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经济变革系列(1-3)
一、从奥巴马和“华尔街”的决斗说起
面对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困局而入主白宫的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就表现出一副志在变革的“新政”英姿,并成了当今世界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和人们心目中的美国英雄。以致中国的美女明星袁立小姐也毫不讳言地表示,自己心中的如意郎君就应该是奥巴马那样。
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灾祸,本是“华尔街”的资本精英们惹下的,危机发生后,大量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恐慌,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政府不得不像必须给严重失血的危重病人紧急输血那样,注入巨资而倾力救市,以防止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全面崩溃。
经过政府的救市,“华尔街”似乎又起死回生了。这时,“华尔街”那些金融高管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他们所谓履行合同的巨额分红——往往是高达数百万、数千万,甚至近亿美元(在美国,年薪7~10万美元的已算是中产阶级了)!
这时,整个国家和社会还尚未从危机中回过气来,大量失业的问题仍然是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心头之痛!
于是,人们对“华尔街”感到愤怒了!
奥巴马总统更是怒斥“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实在是“贪婪自私”、“厚颜无耻”!并决定运用行政力量和采取法律手段来对付他们:一是规定对接受国家金融救助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实行限薪,二是将推动特别立法来对“华尔街”的巨额薪资和奖金分红征收特别税。
“华尔街”却毫不示弱,一方面表示,美国是自由民主国家,限薪和征收特别税的立法,也不是总统个人就可以说了算;另一方面则声称,“履行合同”乃是体现市场精神的天经地义,为的是稳定金融,防止人才流失,确保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一些人则敲打说,总统也是大家选出来的,难道你就不想想自己的下一任选举了吗?还有人干脆给奥巴马扣了一顶“要搞社会主义”和“颠覆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红帽子”——这在美国的确是一顶很可怕的大帽子!
其实,一切问题的核心,正是人们社会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关系的调整,并真正实现全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变和国际经济金融游戏规则重构的全面新经济变革。
早在三十年前的全球化发展之初,许多关心人类前途的西方有识之士就在大声疾呼地希望人们认识到,当今的全球化发展已使人们正面临着一场必须进行全面文化创新的新经济变革了。
然而,近三十年来的全球化发展,却一直就是由被称为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精英的“华尔街”们在主导着,他们坚持的是一套神圣的自由市场经济哲学,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的游戏规则也是由他们主导并制定的。
却是三十年后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才使本是势在必然的全面新经济变革和全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的问题显得更为紧迫,并以人们普遍要求改变即成经济关系格局的利益博弈和加强金融监管的政策辩论的方式而展开了。这一切,又很耀眼地以奥巴马总统要和“华尔街”进行决斗的方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以不久前在达沃斯论坛的激烈辩论而达到了高潮!
辩论围绕奥巴马总统提出要限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高管们的超高薪资和红利、要切断商业银行同量子基金等资本投机活动的直接联系和操控、要对规模过大的银行进行拆分等主张而展开。
奥巴马总统的主张得到一些政要的积极支持;国际金融巨头们则几乎是一致反对,对奥巴马的所谓监管措施进行了叫板、发难和威胁(如威胁将把总部和资本撤出纽约和伦敦,使美英等国丧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甚至在达沃斯辩论奥巴马的主张时,竟十分傲慢和不屑一顾地纷纷拂袖而去;以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甚至还有索罗斯)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则认为,奥巴马总统的主张是合理和必需的,但眼下却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即行将会不利于危机的恢复……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暴中,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的贝尔斯登、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先后宣布破产或被收购,仅有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家坚持到政府救市,并最终安然地度过了危机。
金融危机的风暴渐趋平静了。
硕果仅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两家投资银行竟是因祸得福,金融危机的洗牌把过去的“五马分肥”变成了现在的“二龙抱珠”——五大投行垮了三家后,剩下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资本权利更加集中,市场垄断的戏份也更为广大,并很快又开始大把地赢利了。
盈利后的高盛不再需要政府的救市资金,自然也可无视奥巴马总统的训令,并首先开始了大张旗鼓的高额奖金分配和红利兑现。
“能者多劳”,“多劳多得”,“高盈利获取高回”,正乃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经地义,更是自由神圣的美国精神!
对此,即使曾大声申饬“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实在是“贪婪自私”、“厚颜无耻”的奥巴马总统,以及那些广大的“仇富”人群,似乎也扳不弯以上的那些硬道理了。
其实,面对着“华尔街”的“贪婪自私”和“厚颜无耻”,奥巴马总统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比如,奥巴马总统愤怒斥责的前提只是,“祸是他们闯下,当政府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市的时候,他们却鲜廉寡耻地在那里忙着进行巨额的分赃了,这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公平吗”?
