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倾投降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记取1927年陈独秀投降

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而不是重犯那种错误。”

话说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接见了英国记者贝特兰，回答了贝特兰在采访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他说：

“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

“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它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的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

10月下旬，阎锡山向毛泽东提出：“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

毛泽东通过彭雪枫作了答复，向阎锡山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阎锡山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同意八路军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等地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再说忻口会战，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10月26日，国民党守军放弃娘子关，全线后撤。娘子关一失，日军迅速占领平定、阳泉、昔阳一线，对太原、忻口形成了大包围。

1937年11月2日，卫立煌指挥的正面守军经过英勇奋战，不得不撤离忻口阵地。

忻口战役开创了抗战以来华北各次战役中最有利的局面。中国军民坚守近1个月，日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一步，毙伤日军四五万人。由于国民党指挥上的错误，中国军队亦伤亡在10万人左右。

11月7日，太原失守。

11月7日这一天，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115师1个独立团，1个骑兵营，还有一些干部，共约3000人马，开辟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遵照毛泽东关于“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很快打开了局面。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告。这个告的提纲共有29个要点，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告中说：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人民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的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关于“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他说：

“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

“为什么要这样尖锐的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笔者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毛泽东最后说：

“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毛泽东的告引起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的极力反对，一直到后来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的右的倾向才基本上得到了克服。

11月间，柯仲平从武汉辗转来到了延安。

柯仲平，云南广南县人。他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柯仲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秘密纸《红旗》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秘书。此后他先后3次被捕；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柯仲平归国到了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柯仲平向毛泽东汇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

“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

不久，柯仲平便担任了边区文教副主任一职。

在入冬后的某一天，中央党校在学员们吃午饭的时候，通知说下午2点在礼堂听告，要求学员们按时入座，不得迟到。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于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在瑞金建立的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首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中央党校以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由董必武任校长。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中央党校也迁入延安东郊桥儿沟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开始有学员出出进进。2点钟以前，四五百名学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2点整，毛泽东在党校校长李维汉的陪同下，出现在讲台上，礼堂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站了起来。毛泽东那高大伟岸的身躯，穿着打着补丁的棉军装，没有扎绑腿，脚穿黑布鞋；他的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亲切的向学员们招手，示意大家坐下来。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前面的一个长木桌后面，开始讲哲学问题。他的精彩演讲不时被学员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演讲中间休息时，毛泽东来到了学员们中间。方志纯很想上去向毛泽东问好，但他又怕毛泽东不记得他了。

本传第三卷已经讲过，方志纯曾和邵式平一起在1933年初见过毛泽东一面，并汇了工作。在第4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10军被改编为红11军。方志纯、邵式平也被另行分配了工作。红军长征后，他们被留在了南方。直到“西安事变”后，方志纯才风尘仆仆的奔向陕北，于1937年10月间到了延安，被组织上安排在中央党校第13班学习。

且说方志纯正在犹豫间，毛泽东很快发现了他，并主动和他打招呼。方志纯赶忙上前几步，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伸出手，用力的握着方志纯的手，热情地说：

“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

方志纯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既激动，又高兴。毛泽东又告诉他：

“邵式平同志早就来了。”

方志纯说：

“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有时间到我那里来谈谈。”

“好，好。”

方志纯连声答应着。毛泽东返回讲台上继续演讲。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了，李维汉挽留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吃晚饭。会场摆上几个桌子，就变成了餐厅。十几个学员围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品尝着延安生产的散装白酒。

一位女青年端着1杯酒来到毛泽东跟前，用标准的国语说道：

“毛主席，你刚才的讲话真好，我很受教育，我这个新学员敬你1杯。”

毛泽东见这女青年头戴八角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乌发，身上穿着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细，脚上穿的是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式鞋子。因为女学员很少，他认出了她就是在听告时坐在最前排的那位不时做着记录的女青年。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一声：“谢谢。”女青年见毛泽东没有喝酒，也不便勉强，就转身回到自己的桌旁。毛泽东问李维汉：

“这个女同志叫什么？她从哪里来？”

李维汉说：

“她叫江青，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毛泽东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此时，江青同桌的人见她很活跃，就让她代表大家向毛泽东敬酒。于是，江青第2次来到毛泽东面前，她说：

“毛主席，这杯酒是我们全桌人敬你的，你一定得喝呀！”

