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村”记者对听婵释禅先生的访谈录之三（38）　　

　　“乌有之村”已有点名的准记者　　

　　“乌有之村”记者： 先生，您好！从2008年11月4日，你的《论“社会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1)》开篇以来，已写了37篇了，这个“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也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前两次采访都是围绕你的这个“理论体系”的有关问题进行的。这次采访，希望先生依据你“集大成”基础上创建的“经济学理论”对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和一些热点问题谈一下看法。　　

　　一年多来，当今世界上最热门的经济话题就是“金融经济危机”。请问“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有什么不同？其内在机理是什么？　　

　　听婵释禅： 我探讨问题，喜欢进行“穷根溯源”的理论分类，这样可以在理论分析与实证过程中给人一种更加清晰明了、更有抓头抓手的可以让人理清头绪的思考思路。当然，也更有利于人们在实践中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　　

　　

　　

　　根据“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这个我给下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义及其理论体系，我把“经济危机”共划分为“四大基本类型，九个基本类别”，可以说是“周延”了经济危机的所有基本形式。也即： 一是生产和产能“短缺”的经济危机。 二是生产和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三是社会财富分配，也即货币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分布“不均衡”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金融经济社会危机。 四是货币生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金融经济危机。 五是货币生产“短缺或是销毁”引发的“通货紧缩”金融经济危机。 六是交换和运能“过剩”的经济危机。七是交换和运能“短缺”的经济危机。八是消费和消费手段“过剩”的经济危机。九是消费和消费手段“短缺”的经济危机等九个基本类别的经济危机形式。　　

　　

　　

　　“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形式，是货币做为实物商品的替代物或是表示物以后，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中的那些通过财政、信贷或是叫借贷和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等手段和方式“专职”进行“货币生产和管理”部门和行业的出现，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由于“过量生产货币，或是大规模销毁货币，或是使货币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严重不均衡”所形成的危机现象，是市场经济之“分配”环节出现三种“不正常”的货币现象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叫“金融危机”也可以，但叫“金融经济危机”可能更准确一些。现在人们通常把“货币生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危机和货币生产短缺或是销毁引发的通货紧缩危机”叫做金融危机，这是很不全面的。还必须加上“社会财富分配，也即货币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分布‘不均衡’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金融经济社会危机”，才能更全面准确地表达世面上比较流行的那个所谓的“金融危机”的全部内涵和外延。而且“贫富两极分化”这种形式的危机是“从古至今”都一直不断出现的危机，并且是做为“成也分配，败也分配”千古周期律发挥作用的“核心”危机形式，其一直决定着世界各个国家的“皇族或是执政党，朝廷或是政府”更迭变换的命运。而“货币生产过剩和货币销毁”的危机，也即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危机，则是在社会由“短缺的市场经济”过渡到“过剩的市场经济”以后，为了对付“生产过剩”的危机而经常发生的“货币生产”或是严重过量，或是严重短缺的危机。　　

　　

　　

　　而近一年来全世界应对的这种“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可以导致金融资产严重缩水，大量投资者“按资分配”收入大幅下降甚至亏损；大量企业限产甚至破产倒闭，劳动者的“按劳分配”收入降低，甚至因为有大量的失业而失去收入，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严重不足所形成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中国的四万亿元刺激经济的计划和宽松的财政信贷政策等和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各种大力度刺激经济的那些应对金融危机的重大举措，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缓解“通货紧缩”的金融经济危机。　　

　　

　　

　　可以说，在现代“过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贫富两极分化”这三种“金融危机”形式的出现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互相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因为有了“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分配方式，所以也就必然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转移，这样就会出现有钱人没有多少即期消费能力，没钱的人想消费却没钱消费的现象。于是就通过财政、信贷和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等的“分配和再分配”手段和功能，为缺钱的人和投资的人推出了“借贷消费和超常规印制钞票”这种“预支未来，超前消费”的分配方式，用以缓解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当财政、信贷，特别是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等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功能发挥到极限后，整个社会的货币流动性泛滥，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普遍增加，购买力普遍增强，使整个社会出现了商品价格全面大幅上涨的严重“通货膨胀”的金融经济危机，并在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政府等各层级组织便会出面控制这种“货币印制”的过于泛滥和发泡现象，再加上人们的投资信心丧失的大量卖出手里的证券和缩减借贷等，于是一场由“通货膨胀”金融危机转化为“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的“你刚唱罢，我登场”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参与的社会大戏，就这样毫不留情地联袂上演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则是始终如影随形地在其中起着“助推危机加重或是减轻危机”的作用。　　

