如查韦斯在2005年世界社会论坛上所指出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它把人而不是机器或国家放在一切事情的前面。”在一种对马克思著作的非正统解读中，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被视为查韦斯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玻利瓦尔宪法由国民大会起草，并于1999年在全民公决中得到选民的批准。这部宪法保证了委内瑞拉公民“人的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玻利瓦尔宪法承认了参与实践的中心地位，即它不仅是包容的手段，而且是一个学习过程，使每个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和眼界，从而能够破除限制人类发展的心理和意识形态障碍。玻利瓦尔宪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过程，因而参与式民主作为实现人的发展的一种手段，是玻利瓦尔社会主义的核心要素。
查韦斯政府之所以发誓通过激进和民主的方式来促进革命进程，因为它决心要建设一个让委内瑞拉人成为变革的主角或主体而不只是客体的社会。委内瑞拉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展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能力和态度，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承认。像许多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一样，“玻利瓦尔进程”断言，团结和集体行动是可能的，因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过去的经历决定的，并且可以设计出有利于合作而不是损害合作的制度。在委内瑞拉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就是尝试按照平等和团结的原则改造各种制度和个人活动，以此来推动玻利瓦尔宪法。
地方参与式民主的新空间：社区委员会
1999年，委内瑞拉70％的选民赞成新宪法，2001年12月又一揽子地通过了49部法律。自此之后，公共决策的权力已经下放到地方。直接参与的空间已经开辟：公民可以提出申请，并且有权审核国家机构、撤消任何当选的官员和联合提名最高法院、国家选举委员会和其他政府职位的候选人。但是，直到2006年4月国民大会通过社区委员会法时，建立地方自治制度的努力才见成效。
2002年6月，地方公共计划委员会开始尝试把公民对地方公共管理的直接参与制度化。由于受阿莱格雷港参与式预算经验的启发，这次尝试的目标是使公民参与公共资金的分配和控制公共工程的实施。地方公共计划委员会51％的委员应该从当地社区候选人中选出，而其余的委员会则由市政府任命。然而，尽管《地方公共计划委员会法》要求全国335个市政府在六个月期限之前（2002年10月12日前）建立地方公共计划委员会，但实际上成立的委员会少之又少。此外，因为市政府对地方计划委员会的活动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大部分地方公共计划委员会的运作并不民主，经常屈从于地方政府和传统政党的垂直主义和侍从主义惯例。
玻利瓦尔宪法第182款把这些计划委员会视为全国参与式计划制度的一部分。在这种制度中，社区代表和市政府成员将使用一种联合政府的形式。但是，不久就变得一目了然的是，公民直接参与的代表机构并未筹备妥当，并且市政一级并不是公民直接参与的最合适的层级。确实，由于委内瑞拉地理分布的无计划性，一些市拥有多达上百万的人口，使直接参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一种实现参与式民主的新制度出现了。由于受到少数地方自治实验的启发，2006年通过了《社区委员会法》。为了保证有效的参与，该法规定：每个社区委员会在城市地区由200到400个家庭组成，在农村至少由20个家庭组成，在土著社区由10个家庭组成。为了建立一个社区委员会，那些感兴趣的人成立了一个临时的“促进者”委员会，组织召开第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了一个新的促进者委员会和一个选举委员会。新的促进者委员会负责准备成立大会、人口普查和起草社区规划。在必须由20％的15岁以上居民参加的成立大会上，社区成员选举出自己的代言人参加主题工作委员会，这类委员会也是由社区根据需要来决定成立的。由5名成员组成的财政和“社会管理”（或公共审计）小组也由社区大会选举产生。一旦社区委员会正式成立，社区大会就会对社区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进行“参与式的诊断”。社区委员会有权开展任何种类的活动，比如住房供给、教育、运动会或通信工程，组建合作社，或者监督卫生保健机构。另外，社区委员会也可以维护治安，制订惩治犯罪、毒品和家庭暴力的政策。社区委员会正在激励许多委内瑞拉人行使和履行参与地方决策的权力和义务。
2006年8月，就在社区委员会法通过后的几个月，全国就有个社区委员会成立，囊括了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据委内瑞拉大众参与和社会发展部所言，截至2007年5月底，全国已经登记注册了个社区委员会，并且另有5000个社区委员会正要完成注册登记。由于既想推动社区委员会的发展又想把资源移交给社区，总统公共权力委员会（负责起草社区委员会法）也一直在为由社区委员会大会决定的社会项目提供拨款。2006年12月，个社区委员会从530亿玻利瓦尔的国家预算中获得了10亿玻利瓦尔。至于2007年，已经计划投入60亿玻利瓦尔。
尽管法律没有规定任何限额，但是社区委员会的每个项目一般获得3万玻利瓦尔的拨款——这其实不够，仅仅只够铺设一条普通的石子路。然而，这其中包含的想法是社区委员会还可以从自己的社区中筹集资金，并且居民能够提供志愿劳动来减少成本。在一些自治市，市长承诺支持社区委员会，能够为它们提供工程设计技术专家和工程器械之类的资源。社区委员会还可以向当地市政府和地区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申请资金。
