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与市场化是突尼斯事件根源——驳南都　　叶劲松　　2011年1月16、17两天，许多网站都转登了南方都市的、名为《专家称突尼斯政治发展长期滞后引发形势失控》、《专家称突尼斯变局冲击阿拉伯地区传统政治结构》的专访。南方都市作为我国一家最热衷鼓吹向国际资本主义接轨的媒体，总是扮演西方资本主义的赞美唱诗班角色，总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产阶级对劳动大众的剝削压迫，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这在南方都市的关于突尼斯的专访中也充分表现出来。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其历史就是剥削阶级剥削和压迫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被迫反抗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的历史。突尼斯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的资产阶级对劳动大众的剝削压迫，并产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等劳动大众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是该国社会普遍的和必然的现象。而南方都市一贯不敢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存在，不承认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并力图掩盖国内外各种事件发生是阶级利益对立的结果的真实情况。　　因此，故意要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南都，其连续两天的专访道中，都要通过道标题，将突尼斯事件归结为“政治发展长期滞后引发形势失控”，“ 阿拉伯地区传统政治结构”。南都企图以此回避和掩盖突尼斯资产阶级（包括在突的外国资本）对突尼斯劳动大众的剝削压迫，掩盖这剝削压迫造成的阶级利益对立最终引发了突尼斯事件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在南都两篇专访的名称，就可看出，南都企图引诱人们作出这样的结论：突尼斯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与民众进行反抗无关，只要改变“阿拉伯地区传统政治结构”，就会使社会稳定。　　但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等劳动大众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是产生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包括上层建筑中政治制度部分），归根到底是为维护这种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服务的（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上层建筑中政治制度部分）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劳动大众的工具而存在的，它不能消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等劳动大众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上层建筑（包括上层建筑中政治制度部分）的改良，最多能稍微缓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　　而被南方都市等哈西方煤体吹捧为政治民主典范之一的欧盟内部，2010年在希腊、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此起彼伏的的劳动大众举行的反抗资产阶级削减工资福利的罢工、游行抗议，都表明西方“民主政府”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性，也表明西方“民主”根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利益对立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　　据《突尼斯_互动百科》讲述： “1995年突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后，突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企业升级改造和私有化步伐，……2006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世界第30位，居非洲、阿拉伯国家之首。突在全世界155国劳动环境领域排行榜上名列58位，领先意大利、中国和埃及等。贫困率下降至4%以下。至2006年底，外国在突共有2803家外资企业。2007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世界第29位，仍居非洲、阿拉伯国家之首”。从这里可看出，突尼斯早就在进行我国主流经济学家最热衷鼓吹的“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私有化步伐”以及溶入全球化（这从“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对外资开放，“至2006年底，外国在突共有2803家外资企业”中可看出）。因此总体上讲，突尼斯经济是按现今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的。　　西方国家操控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再将突尼斯评为“全球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非洲、阿拉伯国家之首”，意味着突尼斯是被西方作为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治模范推出的（因为西方国家其实很讲政治，如你被它视为政治上敌对，它也不会把你作为典范推出。反之你被它政治上认可，即使你不是典范也会作为典范推出。达赖、刘晓波被西方国家操控机构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只是众多范例之一）。　　另外，突尼斯的民主制度，在与其它非洲、阿拉伯国家中相比较，也属于最为接近西方的之一。我国《当代世界》杂志2005年第6期《突尼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做法》就讲述说：突尼斯“逐步推进有控制的政治民主改革进程，以舒缓内外压力。自1994年首次允许反对党参加立法选举后，又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允许合法反对党参加立法、市镇和总统选举，并相继出台和实行了总统两轮选举制，增设参议院、赋予宪法委员会监督选举职权等新举措，特别是 在议会和市镇委员会中为反对党预留了20％的保底份额，同意反对党进入经社理事会、新闻委员会等咨询机构，批准突第一家私人电视台“汗尼拔电视台”通过卫 星开播，以彰显其政治民主改革成果。可以说，这些措施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反对势力的政治愿望，同时又为突实现长期稳定和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如真是“为反对党预留了20％的保底份额”，意味着反对党即使只有远不到20%的票数，也能得到“20％的保底”席位。这可是许多西方国家也沒有的“多元民主”措施。　　　　

　　有网友写道：“在美国的评比中，突尼斯在政府透明、安全形势等方面，也居非洲之首，哪里看得出一点腐败？英国评比的幸福指数，突尼斯排名世界第29位，以民主为标准的政局安定榜上，突尼斯排名世界第32位。在政府廉洁指数上，突尼斯超过意大利……总而言之，在这次动荡发生之前，突尼斯长期都是西方眼中的好孩子，乖孩子、模范生，各方面指标俱佳，颇为符合民主的神话”。 因此，南都关于“政治发展长期滞后”是突尼斯事件根本原因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当然，如西方民主的阶级性已经被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确定一样，突尼斯的民主制度也被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所确定，这种所谓的民主主要是由资产阶级所享有。即使在这次推翻了阿里后，原总理为组成联合政府而召开的、似乎“很民主”的包括几个反对党参与的组阁谈判，也排斥共产党和宗教党派参与。这说明，推翻了阿里后的“民主进程”，也只能是资本主义允许的党派才能参与，否则就排除在外。　　　　