　　

　　

　　如何保持这“三种状态”的平衡有序发展，历来是各国政府最头疼的难题。“人本位”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共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分配制度，是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三者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难题的，但人类由于各利益集团逐利的自私自利性，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放弃了这一可以给人类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社会基本分配制度。但人类正在觉悟地努力回归着这种代表“文明进步”的社会基本分配制度。现在世界各国通过“按公权力分配”正在建立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举动，正是在走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相对文明进步的道路。中国和美国等众多国家斥巨资围绕“粮食等农副产品、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生活、生产必需品，所建立健全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就是这种可以适当“减轻贫富分化”危机，应对和预防“通缩、通胀和生产过剩”危机的走“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择。　　

　　

　　

　　“乌有之村”记者：不少人把这次金融经济危机比做是1929年以来涉及最广泛、影响最深刻的最大一次金融经济危机，这两次危机有什么异同？　　

　　

　　

　　听婵释禅：这两次危机的共同点：一是都有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交换和运能过剩”危机的相同因素。二是都在“社会财富分配，也即货币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分布‘不均衡’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危机的前提下发生的。三是都存在“货币生产过剩和货币销毁过量”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双重危机相伴相生和如影随形。虽然1929年那次“危机”的规模、波及的范围等是不能与这次“危机”同日而语的，但性质仍然是“童叟无欺”一样的性质。象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国家，由于没有“生产和产能过剩、交换和运能过剩”，“贫富两极分化”和“印制和销毁货币的有如“借贷消费、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等各种机器”等产生危机的条件。因此，也就难以发生类似的危机。当然，这几大方面”也是产生“金融经济社会危机”的根源。　　

　　

　　

　　这两次危机的不同点：一是1929年那时的财政债券、银行信贷等的“预支未来、超前消费”的 “借贷消费”手段还不向今天这样发达并发行和贷款量这样巨大和普及。 二是“股票等资本证券市场”及其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等这个巨型社会财富 “正负分配再分配”的发泡和消泡“印钞销钞机”，还没有发达到今天这样的可以随便在某一个大街小巷的任何一处取款机上，都可以兑现成购买任何商品的现实消费能力的境地，或是还没有在瞬间就可以把成千上万亿的财富化为乌有的货币销毁的能量。三是经济的全球化，使或是靠“生产商品”为生的国家，或是靠“生产纸币”为生的国家等，都形成了各得其所的贸易互补的经济全球化“资源共享”效应，特别是在全世界各国那里，无论“政见”的如何不同，但却都能基本共识地一同采取应对危机的措施等，这就给这个世界的金融经济危机的治理和调控以很大的回旋和缓冲的余地。五是全世界各国更经济民主、重视民生、人道人权等的通过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向更加“文明进步”方向的迈进，也使这种由危机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减轻很多，并且也为迅速走出危机奠定了雄厚的分配制度基础。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对付“金融经济危机”的诸多相对有利的回旋和缓冲余地和条件，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种互通有无的互补贸易体制机制，及世界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下的所形成“频繁对话交流”机制，为许多“思想理念”的达成共识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也就使全世界各国为共同高效率地应对危机成为可能和现实，并有效地促进了对“过剩商品和过剩贷币”的大量大面积消费，或是通过现代化的有如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和“借贷消费”等“印制钞票”的巨型机器去增强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并也有效地掩盖了整个资本世界的国与国，国家内部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家庭与家庭、人与人等之间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和面貌。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种导致金融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策源地问题，从1929年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切实的解决。这也是为全世界所有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化学家们提出的最严肃并最富挑战意义的现实课题。　　

　　

　　