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声“谢谢大家”，微笑着问道：

“江青同志，你来延安吃小米习惯吗？”

江青说：

“小米饭可好吃啦，我完全习惯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她好好锻炼。晚饭后，毛泽东要走了，江青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毛主席，你讲的话很重要，我是个新党员，学习中会碰到许多问题，理解不了，要请你给解答。”

毛泽东说：

“那好办，可以找同学找教员研究，也可以找校部和校长。”

江青说：

“那还解决不了呢？”

毛泽东说：

“如果还有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反映给我，大家一起讨论，总可以解决嘛。”

江青，1914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东部的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已经60岁了，开着一个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母亲栾氏，30来岁，因逃荒要饭从诸城县西南100多公里外的临沂地区来到诸城东关。由于她年轻貌美，被李德文看中，讨为小老婆。李德文本来是满心盼望栾氏给他生一个儿子，可当他听到女婴的啼哭声，心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

封建时代的男人都希望多生男孩，李德文也是如此。所以，他时常把自己新生的女儿叫做“进孩”，也就是“李进孩”。后来，人们知道江青的另一个名字叫李进，就是从这里来的。江青的母亲栾氏为女儿起了个小名，叫李淑蒙，意思是让女儿纯洁无瑕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江青却违背了母亲的心愿，生就的一个倔强性格。稍长，母亲白天为她缠上脚，她晚上就撕掉了。到头来，江青的脚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李德文一生由一个学徒干到了一个作坊主，的确不容易。就在江青出生前后，李德文把全部家当典入土地而赔了本，而且和那家大地主反目为仇，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李德文让算命先生给他测八字，算命先生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这个小老婆的缘故。于是，李德文挥着拳头对栾氏吼骂：“你是个败家的祸根！”

自此，李德文的脾气愈发乖戾、暴躁，稍不如意，便对栾氏拳打脚踢。在江青心灵上留下巨大创伤的是在一个元宵节里。那一天，李德文喝了酒回到家里，栾氏战战兢兢地伺候他，一不小心打了1只碗。李德文又打又骂，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打在了栾氏的背上，第2次又打在栾氏的手上，竟打断了栾氏一根小手指。小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一巴掌打下来，打掉了她1颗牙齿。母亲背起女儿离家出走，给地主家当了佣人。李德文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江青很小就开始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校长给起的。薛先生说：

江青“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薛先生还说，江青的性格从小就像一个男孩子。

江青爱读书，小小年纪就读过不少古典小说。她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条好汉。江青曾天真的对比自己大得多的哥哥李干卿说：

“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1926年，12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栾氏再无力供应女儿读书。这年冬天，栾氏带着女儿千里迢迢投奔江青在天津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丈夫叫王克铭，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一名军官。江青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无声电影，那时叫“默片”。

1928年底，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母女又随姐夫王克铭一家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要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路。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栾氏心酸落泪了，说：

“你一个还不到15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

1929年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面向社会招生，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2元的津贴。江青马上了名。刚刚15岁的江青，高高的身材，秀丽的面庞，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放射着青春光泽的黝黑大辫子，刚一出场，就像一枝新荷露出了水面。江青的文学底蕴也发挥了作用，她虽是一口土腔，但谈吐清晰稳健大方，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眼神都不同凡响，透出一股英气。加上学校的女生太少，主考官吴瑞燕女士马上拍板录取。

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院址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在济南文庙。由于文庙太大，学生们入夜便不敢出宿舍随便走动。有男学生出主意说，谁敢半夜走上大成殿，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就算他真的不怕鬼神。男生们也只是空口说说而已，谁也不敢去做。江青偏不信这个邪，她就在半夜间去拿了那顶平天冠来，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唬住了。

实验剧院教授京昆及话剧。江青不仅广泛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习表演现代戏，而且还接触各种乐器；后来终于拉得一手好二胡。实验剧院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江青全身心的投入到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风格使观众滴下眼泪，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出更多的泪水。校长和她的老师赞扬她的表演水平，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1930年，西北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这年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院长赵太侔出任蔡元培刚刚筹备创立的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

年仅16岁的江青和一些同学随着王泊生院长及其夫人吴瑞燕，到北平去演出。江青出发前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只是到了火车站才给母亲发了一封信。

江青在北平几个月，主演过《玉堂春》。由于她衣着寒酸，被褥单薄，生活非常苦寒，加之演出又不经常，在北平根本不适宜她发展，于是，她又回到了济南。江青在济南又到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在济南、青岛、烟台一带演出。