　　《当代世界》杂志的、名为《突尼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做法》的文章还曾讲述说：突尼斯“中等收入阶层占总人口比例已达80％。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突已初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较为理想的橄 榄形社会财富占有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普遍赞誉”。 2007年8月15日，我国突尼斯经商处的《突尼斯投资环境分析 》写道：突尼斯“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0%。77%的家庭拥有住房，35%的家庭拥有私人轿车”。这里的两篇文章都企图用中产阶级人数比例大来粉饰突尼斯现状。

　　

　　我国的贫富悬殊、消费不振，完全是我国的剥削劳动大众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但主流精英回避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贫富悬殊、消费不振等等社会经济问题的事实，胡说是什么我国是中产阶级数量不够，未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状社会结构（即所谓贫富两端小，中间的中产阶级大的社会结构），才造成我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按他们的观点，似乎中产阶级多了，社会不稳定、贫富悬殊、消费不振等等社会、经济问题都能解决。例如，2010年南都网上有南方都市的一文章就说：“一个社会阶层呈橄榄形状的社会才最为稳定，也最具持续发展能力。不仅因为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可以最大程度地搅活生产力，更因为其可以带来体量庞大的消费”。吴敬琏前不久也谈，用“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来刺激消费，似乎有“专业人员、所谓‘白领’”收入增加，就能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不足问题。　　

　　

　　但是，中产阶级、白领等称呼，不过是资产阶级学者为粉饰资本主义现实，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剝削、压迫关系，模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敌对阶级关系而编造的粉饰现状的名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词，表明不同阶级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无产阶级不是沒有财产，是沒有生产资料类财产，只有生活资料方面的财产），表明雇佣与被雇佣、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而中产阶级、白领等称呼却掩盖了这些关系，以白衣领（白领）、办公室内工作等表面现象来划分阶级。但是，被划入所谓中产阶级、白领中的绝大部分人，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他们是被资产阶级雇佣，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属于无产阶级。《白领—百度全科》写道：“ 最先在世界上叫响白领，是美国已故学者米尔斯。1951年，他出版的第一部成名作就叫《白领》。他根据战后欧美社会结构的变化，宣告：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已经悄然降临世界，其突出象征便是“白领”。 从这也可看出，脱离生产资料关系而以白色衣领（白颔）来划分阶级，是很肤浅的，不能揭示出所谓中产阶级中绝大部分人被资产阶级剝削，从而生活贫困的真相。

　　

　　1996年3月29日，美国最大的资产阶级纸——《纽约时》道，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林恩.卡罗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上发表文章说，9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快。在美国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时，占人口10%的美国穷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国一般人（这中间包括大量的“白领”或称“中产阶级”的人士）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据这些资料看，亿万包括所谓“白领”或称“中产阶级”的美国劳动群众，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工资在下降，购买力已经是绝对缩小。　　　

　　

　　约10年前，吴敬琏曾鹦鹉学舌地讲要用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辩护词——机会均等来缩小中国的贫富悬殊。但美国学者爱.艾亨指出，美国“机会均等的宣传，只是让少数人变得更加富有，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正汇入穷人大众的洪流”（《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合订本第107页）。林恩.卡罗利的数据和艾亨的话都证明，“白领”、“中产阶级” 之类掩盖资产阶级对劳动大众剝削的粉饰性字眼，，并不能使包括“白领”、“中产阶级”在内的劳动大众摆脱被资产阶级剝削而贫穷的局面，也不能解决社会消费不足等经济问题（1990年代至今的20年内，美囯就爆发了3次生产严重过剩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点）因而也不能消除包括“白领”、“中产阶级”在内的劳动大众与资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　　

　　

　　美国的“中产阶级” 被剝削，突尼斯的“中产阶级” 同样。社会学家阿西夫·巴亚特在谈突尼斯亊件时，对所谓中产阶级的境况是这样描述的：“有这么一大群人，我愿意称其为中产阶级穷人——他们有因特网和‘脸谱’网站等等，但是在目前的政权之下和当前的经济之中，他们没有任何机会，生活质量也无从谈起”。因此，所谓中产阶级远不如南都等资本主义粉饰者们描述的那样美好

　　

　　突尼斯“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0%”， 但仍爆发因为民众生活艰难而掀起推翻本·阿里政权的民众运动。它说明，南都等主流精英宣扬的中产阶级数量多的“橄榄形状的社会才最为稳定” 的说法是荒谬的。　　

　　

　　突尼斯本·阿里总统是瞬间垮台的，但使其垮台的经济基础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却是一直存在的。　　　　

