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
赵居平前期选集第十八卷:新中国六十年华诞纪念文集
中国红
赵居平 著
目 录
新中国论
毛泽东论
鲁迅论
英雄论
烈士论
国魂论
信仰论
工农联盟论
人民论
官员论
解放论
红色论
革命论
改革论
开放论
主流论
大局论
不折腾论
发展论
复兴论
和谐论
荣辱论
矛盾论
实践论
创新论
正义论
民主论
自由论
平等论
博爱论
劣根论
腐败论
金钱论
道德论
国情论
新中国精神论
爱党爱国论
新一代论
多余的话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
祖国母亲,我是您永远的儿子
中国红
我和我的祖国永不分离
新中国论
——六十年纪念之一
新中国的概念是应该有着严格的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的。新中国的地域范围仅仅专指目前的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即使是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和澳门,似乎也不能列入到新中国的范围,因为新中国的前提是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别的主义的中国。不光是非社会主义化的港澳台,即使别的国家的华裔,还有加入他国国籍的新中国后代,他们都没有把新中国当作列宁所讲的具有爱国主义高度的真正的“祖国”的。从时间范畴上讲,新中国指的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之后的中国,一直持续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旗帜彻底倒下去的那一天。
我认为,我们今天如果要写新中国史,基本上可以列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创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时间跨度为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那些烈士也算做新中国人的,因为他们视死如归的行动表现的正是最正宗的新中国精神;第二部分是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时间跨度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间的真正的右派和反革命也不能算做新中国人的;第三部分为发展和改变新中国的历史,时间跨度为改革开放初始至今,背弃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和卖国求荣者都不能算做新中国人的。这种形式上的划分是比较明确的,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我在这里要重点论述的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精神”。
首先,严格意义上的新中国精神与历史悠久的旧中国精神完全不同。现在曲解新中国精神的人很多。即使是对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红色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也有着十分含混的歧义在里边的。在某些人根深蒂固的头脑里,可能在惟有坚持老祖宗的东西的基础上才是科学发展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那种折中、调和、自以为是的变通或者美其名曰与时俱进都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不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明白,新中国最大的特征是“新”,新自然是旧的对立面,这是毫无疑义的。五千年旧中国的破旧不堪和腐朽无能,已经证实了它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挑战世界和未来”的先进东西了。那些所谓的力挺光复“国学”的专家大师们,我只能称他们为旧式专家或者封建专家和大师,是决不能称作新中国专家和大师的。那些虽然穿着新中国的衣服,甚至于西装革履,却满脑子中旧中国精神的假洋鬼子,是不能真正被称作具有新中国精神的人的。如果一个中国人到现在还是满脑子的官僚思想,满脑子的金钱思想,满脑子的封建思想,满脑子的尊卑贵贱的思想,他就不配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的人的。
其次,严格意义上的新中国精神与万恶不赦的旧社会作风完全不同。凡是旧社会盛行的做法和流派,在新中国的新社会大行其道就是倒行逆施。无论如何掩饰,无论如何用天花乱坠的谎言骗人,我们都不能去光复旧中国、旧社会的所谓荣耀的。说得更不客气一些,我其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近似于很狭隘的“家族式”“光宗耀祖式”的提法很不感冒的,因为其中多少都存在着遮盖不了其复古倒退的重大嫌疑。而那种复古式的夸夸其谈,是与新中国、新社会的实质背道而驰的。如果把万恶的旧中国、旧社会就有的曾经自以为是的东西,譬如贪污受贿,譬如卖淫嫖娼,譬如官商勾结,譬如拉帮结派,譬如人心惟危,譬如八股文、官本位,等等复兴起来,我们的新中国和新社会就一点也不新了。
新中国真的是新的,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她不是来自旧中国旧社会的产儿,而是摧毁旧中国、旧社会后横空出世的新生的另一类婴儿,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儿,是毛泽东思想的产儿,是中国红色革命的产儿。虽然在成长过程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腐蚀和蜕变,但她的灵魂和精神却是全新的,不光跟旧中国、旧社会无缘,也跟非马克思主义化、非毛主席化和非中国红色革命化的所有貌似沾边不沾边的东西无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真理,因为挽救的还是即将死亡的旧中国濒于亡国的悲剧命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是真理,因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是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新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政党,她自诞生以来,就必须大公无私,无条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并且宁肯抛颅洒热血也绝对不走回头路去充当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山头主义、实用主义的当权者或者利用者。中国共产党一旦背离共产主义信仰,如果公然或者暗中去信佛、信上帝、信美元,她就绝对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也就绝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中国了。
新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常识,然而这个常识在特别是尤其时期常常被许多人有意地忘却了。
新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私人企业越来越多,资本家越来越多,如果资本家在九天之上,工农在九地之下,就决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目前中国对于马列毛到底坚持与否,可能连全世界的傻子都能看出来的。
新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中央确信无疑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可是在基层艰难生活的们心中很清楚,党的很多党员已经不像共产党员了,更像是十足的腐败党员。
新中国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点我们显然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要不然,新中国已经亡党亡国了。
既然没有亡党亡国,就说明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我在这里要虚晃一枪地强调的是,新中国的精神,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就是真正的马列毛精神,就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坚持这些的精神,就一定是我快敌痛;如果不坚持这些的精神,就一定是我痛仇快。我们决不能做亲痛仇快的事,我们决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决不能让新中国把新字丢掉。捍卫新中国,是所有热爱新中国的人们当仁不让的义务和责任。建设和发展新中国,也是所有热爱新中国的人们理所当然的义务和责任。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地方都没有摧毁旧世界、旧社会,所以,我们的新中国其实是很孤立无援的,而且还时时都会遭到国内外的敌人伺机破坏和颠覆的,可见,保卫和发展新中国是每一个真正的新中国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职责。无论是谁,如果要一意孤行地改变红色江山的颜色,要取掉新中国的新字,要把共产党的领导变成腐败党的领导,要把马列毛变成封资修,要把社会主义变成私有化,要把人民民主变成富人专政,我们都是决不能答应的。
方志敏曾经喊出“别了,可爱的中国”,其实并不准确的!在这里,我要积六十年之经验和六千年的教训,义无反顾地说,可爱的新中国,我永远也不想离开你的!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
很冒昧地写出这样的标题,是有着大不敬的嫌疑的。但是,作为论述性质的论文或者杂文,如果老说毛主席又有些“过犹不及”的不具备世界意义和普世价值的缺憾。正所谓入乡随俗,我也只能与时俱进地直呼毛泽东了。尽管关于写毛主席的文章很多,而以时代或者国家的名义首当其冲地作《毛泽东论》或者《论毛泽东》的单位和个人都没有的。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论鲁迅》。而现在毛泽东逝世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没有写出我们自己的《毛泽东论》。尽管关于纪念毛主席的讲话多得难以统计,尽管我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和不崇拜都达到两极分化的极限高度,但我觉得我们仍然没有把该评价的话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没有把盖棺论定的至高评价以宗教道德裁判的力量表达出来。像我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似乎永远难以胜任如此重大的担子和责任。但是,无论多么重大的担子或者责任总该有人担当起来。假如做不了革命的舵手,总能够做革命的创始人吧;假如做不了革命的创始人,总能够做革命的马前卒吧。但开风气不为师,有所作为,责无旁贷,应该是每一个一辈子都甘当小学生的人必备的人民性素养。因此,我的毛泽东论尽管仍然肤浅,但我还是要尝试着攀登我能够达到的高峰。
有人说,毛主席在生前已经达到领袖崇拜的制高点,这种说法其实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毛主席的谦逊,因为毛主席的人民至上,他其实从来没有把自己凌驾于任何人之上。那些诬蔑毛泽东专权、独裁的人,纯粹是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毛主席一直称自己是群众的小学生,他并没有时时刻刻以人民的代表者自居的。他讨厌四个伟大,他谦虚地称自己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蒋,二是文革。他从来也没有称自己是神。因此,在他生前的时候,也并没有把自己的地位加以宗教化崇拜。事实在那儿明摆着,而且,几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很多人都说毛主席的功劳比天大,而且在在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心中,中国的毛主席的神圣而崇高的地位,至少应该是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酥,佛教的释迦牟尼,美国的华盛顿,法国拿破仑……但是,仅仅在毛泽东逝世数年之后,我们对毛泽东的态度,就已经完全不像印度人对释迦牟尼、西方人对待耶酥的态度,美国人对待华盛顿的态度。在当前中国,似乎任何人都有权利丑化毛泽东的,而且有不少的人正在竭尽全力地丑化着毛泽东。美国人后来把开国领袖华盛顿称作国父,可是,如果同证此理,新中国的后来人会把毛泽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吗?假如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一定是不可能的。当前一些所谓的精英对毛泽东的歪曲将历史寒心,也让世界更加轻视中国。足以看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第一人毛泽东从来都没有登上中国宗教或者领袖崇拜的最高峰,这可以说是新中国的最大悲哀。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我就曾读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不否定彻底毛泽东,改革就不会前进的。”现在看来,一些人对于要否定毛泽东的阴谋活动由来已久了。也许这种否定的势头还将要继续深化下去的,假如没有一大批再生的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话,那简直是一定的。当国父已经失去了作为国父的应有地位,已经失去了应该得到的最大尊敬时,对于他缔造的新中国又将意味着什么呢?那显而易见是亡国之兆!可是,在众人皆醉中,这种不祥之兆又有几个中国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呢?
说得再明白一些,我的毛泽东论其实就是国父论。
首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具备不具备共和国国父的资格呢?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父的确定资格,可能在全世界人民都是完全公认的。当然有些人只是在心里承认,而在嘴上或者文字上并不这么讲,那完全是出于耍弄小聪明的招儿,说穿了其实只是更滑头的中国古老的政治哲学的潜台词表达。当今中国人一切向美国看齐,我并特别不反对。我反对的是,时下的在一些所谓的中国专家恨不得把中国的体制都变成美国的,那虽然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但是,他们在对待毛泽东作为国父的问题上,独独或者偏偏不学习美国人,他们决不会学美国人称华盛顿为国父的榜样,而把中国的毛泽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的,而且,这也许还是他们作为精英学者和投机政客的唯一例外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彻底地否定文革、彻底地肯定改革本来面目就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即因侥幸的资产阶级复辟而唾手可得的既得利益。无论是对待美国还是对待世界,还是自己的国家的认识,都跟他们在执政的永恒天平上永远不会求真而只会为善的民族劣根性,也就是势利之至的文化奴性一脉相承的。这种人不是在捍卫真理而在绝对地屈从“权威”,在古代就是所谓的“今上”,在当今就是所谓“顶头上司”。靠着天生的人走茶凉的中国势利经,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国政客从来都扮演着最擅长于察言观色的角色,而且总是靠“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朝纲”为自己的小集团打算。物以类聚,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只会为自己的今天打算,而决不会去考虑自己在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和意义的。在如此势利的国情官意里,毛泽东的过时也许早就在几千年前被所谓的中国特色思维贵恙所决定了。美国人一直对华盛顿十分尊重,美国的宪法二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而我们的宪法和党章却很容易发生变化。如今几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到处都能够看到“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标语,但有关马列毛的指导地位在党章和宪法中说没有就没有了。这是最可怕的。只由于毛泽东画像还没有从天安门城楼上撤下来,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是把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当仁不让、当之无愧的国父对待的,只不过是嘴上没有这么说,文字上没有这么写罢了。
其次,假如毛泽东失去了他的国父地位,中国又将向何处去呢?毛泽东死了,地球照样转动。这句话很像是真理。可是,如果我们说毛泽东死了,中国照样与时俱进;如果毛泽东思想死了,中国照样阔步前进之类,就不那么像是真理了。事实胜于雄辩,无论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从深层上论述的时候都只不过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假如将来发展到有那么一天,不仅从表面上看不出他们之间的丝毫联系,从深层上论述的时候又彻底把这层羞羞答答的关系割裂了,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倘若果真的如此的话,那将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虽然并不敏感,却又过于深邃,不是我们非精英的一般庸人所能能够思考明白的。我还是留给伪专家、伪大师、伪改革以及真腐败、真卖国、真害民的阔人们去臆断吧。纵然高瞻远瞩如毛主席,曾经也无法预见道“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有神州出蠢虫”的可怕的改革现实的。
第三,我们又该如何确定毛泽东的国父地位呢?这一点,我们最好还是少说为佳。要不然,我们也就太愤青了。当然,愤怒的青年从来都是开创新局面、创造新生事物的决定因素。新中国其实就是愤青们建立的,谁否认这一点,谁就缺乏对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基本了解。也只有愤青才会把自己的生命像革命烈士一样根本不当作一回事看的,也只有愤青才不会掉进世故老人安排的与世无争的泥淖里,固步自封地自得其乐的。关于把毛泽东的名正言顺、名至实归的国父地位最终完全确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的话题,我最好还是点到为止。
总之,毛泽东是国父,是新中国独一无二的国父,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寿的国父,其气贯长虹精神可与日月争光,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当然,毛泽东不仅改写了旧中国的历史,而且也改写了当代世界的历史,他的影响之大,不要说在过去的世界历史上,就是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让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在背后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连神仙和上帝都会看到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一切反动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父面前都是纸老虎。在毛泽东之后的世界上,如果有哪位国家的领袖或者元首不对现当代世界第一人毛泽东心存敬意,他就是一个最没有出息的轻浮轻薄之极的家伙,他滥竽充数地领导的国家也是没有什么希望可言的。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父毛泽东已经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人类领袖的最高峰,他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真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绝后的唯一的伟人。
如果毛主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最伟大的象征形象荡然无存了,那么,新中国就一定将要灰飞烟灭了;如果毛泽东的精神全然退出了活着的中国人的思想,那么,新中国可能就真的将要审美观点复辟倒退重回旧社会,旧人间了。那简直是一定的!毛主席生前最担忧的事情就是“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让我们的人民无比地敬仰毛泽东吧!我声明,我这一生的最大自豪就在于我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好好地写一写毛泽东的,我会像小托尔斯泰写《彼得大帝》、大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那样去写毛泽东的。我一直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在我的心头,我像巴尔扎克面对待拿破仑像那样,我在经常面对毛主席的画像时,同样誓言诤诤地说:“您用战无不胜的思想征服了全世界,我也要用我的文学征服全世界。”或许当我像巴尔扎克那样粉碎了我一生的所有障碍的时候,我也会完成我的新中国式《人间喜剧》的。只是我比巴尔扎克不幸得多,我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我没有一个出版商之类的人物为我开辟绿灯,在我的前途至今仍然漆黑一团,在我依旧还未走出茅庐和荒凉山庄时,我只有点亮八角楼的油灯,只有向着在天宇漂泊游荡的毛泽东的精灵大声疾呼:“毛主席,请您变成财神爷,念天地悠悠,保佑您的荒唐痴可悲、文章憎命达的作者我飞黄腾达,左右文坛,秉笔直书,批判当代权贵所向披靡吧。”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鲁迅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
如果认为纪念鲁迅和新中国六十年纪念互不沾边,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纪念鲁迅,既是对贬低鲁迅者的痛击,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新革命时代的召唤。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如果说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我们要问改革者是一群有文化的人吗?如果是有文化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战胜改革的对立面腐败这个洪水猛兽呢?
很显然,我们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建设是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言之凿凿亽文化领头人,我们没有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师。尽管所谓粉墨登场的名流、大师很多,尽管自吹自擂的一把手很多,但是,谁都知道,至少在文化领域,我们的改革时代绝对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应该有巨人的时代,可是,我们却委实是什么也没有的。我们在思想文化所仅的,似乎只是谎言和谣言没完没了的重复。
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的六十年文学史上尤其是后三十年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应运而生的文化巨人和文学巨著。
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人怀疑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跳梁小丑的精英们一直试图否定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
这几天,网上正流传着这么几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作文,三怕周树人。”讲的是当前中学生的“三个最怕”,这个强调却跟“东风吹,战鼓雷,今天的社会谁怕谁”的文化乱世正好相反。在这个无道德的时代,成人们做尽了丑态百出的事情,未成年人也干着越来越让教育者忧心忡忡的事情。凡事不能一刀切,凡事要一分为二,才真正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以,在一个肆无忌惮的时代,我们的中学生还有怕、还有敬畏,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幸运。问题是,中学生缘何最怕鲁迅,难道说鲁迅是魔鬼不成?那么,这个危言耸听的结论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它果真代表着中学生的意志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的意志?多少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毛主席不是神,鲁迅不是神!只是不知什么时候鲁迅又变成了魔鬼,才让中学生是如此的害怕恐惧?只要能够略微动一下脑筋的人都会知道,中学最怕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最怕的是恨铁不成钢的家长,最怕的如教书匠般磨洋工的老师。一怕文言文,二怕作文,三怕周树人,既是对鲁迅最肆无忌惮的攻击,也是对中学生最大的诬蔑!试想一想,这年头的孔子热以及各种故里热,哪一个和文言文、作文没有相关联呀!偏偏把鲁迅跟文言文、作文并列起来,也算是乱改小人们的一大发明创造。据我估计,这样的近似于上海瘪三骂人的三句话,肯定不是中学生最先炮制不出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世故成年人精心炮制出来的。这样的话,跟“鲁迅假如仍然活着,要么继续批判现实写文章,要么坐牢”的恶毒伎俩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最近,有一个无名之辈在垂死挣扎中说胡话,又胡说毛主席的文章譬如督促杜聿明投降书竟然是他自己写成的。唉,这年月,真是什么牛鬼蛇神都可以跳出来趁火打劫的,什么样的跳梁小丑都可以粉墨登场的,什么样的婊子嫖客都可以代表天花乱坠的时代精神的。
转而想想,我们的中学生为什么不怕腐败问题呢,为什么不怕应试教育问题呢,为什么不怕信仰迷失的问题呢?为什么单单怕鲁迅呢?鲁迅又有什么可怕的呢?难道说一直喊着“救救孩子”的鲁迅果真有“狼来了”那么可怕吗?莫非孩子们认可了吃人不断的国学真理后才对反吃人的鲁迅恨之入骨了吗?莫非鲁迅已经不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而成了任人践踏的民族劣根性文化了吗?莫非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容不下毛泽东后又真的容不下鲁迅了吗?中国目前的问题太多,我一想就头疼,就心疼。
如果喜欢做表面文章的当代中国在新生不久之后,彻底没有了“实事求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实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等宣传品的阵地或者市场,如果没有了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像的最后底线,如果没有了中国民间越来越浓的毛主席热,我们的国家将要改变颜色,并毫无希望可言了。
毫无疑义,如果没有了鲁迅精神,中国的新文化就要改变方向。如果抛弃了鲁迅作品,也就是抛弃了中国的新变化理想。
毛主席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文学近百年以来,新中国文学六十年以来,我们承认也罢,还是有些人不承认也罢,都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超越鲁迅的。鲁迅至今都是现当代中国作家还不能够超越的一座丰碑!在真正的当代文学大师还没有诞生的前提下,鲁迅作品依然是我们现当代中国文学最骄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了鲁迅,中国的新文学就跟旧文学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鲁迅是唯一超越了他所处的黑暗时代的伟大作家。而别的作家,都有着为他们所处时代的阴暗面歌功颂德的重大嫌疑的。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会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会编哗众取宠的顺口溜的人很多,但像鲁迅一样战斗到底的有骨气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好一些人对鲁迅最冠冕堂皇、最耿耿于怀地放不过的,不就是鲁迅挣着国民党的高工资而不为国民党一党服务的所谓的不顾大局吗?除挣高工资和高稿费外,有些人还执拗于鲁迅不该娶许广平的,因为鲁迅还有一个结发妻 朱安 女士的。从这两件小事上诋毁鲁迅的人品,再从鲁迅不懂中国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而无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事实夸大鲁迅的冷切文风,甚至对鲁迅的文字吹毛求疵,进而把鲁迅关注民族衰亡命运的热情一笔抹杀。其恶毒用心,只会让转型期的中国因为失去民族魂而更加失去真正的民族信仰,而致成为被洋奴和国奴哲学所完全挟持的假洋鬼子。正因为那些别有用心之徒迎合了中国传统的御用文人维护钦定秩序的假和谐情结,才使得他们在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局幌子下,一步又一步地挤兑着 鲁迅 先生在中学生中的神圣地位。实际上,只靠着几篇中学课本中的文章就能够认识鲁迅,就能够窥见鲁迅的全部学问,就能够领会鲁迅的全部的想法和做法,也真的太肤浅了。现在有些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文章上了中学课本,就觉得把什么大不了的万古千秋的事业干下了。那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进一步说,即使上了中学课本的好多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即使有几篇好文章上了中学课本也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好作家。同样的道理,就算把鲁迅的文章从中学课本抽掉几篇或者全部抽掉,也无损 于鲁迅 先生的伟大的。因为鲁迅的文章不是几篇文章所有概括的,也不是个别的人们就能抹杀的。至少在我认为,还没有任何一个新中国或者旧中国的作家有资格对 鲁迅 先生指手画脚地妄加指责的。
鲁迅诚然是无愧于他的那个伟大革命时代的作家。一个超越了自己的时代的伟大作家,他就一定会在永恒的文学史上永放异彩,他的作品就一定会永活在后世读者里的。与鲁迅比,我们的六十年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一个像他那样的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家的。用六十年的时间衡量,无论六十年写成的《资本论》、《浮士德》,二十多年写成的《人间喜剧》,十多年写成的《红楼梦》、三十年写成的《鲁迅全集》,古今中外都有的,我们似乎也应该能够做到的,可是我们并没有做到的。我们给文学史留下了无法媲美伟大革命时代的巨大的文学巨著的空白。近三十年来,我们除了贬低鲁迅和新中国的前辈作家,我们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文学成就呢?我们真的超过鲁迅了吗?我们不光没有超过鲁迅,而且我们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超过了鲁迅,我们也没有理由轻视鲁迅的。就像是托尔斯泰不会轻视普希金、果戈理一样,我们有什么资格轻视鲁迅呢?
近三十年来,我们竭力否定前三十年的文学,但我没有创作出一件比当年的样板戏更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也没有创作出像《青春之歌》一样的优秀作品。在鲁迅和毛泽东文艺的熏陶下,中国文学一扫数千年的乌烟瘴气,开创了文学的新局面,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而背离鲁迅和毛泽东文艺观的改革文学,则完全沦落到旧文学鸳鸯蝴蝶派粉饰太平与纸醉金迷相结合的剥削思想大杂烩的深渊里去了。
当代文学的主人公大多不是青年人,即使是青年人,也完全不具备推陈出新的叛逆精神,这可能是当代中国文学最大的败笔,也是当代中国文人不重视教育青年人的突出表现。须知,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作品,都是歌颂革命青年人并达到教育一切青年人积极向上的目的的。《红楼梦》的主人公是青年人,《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主人公是青年人,鲁迅也恰恰是最关爱青年和孩子的,而当代中国的时髦作家,除了写老男人占有小女人的权、钱、色外,就是性乱,连革命青年的影子都没有的。
不言而喻,假如我们给中学生创造了轻视鲁迅的教育环境,我们同样可以创造轻视上帝的环境的。依此类推,我们还可以创造出轻视新中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仰、真理的乌七八糟的社会环境的……我真的不希望我们所谓的像“尽淫叫兽”一样的专家、学者再误导中国、误导中学生了。
鲁迅依然代表新中国文化的方向,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一样,是绝对不能随意削弱和淡化的。如果淡化和削弱了,我们就要亡党亡国的,就要消解真理和灭亡良知的。
事实上,连腐败分子都不怕鲁迅杂文,连黑社会都不怕鲁迅杂文,连资本主义世界都不怕鲁迅杂文!既然如此,中学生又有什么怕鲁迅的呢?
推而广之,如果中学生怕鲁迅,如果共产党怕鲁迅,如果新中国怕鲁迅,如果人民公仆怕鲁迅,那么,我们的这个社会,又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真怕和假怕的区别,就用不着我过多地饶舌了。我想,假如像苏联人抛弃列宁的斯大林那样,一旦到了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听之任之地抛弃毛泽东和鲁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社会就真的不可救药了。幸好这么多年来,妄想否定毛泽东和鲁迅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他们的舶来品永远占领不了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
新中国的红色政治高峰永远都是属于人民至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其他人的发言权即使暂时甚嚣尘上,终究也不能遮掩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
新中国的文化骄傲是属于鲁迅的,其他人的花招即使在精英得意时姑且口出狂言,也掩饰不了鲁迅精神为正义事业所向披靡的战斗力量的。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英雄论
——六十年纪念之四
自古英雄出少年,讲的就是英雄与明哲保身的世故老人无关的人间至理。
乱世出英雄,讲的就是英雄主义总与改朝换代的划时代潮流联系密切。
英雄无用武之地,讲的是在和平时代很难造就所谓的英雄人物的。
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盘古、伏羲、女娲的神话英雄时代,封神演义中的英雄时代,春秋战国争霸的英雄时代,两汉风云中的英雄时代,隋唐演义中的英雄时代,杨家将英雄时代,岳家将英雄时代,明英烈传中的英雄时代,都写出了让后人高山仰止的丰功伟绩……只不过是俱往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
我这里所讲的英雄,特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归宿的人民英雄。无论是自一八四〇年以来名盖华宇的英雄,还是血染沙场的无名英雄,还是为了共和国的红旗永不改变颜色的英雄,他们都是我们最可敬的人民英雄。
在极其可怕的中国传统上,英雄在当代总要遭受到最不英雄的待遇,那是由于传统中国多为权奸当道的缘故。譬如岳飞和秦桧的待遇,譬如袁崇焕和洪承畴的待遇,都是英雄失意,小人得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然而,英雄在后世所受到的崇高礼遇同样是不容置疑的,而且简直是无条件一边倒的。即使是像魏忠贤那样权势炙天的人物,他们在死后也不会流芳百世而只会遗臭万年的,因为后人才是真正的心中有数的长着雪亮眼睛的人民群众。
然而,同样作为后人或者后来人,我们对于英雄态度,却与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迥然不同。我们不是在尊重英雄,而是在试图颠覆英雄。其中最厚颜无耻的行径,莫过于严重篡改红色经典,扭曲红色英雄人物。像对阿庆嫂的荡妇型丑化,像对雷锋的所谓还原生活真实的丑化,像对毛主席的丑化,像对鲁迅的丑化,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相反,这些弹冠相庆的精英们对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灵犀相通的美化也同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所谓的主流媒体对汉奸周作人、高长虹、邵洵美的美化,对曾国藩、李鸿章等卖国贼的美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美化,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美化,等等,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我们在经济领域顺风倒地为所谓的先富者鼓与呼的时候,我们的文化领域其实便陷入了是非颠倒、美丑不分的混乱状态。当我们竭力地吹捧财大气粗的权贵人物的时候,我们便是丧心病狂地背叛着我们的红色革命,背叛着我们的最崇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业已忘记了英雄的人民中国是怎么来的,我们全然忘却了群众英雄大公无私、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我们只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重新恢复了人类固有的贪婪和自私,把所谓普遍的人性、普遍的自私当作法宝,无限度地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潭里难以自拔里。为了给自己自私自利的行为作辩护,我们不惜不遗余力地歌颂哪怕是万劫不复的汉奸,我们甚至拿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国学重新愚弄百姓。
民心的力量有时候无疑是苍白的,话语霸权者的力量有时候却总是一手遮天的。
当坏人横行的时候,正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并称王称霸的时候。
没有了英雄,可怜的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猥亵甚至轮奸,气焰嚣张的小偷也就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抢劫他人的财物。没有了英雄,所谓的专家名流就敢公然作出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者都有神经病的宣讲,所谓的官僚就敢公然叫板: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没有了英雄,真善美让位于假恶丑,崇高逊色于卑劣,伟大羞愧于渺小,小人得志和金钱至上让党旗和国旗蒙羞,英雄失落和信仰迷失让革命史蒙尘……
英雄不利于稳定的观点,正如同腐败有利于稳定的结论,同样都是荒谬之极的奇谈怪论。像鲁达那样三拳打死镇关西的英雄,像孙悟空那样渺视一切的英雄,像曹操那样玩弄权术杀人如麻的英雄,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倡的英雄主义。我们所要弘扬的仍然是革命英雄主义,是像雷锋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是像王铁人、陈永贵那样战天斗地的无私无畏的创业英雄,是像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那样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把自己的良心掏给老百姓的清正廉洁的英雄,是像革命前辈和革命战士那样永不叛党的真正的信仰江终生实践共产主义的英雄。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会倒下的,为了共和国的大厦巍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捍卫后来居上的人民中国的英雄必将层出不穷。
毛主席纪念堂是会永存下去的,为了新中国的事业奋不顾身的人民英雄们,必将前仆后继地托起共和国永不陨落的明天的太阳。
党内总有无法开除出党的假党员存在的,但人民纪念碑上的人民英雄决不会有假冒伪劣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虽然对党内的腐败分子深为不满,甚至充满敌意,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灵魂的捍卫者,也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英灵们所显示出来的血浓于的人民英雄的精神,却是永远地充满敬意的。
人民英雄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英雄不是自封的,英雄也不是装出来的。
英雄前面的定语是人民,这是新中国英雄的最基本前提。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
烈士论
——六十年纪念之五
烈士论本应该是英雄论的一部分,作为专论,既表达我的重视程度,又有着在现实中鸣不平的意思在里边的。
读革命烈士诗抄的时候,我对革命烈士的理解是静止的,也是极其肤浅的。最近,在评选感动中国的英模人物的事迹材料上,我又一次与烈士们比较集中地狭路相逢了,大概是英雄的失落跟我的失落互为因果关系的缘故吧,我心头所引起感情悲鸣自然而然便不能等闲视之了。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把烈士精神完全摆在了被遗忘的角落,每每发生诸如烈士陵园变成养狗场的事,便是我们对烈士最旗帜鲜明的轻视态度。是啊,我们常常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常常说眼前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只要生命存在便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不择手段什么样的泼天富贵都能取得的。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了,死了,一了百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只有苟延残喘地活着,只有屈辱地活着,才能由三十年河东活到三十年河西,才能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尽情享受。尤其是科学发展的真理面前,我们已经绝对相信没有下辈子,没有因果报应,而这仅有一辈子哪怕坏事作绝,哪怕犯下滔天罪行,只要没有暴露,只要不曾伏法,便是人生最大的胜利,因为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功夫。既然做好人、做烈士不能换取下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既然做坏人、做坏蛋也能赢得这一辈子的大红大紫,那么,即使是傻子,即使是弱智,也都知道宁肯选择投机之路而不肯选择烈士之路的。当金钱成为最蛊惑人心的第一魔兽的时候,当佛光的普照、人性的光辉、理性的魅力等都挡不住金钱论和享受论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对于烈士的漠视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诚然,烈士个个都是傻子!李大钊选择了死,如果不选择死,而是选择活着,那么,他至少也能保证几十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美好待遇的;左联五烈士如果不选择死,正值青春年少的他们,至少会享受到人世间难能可贵的爱情的;还有八女投江,还有狼牙山五壮士,他们的烈士追求,都是重视烈士精神而忽视肉体享受的傻子行动。现在的电视剧很流行这么一个观点,说被逼无奈的烈士在牺牲的时候根本什么也不想的,持如此观点的人认为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董存瑞在牺牲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新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他们更露骨地说,烈士牺牲的时候,根本没有烈士精神和信念,有的只是一时糊涂,都是糊里糊涂地做了工具式的牺牲品的。
什么是聪明人?聪明人就是会算计人的人,就是善于保存自己的人,就是常胜将军,就是笑到最后的人……而命殇运绝的烈士,是绝对不能列入到聪明人当中去的。中国人的小聪明世界第一,劳心者治人,厚黑学,曲线救国,东山再起等圆滑哲学,都把烈士精神置于最不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在和平享乐的时期,烈士精神更是被打入了冷宫。这些年来,烈士家属在流血之后又流泪不止的悲剧已经上演了许多,烈士陵园跟日渐发迹的寺庙比起来早就黯然失色了,人们对于财神爷的恭敬和对烈士的不恭敬不啻有天渊之别。人人都想做聪明人,人人都想着升官发财,人人都有世故之心,人人都有只顾眼前的投机取巧心理,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对于烈士的冷遇显而易见已经深入骨髓了。
尊敬烈士固然不应该上升到如同古人敬奉神明的地步。中国古代的烈士一般都会成为民间崇拜神祇的,战死者为神,可以说是古人对烈士最大的尊敬和认同。我们今天可能对烈士只是当作短命鬼而不以为然的。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正腐蚀着人类原本善良的敬仰神明和上帝的基本良知。一旦对金钱的崇拜超越一切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力量引导人们的意识趋于对神明或者烈士精神的赞美倾向。金钱是现实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快乐使者;烈士是理想的,同样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痛苦的现世现报。当理想和信仰共同迷失的时候,当蝇头微利高于生死大义的时候,我们再侈谈烈士精神就显得很不与时俱进,很不和谐,也很不科学发展的。
其实,一个民族若失去了领袖崇拜并同时失去了烈士崇拜,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不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即使是一个古老王朝,也要把开国元勋作为道德模范而封为国魂并世代相传地加以顶礼膜拜的。在属于人民大众的新中国,我们有理由让各地的烈士陵园成为所有人心存感激的圣地,我们有理由时时对我们的开国元勋、十大元帅、十大将、开国将军、开国英烈满含全民族的敬仰之情。我们与其重复建设那么的佛寺和道观,我们还不如给我们的开国英烈们建设一个享受人间香火的地方。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对于烈士的崇拜,不是出于迷信,更不是出于盲目排外。须知,即使我们所鄙视的小日本,也对他们自认的民族英雄其实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顶礼有加的。所有的外国人均有理由小瞧金钱至上的中国人,一个势利和没有骨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一个不知道崇拜自己国家的烈士、英雄、伟人的民族,是最可怜的只会保持行尸走肉人生的生物之群。
如果我们一味地只会享受今生而不为来生积德行善,如果我们一味地只会贪婪地占有而不知奉献,我们就真的会堕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陷阱里作茧自缚,我们就决不会站在与人为善的高度对待自己和别人的。古人做了违背誓言的事还会担心天打雷劈报应的应验,当代的党员们宣誓的时候,就开始坦然自若地面对即使背叛也不会遭到报应的现实人生的,其实都无神论思想害死了人,既让历史受冷落之极,也让腐败分子猖獗之极。在所谓的无神论借口下,丧德败行的干部果真是无恶不作。借无神论把干事作绝,那其实是最大的浅见和无知,因为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告诉人们,天理昭昭,报应不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烈士们所寒心的并不是我们忘记了他们,他们所寒心的是后人对他们的背叛。
假使烈士们知道,他们所为之奋斗的新中国重新以富人为尊时,重新以权势当先时,重新以金钱对尊时,他们就决不会当烈士的。
假如烈士们知道,他们所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仍然假恶丑横行霸道,仍然男盗女娼,仍然官富民贫,他们就决不会当烈士的。
假如烈士们知道,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仍然有资本家,仍然有腐败,仍然他们所疾恶如仇的一切,他们就不会去当烈士的。