但现在,是人家的“聚宝盆”又开始迅速地大赢其利了,所以谁还管得了呢?
这时节,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幕僚们也只能防患于未然地想到,金融危机的灾难难道不会由“华尔街”继续重演吗?并认为,“正是它们太庞大了,大到可以绑架整个社会,以致无论弄出什么问题,人们都不敢让其破产的地步”,因此,除表示要继续推动特别立法来限制华尔街高管们的超高薪资外,还表示了要切断商业银行同量子基金等资本投机活动的直接联系和操控,并对规模过大的银行进行拆分等加强监管的主张……
也正是这样,才发生了不久前在达沃斯的辩论中,国际金融巨头们对奥巴马主张几乎是一致反对,并对所谓的监管措施进行叫板、发难和威胁,甚至还表现出不屑一顾地纷纷拂袖而去的傲慢。
以上的潜台词正是,“你这个总统的下一任期还想干吗?”
然而,一切问题的根本却是,“华尔街”凭什么就可以坐拥天下之利呢?它们那些近乎“老千之术”的获利方式,难道就不能来一个彻底的颠覆和变革吗?
正所谓,奥巴马“新政”掀得起“华尔街”的“盖头”来,并真正实现全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国际经济金融游戏规则的重构吗?
(系列内容参见马林韬个人网站“红旗漫卷西风”:博客天地”)
二、老千?——半是魔鬼、半是天使的索罗斯
解析“华尔街”营生中的千术。
也许,人们立马就会想到那个既大名鼎鼎,也臭名昭著,还被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诅咒为“魔鬼”和“强盗”的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是匈牙利犹太人,生于1930年。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匈牙利,开始大肆迫害犹太人。1947年,他父亲给全家人做了假证件去往英国而幸免于难,还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1956年到美国,从事证券投机的买卖,并成为著名的国际金融证券问题专家。
其实,索罗斯也并非就是大奸大恶、恶贯满盈和十恶不赦,而是还有着坦率真诚、持论公允和急公好义的另一面呢。
这不,当奥巴马总统提出种种针对“华尔街”的限制、监管主张,几乎遭到国际金融巨头们的一致反对时,索罗斯却表示了“原则上”的支持——索罗斯认为,奥巴马总统的主张是合理和必需的,但是,眼下却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因为将不利于危机的恢复……
另外,作为证券投机和市场全面自由开放政策重大受益者的索罗斯,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地批判那种无条件的全面自由开放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并认为真正合理的应是有管理的资本主义。
今天的许多人也许根本就不晓得什么是“自由”的“子、丑、寅、卯”,但东西闯荡、熟谙历史的索罗斯却深深地知道:当年,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神圣口号下激情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却很快就演绎成了一场充满血腥的大恐怖,以至于,人们革命激情的最大释放就是每天在巴黎的自由广场围观和欢呼处决人犯的“断头台”大戏——先是处决反革命贵族,直至将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也送上了断头台,再是处决一切被人揭发、揪出,或在街头被点水、指认的贵族,甚至是一些长得有些白皮净面的“疑似贵族”,最后是不同派别的革命者之间的轮番处决,直到将最激进的、被人们称为“断头台之父”的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及其兄弟也送上了断头台……这样的恐怖混乱,直到拿破仑政变后才告结束了。
说起法国大革命的“极端自由”,甚至连法国著名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作家罗曼·罗兰也曾大为感慨道:自由,自由,多少罪恶都是假汝之名!