　　

　　首先，突尼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本·阿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对广大民众的剥削是不可避免的，广大民众和本·阿里（据道，本·阿里家族拥有不少企业。因此本·阿里家族就是一资本集团，该家族必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间贫富悬殊是不可避免的，广大民众和本·阿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间的利益对立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产生反对本·阿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的经济基础和阶級关系，在突尼斯是一直存在的。而南都则力图掩盖本·阿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事实，掩盖本·阿里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亊实，南都企图将本·阿里政权塑造为超阶级的、只代表家族利益的独裁政权。　　

　　

　　据埃及官方通讯社2月3日道，在民众压力下，埃及政府被迫禁止政府最近改组后离职的3名前任部长和一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高级官员出境，“其中前内政部长被抗议民众指责为采取残酷手段镇压反对派，另外3人都是埃及的商界大亨”。 这条埃及官方通讯社的消息，无意间显露出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和执政党的高官，不少是由大资本家出任，也显露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和他任主席的执政党，必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埃及政权如此，突尼斯政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其次，突尼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了包括突尼斯国家政权在内的上层建筑的阶级性，也决定了突尼斯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决定了劳动大众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生活更加困难，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更易爆发激烈的阶级斗争。　　

　　

　　突尼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广大民众被剥削，广大民众贫困(这贫困不是媒体、砖家说突尼斯“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0%” 就能掩盖的)，使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不旺（也就是我国媒体所常说的内需不振），突尼斯企图用出口、吸引大量国外旅游者这种国外消费和外资的投资需求，来弥补国内消费低迷造成的需求不足，摆脱内需低迷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这使突尼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国外消费和国外投资（例如突尼斯出口占GDP的 50%，这比严重依赖出口的我国的比例还高）。这种美其名曰“对外开放”、“溶入全球化” 的“现代”经济，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只能企图用国外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表现。这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严重矛盾，也表明突尼斯经济的半殖民性，表明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环境而显得极为脆弱。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后，突尼斯经济的脆弱性充分显示出来。突尼斯的出口市场、旅游客源都主要依靠邻近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削减财政赤字为借口，大肆向欧洲劳动者的工资福利进攻，使劳动者的工资下降、福利减少。这意味着劳动者开支增大、购买力下降，欧洲劳动大众的消费能力下降，欧洲劳动大众只能减少消费和旅游开支。这使突尼斯向欧洲等地的出口受到很大打击；来突尼斯旅游者数量也剧减，使作为突尼斯支柱产业的旅游业也陷入低谷。南都也说, “突尼斯的经济主要依赖旅游业。但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受到严重打击”。这又使突尼斯失业人口增加（据道，“突尼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14%，实际数字远高于此”。 南都也讲, 突尼斯“失业率非常高，就连大学生也失业找不到工作”），劳动大众生活更为艰难。南都也说 “ 突尼斯的经济主要依赖旅游业。但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受到严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失业率急剧上升。从而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南都在这话是扇向它那《专家称突尼斯政治发展长期滞后引发形势失控》的耳光，它们无意间承认，不是“突尼斯政治发展长期滞后”， 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并引起突尼斯亊件的产生。

　　

　　当突尼斯失业人口增加，劳动大众工资趋于停滞乃至下降时（失业人数越多，工作岗位更为重要。为获得或保住工作，劳动者间竞争越凶，资产阶级此时更易实现打压工人工资），劳动大众的福利又遭削减。突尼斯作为邻近欧洲的半殖民地国家，深受欧洲资本主义影响。近些年来，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都奉行新自由主义方针，加大向劳动者的工资福利进攻。突尼斯也奉行“与国际接轨”（ 即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方针接轨）的方针，据网上资料讲，突尼斯“政府积极削减惠及民众的福利补贴，提高国民经济中的私有化比重”。 这必然使劳动大众生活更加困难，资产阶级更加富足，社会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大。　　

　　

　　并且，突尼斯粮食产量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一半左右（突尼斯每年粮食产量与粮食进口量，常各为200多万吨），国际市场粮食涨价，使进口粮价与突尼斯国内所产粮食售价也随之上涨，并带动整个生活物价上涨（2010年，即便是官方掩饰物价上涨真实状况的突尼斯前十个月价格指数，增幅也超过2009年，达4.5%）。当突尼斯失业人口增加，劳动大众工资趋于停滞乃至下降、福利遭削减时，物价又高涨，劳动大众生活更加困难。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地以增大失业来降低工资并涨价等方式盘剝大众以获利的经济。这种情况下，突尼斯阶级利益矛盾加大，激烈的阶级斗争必然爆发。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突尼斯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突尼斯劳动大众被剝削、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源，也是造成突尼斯事件发生的根源。南方都市企图以“突尼斯政治发展长期滞后引发形势失控”之类的讲述，来掩盖真相，以利于它们继续在中国鼔吹资本主义。这就是它们掩盖真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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