　　“乌有之村”记者：现在人们对“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基本概念还有不少争议，对这类最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就会产生许多意识形态的分歧，并对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形成巨大影响。如何才能更接近客观现实地理解和解释这些概念的含义呢？先生经常说的“有管制的市场经济”或是“有计划的经济”里的“有管制或是有计划”代表了政府哪些管理“市场经济或是经济”的职能？　　

　　听婵释禅：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基础、最本源的经济理论与实践课题。人们之所以对这些概念有争议，就是因为对这些概念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其实，在我的眼里“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这几个概念的含义是一样的。只要你把“市场经济、经济或是计划经济”等套上“就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这个定义，那就都是代表着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等生存生活的没有什么区别的实实在在的同一个“经济运行实体”。有人不喜欢“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喜欢“经济”或是“计划经济”这样的概念。认为“经济”前面加上个定语“市场”，变成“市场经济”这样的概念，这“市场经济”就会必然着魔地形成商品价格放任化、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私有制等的结局，就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经济”的前边加上“计划”这个定语变成“计划经济”，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商品价格的严管化、商品生产的计划化、组织化、公有化、公有制等的结局，就必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人们对这几个概念的模糊认识。出现这种对基本概念模糊认识的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少有人对这几个概念下一个内涵和外延相对锁定，并反映客观经济世界本质的简捷明了的定义，那多种版本的关于这几个概念的“所谓定义”，一整就整好几篇子，但也没把这些概念的“实质含义”弄明白。这当然不是什么给概念下定义，而是对与某个概念相关的表面现象进行的罗列罢了。　　

　　

　　

　　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对“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进行“程度不同”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是与“短缺的市场经济和过剩的市场经济”有着莫大关系的。对于“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来说，无论是在“商品生产和社会财富分配”方面、还是在“商品的交换和消费”方面 “都管制得很严格”，那多是因为“商品的相对短缺”，怕出现经济秩序混乱而进行的必要管制，而且还只能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社会才能“有效合理地”实施。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少数权贵富人有吃的就行了，哪有闲心管那大多数人是否饿着，但即使是这样的不人道、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其“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仍然是有“程度不同”的“管制”或是叫“有计划”的，只不过是“管制”或是叫“有计划”的重点、程度、方面和方向等各有所侧重罢了。比如：“促进生产、收税、反腐”等这些“管制或是有计划”手段，好象哪个朝代都没放松过。　　

　　

　　

　　一般地讲，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对市场经济之社会财富“分配”环节的“管制或是有计划”的方式，是通过“市场经济或是经济”的最基本的载体形式---公有制或是私有制的这类财富分配制度来具体实现和实施的。你实行了公有制，那这财富的分配，就必然要出现“相对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共享”分配格局；你实行了私有制，那这财富的分配，就必然要出现“少数人独享，多数跟着喝汤，甚至连汤也没的喝”的分配结局。也就是说，所有制形式与其如影随形的“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公权力分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等四种基本分配方式，就是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对“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之“分配”环节的最基本的“管制或是有计划”的实现和实施方式。而这种对市场经济之“分配”环节的“管制或是有计划”的实现方式，也是必然地包括在前面提出的那个“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里面了。　　

　　

　　

　　随着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等的进步，社会商品开始日益丰富，那些非生活必需品的敞开“交换”，放亮“消费”等就会成为一种可能并成为一种常态。也即由市场经济之“交换”环节来调节和搞活地进行“价格的市场化”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经常念叨的“开放搞活”一词，其苗头更多的就是指向市场经济之“交换”环节的“商品交易的天南海北互通有无的活跃性，商品价格的市场自由定价”等的经营活动。即使是这样，又有哪样商品可以逃过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政策等的对商品的组织“生产和管理”；对交易市场等的组织管理、监督约束；对价格、资源、人力等的调节调控；对产业项目布局、土地、资源等的规划计划；对各种市场经济活动的司法执法监督检查”呢？也就是说，无论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或是叫自由经济”，还是“有严格管制的市场经济”或是人们常说的“计划经济”等，哪个都无法摆脱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对其进行必要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只不过是这种对“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的“管制程度”，根据各国政府、企业等各层组织的对“市场经济运行体”或是叫“经济运行体”的理解不同或是商品的丰富程度而各有所侧重和松放紧缩罢了。　　