烈士们如果在天有灵,他们真的看不惯我们今天的全部腐败现象的。
烈士们如果在天有灵,他们真的看不惯我们今天的一切虚假繁荣的。
烈士们如果在天有灵,他们真的会进行第二次革命以扫荡一切害人虫和所有丑恶现象的。
烈士们决不会贪图安逸和注重享受,他们之所以视死如归是为了人民的千秋大业。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党旗和国旗,是烈士的鲜血铺就了共和国的金光大道,是烈士们可与日月争光的气贯长虹的精神培养了人民江山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倘若不能让我们的英烈在天堂里安享永生的幸福,倘若我们的背叛让寒心的英烈们成为冤魂厉鬼的话,那么,遭报应的将不是英烈们,而是我们。到那时候,背离烈士精神的我们说不定已经成了亡党亡国的奴才,在被人把红色大脑洗成黄色、蓝色、黑色大脑后,将如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将麻木恣睢残暴刻毒地活着,将自掘坟墓地活着……
我们不能安享烈士们给我们创造的伊甸园,我们就只能在魔鬼的诱惑下失乐园。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
国魂论
——六十年纪念之六
国魂者,国家的灵魂和气魄也。美国的国魂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想,也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光辉普照到每一个美国人身上的伟大的美国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魂是什么呢?就是国旗飘扬的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甘愿赴汤蹈火的精神,就是党旗飘扬的为了人民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国徽上闪烁的只为了农民工人无产阶级谋幸福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曾经深得人心,也深得民心,是新中国成立的最大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文艺只为工农兵服务方针,后来遭到所谓的进步人士的质疑,被改成所谓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双百方针。“人民”在中国是一个变得越来越笼统的概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的发展,已经与建国前后的人民概念越来越远了,甚至于越来越不具备当初所谓的人民至上性质在其中了。文艺为人民服务,自然就可以不为工农兵服务,而只为所谓的中国特色服务了。当代所谓的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意识流文学、身体文学,只不过是为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服务罢了。总结三十年文学,我们要找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杰作简直是一件无比犯难的事儿,而写资产阶级温情的作品反倒比比皆是。我们对于鲁迅、赵树理的仇视,对于张爱玲、林雨堂、徐志摩、周作人等的狂热吹捧,就是我们向资产阶级文学缴械投降的重大表现。三十年来,我们的爱国主义作品极其罕见,卖国作品却是层出不穷。有的人甚至以美化蒋介石丑化毛泽东为能事,有的人借歌颂改革开放的幌子肆意歪曲和丑化新中国的作品反而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当他们篡改历史经典的时候,当我们给国旗、国歌、国徽抹黑的时候,他们居然还是堂而皇之打着国家的名义。
在国魂的讨论上,是必须讨论姓社姓资的关键问题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的国魂,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国家的附身魔鬼,至于所谓的折中的既姓资又姓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撕开虚伪面具后也不过是完全背叛国魂的妖魔化的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东西。外国人别有用心地把中国妖魔化的原由,我想,他们也许有着一定的根据的,那就是他们对于中国国魂认识的不确定性。连我们自己的人都弄不明白我们的国家是姓社还是姓资,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还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劳动者的国家还是剥削者的国家,是大公无私的国家还是自私自利的国家,是少数人占有国家财富的国家,还是多数人占有国家财富的国家……不明真相的外国人自然就更是无从说起了。利用中国传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歪理邪说,只拿经济建设和稳定压倒一切来吓唬人,纯粹有着强盗逻辑的嫌疑的。只要能赚钱,就是这个时代的红顶商人;只要有权有势,就是这个社会的香饽饽;只要是能够抓住老鼠的猫,哪怕它是一只强奸民意的猫,哪怕它是一只欺红压共的猫,就是吃黑吃白的好猫;只要捞得到金元宝,哪怕他是杀人放火的狂徒,就是时代骄子。这样的现状,委实不能继续下去了。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哪怕他还活着,也只能是行尸走肉或者植物人;一个国家失去了灵魂,哪怕她是挂羊头卖狗肉,哪怕她是美女蛇招摇撞骗,也只能迷惑一时,不能长久骗人的。
在国魂高扬的时候,扬眉吐气的中国人真是所向披靡。我们打日本、打蒋介石、打美国、打印度、打越南的时候,是何等的英雄呀;当国魂缺失时候,我们在日韩、美国、南沙周边便是处处被动,简直又要遭受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所遭受过的屈辱和窝囊废气了。还有,我们自称水立方、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等,是最能够代表中国走向世界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形象的,岂不料在爆出它们统统跟所谓的西洋人所崇尚的色情文化一脉相承或者如出一辙时,被外国设计大师涮了一把中国人还能怎么样呢?这也真是头上戴袜子,脸上难抹!面对气气势汹汹的外邦大裤衩如同超短裤荡妇的示威,五千年泱泱大国的中华文明也真是斯文扫地,我们红色国家六十年的辉煌也真是斯文扫尽。其实,我觉得真正代表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筑还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武汉长江大桥、三峡大坝、青藏铁路等。
很多年来,我们一直说我们改革开放的中国没有阶级斗争。对于八九风波究竟是不是阶级斗争?我在这里暂时也保持缄默。而这几年来频频发事的群体事件又是不是阶级斗争呢?富二代的张狂,红颜一怒杀死嫖娼官员,讨不到工钱的工友杀死财大气粗的老板,无耻干部宣言只替党说话而不替人民说话办事,无耻军官宣称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无耻专家称上访者都疯子,等等,又是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呢?在不高瞻远瞩的我看来,毫无疑问就是阶级斗争。
难道我们的群众真的是傻子,他们就不知道建国的时候确立的国魂是什么吗?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肉食者鄙,清淡者洁。尽管眼前利益确实比长远利益诱人,尽管倒手的铜板确实比隔手的金子好,但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也并不那么好愚弄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老师,而自诩高明的政治家有时候倒是比小学生还要幼稚可笑的。当群众不能捍卫自己国家的灵魂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没有捍卫的能力,他们其实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其实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可能有一种现象我们很难理解,尤其是替为了人民利益宵衣旰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是想不通。这几年,党和政府为农民取消了农业税,为工人作低保,为学生免除学费,医保也差不多惠及到了每一个老百姓身上……可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就是不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情,他们动不动就来一个群体事件,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无论如何想不通,让我们大家都想不通,硬是把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太平盛世美梦给搅黄了。再加上空前未有天灾人祸,譬如非典、五·一二,三·一四、七·五等,都把我们的太平盛世搅得一塌糊涂,更让代表中国崛起的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显得很不配套的。最让我们大家都想不通的是,当我们提倡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最不和谐的事情却偏偏又是频频地发生呢?痛定思痛,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其根源就是我们对于新中国国魂的严重背叛,我们不是给人民带来了享不尽的幸福指数,而只是给少数官僚、商人带来了几代人都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给世人一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是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又何必抛头颅洒热血呢?早知道这样,当初何必跨越资本主义而多此一举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早知道这样,当初又何必消灭三大差别破除四旧标新立异呢?因为如此这般地追求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吃香喝辣、吃喝玩乐、卖淫嫖娼的幸福,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实现了。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所谓的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设想纯粹是空想,是让腐败分子钻空子的温床,是有的人不断地腐蚀国家灵魂的理论法宝。这一点,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我们必须用制度约束每一个人,而不是用空洞的理论去忽悠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昂扬国魂振奋民心,而不是用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去玩弄权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信仰迷失,道德败坏,品质卑劣,怪事咄咄咄逼人,异事喋喋不休,丑事丑态百出,恶事穷凶极恶,无一不是因为背叛国魂而造成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污点。背叛国魂,引狼入室,狼狈为奸,横行霸道,正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肇造的千古奇耻大辱。什么是国耻?国耻就是国家的最大耻辱。亡国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耻辱,因为亡了国只要高扬国魂还有着复国的可能的。因此,丢失了国魂,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耻辱。就像一个丢了魂的人只有死路一条一样,面对日渐沦丧的国魂,我们每个忧国忧民的人决不能坐视不管的。
如果知道我们的脸上有污点,就要好好洗一洗的。如果知道我们的心灵上藏着污点,就要好好做一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知道我们对国魂大不敬,我们就要对国魂敬爱有加了。
谁到底想一条胡同走到黑呢?谁到底在顽固不化呢?是愤青?还是世故老人?答案一目了然,不言自明。
回来吧,国魂!六十年一个甲子,三十年一个轮回,可敬的国魂,你也应该回来了!改革绝不能走回头路,这是历史的结论,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对国魂不管不问了,我们必须以正视听,我们的国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在嘴头上讲讲。
回来吧,国魂!六十年的失误,六十年的辉煌,都见证了国魂不朽的神话魅力。背叛国魂,就会造就无端的失误;弘扬国魂,就会铸造灿烂辉煌。我们的国魂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回来吧,国魂!六十年的欢呼,六十年的失落,都记载国魂永垂不朽的特殊功勋。翻身做了主人的工农,以及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他们最能体会沧海桑田的人间的大喜大悲。我们的国魂必须为工农大众正确引航,必须为社会主义中国正确把脉。
总之,新中国的国魂是同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和为人民服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样的极其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出发,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扪心自问一下,还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做过玷污国魂的一丝一毫的事儿呢?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日
信仰论
——六十年纪念之七
方志敏曾经说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战胜任何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信仰的共产主义,乃是全宇宙的真理。
我虽然不是一名党员,也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我是有信仰的,我信仰的是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基层的党组织有权利把我不发展成为党员,却并不能够阻止我信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信仰其实是属于心灵深处的绝对敬畏和光荣义务。以前有过称鲁迅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我现在也就自称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吧。
尽管有的党员没有信仰,即使有也只是假信仰,但党无疑是有信仰的,即使是落后党也有信仰的。民主党的信仰是民主,自由党的信仰是自由,社会党的信仰是社会主义,共和党信仰的是共和,共产党的信仰是共产主义。
一个人如果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他就不先进了。正像放弃了自己的信仰的人必然要迷路一样,一个党如果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也要迷路的。
如果某些改革派悍然不顾地暴露出自己走资派的本来面目的话,那么,原因不在别的,而在于作为某些领导核心或者领导阶层已经放弃了最初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要改弦易辙、重操旧业了。现在重操旧业的人似乎都发迹了,譬如官员、妓女、流氓、无赖等。
共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全体成员拥有共同财产。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曾经是我们所有中国人为之共同奋斗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曾经审美观点作为奉献精神的最高境界,作为的党的基本原则而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心坎里。
然而,不管改革者怎么为自己辩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做法与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原则、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道路都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不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蚕食和颠覆社会主义公制,在瓦解、动摇和腐蚀尽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
我们不是开发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而是诱导人们自私自利的本性,让曾经培养的共产主义精神在金钱和权势结盟的洪水猛兽面前土崩瓦解,让曾经的共产主义气节在纵欲极乐的先富者面前自惭形秽,自动缴械投降……
我们不是让人民信仰共产主义,而是人民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心,唯利是图……
我们不信仰上帝,不信仰佛祖,不信仰真主,不信仰共产主义,只信仰金钱,只信仰美国,只信仰眼前利益;我们崇洋媚外,我们不惜当卖国贼,我们不惜背叛红色革命……
但我们似乎又是最聪明的,我们不说我们背叛共产主义信仰,我们不说我们卖国,我们不说我们脱离人民,我们不说我们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只说我们继承发展,我们只说我们改革开放,明明要改掉以前的失误,却连成绩一起改掉了;我们只说我们爱国,我们口口声声爱国,爱的却是富裕国民,为了达此目的,即使把贫穷的社会主义祖国出卖了也在所不惜;我们只说我们爱人民,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心里爱的还是自己,只要跟自己亲信的人都得到了好处,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其他人的死活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说我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说我们的民族利益应同世界共享,只要不触及自己的既得利益,牺牲了民族利益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所谓精英们损人害己、卖国求荣的理论基础,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腰包,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这种信仰跟心里始终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共产主义精神完全相反。
无论我们如何给自己的时代贴金,无论我们如何把自己打扮得像美女蛇,无论我们如何地自封英雄、美女、帅哥、靓姐、超女、伟哥、骄子、精英、专家、大师、弄潮儿、改革家、时代先锋,无论我们把自己说得如何道貌岸然、冠冕堂皇、正大光明、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友好关系、开拓创新、全球一体、世界同步,我们都洗不掉我们身上驴打滚似的污垢了。中国政府借债美国人胡乱挥霍,而且将是刘备借荆州的有借无还,跟中央电视台新楼的大裤衩根源一样,难道不是贻羞天下人的事情吗?
无论我们怎么做不抱怨、不折腾、不作为的谦谦君子,在任人打扮或者任人强奸的事实面前,我们真的都很不清白的。正如同贾府门前的石狮子,改革开放清白可能只有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了。
当前有哪一个中国人敢拍着胸脯说:我比毛泽东清白!我比周恩来清白!我比雷锋清白!我比焦裕禄清白!我比王进喜清白!我比陈永贵清白!我比张志新清白!
有哪一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们改革军比红军清白,比八路军新四军清白,比解放军志愿军清白!
有哪一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们改革派比革命前辈和革命军人清白!
我想没有一个人敢于这么说的。原因也很简单: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我们是决不能跟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们比的。就像人不能跟神比,私不能跟公比,资不能跟社比……
我们再细细地拷打一下自己的良心:我们哪一个人身上没有充满铜臭味和蝇臭味呢?我们哪一个人不曾利欲熏心过呢?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被所谓的眼前利益迷惑了双眼呢?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打过自己的小算盘呢?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占过他人的便宜或者想着要占一占国家的便宜呢?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吃了也白吃,拿了也白拿;吃光,用光,拿光,睡光,占光,是当代先富者、在位者的普遍心态和嘴脸。欲救生富贵,须下死功夫,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是竭力追求享受者的普遍心态和嘴脸。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尤其在一个把金钱看得比生命重要的时代,也只能成为集体沉沦的乌合之众。当今世界中国人的民族素质由于没有信仰的缘故,可能连旧中国东亚病夫时代的素质都不如的。
只因为我们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所以,我们在应该在维护真理的尊严的时候选择了明哲保身,在不应该卑鄙猥琐的时候却变得厚颜无耻。
当我们的专家们在预测地震束手无策弱智得不如鸡狗青蛙的时候,当我们的稳定专家胡说八道越来越难以指导稳定局面的时候,当我们的改革专家改革出越来越私有化的卖国方案的时候,当我们的民生专家指导出以高昂的房价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又何曾联想过当初的入党宣誓中有过这么四个字:“永不叛党!”背叛了党的信仰算不算叛党呢?还有,当了腐败党员算不算叛党呢?如果仍然用两条腿走路的活思想指导价值取向,只要有利于市场,只要有利于商品交易,只要有利于GDP,只要有利保持既得利益者的稳定大局,即使是丧失共产主义信仰,也分明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的,那就只能注定道德滑坡、信仰迷失的惨状。一旦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一旦到了极端崩溃的时候,将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末日……
是的,我们是不能搞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的。我们已经认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是神,他们有时候也会犯一些丧失原则的失误。但我们党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她能够承认并改正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乐意一厢情愿地认为,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迷失只是我们党暂时极不小心地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依据历史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党在时机成熟时候是一定会修正这个重大失误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党会自己再一次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社会主义中国的。
救中国的只能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既不是全盘西化的“西学”,也不“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国学。
坚守的党的信仰,才是社会主义中国赖以长治久安的精神基础。
信仰耶酥就要给众人以爱,信仰佛祖就要给众人以平等,信安拉就要给众人以清真,信仰党,就要除了给众人以爱、平等、清真,还要给众人以共产主义的行动分享革命果实,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心情舒畅,不受欺骗。
人类只有腐败分子是没有信仰的。无论我将来是不是党员,我都会坚守着党的信仰。哪怕我们的共和国由前苏联变成了俄罗斯,哪怕我们的党将来不执政了,我都会终生坚守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我是一个决不会做背叛我的过去的人,因为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是忠于我的共产主义信仰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三日
工农联盟论
——六十年纪念之八
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领导的工农兵联盟大军建立了生龙活虎的新中国,这一点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而工农联盟可以是说社会主义中国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只有真正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才算是代表了新中国的利益,才算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竟然不是工农联盟。不要说与贪官污吏比,不要说与明星名流比,不要说与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比,就是与儒丐娼妓比,工农联盟的幸福指数和生活水平也比不上的。他们在住房、医疗、上学等方面所遭遇极大的不公平,都把他们全部抛入所谓的弱势群体范围内。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里,凡弱势群体都遭受最文明的屈辱的;在毫无人性的丛林法则下,凡弱势群体都要被最文明地吃掉的。
不错,在改革之初,最赞成改革的人是工人和农民,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包干到户的农民也丰衣足食了,所谓的温饱问题的突然解决了,让他们觉得改革好像确实是代表工农联盟的利益的。只可惜好景不长,三十年过去了,他们大多也都在温饱线上挣扎,而超前进入享乐社会的先富者,正在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剥削和欺骗他们。用假商品欺骗他们,用假思想欺骗他们,下岗的悲惨命运等待着他们,种粮只能活命、打工才能贴补家用的悲惨命运等待着他们,下岗的女工和进城的农家女子被沦为卖淫女悲惨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有些失地的农民,有些被搬迁的市民,有些讨不到工钱的民工,有些有冤无处伸的上访者,他们的命运简直用水深火热、惨无人道来形容也不为过的。
今天,当下岗工人有了低保,当农村的孩子上学不掏学费,当农民种地不再纳粮时,当农村人也有了低保时,一度被阴云笼罩的工人和农民脸上又有了希望之光,他们觉得党的阳光似乎又照到了自己的身上。可是,被骗了三十年的工人和农民们都很清楚,他们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被不再是国家主人翁的自卑感压抑得好久好久都喘不过气来了。回想一下,现在的工人农民们还有当年轰轰烈烈地大干社会主义的万丈豪情吗?想想当年人民币上神采奕奕的工人农民大团结的精神风貌,想想在工业战线和农业战线上扬眉吐气的工人农民形象,想想王进喜和陈永贵战天斗地的豪情,今天的工人和农民足以羞愧而死的。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和农民阶级的同盟军地位,正被先富起来的人们取而代之了。如此前景暗淡的严峻现实,已经越来越让今天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备感无奈了。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他们曾经具有的先进性完全没有了,他们仅有的就是工人的小市民的斤斤计较,以及农民的小农意识的自私落后……他们的私心在群龙无首后,与腐败分子的私心一样死灰复燃、沉渣泛起了。
团结起来力量大,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一招,在今天的工人身上已经完全不灵了。
农业集体化,农业合作化,抑或市场规模化的经营意识,在今天近乎自给自足的农民身上也不太灵了。
要想拿出当年一起推翻三座大山的最伟大的工农联盟的力量,去跟今天的先富分一杯羹,实现共同富裕,现在的工人农民是想也不敢想的。
工人和农民同样被金钱腐蚀了本来面目,他们变得懒惰自私,他们在他们的主人翁的权利丧失的时候,并没有维护他们的权利的自觉意识……在当时自私自利之心自欺欺人到无孔不入的时候,不要说工人罢工、农民起义无从说起,就是游行示威的学生运动也销声匿迹了。工人子弟和农家子弟的集体堕落,也让工农联盟岌岌可危的命运雪上加霜。
工人和农民早就没有联盟的优越感和优越性了,当他们不再联盟时,他们就成了互不来往的陌路人,把唇齿相依变成了冷眼旁观或者幸灾乐祸。于是,一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就把计划中的兄弟悄然砍断了。
工人和农民的事业似乎没有继承人和接班人。工人的儿女以工人为耻,农民的儿女以农民为耻。这可能是人世间最悲哀的事情,什么比不上有一个人背叛了他的出身更卑劣的了。如今的工人子弟和农家子弟都想着脱胎换骨地背叛自己出身,即使本人无法蜕去工人农民的身份,也要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子女去做无以复加的背叛,无论如何都与工农为伍,一定要去当官、去经商、去腐败、去享受、去交易、去卖国、去卖身、去当脑力劳动者、去当公子王孙把扇摇的那类人。我不敢想象,倘这种数典忘祖的情绪愈演愈烈,中国广大工人和农民命运,又将处于何等悲惨的地步?
治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打官司难,进城难,留守难……这一系列的难,让我们一想起来就脸红。我们不是自称世界第二简直都可以跟富得流油的美国平起平坐了吗?我们的中国不是大国崛起了吗?我们不是在外国遇到灾难时显得特别慷慨激昂尤其出手大方吗?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自己的工人农民看得起病呢?我们老说朝鲜是如何如何地落后,可是他们的工人农民有我们的工人农民活得这般沉重吗?我们不是经常说,我们是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就没有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绝大部分财富和利益给予工人和农民,而给予了极少数的先富起来的人呢?
工人农民的莫大悲哀,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在工农联盟自行分化之后,在工人农民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被先富起来的“公仆”欺骗、损害、侮辱的人之后,除了逢年过节假惺惺的慰问装腔作势外,工农联盟的利益就很少有人挂在心上了。当然,工人农民在忆苦思甜的时候,也还可能会这么说,他们之所以要忆苦思甜,就是因为真正属于他们的人民领袖早在三十年前就死了。
现在根本没有人愿意当工农联盟的代言人。
中国的文学从来都不会重视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喜欢自慰的劣根性,注定了他们是远离下层而向上层套近乎的卑劣品质的。他们御用文人的刽子手本色,是不会轻易地退出奴才本性的。在改革时期,知识分子对赵树理的集体诬蔑,就能够看出他们对工人和农民持有什么样的感情和立场的。二十年的文学败笔,就在于没有一部作品是怀着时代文人最大的良知去关注苦难深重的工人农民命运的。三十年文学,除了为先富阶层的荒淫无耻做注脚或者鸣锣开道外,除了裸露极端自私和贪婪的垃圾似的自恋情结外,还有什么呢?只可惜工人和农民一般是不读这些东西的,要不然,他们真的要被他们忘恩负义的后代羞愧而死了。
救救孩子的呼声,无论如何都会博得所有人的同情的,而救救工农的呼声,似乎在这个物质至上的世界却显得是那样的多余。是也,非也,谁又能说得明白呢?
我也是一个农家子弟,我同样无力改变工人农民自生自灭的既自得其乐也自甘消沉的命运。这篇文章应该说是我的系列文章中最为沉重的文章。写到这里,我也像诸葛亮写《出师表》一样,真有些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了。
二〇〇九年九月四日
人民论
——六十年纪念之九
人民群众曾经是新中国最吃香的称呼。现在这个称呼已经不再那么时髦了,人民将要被百姓什么完全取代了。这种取代倾向都是中国主流媒体的功劳,就如同是小姐代替了妓女一样,同志代替了同性恋一样,官员代替了干部一样,却是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强奸了中国的民意,从口头到实质上都对新中国的精神和表现作了最彻底的颠覆和背叛。说穿了,这种所谓的名正言顺的颠覆和背叛,才是真正有预谋和有组织的阴谋诡计。只要假以时日地长久忽悠下去,阴谋得逞便是迟早的事情了。也许这种明目张胆的篡改和歪曲,将一直伴随着中国特色一路狂欢或者狂跌的整个进程。
在一个黑猫和白猫一样光荣的时代,在一个好人和坏人不平等竞争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时代,如同魔鬼出没的市场先锋队无论什么样的怪招险招都可以使出来,什么样的恶作剧都可以听之任之,无论什么样的复古都是有可能的,无论什么样的花言巧语都到找到用武之地。用小姐代替妓女,我们没有反对;用先生、老板、师父代替同志,我们没有反对;用百姓代替人民,我们没有反对。不仅没有反对,我们还同流合污了,我们还随波逐流地人云亦云了。在时代的洪流里,在大家都对人民不尊重的时候,我们也对人民不怎么尊重了。是啊,我们不止一次对自己说:“别人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无可奈何地说:“你一个人能怎么样?我一个人能怎么样?他一个人能怎么样?不要说我们,就是毛主席在世,他也左右不了全球一体的世界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小姐变成妓女、同志变成同性恋、人民变成百姓的大势所趋,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无能为力,无法改变。就仿佛是被神牵住了鼻子似的,我们都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傀儡,简直在原则面前常常是任人摆布的。
人民就这么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了返老归宗的巨变。这种蜕变居然是不动声色地完成的,这种悄然转型的蜕变是在和平演变中完成的,完成得这么干脆利落,完成得这么不留痕迹,让我们现在回顾起来都是不敢想象的。
人民本来在天上,百姓本来在地上的,转眼之间,人民一下子就从天上掉到地上变成了任官欺凌的百姓,我们不仅没有感到惊异,而且还是习以为常,并觉得早就应该如此了。不是从来都是如此吗?既然从来都是如此嘛,那么,把人民变成百姓,不正好是顺应潮流地拨乱反正吗?把人民拨正成百姓,把公仆拨正成贪官,把同志拨正成流氓,把小姐拨正成娼妓,表面上好像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那些大胆冲破的人而言,却又是他们最能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了。
人民被蜕变成百姓,就接连不断发生了一系列被逆转的变化。
人民成了百姓,干部成了官员,官员剥削老百姓从大禹的儿子启开始,就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
人民成了百姓就是被压迫者,就是被剥削者,先富者、剥削者统治百姓理所当然,作为剥削者、统治者的官员自然就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剥削、压迫老百姓了。
人民成了百姓,就给所谓不是百姓的官员和干部提供了不知多少想象中可以肆无忌惮地盘剥的巨大利润空间。
在这样华丽转身或者冠冕登堂的前提下,我们就有理由漠视人民的力量?人民到底算老几呢?你是替百姓说话呢,还是替党说话呢?是啊,谁又会替百姓说话呢?知识分子是百姓吗?白领、蓝领都把自己当作百姓看待吗?稍微有些权势和财势的人是绝对不会把自己当作百姓当中的一员的。猥亵11岁女孩的贪官叫嚣道:百姓算个屁,敢跟我斗!我是谁?与人民蜕变为天生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相对应,我是干部蜕变成的骄奢淫逸、骄横跋扈的官员也。
很显然,只有工人、农民是百姓了。也许连那些江湖骗子都不认为自己是百姓,就像所有的发了横财的人都不把自己当百姓看待一样。
毫无疑问,百姓是劳力者,是低智商的人,是愚民,是天生的贱人,是达官贵人们决不会放在眼里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人,是没有权利的人,是理该被利益集团歧视和遗忘的人……
可是,遥想当年,作为百姓前身的人民,曾经是多么地受人尊敬啊。
在那个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工人是老大哥,农民是老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地富反右就更是下三烂了。
当时,中国最大的纪念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万岁的声音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久久回荡,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声音震惊世界!那的的确确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宣言或者人民宣告。
那诚然是一个属于人民群众的时代。所有的有钱人都中国人民面前点头哈腰,所有的洋大人都在中国面前竖起大拇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成为世界最高的理想主义。
只可惜人民万岁、人民公社就是好的时代,被后来居上者人为地蒙上厚厚的历史灰尘。
俱往矣,如今的人民被称作百姓,还被叫作老百姓,跟奴隶时代的百姓、封建社会的百姓、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姓一样古老。
新中国人民至上的理念,正在以国家的名义,以改革的名义,被悄然无声地改变着。毛主席变成了毛泽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了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变成了百姓,干部变成了官员……如果是为了与世界接轨,我们还可以继续变下去的,譬如我们的五星红旗太血腥,应该去掉红色而加一点更接近美国的白色或者蓝色什么的;譬如我们的国徽太下里巴人,应该去掉稻穗齿轮而加上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金元宝什么的;譬如我们国歌中的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很扫兴,应该改为“中华民族已发展到大盛世的时候”;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也有背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应该改为中华合众国的……实际上,所有的改变都已经布满了探底触底的玄机,只要不会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祸国殃民、亡党亡国为己任的精英们就会借伪民意的力量继续深化改革的。譬如中学语文和中学历史教材对中国革命内容的严重淡化,就已经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地步。譬如电视剧上多有称毛主席为“老毛”的,尤其是建国前后的“朱德”竟然口口声声直喊“老毛”,就让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想,朱德作为一个年长而且老实忠厚的人,他决不会那样做作的。最近所谓的要恢复繁体字的丑恶用心,更是叫人难以置信且出离愤怒。有人已经戏谑地指出,要想彻底恢复国学糟粕只有号召国人重写甲骨文了。据我估计,四十四个画蛇添足的字倘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其作为变形金刚的光辉形象,将至少可以展现别有用心的改革者的显著成绩吧。要不然,那些所谓的专家成天瞎折腾、瞎指挥什么呢?现如今的诸多反常,确乎让我很是想不明白,难道说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不成?事实上,我们在自毁国家钢铁长城问题上总是网开一面地一再开绿灯,却又在真正的言论自由上大作限制。有一个网站,突然之间把我的文章删除了,让我很是惊讶的,是他们说我文章里敏感和禁用词语很多。我在另一个网站上传同样的文章,电脑系统提示文章有禁用词语,我方才知道竟像然“做爱党的人,做爱国的人,做爱人民的人”等因为有“做爱”的嫌疑,像“水乳交融”因为有“乳交”的嫌疑,像“良性交往”因为有“性交”的嫌疑,统统都不能上传的。“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这大概就是我们先进文化的要求和表现吧。中国智囊专家的弱智,由此也可见一斑。在他们没有了人民性之后,他们只会做故纸堆里的腐朽文章的。
人民的概念本来就有外延过于空泛的缺陷,这就给那些妄想篡改人民内涵的人以可乘之机,使得我们的人民就像一个政治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也像一个经济妓女一样任人奸污。这种态度,最终将会让人民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被传统百姓取而代之的。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无疑让有识之士深感不安。
“有田有地吾为主,无法无天是为民,”回归吧,中国人民!“万马齐喑喊一声,天生我材必有用。”回归吧,伟大的人民,无论你创造历史的力量,还是作为主人翁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二〇〇九年九月七日
官员论
——六十年纪念之十
鲁迅说自己分不清金与银、官与民……
我却要说:在这个干部复辟官员的时代,我却把官与民分得清清楚楚的,虽然我仍然分不清金与银。
我一直误认为,中国的官员连同三座大山一起被推翻了。
我曾经翻阅过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许多著作,也没有见过他们何时何地把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称作官员的。
然而,近些年来,“当官先做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就要为民做主”的说法很流行的,许多国家领导人也都迎合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说法,正沾沾自喜地以摇身一变的“中国官员”自居了。
只是,当我面对中国干部复辟中国官员的排山倒海的历史洪流的时候,当我看惯了现实官员无恶不作的嘴脸和行动后,我的心就凉得透透的了。
一个曾经属于人民的新中国,似乎又复古到官本位的历史遗传中去了,接下来无疑只有让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一条路可走了。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道:干部和官员是有着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天职的人,那是公与私的不同,新与旧的不同。
干部是什么?干部是先锋队,是人民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是红军队伍中才有的人,是八路军新四军中才有的人,是解放军中才有的人,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才有的人……干部才在旧中国是不会有的,在国外也是很少有的。“一颗红心献给党,两手无私为人民”的干部才是真正的新中国特色,是古代中国没有、外国没有、只有中国才有的领导人。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的主人,这样的干群关系曾经被宪法所规定,被党章所确定……这样的待遇,又岂是古代的百姓所能梦见的!
官员是什么?官员是官老爷,是倚官仗势欺软怕硬的人,有着对百姓作福作威的傲慢,有着比百姓多无数倍的家庭世袭利益,有着算计百姓和玩弄群众的优越性和优越感,有着剥削和压迫百姓的特权……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欺上瞒下,腐化堕落,吃喝玩乐,是鱼肉百姓的官员最普遍的嘴脸。在百姓的眼中和心中,青天大老爷式的官员几乎没有的,而欺压百姓的官员简直是豺狼道,随处可见。
当领导干部变成中国官员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凉透了。当人民公仆深入民心的时候,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鱼水关系,鱼儿离不开水,水和鱼儿共命运;当领导干部变成了中国官员之后,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的纽带就全然没有了。无论党中央的政策有多好,无论党中央的人民心和人民性如何跟过去没有两样,但是摇身一变的大大小小的中国官员们,早就成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官僚和政客了。他们嘴上还喊着为人民服务,心里已经想着如何发官升财。当官商交易、官官相卫、官管百姓等官本位复辟的浓厚氛围完全形成后,人民群众就只有在背后骂党骂娘的份了。他们在官员们面前要想表现所谓的主人翁精神,简直是生错了时代。干群关系完全割裂的现实,可能是沧桑巨变,是最具有恍若隔世的转型,也是养虎遗患的开始。改革的全部负面效应不因为别的,全只因为中国官员的极度蜕变。
如今一个小小的副科级或者副股级干部,都会暴露出所谓的官员嘴脸来。那种竭力营造官相的可怜虫,那种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地死撑官相的人,那种用发福的官相——满面红光、啤酒肚、官场术语武装自己的家伙,唯恐把自己混淆在老百姓里看不出来。一直具有厚古薄今传统思想的中国人,对于官员众生相死灰复燃的复古,简直就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回归。嫖娼的复出,奸商的复出,官员的复出,是中国改革的三大怪。他们是改革中的黑猫,其脸厚心黑是令人作呕的。尤其是官员的复活、复古,可以说是万恶之源。出卖民族利益,官员首屈一指;祸国殃民,官员首屈一指;包养二奶、小三、小蜜女人败坏社会风气,官员首屈一指;侵吞国企鲸吞国资,官员首屈一指。像石首事件、瓮安事件、通钢事件、邓玉娇事件等,都可以说是领导干部在中国官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大恶果报应。官员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丑恶的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小算盘、小算计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天地里,会一手遮天地把恶性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官员作为害群之马却心安理得的心态,是永远不想受到民主制度的约束的。如今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都是因为革命干部一边倒地蜕化变质成腐败官员的缘故。干群差别是中国所有差别中最大的差别,官员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干部左右逢源地腐化堕落,官员变本加厉地蜕化变质,已经构成了改革开放最令群众深恶痛疾的社会问题。官员肆无忌惮的腐败现象是威胁新中国命运和改革开放命运的头号杀手锏,那是比国外的和平演变更为可怕的病入膏肓的不治之症。总设计师说,中国的问题出的党内。他说的其实就是干部官员化后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的嚣张和横行无忌。
诚然,官员也是有道貌岸然和色厉内荏的两重性的。看着有些中国官员脖子鼓得像献灶鸡一样,身子像吃了椽子一样挺得直直的死撑硬倔的模样,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很可怜的,简直可怜到了只知道装模作样,只说空话放大炮,在点实事和好事都不做的。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样树立起来的威信是靠不住的。人民感恩的是爱人民的领导干部,而不是假冒伪劣的中国官员。越是官样十足的人,越是官相好、官瘾重、官腔大、官架子大、官气浓的人,愈是要被人嗤之以鼻的人。
人民最怀念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领导人和领导干部。可能连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都没有觉得自己把什么大官当上了,他们时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群众的学生和勤务员。当焦裕禄给贫穷的老大娘当儿子的时候,当孔繁森给藏族老牧民当儿子的时候,他们又何曾有过所谓的半点官架子呀!