索罗斯憎恶一切形式的专制集权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和匈牙利),认为理想的社会应是“开放的社会”——还撰写了《开放社会——全球资本主义革新》一书。在索罗斯的眼里,美国就是一个可以让个人最充分地展现自己聪明才智的自由开放社会,也是一个必须靠实力打拼才能出人头地的资本主义国家。索罗斯还清楚地知道,在美国社会经济的“食物链”中,处于最高端的就是由“华尔街”的精英们主导的证券资本市场,那是一个可以创造“财富神话”和实现“美国梦”的地方。
“华尔街”也是美国社会垄断性很强的一个金字塔尖,即使正宗的美国人,也只有通过万中求一的激烈竞争,并经过诸如耶鲁、哈佛或美国一些顶尖金融学院和商学院的MBA之类的科班锻造和人脉维系后,才有跻身其中的资格,而且还往往要从基层的“金边白领”做起(这已是很令人羡慕的职业了)。
显然,新移民的索罗斯要是按常规,已是很难跻身于“华尔街”的大班之列了。好在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资本市场更是开放的自由市场,再说了,要是没有更多的各类“散户”,“华尔街”的精英们又能去赚谁的钱呢?索罗斯投身资本市场就是从“散户”做起。美国的“散户”也包括一般的经纪人(相当于我们的基金经理)。一开始,索罗斯的本钱还不大,便和人合伙,于1973年成立了一家量子基金公司,既帮人理财,也借以壮大自身。
量子基金也叫对冲基金,主要是做一些短、中期的买空卖空、信用掉期、汇换清算、套利剪息、轧差对冲等等的资本投机生意。正是由此,索罗斯也很快就像中国人都熟知的“杨百万”(杨怀定先生)那样,成了证券资本市场上的一名常胜将军。
但索罗斯并没有满足于仅当一个资本市场上的“杨百万”(当然,“杨百万”也并非就是只有百万,而已是一个无限大款的象征和符号了),而是很快就看清了当今的全球市场体系其实还存在着某些机制性的缺陷……于是认定,要成就真正的“财富神话”,就不能只满足于对一般市场(准确地讲,应是证券资本市场)行情的精于算计和敏于判断,而是要成为在这个市场上掷毂子的“上帝”——说穿了,就是要有一套可以收放自如地在游戏中洗牌、码牌、出牌、换牌的“千术”。
索罗斯的发现就是,当今全球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各国货币则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正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制定的所谓全面开放和全面自由化(包括贸易、资本、信用、汇率等全面自由化)的游戏规则之下,却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陷和机制障碍,并随时都可能在一系列薄弱的环节卡壳、掉链子!
就从某些可能的薄弱环节下手,主动出击,并制造一种当年马克思形容为“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的冲击震荡,这不正是量子基金可以出奇制胜地创造超级“财富神话”的绝妙之举吗?
1992年9月,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锁定了英国的自由英镑体系,做法是,经过大量的短期信用和调汇部署和安排之后(先是大量借入英镑短期信用或调汇信用,前者是借英镑还英镑,后者是借英镑还美元),然后就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地向市场大量抛售英镑,直至击垮英镑,令其大幅贬值;这时,按照“联系汇率制”的制度设计,英国货币当局就有责任抛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黄金),回收英镑,以稳定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并力求保住英镑货币信用体系的稳定,英国政府和货币当局正是按照这样的常规出牌了,但最终还是没能抗衡住索罗斯精心设计的这次狙击,在财尽力竭之后,英镑终被击垮,并大幅贬值;这时,索罗斯就以“抄底”价买入英镑,或是以较少的高价美元就可以来打扫战场了(即清偿先前大量借入的英镑短期信用或调汇信用),就这样,短短一个月,索罗斯就大获全胜地揣着猎获的10亿美元扬长而去了。
1997年,索罗斯又如法炮制地对东南亚各国的资本信用和外汇市场发起了“狙击战”,从而引发危及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这样,才有了马哈蒂尔对索罗斯的诅咒。马哈蒂尔还伤心地说道:“这个强盗,就这样闯了进来,毫不费力地就把人家、甚至整个国家辛辛苦苦几十年才积累起来的财富都给掠夺走了……”
索罗斯则回应说:“市场首先要淘汰的就是那些有病的羔羊,市场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我这是给那些对市场经济什么也不懂却自以为是的人上了一课。”
东南亚“狙击战”全面胜利后,索罗斯又想顺手牵羊地对香港的港币信用体系也发起一轮攻击。这时香港刚从英国人手中回归中国,由于有中国政府作后盾,这一次,索罗斯失手了,并损失惨重。
由于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本身也失去了稳定性,所以包括美国资本市场在内的整个国际资本市场也总是处于不断的震动之中了,因此,在价值法则的真正“上帝”面前,索罗斯也不可能是长胜将军了。
尽管如此,索罗斯仍然是华尔街历史以来收入最高的超级基金经理人,1992年个人收入6.5亿美元,1993年收入更是高达11亿美元,2003年后,75岁的索罗斯虽开始逐渐淡出了一线的围打搏杀,但稳坐后台,年收入仍为7.5亿美元左右。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索罗斯管理的对冲基金已是高达220亿美元,被称为是世界金融界的奇迹。
虽已是横扫天下、富可敌国了,但和一些富豪相比,索罗斯的个人生活却十分朴素,他没有游艇、高级轿车和私人飞机,出外旅行,都是搭普通民航飞机,打的,甚至搭巴士。据2004年的慈善捐款统计,索罗斯个人捐款近50亿美元,仅次于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居全世界第二位。索罗斯还拿出大量的资金设立了所谓的民主基金会,慷慨地支持前苏联和原东欧集团国家的“颜色革命”,因此,他也被一些人赞誉为自由民主的“天使”。
暮年的索罗斯更专注于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并大张旗鼓地批判起了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2010年的达沃斯论坛刚刚散去不久。一些对冲基金的“老千”们就开始打起欧元的主意了,而且其间,也再次闪现出了索罗斯的诡异身影。
乔治·索罗斯,正是这样一个半是魔鬼、半是天使的传奇人物。
(系列内容参见马林韬个人网站“红旗漫卷西风”:博客天地”)
三、《天下无贼》:“华尔街”老千
中的“黎叔”和“范匪”
“华尔街”的证券资本市场在法律制度的规范和游戏规则的设计方面,都是全世界最好也最完善的,一切人们的“投资”行为也都是建立在完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这样的光景,正可谓是《公平交易》、《天下无贼》。
但正是利用这架如索罗斯批判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机器,许多所谓“资本投资”和“货币经营”的“财富神话”,却原来竟是靠千术来实现的!