1931年初春，江青去青岛大学投奔既是街坊又是老师的赵太侔。赵太侔安排江青到文学系作旁听生，让她攻读艺术理论的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赵太侔考虑到江青生活困难，就和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员兼管理员，负责填写卡片和收发图书，每月30元薪水。她给母亲寄回10元，留下20元自己花销。这个工作同时使江青可以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许多读物。

江青求知欲望非常强，她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她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要求她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她还写诗歌，她的作品经常在学校文艺园地和其它刊物上发表。

“九.一八”事变后，江青对赵太侔说：

“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赵太侔立即反问：

“你也要去捣乱？你也想惹麻烦吗？”

江青吓得不敢再说什么，转身离去，从此，倔强的她再也不去听他的课了。

此时，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江青也投入了学生运动，她参加了学生领袖之一的俞启威组织的“海鸥剧社”，到工厂和农村的演出，她曾经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和《湖上惨事》。自从表演抗日剧目以后，江青就成为学校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俞启威是赵太侔的内弟，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名门望族，比江青大3岁。江青在赵太侔的家里，认识了赵太侔的夫人、田汉创办的“南国社”成员、话剧界的明星俞珊，又通过俞珊认识了她的弟弟俞启威。

俞启威先是在1930年冬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1931年夏，他正式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和后来改名为王林的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王韬同住一室，不久，被王韬发展成为共产党党员。俞启威在他姐姐俞珊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南国社”。

俞启威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几的样子。他对自己的身高很遗憾，就拼命的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腰运动。他对自己的一头黑色卷发，也不那么满意，于是，常常搽发油将卷发梳平。而此时的江青，也在地下党组织引导下，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江青对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使她对俞启威油头粉面的样子有些厌恶。

1932年春，江青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

1933年2月，江青在化名为李春亭的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和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韬的主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正是王韬和俞启威。

江青面对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宣誓已毕，市委书记祖茂林讲了话，他对江青表示祝贺，同时提出了一个让江青难以接受的任务。他说：

“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建立一个党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组织会随时通知你。”

这个只有19岁的大姑娘为难了。祖茂林看出了江青的犹豫，就说：

“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

江青想想刚才的誓言，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对市委书记祖茂林和俞启威说：

“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此后，俞启威也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后来，这对假夫妻在一起工作了5个月，为青岛党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

欲知江青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26章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话说在1933年7月，青岛市委遭到了严重破坏，市委书记祖茂林和俞启威被捕入狱，王韬只身逃脱。从此，江青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夏末秋初，江青拿着几十元的积蓄，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她要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江青一路上心绪不宁，加之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一路上向她大献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怀好意，就更加愁烦了。此时，使她更想不到的是，在前面等着她的那些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一些人，更把她看做一块大肥肉。殊不知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女子，竟是一朵刺儿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终于酿出了一段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历史公案。

话休絮烦，先说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来接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拍摄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导演史东山。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来接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叫来的出租车，慌乱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党的临时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根据地，上海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人，整天东躲西藏，根本找不到。这样，江青只好暂且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魏鹤龄家里住了下来。

江青通过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荐，终于见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此时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党的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江青来到田汉家里，田汉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

后来，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江青说：

“你不住在家，我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说：

“我的内人回湖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她来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没回来之前你可以住。”
廖沫沙的爱人回家后，发现江青住在他们家里，很不高兴的对廖沫沙说：

“我们马上找个地方搬家，不住这里了。”

她几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要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们当天在另一条弄堂里找了个过街楼，回去收拾东西搬家时，江青又问他们搬到哪里了，还说：

“过几天我再去看望你们。”

廖沫沙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天后她还真的找上门来，说：

“廖先生，田汉干扰太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厨房说：

“那你只能住那儿了。”
江青闻言，大为不悦，说：

“我先到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

说罢转身离去，再未登门。

后来，江青又见到了周扬和阳翰笙。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出生，湖南益阳人。他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因为保养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1931年，周扬在上海开始从事文化工作，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刊》。1935年，担任共产党上海执行局文委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参与领导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

江青急于汇自己在青岛的革命经历，她恳切的提出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一来是因为漂泊不定，不能长期寄人篱下；二来也是手头拮据，急于找到工作。但是周扬和田汉却非常谨慎，对于并不太了解的江青，他们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只谈一些江青在演艺方面的设想，闭口不谈了解和接纳江青的组织关系。