　　

　　

　　实际上，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或是叫“有计划的经济”，或是叫“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短缺的市场经济”或是叫“短缺经济”时期，苗头更多的是指向市场经济之商品的“生产”环节。这在“过剩的市场经济”或是叫‘过剩经济”时期，就是非常有局限性的说法或是做法了。实际上，政府、企业等各层级组织哪能就那么点“经济管理职能”呢？要是那样的话，各级政府几十部门，几百几千，甚至数万的公务员岂不是太没事可做了吗？所以，我就罗列了政府、企业等各层组织对“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四句十六字的相对全面且有一定含概性的“经济管理职能”。　　

　　

　　

　　而从实践上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比如中国在由“短缺的市场经济”向“过剩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四个环节”在管理重点上的变化和转移，其对“市场经济”的“管理职能侧重点或是均衡性”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政府从原来对市场经济的四个环节的宏、中、微三观全面过问，到放弃其“中、观微”的管理职能，向对市场经济的四个环节的“宏观”管理职能进行了集中，而把管理市场经济的“中、微观”职能交给行业组织、企业、家庭等去行使。同时，政府的管理职能，也由以前的把主要精力放在商品“生产”上，也开始重视和职能转变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商品的“交换和消费”环节上了，特别是对有如飞机场、高速路、铁路、港口、商场、互联网、通信和飞机、汽车、火车、轮船、电话、手机等“交换”设施和“交换工具”等发展的重视，和对有如饭店、旅馆、旅游场所、借贷消费等“消费”设施和“消费”工具等发展的重视，也就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给含盖的更全面更合理更均衡了。而其美中不足的，就是我们的企业等中微观层级组织太不愿“遵纪守法”了，或是法律法规政策的缝隙太大和太不键全了，所以这政府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就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占政府部门有一多半的是“具有经济执法功能和职能的机构。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县城只有一家企业，那也得用N多家政府经济执法部门看着。当然了，如果所有企业等都是“遵纪守法”的模范，那么这许多政府经济执法、检查、检验、巡视、监督、约束等部门也就没什么活可干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政府也自然会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大瘦身。而反复增加的各种经济执法部门，也正是政府机构减了一部分职能部门，又新增加了一部分职能部门的反复精简反复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实践上对市场经济的四个环节还是有轻重缓急、厚薄不均衡的问题的。如现在就存在比较重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环节，不是很重视“分配和消费”环节的问题。也就是说，所谓的“有管制或是有计划”是应该至少包括“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这样的最基本的职能的。而不是原来那种让人们有狭义理解的“有计划”或是“计划经济”。不过，上面那“四句十六个字”所表达的对市场经济或是经济的“有管制或是有计划”的基本经济管理职能，词汇还是有些太多地有点啰唆，可实在是想不出一个更简略的词汇来含概这些职能了。希望有高手能解决这个即简化又含概的问题。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所理解的政府等各层级组织对“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的四个环节和其循环演变过程的“有管制或是有计划”的职能，就是政府适合“市场经济或是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和状况的且不可或缺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职能。　　

　　“乌有之村”记者：金融经济危机已经爆发一年多了，世界各国联手治理应对也有一年多了。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重大经济事件治理情况的评估，也就成了世界各国决策层制定明年经济政策的现实要求。现在各方面的评估结论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先生对这场危机治理到今天有怎样的评估？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进一步应对措施，或是说中国明年应该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听婵释禅：这确实是世界各国政府无法回避的必答题，这关系到各国政府如何制定明年以至更长远的经济政策和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及全体国民福祉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势必要产生与其结论相对应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其实，对于这场危机的评估，以及明年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等问题，还是得依据“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这个理论体系来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析，并提出理论依据充分的对应宏观经济政策。　　

　　一、从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来看，我们以前或是现在所提出的“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降污染、节资源、上水平、增效益”等口号，其都是针对商品的“生产”环节提出来的。　　