但愿当前的中国官员只是一时头脑发热,而不是彻底地背叛了领导干部的本来面目。
官员效忠的是权势,干部尽忠的是人民。
官员只会为顶头上司卖命,干部时刻想着党、国家和人民。
好在我们的宪法里、党章里还没有把领导干部说成中国官员,公务员的提法虽然也有脱离群众之嫌,但要比官员好得多的。因此,这也是人民中国的幸运。
我相信,改革开放领导干部的中国官员化将会得到有效遏制的。
但愿中国干部官员化的媒体丑剧,就像是张勋复辟一样,留给后人只的笑谈。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民干部跟人民群众、人民英雄、人民警察、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人民币等的潮流和航向一样,是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有的人”想当然地加以彻底改变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七日
解放论
——六十年纪念之十一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解放他自己。
马克思又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哪里有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毛主席又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解放是革命的目的,革命是解放的手段。革命是解放是初衷,解放是革命的结果。中国革命以几乎被白色恐怖剿灭的星星之火开始,以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照亮了整个红色的中国。
中国人民之所以从此站起来了,是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了。
被解放的是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他们不再为地主当佃户了,他们不再为资本家当雇佣了,他们不会遭到奴役、剥削、压迫和驱使的命运了;他们没有奴才意识了,他们学会独立思考了,他们跟所有人平等地生活和对话了。男人们和女人们一样同工同酬,男人们不会被迫出卖劳动力,女人们不会被控制着出卖身体……
经过二十八年的战斗,被解放身心的中国人民集体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欢天喜地和扬眉吐气……
被解放的中国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他们在解放自己之后,幻想着解放全人类,解放自然,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因此,他们集体创造的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精神,正是被解放了的中国人战天斗地的其乐无穷的精神的生动写照。
被解放的中国人民,他们第一次展现了群众革命的伟大力量,群众革命的精神风采,群众革命的智慧力量……这些闪光点,是解放前四分五裂的旧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也是所谓新时期日渐自私的中国人难以置信的。被解放了中国人民,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独一无二的历史。中国的解放,中国人民立下了最大的功劳;中国的强大,中国人民同样立下了最大的功劳。即使是改革开放,立下最大功劳仍然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奉献和牺牲,而不是少数人耍弄的小聪明手段。
只是在改革开放中,被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生产力的伟大力量,却又被拦腰斩断地严重忽略了。久而久之,被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身上的解放思想,同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疏忽。正是精英治国的理念,无情地排挤了人民治国的理念。被解放了的干部在趁火打劫、乘虚而入地恢复着官员的作风,被解放的人民在被无情冷落的自惭形秽之后,也复原着一些旧时代人民固有的劣根性。被解放的人民在失去了解放的舞台后,他们面临金钱武装的市场经济魔爪所依赖的精神在血本无归后自然是无所归依。商人、市侩、小市民、小农民意识开始反攻倒算地包围他们,封建残余也在围剿他们,他们身不由己的落后性简直跟官员转风使舵的卑鄙性同时生长着,最终将一起导致了所谓社会转型时期最混乱的精神大危机。
被解放的一切,在所谓的解放思想的旗帜下,又回归到被旧教条严重束缚甚至作茧自缚的旧习惯、旧思维当中去了。
当官的,忘记了解放干部的公仆本色,暴露出未被解放的官僚作风,投机倒把,卖官要官,巧取豪夺,欺男霸女,损公肥私,无恶不作。
为民的,忘记了当家作主的立场和态度,恢复了在旧社会历史上面对官员时唯唯喏喏、忍气吞声的固有姿态,心存敬畏,心存胆怯,不再斗争,不再争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贪官污吏们大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新解放思想、新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假解放思想、假实事求是一直被作为改革的一面大旗。只是三十年改革不但没有多少新思想,却在旧思想、旧传统的复活之路上越走越远。地主阶级醉生梦死的生活,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生活,奸商的卑鄙无耻,政客的凶残贪婪,等等,都复兴得很彻底。我们把昔日革命前辈和革命烈士的行为全称为傻子行为,仿佛只有会生活、会享受的我们这一代才最聪明似的;我们正竭力开发着这个时代最具有全世界普世价值的自私自利的巨大潜能,完全了忘记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只顾着一个劲儿地解放自己,在生活作风上性解放,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美女都占有;在生活内容上物解放,完全成了物质的奴隶、欲望的奴隶。两相结合,就把自己完全解放成了行尸走肉一般的人,全然背叛了当初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的美好教育……
司马光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党史九十年铸就的美好品格,也许就会被十几年的腐蚀化为乌有的。当我们忘记了解放的功绩的时候,我们就走到了解放的对立面。当我们不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是“横眉冷打孺子牛,俯首甘跪千夫指”;当我们不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立场、观点、态度、方法总是一条龙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当解放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被反解放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复辟的时候,封、资、修、假、恶、丑、黄、赌、毒、黑、非、旧等“卷土重来”的灾难和对民生的报复性伤害便难以估量了。六十年的光明新中国的力量,毕竟不能跟五千年的丑恶积习相对抗的。一旦反攻倒算成功,一旦秋后算账成功,曾经革命的胜利果实解放也只能成为中国长久历史当中的一个不太和谐的插曲罢了。就像是短暂的尧舜禹禅让制时代那样,解放的辉煌也只能给后人提供一种“厚古薄今”的向往罢了。倘若解放真的被反解放所代替,也许过了很多年之后,解放的历史有可能被后人当作神话传说一样半信半疑的。
解放所有人,高扬以人为本的伟大力量,打破现有的人与人不平等的体制与意识,书写个性鲜明的人,彰显人性、人权、人道的魅力,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石……
解放生产力,让时代的巨轮赋予每一个人平等的幸福和尊严,才能真正彰显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解放思想,必须站在所有人的高度;捍卫解放,就是捍卫解放的胜利果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了二千万革命烈士的鲜血决不白流,为了无数革命者和建设者的心血和汗水决不白流,我们都要坚决捍卫解放的胜利果实。中国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都是来之不易的,而失去解放的胜利果实却是很容易的,摧枯拉朽的解放力量,在事过境迁之后,在消极怠工之后,就会被反解放的力量各个击破的。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是一切走向失败的人们必然要面临的最无可奈何的大势所趋。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大势已去,党和国家的力量仍然是强大的,是那些妄想轻易蜕变新中国的反解放的力量暂时难以动摇的。但是,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国外的和平演变面前,在国内的私欲膨胀面前,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开启心智,时时为保卫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而努力奋斗,时时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思想而努力奋斗。尽管解放的隆隆炮声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我们决不能让我们捍卫的“解放的胜利果实”在日积月累的渗透中、在各个击破的阴谋中退出主宰未来中国的历史舞台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八日
红色论
——六十年纪念之十二
新中国的颜色是红色的,红色中华来自对红色记忆的美好延续。日本人是不喜欢红色的,美国人是不喜欢红色的,据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是不喜欢红色的。然而,我们中国却是一个格外喜欢红色的国度。中国古代的宫殿被涂上了朱紫色的红色色彩,中国的“朱门”曾经是“酒肉臭”的中国大户人家的象征。红色是红红火火的颜色,是红花烂漫的颜色,是大喜大庆的颜色。新娘子的红嫁妆,过年时的红对联和大红灯笼,都是最能烘托中国人喜庆心理的物品。
然而以中国红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时代的象征的,在古今中外可能只有新中国了。在旧中国,一般把黄色作为国家的象征的,黄龙是皇帝的象征。不喜欢红色的人认为红色太血腥,太恐怖,流血的牺牲毕竟是谁也不愿意或者乐意践行的事情。血是红色的,红血更离不开血腥的味儿,避之惟恐不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流成河的杀戮总是最让人骇怕的场面。没有人愿意制造流血事件,也没有人愿意跟流血事件始终不渝的。所以,一般的人、一般的国家都更愿意以温和的白色、黄色或者蓝色,作为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所崇尚的颜色。
新中国崇尚的是红色。红色是中国革命的颜色,红色是新中国的颜色,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的红五星和红肩章,以及五星红旗、党旗、军旗、团旗都是以红色为主体的。新中国曾经在全国到处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红旗竞赛,新中国曾经处处、时时都飘扬永不陨落的红旗,新中国曾经沉浸在红海洋、红宝书、红领巾组成的红色天地里,把全国山河一片红视为最自豪的空前盛况。那确实是一个红彤彤的世界,那的确是一个与美国的蓝世界和蒋介石的白世界完全不成的红世界。
一颗红星献给党,又红又专的中国青年,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中华大地,他们的赤旗插满了中华大地。革命烈士和革命前辈以终生的奋斗坚持着新中国的红色道路,新中国的旗帜就是红色的旗帜。
红旗为什么这样红?因为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革命前辈的努力没有白费,中国革命的血路没有白走。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革命的种子遍地开花,因为革命的幼苗遍布全国,因为革命后代的红色希望遍及全中华。
是火一样红的激情烧毁了丑恶的旧世界,是火一样红的激情建设了美好的新世界。
只有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人才会在烈火中永生,只有感动过血与火事业的人才会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火能够战胜黑暗,血能够感动良知。
中国革命的大火不会熄灭,中国革命的鲜血不会白流。
我们所高举着的旗帜必须是红色的旗帜,我们反对所有的伪红旗、假红旗。
我们所培育出的花儿必须是红色的花儿,我们反对所有的伪红花、假红花。
当我们崇仰红色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跟黑色、黄色、白色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捍卫红色的尊严,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打击黑社会的嚣张气焰。听说重庆最近的打黑工作很有成效,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欣慰的。但愿全国的打黑工作取得彻底的胜利。打击黑社会,打击地方保护主义,打击复活的三座大山,还我红色江山的本来面目,这是每一个新中国的后代、革命者的后代、人民的儿女永志不忘的重大责任。
为了捍卫红色的尊严,我们必须消除黄、毒、赌的严重危害。新中国是一个最讲道德的国家,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是一个不能存在卖淫嫖娼等丑恶的社会现象的国家。如今某些官员的腐化堕落已经到达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譬如那个有着一百四十个情妇的厅长,他的流氓行径也许比名正言顺的唐玄宗还要无耻的。我们决不能听任纳妾、包养二奶、一夜情、网乱群居等丑恶现象不可收拾地继续发展下去的。消灭黄色干部,消灭禽兽教师、禽兽干部、禽兽医生、禽兽警察、禽兽官员,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是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也是每一个有正义感的新中国的传人们迫在眉睫要担当的历史重任。
为了捍卫红色的尊严,我们必须跟白色恐怖作斗争。我们不能让像白匪似的白领们骑在人民的头上,我们不能让有钱的人在人民面前飞扬跋扈,耀武扬威。我们必须打击那些披着人民公仆外套的白脸狼,我们必须把那些将人民的利益侵吞一空的白脸奸贼们消灭掉。
为了捍卫红色的尊严,我们就要跟黑、黄、白三方既得利益者结成的流氓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当权力、金钱、色情结成的统一战线的力量超过了我们革命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当束手无策的软蛋。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的勇气和力量战胜当前国内外的一切敌人,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的,因为我们的新中国继承人,是革命的后代。
只要红色的天安门城楼上红太阳毛主席的巨像还没有被取掉,只要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还在天天向上地升起,只要党旗上的镰刀和斧子还在闪闪发光,只要我们的中国还遗传着红色的血液,只要我们的中国人和血还是红的,我们的红色中华就一定能够不光红极一时,而且能够万紫千红总是春地一直红下去的。
红色中华决不会红极一时中走向夭折的,因为红色中华是付出了全世界最大的血的代价才取得的。
红色中华会跟天上的红太阳一样红得发紫的。
红旗为什么总是这样红?因为红旗是属于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的红光满面的青年人的。
花儿为什么总是这样红?因为红花是属于像万紫千红的春天一样的又红又专的青年人的。
红旗飘飘。
红花艳艳。
热血沸腾的青年,把红心掏给祖国吧,掏给人民吧,掏给爱人吧。
热血沸腾的青年,与黑心人斗争吧,与黄心人斗争吧,与白心人斗争吧。
进步的青年必须写下壮丽的青春,青春的风采正是血染的风采。
进步的青年必须写下英雄的赞歌,英雄的赞歌正是红色的赞歌。
我把红色的火炬传给我爱的青年。
我把红色的花朵献给我爱的青年。
爱就要爱得浓烈,爱得浓得化不开。
我的新中国,我真的很爱你,因为我的血是红的,我身上火气无论爱火还是怒火也是红的。
只要生命存在,我的血液就是红色,我的激情爱火就要熊熊燃烧,因为我是革命的青年,因为我是跟青春的中国一样永葆青春的革命青年。
我将倾尽一生爱我的红色中国,我永远都不会与黑、与黄、与白为伍的。
我真的爱我的最红,最红最红的新中国!
二〇〇九年九月八日
革命论
——六十纪念之十三
因为一直呆在学校里的缘故,正如同农民父老乡亲看重农历初一十五一样,也像赶集的看重三六九、二五八、一四七一样,像新闻联播看重阳历和倒计时一样,我却因为职业病看重星期几的缘故,只会记得今天是星期三的,这可能是我唯一与崇洋媚外同一部调的地方。说一句不与时俱进的话,有些洋玩意儿我把它们跟中国古董一样,都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坑里而漠不关心。这全然不是出于吃不上葡萄就说是酸的西洋民族的劣根性,因为,我的牙齿已经很糟糕了,所以无论洋葡萄,还是中葡萄,纵然我的笔说它们是甜的,但我的嘴和心已经明智地说它们是酸的。也正像的那些所谓爱情至上主义者,哪怕跟洋美人海伦睡了一觉,或者跟蒙面上电视的中国美女们睡了一觉,尽管当初都是信誓旦旦的是为爱情献身,可是当一旦明白爱情带来了艾滋病恶果时,他们在摧毁自己的同时,也一定会对所谓的浪漫爱情彻底否定的。
先说了这么一段跟革命牛头不对马嘴的话,似乎也有着会亵渎革命的嫌疑的。只是我这个人却越活越糊涂,甚至不知道到底是太阳和月亮重要,还是中国代代相传的天贵星、天小星、天权星,也就被姜子牙封成邪小、狐祟、毛鬼、小神的这星那星更重要。我有时候是忙糊涂的,但更多的时候是被气糊涂的。我虽然常常被气糊涂了,但没有糊涂到像鲁迅那样给莫名其妙的平庸之辈在白天打上灯笼。最近我看《东方红》的电视剧,又发现了一个白天打灯笼的镜头,是于右 任老 先生在阳光明媚的大白天居然打着灯笼气势汹汹地去见蒋介石。我想不通于右任怎么会有这股子冒犯天颜的胆量,莫非又是与时俱进的现代编剧挖空心思地美化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惯用伎俩?此外,我想不通的东西实在太多,我尤其想不通我们今天在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怎么竟然怀疑到了连雷锋也要怀疑一通的地步呢?精英们一路神经错乱地怀疑下去,就怀疑到阿庆嫂无疑是荡妇了。怀疑之路的另一极端,那就是把汉奸周作人变成了民族骄傲,把卖国贼李鸿章、曾国藩就成了民族圣人,还要把刘文采、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等统统都要跟那些罪恶滔天的右派一样都平反的。
也不知是我神经衰弱、思维混乱了,还是那些比我更具有话语霸权能力的人神经衰弱、思维混乱了,所以,当我接受的红色思想被黑、白、黄三道江湖骗子践踏得最不起眼甚至最伤痕累累、最罪大恶极的时候,我确实是被气疯了。如果李逵、鲁智深、武松愤怒了,他们会以牙还牙地教训恶人,我却没有那样的能力。如果鲁迅气疯了,他发表的愤怒文字既可以启蒙国人又可以换银元,我没有那样的好运气。我气疯了、气糊涂了就向领导求救,在我的求救信石沉大海后,我就疯得更利害了、气得更糊涂了。这不,我就被气发疯了、气糊涂了,以致疯得、糊涂得除了知道星期三外,就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了。
今天早上,我果真疯得很厉害。这段时间最上火的事情,就是看新闻联播,那曾经是我一直享有的唯一的精神大餐。我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直很崇拜的,我觉得看没有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联播,就如同看翻来覆去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秦腔那样,着实很倒胃口的。假期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新闻联播上没有出现领导人,我真的很郁闷。还有,我清楚记得,领导人连续不出现在新闻联播上的时间以卓琳之死为起点,这也让我敏感脆弱的神经更加承受不了的。后来,当知道改版的所谓改革创新即以后不再是“中国领导人很忙,中国人民真幸福,世界真乱真糟糕”的郁郁葱葱后,我虽然在耿耿于怀中喘了一口气,但新疆再次挑衅的动荡局势简直把我又气坏了,我被气得疯疯颠颠,简直要走火入魔了。今天,我早上起来,觉得头重脚轻,几乎跌倒了好多次,那分明是天旋地转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简直比倒骑驴的张果老和倒长着头背走路的申公豹,还要反动和迷茫。是啊,我究竟是站在革命的一边呢,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呢?可是,谁又是真正的敌人呢,谁又是真正的朋友呢?唉,鲁迅的狂人是革命者呢,还是暴徒呢?为什么在一个革命的国家,革命者却成了任人蹂躏的妓女呢?为什么在一个革命的国家,却是如此心中有鬼地害怕宣扬真正的革命主旋律呢?为什么在一个革命的国家,要把革命的历史当作丑恶的记忆硬塞给革命后代呢?为什么我们的现当代史要像日本人竭力隐瞒南京大屠杀真相似的,穷凶极恶地淡忘中国最光荣的革命史呢?为什么中小学语文教材,要不遗余力地淡化中国革命题材的经典文章呢?
我迷惑了好多天,今天终于鬼迷心窍地发了一天高烧。我虽然吊了半天水,却坚持打着吊瓶进教室上了三节课,因为我没有忘记我今天迎接的明天是教师节。教师节一般会给每位教师一百元钱,这是我们乡村教师一年到头捞到手的唯一外快。我也是见钱眼开,脑子突然灵机一动,自然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原来我把今天是 九月九日 给忘了。在恍然大悟之后,我马上就在我的宿舍里烧了一炉香。也许从去年开始,在我对很多人、很多现实完全失望之后,在我写了祭天地文、看了龙凤呈祥之后,我就有些迷信了,我迷信的是我的母亲,也迷信我们村子里的神灵,迷信观音菩萨等等善良神灵。在我的一个不伦不类的镜框里,我也供奉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一些活着的领导人的像,还有外国人譬如华盛顿的像。为了寻求平安,我会在初一十五的时候烧香,也会在特殊节日的时候烧香。但今天我却把毛主席的祭日给忘了。也许是灵感反应,也许是别的原因,我突然记起了这个应该烧香的特殊日子。如果没有鬼使神差让我记起这个日子,我的病也许就不会好得这么快的,我也就根本不可能写成这篇文章的。
莫非这就是革命先烈永远不死的革命信念,把真理之光传到我的心田里了吗?
九月九日 ,是新中国最具有伟大纪念意义的日子,也是革命的洞穿黑暗的灵光暂时被畸形小人遮掩的日子。夏明翰是被杀了的革命者,他还有后来人的;我们现在却是死了毛主席以后,根本没有继承人的。
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要拷问自己的良心,为什么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后,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的革命理想、革命人生、革命光荣转眼间就灰飞烟灭了,或许用万马齐喑来形容也为为过的。
可能由于革命是暴动的愤切言语误导了后来人,可能也由于革命就是杀人的表面意义让喜爱望文生义的一些中国人钻了投机的空子。
悲夫!把最伟大的事业玷污成最残忍的事情,把最无耻的事情恭维成最光荣的事情。公然否定革命和肯定反革命,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悲哀。给革命抹黑,给金钱贴金,给权欲铺路,并陪葬掉爱情的花絮,必将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遭遇到最大的敌人——党内掌权的走资派。
革命是新事物革旧事物的命,是新思想革旧思想的命,是新社会革旧社会的命。五千年的中国迄今为止只有一次真正的革命,那就是中国革命,也就是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主要革新和扫荡的是传统的御用文化、染缸文化、酱缸蛆文化的命,革的是中国人身上积习难改的窝里斗、小算计、政客玩弄权术、奴才意识、守财奴、落后、愚昧、自私、落后、狭隘、中庸、不民主、不法制、不人道、不博爱、不自由、不平等等民族劣根性的命,革的是剥削者、压迫者、腐败者、害人虫等的丑恶精神与灵魂,并非只是简单意义上要剥削阶级的命;党在彻底摧毁旧制度外,对人从来都是以改造为主,即使那些罪大恶极的罪魁祸首有时候也会因为政治需要而手下留情的。当然,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革命也跟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一样,难免有一些偏激的暴力倾向,那对于凶残的敌人来说也是在所难免的。中国革命因此也就受所谓纯粹的人权派、人道派、人性派其实不过是腐儒见识的集体批判,但其划时代开创新中国、新社会、新天地、新纪元的伟大历史功绩,其开天辟地、天翻地覆、改天换地、鼎故革新的历史功勋,决不是如今扛着封建残余大旗的新中庸之道者,和扛着资产阶级极端自由化大旗的新假洋鬼子所能抹杀的。因为毛主席领导和缔造了新生中国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并给我们这个新生的民族确立强大的精神支柱。
现在,我们对待革命的态度,真是教人大失所望。目前,有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对垒性话题:一是坚持改革者说自己决不走回头路,说他们决不会回到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说他们决不会回到中国革命成功以前的蒋介石要追随美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二是反对改革者说他们要走回头路,说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去,说要重蹈覆辙地回到旧中国末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去……这两种思想激烈碰撞着,似乎是势不两立,但都跟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相违背,实际上都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背叛和破坏。
中国革命在成功以后已经进入了建设性和福利化时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革命和改革完全一体化,也就全球一体化更为重要。中国革命应该是对中国革命的继承和深化,而不是对中国革命的背离。只有继续革命,深化改革,五湖四海怀着同一个目的,发扬好的传统,改掉不好的东西,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地良性发展,科学地发展,和谐地发展,而不是所谓的官方和民间完全不一致的虚假的繁荣,则中国革命幸也,中国改革幸也。
然而,我的想象力也许是完全来自幻想。
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比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还要严重许多的。
大敌当前,必须保持革命者最清醒的头脑。
但我远远不是一个革命者,所以,我有可能将一直糊涂和迷信下去。
但我最迷信的是中国革命,我最迷信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中国革命神。
我有一个六十年纪念写上六十篇文章的雄心壮志,这是我写的第十三篇,下一篇是《改革论》,我将对革命论的一些观点再作一些必要的补充,这其实也是借鉴了一些《史记》的写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猜想,孙中山临终前说过的这句话,可能毛主席临终前也最想说,只是他也像我一样被气糊涂了,早就说不出来了的。现在网上有一些人竟然说林彪、四人帮的好话,这是我坚决反对的。因为从革命的角度来讲,他们本来就是反革命的。虽然现在有的人反革命时没有他们狡猾,但他们仍然是革命的对象,是我们的敌人。为真正的反革命地者平反的人,跟真正的否定革命者的人都一丘之貉。务必切记,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切记,切记。还有,网上有些人三代领导人也称为不革命的人,这个别有用心的打击面也确实太宽了,只会混淆视听的。党中央还是革命的,只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体制把中国害苦了,中国的好多事情的的确确都是下面的人弄坏的。如果说得明白一些,那些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人,他们都是能把过去的正人君子气死的中国人,都是能把外国的正人君子气死的中国人,更是一些能把革命烈士气活的中国人。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是豺狼,而不是老虎、狮子。当然这样说下去,我似乎又要落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古代陷阱了。但是,大敌当前,无论如何,革命同志一定要有大是大非的革命观念、革命意识、革命行动……
这篇文章就写到这里吧。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改革论
——六十年纪念之十四
今天是教师节,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教师节的这一天写有关改革论的激进文章,我还是要对改革手下留情的。
我今年四十岁,有三十一年的时间,我是同改革开放患难与共的。我的孩提时代是文革中渡过的,那七年的生活现在对于我来说是懵懂无知的。由于我出生村庄的粮食生产四十年来一直丰收,所以我从来没有过挨饿的感觉,也就是说我在文革的时候就是温饱生活水平。还有在两年的过渡时期,我患了一场严重肺结核病,也算是死里逃生的两年。而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一年里,我读了十五年书,工作了十六年,特别是三年前的十年,我经历了一般人也许倾尽一生也难以历劫的巨大灾难。我现在的积蓄只有三万元,我住的是学校的宿舍和租房。从我的经济状况来说,我在目前依然还是温饱水平,简直不知道小康生活的样子跟地主庄园和血汗工厂有什么区别。尽管如此,我仍然感恩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因为,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比较宽松的言论自由和比较开明的政治气候,我也许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对于我个人的巨大恩德,作为一个精神贵族,我的精神追求是永远高于物质利益的。还有,作为一个乡下教师,我已经为教育写出了三本专著,却于社会几无任何益处;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写了十几本书,却并没有发表多少。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意的,我在人人发财的黄金却往往是捉襟见肘。然而,我还是在屡战屡败后写出了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长篇小说,有一百五十多万字,尽管仍然不能面世,但在我却认为,我是由于靠着改革开放英明政策而做出了一些在现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也许在将来看并不微不足道的业绩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有功于改革开放的人。当然,这一切还暂时是一种假设,在我的作品还未赢得社会的认可之前,我的不自量力的猜想都是不能提到桌面上来的。
对于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我们决不仅仅理解为它只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不仅仅肯定它只在经济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空前未有的辉煌成就。除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外,我也认为改革给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我们因此摆脱了个人迷信的桎梏,并取得诸多伟大胜利,即使像我这样的一介穷书生,像我这样的一个原本平常的乡村教师,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既敢向各级领导人写万言书,也敢挑战中国当代文学而写出虽然一时难以面世却比面世了的作品更为厚重(现在只能讲数量,还不敢讲质量的)的长篇小说,这无论如何都是改革开放的功劳。我想这样的情况,无论放在以前的哪一个时代,都是难以做到的。所以,从新中国关于人、关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角度,改革的积极意义也许更加伟大的。从反对封建贞操、反对宗教禁欲,我们在人性解放、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等现代精神的突飞猛进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还有我们在五个文明的建设上,在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探索上,在综合国力上,在高科技上,在言论自由上,在以人为本上,都是有着显赫而长足的进步的。
只是在这篇改革论里,我的重点显然不在于人云亦云地大讲特讲改革的好处,因为优点和好处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不讲,也无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的。然而,作为一个改革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因为改革开放而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作为一个一开始一月只拿一百元工资而现在拿着两千元工资的乡村中学教师,我也是不能只说改革是十全十美的,更不能说改革比杨贵妃和海伦还要美,根本没有一点不美的地方。我以前上政治经济学、哲学的时候,记住了这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就是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继续理解、认识以及最诚恳的感悟之后,我觉得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恰恰就是严重背离了这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三十年来,我们一直是既彻底否定文革的,又完全肯定改革的。这种一边倒的说法,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不要说哲学家,就是深受党教育的一般人民群众,也从根本上无法理解的。从实事求是的高度,从一分为二的高度,从人无完人、事无完事的高度,我们都不能这么一刀切地、片面性地、静止地、甚至一手遮天地对待文革和改革的。
文革不是漆黑一团、十恶不赦,改革也不是光明正大、完美无瑕。否定文革中的混乱局面,否定文革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都不过分,过分的是我们在否定文革的时候,连带着把文革和文革以前的革命成分都否定了。这种人为地造成的历史断裂、精神割裂、火炬断层,在今后的较长时期里都是很难修复的。尤其是有些人对于毛主席的丑化,让毛泽东思想悄然退出指导思想的尴尬地位,以及种种对于人民感情和中国革命感情的伤害,等等,都是最不得民心的举措。
我一直认为,改革不是改掉中国革命的颜色,改革只是中国革命的继续和深化,只是对文革中不正确、错误、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加以改革,而不是一边倒地扩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脑体差别、官民差别。事实胜于雄辩,竭力狡辩是没有用处的。改革最大的失误根本不是教育,也从来就不是教育本身。作为一个中学教师,我从来都是用红色教育来教育学生的,我想,作为任何一个有良心的教师都是用爱心和真善美来教育学生的。我觉得,改革的最大失误本来就在在别的方面,有些领导人玩弄政治手段却转移话题,转移视线,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反而助长和加深了主要矛盾,这种决策和判断上的失误,给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航向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重视眼前利益、个人利益、自我感觉良好的态度,轻视教师、轻视教育、轻视学生、轻视年轻人的态度,尤其是从上到下共同轻视祖国、集体、革命和改革的态度,应该说才是改革最大的失误。
因为轻视中国革命,实际上与此同时也就在潜移默化地背叛着中国革命。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的改革却没有沿着第一步、第二步走向第三步,而是来了一个大转弯,干脆走到岔道上去了,甚至走到歧路上去了。当腐败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却显得束手无策;当国内外敌人对我们虎视眈眈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也显得手足无措;当人民的矛盾和官僚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也不知道从意识形态引起警觉。我们只是一味地拖,一味地推,一味地观望,一味地磨……我们总是沉浸在大国崛起和太平盛世的幻想曲中自我陶醉,甚至是自欺欺人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继续打算着完全肯定改革的如意算盘,对自己的眼前利益决不撒手,对人民的长远利益置之不理,企图蒙混过关。明知错了还要继续为之,死不改错,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的态度。我一直认为,我们党的最伟大之处,正在于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改革开放时代如果不能清醒地意识这一点,如果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自己有着天朝大国的傲慢,有着当代集团利益和古代主上之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正确的思想的话,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所走的只能是一条死胡同之路;我们的改革精神无论如何开拓创新,我们的开放胸怀无论如何宽大处理,都只能成为我们南辕北辙的加速器。
改革本来就是在中国是最艰难也最伟大的事业,我们却把改革看得太简单了。在改革的全过程中,保守派和激进派其实一直在斗争着。改革的阻力和压力都不是一般的政治家所能轻易战胜的。我们的改革至少从现在看来还是成功的,功绩是第一流的,但改革所孕育的巨大危机和挑战也是决不可忽视的。我们决不能背弃原则性很强的东西,我们决不能惟美国政府的利益和眼色行事,我们也不能没有是非观念地用非道义的观点鼓动人们不择手段地敛聚财富,我们决不能靠着损害国家利益来满足和稳定少数人荒淫无耻的享乐生活。还有,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再不解决,改革将会在所谓的盲人摸象和摸着石头过河中一直走向万丈深渊的。即使再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旗帜和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旗帜一定要高举的;即使再先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能丢的;即使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人民至上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原则、人民民主专政原则都是不能抛弃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富人点头哈腰而对人民群众吹胡子瞪眼睛的。离开了人民的支持,背离了人心所向,只为少数人服务,即使再美其名曰是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大局,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我的改革论的结论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步骤等都是正确、光荣、英明和伟大的;但其对于人民英雄和腐败分子的立场、观点、态度、情感和方法等是不正确的、不光荣的、不英明的和不伟大的,甚至是庸俗的、倒退的、落后的、失控的和反动的。从改革的角度看,改革是成功的;从革命的角度看,改革是失控的。这就是改革的成功与失误,也就是在改革中一直伴随着辉煌与丑恶、机遇与挑战、伟大与渺小、光明前景与暗礁险滩并存的深层原因。我们在解放生产力上可以大刀阔斧,但在对人民的感情伤害上决不能大刀阔斧的。
毛主席的革命精神和邓小平的改革精神,其实在最后都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违背了初衷,都是在三十年之后同样地陷入到了近似崩溃的边缘。革命因为疯狂而走向了无政府主义,改革因为疯狂而走向了拜金狂和守财奴哲学必将固步自封,代之而起将的不是日新月异的改革精神,而是日益狭隘的极端偏激的贪婪和自私。历史曾经给予了我们一次光复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原初光荣精神的千载难逢的难得机遇,却最终跟我们失之交臂地擦肩而过了。那就是我们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几乎是全体中国人一起表现的多难兴邦、患难与共的生生不息的伟大的民族自救精神。那一次,我们本能地、集体地释放了六十年新中国最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为了两千万灾民,为了川陕甘,我们全国同悲,万众一心,全力以赴。然而,对这场伟大精神的延续,我们却是见好就收,很快就转移方向,似乎心怀鬼胎地嘎然而止了。其时,当我们万众一心的时候,不光在我的心里,就是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大家都感同身受地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或者错觉,那就是党和国家将在北京奥运会以后严惩腐败分子,尤其是必将严查全国各地的教学危楼的隐患问题,而且会一查到底,决不手软,更不心软的。然而,但是,人民的善良愿望又一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全部落空了。一旦如火如荼的灾难过去了,一旦保持了暂时的稳定大局的新局面,所有的改革失误仍然按部就班、照本宣科、四平八稳地可持续增长。积少成多、积重难返的腐败之路,仍然像洪水猛兽一样势不可挡地向前奔涌而去,被天灾人祸复活、激活的全民族的爱国热情便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最终黯然失色地悄然退去,又回到了三十年一以贯之的各顾各的麻木不仁里。民众又一次接受了巨大的愚弄与欺骗,政府也因此失去了民心所向,政治危机由此全面埋伏。即使是后来的神舟飞天也不能冲淡婴儿毒奶粉事件对中国人民心灵的巨大伤害,人民在每每遭受戏弄之后的失望情绪便不言而喻了。因为只顾眼前,因为不能高瞻远瞩,因此像多难兴邦之类的提法,其实跟临时抱佛脚的黑白猫论、先富论一样,其实只不过是最圆滑世故的治国家的口头禅罢了,那其实是不能作为治国谋略加以推广的,否则,就是“纵做鬼,也幸福”的中国特色式的天灾人祸了。必须明确,像中国最庸俗世故的增广贤文式的俗语、口头禅都不能拿来治理现代化国家的,就像我们作为现代人竟然要千方百计地实现国学复兴一样,真是可笑极了。
有些人可能想不通,改革让农民不交“皇粮”了,让农村孩子不交学费就能白念九年书,可是,在如此巨大地得实惠、占便宜之下,农民为什么跟下岗工人一样对现在的社会同样是怨声载道呢?在这里,我告诉不识民风的执政者,因为像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人,在这三、五年以来,平均月工资都要长一二百元呢,一年下来,也要多上两三千元呢。而给农民免掉的农业税,在我们这里一户人家最多也就是二、三百元,二、三百元连一次感冒病都看不好的。所以,这点小恩小惠是并不能达到收买民心的作用的。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农民也不再是傻子的智商,他们知道六十年的新中国是如何地亏待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有些人说下岗工人生活最困难,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仍然认为农民一直处在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们六十年来生活变化的平均值是最低最小的,除了靠着老天爷平安就是福外,依然只是填饱肚肠的他们实在没有什么过多的感激之处的。
还有工人,尤其是下岗工人,他们更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害者。下岗妇女和进城的农家女沦为卖淫女的普遍现象,让我一想起来就不由得出离愤怒了。
群丑淫为首。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腐败的中国官员做出了最后的疯狂,他们在最后的晚餐中把犹大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无论中国官员道德败坏、人格沦丧的强奸幼女案,还是激起全国民愤的邓玉娇案,还是贪污受贿达十亿元的巨鲸贪官案,都让光明正大的党和国家的形象蒙羞,都让曾经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新一届领导人的形象大跌眼镜。现在的大小头头怎么就比过去皇帝般的独夫民贼还要荒淫无耻呢?他们穷凶极恶地强奸数个幼女,与当年的日本鬼子何异?他们拥有多达一百四十余个的情妇,又与古代中最丧心病狂的富贵泼天极尽淫欲的海陵王和严世蕃等人有何区别?中国官员贪财好色的罪恶活动,无耻之尤,罄竹难书,他们真是把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的脸面丢尽了。面对此情此景,此仇此恨,此耻此辱,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我不禁要问,难道说只有发展到那些被奸污的幼女、反抗的邓玉娇、不反抗的情妇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女儿或者亲人的时候,难道说只有发展到了那些巨额的国家财产是我们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挺身而出地面对国民党的手枪,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宁肯倒下去也不愿屈服吗?对于越改越腐的腐败问题,我们再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猜想,如果真的发展到了“全民皆官、全民皆商、全民皆淫、全民皆贪、全民皆害”的“特别是、尤其是”的末期,我们就真的将要亡党亡国了。
众美爱当先。我们爱的是党、国家、人民、劳动、科学、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而不是爱钱、爱官、爱色。如果不爱党、国家和人民,只爱钱、官、色,改革就真的要大变颜色了。说“走资派”还是轻的,说是“腐朽国、堕落党、兽性人”的“倒退派”也不为过的。之所以造成这种让我们羞于启齿的被动局面,其实跟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改革时代的人都有责任的。就像我们决不能把文革的责任全推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那样,我们也不能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改革中共同犯下的错误开脱到某一个人身上或者少数人身上去的。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犯了经济头脑极端白热化发烧的毛病,才共同铸就了今天全民腐败的大错特错的。我曾经说过,即使最腐败的家伙,也决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腐化堕落到腐败透顶的目的地。所以,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一定要刹住所谓的继续腐败下去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这股几乎全民认可的歪风邪气。正是这股真正的逆流,才把与中国革命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用心险恶地改错到底了。
我们决不能做那种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不管别人的死活的人。改革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我们的所谓聪明人都靠着只顾自己眼前利益的小聪明,把工人和农民拖进了贫穷的第三世界,而把自己挤进了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把一个曾经真正的人人平等的国家,变成了目前等级分化极端严重的自私自利的国家。
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改革不能改错的,改革只能改好的,这是改革的基本底线。
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跟裸体做官的人一样,既改掉了自己西装革履的衣服,又开放了自己最卑劣的本性,只配跟外国禽兽和中国畜生同流合污了。
这两年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世界经济危机告诫我们一味地走美国式的中国特色之路是行不通的,就像我们当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那样;国内各种矛盾、问题、冲突的集中凸显和全面聚焦,也让我们被胜利冲昏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因为我们仍然面临着生死考验,改革仍然没有让中国摆脱中华民族依旧处在最危险的时候的危机期。我们还没有找到和建设好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成熟起来,再也不盲目发展了;我们要的不是停留在嘴上的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我们要的不是在心里喝血的发展和剥削的发展。我们绝不能死不认错,死不改悔。我们一定要励精图治,改过自新。
极左的共产风和极右的金钱观都不利于新中国的发展。把改革和革命紧密联系起来,也决不是什么消极的“中间路线”或者“中庸之道”,而是当今世界和现实中国较量搏弈的必然选择。走群众路线,心忧天下,与民同乐,把中国的改革进行到底,改旧而不改新,改坏而不改好,力争上游,永葆先进,才是人民中国要走的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我们大家都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我真诚地希望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像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重要的会议,能够成为回归民心、扭转时局的关键。假如能够实现这一点,那么,新中国就有救了,改革开放就有救了,胡锦涛同志能够跟毛泽东、邓小平相提并论的第三个伟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也就可以确立了。我真的对胡锦涛总书记抱有这样的期望,这也许还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期望。我们一定要相信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们将拭目以待!