也正是索罗斯先生给股市上那些糊里糊涂、懵懵懂懂的“傻根”们上了一堂《天下无贼》的发蒙之课。
然而,在证券资本市场的《天下无贼》里,索罗斯充其量扮演的就是那个持械打劫的“范匪”(由范伟饰演的劫匪)的角色。
在《天下无贼》中,“范匪”一伙冲上了火车,刚一吆喝,那个在道上“大盗无痕”、“大行无迹”的真正老大“黎叔”就很不屑地表示,“真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在“华尔街”的货币主义游戏中,索罗斯式的“横冲直闯”、“围打对冲”的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是靠天资聪颖和野心蓬勃的“精于算计、强势聚集、短促突击、收官打劫”也就是了,说穿了,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这荒年来,真正维系“华尔街”金字塔权利结构和高盈利运转机制而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那些被认为是现代“资本技术革命”和“金融创新发展”的各类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货币杠杆工具”。
各种神奇的“金融衍生产品”和“货币杠杆工具”,并不是随便什么人拍拍脑袋,眉头一皱,就可以计上心来地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被誉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货币经济体系的理论奠定,又经过大量被认为是复杂的科学逻辑推论和数学模型演算之后的高智慧、高技术产品。
耶鲁、哈佛或美国那些顶尖的金融学院和商学院就是专门研究这套系统和培养这方面高级人才的精英主义摇篮。
著名的郎咸平教授,就学于也是很有名的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1986年获财务学博士学位,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曾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郎教授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专论《公司治理》的畅销书是他最重要著作之一。
然而,按照郎咸平教授故作谦虚和自我解嘲的说法,他拿到博士学位后,也曾希望能进入待遇十分优厚的“华尔街”,但也许是没有耶鲁、哈佛等的嫡系背景吧,所以没能进去,而是成了一名教授。
郎教授还介绍说,在美国,能进入各类名牌大学的金融学院和商学院已是很不容易了,但即使进去了,要真正修完功课和拿到学位就更难了,那里的淘汰率很高,能混出来的绝对就是美国社会的精英了。之所以淘汰率很高,又是因为它的课程太复杂,对数学的要求极高,正是那些复杂的数学模型和公式推演,使很多人的考试往往不能及格,对那些公式和演算的意义和结果也往往是不知所以,反正能演算对答案的就算很不错了,很多人是算着算着,就完全晕掉了,最后只好改行,也就是说再也无缘“华尔街”了。郎教授还说,现在那些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就是“华尔街”的精英们发明、设计和计算出来,并卖到了全世界,“华尔街”的超级暴润也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学者(也包括郎咸平教授)在评论起前几年曾热闹非凡、名噪一时的所谓“资本技术革命”和“金融创新发展”,以及在这种“革命”和“创新”的名义下发明出来的各类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货币杠杆工具”时,纷纷斥责为是“金融垃圾”和“金融毒品”,并认为,这些“金融垃圾”和“金融毒品”正是酿成和制造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发明和制造出了那么多的精美垃圾和华丽毒品,这多年来,又是靠兜售这些垃圾毒品而大发其财——“华尔街”高智慧、高技术金融产品的忽悠,岂不是一种更有欺骗性和更具麻痹性的“老千之术”么?
然而,“华尔街”的证券资本市场在法律制度的规范和游戏规则的设计方面,都是全世界最好也最完善的,人们的“投资”行为也都是建立在完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说人是千术,又何以为凭,何以为证,何以为解呢?
(系列内容参见马林韬个人网站“红旗漫卷西风”:博客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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