倒是田汉的五弟剧联成员田沅对江青一见钟情，他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无奈，只好以“李鹤”的名字先到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找到了一份工作，结束了1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

“晨更工学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后来成为王观澜夫人的徐明清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这里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在这里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还有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的左翼联盟的陈企霞，也都在这里工作。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没有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纳江青的党组织关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学团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社。后来徐明清看江青表现不错，又作为她的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34年9月，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通过关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由孙达生为介绍人，重新吸收江青入党。党支部书记王洞若和她谈了话，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不开心的事，就是田沅不顾环境，老在她屁股后头追着，弄得大家议论纷纷。江青就贸然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说：“请把你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来，田汉就把田沅调走了。

1934年，上海爆发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党、团组织只好进行转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平待了3个月，到北大当了旁听生，系统的听了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

1934年5月底，党组织通知江青回上海，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张淑贞。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是由地下党组织控制。

江青在这里度过了她在上海时期最愉快的时光。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们中间传唱；她拉的婉转悠扬的二胡声，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她用张淑贞的名字公开发表了《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河山》等等文章。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认出了她。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地下党员，江青来上海时，他也参加了送行。一晃1年多，两人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江青回到夜校后，向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王洞若说，他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的组织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江青第二次和乐若见面时，因为彼此通过党组织相互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多了。乐若说江青不被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交代说：

“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党组织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她很多注意事项。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见面，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此时，特务出现了。

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叫声“快跑！”一溜烟逃脱了。江青由于路径不熟，被特务抓住了衣服。她大声喊：

“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

特务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脸上，鲜血顺着嘴角流出来。江青仍然拼死挣扎，大声说：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经黑了，江青装作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张秘密表格放进嘴里吞了下去。

在警察局里，特务头子一听乐若跑了，只抓了个不知政治情况的女人，大发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她知道特务们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的罪的。无论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当职业，是学校的老师。同在一个房间的一个女工学员，是江青的学生，马上就要无罪释放了。江青托她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说明情况。

因为没有查出江青有什么罪证，由于地下党组织托左翼联盟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出面保释，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释放了。

江青出狱时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党组织安排将要回浙江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探亲的徐明清，将江青带到她的老家治病疗养。

1935年2月初，已经康复的江青要求回上海。徐明清向组织作了汇，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 于是，江青回到济南，探望了母亲和姐姐。又在北平一直待到1935年5月。

此时，江青接到党的外围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通知，要她以演员的身份回上海工作，化名为蓝苹。这是因为，党组织考虑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有江青两个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天，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们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尽管江青想从事工人运动，不愿再去演戏，但这是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的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江青回到上海后，正赶上协会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编剧导演经过测试，决定由赵丹、江青主演该剧。江青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反复阅读鲁迅1923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与娜拉一样具有叛逆性格的21岁的江青，在演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鲁迅先生也曾去观看了演出。

上海各纷纷道《娜拉》的公演。《民》、《晨》都载文高度评价了江青的演出。颇有影响的《时事新》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江青的大幅剧照。

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女人，她的鼻子稍微上翘，嘴唇稍厚。但她的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目丹唇，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挺迷人的。她从不搽一点粉，又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青春俏丽。《民》记者李成在采访她以后，称赞她在成了名演员以后，在舞台下“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此时的江青虽然已经成了明星，但她在生活上还是艰苦的，每个月就想着节省几个钱，补贴家用。所以她把大部分收入寄给母亲和姐姐，留下很少一部分自己花销。与她同岁的好朋友秦桂贞曾问她：

“你怎么不吃水果？”

江青把手一摊说：

“没钱呀！”

秦桂贞还发现，江青到了月底，一回到住处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秦桂贞问她：

“吃过晚饭了吗？”

江青说：

“没饭票了！”

此时，《娜拉》的导演之一张庚，迷上了江青，他曾说江青是他的人：“她是我的人，别碰她”。但江青却处处使张庚碰壁，无论他如何恳求，江青也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家。有一次，张庚终于开口向江青求婚，遭到了江青直截了当的拒绝。张庚出于复，就到处散布她的谣言。

当时有一个与江青同岁的影评作家马骥良，笔名唐纳，长得一表人才，多才多艺，为人热情，性格有点像吴语一样，软绵绵的，属于人们眼中的“奶油小生”。唐纳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他仍然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他于1934年秋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任编剧。