改革是伟大的,改革是一定要胜利的,这是我们树立的最大的信心。中国的改革之路一定比中国革命之路还要伟大,我对改革的赞美比对革命的赞美还要发自内心的。试想,如果不是生活在改革时代,我会写出如此直面改革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文章吗?如果在文革中,像这样激进的网站会存在下去吗?显然不会的。惟其如此,我们的正确态度就是,一切为了改革,为了改革一切,改革为了一切。为了改革的今天和明天,为了改革的现在和将来,我的终极结论是:多难未必兴邦,腐败绝对误国,信心贵于黄金,金钱不是万能,革命改革一体,人民中国万岁。
如果再写下去,我的义无反顾,我义不容辞,我义正词严,我义愤填膺,都将有可能让人说出更加可怕的逆耳之言。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为了给那些一条路走到黑的进退两难的人留面子下台阶,我还是说最后一句话吧:我们都扪心自问吧,我们好自为之吧,我们都知错就改吧,我们都勇于担当责任吧。正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指点江山常革命。粪土当今三交易,誓与改革共存亡。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日
开放论
——六十年纪念之十五
对外开放是与闭关锁国相对而言的。闭关锁国的目的在于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别人他国的长处,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理想效果。
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先进理念、先进思想、先进经验,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在这个越来越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同世界割裂开来而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将变得越来越广泛。作为对外开放的两个基本准则便是,一个是必须坚持平等的国际交往原则,另一个就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原则。
要首先明确新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不是在这三十年里才横空出世的,新中国其实在它还没有诞生之前就已经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了,不过,它更强调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由于受到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开放程度是有限的。倘若说新中国的前三十天是闭关锁国,便是完全没有尊重历史事实的无知表现。如果没有新中国前三十年奠定的对外开放的良好基础,新中国后三十年的对外开放将无从做起的。必须让全国人民明白这一点,才能给丑化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不动摇分子以最致命的一击。我们应该这么说,后三十年对外开放的伟大成就还不如前三十年的大。推而广之,后三十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比建国以来的前三十年高出多少的。或者说,前三十年的开国奠基作用有着更加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的。未来的历史所要浓墨重彩地书写的是有具有奠基意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当代人津津乐道的自吹自擂的各取所需的历史舆论。所以,我们作为当代人,不要总以为我们什么都好于前人,正犹如后人视我们一样,他们也许同样抓住我们的失误并以错误的会诊方式而把我们给彻底否定了的。
实话实说,我们的对外开放决策同样是英明和伟大的,但我们对外开放落实态度,也就是我们对外国和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是不英明、不伟大的,甚至说是落后和反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健康良好的对外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开放的根本目的是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是长处没有学习多少,却把人家的坏处全都学下来了。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精神和行动,我们学不来;美国人的民主精神和自由真谛,我们学不来;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不服输的民族精神,我们学不来;法国人像伏尔泰、左拉、萨特一样坚持真理的精神和行动,我们学不来;德国、英国的一些好东西,我们也学不来的。但是,我们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把资本主义的尔虞我诈,把外国的投机倒把,把外国的性解放,把外国的拜金主义,把外国的个人主义,把外国月亮的不圆,把外国苍蝇的嗡嗡叫,等等,全都学下了。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两句话最形象化地揭示出对外开放的负面效应。外国的有钱人会变成慈善家,中国的有钱男人除了变成坏人外,从来都不会想着要去做慈善家的;中国的女人靠着变坏有钱以后,也只会更加爱慕虚荣、贪图享受的,她们只知道堕落精神,根本不屑去做慈善家的。
有许多人曾经被打倒的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参与了对外开放。他们去外国留学,想着的不是学成以后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而是恨不得脱胎换骨立即变成彻头彻尾的美国人。有些中国女人为了出国,甚至恨不得嫁给外国人,哪怕是老头,甚至黑人老头,她们都勇于和乐于献身的。因为她们盲目乐观地崇洋媚外,哪怕是不好的东西,哪怕是会给自己带来致命伤的毒品,包括性病,她们也敢于搏取猎获的。这种态度作为个体而言,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角度讲,也许还不算是最坏的事情,或者说不过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如果没有原则、主见,没有是非标准,连借鉴都没有,全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拿来为我所用,那问题就大了。我们在接受了那么多外国思潮后,仍然没有创造出傲示世界的先进文学和先进哲学,却催生出了被世界嘲笑的垃圾文学和洋奴哲学;我们在僵化地照抄照搬了那么多的西方现代制度后,却不能建国适合中国国情和道路的体制,反而把自己弄得千疮百孔,入不敷出,也实在太不像话了。我们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购买美国国债将被牢牢地套住的严峻考验,都让我们无法回避我们在对外开放上的重大失误的。
我们不光要在物质、制度的开放上保持警惕,我们更要在精神的开放上保持高度的警觉。
国家是不能什么都无所顾忌地开放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做人上是决不能什么都要开放的。
人与人的交往,是友谊第一,没有第二的。如果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用利用和被利用、占有和被占有、愚弄和被愚弄、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等不正常交往的对立关系十分生硬地嫁接起来,那么,人与人之间只能走向暂时的联欢变态和伤心之后的绝对冷漠的。一个人的对外开放,如果没有极高的自制、自律原则,他所犯的就决不仅仅是生活作风上的错误,而是一种只把自己当作人而不把别人当作人的态度,进而贪婪地勃发占有欲,终究要走上玩世不恭、玩物丧志、玩火自焚的不归路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完全地出卖肉体、灵魂,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做女人的,一味地投怀送抱;做男人的,一味地贪大求全。这种嫖客娼妓式的疯狂开放,带给整个社会的危害便是笑贫不笑娼,最终是上帝发怒,一群混蛋,彻底完蛋。美国的性解放、性开放对现代中国的危害,也许在短期内是很难消除的。
人生真正的骄傲,并不是占有多少财产或者男人和女人的数量。国家的骄傲,也并不是靠着跟多少个国家同流合污,互相欺诈,以获得财大气粗核心利益或者表面威风的。
无论国家的开放,还是个人的开放,都要有着光明磊落的胸襟,襟怀坦白,分清是非,分清敌我,有理有节有利,而不是浑水摸鱼,不是乱交滥交。
对于开放,我真的是门外汉,我至今没有摸过除了母亲、妻子、女儿之外的第三个女人的手,我至今不知道鱼翅、燕窝、人参、鱿鱼的样子与滋味,我至今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出过几趟省“边”,沿海发达地方几乎没有光顾过,国门就更不曾走出过了……还有,我甚至从来也没有同任何一个外国人说过一句话的,因此,在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前提下,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特殊际遇,就使得这篇开放论可能算是我写得最为逊色的一篇了。在写作过程中,行文的不畅通,思维的滞后,我也是能够感觉到的。为了多少增加文章的说服力,我还是把一些伟大的外交家的经验在下面罗列一些吧: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是一些至今受用的农产品,他绝没有想着要把西域的美女带回来让汉武帝尽情享受。
孝文帝推行汉化改制,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也把糟粕学下了,全然丢掉了游牧民族胡服骑射的长处。
玄奘到印度是取经单取经,其它均置若罔闻;完全不像现在官员出国考察,主要目的是去看泰国的人妖。
郑和下西洋,只显示出了中国腐朽的一面,竟然没有发现外国的长处。
日本无论大化革新还是明智维新,都把最好的发展经济的东西学了下来,而精神方面的好东西似乎一点也没有学下来。
跟鲁迅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清朝留学生,他们成天在跳舞,吸大烟,只有鲁迅思考如何改造国民的劣根性。
按柏杨的说法,丑陋的中国人与不丑陋的外国人交往真是丑态百出。
李鸿章出的洋相不少,却死硬地坚持是为了表现对中国悠久历史的自豪感。
周周总理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的大国总理形象,值得当代一些唯唯喏喏的中国领导人好好地学一学。
中国目前在世界上完全没有必要充胖子扮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永远不可能跟美国平起平坐,尤其是我们被美国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我们的韬光养晦思维也要有所转变,因为我们能够独立自主地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在全世界都萎靡不振的时候,小小的朝鲜居然连连大出风头,我想那决不是什么色厉内荏的表现。他们藐视敌人的法宝,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一种视一切反动派为纸老虎的战略气魄。一个国家必须保持一个国家应有的精神风貌,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骨气和立场,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坚持不变的原则和信仰,一个国家必须理性地对外开放,才能走向振兴和强大。
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无损于我们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也不能会阻碍我们对外开放的法律、法制建设;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会造成我们对外开放的被动局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更不会给对外开放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是有条件、有原则的,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事实上,像政协太开放了,就成了藏污纳垢之地,我最近看到热比娅居然也曾是政协委员的材料后,真的很震惊的。还有,党如果太开放了,就不像党员了,就把太多太多的坏东西收进去了。人民代表大会太开放,人民代表的水分就大了。人民民主太开放了,就要伤害人民而保护敌人了。
搁置争议,无原则地折中、调和,是最愚蠢的开放立场和态度。
一厢情愿的投怀送抱,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外交结局,各类近似买美国国债被套牢终究血本无归的开放搞活,是无耻之尤和无能之极的表现。
总之,我们要开放,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强大,而不是为了投降,把我们变成依附他国的寄生虫和洋奴才。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一日
主流论
——六十年纪念之十六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君不见古代中国,从来都多明哲保身之徒,而少独立支持的参天大树,更没有代代不同的远见卓识的“主见”思想。
秦始皇灭六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可是六国却没有一个是主动“投降”者,不像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可以促使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城。
古代中国的主流似乎是“集权和统一”,局部的“集权和统一”也是画地为牢乐于坚守的。
屈原的爱国在卖国的楚国全民投降派面前,显然是非主流,而是独木难支。
司马迁、王安石等也遭遇了同样的被主流社会所吞噬的历史悲剧。
今天,我们的主流是什么呢?
显然,今天的主流社会是改革开放,今天的主流意识是为改革开放呐喊助威、推波助澜。
以上几句话,还是十几天以前写的。因为感冒引起了颈椎性眩晕,这十多天来我没有再写什么的。我这个人比较迷信的,大概是以前受到的刺激太深了的缘故,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有病,就让曾经是惊弓之鸟的我认为,这也许是上苍对我的某种眷顾,启示我不要太任性地写下去了。当一开始打算写这组六十年华诞纪念文章的时,我曾想着一口气写出六十篇红色情结的愤慨文字的。十多天过去了,我几乎是大病一场,我的这种善良愿望便几近夭折了。除了这个冥冥安排的唯心史观因素外,我其实也在观察着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公告,想从中窥探一下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真实动静,以给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定一个合乎主流的基调。这一等,就让十多天的时间白白地耽搁了。而距离国庆节也只有十天的时间,作为一个总在写作的积习中若有所思的人,对于祖国的六十华诞,我觉得话还未说完,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又打起精神坐在电脑前,书写一些为有的人深恶痛疾、为有的人不屑一顾、为二三子叫几声好的文字了。
下面,我还是接着探讨我的“主流论”。
是的,今天的社会主流是什么呢?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流,无疑是改革开放人人胸怀世界、个个开拓创新的大环境。无论任何一个人,都要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中一显身手,做一个不落伍于时代的弄潮儿的。其实,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别无选择地为改革开放做出应有尽有的贡献的。一个人如果把自己游离于改革开放之处,他其实是没有出路的。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和常识。只是,我要强调说明的是,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其实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就是真改革开放,也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开放;一种就是假改革,即就是为了个人、小地方、小集团利益的改革开放。无可隐讳的是,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渐渐积重难返的是,真改革开放的主流位置已经被假改革开放的迷魂阵所取代,很有些鸠占鹊巢的况味。当事实确凿地证明,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而是极少数的先富者时,我们就应该对于所谓的主流意识、主流媒体、主流社会表明应有的怀疑态度,并且口诛笔伐并付诸行动地声讨了。
当一个社会只是在为达官贵人歌功颂德而不再为民请命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只企图争取富贵阶层的谅解而对人民的根本利益置若罔闻时,当这种扭曲民心、国格、党魂的主流意识深入政权的骨髓、深入官员的肌体的时候,绝对的冷漠必将导致绝对的仇恨,而势不可挡的群体事件也就必然地成为影响党和国家形象与命运的导火线。
中国媒体的造假之风堪称世界一绝。当老百姓不再相信报纸、电视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所谓喉舌的作用。当识破了所谓的贴近群众、贴近基层只不过是愚弄百姓纵容坏人的遮羞布后,谁还能对所谓的主流思维信以为真。不要说那些根本不把人民利益放在眼里的人物的声音,譬如“替党说话者”,譬如“人民算个屁”,譬如“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譬如“上访者都有神经病”,譬如“房价越高中国经济越发展”,等等都会严重地伤害人民的感情,即就是所谓的真正代表党和国家的声音,譬如“权为民所用,官为民做主”之类的主流思想,由于像替天行道一样假大空的缘故,也渐渐地会被人民看清其中的假改革者的真面目的。他们其实旧时代的爪牙、鹰犬、帮凶、狗腿子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我的新御用文人在这个假专家、假大师、假学者、假改革开放工作者甚嚣尘上的时代,更在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当他们控制了党和国家的话语霸权后,当他们肆无忌惮地丑化革命领袖和美化卖国求荣者的时候,当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也就是弱势群体在背后骂党骂娘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变成一盘散沙了。在党和国家没有了灵魂之后,军队就成了只会吓唬本国老百姓的饭桶、软蛋,成了视侵略者为虎的怕死鬼;人民也就成了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盲流,成为难以践行主人翁精神的“愚民”。正是所谓的主流媒体、主流意识极尽狡猾之能事地对于新中国党魂、民魂、国魂的全面叛变,才让金钱这个魔鬼与市场这个魔王联手横行霸道起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基本路线,但却不能因此让唯利是图的思想主宰一个国家的官员的灵魂,更不能因此让金钱至上的思想主导一个国家民众的价值取舍。当表面光荣和实质腐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剧根源时,无论什么样的繁荣都无法掩盖一个行将堕落时代最疯狂的大危机预兆。也正是因为主流社会、主流人物、主流媒体、主流意识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才使得道德滑坡、信仰迷失、精神崩溃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玩弄文字游戏、玩弄阴谋诡计、玩弄丑恶人生,构成了主流精英们既道貌岸然又丑陋不堪的人生哲学。
诚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没有想着要把一个健康向上的新中国发展成目前腐败之极的中国的。但是,新中国之所以成了今天这个谁都头疼的腐败成风的国家,尽管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言行所导致的,却无疑是所谓的主流媒体这个歪嘴的和尚把经念歪了,其假传圣旨蛊惑人心的罪责实难逃脱。因为,中国媒体对于新中国精神的阉割可以说是体无完肤的,他们对于革命的丑化,对于金钱的崇拜,对于权力和金钱的迷恋与贪婪程度,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毛泽东的声音早就淡出了中国的主流媒体,鲁迅的声音正悄然地退出中国的主流意识。当我们这个民族被卖国的、反动的声音完全笼罩的时候,当我们的后代对曾国藩、李鸿章、慈禧、蒋介石、周作人、张爱玲、汪精卫等满含深情,而对鲁迅、闻一多、赵树理、郭沫若等不屑一顾的时候,我还能说什么呢?新中国还能说什么呢?正是代表主流的精英们让今天的中国颠倒黑白、不分是非、认敌作友、坑害人民的。
即使在今天,即使在隆重纪念六十年华诞的时候,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仍然在羞羞答答地谈论着新中国的成就,而且还有着以改革开放的成就掩盖新中国的成就的重大嫌疑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丑化光荣的过去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特务勾当。蓄意制造谣言的人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的说法绝对地被主流媒体所认同,有些人还可能因为阴谋得逞而甚为得意的。他们其实得意地为时过早了。当我后来读到美国登上月球看到了中国的长城原来是假消息,读到联合国并没有给周恩来逝世降半旗才是真实时,我就不知道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什么是真的了。尤其是当主流媒体大肆宣扬被美、日、韩、越南、菲律宾、印尼觊觎包围的中国是太平盛世、是五千年未有世界第一的“特别尤其”时期时,我们的所有主流人物就都是跳梁小丑或者幕后黑丑了,他们跟取悦主子的东方朔式的人物,或者秦桧、王氏式的东窗人物差不多的。
当主流媒体打着爱国的旗帜造假时,我们也许并不愤怒。然而,当主流媒体打着卖国的旗帜造真时,我们显然要出离愤怒了。
当然,要改变这种喧宾夺主、小人反上的现状,还需要我们的新文化建设的继续革命。如果是依靠着国学,我们只能更加谎话连篇的。古代中国人只会为“今上”说话,接受新文化教育的中国人是不能只为“今天的时局”识时务者为俊杰地光说好话的。“言论自由”虽然不为时代所欢迎,但它绝对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虽然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和权利。”假如,我们的国家有着这样的主流意识,而不是一边倒地掩盖和吹捧什么,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要少走弯路的,更不会走进继续腐败下去一定亡党亡国的死胡同的。我觉得,至少在腐败的问题上,我们走走回头路还是应该的。如果在腐败的问题上,依旧高唱决不走回头路的主流意识和主旋律,我们将只能是见了棺材才落泪,后悔莫及,连亡羊补牢的机会也没有的。无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埋怨,无论歪嘴和尚念歪经的埋怨,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大局论
——六十年纪念之十七
新中国在遭受到帝国主义严重封锁的年代,中国政府压倒一切的头号任务是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当时,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表现出了空前绝后的战天斗地的英雄壮举,他们写出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集体主义的英雄颂歌。
今天改革开放的头号任务是却是无论如何都要稳定局势维持现状,好像大敌当前的不是侵略者,而是天天想着造反的人,于是乎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改革开放的大局仅仅是保持现状得过且过的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在二十年前,就像紧箍咒似,开始没完没了似的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上不断地敲响着。
虽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和平表现和特征,可是,不稳定的因素在这两年来却格外地增多起来。
难道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我们,果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我们总是在不稳定的时候提稳定,在不和谐的时候的提和谐,在不作为的时候提作为,仿佛只要大张旗鼓地提一提,我们就稳定了、和谐了、作为了?反过来讲,我们在折腾的时候提不折腾,在腐败的时候提不腐败,在西化的时候不西化,仿佛只要这样故弄玄虚地提一提,我们就不折腾、不腐败、不西化了。其实不然,我们的自相矛盾和掩耳盗铃,只会让我们自己吞下自掘坟墓的苦果,那是货真价实的自欺欺人,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跌入穷途末路的深渊死无葬身之地。
既然三十年如一日口口声声稳定压倒一切,那么,为什么会让不稳定的因素一直存在下来,并日积月累到尖锐化的无可收拾的地步呢?
而且,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我们又让最广大的人民损失了何等巨大的根本利益呀?我们为什么对敌人要搁置争议让其步步为营终于引狼入室不知如何应对,却偏偏对人民不搁置争议,要他们决不能争论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呢?
在在强势单方下岗的时候,在强势单方变卖国企的时候,由于稳定压倒一切,工人让步了,下岗了;国企变成了私有财产,破产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下岗工人颠沛流离……
在征购土地的时候,在开发房地产的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农民失地了,地王出现了,房价越长越高,老板的私欲得到了膨胀,拆迁户受到了莫大的欺骗,老百姓住不起房子了……
在高校扩招的时候,在学校高收费的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学生上不起学了,高校发横财了,教育改革走入了误区,老百姓除了怨声载道,除了背后骂党骂娘发牢骚,只有认可稳定压倒一切的浩大声势,那是从孔夫子开始就建设成的中华民族稳定秩序的思维习惯……
在反腐败的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只治标,不治本,只抓典型,不能一查到底。于是乎,越反越腐,越腐越败,终于到了得过且过的不可收拾的地步,恰似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为了所谓的稳定大局,我们不知错失良机多少次了?
想当年,为了反腐败,青年学生抛头颅、洒热血,却被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一棍子打死异端的强权政治沉冤千古,反倒让真正的“腐败派”逍遥法外,长年累月,便是敌强我弱,寡不敌众,最终酿成了今天腐败势头的严重失控。
想当年,为了知识经济,贫穷家庭倾家荡产供给大学生,却被学校商品交易的当权者坐收渔人得利,终于发展到了上不起学的地步。
想当年,为了住房,工人农民忍辱负重,却被官商勾结者成了暴发户,巧取豪夺,牟取暴利,坐享其成,反让广大人民终于发展了买不起房的地步,沦为房奴,比寄人篱下还难捱的。
想当年,为了改革,工人农民一让再让,下岗的下岗,打工的打工,最终发展成了改革开放的牺牲品,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欲哭无泪,只须远望着还不烧身的火山口苦笑……
相反,在稳定大局的幌子下,叛变革命的私有化道路却在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进行着。
黑猫在稳定大局的包庇下公然成了社会的表率,白猫在稳定大局的包庇下搔首弄姿公然卖淫嫖娼,攻城掠地,成为挥霍一时的先富者。
自私自利者在稳定大局的大旗下畅通无阻,正所谓:有钱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卖淫嫖娼者在稳定大局的操纵下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流人物,吃香喝辣,八面玲珑。
卖国求荣者稳定大局的安排下公然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反成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全社会的表率。
个人主义稳定地复古着。
官本位稳定地复辟着。
各种丑恶交易稳定地开张着。
各种黑暗勾当稳定地运作着。
各种叛变丑行稳定地公演着。
各种出卖活动稳定地张扬着。
只要党和国家昏昏然走向灭亡的大局还存在着,就无论什么样的恶作剧都将要变本加厉地上演下去,如果遇上一个昏君似的元首,便只有彻底完蛋了。
执政者的大局意识和老百姓的大局意识往往是适得其反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看《封神演义》时,我们感触最深的,不是纣王有多坏,最可悲的是纣王不会听话,坏人说坏话,纣王一听就灵;好人说好话,纣王却怎么也听不进去。譬如费仲、尤浑、妲己的坏话,在纣王听来句句是真理;而商容、比干、梅鉴、闻仲等的好话忠言,在纣王听来不过是逆耳之言,根本听不进去的,而且每每还会表现出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派头,非把后者置之死地不可而后大大快活一场的。难道说纣王不知道大局是什么吗?他自然知道的,他的大局是维护商周现状,让他的享乐生活一直继续下去;他也知道忠臣是为他好,奸臣是对他不好,可是,他虽然能够分辨忠奸,但是是他无法分辨好坏,尤其小人奸臣的挑拨离间下,他是只顾眼前利益,只顾眼前的吃喝玩乐。为了眼前利益和眼前的吃喝玩乐,他才不管将来的死活的,正所谓是:只要生前为所欲为,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在纣王之流看来,只要生前的享乐大局不倒,死后就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似乎也是很值得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样的一切以享乐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所有的亡 国之 君才不管死活地要继续荒淫无耻下去的。同样的道理,腐败现象也是在一切以享受为中心的人生观指导下,才会破罐子破摔地腐败到底的。
对于那些借着改革开放的稳定大局而醉生梦死的家伙,我们也要像对待亡 国之 君一样地看穿他们彻底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动本质的。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不可饶恕的恶行,是借着改革开放的稳定大局公然施行的?
为了所谓的稳定大局,我们就可以置国家的周边安全问题而悍然不顾吗?
为了所谓的稳定大局,我们就可以听任美国对我们制裁吗?
为了所谓的稳定大局,我们就可以听任腐败分子继续大挖特挖社会主义墙脚吗?
为了所谓的稳定大局,我们就可以听任贪官、奸商们强奸中国人民的善良民意吗?
大局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大局不是只让先富者高高在上,不许人民群众稍有不满情绪。古人都知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局,现在的人自然也知道官逼民反、据理力争、逼上梁山、不顾一切捍卫红色江山的大局。
不错,我们应该有大局意识。但是,我们不要所谓腐败在利于发展经济的大局,不要所谓没有道德就没有竞争机制的大局,不要所谓的钱奴化、特权化、洋奴化、贵族化、官员化、小资化、市场化、西方化、美国化、全球化等冠冕堂皇的大局。
我们只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局,只要的是谁与人民为敌人民就把他彻底打倒的大局。我们的大局是人民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马列毛指导的中国……无论什么样的改革开放,都应该以不改变这个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中国大局为原则。如果改变了,新中国就不是新中国了。
改革开放同样有真假大局的。真大局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人民中国的基本立场,假大局就是借着改革开放的大局走着真正的回头路,回到他们尊重的蒋介石时代去,被美国的洋枪洋炮真正地武装占领继续下来,把枪口对准千百年一直受压迫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局。这个告别古代迎接未来的正在付诸实施的现当代为人民服务的新中国大局,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都要坚决捍卫的,哪怕再一次牺牲两千万革命烈士,我们也要坚决捍卫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不折腾论
——六十年纪念之十八
面对暗流明涌将如火山一般暴发的反改革思潮,胡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不折腾”论断。
当不折腾论开始像和谐论一样在中国舆论界成为炙手可热的时髦词语的时候,我却首先想到的是《白鹿原》中的一个谶语“看你折腾到何时”。最初读小说的时候,我也没有读懂小说的创作意图;最近看了一些网友对该小说的微词后,我也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是的,《白鹿原》根本写作立场其实是美化国民党而丑化共产党的,尤其是作者对共产党喜欢窝里斗“折腾”的盖棺论定还是很显而易见的。
当改革者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称为“折腾史”或者“动乱史”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摇旗呐喊着跟在一起加以彻底否定的。我们否定的不仅仅是文革,对文革我们是在口头上和行动上共同否定的,而对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虽然没有在口头上否定,却在行动上已经完全否定了。纵观改革滋生和所有的重大问题,都显然不是我们继续新中国精神的恶果。卖淫嫖娼以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资改派以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反革命以前是有的,现在却变成了卖国求荣的改革者了;修正主义以前是有的,现在变成了身先士卒的改革急先锋了……
仔细思索,不难发现,以前确实有着不断折腾的重大嫌疑的。前三十年的人显然没有先见之明的,他们的瞎折腾自然就成为后三十年精英们的笑柄了。试想,当初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在后三十年的人们看来,纯粹是瞎胡闹、瞎指挥、瞎折腾。早知道三十年后妓女盛行,当初就不该改造妓女的;早知道三十年后私有化盛行,当初就不该斗私批修的;早知道三十年后唯利是图,当初就不该大公无私的;早知道三十年后差距更加悬殊,当初就不该消灭差别的;早知道三十年后人民失宠,当初就不该鼓吹人民万岁的……
前三十年我们如数家珍的瞎折腾似乎确实太多了。早知道三十年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就不该瞎折腾着制造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岛胰素、杂交水稻的;早知道三十年后我们要向美国、日本、台湾、韩国等学习,当初我们就不该打蒋抗美而远离发达国家的。早知道三十年后我们要韬光养晦,当初我们就不该打美国、打苏联、打印度、打越南的;早知道三十年后我们只知道腐败、享受、自私自利,当初我们就不该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我们改革开放前的党史除了被一口咬定的瞎折腾外,还能干什么呢?
说得再明确一些。党的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的历史是不是折腾史呢?现在苏联取代了俄罗斯,已经宣告苏联的历史是折腾史。好在我们的国家还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只是如果真的因为腐败问题而走到亡国亡党的那一步,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史,跟二十八年的建国卫国史一样,又何尝不是折腾史呢?如果我们曾经赤化的国家变成了金黄如美国色的西化国家,那么,两个二十八年都要变成毫无意义的折腾史的。顺着当今中国最大的官腔、官话思路继续想下去,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早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在三十年后会如此深得人心,我们当初又何必赶英超美地超越资本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呢?早知道我们将来仍然要走蒋介石的亲美靠美之路,我们又何必与苏联为伍呢?早知道牺牲了两千万烈士的新中国还能饿死三千万人,并且还被改革开放把烈士精神践踏得无处容身,我们又何必付出那么惨重的血的代价呢?一会儿打国民党,一会儿打日本,一会儿又打国民党,一会儿又打美国,一会儿又要跟美国建交,那不是瞎折腾,又是什么呢?一会儿左、在会儿右、一会儿社,一会儿资,一会儿买,一会儿卖,难道说不是瞎折腾吗?