　　展开来讲，“调结构”等就是通过调整内需与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项目布局结构、产品结构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破坏环境型、浪费资源型、生存物化型等，向集约型、生态节约型、文化休闲型、生活享受型等的根本性转变，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向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科学发展的轨道上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企业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水平，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争取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更广泛的就业和大幅增加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就是说，面对我国“依赖外需、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低档次和低附加值、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的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的针对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环节所制定的这样的“调结构、转方式”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正确、必须并需长期坚持的。而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一是通过这种“调结构、转方式、上水平”等的政策措施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这样即可以通过提高商品档次，促进产业产品升级换代等，提高对国外同类商品的竞争力，适当扩大一下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和提高附加值，也可以在广义上适当缓解一下我国商品“生产过剩”的问题。　　

　　

　　

　　二是要全国、各省市等一盘棋地对各种产业项目等进行统筹兼顾、合理均衡布局，以此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现在我国各省市的产业项目等的布局，多是少数发达地区一头热，人力、物力、财力全往那几个地方挤，多没中西部和边远地区什么事。这显然不是均衡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大局观。现在市场经济之“交换”环节已搞得很发达了，运输、信息等已不成问题了，特别是我国的“城市化”任务繁重，急需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居民的就业和安居乐业问题。而做为一个中小城镇，一般多是自己招商引资没多大能力，如果中央政府和其省市政府不统筹兼顾、均衡合理布局地把相应的产业和项目给布局进去，这大批中小城镇又如何能吸引投资大量项目增加就业呢？其各个中小城镇又哪年哪月能发展壮大起来呢？城镇化的目标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所以，要形成众多以各中小城镇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自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经济运行体，就必须发挥各级政府“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等的产业项目投资布局的经济管理职能。除了国有企业和财政支持投资和本地招商引资外，比如对那些想上市筹集资金的企业，其若把企业创办在资源、人才等适合其企业发展的中小城镇，就可以把“优先其它企业上市”做为一个条件，这显然应该是一个利益驱动下产业项目合理均衡布局的好办法。那种市场化的任性而为、自由调节的都往大城市里钻的产业项目布局，显然不是科学发展的大局观。就那大城市的房价吧，就把大多数人挡在了外边，可这大多数人也是要就业要生活的。毛泽东时代这种合理产业项目布局工作就是我们的典范。对此，切不要听那帮无知无畏的自由市场经济者的所谓“市场化自由资源配置调节”的鼓噪。而有如发改委等部门若是做好了这项工作，那“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会因各中小城镇就业量的不断增加，其产业、行业的大量演生演化，就能遍地开花发挥多个吸纳“过剩产品和产能”的宝葫芦，进而有效地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三是把现有部分过剩产业、项目和资本，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转移，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虽然如此，但由于没有触及到缓解“贫富分化”这个市场经济之“分配”问题的实质，因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二、从市场经济之商品“分配”环节来看，我们所提出的“增就业、重民生、防通胀、缓紧缩、增信贷、扩内需，及医改、养老、教改、住房等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等的口号，其都是针对市场经济之社会财富“分配”环节提出来的。　　

　　

　　

　　而其中的“通货膨胀”，就是“分配”环节的“三种不同危机表现形式”中的一个“穷人、富人通吃”的危害性很强的金融经济危机形式。从宏观的意义上讲，我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已经在房地产、高档消费品等方面展开多时，部分商品也处在适度的通货膨胀状态，但大多数生活必需品还处于相对正常或是通货紧缩的状态。而要想避免全面恶性的通货膨胀：　　

　　

　　

　　一是要控制股票等证券资本市场“印钞机”印制钞票的能量。大牛市的年景下，其印制钞票的能量往往要比信贷和财政加一起的能量还要大N倍。如：2007年等，而2009年股市调控的节奏就“不温不火”的相对比较好。“筹资功能和分配再分配功能”都比较适中，美中不足的是“税收功能”还比较弱势，你国家不从这上通过抑制“按资分配”过度地弄点银子，还上哪弄能比这个便利。只要股市等证券资本市场保持“即不大涨也不大跌”的相对平稳运行的节奏。“防通胀”，可以说就基本完成一半的任务了。 　　

　　

　　

