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族无产阶级之间缺乏有效组织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有机可乘

——也谈韶关6.26-乌鲁木齐7.5事件

首先来看一则主流媒体关于韶关事件的通报：“据韶关市新闻发言人介绍，6月16日，韶关家园网‘市民心声’栏目有网民发了题为《旭日真垃圾》的帖子称：在韶关旭日玩具厂里 ‘6个新疆的男孩强奸了2个无辜少女’。此帖文被转载到了许多网站，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连日来，公安机关开展了缜密侦查，没有发现旭日玩具厂曾发生女员工被强奸案件。5月份以来，旭日玩具厂所在地韶关市武江区也没有发生过强奸案件。28日，警方查获在‘市民心声’栏目的发帖者朱XX.朱XX对其在网上发布《旭日真垃圾》虚假信息的事实供认不讳，称其原为旭日玩具厂员工，辞职后再次应聘被该厂拒收，心怀不满发布了该帖文。”

那么再来判断一下参与这次大规模群殴人员的阶级成分，维吾尔族工人方面当然基本上都属于无产阶级，而煽动、参与斗殴的另一方可能相当一部分也属于无产阶级。这一基本判断说明什么？说明参与此次群殴的无产者显然尚未有效组织起来。

如果主流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造谣者显然是清楚当地某些人特别容易被“地域性敌视”言论所挑拨。之所以不用“民族敌视”而用“地域性敌视”是基于以下考虑：在现今全球各地，包括中国各地，诸如A省人与B省人、C市人与D市人之间“互相敌视”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什么看场某超球赛导致两地球迷群殴，什么某市拉个横幅宣传“打击”某省“犯罪集团”等等，此类事件很多都属于“自发狭隘性”的体现，虽然很可能与阶级利益有关，但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还是有所区别的。当然，也不排除造谣者的“觉悟很高”，真诚地想在两族劳动人民之间制造对立。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绝对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它与某些“自发偏见”不同，它直指阶级利益，直指“领地”——市场。斯大林在1912年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著作中指出：“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用斯大林的这段话来说明热比亚集团的意图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热比亚集团借韶关6.26事件制造民族对立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抢得一块属于“自己的”“本族的”市场。

斯大林写到：“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广大维吾尔族劳动群众是热爱和平的，也从来不缺阶级斗争的意识；而新疆的汉族劳动群众很多都是光荣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如果说两者有什么“矛盾”的话，那也仅是因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形成的一些误解罢了，只要两族无产阶级能进一步建立沟通，并有效组织起来，这些误解自然就能化解。

这里举个例子，沙皇时代，俄国的剥削阶级最“擅长”的就是在各族劳动人民之间制造“民族对立”，挑拨离间：一方面大俄罗斯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煽动俄罗斯族工人歧视犹太人以“转嫁”阶级矛盾；另一方面犹太资产阶级分子如“崩得”煽动犹太工人退出由各族无产阶级所组成的统一组织，这也是“转嫁”阶级矛盾，“把各民族的工人划分得厮打起来，划分得破坏起罢工来了”（斯大林语）。

当今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热比亚集团，他们搞分裂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前面已经说过了。热比亚集团之所以敢如此造势是看准了中国的大汉族主义思潮必然会“响应”。在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之前，网络上某些大汉族主义者在谈起韶关6.26事件时竟然说：因为群殴中死了两个维吾尔族工人，所以无论如何都值得庆祝一番。大汉族主义者庆祝的实质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汉族无产阶级和维吾尔族无产阶级之间缺乏沟通联系，缺乏有效组织，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嫁”阶级矛盾是有“机会”的。

一旦大汉族主义的反维吾尔族“情绪”影响到汉族资产阶级控制的厂商（特别是“民间”的厂商），他们可能会完全拒绝录用维吾尔族的劳动者，这样会进一步切断汉族无产阶级和维吾尔族无产阶级本来就不多的沟通渠道，使双方误解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一个现实的考虑是：维吾尔族劳动者由于工作机会减少而找不到工作，长期失业，生活陷入困境，有可能会加入像热比亚集团那样有境外资产阶级资金支持的分离组织。这将是一种恶性循环。

下面还要举一个例子：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派发现了革命所产生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全俄的无产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真正联合起来，却出现了民族间的纠纷。特别是多民族杂居的高加索地区，甚至出现了各族互相屠杀的情况。这立刻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者的高度重视，斯大林于1905年2月13日写了传单《各民族友爱万岁！》，谴责沙皇政府挑起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和民族的不和，斯大林写道：“巴库城内濒于死亡的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呻吟，妻子、母亲和孩儿的眼泪，诚实而尚未觉悟的公民的无辜鲜血，手无寸铁、死里逃生的人们的惊惶神色，被毁坏的家园，被劫掠一空的商店和不绝于耳的可怕的枪声......”（摘自《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张捷译，毛泽东旗帜网推荐书籍）斯大林所描述的这一幕与乌鲁木齐7.5事件报道中的那些令人心碎的场景有很多相似之处。

1901年巴库的石油产量为世界石油产量的50%和俄国石油产量的95%，巴库无产阶级由阿塞拜疆（鞑靼）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等多民族组成，巴库工人约有一半是穆斯林（阿塞拜疆人、波斯人、列兹根人以及高加索地区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代表），四分之一是俄罗斯人，还有四分之一是亚美尼亚人。当时城里经常发生民族之间的纠纷，结果发展成为所谓的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之间的残杀，也就是上一段提到的那一幕。

考虑到工人的多民族成分，1904年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为了在阿塞拜疆工人中进行宣传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力量”。也存在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格恩恰克”。斯大林在其《高加索来信》中强调了在不同民族当中用他们的民族语言进行宣传的重要性，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穆斯林工人在生产（吊油）中占极重要的地位，并且人数也比俄罗斯人或亚美尼亚人多。

在以斯大林、邵武勉、斯潘达良等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派的不懈努力下，到1912年，也就是斯大林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前后，高加索地区各族无产阶级已经紧密团结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之下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无不自豪地写到：“如果说高加索人已经能够消除亚美尼亚工人和鞑靼工人间的民族纠纷，如果说他们已经能够使居民避免互相残杀和互相枪击，如果说在巴库这个民族杂处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可能，如果说在那里已经能够把工人群众纳入强大运动的统一轨道，那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跨民族的建党原则在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修正主义的毒害，高加索地区各族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联系逐渐被切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族资产阶级当权派拼命煽动民族对立，终于在1988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次冲突后来被公认为几年后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信号。此后至今已经超过二十年，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之间再没有出现过和平。

以上关于高加索地区民族纠纷和阶级斗争发展过程的简短概述，对韶关6.26-乌鲁木齐7.5事件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从7月5日事发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三天了，随着这起暴力事件的逐渐平息，有一个重要问题已经摆在马列毛主义者面前，那就是汉族无产阶级群众与各少数民族劳动群众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并最终有效组织起来的问题。最后重申一下标题：当各族无产阶级之间缺乏有效组织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有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