我们把丑话再往前里说一说。试想,两千年的封建史是不是瞎折腾的历史呢?你方唱罢我登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为了三宫六院,为了三妻四妾,富人没完没了地折腾;为了乌纱帽,为了算计,千年官员人人自危,伴君如伴虎;千年中华文明人心惟危,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折腾,根本没有几个人静下心来搞发明创造。大家除了算计外,除了玩弄权术外,除了没完没了的斗争外,除了纷至沓来的明争暗斗外,除了永无休止的瞎折腾外,我们的国家一以贯之地又给人类做出了什么最伟大的贡献呢?就是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也没有一脉相承地发扬光大,而是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偶尔发明后便停滞不前了。然而,我们窝里斗的瞎折腾历史却一直发展到了今天,而且成了所谓的最窝囊废的酱蛆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
改革开放固然没有在姓资姓社的关键问题上折腾,却在改企改制上瞎折腾;没有在原则和立场的问题上折腾,却在安富尊荣上瞎折腾。
下面,我再历数一下没有瞎折腾的改革开放中特别突出尤其怪诞的瞎折腾现象。
我们对于国父毛泽东形象的损害,已经折腾了三十年多年,按照一如既往的势头,也许还要发展下去的。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人损害华盛顿形象,但中国政府允许中国人损害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当攻击和歪曲毛泽东私生活的刊物、图片、影像泛滥成灾的时候,我们的党和政府听之任之;当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行动日益猖獗的时候,我们的党和政府听之任之。对毛泽东光辉形象的损害和诬蔑,是当代中国最卖国的丑恶行径。我原以为《炎黄春秋》是一本历史读物,主要是介绍古代中国的历史名人的。后来才知道是专门丑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的,主笔者不光丧心病狂地拔高一些侏儒,还班门弄斧地耍笔杆子竭力丑化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党史,但那其实都是无损于毛主席的伟大的;他们的画蛇添足的伎俩,只会更加暴露他们的丑恶嘴脸。譬如在伟人身上戏说莫须有轶闻,譬如在伟人的著作权上做指鹿为马的文章,其实是黔驴技穷只增笑耳的表现。他们的穷折腾、瞎折腾决没有好下场的。
在教育上、在中学语文教材、在中学历史教材上的瞎折腾更是无比阴险。像褒国贬共上的瞎折腾,贬毛贬鲁上的瞎折腾,贬十七年作家上的瞎折腾,以及无限吹捧眼前利益和实用主义上的瞎折腾,都让人很寒心的。当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伸向了我们的下一代时,我们竟然面对将触及灵魂深处的毒害却是无能为力,也真是太可怕了。想想学生越来越重的书包,想想越来越多的特长班,想想奥数热、状元热,想想没完没了的应试折腾,想想真真假假的素质折腾,想想层出不穷的证件折腾,想想找工作无着落的折腾,想想狼和羊之间骗与被骗的折腾,我们的学生怎一个“累”字了得?
城管对小摊小贩的折腾时时让人想起董超、薛霸对林冲的折腾,乡政府假借国策的名义对有些农民的折腾,恰似当年的鬼子进村丧尽天良;外行领导对内行的折腾,就像是古代太监对忠臣良将的折腾,泯灭人性;城市街道年年、天天换花样维修的折腾,就像为搏得美人千金一笑前大撕绸缎的献媚,丧心病狂。凡是折腾,均未有穷期的。
在反对简画字复古繁体字上的瞎折腾,在医改上的瞎折腾,在房改上的瞎折腾,在弄虚作假审计表的上的瞎折腾,真是黑云压城,不见天日……在行其道的瞎折腾,在改革开放时代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但一般而言,我们说改革开放不折腾,我们只说文革及以前折腾,只说人民对改革稍有不满便是瞎折腾,不说精英祸国殃民是瞎折腾。这种悖谬的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的。
GDP对中国的折腾,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折腾,美国国债对中国的折腾,文山会海对中国的折腾,假冒伪劣对中国的折腾,腐化堕落对中国的折腾,都是罄竹难书。最能折腾的是中国所谓的经济专家和学者,还有那些身体作家,他们就像是嫖娼者藏污纳垢的下体那样,恨不能折腾到世界末日、中国末日。
我们还在修改宪法、党章上的瞎折腾,还在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的瞎折腾的。所有的群体事件全都无不来源于瞎折腾的恶果,所有的腐败现象会都无不来源于瞎折腾的报应。我们自己说我们不折腾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折腾,实际上,我们是只允许统治阶级的意志瞎折腾而不允许人民的善良愿望瞎折腾,长此以往,只会把社会主义中国瞎折腾到众叛亲离的地步,瞎折腾到亡党亡国的地步。
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国情?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主旋律?什么是人民利益?什么是民生?什么是以人为本?什么叫落到实处?什么叫旗帜鲜明?什么叫大局?什么叫国本?既然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都像是变来变去的变色龙一样叫人难以适应,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能不分黑白地走着瞧,各行各业各阶层急于求成、盲目乐观地瞎折腾也就在所难逸了。究竟谁在不遗余力地瞎折腾新中国?我想对这个问题,群众的眼睛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毕竟还是雪亮的。
我的不折腾论的观点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在折腾前加一个“瞎”字。至于穷于应付反改革思潮而提出和鼓吹不折腾论的人,他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他们也不过是把“不”字变成了“瞎”字,如同盲人摸象,如同瞎指挥,如同瞎马走悬崖,要多危险有多危险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发展论
——六十年纪念之十九
新中国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点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正如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诗人天才一样,任何人对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连外国人都要竖起大拇指加以空前称赞的。
这几年,综合国力这个词儿好像不大提了,似乎也在无言地声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提高多少中国的综合国力,想想南海危机,也真是的。如果诚然是并非三个有利于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究竟都被挪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资料,想必也是有着一定的说服力的: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这是所谓的中国专家伪科学发展观的高见。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这是所谓的中国精英伪科学发展观的高见。
“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据报载,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公车支出一年3000亿元的惊人的数字: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人民币,占财政收入的13%,全国13亿人年均负担230多元公费出国考察一年。”这是中国当权人物大发展的杰作。
“卖淫嫖娼行为铺天盖地而来,站街女,洗浴女,按摩女,小蜜,二奶,N奶,情人,三十年来资改派累计创造了将近3000万妓女,2000万小蜜二奶,1000万地下情人,300万妓男……”这是中国时尚人物大发展的杰作。
“截止2006年3月,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其分布在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是高干子弟,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这些不到三千人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相当于中国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有资料称中国0.4%的人,掌握了中国70%的财富而超过了美国。中国城乡收入差别已达3.33:1,行业工资差比已达11:1(其中垄断因素占1/3),这也是世界第一。”这是中国腐败人物大发展的杰作。
“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同样的中国腐败人物大发展的杰作。
“南京的一个贪官查贵今有十三个老婆,号称‘金陵十三钗’。有的贪官性伙伴竟达百人之多……”这还是中国腐败人物大发展的杰作。
色字头上一把刀,不是自杀就是他杀。权钱色交易是市场中国的最大特色,市场化权钱色交易的最后结局就是毫无人性的失控所导致的毁灭性的惩罚。可怜的中国,就这样地要被狼心狗肺的败家子折腾完了。
……
看到以上颇有代表性的种类发展数据,我不知道二、三代领导人看了有何感受?但我知道党的一代领导人看了以后,他们一定会羞愧而死的。尤其是毛主席,特别是毛主席,他会为这些“尤其是、特别是”的发展“成就”怒发冲冠的。
最近几天,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这么一则短信:“新华社最新消息: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处于五十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三天内废除和台湾的关系,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下令炸毁靖国神社,声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赔偿中国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以北三百万平方公里属于中国。蒙古向联合国递交声明:蒙中历来是一个国家。马英九表示一切听大陆安排,申请到文史馆当巡视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主席指示办。24小时内县级以上贪官退缴赃款980亿元;私营企业主主动改制归公;129万二奶主动控诉贪官罪行;2500万三陪女一夜从良;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60%。十三亿中国人再次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个毛泽东。
让我们还是从这个红色幽默带给我们的悲欣交集的巨大欢笑中回到苍白的现实里来,继续思索这个有关发展的沉重话题吧。
三十年来,中国真的发展了。尤其是、特别是中国的广大城市、城镇,确实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里确实可以用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来形容的。城市建筑,城里人的风貌,城里人的现代化享受,高级轿车,豪宅,楼堂馆所,灯红酒绿的场所,红男绿女,证券,股市,外汇,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当然,还有着下面绕不过去的巨大发展的:海疆告急、民族分争、假品泛滥、国资流失、经济危机、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群发事件、黄、赌、毒、盗、黑、腐、贪等都发展到了险象环生、摇摇欲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地步。
三十年的改革果真让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了。这也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可是,我们也不能据此就否定前三十年的发展。如果前三十年没有划时代的大发展,后三十年的发展又从何而来?这就像是没有父辈的艰辛创业,哪有儿女的纳凉享福一样,都是十分浅显的道理。新中国前三十的奠基之功,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难以望其项背的。尤其是两弹一星和杂交水稻等的功勋,后三十年连其中与之相媲美的任何一项都没有的。如今,全世界都在改革开放,也许除了新中国之外,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都没有把自己拥有的这三十年,自吹自擂地标榜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历史是由后人书写的,正确的评价也是需要后人盖棺论定的。自高自大、自封第一、自欺欺人都是最为历史所鄙弃的垢病。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的是信心,而不是无原则地吹牛皮,或者别有用心地颠倒是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大多数人并没有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只有极少数人在穷凶极恶地享受着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的党和国家到底在什么发展上出了巨大的问题?
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嬗变中,我们能够从中窥见一些让我们欢欣鼓舞的迹象来。应该说,科学发展观对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武断,既有继承也有否定的。或者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见解,跟邓小平的许多理论一样,也有着经不住推敲的地方,有着根本不能与时俱进的疑点。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其中也包含着可以让一些少数人无耻地先富起来的暗示;不管黑猫白猫,为有钱就是爷的古代时尚论的复活提供了理论依据;摸着石头过河,便永远梦不见、达不到科学发展观所应尽有的高瞻远瞩的正确战略思维的。不错,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其还有着更多的潜台词的,其一,是以前不发展,只有现在才是发展的;其二,什么都要发展的,好的坏的都要发展的,不要说私营企业,似乎就是黑社会也要发展的。后来种类事与愿违的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条霸王硬上弓的发展理论,它在催生伟大效益的同时,也因为惟GDP是问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少数人的发展其实是古以有之的事情,并不值得特别炫耀的。只有所有的工人、农民都拥有了像美国人一样的国民待遇,那才是值得我们炫耀的。如今只有少数中国人拥有了近似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那还是值得我们炫耀的资本。假如那也值得炫耀,秦始皇、唐太宗、唐熙、乾隆都要比共产党骄傲多了。
面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但愿科学发展观能够指引我们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真正地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创世纪精神所开创人道主义而实现资本主义真正蓬蓬勃勃发展的新局面,但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也应该复兴的是新中国的开国精神和革命精神,并真正达到蓬蓬勃勃地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的根本目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复兴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
改革开放是不主张走回头路的,我也是不主张走回头路的。那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主张,是不是有着走回头路的重大嫌疑呢?追问下去,改革开放到底要“复兴”什么呢?我对复兴问题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
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是深得人心的。
毛主席提出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口号,更是深得人心的。
而现在我们莫名其妙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真不知究竟是何居心?我想,大概除了我之外,无疑还有许多其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复兴”所包含的意思,无外乎“复古、光复、再兴、兴盛”之类的意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表面意思便是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曾经有过“万古衣冠拜冕旒”的强盛时代,譬如说秦汉唐明时期的征服匈奴、日本遣唐使、郑和下西洋等兴盛景象。我想,作为一个稍微有点现代意识的政党和国家,是绝对不会复兴古代社会的荣光的吧。然而,看到一些遗老遗少复兴所谓的国学的热情劲儿,看到一些贪官污吏复兴纳妾嫖妓的热闹场面,看到一些守财奴对古董旧货的热衷态度,我还是觉得有一部分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是怀有着复兴古代中国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制度重新兴盛派头的执着眷顾心理的。只是作为具有共产主义修养的现代人,如果不是在复兴旧中国最丑恶最独裁的家天下理想的话,那么,他们又想要复兴什么呢?
改革开放显然是决不会“复兴”毛泽东时代的光荣的。想当初,毛主席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想当初毛主席让每一个工人、农民都扬眉吐气过……想当初,中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创造了天翻地覆的人间奇迹,那是让全世界叹为观止的人间奇迹。当时,不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在看着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笑话,就是台湾的蒋光头同样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地看着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笑话,但他们的如意算完全打算了,他们的老道法宝完全失算了。后来反倒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所谓的精英们,给毛主席和共产党制造的笑话太多了,是他们让死去的蒋介石,以及活着的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外国佬和中国的洋奴才们,把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笑话看美了。究竟是谁在无以复加地丑化着毛主席和共产党,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的心里都很清楚的,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卖国贼,他们出卖的国家是社会主义中国。只要是出卖社会主义中国利益的人,不管他身居何位,他都会被未来的历史和人民审判为卖国贼的。
改革开放既然不会复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时代”的光荣,那么,又会不会复兴蒋介石的光荣呢?这一点手头证据不足,我不敢妄说的。只是最近我看到有些电视剧的中“蒋介石”,他在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居然不时表现出“末路英雄”力图东山再起的百折不挠的英雄形象来,而且“他”总是深刻反思后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总结经验教训,励精图治,复兴党国。”美化“蒋介石”形象的台词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联系起来,就让我很不舒服的。世道变得让人不认识了,难道说共产党人之间没有“共性”,在“久别胜新婚”的精诚合作后,国共间的“共性”反倒大大的有了?真弄不明白,那究竟源自爱情的力量,还是金钱的魔力?
是啊,究竟是复兴,还是将兴抑或振兴?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如果是复兴,我们该复兴中国的国骂呢?国粹呢?是复兴女人的小脚、河东狮吼呢,还是复兴男人的大男子主义、小辫子、鸦片烟枪呢?是复兴臭婆娘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呢,还是复兴臭男人臭不可闻的坏心眼、坏心术、坏心计、坏心肠呢?是复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黜百独儒呢,还是复兴唐太宗的欺男霸女、宋太祖的斧烛凿影呢?是复兴康乾盛世呢,还是复兴开元盛世呢?是复兴八股文、文字狱呢,还是复兴宋明理学呢?是复兴孔圣人呢,还是复兴释儒道呢?是复兴三百多个皇帝伟业呢,还是复兴三皇五帝的莫须有呢?
如果是复兴,总不该复兴近百年的耻辱史吧?总不该让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重新在未来的中国死灰复燃地兴盛起来吧?总不该让百年魔鬼第二次舞蹁跹吧?总不该让那些卖国贼重新耀武扬威吧?总不该再现制台见洋人、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围城、腐蚀吧?
如果是复兴,总不该让返祖归宗的繁体字、甲骨文代替已经约定俗成的简画字吧?总不该回到《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去吧,总不该回到《水浒传》中李师师的瓦肆勾栏去吧,总不该回到《三国演义》中的铜雀楼去吧,总不该回到《金瓶梅》中的欢乐销魂之地去吧?
如果是复兴,总不该继续在《四书五经》里咬文嚼字吧,总不该再写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辉煌吧,总不该回到《霓裳羽衣曲》、《后庭花》之类的靡靡之音里去吧,总不该回到八卦、丹炉、春药、中医、京剧、太监等构成的中华奇绝,以及英国的绅士、法国的香水、美国的霸道、俄罗斯的傻瓜、日本的伎女等西洋景和东洋景里去吧,总不该再沉浸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官尊民卑、劳心劳力、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之类的历史桎梏中去吧?
放眼古代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炫耀,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复兴?我们古代有过高于西方人的民主和自由,还是有过高于西方人的平等和博爱?我们有的只是专制,有的只是算计,有的只是愚弄百姓,有的只是自欺欺人,有的只是重复建设,有的只是原地踏步,有的只是成王败寇,有的只是世态炎凉,有的只是处心积虑……
既然彻底否定了文革,如果又没有复兴文革前的十七年辉煌甚至包括建党以来四十五年的光荣梦想和优良传统的话,那么,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我觉得还是改为“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或者“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富强梦想”更准确一些。而“复兴”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让人很脸红的事,说得更刻薄一些,“复兴”过去的梦想的只属于想要复辟的人。复辟的人就是修正主义者,而修正主义一词已经被人为排除在了当代字典之外,请问,我们到底想复兴什么呢?无论带着复仇的仇恨去复古,还是带着复杂的心境去复辟,都不是改革开放时代应该有的政治立场。我们必须放眼世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的雄心壮志仍然是,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旧世界。中国革命开创了新世界,中国改革也要开创新世界、新局面。
复兴盯着过去,振兴面向将来。名不正,则言不顺。革命不是信口开河,改革也不是信口开合。作为一个正确的治国纲领和口号,必须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其无懈可击后才有教化全国人民的必要。否则,草莽土霸王仓促上阵的短视行径就真的将要贻笑千古了。
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滑稽、最落后的一个政治名词便是“复兴”,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落后的一个口号了。中国历史已经选择社会主义,我们就决不能复兴国学,决不能复兴旧中国。如果非要复兴的话,我们要复兴的只能是新中国的荣光。也许只有复兴新中国的荣耀,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并开创未来中国兴旺发达、兴旺繁荣的新局面的。
如果把“复兴”改为“振兴”或者“将兴”倒是很不错的。如果纯粹是把“振兴、将兴”误说成了“复兴”,那足见中国高层智囊团的水平是多么地低劣呀!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和谐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一
近几年来,“和谐”可以说是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简直到了和谐中国无处不在的地步。正如同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一样,我们现在是言必称和谐,什么和谐校园、和谐教育、和谐文化、和谐家园、和谐城市、和谐国家、和谐安全、和谐家庭、和谐民族、和谐改革、和谐开放、和谐赵村、和谐赵县、和谐赵市、和谐赵省、和谐中国……处处夸口的“和谐”就像钦差大臣满天飞一样,如今在中国的报刊上、电视上、书籍上雪花片似升腾,满天地间比比皆是。给人的错觉就是,仿佛只要书本上、口头上格外地强调和谐而事实上不和谐的潜在力量已经掀起吞天巨浪,中国就真正地和谐了,那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于和谐中国,我当然是举双手赞成,并全身心地欢呼和礼赞的。和谐的画面是优美的,和谐的风景是优美的,和谐的美女是优美的,和谐的政治是优美的,和谐的经济是优美的,和谐的文化是优美的。何谓和谐,即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的恰到好处,具有所谓的中庸之道之美,既没有过犹不及的缺陷,也没有美中不足的遗憾,那里有的桃源中人的理想乐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骗,没有差别,没有侵略的威胁,没有战争的隐患,没有不和谐的一切。和谐中国,那简直是比共产主义中国还要美好的理想境界,那其实是我们要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主义的新中国。
然而,妄想从古代中国寻找和谐的正确含义,也不过缘木求鱼的幻想。孔夫子的和谐观,便是认可既定命运绝对维持现状秩序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便是人伦的天然秩序神圣不可侵犯,便是钦定的社会结构的牢不可破,便是剥削有理的等级制度,便是高低贵贱和男尊女卑的命运安排下贫穷受苦富贵享福的中国传统的代代相传,便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便是满脸的温俭恭良让整个骨子里却是吃人哲学……
想要从资本主义世界里寻找和谐的基因,更是痴心妄想,因为马克思就说过,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充满着肮脏的东西。同样,马克思还说过,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后,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马克思的这两句话,对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也并不过时的。譬如美国说尽了为全球人服务的甜言蜜语的好语,却又不择手段地祸害着全世界人民,到处发动战争,到处经济制裁,到处掠夺,到处欺骗,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把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和行径完全暴露无遗。其实,用马克思的这两句话评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时代也是八九不离十的。我们的这个时代所有的肮脏交易和丑恶现象无不跟资本有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际关系也都蒙上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阴影。我们在一切向钱看的指导下书写了无数的人间罪恶,我们在厚钱薄情地发展着我们全部的人际关系,经济上明算账,赌场上无父子,淫床上无兄弟;我们让贪官污吏耀武扬威、骄奢淫逸、骄横跋扈,我们让黄、黑、赌、假、恶、丑,黑社会泛滥成灾,根本毫无诚信可言;我们让城乡差别、贫富差别、脑体差别一日千里,我们让官贪民卑,我们让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卖国主义、腐败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一切与党性原则、人民利益、国家情感相背离的各种反动落后的主义空前盛行……我们虽然在嘴上提倡着和谐,其实我们是处处不和谐,处处不像话……
这两年的不和谐事件逐渐升级。原来还不过多是频发的矿难,虽然多出于人为,但也有天灾,随着事过境迁,随着不断地重复,习以为常的人们在愤怒之后也就变得麻木了。明明知道还会有矿难的,但没有人奔走相告着防患于未然的。明明知道前面有危险,也没有人去未雨绸缪的。然而,集中凸现如同火山般暴发的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又一次表明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民族,表明中国人并不是一群麻木不仁的人。因为极端的不和谐,被逼上梁山的人们也会联合起来反抗所谓和谐中国的那些社会阴暗部分中极不和谐的阴暗面,像石首事件、瓮安事件、通钢事件,还有黄汉杰、邓玉娇等的人反抗,都对建设真正的和谐中国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和榜样示范力量。和谐中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和谐中国只会在斗争和革命中得来。
要建设和谐中国,就要必然地破坏当今中国不和谐的社会秩序。
当今中国最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呢?
一是新三座大山。住房难、看病难和上学难,是当今中国的弱势群体面临着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尽管有的人能够住上总统套房,尽管有的人可以去美国看病,尽管有的人可以一帆风顺地上完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然而,对于广大贫穷的中国人民的子弟而言,他们在面对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创业难时的种种无奈、失望、愤怒和苦难,还是很让人揪心的。这三座大山,连同复辟的封建残余、资本交易、和平演变等旧三座大山一起兴妖作怪,将把与小康生活无缘的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二是干群关系的蜕变。现在的干群关系,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鱼水关系,而是新官民关系,是狼和羊的关系,是官贪民贱的关系。估计位居高层党中央的领导可能还没有意识这一点,他们可能真的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们可能真的是把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村级干部想象得太好了。实际上,现在基层干部,简直不能用一个“坏”字形容的,他们真的坏得了不得的。最近,有这么几则小新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是有个教育局长在调任之前连夜调动了几百名教师,二是一个教育局长因为当面调戏一个女教师,被拒绝后竟然让校长停了女教师的课,这样的事情在基层政权其实每天都发生着。我身边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一个县长在他离任之前就曾经调动了好几百个教师,有一个区委书记的女儿曾跟一个军人的妻子发生了口角,区委书记动了雷霆之怒,竟然马不停蹄地让公安局长立即把那个军人的妻子抓进了拘留所,不料那个军人竟然是团职干部,有更大靠山和背景,骤然间使此事惊动了省委,才没有制造更大的冤假错案的。假如那个被强抓强拘的女人不是军团干部的妻子,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她也许就会被陷害而死的。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有一个姓裴的科级干部犯事了,因为牵涉到更大的官,他被抓进拘留所的当夜就死了,传言说是谋害,是杀替罪羊灭口草菅人命草草了案……
三是无论网友,还是普通老百姓,最怨声载道的无疑是当今中国“挂羊头,卖狗肉”的现状,即嘴上说的是一套,背后做的是另一套;文件上讲的是社会主义,行动上却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乱套。这显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不和谐,人人心知肚明,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曾经思索过:共产党不像共产党,党员不像党员,人民教师不像人民教师,人民干部不像人民干部,人民警察不像人民警察,人民医生不像人民医生,人民不像人民,家长不像家长,学生不像学生,青年不像青年,老人不像老人,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公仆不像公仆……整个社会就不和谐了。教育上的不和谐,文化上的不和谐,政治上的不和谐,军事上的不和谐,经济上的不和谐,生活上的不和谐,交往上的不和谐,都促使中国人在人情世故上演着许多难以启齿的荒唐事件,像让我们曾经很寒心的徐力弑母、马加爵屠戮同学等;像作家乞跪、身体写作等;像法美英支持达赖、热比娅等;像南岛被困、中朝尴尬等;像美国反轮胎案、力拓案,像屠杀婴幼儿、奸淫幼女等,都让我们这个自称和谐的小康社会,不要说老百姓不承认,就是上帝也不承认,可以只有先富者和领导者才承认的。
和谐果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不和谐也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当“禽兽”成为教师、医生、警察、领导等前面的定语的时候,当“女”字前面的定语是妓、超、快、干、骚等限定和侮辱的时候,当母亲不像母亲、父亲不像父亲、爱人不像爱人、儿女不像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是最不和谐的社会。无论我们嘴上说得多好,只要我们的中国到处都有的肮脏的罪恶的交易和行动,只要我们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我们就不是和谐中国。
有一次,我曾经逛旧书滩,一个摆地摊的下岗工人就指天骂地地发牢骚道:“现在的社会在喝人血,将来的社会也许要吃人肉馒头的。还和谐社会呢?和谐个屁!”下岗工人的文字素养并不低,他也知道谐音双关的修辞格的。他把和谐理解成了喝血,也真是对我们这个和谐社会的最大讽刺。
一个靠民脂民膏欺世盗名的社会肯定是不和谐的,一个对富有者卑躬屈膝的社会肯定是不和谐的。
我们确实渴望真正和谐的中国社会,只因为如今的中国社会千真万确是不和谐的。中国怎样才能和谐呢?我以为,就是无条件地继承和发扬全世界的优秀成果和新中国的优良传统,真正地改革开放,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真正地消除假恶丑,真正地摒弃剥削思想和剥削制度……此外,别无选择。
我们决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也不能嘴上一套行动上另一套的。
但愿我们今天的和谐行动和努力,是能够经受住任何的历史考验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荣辱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二
我一直觉得,胡总书记要比他以前的领导人有着更为务实的领导作风,有着超越前人的主见和思想的,他并没有按部就班照本宣科邓小平理论,而是做到了创新和发展。我的理由是,他没有一味地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没有一味地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中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他没有一味地不分青红皂白,不管黑猫白猫,不分美丑是非,不讲道德理想,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核心价值体系”。而且,又由于胡总书记对于改革开放失误的及时校正,便出现了千古未有的深入民心的壮举,譬如取消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给予农民医保政策、给予下岗工人低保政策等,都在一定程度遏制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然而,他的这种蜻蜓点水和浅尝辄止的校正,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改革开放长久以来所积累的巨大问题,他的和谐社会的期望,他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他的荣辱观的贯彻,还只是停留在口头和书面上,而在行动上推波助澜的依旧是整个社会的腐败风气席卷一切。更由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浓厚的自欺欺人、自私自利的活人哲学从中作祟,等等,都不能让总书记的三大创新亮点发出应有尽有的万丈光芒。尤其所谓的荣辱观,更是适得其反地愈演愈烈地发展到了让人难以理喻的讽刺势头上去,那就是:所有的“荣”都被大家彻底地抛弃了,所有的“辱”都被人人无耻之尤地竞相效仿着。
有人十分愤慨地说:这是一个利令智昏、利欲熏心的时代,这是一个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时代,这是一个寡廉鲜耻、道德败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腐化堕落、死不改悔的时代。排比句无疑有着排山倒海的愤怒,其意旨说的就是笑贫不笑娼、爱辱不爱荣,说的就是重利轻义、好色少情,说的就是喜新厌旧、敬富贱穷。仿佛大局诚然是已经如此昏昏然,即令胡总书记要想改变现状,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有的人甚至说,即使毛主席复活了,也对这个精神世界极端丑恶的社会同样是无可奈何的。
我们面对正的是一个虽然有着鲜明的荣辱观,却在事实上是一个没有任何荣辱与共意识的时代。卖国者披着爱国的外衣大言不惭地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腐败分子披着公仆的外衣说:“我是替党说话,人民算个屁。”好色者披着纯洁而博爱的外衣说:“我喜欢女人,说明我尊重妇女,我和他们的鱼水关系说明我能够跟群众打成一片……”贪污受贿者披着改革的外衣说:“收钱不办事是腐败,我收钱办事是有良心的……”中国特色的事情,中国诡计的事态,中国算计的事体,总让一些不谙中国世故的外国人目瞪口呆。尤其是所谓的两点论、折衷论、调和论,更是混乱了荣辱观念,让整个社会变得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不分青红皂白、混淆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美丑、不分良莠。当妓女没有任何羞耻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时候,当贪官没有任何恐惧感不以为过反以为功的时候,当禽兽人物疯狂寻欢作乐不以为非反以为是的时候,当不安分守己、不尽职尽责的混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时候,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耻辱的,早就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标准了。作为所谓的社会表率是如此,作为一般的人民群众,在整个社会的是非标准混乱不堪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随波逐流地同流合污了。
当革命可耻、反革命光荣的时候,当贫穷可耻、赚钱光荣的时候,当大家集体同情刘文采、周扒皮而鄙视冷落刘文学、雷锋的时候,当姓资光荣、姓社可耻的时候,当投机光荣、受苦可耻的时候,我们即使再把光荣说得天花乱坠,再把耻辱说得遗臭万年,我们那早就被铜臭熏得势利之至的丑恶的人性啊,却特别清楚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对于仅有百年的人生而言,微言大义是毫无用处的,唯一有用处的便是所谓的见钱眼开的眼前利益。除了特色中国外,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把钱这个脏东西、丑东西、恶东西、坏东西摆到高于国旗、国徽、国体之上的甚至超越宗教地位的神龛上的。这三十年里,中国人对于金钱的崇拜,不光超越了所有的中国历史,甚至奴颜婢膝地超越了上下五千年的世界历史。在剔除了阶级的虚伪后,在蜕变了无产阶级的先进后,便把对于金钱的狼图腾崇拜发掘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国家上纲上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性文件,也将普通人对金钱的崇拜推波助澜地发展到利令智昏迷信之至的地步,全民皆商,全民皆盗,进而达到了势不可挡地将要摧毁社会主义巍峨大厦的趋势。无论孔雀东南飞,还是大江东去,都让曾经心底无私的红海洋变成了今天浊流滚滚、浊浪排空的黄海洋、蓝海洋、黑海洋。为了多多益善地占有金钱、权力、女色,为了满足寻求刺激的无穷无尽的欲望享受,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们上演了人间五光十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食色性也,酒色财气;拜金主义,享受第一”之类的人间荒诞剧。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那么,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心怀地花天酒地的日子,至少也要积聚上一百年的时间的。既然如此,那么在急于求成地攫取财富后就一掷千金、挥霍一空地及时行乐吧,最好就像奴隶主一样地享受人生吧,像皇帝、国王、地主一样享受人生吧,像资产阶级一样地享受人生吧:房子占有得越多越多,女人占有得越多越好,公款占有得越多越好,名誉占有得越多越好……用共产党唯物论者的观点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生命也是最宝贵的,倘要对得起只有一生的最宝贵的生命,只有贪婪地剥削占有和穷奢极欲地享受人生,哪怕是穷凶极恶地挥霍一空,哪怕是玩火自焚享受了一次古代皇帝才能享受到的一条龙服务,也要比一无所有地牺牲而成为烈士强上十万八千里、好上十万八千倍的。就这样,每一个适逢其时踌躇满志的人都在小圈子里得意洋洋风光无比地生活着,每一个所谓的当官的都想象着要在小圈子里建立一把手威风凛凛的伟业,在小圈子里理所当然为所欲为地当禽兽校长、禽兽县长、禽兽省长,在小圈子称王称霸当土皇帝大过一把广养二奶三奶四小蜜五情妇六娼妓全方位一条龙服务的先富至尊才能享受到的美过活神仙的“瘾”……中国社会集体荣辱感的丧失,中国复辟的官员们也就是背叛了人民公仆精神的所谓的各级各类的领导们,要承担最大的责任的。因为大多数官员过惯了以羞耻为荣、以光荣为辱的混世魔王称霸一方称心如意的日子,而且都发迹了二、三十年,所以胡总书记的区区一个号召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大家都在犯法,因为大家都是无耻者,我是流氓我怕谁,黑社会、旧社会、外来狼、内奸贼的战鼓早就把新中国祸害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了。是啊,面对人降大难和天降大任,不要说是总书记,就是上帝,就是孙大圣,又能把中国特色的坏蛋们怎么样呢?朝廷的奸臣地里草,永年永世锄不了,现在虽然有了杀草剂,虽然有了加强反腐倡廉的党建决定,但是,草和奸臣的力量总在貌似和平的伪盛世时代是最强大的;又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缘故,他们还会反咬一口,恶人先告状,借用昏庸皇权的力量,反面把忠臣良将一网打尽的。更何况,我们的这三十年,正像是被一些权威人士和一些歌星吹捧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春天,整天都被春风吹拂着,吃香的野草就长得更加茂盛了,吃香和腐败分子就横行霸道得更加不可一世了。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爱美之心是大大地有的,集中表现为爱美国和爱美人,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连美国的坏东西、坏人坏事也爱,连美人放的臭屁和裹足不前的裹脚布也爱,就有些违背天性和人性了。但我们根本没有羞耻之心,那就是出奇地违背天性和人性了。我们的见死不救,我们的一致举手通过,我们的集体共同当落水狗,我们的同心同德的看客意识,我们群起而攻之的帮凶嘴脸,我们一哄而起的窝里斗,我们捍卫既得利益一棍子打死异端,我们集体沉默当老好人……都是我们寡廉鲜耻的表现。当然,我们有过一时的光荣,譬如六十年来,我们就有两弹一星精神,有抗洪精神,有抗非典、抗震救灾精神,但是,那些精神不会一直保持下去的,在时过境迁之后,就会变得虚无缥缈起来,根本缺少必要的延续性的。如若不然,那么,如果我们一直是高举着两弹一星精神的奋发图强的中国人,说不定我们在这三十年里早就把航空母舰造出来了,早就登上月球了,早就跟美国一个军事水平和经济实力了。但我们什么也没有的。如果我们真正把抗洪、抗震、抗非典的精神延续下来,我们早就取得了反腐倡廉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依然只顾眼前利益,除了在遭遇亡国灭种的重大危机关头迫不得已地显示出视死如归的光荣精神外,我们在别的时候一直是以耻为荣的一盘散沙。
古人说:知耻者勇。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倾吐为耻,我们总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知耻呢。那就是反对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保持 鲁迅 先生的清醒,传承革命的火炬,继承和发扬人类的优秀文明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而不是复兴封建糟粕、资本糟粕。
我们真的不能邯郸学步的,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态度和心肠上。
要想实现八荣八耻的伟大战争的胜利,我们也许还打败八国联军打一场八年抗日战争的,还要再打一场二十八革命、二十八年建设的伟大战役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矛盾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三
世界充满着矛盾,人生充满着矛盾。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不人云亦云的人,更是面临超越常人的数不清的矛盾,他的苦乐,他的孤独与寂寞,他的欢欣与痛苦,他的现实与理想,他的生活与事业,也许都交织在比爱情还要纠缠不清、比亲情还要纠葛难解的焦头烂额里。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不人云亦云的人,面对社会上不合理的一切,他必须去思考,去反抗,明明知道自己没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却也不自量力、缺乏自知之明地挺身而出,铤而走险,甚至把自己弄得孤立无援,有时候,甚至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尽管如此,在庸俗的现实和崇高的理想中苦苦挣扎的人,他们总会在矛盾的人世间书写出独一无二的独领风骚的历史来。
鲁迅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是剥削阶级的逆子贰臣,却领着剥削阶级的薪水生活,人在曹营心在汉地为无产阶级孺子牛作韧的战斗。他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几乎当时整个文化界的人都不理解他,但是,他的文章,他的思想是不矛盾的,那就是至始至终对人民的爱,对剥削阶级的恨。鲁迅对于旧世界的批判,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针针见血,入骨三分的,这甚至让他在死后几十年里,仍然被那些具有国民劣根性的人们心怀不满,耿耿于怀地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极尽恶毒地诋毁。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虽然刺耳碍眼,但却形象地揭露了当代的丧家的乏走狗们的嚣张气焰。
毛泽东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一生做了无数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老人家在临终的时候,却说他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蒋,二是文革。他没有说他打日本,没有说他分土地,没有说他推翻三座大山,没有说他打美国,没有说他气壮山河的论文与诗词……他格外地强调他用心良苦的文革的重要性,那种重要性不要说在他生前很少有人理解,就是在他死后的三十年里,也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理解的。也许再过三十年后,如果新中国果真如老人家所言已经完全变了颜色的话,那么,全世界人民都会放马后炮地理解他那良药苦口的良苦用心的。中国人民将永远也理解不了的是,有些人揪住文革的辫子,几乎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没完没了的恶作剧。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一般的活人哲学,一个人只要把眼前利益的位子和名誉保全,就不应该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干将有可能否定自己的傻事的。毛主席的晚年似乎也应该像现在领导人那样小心谨慎地保持现状,保持既有光荣而不搞像文革继续革命那样的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的,可是他偏要那样做,哪怕把全世界和全中国的坏蛋都得罪光,他也要那样做。“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彻底革命的正确态度上,毛主席其实从来都不矛盾的。
邓小平更是一个很矛盾的人。邓小平并没有标新立异地开创自己的理论,他至死都在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世界上,在中国,邓小平都是对毛主席评价最高的人。他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他都把革命和改革并重,这是他矛盾的地方;他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时刻想着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是他矛盾的焦点;他在交班的时候,既想坚持民主,又不惜牺牲民主,这也是他矛盾的地方。然而,他的不矛盾,就在于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他分田到户的初衷是正确的,他作为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本色是不会变化的,所以,他虽然没有对腐败分子动真格的,但他对于人民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与毛主席相比,他当然最缺乏的是高瞻远瞩的预见性,他虽然能够感觉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不知道如何反腐败,因为反腐败的办法毛主席早就有了,如果按照主席的指示反腐败,他又担心改革要走回头路的。他的这种矛盾和犹豫不决,就把他的接班人们害苦了,因为大家都同样很矛盾的:倘要反腐败,就要走回头路;倘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所以,也只能就是反反停停地越反越腐了,这可能是中国当今最大的矛盾焦点了。
我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我爱革命,我也改革。我虽然希望改革比革命完美和完善,却又因为倾向于革命的理想性而多说失误改革的坏话。我爱毛主席,也爱邓小平,却因为毛主席圣洁而光辉灿烂的人格魅力而对邓小平每每也有怨言。我歌颂改革,也歌颂革命,但又因为革命既定光荣而对尚待观望的改革免不了言词激烈。我应该讨好地方当权派以提高自己的生活待遇,但我曲高和寡却无法接近他们,更不要说同流合污了;我应该保持一贯歌功颂德的腔调讴歌主旋律和时代精神,可是,我忍不住要时不时地去怀旧的。就这样,我在我生存的小地方弄得四面楚歌,而我又在外面的世界没有属于自己的大有作为的天地,所以,我充其量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我的矛盾,来源于一个失败文人的生不逢时。我虽然自称是一个文人,却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坛阵地并没有发表多少文章;我虽然是一个失败的文人,却又老想着为生民立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儿;我虽然无官一身轻,却又耐不得寂寞,又常常说一些疯疯颠颠的话,写一些又酸又臭很不时尚的极其辛辣讽刺的文章。哪怕没有读者,哪怕没有市场,哪怕没有生的未来,我却抱着死有将来的态度勤奋地写作着。但我有一点是不矛盾的,我虽然幻想着有意外之财帮我买上一套安身立命的房子,但我对有钱人和钱的态度却是并不矛盾,那就是我终生都会粪土当今有钱人的。当然,在我的眼中和心中,无论黄金、白银,还是铜钱,它们都是臭的;无论有的人怎么臭美,怎么自封为王,也不会使我为他们吟上几句赞美诗,或者写上几篇赞美文章的。
很明确,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异常矛盾的时代。我们想摆脱立国之本而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不光人民不答应,革命前辈和革命烈士的魂灵即共产主义不死的幽灵也不会答应的;我们想跟美国人称兄道弟,作为先生、作为霸主、作为假合作伙伴、作为真敌对阵营的美国是决不会拿中国当兄弟国家看待的;我们想实现共同富裕以消除不和谐现象,可是贫富悬殊的差距越拉越大的现实已经激化了广大人民对腐败分子的仇恨情绪;我们想把我们的改革开放评价得比中国革命和建设高上不知多少倍,可是我国的人民的感情仍然深情地倾注在革命的立场上。我们想和谐,社会却越来越和谐;我们想科学发展,经济社会的危机却越来越多;我们想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却已经在中国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占有量;我们想消除腐败,腐败却要消除我们;我们想净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却是每况愈下……
作为一个执政党,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想让党和国家失去民心,都不想亡党亡国,可是,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彷徨的他们,却很难找到预防丧失民心和防止亡党亡国的有效措施,这便是一个问题。好在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能够及时认识矛盾,我们就一定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也一定能够正确处理国内国外矛盾的。
在纪念新中国六十华诞时,我的心里真的很矛盾。今年,我写了四篇正面纪念新中国的文章,有两篇是《我爱你,我亲爱的祖国》、《祖国母亲,我是您永远的儿子》,都发在了校刊上。前一篇文章还被学生作为手抄报、广播的内容,广为传诵。然而,我仍然写了更多的与主流媒体、观念完全不同的纪念文章,这也正是我的矛盾之处。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也学一些网友的样子,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喊出如下与现实矛盾之至的只有的纪念新中国六十华诞时才用的战斗口号:“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中国改革开放万岁!万岁!”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实践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四
前几年,我们在批判应试教育的时候,指责应试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书本轻实践。相对于应试教育的重书本轻实践而言,素质教育似乎就应该轻书本而重实践了。且不说轻书本的后果一定是上不了大学,单说重实践又从何做起呢?现在政治家、商人格外地轻视学生娃娃,更为可怕的是,学生娃娃在学校里接受的红色教育,也许终其一生都没有任何实践的机会,因为他们在走上社会之后,看到的是完全陌生的非红色的杂色武装的恶劣环境,中会让他们觉得学校教育在骗人,教师在骗人,社会上明明做的是另一套,为什么在学校里教师要十几年如一日地教给他们在将来毫无意义的假道学呢?