　　二是财政信贷工具的运用。以现在我国“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现实情况来看，财政手段就是2010年再弄上他两万亿元的赤字，由于多是雪中送炭并均衡分布的买卖，其对通货膨胀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动作用。至于信贷手段，2010年即使保持2009年的信贷规模，只要多用在“调结构、转方式或是促消费”上，也是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太大的支持力度的，因为以前借贷的是要还的，虽然可能因按揭等的是分期还债，但削弱很多以前贷款人的即期消费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许多投资建设和消费等的问题，离开财政信贷的支持还真就玩不转。这就是明年将可能采取“积极稳键的财政信贷经济政策”的依据。　　

　　三是“贫富两极分化”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利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其作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重“通货紧缩”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多数人没钱买东西，商品不好卖，商品的价格就难以大幅全面上涨地会在低位徘徊。而“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通货膨胀”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大多数人没钱买东西，商品不好卖，商品价格的大幅全面上涨同样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也即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里，发生全面恶性的通货膨胀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更何况还有各级政府对商品价格，特别是生活、生产必需品价格的严格管制呢？也就是说，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防通胀”的同时，“缓紧缩”道路还是很慢长的。　　

　　

　　

　　四是预防通货膨胀，国家还需要采取对“农副产品和工业等主要生活、生产必需品”进行大规模储藏、储备和储存的“深挖洞、广积粮”的策略。特别是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大规模收购、储藏、储备和储存，即可以保证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安全，也可以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农业基础的稳固和农村生存、生活条件的改善。在这些方面即使是“印制许多钞票”去收购储备都是非常值得的。这即可以通过全国范围的调济余缺，预防“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因为短缺而导致的价格大幅上涨所形成的“短缺性通货膨胀”，也可以预防因“生产过剩”导致的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所形成的“通货紧缩”的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农民大量失业等问题。　　

　　五是真正需要缓解的危机是“贫富两极分化”的金融经济社会危机。这也是最可怕的危机。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对策或是实现方式：首先，是大力增加就业，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保证就业人员收入的稳定和增长，通过这种国民经济初次分配来增加更多人的收入，以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说，“扩就业”应该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其次，是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要从增加财政税收收入入手。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生活必需品的“福利共享制度”，不仅是我国最紧迫的民生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发展潮流，更是坚持走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的“财富共享”道路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重民生”或是“强保障”也应该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现在这个往出掏钱的活，各级政府不是很上心，还真得把其列为重要的干部考核指标之列呢！来个一票否决也不是不可以的。要不各地方政府“干打雷不下雨”，岂不瞎了中央的好心好政策了。不过，干好这些活，还真不能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事，也就是我国的建立健全合理的“劫富济贫的税收制度改革”是不能再拖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抑制“按资分配”收入税收政策就是我们学习榜样。当然，抑制“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反腐败工作也不能放松。 其三，是“三农”是不是通过走合作化道路等的试点，想法解决农民整体收入提高和贫富分化的问题。　　

　　

　　三、从市场经济之商品“交换”环节来看，“交换”设施和“交换”工具等的建设和投资，是各级政府和投资者就拿手，也是最愿意干的活。　　

　　从总体上讲，商品“生产和产能过剩”了，商品的“交换和运能也相对过剩”了。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商品“生产和交换”手段、设施和工具等方面，“瓶颈”还有许多，该建设投资的必竟还有许多方面。也就是说，凯恩斯理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要管一些年用的。　　

　　

　　四、从市场经济之“消费”环节看，“促消费”不应该是一个空头支票，除了发展“借贷消费”，大力发展“消费”设施和“消费”工具等外，还真得通过增加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拉动，这在前面都讲不少了，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调结构、转方式、增就业、强保障、重民生、防通胀、缓通缩、扩内需、稳增长”等都是明天我国经济工作的可选经济政策的取向口号。　　

　　“乌有之村”记者：还有许多问题想向先生请教，但已经占用了先生这么多宝贵时间，真不好意思。希望有机会再来请教。谢谢！　　

　　

　　 听婵释禅：有机会再见！　　

　　（“乌有之村”已有点名的准记者模仿明星大腕根据录音整理，并请示听婵释禅先生审定后发表）　　

　　

　　　200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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