唐纳看了江青演的话剧《娜拉》后，就迷上了江青。

后来，江青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在《自由神》一片中，饰演了一个配角。袁牧之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时，邀请唐纳领衔主演，于是，唐纳便从“艺华”调入“电通”，同时主编《电影画》。江青和唐纳在《都市风光》中，同时饰演角色，朝夕相处，两个年轻人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事。有一次，周扬告诉江青说：

“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她说：“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周扬说：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再次摇摇头，说：

“不知道。”

唐纳真诚的爱着江青，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江青提出要结婚，都遭到了江青的坚决反对。江青由她父亲欺侮她母亲，联想到她所接触的一些男人，曾经得出了一个过激的结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江青的叛逆性格在《民》记者李成采访她的时候，又一次充分的表现了出来。

那是在1935年8月4日下午，李成在采访时问道：

“小姐已经结过婚没有？”

江青笑嘻嘻地说：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地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李成不等她把话说完，抢上去问：

“小姐可否把爱人的名字告诉我？”

江青说：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是女人，更应该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的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它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在上海有不少了解江青的人都说，江青看上去很俏丽淳朴，可她的性格就像一个男人。

江青对纸上对她的炒作，并没有陶醉。她于1936年1月1日在《大晚》上发表了《随笔之类》一文，提出了不同意“天才”一说的见解。她写道：“很明显的例子，如果让一个生活在洋楼，出入坐汽车，对于下级生活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个女工，试问能够成功吗？我并不是说小姐不能扮演女工，这只是说决定她的成功或失败的，是她的生活经验和她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天才！”“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演员，他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社会深刻的认识，而且他还需要许多工具——各种艺术理论、文学、科学等书籍，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加深刻的去解剖并认识他周围的现象。”

1936年6月到8月间，江青先后从《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看到了以周扬署名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3篇文章。这个时期，江青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有以鲁迅为首的人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以周扬为首的人提倡“国防文学”之争。周扬以党的领导者身份组织围攻鲁迅。鲁迅称他们中的4人为打上门来的“4条汉子”。鲁迅说：

“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恨起来了。”

鲁迅说周扬等人是：

“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江青认为鲁迅先生说得有道理，周扬说得太霸道。联系周扬对唐纳的态度，反映了周扬等人“唯我马首是瞻”的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

周扬为证明他“国防文学”的观点，树立了夏衍的《赛金花》为样板，说这个剧写出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

1936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3人一起找到江青，商量由她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

“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得多。

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12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

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周扬滔滔不绝的讲话，心里想到的却是鲁迅对于左联解散和成立“文艺家协会”的辛辣的评价。只听夏衍接着说：

“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觉得这话特别刺耳，她微微一笑，说：

“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的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事后对另一个女演员说：

“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角演员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10个导演9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谁知隔墙有耳，从此，性格倔强的江青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在周扬、夏衍、张庚选择由王莹主演《赛金花》的同时，一些流言飞语也满天飞：

“蓝苹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蓝小姐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一向喜欢鲁迅杂文的22岁的江青，于10月25日在《大公》上发表了《悼念鲁迅先生》一文。11月15日，她又在《绸缪》月刊上又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一文。

江青描写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她写道：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十万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1937年5月14日，江青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用华丽的辞藻、激昂的情绪、独到的观点，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入了一丝光亮。她在文章中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的生活”的陈腐观点。江青宣称演员应该是创造者，要把自己训练和培养成像钢条一样坚不可折。

她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

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

江青最后写道：“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阶段，经自己融化在纯正的、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此时，倔强而叛逆的江青，已经厌烦了唐纳的无休止的纠缠，厌烦了纸上纷纷扬扬的桃色渲染和那些道貌岸然的无耻文人的攻击。她不愿意做阮玲玉第二，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不愿再当演员的想法，要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王洞若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立即着手进行联系。王洞若写信给在西安的徐明清说：

“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王洞若还告诉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江青在离开上海前，兴奋的告诉与她同岁的好友秦桂贞说：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1937年5月份，江青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此时，她的姐夫已经去世，她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奔赴延安之路。

如果说不满17岁的江青，离开济南投奔青岛大学的老师是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话，那么，此时23岁的她，投奔延安则是决定了她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归宿。

此一去也，有分教，这正是：旧怨新仇来心底，拳经脚法各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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