既然学校里的教学与实践无关,那么,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自然就是变本加厉了,说破罐子破摔还是轻的,说走进转眼间“变坏”的死胡同也不过分。实践出真知,有个好爸爸比一个好文凭更重要,屈从权势比坚持真理更实惠,出卖肉体比坚守贞操更有效,写《白鹿原》、《废都》比写《平凡的世界》更能赚钱,走私比为公更有前途,走后门比走前后门更有希望……如此等等的实践,无一例外地总结出了实用主义理论绝对吃香的指导作用来。没有人教导,医生会拿红包了,法官个个都知道吃完被告吃原告了,工商、税务工作者夹横带走地吃拿卡要便成了寻常事,家长主动向班主任送礼,无师自通入党做官要把头削尖钻营着往上爬,自学成才行贿受贿的生意立即兴隆起来,总而言之,社会要比学生在学校想象的复杂丑恶一万倍,在那里,任人为亲的关系网扩大化了,弱势群体边缘化了,到处都是教唆犯,到处都是诱惑力,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骗子……学校里学的那一套理论,跟社会上的实践变得格格不入起来,在遭遇了烽火戏诸侯的戏弄后,遭遇了被“狼来了”百般刁难和戏弄后的中国学生,在走向社会后摇身一变,翻脸不认人、不认理、不认天地良心,既然原来学的东西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只会用最迅速有效、最庸俗世故的短视见识主宰人生,只认钱不认其它,只须氢羊变成狼厚着脸皮,就能急功近利地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眼前利益了。
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从中国学生走向社会后完全叛变教育本身的客观事实看,改革开放时代的教育纯粹是失败的。因为一个只注重交易的社会,一个一心一意赚钱的时代,是不需要太多的知识,甚至是不需要任何道德的。亡命之徒可以大发横财,刘项原来不读书,色狼淫棍西门庆也是红极一时受用一时的成功商人。势利实用主义者只要奸诈狡猾,赚钱的办法是大大地有的。
我们常常说,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我们还常常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是不是真理呢?从实践出真知的角度看,也许是的。试想,那个拥有一百四十个多个情妇的家伙,他显然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他一定想过,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加起来是八十一人,所以他做到超过皇帝的腐败水准。还有那个把二十多个情人请在一起召开庆功会的家伙,他也想着要撑死自己的,他可能还想象着要同二十个情妇一起色胆包天上演的群居乱淫的壮观场面的……几乎所有的贪官,都实践着贪财好色的古代精神,出卖着国家利益,出卖着党员灵魂,出卖着人格和国格,把剥削阶级极端贪婪的占有欲的丑恶面目和极端自私自利的本性暴露无遗。
孔夫子学说的实践证明了什么呢?那就是导致了万马齐喑的两千年黑暗的中国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毒瘤,为尊者讳的“马屁精”意识,以及官本位思想,奴才意识,等等的国民劣根性,无不在今天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市场。
中国革命的实践又证明了什么呢?那就是中国革命所向披靡的,是战无不胜的,是能让一切反动派发抖的惊雷,是改造旧中国的国魂民魂为新中国的国魂民魂的伟大运动。如果没有这场革命,中国人的精神不要说离现代精神十分遥远,而且还有着封建性很重的军阀流氓精神,以及西学东进的洋奴精神的。蒋介石就是以上两种精神滋生的混血儿的杰出代表。不知怎的,我委实对蒋介石尊重不起来的,即使将来站在祖国统一的高度上,我也不会尊重蒋介石而丑化毛主席的,我觉得这是新中国后代最起码的道德立场。假如连蒋介石都值得尊重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独夫民贼们就没有一个是不值得尊重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什么呢?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既有功也有过的,虽然从目前看来功远远大于过,但如果让“过”达到了“过犹不及”的地步,那么,改革开放的英名终有一天将要毁于一旦的。唯利是图、唯美国的马首是瞻、搁置争议、韬光养晦、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唯生产力论地只发展所谓的经济社会毫无疑义过于绝对化的实践活动。如果确实发展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那一步,而且还使得贫富差别恶化成了无可逆转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将是包括革命、暴动等无论什么样的可怕后果都会出现的。改革开放的表面繁荣中有着无法掩饰的泡沫成分,改革的辉煌成就总是连带着巨大的挑战和问题。当我们只是实践假恶丑而逃避真善美的时候,当我们只是实践假冒伪劣而丧失真才实学的时候,当我们只是实践有钱能使鬼推磨而忘却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胸怀的其实不是改革开放的大志和全局,我们胸怀的只不过是个人主义的小肚鸡肠,这就使得我们所有的实践活动无不打上了鼠目寸光的烙印。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于这个阶段有多长?我们一点也不清楚,难道说比原始社会还要漫长?故意地模糊这个特殊时间概念,就为先富起来的人理直气壮地胡作非为提供了广阔的论持久战的猖獗活动场景。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从来都是盲目发展的,瞎猫逮住死老鼠的结果虽然有着美梦成真饱餐一顿的情况,但同时也伴随着另一种将在一时快意时被毒死的悲惨结局。无数不应该有的荒唐实践都在证明,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改革开放在冒着巨大风险的时候,总是同伴随着成就和失误两个方面。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论,譬如科学发展观,譬如和谐理论,譬如正确的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我们均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实践舞台,但比起以前的盲目瞎干来已经进步多了。可见,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是大有希望的,因为改革开放理论毕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地改进和发展的。
我们总是夸大其词、夸夸其谈地说,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最伟大最富强的时代,实际上未必如此。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伟大人物并且一定会出现伟大人物的时代,为此,我们还自封了数不清的大师,后来的实践却证明,我们的时代不光没有伟人,而且那些所谓的大师们都是假货,纵然被封成国宝级的大师,也是其实难符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足够否定我们所有的专家和大师的。评委的政治偏见也许有的,但精英们的才能平庸之极更是一个客观存在。除了在经济上夸点海口外,我们还能在哪一个方面超越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划时代伟大成就?这一点,即使连外国人也要承认的。有些高明的深刻而清醒的外国人,他们即使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也是叹为观止的,既认为那是世界史上少有的经济奇迹,也是改革站在巨人肩膀阔步前进的基石。
但愿未来的三十年证明,中国革命的红旗至少能够扛上一百多年,新中国的红旗至少能够飘扬上一百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至少能够走上六十年。如果实践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么历史就必将证明:中国革命的未来是一场悲剧,新中国的命运是一场悲剧,中国改革开放是的命运一场悲剧。而现在避免所有悲剧命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身上,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居上的责任无比重大。如果弄不好,新中国也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的。
所以,我们要保持特别清醒的态度。中国政府和人民要对改革开放的所有实践活动格外慎重,我们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如果我们只是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只见表面繁荣,不见深层暗礁,我们的盲目性实践必将使我们成为千古罪人的。
错误是正确的先导,但不能一直错误下去的;失败乃成功之母,但不能一直失败下去的。科学发展,有错必改,转败为胜,才是最正确的实践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出真知有时候并不是相对一般人而言的。真理有时候的确是掌握在少数的天才人物手里的,非常时代需要非常伟大的天才人物,我们热切地盼望毛主席、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死亡的奴隶之邦;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时代,是可怜的平庸时代。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是没有出现伟大人物。一个没有伟大出现的时代,如同天上没有太阳,让整个时代无论怎么摸索,终归都是暗淡无光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创新论
——六十纪念之二十五
创新是我们这个人人忙忙碌碌、人人喊累、人人瞎忙瞎混的时代最没有自知之明的欺名盗世的一大发明。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新时代,新时期,是新发展,是新局面,是新生活,是新境界……尤其是最近以来,我们把中国创造提到了前所未闻的高度,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就由出口廉价商品一跃而成了出口大宗商品乃至高端产品的大国。正所谓处女一夜之间变成了妇人,这种变化也太大了吧?
我们曾经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点不完全是哗众取宠,改革的前十年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也跟建国后的前十年一样,有着无可比拟的开拓创新精神的。然而,仔细比较起来,建国前十年的创新精神,仍然要高于改革前十年的。说得再远一些,建国前三十年所做的一切,都是从无到有的创造,那显然是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的;而改革三十年的所谓创新不过是照猫画虎的重复建设,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东西很少很少的。如果硬把一个平淡无奇的时代说成是创新时代,如果硬把一个步人后尘廉价生产生活品的国家和时代说成是创新的国家和时代,无异于是向历史撒下了弥天大谎。
建国前三十的创新纪录除了奥林匹克外,没有一项是改革可以望其项背的。
新中国抗美援朝的伟大精神,改革是不会有的。改革时代经常受到美国、日本、南沙群岛周边国家的挑衅,但我们在所谓的自欺欺人的韬光养晦政策的指引下,只会采用弱国无外交的手段甘愿示弱,只会像缩头乌龟一样忍气吞声,表面上好像邯郸学步地学习的是西方人的宽容精神,实际上是忘记了狼和羊的教训,更忘记了 东郭 先生的教训。任何时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外交立场还是要有的,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是非标准,那就是一边倒的间谍外交,就是一边倒的昏君外交,譬如历史上商纣和苏妲己的外交,譬如吴越西施的卖国卖身外交。如果拿不出当年藐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气魄,我们在外交上的创新,在军事上的创新简直是天方夜谭。前三十年,我们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反倒乖乖就范地跑到中国讨好来了。后三十年,我们对美国是事事相让,美国却是步步进逼,现在简直是天天骑在我们的头上拉屎拉尿,我们却根本奈何不得的。以前他们炸我大使馆,我们奈何不得;他们的飞机试探我领海深浅,我们奈何不得。这一次,美国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我们竟然是全力以赴地救狼救蛇,却仍然落得可怜的被蛇咬死的农夫的下场,一苏醒过来的美国狼马上就狠狠地反咬了我们一口,所谓的轮胎案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根本无法应对。我们在反对无效之后采取的方针也只能是“下不为例”,如果人家再接再厉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呀?我们总不能把创新的韬光养晦变成不创新的“独立自主”吧。当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仍然创造了两弹一星之类的奇迹;假如美国现在跟我们突然断交,我们可能就要大厦将倾了。这决不是杞人忧天!我们惧怕外国人的心理,我们敬畏外国人的心理,真是根深蒂固了。在战略上我们真的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的。当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把我们欺侮到家的时候,如果我们宣布跟它们统统断交,并做好打硬战的准备,难道说天就会塌下来吗?我想不会的。
提到三反、五反、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有些人就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把所有的革命家打到十八层地狱给阎王老子挖煤。另一方面,同样再套用柏杨的说法,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爱,简直爱得轰轰烈烈、亲亲热热、红红火火,巴不得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个个都能上天并骑到玉皇大帝头上盖琼楼玉宇喝琼浆玉液。尽管如此,我仍有一个十分不解的问题,那就是在所谓的重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后的改革时代,我国人民三十年的改革热情为什么就没有前三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那么高涨呢?我们精神空虚,道德低下,情操卑劣;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见死不救,我们损人利己,我们被增长、被发展,没有幸福的感觉,没有主人翁精神和意识,我们的仇富只是眼红和嫉妒,我们的恨穷只是心坏和伤感……我们没有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正义改革的洪流当中,我们常常只是一个懒惰的旁观者或者贪婪成性的坐享其成者……而前三十年的中国人,他们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惊天动地,他们的主人翁精神震古铄金,他们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精神震撼了世界、震撼了历史、震撼了人类,震撼了天地鬼神,震撼了人间万物……他们战天斗地的精神,他们亘古绝今的精神,都是以前的人和以后的人难以想象的。那的确是一个人人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时代,那的确是一个人人都为社会主义祖国增添荣誉的时代,那的确是一个人人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流血流汗的时代,那的确是一个没有寄生虫的时代,那的确是一个没有懒汉的时代,那的确是一个又红又专的时代,那的确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和劳模辈出的时代,像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那样的划时代典型,在改革开放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的。相反,改革开放时代只多了一些寄生虫,只多了一些懒汉,只多了一些剥削阶级,只是多了一些跳梁小丑……而干大事、干革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要具备全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盘算小九九的个人利益只能发挥古代社会君子和小人相融合的中庸之道的长处,也只是暂时有效,决不会持久的,因为那从本质上不过是老一套,根本算不上什么创新的。
改革开放最大的创新,就是自打嘴巴地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的伪历史。饿死了三千万,那该是多么巨大的数目啊?就是今天十三亿人的中国,每年出生不了三千万的。如果饿死三千万,再病死三千万,老死三千万,交通、矿难、工伤等天灾人祸谋杀着死亡上三千万,那么,在那个特殊的一半年里,“六亿神神州尽舜尧”便损伤了一亿多,中国岂不又回到了“五亿人民不团圆”的黑暗时期。据我估计,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那样恶劣的年景人们基本上不生育的,因为人们连吃饭的精神都没有,更别说食色天性也。如果按照伪专家论证的三千万数字演绎下去,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前三十年简直真的是暗无天日了,因为连最反动最腐朽的国民党的二十二年统治时期都能把“四万万同胎”发展到“五亿不团圆的人民”的。更何况在那个特殊期间,光烈士就牺牲了两千万,那非烈士又死了多少呢?被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危害的无辜百姓又有多少呢?伪专家和伪作家却不去想象和思考这个答卷,因为他们的兴趣不在于颂扬中国共产党的功劳;他们在兴趣在于揭中国共产党的短,在于丑化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在伪专家、伪作家的笔下,前三十年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希望的与此相反只有灾难和恐怖的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可是,这种拙劣的描述,这种荒诞的结论,后人信吗?世界信吗?历史信吗?我们最大的创新其实是毫无羞耻地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我们说中国崛起了,信誓旦旦地说的时候仿佛中国崛起还好像真的全部是改革的功劳,其实中国早在六十年前就崛起了,因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那一代人早就让中国崛起了!败家子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别人的功劳张冠李戴地霸占到自己的头上,还沾沾自喜,也真是天大的将让上帝捧腹大笑的笑话?我们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太平盛世,我们说我们已经接近了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超过了所有不发达国家,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经济强国和大国了;我们称我们已经是小康社会了,我们称我们是和谐社会了……我们简直还要说我们比杨贵妃还美,比白雪公主更可爱……
创新不是靠着说假话三人成虎地成就起来的。我向来对我们国家的统计数字持怀疑的态度,那其实是最骗人的把戏。当我知道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不是改革的光荣而是文革的光荣的时候,当我知道王选的激光印刷术也跟文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我真的对我们国家在新时期的创新纪录感到莫大的悲哀。863计划都执行了二十多年了,我们依然没有傲示世界的伟大科学成就。毛主席的两弹一星从计划到实现只有区区的十三、四年,就让全世界人民欢欣鼓舞,让帝国主义国家胆战心惊。只须在作极其简要的比较后,我们就应该知道,后三十年跟前三十年比,简直什么创新都没有的,不光政治制度倒退了,文化精神倒退了,教育思维能力倒退了,军事实力倒退了,外交尊严倒退了……唯独在经济上我们好像没有倒退,但仍将处于长期的探索和矛盾凸显时期,与将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期望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在经济上,我们连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都没有实现呢。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差距更大。去年的5·12地震,四川震倒的是砖房,甘肃震倒的土房,当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我们就知道中国连死亡和毁灭的差别都那么大,更不用说活着的人差别有多大了?我们没有减少差别,而是扩大了比阶级斗争和反右斗争还要扩大化的贫富悬殊差别,这能明说我们还在创新吗?
建几座高楼说明不了什么创新,因为秦始皇的阿房宫是后人再也无法复制出来的巍峨宫殿;办几座廉价的工厂也说明不了是什么创新,分田到房也不是什么创新,私营企业更不是什么创新……当然,我也不会把改革开放的创新实绩一笔抹杀的,那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了。应该说,有人预言必将祸害子孙后代的三峡工程还是多少有点创新的意味在其中的,毕竟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吗?还有,央视大楼和水立方、鸟巢等也是创新,因为那里边毕竟凝含了原始社会的生殖器崇拜元素,对于近两千年来只许皇权荒淫无耻、不许一般老百姓点灯、帝王将相只存人欲灭天理、老百姓只能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人来说,自然有着拨乱反正、拨开云雾见天日的返老还童、返祖归真的皆大欢喜的;对于复兴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的人们而言,似乎也有着东西文化碰撞的不谋而合的狼狈为奸的皆大欢喜的。当然,对于特别是时代的创新,我们也是不能否认的,特别是被增长、被发展、被繁荣、被富裕、被幸福、被民主、被自由、被平等、被博爱、被服务、被剥削、被压迫、被欺骗等诸多昙花一现的过眼烟云的光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唉,我们只有把主人翁精神转变成小市民和农民意识,才能适应官贪民贱的社会需要,既不当清官,也不当刁民的。跟以前的从奴隶到将军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从主人变奴仆,从公仆变官老爷,这也算是一大发明和创新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当主持人和发言人在说不下去的时候,或者说得正精彩的时候,总会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唉,写到这里,我也只好就这样地结束我的创新论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唉,除了就这样吧,我们还干什么呢?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正义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六
闻一多 先生在《最后一次演讲》中说:“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这句话我一直记着,觉得它是对正义最好的注释,也许还要比古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还更准确一些。一个追求正义和公平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就像是 闻一多 先生在为 李公朴 先生作演讲时结末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像 李 先生一样,时刻准备着左脚跨出大门,左脚就准备再踏进大门的。
这几天,我看到了这么一则争议, 闻一多 先生在《最后一次演讲中》称赞司徒 雷登 先生是一个好人,以此来攻击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的批判有些过分。我这里不想对这种三脚猫的功夫进行反击,我只想说明的是,毛主席并没有因为闻一多说了司徒雷登的好话,就不称赞 闻一多 先生,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里对闻一多、朱自清作出了崇高的评价:许多曾经是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站起来了,闻一多横眉怒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愿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
我想,毛主席和现代中国最有革命气节的文化巨人鲁迅、闻一多、朱自清等这所在心灵上产生强烈共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正义心声,他们的民族大义,他们的人生大义,他们的革命大义,都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个人的喜怒为转移的。正义的力量,特别是正义的道德模范作用,是一个社会最可宝贵的财富。那是一个社会向上的最强大的动力,也是一个民族不断地发展的强大的精神源泉。
在正义的问题上,古代的仁人志士对我们树立了千古不灭的榜样。像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主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都是对正义含义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形象揭示。正是靠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战胜了国内外的反动派和阶级敌人,赢得了人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和崇高声望。
鲁迅 先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埋头苦干的人,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我国历史上记载的光耀千秋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些怀有正义心肠并谱写了正义颂歌的杰出人物。薪火相传,代有礼赞,我们要永远讴歌和缅怀的那些为了正义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正是正义的化身书写着历史上最大义凛然的闪光点,正是正义的身体力行者前仆后继地续写着正义被永远也杀不完的荣光。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等串连的正气史直冲霄汉,一直连接着五千年中国不死的民族精神。虽然,历代的刽子手无比残暴,但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追求真理的人永远存在。即使被三十年改革开放说得一无是处的文革时期,即在某些人眼中的那个人类历史最黑暗、最专制、最没有发言权、最崩溃、最混乱的时期,也有一个叫张志新的女人,她也写出了自己的正气之歌。(后来,我读到关于张志新的完全的材料,跟小岗村的材料一样,都不过是因为政治需要而炮制的蛊惑人物的虚假材料,让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因为张志新的初始形象对我影响很大,因此,在即使知道真相后,我也不想删掉对她原有的赞美,姑且立此存照吧。)
我现在要说的是,在我们这个以金钱为最高崇拜物的三十年里,我们简直是把正义二字丢进历史的垃圾坑里去了。在这个世道上,虽然出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虽然也发生了一些惨绝人寰的事情,譬如十几年前新疆的那场大火,在“孩子们不能动,领导先走”的号召下所发生的悲剧,还有印尼猪对华人的屠戮,与当年的日本一样的灭绝人性,而我们的整个民族到现在都没有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我们有的只是可怕集体沉默,只要灾难不降到自己的头上,我们都会采取了千篇一律的明哲保身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们曾有过三讲,即所谓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装模作样地学习的官员是有的,政治也在天天讲个不停,而且小政客无恶不作的坏毛病,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几乎都有的,唯独没有的就是讲正气。也许除了正气之外,别的什么气我们都的,譬如邪气、坏气、妖气、傻气、恶气、蠢气、唳气、毒气、豪气、霸气、富气、横气、骚气、臭气等。
先问凭什么说我们身上就没有一点正气和正义呢?
腐败现象已经发展到了几近亡党亡国的地步,迫在眉睫,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丝一毫的正气和正义,腐败现象也不会猖獗到这一步的。
拜金主义已经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淫乱风气已经让我们这个偌大的国家缺少爱情产生的纯洁土壤,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丝一毫的正气和正义,我们还能让金钱的阴谋高过神圣的爱情?
我们的宪法和党章动不动就要变动一下,我们的法律有时候行同一纸空文,我们民主和自由有时候简直会降到负值,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丝一毫的正气和正义,我们还能让所谓的“小调整”得寸进尺地把马列毛开除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指导思想地位?
再问为什么我们什么上就没有一点正义呢?
如果我们身上有正义,我们就不会让黑社会卷土重来。
如果我们身上有正义,我们就不会让卖淫嫖娼甚嚣尘上。
如果我们身上有正义,我们就不会让黄赌毒和贪婪淫邪泛滥成灾。
正义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灵魂和精神之一。
走到大街上,我们看见了小偷,如果在偷别人,我们的眼睛就瞎了;如果要偷我们自己,只要不伤害我们的性命,我们就乖乖地掏腰包,自认倒霉。
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明明知道是假货,我们仍然贪图便宜而欣然抢购一空。
走到腐败分子占据的衙门,我们虽然心怀不满,但我们仍然陪着笑脸对官员老爷们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
走到校园里,明明知道教师乱收费,明明知道有的教师和校长还是禽兽教师和校长,我们不仅对他们点头哈腰,还对他们的乱收费表示理解和支持。
一旦走到无人发现的暗室,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得横财、占便宜的顺手牵羊的心态。只要干坏事的机会来了,我们都不会轻易错过的。
小时候,我们常常在作文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一定要跟社会上的坏人坏事作最坚决的斗争!可是,等到好不容易长大以后,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为正义而斗争,什么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小时候,我们经常说要做一个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人,可是长大了,我们却不知道什么叫真理和原则。
长大了,走向社会后,我们慢慢地知道,只有及时享受才是最划得来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只有眼前利益才是看得见、摸得着并的的确确能够立竿见影地感受到的,而为了所谓虚无缥缈的正义作无谓的牺牲的是最划不来的事情。我们慢慢地把学雷锋看作是只有傻子才干的事情,我们学会了自私自利,我们没有了同情,我们只会无病呻吟。有钱便是爷,有奶便是娘,有权便是哥,有色便是妹。我们一边倒地向孔方兄顶礼膜拜,我们把曾经从学校学过的正义感完全丢到爪哇国去了。在人人见利忘义的大背景下,雷锋出国了,毛泽东出国了、革命理想出国了,好人好事出国了……好像见义勇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属于过去;而见利忘义、拾金即昧、坑人骗人却真真实实地属于现在。显而易见是金钱俘虏了人心,是个人利益把把变坏前的好人心里曾有过的正义全腐蚀光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都没有正义感的随波逐流的男人和女人。
群丑开始横行,演员奇丑无比,政客假作正经,精英是梁上群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吃香喝辣,受人羡慕;假冒伪劣,恶性膨胀,过街老鼠,无人喊打。先富早贪,受人羡慕;穷困老实,被人蔑视。尤其在基层,邪门歪道早就吞噬了正义良知,官员嫖幼、教师奸幼、局长霸女之类的丑闻层出不穷。光是校园里的事情,要多乌烟瘴气就有多乌烟瘴气。基层单位的勾心斗角,以及跑官要、官卖官鬻爵所导致的腐败,已经严重地扭曲了人们的心灵。一旦人们身上的正义感没有了,大家便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无所谓的态度是最可怕的,因为不仅包含都对社会的失望,也包含着对自己的失望。
在正义感普遍缺失后,当前对党和国家抱有希望的人到底多大的比例呢?暂时似乎还没有人敢做这样的调查的。我想,凡是缺少正义感的人,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前途命运根本不会去关注的,更不会想着千方百计地去挽救的。
救救正义,救救孩子,因为毕竟还有没有丧失正义的孩子,那是我们这个忘恩负义时代最大的希望。也许在这个并非一点希望也没有的社会还是有着许多正义老人的,因为正义老人是永远打不败的,譬如张爱萍、许世友、李德生等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等即使是他们的身体没有了,他们的精神是永远打不败的。我想,毛主席永远都不会被有的人轻易打败的,因为他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他暂时虽然被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流们抛弃了,但在世界上,在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他的正义光芒还是无处不在的。一旦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被压抑的正义力量会重新像星星之火一样重新形成燎原之势的。
回来吧,被金钱打败了的正义!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正义虽然是杀不完的,却又会被腐败的温床遗忘的。只有在登上天安门后仍然能够卧薪尝胆的智者毛主席,他才能成为正义和真理的化身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给毛主席颁发“人民正义事业”的终身成就奖和永生勋章。
是的正义论是:万古流芳正义论,我养我浩然正气;大义长争日月光,我以我血荐中华;正直无私天地宽,我以我心照日月。意气风发不可挡,我自横刀天地间。至于如何践行正义?我觉得应该首先要发挥出每一个人身上的正义力量。我曾经写过《一个的人力量》的小文,今照录如下,以作为我的正义论的重要补充:
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轻视一个人的力量了,我们总是振振有词地说:
“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能把这个社会怎么样?”
“靠一个人的力量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为什么人家都能领导过得去,就你一个过不去?”
“一个人的力量纯粹就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
我们总是强调集体的力量,我们总是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我们总是逃避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总是把责任推卸在别人的身上。
是的,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革开放,不足以消除腐败,不足以改变世界,不足以形成气候。
是的,一个人毕竟是渺小的,一个人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我们总是忘记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成就许多辉煌无比的业绩。
在几乎全楚国人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屈原一个人显示了震憾千古的诗人力量。
在几乎全汉朝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司马迁也是靠着一个人的力量显示了震憾千古的作家力量的。
毛主席也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死攸关的转折关头,显示了力排众议的一个人独当一面的人格魅力和智慧力量。
毛主席在文革中同样显示了独一无二的一个人最伟大的力量。
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一个人的力量更是显示了无与伦比的硬汉子精神。
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一个人的力量显示了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
在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中,一个人的力量显示了至高无上的反抗精神。
在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一个人的力量仍然凝结成了最不可动摇的根本。
五四精神,是所有一个人力量的精神荟萃。
长征精神,是所有一个人力量的精神荟萃。
人民革命战争的精神,是所有一个人力量的精神荟萃。
人民轰轰烈烈地、战天斗地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的艰苦创业精神,是所有一个人力量的精神荟萃。
只有守财奴的精神才是四分五裂的。
只有自私自利者的精神世界是因人而异的。
只有奴才的精神表现才是随遇而安的。
只有官员的精神才是见风使舵的。
我们需要人人都发扬一个人的力量。
我们要把每一个人的力量投入到反腐败的斗争中去,投入到捍卫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斗争去,投入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去,投入到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斗争去……
我们不能等待了,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是一个人的力量成就了每一个创造历史的人;我们必须明确是一个个英雄组成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不是历史创造了英雄和群众。当然,庸才也靠着顽固势力可以创造一段历史,但那是历史的悲剧。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点燃星星之火!”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铸就先驱的丰碑!”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播撒无限希望的种子!”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写成辉煌的作品!”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创造不朽的历史!”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赢得中国的骄傲!”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抒发世界的自豪!”