由于同国家执行机构之间有直接关系，社区委员会遭到了最严重的批评。有人认为用来指导项目资助的方针并不清楚，并且这种不透明的决策会导致侍从主义。哪些社区工程会得到总统公共权力委员的资助，由一个未经选举的和总统任命的小组决定。这可能导致一种依附性，削弱了社区委员会的自主性。事实上，在2007年3月全国社区委员会会议上，它们呼吁总统公共权力委员会由人民选举产生。反对者认为，查韦斯可能反对建立这样一个自治机构，因为这会削弱他的独裁倾向。可是，这种观点忽视了查韦斯长期的承诺，即他在1995年“玻利瓦尔议程”中提出的“授权于人民”。而且，这一承诺已经得到兑现，因为其他的社区自治组织——例如土地水资源委员会和合作社——得到了发展。
关于社区委员会的具体管理规定尚未制定出来。在委内瑞拉，像社区委员会法一样，每一部重要的法律都需要具体的规定。直到最近，尽管没有进行公开的辩论，总统公共权力委员会开始讨论了一个草案。许多人认为急需制订出相关规定，这样就可以既明确决策程序，又可以对那些滥用社区资金的人进行法律制裁。确实，尽管法律保证财务机构和监督小组都由社区大会选举产生，但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在其中，地方银行没有经过社区大会的同意就支配和花费资金。
虽然新宪法承认国家有责任积极地确保委内瑞拉全体人民的权利，但是对于社区委员会还存在着另一种顾虑，即它们会被用来瓦解政府及其提供的保护。批评家们指出，国家不应该将公共设施工程交与社区。在我们看来，这些的确是国家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同意社区参与策划、执行和监管这些工程，以保证工程的效能和效率。社区成员自身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的需要，并且能够严密控制工程的执行，保证质量。
最重要的是，社区参与这些工程使它们可以学到诸如工程策划和管理这样的重要的技能。这种知识会使社区成员产生自尊、自信、自豪和自主的感觉，这些都是他们有效地参与决策的关键。此外，通过参与社区委员会，社区成员会意识到，还有其他人存在类似或者更困难的问题，他们急需帮助。社区委员会既是学习民主的学校，又学习团结的学校，因为它们提高了社区成员的集体意识。
从内部和外部来改变国家
社区委员会的经验已经向其成员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开展比较复杂的工程项目时，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必要的，可以使他们的任务更加容易。自20世纪初期在委内瑞拉发现石油以来，政府就开始了腐败的历史，精英主义和宗派主义政党、官僚体制为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不是穷人服务。在查韦斯执政时期，尽管早期的立法试图使公共行政部门更加透明和更加负责，政府部门和官僚机构基本上仍然是运转失灵，并且充斥着侍从主义和腐败。直至最近，人们才认为新的国家机构能够建立起来，并最终取代现存的国家机器。那些绕过现存政府部门的各种社会项目团体就是清晰的例子。但是，很快人们又清楚地看到那些“复制”的功能导致效率低下，并且绕过相关部门的各种社会项目团体正在重现一些政府部门中发现的那些问题。
就在2006年12月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不久，一项改革前政府机构的新战略开始形成。这项战略认识到，变革不但要依靠新的参与机构所施加的压力，从外部开始，而且应该从目前官僚机构内部开始。这意味着改变法律框架，甚至要重写在玻利瓦尔革命初期制定的一些法律。按照查韦斯的观点，行政部门的人员将会起草一份改革宪法部分条款的建议书，提交给国民大会进行辩论，然后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全民公决。除了其他的法律外，还将起草关于警察和关于社会对公共行政机构的控制（或监督）的新法律。
社区委员会联盟
据估计，当社区委员会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得到巩固的时候，还会带来对国家的改造。在2007年1月的就职演讲中，查韦斯表示他希望到2008年年初的时候，社区委员会能够发展到足够的数量，使委内瑞拉成为“社区的国度”。他还希望，到2010年4月，“公共权力”借助全国社区委员会联盟可能已经建立了起来。据估计，肯定会有3万到5万个社区委员会建立起来，全国将实现最低限度的社区管理。
邻近的社区委员会举行会议，对共同的问题作出决定。少数的此类事例在查韦斯呼吁建立“社区的国度”之前就已经出现。例如，苏克雷教区建立了“社区委员会联盟”，合并了一些社区委员会。查韦斯政府向一些社区委员会共同提出的项目提供更多资金，以这样的方式来鼓励社区委员会之间加强联系。
新的社区委员会成员还举行联席会议互相学习。2007年3月，在加拉加斯比较贫困的圣胡安教区，大约有40名来自18个不同社区委员会的与会者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举行会议讨论他们的问题。大多数与会者都是年轻人或中年人，而且女性超过三分之二。与会者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声明上，而是集中讨论他们在社区委员会乃至社区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他们特别讨论了所遇到的官僚主义问题，比如说，如何对付那些承诺提供支持但没有兑现的市长办公室和政府机构。
在2007年1月17日的演讲中，查韦斯解释说，社区委员会“联盟”和全国性联盟的思想反映了“一种新的分权观念”。在地方上，由于按照人口密度进行权力分配，社区委员会将能够以一种比现存的省级和市级政府更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社区委员会联盟将在“新的、革命性的城市概念”基础上创建它们自己的“政治分支”或者“社会主义城市”。
社区委员会的许多支持者已经要求解散所有传统的市政机构，甚至是国家或者地区机构。但是，查韦斯已经清楚地表明，至少在短时间内，地方政府不会被撤消。与此同时，社区委员会“不会从属于市长或任何政府实体”。他也否定了那种把社区委员会限定为政府机构的参与式附属物的观念。但是，不同层次的决策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协调，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承认。以前按照发展计划拨给市政府的基金现在直接划拨给了社区。然而，有人认为，要想制定和实施各种发展计划，减少地区不平等和无效的资源分配，市级和地区级的代议机构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有人建议撤消地方公共计划委员会，但是改进而不是撤消地方公共计划委员可能仍然是必要的。此外，社区委员会的活动也需要同生产部门相协调。