……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时时都显示出涓滴归公的正义的力量,我们的正义事业就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民主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七
因为民主距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我们总是对民主心存疑虑,心存敬畏。其实,我们既不必对民主顶礼膜拜,也不必对民主感到绝望。民主的确是一个好东西,凡是好东西,人民总是最喜欢的,而人民的敌人恰恰是最不喜欢的,但他们为了迷惑人民就以假民主的面具装出特别喜欢民主的样子。中国对于民主就譬如对于老婆,老百姓一般只有两种态度,要么爱,要么怕,爱和怕就发展到丈夫被“妻管严”专制格局;而达官贵人却对老婆的态度完全相反,要么恨,恨得要死,即升官发财死老婆是也;要么不怕,妻子如衣服,穿了一件又一件嘛,的确应该好好地民主一下呀。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不过,让我们还是怀着光棍汉的郁闷心情,对民主这个可望不可即的像猪八戒样一样渴盼已久的梦中媳妇,再做一些想入非非的奢望吧。
想想那个月中嫦娥,她就没有一点民主作风,嫦娥在拥有了王母的灵丹妙药后,更是只顾着自己上天,就单单把后羿给撇下了。平等是民主的基础,嫦娥不能跟后羿平等相待,以后在寂寞的广寒宫,他只有做后悔莫及的碧海青天夜夜的心的寡妇了。
有了平等肝,也不见得就一有民主作风。南朝宋时有个山阴公主,他的弟弟是皇帝,有一天,她突然萌发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对她的哥哥说:“陛下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为什么我却只有一个附马呢?”他的皇帝弟弟很开明,就让她挑十几个壮汉过一个男女平等瘾。武则天当后皇帝后已经六十多岁了,她可能就是受到了山阴公主“女在上”的启发,才那样老不正经的。一个女人学着男人的样子,或者学着阔人的样子,狐假虎威地耍威风,决然算不上民主作风。
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做主,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都能自己做主;二是行使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竭尽自己对别人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民主决不是简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在监督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监督,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同时也要捍卫别人的尊严,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维护别人的权利。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和独裁,民主和集权水火不相容,民主代表着大家共同的心声,而一个人说了算的东西,只是政府或者一个政党说了算的东西,少数人说了算的东西,都跟民主根本不沾边的。
民主一定是对所有人都负责的制度,民主也一定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其中的制度。我们虽然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但虚伪的民主总比没有民主要好上不知多少倍。譬如说美国的总统有四、五十个了,绝对没有一个是草包和白痴的。而中国专制时代的三百个皇帝,可能百分之九十的都是草包和无能之辈,白痴也有好几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虽然也有着不尽完美的地方,但是,资产阶级总统们毕竟代表了选民们的意志,他们也能够代表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的。而我国的领导人任命制度,或者那种早已预设好非某人莫属的选举制度,相比较起来就很不先进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民主是一个现代人必须要拥有的要好好活着的最基本的人权,换而言之,现代人最基本的人权便是民主。那种认为生存权才是最基本的人权的歪理邪说应该遭到唾弃,试想一下,即就是奴隶主、封建地主、资本家们,也是在道德保障奴隶、农民、工人生存权的条件下,他们才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的。
我对中央、省、市、县的情况比较陌生。我就说说我身边发生的选举事例吧。譬如,要从学校内部产生一个副主任什么的,用老百姓的话说,扁食其实早就捏好了,但像模像样的选举的程序还是要走一走的,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某一天的某个上课时间,上面的人来了,可能有教育局的副局长、区委办公室的干事、区委组织部的干事等。他们一来,就分秒必争地停课专门召开全民参选的全体教师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有三、四个上面来的人,他们先郑重其事地说了一阵子冠冕堂皇的话,说为了培养党的后备力量,一定要从严把关,一定要尊重群众,一个要尊重选举,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请大家一定务必要选出自己最满意的候选人。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提出了按照中国既定方针而不是按照国际惯例“早就捏好撮撮”的一个候选人,却又对大家苦口婆心地说,同志们也可以选别人的,谁得票最高谁当选。接下来,便是发选票。每个人打了勾后,选票交了上去,会议还没有结束,统计选票的事情的确是大大的中国特色,坐在上面的其中两个人站起来,把大家的选票竟然拿出会议室,到别的一间只有他们两个人进出的房子里统计去了。还剩下的一个“上面人”就在校长的陪同下,说了一阵子呱屁上串的闲话,教师们在这个时候也就在下面由窃窃私语发展哄堂大舌着瓜屁乱串地闲聊乱侃起来,说东的,道西,放响屁,反正都是跟选举无关的话题……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后,那两个统计选票的上面人一脸严肃地回来了,他们给的那个跟校长聊天的的可能官最大的人耳语了几句,那个“首长”模样的人就让大家肃静下来,他用清脆的声调庄重而又神圣地宣布选举结果:被全体教师选中的那个人正是唯一提名的候选人……
之所以比较细致地讲述我经常亲离的选举场面,是因为在我认为,民主制度本来就是选举制度,但决不能是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很显然,我们这些远离官场的小人物感同身受地看到的选举,连一点真正的民主成分也没有的。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里的村长、乡长、县长等都是不选举的产物,他们的任职因由几乎都跟跑官要官所得毫无二致的。
只要读一读党中央的文件,谁都觉得字里行间无可挑剔。然而,在基层呆久了,也就确实把人呆傻了,进而连一点点民主的感觉都没有了。虽然有时候也抱着“上有英明政策,下有专制对策,终有一天阳光会照到基层”的善良想法,但呆的时间太长了,也就在坐井观天、画地为牢中慢慢地失去了信心,失去的也不光是对基层领导的信任,也有对高层领导的信任,最后更是当代中国失去了全部信心。
中国的上访者之多,也是世界之最,更是中国特色。这三十年来,中国民间的冤假错案绝对比反右至文革的冤假错案要多。古人云:灭门的知县。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灭门的校长、乡长、村长、局长。得罪了校长,便有可能得罪了一个城市,不光在这个城市的教育界无法立足,也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单位难以插足。即使有天大的冤枉,哪怕乡长、县长、市长、甚至省长都知道你确实被冤枉了,但你将面临着将让一个小小的校长迫害得也许一辈都翻不了身的悲惨命运。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就不知道中国基层的土皇帝何以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即使是一个农村校长,他也可以独断专行,一手遮天,欺上瞒下,欺男霸女,酷似禽兽,无恶不作的。在中国的基层要想找到民主,就如同到纣王那里去讨民主,或者到北冰洋寻找非洲象,真是去错了地方。
譬如说,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是川道,经济相对要发达一些。然而,这个镇子的街道,每年都要整修的,据说每次要花上十几万呢,但路面油了才一个月,水泥路又变成土路了,这样的重复建设多如牛毛。在一天一个样的土政策的主宰下,这里的小官员们也走马灯似的变化着,不变的是落后地区的落后状况。还有教师的工资,动不动就乱扣,我至今记得,大约十年前被除数挪用的学校全体教师三个月的工资到现在都没有补发,估计永远都不会发了。
基层是这样,县、市的情况相对会好一些吗?也不见得,县市的领导一开始上任的时候,还算是清廉,过不了两三年,根基稳了,就变得冷若冰霜了,就变得骄横跋扈了。他们对百姓的心肠硬似铁,他们对上级和诱人的女色、权力温柔得像海绵。有时候,在黑暗的基层,若想象着远在天边的高层前来解救,也是很渺茫的。发出的求救信,往往泥牛入海无消息。有到北京去上访的人,往往是半途而废。谁也打不起持久战,有的朋友在这个地方呆不下去,只好铤而走险远走高飞,结局往往更不好,此处不留刺,他处也不留刺,因为天下的乌鸦都是黑的,那个也愿意被明晃晃的太阳刺射一下的。
有时候,我也在叹息,别的地方一定跟这个地方不一样的。别的地方一定是精彩的世界,一定是民主的世界。我曾经怀疑天下只有这个小地方是改革的死角,然而,其实不然,我从网上,或者从一些朋友的嘴里又知道天下的乌鸦的确都是黑的,黄河其实从上游就浑了。中国的不民主世界第一,中国官员的蛮横无理也是天下第一。
我们总是用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的理由,来为民主制度应该在中国缓行的反动观点而辩护?
还有,有的人说在中国讲民主会天下大乱的,因为中国人生来就是被人管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用命运束缚人民,用政策愚弄人民,用专制制裁人民,是一切所谓的有远见卓识的政客们所务必牢记在心的。凡官员对中国的老百姓决不会有一个好心肠的,更不会有一个好脸色的,一定当刁民对待,不能作公民对待,甚至不能当作人来对待的,最好当作牛马一般地奴役一生。有些人纵然是党员,他们虽然披着人民干部的外衣,但他们对人民的情感,仍然是非人道的,非民主的。尤其是当上访者碰到这样的上级领导的时候:“我不相信代表组织的干部,难道还相信代表个的人你不成?”或者碰到之样的上级领导:“你对领导不满,就是对组织不满,就是对区委、区政府满,就是对市委、市政府不满,就是对省委、省政府不满,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满……”作为被逼无奈的上访者,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绝望地感觉到:黄河打从脑里混了!中国委实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就是被这样地破坏的,腐败分子就是这样日渐地羽翼丰满的。哪怕是小小的一个村官,如果丢了官,就动杀机处处酝酿着打击报复的惨案。
正因为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人民的监督,党内也没有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国的腐败现象已经发展到了难以遏制极端状态。
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只有我们的这个国家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呢?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的选择,也许并不夸张,但政府、党委、监督机构的三权平衡机制还有应该确立的。在地方上,凭什么一把手说了算?无疑应该有一个制约一把手专制的特殊机构的。正因为我们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构,才使得我们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几乎全部来自天意,如果不是楼倒了、桥塌了、火着了、人杀了、爆炸了、透水了、矿难了……我们就不会把酝酿更大罪恶的肇事者绳之以法的?如果不是情妇、二奶举报贪官,我们就把暂时将军不下马的贪官毫无办法;如果不是贪官逃到了国外,我们就把他们仍然称作党的好干部……如今省部级的贪官落马的越来越多,证明中央肯定也有巨鲸贪官的,但我们却很难动摇其九牛一毛的。这一点,就让我对文革中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很是神往的。不管怎么说,陈永贵由农民当上了副总理,王洪文由工人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之类的神话,都是新中国政治中比较民主的表现。即使是对刘少奇的被批判,又何尝没有一点能上能下的民主成分在里边呢?当年那种人民民主专政高度统一的深刻内涵和伟大力量,只要在今天对腐败分子们稍微展示一点点,人民将无不拍手称快,腐败者将无不闻风丧胆的壮观场面,就会同时出现的。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只给人民最大的民主;新中国的后三十年,只给先富起来的达官贵人们不断地腐化堕落的最大民主。真是物极必反,正由于这种一边倒的偏颇,都对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两个时代的两个伟人对于民主制度的率先破坏,更是给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留下无穷无尽的祸害。两个伟人为选接班人大伤脑筋的做法和极富戏剧折腾的行动,都给本应前途一片光明的六十年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笔。毛主席的接班人刘、邓、林、华整体上要比邓的接班人胡、赵、江来要强一些,那也是革命强于改革的证明。站在民主的高度来分析,林彪、四人帮固然有着篡党夺权的嫌疑却是篡党夺权未遂,而总设计师却是真正地“篡党夺权”了,因为他虽然不是党国元首却以老太师的身份改变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航向,成为另外一个开辟新时代、新时期的重要人物。毛主席的民主,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让中华民族有了世界的尊严;毛主席的不民主,让中国的领导人基本上都忘却了世界民主制度的精华,完全继承了中国传统里最反动最没落的专权御人术,即让政治家终生在法、权、术的算计中绞尽脑汁、殚精竭虑,最后变成了一个个老谋深算的滑头。因为没有民主制度,就让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所谓的干部在逐渐叛变党性原则之后,终于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干部和人民公仆蜕变成了带有各种剥削阶级性质诸如、封建性、资本性和奴隶性十足的中国特色的当代官员。
有意识地维护领导权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全力以赴地调动一切人为因素竭力营造领导人高大全的形象更是极端荒唐和错误的。是的,不错,领导也是人,不是神,不是冷血动物,我们只能用民主的态度对待他们,而不能以非民主的神话渠道把他们推向独裁者的地位。我们当年虽然说过政治挂帅,虽然说过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但是,开明进步政治的核心内容便是民主制度。人民的领袖,人民的领导,都必须经过全民选举选拔出来,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光没有非共产党员人士,也没有女性,更没有少数民族人士。民主制度的好处,就是无论把谁(只要不是世袭的白痴)选成国家元首,都不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譬如日本,他们差不多平均半年就能换上一个首相,但他们的经济总是当之无愧地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如果在中国总是发生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事情,那就成了军阀混战的乱世时代了。
不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实行民主制度,仍然公开或者半公开地实行无可否认的专权制度,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头号问题。陆定一说:“对党的监督权和裁判权一定要放在外面。”陆老的话是沉痛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也说过:中国的问题出在党内。可是,许多人却对这样的见解不以为然,仍然独断专行地自以为是、自得其乐。
也许,我们现在正自鸣得意地安慰自己:“我们的国家已经有了六十年的光荣历史了。”这一点其实是不值得过分骄傲自满的。不要说跟苏联的七十年历史比起来,我们还少十岁。就是跟中国的历史王朝相比,我们的六十年历史只能排到最后几名。作为拥有全国政权的王朝,六十年以下有秦朝,只有十五年;有隋朝,只有三十七年。再长一点要算不可一世的元朝了,大概有八十年。所以,我们在欢庆新中国六十年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独来独往地关门狂欢地过于高兴了。毕竟,谁都知道,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反腐败斗争。历史的兴亡周期律,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六十多年前的警告仍然言之谆谆,“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现实仍然捉弄着新中国的命运,我们总不能听之藐藐吧。毛泽东当年曾经信誓旦旦地回答:“我们共产党人能够跳出兴亡周期律,因为我们找到了民族制度。”只是从老人家建国后对民主制度,在中国这块非民主土壤极其深厚的国土上艰难曲折的动作甚是力不从心的事实看来,他的人民幸福人民万岁的誓言还是落空了;再从文革后我们只是经济过热地向西方的现代管理制度孜孜不倦地学习,而对于民主制度却总是采取躲躲闪闪的态度,这就更让我们对民主制度在中国的早日实现缺乏必要的信心了。
毛主席当年还说:“苏联人的革命,加上美国人的民主,就是共产主义。”可见,我们应该向美国人主要学的是民主性的精华,可是,我们该学的没有学,不该学的全学下了。
对于民主的见解,我其实很肤浅的,由于缺少必要的资料,我对于民主的正确概念都缺乏必要的研究。加以写这组文章,我几乎全凭激情一气呵成地写作,而这篇文章似乎独独写得很不顺畅,正如同中国的民主运动在中国社会很不顺畅的发展道路一样,我写民主论时感到很难受的。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让我们青年人格外难过的一九八九年。因为那一年的缘故,在以后二十年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如死水一般沉寂,如冷水浇冰一样阴森,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苗头可谈的。在此之前,一直上溯到五四运动,中国的青年本来是最民主的一个阶级,他们是革命青年,有着强烈的政治、经济变革的愿望与行动,有着激扬文字、指导江山、破旧立新、参与革命和建设的豪情壮志。可是,只因为那个倒霉的年份,就把五四以来七十年积累的青年民主革命历史完全腰斩了,并在人为遗忘之后连雪泥鸿爪的痕迹也没有了。唉,在中断无继之后,后人还能说什么好了。这是三十年里最让所有人噤若寒蝉的话题,我还是点到为止吧。好在我不是那一年的大学生,不害怕被扣上“翻案不得人心”的大帽子的。
无论是中国的学者、专家、精英、大师、政治家,如果不能在民主两个字有所建树的话,都会被未来的历史所淘汰的。既没有推动民主制度进步的平常人,也没有为民主请命以及为民请命的平常人,也我们这个改革时代不能产生伟人和传奇的根本原因。
尧、舜、禹的禅让制时代为什么到现在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就是他们含有着最朴素的最原初的民主素养。华盛顿受到后人的尊重,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毛主席对人民的民主,对反动派的专政,是更高意义的民主革命,他也因此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的。那些说毛主席专制的人,显然是出于别有用心,而知道历史真相的人们,都会把毛主席称作人民的领袖,称作中国和世界民主革命史上的巨人的。有些人还说蒋介石比毛主席民主,真是牵着耳朵擤鼻涕,隔得站口也太远了吧。
在这篇杂七杂八、杂乱无章的文章中,我最后还要提一句更要紧的话,那些反对民主等普世价值的人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反民主的人,因为反民主的人无论被包容、包庇上三百年,他们也要被未来的民主书籍批判得臭名昭著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自由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八
古代有一句很吃香的至理名言:“看眼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进退自如。”进也无忧,退也无忧,这显然只是理想的隐者的自由。其实,现实的隐者是无法自由的。纵然是如陶渊明一样豁达乐观的隐者,他虽然有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表面的潇洒,但他也有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所悲,他人亦已歌”的内心痛苦的,他最大的痛苦是永远都无法实现“猛士固在常在,丈夫志四海”的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
我们今天读李白的诗,读庄子的文章,觉得恣肆汪洋,很浪漫,很自由,天上天下,龙马奔腾,无拘无束,没有羁绊,没有樊篱,没有桎梏,随心所欲,尽情挥洒,如同神仙,如同天然造化,好像完全超越了必然王国而到达了自由王国。实际上,他俩远远没有达到自由的理想的境界。庄子梦蝶的糊涂,以及李白“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困惑,都表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从来都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境界。
第三个古代貌似思想自由的人是苏轼,他貌合神离的自由比庄子和李白还要差一些。他的胸怀虽然旷达,却因为遭际的更大落差,就使得他即使在“大江东去”的豪放中也想着“人生如梦”的感喟,更使得他在“千里共婵娟”的大团圆中首先想到的是“悲欢离合”的残缺不全的人生主题曲……
人生苦短,人生由命,中国人似乎生来就是不自由的。
当收看《中国式结婚》、《中国式离婚》、《中国式再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中国都是装进黑屋子似的套子里的毫无主见的人,似乎从来都不会冲破家庭、家族、领导的牢笼而获得自由的。
我们小的时候是天真热情的,活泼烂漫的,长大了,我们就成熟了,世故了,死气沉沉了。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是自由的,结婚了,成家了,我们就不自由了,所谓自由恋爱是爱情至上,而结婚却是爱情的坟墓,家就是枷锁,要么怕老婆,要么大男子主义;要么黄脸婆,要么母老虎。常常因为小小的统治野心,互不相让的男女双方非要一争高下地把一个爱的港湾弄得鸡飞蛋打不可的。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马不配二鞍,一女不嫁二夫的不自由造就了古代女人的不幸。
嫁鸡也行,嫁狗也行,嫁猪也行,嫁驴也行,只要有钱有权就行的不自由,同样造就了当代时髦女人的不自由。只可惜唯利是图、唯权才嫁的这类女人,根本不知道精神自由为何物,她们只要拥有了物质自由便是万事大吉了。
不自由,勿宁死!我当然重点讨论的是精神自由,而不是性自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精神自由要比生命和爱情的价值更伟大的。
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中国,中国的革命战士和革命前辈砸碎了三座大山的所有链条;为了继续革命,毛泽东不顾一切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涤荡所有修正主义者蠢蠢欲动的罪恶灵魂……
靠着真正的自由精神,欧洲知识分子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三、四百年来,创造了叹为观止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伯爵,却只有一个贝多芬!”是贝多芬蔑视权贵的自由宣言!雨果不对战胜方的法兰西强盗大唱赞歌而直斥其反动立场和罪恶行径,是他捍卫杰出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忠实写照。法兰西的知识分子在精神自由史上有着前赴后继的优良传统的,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左拉、萨特等敢于跟他们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较真的行动,是我们一点没有自由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做梦时都不做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蔡元培终生信奉的政治和治学主张,许多被标榜为大师的中国学者也多有过这样的想法。然而,除了鲁迅外,谁又有过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呢?我们现在有些人极力地贬低郭老,主要原因可能就出于郭沫若曾经毫无主见地给毛主席当跟屁虫的缘故。当然,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总要比给美帝国主义当好学生、好战士高尚得多,光明得多。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毛主席是真正地实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唯一的人。我们现在闭着眼睛想一想,主席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的自由形象,主席当年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由畅想,主席当年指挥长征和大决战的自由统帅形象,主席当年一声令下破四旧的宏伟而自由的气魄,主席当年游长江接见红卫兵的自由而壮观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感情……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神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主席自由的精神和行动,如同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龙宫、大闹地府,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换了人间的中国,天空染红了灿烂的霞光,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全国推广陈永贵式的大寨梯田的勇士精神,才是真正的增收中国粮食产量的头号功臣。中国工农阶级在那个时代才是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人。毛主席在推翻古代坏人统治的同时,也结束了旧有的神话体系,开创全新的新中国神话。毛主席自由的时候就是坏人不自由的时候,他只斗坏人决不斗是好人的。
毛主席真的创造了许多自由的神话。贾平凹最让我佩服的一句话是,毛主席登上世界政治的高峰,由此可见,毛主席同时也创造了世界政治自由的极限。其实,毛主席也登上中国军事、经济、文化、诗歌自由的高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读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我才知道什么叫自由?也许只有着眼于全人类的利益,也许只有对人民抱着血肉相连的赤子之心和儿女情感,我们才能达到像毛主席那样的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
美国的象征是自由女神(像),新中国的象征是毛主席(像)。美国的奥巴马最近做出了一个表现美国自由精神的举动,那就是众目睽睽下拍死了一只苍蝇,但他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比较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毛主席当年当着美国人斯诺的面,更是毫不迟疑地把那只象征着寄生虫的虱子从腰里捉出来捏死了。今天,我们不要对奥巴马抱有太多的好感,跟共产主义战士斯诺相比,奥巴马的还是代表极少数人的有产阶级的。我从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读出了他反共、反人民、反中国的火药味。他的反自由贸易主义的行为,其实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宣战。他在本质上根本不是我们的同路人,希望中国领导不要对心存任何幻想。
人在行动上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精神不能受到丝毫的限制。人在行动上应该戴上孙行者的紧箍咒,不能冤枉好人的;人在精神上应该拿起孙悟空的千钧棒,所向无敌的。我们只有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时时显示出斗战胜佛头脑后不灭的自由灵光,才能达到理想的精神天堂的。
因为我们的行动受到太多的限制,因此,我们格外向往自由时代。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时代,还是让我们这些想象不到自由为何物的人很神往的。
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大的自由。用中国话讲就是:有把衙门的,没有把口门的。用外国话讲就是:“我虽然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真话的权利。”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做法是反动的,限制言论自由更是现代社会最荒唐的做法。
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我们旗帜鲜明地热爱自由胜过一切。
我们要像尊重自由贸易一样尊重言论自由。当然,我们也要像反对自由贸易一样地反对性爱自由。
不要动不动就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的帽子,来诬蔑真正的自由的精神和思想。
也不要动不动就打上自由的幌子和自由竞争的外衣,来糟蹋真正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
世界是大家的,中国是大家的,自由也是大家的。我们不应该生活在一个压抑感很强烈的国家,我们真的愿意生活在一个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既民主又自由、既有深厚感情又心情舒畅的环境里。
愿自由的精神之光照亮中国大地。
愿自由的思想曾及中国的每页一书本。
原自由的精神照亮中国人所有不自由的黑暗心理。
只要有了自由精神的阳光普照,中国人的脸上就一定洋溢欢乐和幸福的光芒,那是全人类最健康向上的颜色。
啊,自由,你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我将永远地与你呼吸与共,生生死死,永不分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世界上真的没有比自由更美好的东西了。关于这一切,一般人可能感受得不是很深刻。也许只有那些在精神或者身体上真正身陷囹圄的人,才会感受得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一些。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平等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九
刚才写完《自由论》,我下去了一趟,喝了一气白开水马上回来,似乎余温犹在,我不由得升起了关羽温酒斩华雄时的自豪感。我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吹嘘自己,而是为了引出平等论的话题来。我这个人尽管目前仍然是一个失败者,我们的文章仍然无法登上中国的大雅文坛,然而,我最大的优点,便是我的平等意识,那无疑是高度自觉的,也许还是与生俱来的。我的平等,不仅是对像我一样的小人物有着水乳交融的平等感,而且是对所有人都的切切实实的平等感。只有在面对那些对我盛气凌人的所谓大人物时,我才会克制并压抑平等感会针锋相对地变得更加桀傲不逊的。尤其面对那些在书本中和神话中定型了的伟大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们是完全平等的。特别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更加平等了。请读者朋友格外注意,当你读我的文章的时候,会隐隐约约地觉得我这个小人物的口气有时候实在太大了,你甚至会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么,我现就告诉你这个特别的原因吧,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上帝传给我的平等观。在我的世界观里,我跟毛主席是平等的,我跟上帝、佛祖、神仙是平等的,我跟老百姓是平等的,我跟乞丐上平等,我跟精神病人是平等的,我跟残疾人是平等的,我跟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都很平等的。
在上帝的眼中,人人都是平等的。
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人要实打实地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上帝却做到了。有一天,比中国的看客激进许多倍的外国围观者愤怒了,他们想在上帝面前表现他们的见义勇为,表达他们嫉恶如仇的性子,表演他们决不同流合污的立场和情感,大家不约而同地要把一个弱者,即一个可怜的妓女用石头活活砸死,却被并不领情的上帝断然制止了:“快住手,你们残暴的人啊。”跃跃欲试的“革命群众”不由得为之一愣,上帝继续对他们当头棒喝道:“你们当中哪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就打死这个女子。”外国的围观者都很可爱,他们在扪心自问后都低下了忏悔的头。如果上帝碰上的是众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中国人,或者对主子积极表现忠心的中国人,他们不把妓女打成稀瓜烂才怪呢。君不闻,超市保安对于女顾客的搜身,打死嫌疑犯的警察和打死网瘾少年的管教,以及中国所有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和杀人不见血的政客,他们何曾手下留情过啊?
上帝为什么跟政客、打手、卫道士不一样,是因为他具有平等眼光。在上帝的心中和眼中,无论妓女,还是其他人,都是一样的人,他们在人格上和身份都是平等的。上帝的这种观点,是照人下饭的中国圣人孔夫子以及他的圣崽子们永远无法理解的。我们的等级制度,我们的势利阶梯,跟我们的珠穆琅玛峰和喜马拉雅山一样,都是世界最高的峰,世界最高大山,值得遗老遗少和孝子贤孙自豪上一万年的。我们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终生经营着各种各样的极其庸俗化、势利化的人际关系,只要是自己的人,就是一种态度;只要不是自己的人,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我们靠着先天的血缘关系和后天的利用关系,决定各种权益的分配。我们的抱团主义、宗派主义、小集团主义,都源于人跟人不一样的思想作祟。尤其在官贵民贱上,在君权神授上,我们的等级措施格外严厉,简直到了针扎不进、雷打不动的地步。在孔夫子的眼中,他所谓的仁只是为劳心者的上等人服务的。在蒋总统的心中,他们的利益只 能与 夫人、儿女、兄弟、学生分享的,其他人都是不能染指的。我们也曾经平等过的,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是平等的,妇女能顶起半边天,国内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一样平等的,党员和非党员一样平等的,干部和群众一样平等的……自从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明显感觉到似乎一切都不平等了,官与民不平等了,富与穷不平等了,上与下不平等了,连妓女嫖客都看不起工人、农民、解放军了。人们都说,平等是不可能的,不平等才是可能的。人们还说:这个世界从来就是不平等的,现在讲平等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无法消除不平等的魔爪的伤害。也许,我们真的是从一生下来就不平等的。因为,我们没有上帝,我们只有神灵,我们的神灵本身就不会对所有的人平等相待的。中国神灵的势利天下少有也绝无仅有的,上帝给所有人一样的心肠,我们的神灵却是谁给神灵和寺庙布施得多,就给谁施惠;谁不布施,谁就注定要倒霉透顶。中国历代的坏蛋们之所以欺压人民,就是他们认为神灵在暗中保佑着他们作威作福有。还有,我们在男女平等上也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妇女能顶起半边天,显然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如今女青年在就业上的性别歧视还是很大的;我们在生孩子上的男尊女卑观念依旧根深蒂固,男女生育比例严重失衡,这个可怕的隐患将带给未来中国极大的不安定因素,也许比所有的不安定因素加在一起还要更大更可怕的。此外,中国古代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的骗术,跟我们今天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错误倾向一样,都将让目前中国人的平等意识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可望不可及。
不平等的表现还有许多。
乡下人看到城里人的时候,不平等感让他们到觉得无比自卑,觉得他们还不如美国的黑人,不求上进之心加大,农民意识更加落后;城里人看到乡下的时候,不平等的优越感让他们更加自负,觉得他们是第三世界的中国,天生优越的沾沾自喜小市民心理加重,更加变态。
乡下教师觉得不如城市教师,城市中小学教师觉得不如大学教师,大学教师觉得不如领导干部。
教书的觉得不如卖茶叶蛋的,做手术的觉得不如剃头的,唱戏的觉得不如演电影的。
为民觉得不如当官,当小官的觉得不如经商的,经商觉得不如当大官的,当大官觉得不如逃到国外的。
专科生觉得不如本科生,本科生觉得不如研究生,研究生觉得不如博士生、博士后生。
穿布鞋的觉得不如穿皮鞋的,穿西装的觉得不如穿西装。
穷人在富人面前顿觉矮三分,有钱的王八蛋立即觉得大三辈。
偶尔接近了官老爷哪怕被人称呼一声“滚蛋”也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去基层锻炼哪怕被父老乡亲敬作“父母官”也在心里是一万个不暖和。
中国的丈夫不尊重妻子,动不动就辱骂妻子的十八辈子先人;中国的妻子不尊重丈夫,一句要搞丈夫的娘,或者变本加厉的反操十八祖宗的脏话,就把丈夫的尊严践踏到了十八层地狱里。
……
以上的攀比只是表面现象。这样的比较最后还可以用“人比人,不活了;驴比骡子,不驮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经验之谈来寻求一定的心理安慰。
人心不足蛇吞象,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天下没有相同的树叶,天下没有绝对平等的人,等等,又让我们这个人心涣散、四分五裂的民族很难永远地团结起来。除了在亡国灭种的特殊关头,我们很难真正地团结起来,因为我们缺少基本的平等思想,喜欢养尊处优的我们有的只是不平等的算计别人,有的只是把别人都算计绝对低自己一等的不平等的人,然后让最不能“下人”或者“下面的人”平等的自己永远地盘踞在金字塔顶,高高在上,威风八面,不可一世。
没有平等,自然就没有尊重。如果没有了平等意识,自然只会产生猜忌和仇恨。所有的斗争都建立在不平等上的基础上,所有的不幸都建立不平等的基础上。家庭是这样,国家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
朋友,不管你身在何方,不管你身居何位,不管你道德怎样,也不管你生活怎样,请问:你有过跟妓女一样的平等意识吗?你有过跟上帝一样的平等意识吗?你有过跟毛主席一样的平等意识吗?你有过跟平常人一样的平等意识吗?你有过跟残疾人一样的平等意识吗?你有过跟罪犯、坏人、王八蛋、流氓、杀人犯一样的平等意识吗?