宣扬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与知识运动
为了创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除了如何把直接参与机构与代议机构接合起来的问题外，还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是改变委内瑞拉人的价值观，使他们按照社区利益和自身利益思考问题。对国家的成功改造需要用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团结理想来指导内部和外部的变化。
委内瑞拉——尤其是加拉加斯——可能是比较难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之一。随着20世纪20年代石油经济的兴起，美国牢牢地控制了委内瑞拉，先是进口委内瑞拉的石油，然后再向它出口高价的工业品。委内瑞拉的新富阶层利用他们的财富，接受了美国消费社会比较光怪陆离的方面：迈阿密成为他们最喜爱的运动场，许多人买了第二套住宅，并把子女送到美国接受教育。这是一种粗鄙、自私的消费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最阴暗的方面，产生了一种涓滴效应，使委内瑞拉很多穷人觉得，如果他们一生中想有点成就，这就是他们不得不去追逐的梦想。这解释了为什么农村的耕地得不到开发，为什么许多人移民到加拉加斯和其他少数大城市中，为什么委内瑞拉70%的食品以及许多其它消费品都从国外进口。
在2007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查韦斯强调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运动的重要性。这一运动鼓励委内瑞拉人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他呼吁：“让我们一起宣布今年为‘处处教育，时时道德与知识’年”。他所提到的新计划——即“道德与知识”——将由一个同名的总统委员会来管理。这项计划鼓励委内瑞拉人利用学校、社会组织和工厂作为论坛，分析影响自身生活的实际问题，讨论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培养新公民的重要性。成百上千的委内瑞拉人自愿充当这些讨论的促进者，而且有些人已经进入国家机构来鼓励这种讨论。高等教育部已经部署了一个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多达10万名的志愿者，并且帮助准备阅读材料。5月上旬，由10到30个成员组成的752个学习小组专门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内推动批判性的阅读和写作活动。
这一运动的目标是改变人民的价值观，并由此改变他们对自身需要的认识。应当承认，为了使委内瑞拉人抛弃从资本主义社会继承而来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合作当作理性的行为，必须经历一场思想观念的斗争。随着委内瑞拉人被赋予决策的权力，用平等和团结原则来指引他们就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使他们考虑到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发展。社区委员会尤其是社区委员会联盟是能够应用和发展这些价值观的重要地点。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在社区、国家机构和整个委内瑞拉社会中，新成立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PSUV）也将在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2006年12月15日，查韦斯要求解散执政联盟中的各个政党，并呼吁它们加入创建一个新政党的行动中，从而团结委内瑞拉全体人民致力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这一计划在加拉加斯激起了激烈的争论。若干较小的政党反对查韦斯让它们放下自己旗帜的呼吁，不愿加入到“委内瑞拉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党”的建设中去。它们争辩说，它们首先要确定这个政党拥有一个开放的参与结构，然后它们才想为社会主义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宣言和政治纲领。在另一端上，拥有70年历史的委内瑞拉共产党说，除非新组建的政党赞同马列主义原理，否则就不加入。
尽管如此，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组建过程已经表现出对多元主义和民主原则的信奉。任何年满18岁以上的委内瑞拉人都可以登记加入该党。根据政治分析家和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常委会委员阿尔贝托•穆勒（Alberto Muller）所说，总共540万委内瑞拉人已经登记加入了该党。计划按照各自的居住地将每200人组成一个小组把成员团结起来，以保证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有效参与。他们将选出发言人，在从8月开始的接下来的三个月中，这些发言人不定期地与他们所在的小组进行磋商。发言人的工作主要是讨论并完善党的纲领。2007年12月，党员将就党纲进行公投表决；直到2008年中期才会决定党的领导人。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既可以有助于减少委内瑞拉政治家的小团体文化，又有助于减少对查韦斯的个人崇拜。它应该把团队忠诚从大而空的政党旗帜标志转向更容易辨认的意识形态倾向。此外，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应该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遴选出在基层组织活动中涌现的许多领导人。新政党应该创建一个更加集体化的领导层，共同致力于加快革命进程，这样它就不会过分依赖查韦斯的个人魅力和领导。通过这个新政党，社会主义进程的支持者就能够批判地分析社会主义道路，避免错误的发生。
正如加拉加斯圣胡安教区社区委员会代表研讨会所表明的那样，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中拥有大量的利益诉求。许多与会者认为，这会结束目前多党并存的宗派主义，并且一个团结、统一的政党能够更好地协助和加强社区委员会之间的联系。但是，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建立能够带给玻利瓦尔进程的所有好处取决于党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投入。此外，只有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和党员真正致力于参与式民主，才能避免20世纪共产主义政党的致命错误。正是通过民主实践和党内的民主体制，才能防止官僚化的倾向，才能防止领导人脱离群众。
包围资本主义经济与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道路
玻利瓦尔式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与资本进行直接对抗，而是一条逐渐成长和超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实践会随着其优越性的显现而不断扩大。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并不是完全的国有化和普遍的工人管理。然而，它无疑是一种试图利用国家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使委内瑞拉人民成为变革主体的战略。国有化本质上并不是目标，而将这些资源用于社会才是目的。当然，尽管委内瑞拉尚未计划消灭私有财产，只是要求私有财产服从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规划，政府已经表明，一旦资本违背了这一原则，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政治权力将其置于国家或者集体的控制之下。
1999年宪法第115款允许国家“为了社会利益”而控制私有财产。正是按照这一条款，大约有20家闲置的工厂已被没收，并由这些工厂的工人和政府代表一道按照共同管理的模式重新开张。此外，查韦斯政府正在评估其他700家闲置的工厂；这些工厂可能会被没收，然后移交给这些工厂以前的工人。其中155家工厂正在建立政府与工人共同管理的模式，而其他60家在正在协商之中。
此外，委内瑞拉电信公司（CANTV）是最大的私有公司之一，拥有大量的美国投资，正在同一家美资所有的电力公司（加拉加斯电力公司）一道被收归国有。至于委内瑞拉剩下的跨国石油公司，国有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正在与雪佛龙、英国石油和埃克森美孚等公司就目前的合同再次展开谈判，以便获得公司管理权和大多数股份的所有权。
然而，进一步改造委内瑞拉的经济，使之远离资本主义逻辑，这项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尽管大量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是仍然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推动绝大多数工厂民主化。除了国营的食品和超市分发网络梅卡尔（Mercal），大多数经济交换活动都是通过稍加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进行的。
2007年，查韦斯政府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总统委员会负责社会经济计划推进机制，并且重新强调社会财产概念。这些行动最终会在社区委员会与工厂之间建立民主的计划机制。合作社和共同管理模式的实验表明，集体财产不一定是社会财产。只有当社会以民主的方式控制经济的时候，资本的自私和原子主义逻辑才会被人性化的、更整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逻辑所取代。
查韦斯政府的战略并不是夺取所有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是首先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然后在经济领域中巩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关系。勒博维茨（Lebowitz）认为，一旦人民充分领会了政治领域中的真正民主，他们就会要求经济的民主化和社会控制。鉴于当今世界经济生活步伐的加快，委内瑞拉的过渡步伐当然也会更快，但是那种认为草根阶层的活动正在决定过渡进程的思想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玻利瓦尔革命认识到了利用国家资源为全体委内瑞拉人的发展服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承认，为了让全体委内瑞拉人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他们必须准备好从社会利益而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来作出决定。他们知道，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关键在于促进平等和团结的价值观。他们也知道，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展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其他的民主能力。
委内瑞拉人民正在承担起一个历史性的挑战：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正在使用的策略是从内部改造继承下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利用来自外部的压力，尤其是通过新的、参与式的公共权力制度。150多年前，《共产党宣言》构想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玻利瓦尔实验正在促进我们对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潜力和挑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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