你也许统统没有的,但是,我却是一直有的。正因为这样,我在纪念新中国六十年华诞的时候,就敢于写这样的既唱反调又唱高调的文字。这也并不是我的无原则调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想要具备平等意识,一定要有像上帝一样的慈悲心肠和宽广胸怀。观音菩萨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神佛,其根本原由也就在这里。当然,在无法争取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我们所选择的唯一武器,便是斗争。只因为斗争,才建立了平等的新中国。也只因为斗争,才消灭了不平等的旧中国国。我想,今天的不平等现象,总有一天,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被逐步消灭的。
平等终有一天将像阳光一样平等地普照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
平等意识终有一天将像血液一样平等地流动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
只有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亲人,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家庭。
只有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中国人,改革开放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
也只有真正的平等相待与和平共处,才能救美国,救中国,救世界。
文革的失败,在于不平等。我们现在倘若想要救改革,还在于平等二字。如果不平等,一切共渡难关的希望便无从谈起。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博爱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
中国历史上最英明伟大最风流长寿的乾 隆 先生,曾经大言不惭地讲过他的“博爱论”:“只要不是生我的和我生的,统统采取拿来主义,一个字‘淫’!”当然,他的原意如此,并非原话如此。自然而然,乾隆的“爱”专指做爱而言。他这个睡了叔母、奸了侄女、淫了叔奶、搞了外孙女的王八蛋,也算是中国最混账的一个禽兽不如的“正人君子”了。他的这种奸淫天下美女的丑行与恶疾,其实像《原君》、《原毁》的作者黄宗羲等人早就强烈抨击过了:“以天下财物供一个人享用,以天下美女供自己一个人淫乐。”原文我也有些记不清了,大意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博爱论者,除了霸占人间尤物,甚至还想奸占天上的神女的,西门庆很嚣张地说:“就是奸骗了织女、嫦娥,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引用的话跟原话可能多少有些出入,但大意还是如此。我没有时间找原文查实了,我想赶在国庆节之前至少完成四十篇纪念文字的。之所以没有打算写六十篇,除了时间上无法保证外,还因为比新中国小二十岁的我,今年正好四十岁。国庆节后,我想写了,就再想一些;不想写了,就等到八十岁的时候即新中国百年华诞的时候一起再写四十篇吧。但愿到了那时,我能把“论”字变成“颂”字。
我对新中国的爱是真正的博爱,不是貌合神离的乱爱。
上帝的博爱观是:“要爱所有的人,要用爱装点这个可爱的世界。”用爱对待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充满爱,这样的主题班会经常在学校里上演着,这样的欢庆会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几乎天天上演着。好像我们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上帝的信徒,很基督的,很耶酥的,很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实际上,我们距离上帝的博爱观还是遥远的,甚至于我们连上帝博爱观的皮毛都不知晓的。
我们虽然曾经相信佛教的众生平等,相信只要我们善良做人,死后一定会回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我们虽然也听从过孔夫子的教诲,要仁者爱人,尤其要对对统治者的敬爱达到必恭必敬的奉若神明的地步。然而,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爱过自己,也没有真正的爱过别人;我们自爱的时候非常自私,我们在自暴自弃的时候也非常凶狠。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博爱。
我们的爱向来是狭隘的,自私的,用溺爱形容比较接近,用博爱形容便离题万里了。我们只会爱妻子、爱孩子,有时候却也因为爱别人的妻子而不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爱妻子和孩子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爱自己的父母更不爱别的所有人。我们一直极吝啬地认为我们只能爱女朋友、爱妻子、爱孩子而不能爱别的人。爱妻子,多因为侧重于妻子有着性爱的因素,爱孩子是为了自己将来的防老。我们无疑是把爱真正地庸俗化了,小时候还不过分,长大了,我们不会用亲吻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爱;年长的父母对成年的孩子总是冷冰冰的,成年的孩子对年老体弱的父母同样也是冷冰冰的。我们的爱只是爱妻子并连带着爱年幼无知的孩子,一旦孩子不年幼无知了,就不爱了;一旦妻子年老色衰了,就不爱了。
我们虽然也说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大意说的是我们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天下所有的孩子,我们要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天下所有的老人。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国家虽然有扶老携幼这个词语,却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护过孩子和尊重过老人。我们只会残忍地摧残孩子的身心,还美其名曰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让儿女早熟,早早地向世故大人过渡,那种根深叶茂的应试手段,那种所谓的成龙成凤的恨铁不成钢的恶毒心肠,就像是专制时代的 暴 君对待他的臣子,说一不二,绝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专制的父母完全抹杀了孩子们本应该快乐成长的天性,不是把爱传给了孩子,而是把代代相传的自私和残暴传给了孩子。还有,我们不把老人当老人对待,而是把老人当老东西、老不死对待。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却把孩子反当作老人对待,当作小皇帝、小公主一样对待,孝敬得了不得,恨不得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献给孩子。这就造成了所谓最讲究孝道的中华民族其实最不尊重老人的代代相袭的历史恶习。如今随着老人问题、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我们因为缺失博爱而造成的可怕局面,是很难用一言半语讲清楚的。
我国的学校虽然讲着爱的教育,爱的哲学,但我们在校园净土里培养给孩子的空洞爱国主义教育,不能给孩子如何真正地热爱国家的教育;给学生的空泛的爱心教育,却不能让他们走上社会以后真正地爱自己和别人。只爱钱而不爱人本身的教育,只爱权而不爱人本身的教育,只爱物而不爱人本身的教育,只爱自己而不爱别的所有人的教育,从来都是最失败的教育。
冰心的母爱文学虽然让我们很感动,但母爱比起上帝之爱来,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四大爱情传说很动人,但爱情与爱人类、爱人民比起来,就难以比拟了。
上帝爱妓女而不占有妓女和伤害妓女,跟观音菩萨宁肯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人类的做法一样,都是真正的博爱和大爱。
我们不能把博爱主义和博爱世界想象成乌托邦空想,就像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当作空想或者仅仅当作理想一样,博爱是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或者人与人之间亲密交往的最高理想。我们应该培养每一个人的博爱意识,就像我们曾经积极培养每一个人的共产主义觉悟那样。我们必须撒播下博爱的种子,那比撒播遍地开花的金钱、权力、女色的种子的意义更大。既然连金钱观都能无孔不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博爱观无处不在呢?让世界充满爱,让人人都奉献出一点爱,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要做到上帝般的博爱是很不容易的,要做中国人的亲情之爱却很容易,要做到中国皇帝的乱爱就更容易了。有人把当今社会的性自由、性交易泛滥成灾的责任完全推给了西方社会,是有失偏颇的,因为那里边也有着中国最黄最黄的老祖宗无可推卸的罪责的。我们的任务当然是要向上帝的博爱观看齐,但并不是说,我们干什么事都要无原则地和稀泥。用毛主席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要对敌人极端仇恨,要对人民无限热爱。用雷锋的话讲:“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革命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
毛主席的博爱观可以用这样的话句来概括:对绝大多数人要爱,对极少数人要恨;爱的是大多数人即人民,恨是极少数人即敌人。这虽然比上帝的博爱要低一个等级,但比起剥削阶级的博爱,比起一般人庸俗化的家庭小爱而言,已经有天上天下的区别了。
上帝的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暂时还不是很理想的社会和时代,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毛主席的博爱观,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而且我们也曾经做到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爱,为了四万万的同胞的爱,为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爱,为了建设新中国的爱,都曾经是感天动地的。如今,我们失去了许多爱:作为人民,我们失去了毛主席对我们的无比热爱,失去了烈士和前辈对我们的无比热爱;作为主人翁,我们失去的爱就更多了。当我们失去了毛主席对我们的博爱后,上帝对我们的博爱更是荡然无存了。可以这么说,毛主席其实就是我们的上帝。
王朔曾经说,玩的就是心跳;池莉说:有了快感你就喊;身体作家说:跟我上床;性学专家说:我赞成试婚、换妻、群居。这些好像都是博爱,其实全是胡闹。张洁曾经有一篇小说叫《爱是不能忘记的》,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没有博爱情感的社会,在我们这个缺少爱情的时代,我最想大声疾呼的是:让我们忠于博爱,忠于爱情,忠于毛主席对我们的热爱,忠于上帝对我们的博爱,忠于人民对我们的爱。
只记着家庭的爱,那是禽兽的私心;只记着阶级的爱,那是集团的私心;只有永远记住着全人类的爱,才是人间真正的大爱和博爱。在这一篇文章里,我之所以把毛主席排在上帝之后,并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在爱的问题上,无论的爱情,还是博爱,我们确实都是逊色西方的。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不足,然后才有可能迎头赶上的。毛主席对西方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说,先生虽然经常欺负学生,但学生一定要 向 先生学习,要不然,便是落后就要挨打。对于博爱,我觉得尤其应该如此。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劣根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一
写劣根论,其实是继承了鲁迅和柏杨的传统。
我觉得毛主席可能出于号召和鼓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缘故,只宣扬人民的长处和积极性,却对其的缺点视而不见,很少深刻的批评和批判,进而赞成了中华民族劣根性继续存在。这既是中国革命最不彻底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民只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因。
解放前的毛主席在国民性的认识上真的跟鲁迅完全不同,他没有正视人民身上的缺点,无疑给中国以后的发展道路留下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鲁迅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上的确比毛主席更为深刻一些。同样,鲁迅对敌人的恨、对人民的爱,可能也要比毛主席逊色许多倍的。不过,鲁迅对封建残余的理解要毛主席深刻得多,对人民的严重缺点的认识也是其他文化人所难以比拟的。
我们的人民群体显然有着很大的缺点的。毛主席却把我们的人民看得十全十美,这就无疑使他的文革难以避免地上演了一场中国特色的堂·吉诃德式的闹剧,让他毕生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完全幻灭。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一直误以为所有的人民都有着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万丈革命豪情的,但那全然是不切实际的。
相对而言,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就要冷静得多。他虽然有着横眉冷对和俯首甘为的鲜明爱憎,但是,他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教育更为关切,他认为:凡愚弱的国民,无论体质如何健壮,只能作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毛主席却不曾相信过这句话的,因为他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了革命的胜利,人民群众身上的优点也被他开发殆尽。毛主席根本没有料到,在不革命的时候,在和平年代,人民身上的坏毛病就会彰显出来,而他们的优点却会在饱暖思淫欲中走向委萎靡不振的。我想,发动文革的时候,毛主席只想着尽可能地开发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中的好的方面,他根本没有同时想到会把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中的不好的潜能全部消除掉。而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又跟毛主席倒了过来,恰恰是发掘了人性中极不好的方面,而对于人性中的优点却发掘得很不够的。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道:我们中国人是有劣根性的,特别是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我们身上的劣根性尤其触目惊心。除了鲁迅指出的中庸之道、叭儿狗、落水狗、看客,以及柏扬指出的酱缸蛆、窝里斗、不团结、圣崽等外,就我的观察,我觉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在当代中国还表现在:
一是软坏,喜欢用软刀子杀人。利用人言可畏丑化败坏他人,利用集体和组织优势孤立圈子外的出头鸟,并全面敌视之,不动声色地排斥之,最终促使其慢性自杀。我想,对曹丕的皇权构成威胁的无疑死于上述因由。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小单位,凡得罪了领导的人,一般会被其他人用软刀子联合绞杀的,所谓心胸狭窄的领导一般不会出面,暗箱操作,总是躲在背后偷着乐。
二是硬杀,靠着人多势众集体明目张胆地群起而攻之,必置异己分子于死地而后快。在一个小村子或者小单位里,均有着极其严重的看人思想,大家一边倒,狗撵下坡羊,对于那些所谓的弱者,一律打入所谓的钉子户行列,让他像孔乙己一样,若有若无,自生自灭。最残忍的时候,还会还一哄而上地将其乱棍打死,还美其名曰是代表民心所向同仇敌忾地除掉害群之马。
三是笑贫不笑娼,唯利是图,有钱便爷的心理完全复活、复苏。没有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有了钱便什么都好说。寻靠山,找背景,寻后台,拉关系,恨不能有个海外关系和港澳台关系,恨不得自己的祖先是地主老财能给自己埋下金银财富,恨不得一出门就碰见从天上掉下来的贵人。
四是领导只有装得像,他们的装腔作势越来越不像样,他们的装模作样越来越不像话。即使小小的领导开会时一般都敢煞有介事地念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除了猪鼻子插葱装得像外,他们根本的什么真本事也没有的。他们装模作样地组织各类会议,仿佛自己跟大领导差不多似的,处处讲排场,摆阔气,一副相大神威的样子,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其实最终只不过是小人得志的样子。他们像泥塑的神像一样只注重外表,完全不管内心世界的极度空虚。
五是当面说谎、背后传播谣言的人群越发地增多了,骂党骂娘的人越来越多了,空谈误国的人越来越多了,干实事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人都是演说家,个个都会讲大道理,好像做人的真谛只适用于别人,独独不适用于自己的。妻子别人的好,儿子自己的好;背后骂领导讨好同事,当面讨好领导攻击同事。人人都爱戴两套面具,人人都会耍两面派。人人都有活思想,人人都装糊涂人,惟恐天下不乱,惟恐自己无利益。
六是对上软、对下横的人多了,群众之间帮忙少了;官员之间拉拢多了,集体腐败多了,个人隐私少了;助人为乐没有了,幸灾乐祸多了;同学真情少了,同学爱情少了,同学利用多了;防人之心少了,害人之心多了:见义勇为的人少了,见利忘义的人多了;在人多处振臂一呼与歹徒搏斗的人少了,在人少处见财起歹心、见色图不良的人多了。
七是只有在过国庆节的时候才想到国家,只有在过建党节的时候才想到党,只有在过建军节的时候才想着军队,只有自己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才关注高考问题,只有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才去理解什么是同情心,只有自己倒霉的时候才想到别人倒霉的时候不应该随声附和地幸灾乐祸的。有些政客和精英总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玩虚的敷衍了事,却把占有物质文明当作财源茂盛的头等大事常抓不懈。
八是城里人天生看不起乡下人,乡下人哪怕倾尽一生的努力都无法消除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有知识的轻视没知识的,有钱的轻视没钱的,有官职的轻视无官职的,有才的轻视无才的。仿佛只有别人才能重视自己似的,从来没有想自重比他重更重要;老想在人前表现自己,总像鸡毛似的轻飘飘的,从来不知把自己落在实地上;巴结人的时候极尽奴颜媚骨,反目成仇的时候恨不得对方立即被车撞死。在特定险恶环境里,每个人的心肠无比歹毒,每个人的同情心荡然无存。
九是无论干什么职业的人都缺少敬业爱岗精神,干工作纯粹是为了谋生,而缺少干革命的热情。见面就喊闲忙瞎累,见面就瞎聊活着没意思,见面就讲钱和女人,全民族的俗气天下少有。
十是一点不诚实,无论对自己还是亲人,还是对党和国家,还是外国人和陌生人,都采取了万变不离其宗的极不诚实的态度,玩弄小聪明世界第一。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只相信财神爷,凡搞生意的人家和商铺都供奉着财神爷。官员因为谎话连篇而害了国家,百姓因为谎话连篇而害了自己。
还有许多,相信每个人都有着沦肌浃髓和毛骨悚然的深切感受,我就不继续一一列举了。
鲁迅对劣根性的态度是怒其不幸,哀其不争。
我对劣根性的态度是必须扫荡,除恶务尽,净化灵魂。不在灵魂上进行脱胎换骨的革命洗礼,是无法彻底疗治劣根性的痼疾的。这需要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影视作的长期努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取得明显收效的。现在看来, 鲁迅 先生之所以对人民的启蒙工作那么重视,也可以看出他对改造民魂曾经抱有多么大的希望呀。我猜想,毛主席也是犯了某种过于理想化的错误,他相信我们既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而建设社会主义,就深信我们的人民在建设年代、和平年代会跟在革命年代、战争年代一样富有创造力和革命精神的。建国后高大全文学的失败,也算是对人民十全十美礼赞的一大讽刺。相反,赵树理对常有理、小腿疼等形象的认识和把握,就比大多数作家要深刻很多。不仅如此,赵树理还是对农民怀有最深厚感情的伟大作家。
现在的阿Q比以前少了,现在小偷小摸的人多了,爱占小便宜的人多了,爱占大便宜的人多了,有了人为了贪多占广的权钱色交易,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的。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会使用活学活用的政客哲学,连农民都不老实巴脚了,连工人都不忠厚老实了,连最善良的人只要机会来了,都有着好好腐败一次的想法和行动。我觉得当前中国最大的劣根性便是人人想发横财,人人都梦想着能够腐败一下的机会,人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暴发的犯罪动机和行动。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发疯了,人人都变成了红眼睛阿义,人人都想成为赚钱的机器,人人都想着天下掉下金元宝,人人都想着一夜成名、一夜发财,人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人人都没有了国家大局意识。
人人都只爱钱,人人都不爱国;人人都爱肉体享受,人人都轻视精神追求,如果听任这种思潮和势头发展下去,我真的不知道社会主义中国将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的?我在这里只是把这个尖锐的问题郑重地提出来,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腐败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二
天下谁人不爱腐败,天下谁人不爱堕落?天下谁人不腐败,天下谁人不堕落?有人可能要列举到 柳下惠 先生了,其实有许多大文豪和大科学家可以作证, 柳下惠 先生绝对是子虚乌有。这几天,我看了这么一篇文章,文章讲托尔斯泰是一个色情狂,据讲托老在八十二岁的时候的很不光彩,还有着嗜好玩弄少女的冲动和行动。文章的作者写到这里,便顺理成章地联系到了大名鼎鼎的大科学 家杨振宁 先生,杨大科学家同样在八十二岁的时候娶了二十八岁的少女,有人当时写文章还专门为他们老夫少妻声明道,他们新婚夫妻的性生活很和谐、很幸福、很爱情的。别的科学家有没有靠所谓的通过善淫寻求创作发明灵感的坏毛病,但成名的臭男人尤其是臭文人经常会养成这个坏毛病的,譬如晚年的歌德和白居易都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不是不能保持晚节,而是为老不尊,或者说在糖衣炮弹下打了败仗。当然也并不排除我们的民族有贞女贞妇母亲的,但今天整个民族的集体堕落、腐败已经是无可掩饰的事实。
面对男欢女爱的欢乐场,面对色胆天、权能通天、钱可欺天的嚣张气势,我们靠大老爷和妖娆女的玩火自焚就能反腐败,笑话!我们靠小文人和老解放写一些杂文,就能取得反腐败的胜利,是更大的笑话!当代自封的反腐勇士,就像是“一下子打死七个”苍蝇的小裁缝可以战胜魔鬼,纯粹是哄小孩子的童话游戏,靠着写杂文反腐败也只能是哄哄不腐败的老百姓而已,与真正腐败分子屁何干?我想,鲁迅即使活着,他面对今天中国不可一世的腐败现象也将是束手无策的。他的杂文在革命时期还能多少起一点作用,在和平享乐的年代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也许将被中国的主流媒体抛弃的下场就很能说明这一点的。靠杂文根本反腐败是靠不住的,就像靠天爷吃饭一样靠不住。前几年,我读过邵燕祥的一篇杂文,他就表达了写杂文对于反腐倡廉作用不大的牢骚情绪。因为要害的症结是,腐败分子是不看杂文的。正如同刘项原来不读书,杂文家的自恋无异于意淫,长此以往,最后只落得自己厌倦了,国家也不领情,被批判的对象也无所谓。最后,在强大的政治家面前,在道高一丈的御用文人面前,杂文家的命运终究是百无一用的书生,杂文的命运还是要被边缘化的。散文和小说可以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次,诗歌却写不到头的,杂文也写不到头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因为腐败的势力永远大过杂文的力量,杂文家从来就不是腐败分子的对手,而散文和小说不反腐败的特点在相比较之后就很明显了。
更何况,靠着大文学、大文化反腐败,也正所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望的渺茫让人一想起来就脑大。大文学、大文化不要说三十年,也许一百年就建立不起来的。
靠着政治家的大有作为可以反腐成功吗?历史上确有靠着党自身的整风而反腐成功的特例,如延安整风;但也有失败的情况,譬如文革。可见,纵然是作为世界反腐第一人的毛泽东,他在反腐的战斗中也是功过参半的,远不像他创造的军事神话那样百战百胜。
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也都有着前仆后继反腐言论,但收效似乎都跟杂文家一样相差无几的,对于国家日益严重的腐败危机全然起不到丝毫的应有作用,以致越反越腐的糟糕局面无法根本扭转。或许能够起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就已经是万分幸运了。可是,假如每一个领导人都是可怜的三分之一,持续稳定地增长下去,十届领导人就是三十分之一,一百届领导人就是三百分之一,发展到那个时候也许早就亡党亡国了。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能用先进的制度从根本上扭转乾坤,那么,无论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杂文,都永远不能把腐败分子的那个什么咬上一口的。书呆子总是空谈误国,政治家也常常是空谈误国。廉洁奉公的人往往不近人情,腐败分子却总是教人皆大欢喜。历代包公海瑞极少,时时贪官污吏极多。欲想拨开云雾见青天,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偶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总被狂徒摧残尽。腐败的力量显然过于强大,正如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反动派的力量过于强大,红军最终以失败告终一样,目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不反还则罢了,如果真的要以红军的精神去反攻,无异于以卵击石,注定也要失败的。
是不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命中注定要永远地腐败下去呢?也许是,也许不是。是不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彻底根除腐败呢?从理论上讲,我们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民主;从实际的角度讲,我们是毫无办法。这就像是我们患上了艾滋病,按理论上讲,我们想治好也有可能治好,可是,按实际论讲,我们却是非死不可的。
下面,再从女人和男人的角度谈谈腐败。
先说女人。
旧中国千疮百孔,疮痍满目,伤痕累累,方志敏却把她比作天生丽质的美人,他和公刘只说列强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母亲美人丰满的胸部,极尽淫亵蹂躏,却并没有说美人母亲的儿女不争气,也没有说祖国母亲有着淫荡无耻的劣根性。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们可以用小姑娘春天般花枝招展和美丽来形容,也可以用生机勃勃的美少妇的青春美貌来形容,无论是迷途的少女,还是失足的少妇,毕竟都有着距离纯情少女很近的让大家人见人爱的本来面目的。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已经使新中国成了健壮的妇人,有贵妇人的沉稳,有浪荡女的轻浮,无论成熟,无论风骚,无论魅力,无论劣迹,都不是不谙世故的小女子们所能比的。然而,在健壮的妇人当中,虽然大多数人善良本分,却仍然有着数量不少的狡猾和无耻的女人,她们都是倾城倾国的荡妇。虽然用荡妇来形容我们的时代很不好听,但在这个或许既将改变革命性质同时又开放了极大丑恶的时代,也确实有着像荡妇浪子一样的放荡不羁的乱世情怀的。男流氓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女流氓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毛主席的有些名言在革命的时代名副其实,到了建设年代就变味了,譬如那句最有名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革命年代,指的是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在改革年代,就指的是“风流浪子莫教贫,红粉佳人休使老”了,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哀,还是宿命的谶语,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再说男人。
旧中国男人们爱自称仁人志士,虽然大抽鸦片使得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幸亏还有极少数的仁人志士在,因此,几近亡国灭种的旧中国终究会在外来文明的启发下孕育出走向新生的希望的。这也就告诉我们,即使再腐败的国家,只要栋梁之材,就是有希望的。所以,面对腐败,我们也不要过于悲观失望的。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男人是半边天,比古代人矮了一半;女人是半边天,比古代人高了不止一半。女人全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男人全是英雄好汉、壮士豪杰,他们都在轰轰烈烈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好啊,因为人人都是英雄好汉,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然而,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因为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倘若大家都是英雄好汉了,天下也就大乱了,也就是所谓的乱世出英雄。既是乱世,当然就有乱臣贼子从中破坏,腐败自然更是不可收拾,说是浩劫也未尝不可,因为英雄气短的光辉瞬间最终将为儿女情长的温柔富贵之乡所俘虏并完全替代。
新中国的后三十年,就是儿女情长的天下,即使有少数英雄,他们也是难过美人关的伪英雄,全都拜倒在了妖精美人们的石榴裙下。这不再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不再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时代。说得再难听一些,这是一个纵欲和堕落的时代,是一个自残或者自杀伟大精神的时代。好像有一个外国的圣贤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连女人都不守贞洁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已经堕落并行将灭亡的时代。我就是从这句话所蕴含的逻辑推理出发,来认定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十分堕落的时代。所有的得志小人都成了超级嫖客,他们玩弄妓女,玩弄二奶,玩弄小蜜,玩弄农妇,玩弄下岗女工,玩弄幼女,玩弄处女,玩弄泰国人妖……可以说是丑恶到了极点。贾平凹说:“丑到极点就是美到极点。”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丑到极点就是美国人所希望的美到极点。既然要把美到极点和丑到极点高度统一起来,我们自然就认为腐败分子们的生活无所不美。玩弄中国女人犹嫌不足的中国成功男人还做着跟美国荡妇勾搭成奸的美梦,却不料美国和日本的娼妓、荡妇已经向我们中国嫖客投怀送抱了,在他们治下的温柔乡里,中国的腐败分子只有靠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以换得醉生梦死、欲仙欲死的世界级色情享受了。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敌人和平演变的糖衣炮弹是可以俘虏我们的。敌人除了毛主席外谁都不怕,幸好毛主席已经死了,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向中国软骨头的男人们发起决战性的稳操胜券的进攻了。正因为我们的敌人学聪明了,他们聪明地认识到只有腐败才能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而新技术和新武器是征服不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敌人的聪明正衬托出了我们自己的愚蠢,我们却似乎一点都不知道敌人的险恶用心,我们竟然把遍地美女蛇的美国当作了我们最神往的爱人居住的爱之屋,就如同纣王最爱的人是骚狐狸妲己,最喜欢的地方是人妖不分的淫窟。。
说完了女人和男人,我们再说神仙。
人明智地说:人无私心了变驴呢。神不明智地说:人无私心上天了。万能的神当然知道耍小聪明的人,永远不会成为长生不死的神的。人却总是想着要成为自私自利的神的,而且总是以小人之心度神仙之腹的。自从科学战胜了迷信,人在知道根本没有神仙也没有自己的下一辈子后,就开始绝对地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了。改革开放享受人生为主的大舞台,就是在上帝死了、神死了、毛主席死了、英雄好汉死了的大背景下上演的。大家只为一个字“钱”奋斗,大家只为两个字“享乐”活着。能达到目的者不择手段,不达誓不罢休者更加变态疯狂。于是乎,全民腐败了,人人腐败了,一直要腐败到亡党灭民、亡国灭种的时候。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反腐败了,因为到了腐败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物极必反了。
圣经说:上帝要叫人灭亡,就是先教人发疯。
我们的发疯或许将止于武松的钢刀、李逵的板斧、鲁达的拳头,或许将止于道士的春药、资本的吞金、自掘的坟墓,或许将止于天灾和人祸极端残忍的结合……除非我们抛弃特权和人治而建立真正的永久的民主和法制社会,而非特权和人治相结合的不和谐社会不理想社会。
否则,我们将与腐败共存亡。
不是腐败中暴发,就是腐败中灭亡。两者必居其一,请问置身其中的任何一个中国人,我们究竟该选择哪一个呢?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金钱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三
面对被人类批判了几千年的金钱,面对最近的三十年里红得发紫的金钱,我们又能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呢?卑之无甚无论,面对金钱,我真的感到很茫然。据说,毛主席最不同于别人的是两个不带:一是从不带枪,这有背于他作为中国第一爱国军人的身份;二是从不带钱,这说明他确实是视金钱如粪土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自然不能如此贬低如今风行一时的金钱至上论的。
社会变了,时代不一样了,原来过时的东西在今天却并不过时,原来被禁止的东西在今天公开盛行,原来被批判的东西在今天受到夹道欢迎,原来被否定的东西在今天完全合法合情合情。在拨乱反正后,金钱被安置放到了最高贵的神龛,谁若对钱不恭敬,他就必然像我一样一定是一个穷鬼;谁若对钱不动脑筋而只对文字大伤脑筋,他就必然像我一样一定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发迹的穷鬼。我们已经进入了离不开钱的时代,尽管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但也不见得离开了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在这篇文章里先算一笔并不糊涂的账,以此证明在有些眼中高不可攀的金钱在历史上其实不值一文的价值。
在当今社会,有的人可能身价数亿,有些被暴露的贪官就贪污受贿了四亿万之上。有人给我描述了一下,以百元人民币为单位,四亿纸币堆积起来,可能连我们学校的操场还放不下的。假如面对这样一座钱山,我一定会跟张天翼笔下走不出金山银山的童话人物大林一样,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堆积如山的四亿钱山的。好在我永远也见不到那么的钱,因此,我也就用不着被钱山所累了,至于梦中的钱山,就更不会扰乱我了。
我给大家要算的这一笔账,其数目比四亿还要多四倍的。假如一个人拥有十三亿的财富,那么他的价值一定就有十三亿大吗?他在人类史的价值就有十三亿大吗?且不要说他的十三亿有可能炒股打了水漂,有可能被国家没收,即就是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手中,那就可以因此说明他的价值是十三亿吗?非也。诚然,对于他和他的子孙后代而言也确实价值十三亿,可是对于全人类而言,就不能那么机械照搬了,也许连一元钱都值不上的,或者分文不值的。
如果把十三亿元分给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也就是一元钱,这个账大家都会算,用不着我说三道四。如果把十三亿钱分给全世界的六十亿人,每一个人也就是两毛五。如果分给过去和未来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全人类呢?简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大富翁能够“均贫富”地做到这一点的。大凡富有阶级,从来没有傻到这一步,也决不会这么做的。即使现在的一些慷慨激昂的慈善家,他们也只会在九牛一毛和沧海一粟的地方沽名钓誉的。可以这么说,迄今为止,不论任何一个富翁,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富有全部施惠给一个国家的所有人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有多么有钱,他也不值得向所有人炫耀的。然而,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多少有一点钱的人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那种光宗耀祖的神情,那种天下少有的包装,那种俨然阔佬的架子,都让人感到很可笑的。我这里要告诉所有的有钱人,请千万不要在人民面前骄傲,因为你们给人民创造的价值几近于零。
有的人可能要驳斥我,账绝不能那么算的,因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已经是“科学发展的硬道理”。那么,请告诉我,账到底应该怎么算呢?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在一个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社会,我们不这样算账,难道还有更高明的算法吗?假如只让自己的家里人生活无忧地达到小康水平,另外还能养活几个小老婆,就应该称作受人尊敬的先富起来的人吗?有了钱后就得受别人的尊敬,不知道这是那个王八蛋定的规矩?不要说给了乞丐一元钱,就是给上二元钱,或者给上三元钱,不食嗟来之食者都不会尊重你的,更何况给我分文未给?因此,任何一个奢望得到人民尊重的人,先把这笔账好好地算一算,然后就会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不尊敬你的原由了。
自然而然,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也就是中国人民都格外地感激和尊敬毛主席,因为他们都觉得,毛主席给他们每个人创造的价值何止超过百元、千元、万元,他们甚至觉得毛主席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了难以用数量统计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这种双重财富,不光施惠于全中国人民,也施惠于全世界人民。
同样的道理,新一代领导人的惠民行动,不要说医保,光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就足以让所有的中国人民感激不尽了。因为有史以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以胡锦涛为首党中央,这是任何一个自以为财大气粗的商人或者财团都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从数据上否定金钱至上的价值,也许的确是有失偏颇的。
我们再从其它方面来看一看金钱的价值和作用。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们哪一个人见过鬼呢?我们谁都相信,有钱不能使鬼推磨,神仙从来也没有把人间的钱看在眼里。钱不光不能通鬼神,也未必能通人的,历史上从来就有不把钱看在眼里的人存在的。毛主席是一位,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等都是。我们还记得那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典故吗?我们还记得“子罕之宝”的典故吗?还有,陶渊明辞官后回到了荒山野岭,仍然活得有滋有味的。
钱可以买来爱情吗?未必!一个人即使再有钱,也不会把天上的七仙女、织女买来的。
钱也买不来友情的。
钱买不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钱根本无法创造真正的幸福,钱却可能毁灭幸福,这样的悲剧实在太多了。
人的一生是漫长的,不能只顾眼前,不能一切只向钱看。有人统计,每年被热捧的高考状元,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抢占了经管专业的学习位置,足以说明所谓中国最优秀的人都变成了最势利的家伙,他们大都把自己发展成了只会为自己赚钱的工具。这可能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不幸!以前,我们无法理解在三十年与世界完全接轨的中国依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原因,现在我们理解了,那都是钱惹的祸。
金钱社会将让中国放不下一张正义的桌子。
金钱社会将让中国站不住一个称职的法官。
金钱社会将让中国创造不了任何世界第一的发明。
金钱社会将让中国兑现不了真正民生第一的承诺。
金钱社会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选择。
金钱社会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
再说下去,就显得有些空洞了。
好了,不多说了。对于我而言,一个拥有极少金钱的人想把金钱的问题说清楚,也真是一件老虎吃天的事。不过,我对最后读者 诸 君还是要说一句在中国最讨人喜欢的话:“恭禧发财!”问题是,发了财就值得高兴吗?我仔细想想,也应该是的。可是,除了发财,我们真的还有许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那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多少金钱就能做到,譬如孝敬父母、譬如爱护妻儿老小、譬如与弱者举手之劳,譬如创业、譬如写作、譬如爱情,譬如理想……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道德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四
老一辈人曾经告诫我们:说人坏话是不道德的。那么,说人好话就道德吗?进而言之,我们究竟是说改革开放的好话道德呢,还是说改革开放的坏话道德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仍然从以前好像引用过的古老例子说起。在历史上,我们从来都不乏讲道德得不到好处而不讲道德却能得到好处的例子。纣王原来的王后和妃子均是有德行的女人,她们因为讲道德而死于纣王之手,而乘虚而入的妲己虽然不讲道德,却得到了纣王的无比宠信。还有,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好话,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把自己喜欢听的话定为好话,有的人把自己不爱听的话定为坏话,这就为偏听偏信提供了市场需求。其实,无论如何,好像从来都是不道德的市场比道德的市场要兴旺发达的。
才高八斗道德显赫的曹植说什么也要比曹丕强一些,但他在不道德曹丕面前不堪一击。
李白也自觉才高八斗、道德显赫,但是他在不道德的高力士、杨国忠兄妹面前同样不堪一击。
袁崇焕很有道德,他的下场就是被杀头;洪承畴没有道德,却是封妻荫子。
宋庆龄有道德,却是冷冷清清;宋美龄没有道德,却是威风八面。
有道德一定要吃亏,无道德一定占便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识。
在市场经济时代,就更有着这样的情况:吃亏的一定是有道德的人,占便宜的一定是没有道德的人。在这个坏人吃香、好人受气的时代,我们对于道德在讨论,在盛气凌人的金钱面前,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了。
其实,讲道德的人有时候也会干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尤其是被曲解和异化的道德更是祸害了中国人民数几千年之久。然而,真正的道德却又总是受到世态炎凉的奚落,这是一直到今天仍然让我们感到最无可奈何的事情。
当有人劈头盖脸地对你怒吼:理想值几个钱?道德顶屁用!对不起有什么用!你还能怎么样呢?如果是我,我只有无地自容了,我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幸好没有地缝,我只好夹着尾巴跑到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电脑室来写文章了。
文章能拯救道德吗?如果文章能拯救道德,就如同说强盗能当法官一样,皇帝能当总统一样,崇洋媚外爱爱国一样,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事。驴唇和马嘴多少还有一些关系,因为驴和马的确还有一点关系,它们之间可能因为爱情也可能因为传宗接代的缘故,事实确凿地表明它们还能产生亲密对应的联系的。然而,文章和道德的关系在好多时候简直就是牛唇不对马嘴,它们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有人说,文如其人,好像有道德的人一定写的是文以载道的道德文章,没有道德的人一定写着像《金瓶梅》或者《我的奋斗》一样的淫秽或者反动的作品,如果仅仅这样地认识问题,那就又犯了简单类比的狭隘的幼稚的经验主义误区了。文章如同美人,是不能从表面的光洁度度看出其歹毒心肠的。艳照门往往包藏着丑恶内幕。在文章中高喊道德的人也许就是一条美女蛇,她会像汉奸一样用温柔一刀杀死你。这也正像一些所谓的领导,他们天天发表着反腐败的讲话,但终有一天会暴露出腐败分子的狐狸尾巴,我们能说他们曾经的道德讲话不道德乎?我们可要知道,他们重复的那些讲话,不仅代表中国领导人的最高水平,而且还代表着最高的道德水平。举一个今年中国开门红的案例,就是有名的文大师案,那个在革命建设年代道德败坏的流氓成了改革年代的表率,还公然为自己在改革时代如鱼得水的流氓成性作了辩护声明,说他是“半为苍生半美人”,也太他爷爷的那个老不正经的硬翘翘的软骨头了吧!当革命年代的黑丑角变成改革年代的红表率乃至急先锋的时候,当不道德变成道德的时候,当道德变成不道德的时候,所谓的道德文章和流氓文章,所谓的德高望重望者和跳梁小丑根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又该怎么去探究时代的文明标尺呢?
这样写下去,不光读者要犯糊涂的,我也要犯糊涂的。是啊,我究竟是在鼓吹道德,还是在远离道德呢?我们当然是要讲道德的,但我说的实际意思是我们讲道德不能只停留在讲话、文章、书本语言里面,我们一定要把讲道德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落实在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捍卫上。
我们天天讲落实,天天讲行动,可是,我们到底践行了多少道德呢?
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情况就值得怀疑:先进的生产力至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有许多地方,还推进着春秋时期就有的铁农具和牛耕作业,谁又是先进的代表者呢?光代表最广大的人民,那少数人民又是谁呢,凭什么不去代表呢?他们怎么办呢?先进文化、先进性的代表又都是谁呢?又从什么地方代表了先进文化呢?是汗奸文化?还是享乐文化?是伪精英文化?还是伪政客文化?
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值得怀疑,难道说以前从来没有以人为本过,现在才以人为本吗?那以前又是以什么为本呢?还有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值得怀疑的,请问,腐败的最大化是不是科学发展呢?如果不是,为什么又会有增无减呢?
再问,我们既然是礼仪之邦,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算计上吗?我们既然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为什么又有着非共产党横行霸道的诸多事实呢?我们既然是人民的国家,为什么人民总是被分成太多的等级和差别进而被冷落之至呢?还有,譬如我们常讲的两个文明建设既然要一起抓,为什么总是一手硬一手软呢?为什么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精神文明却相对降低了呢?既然是自由市场、自由竞争,我们为什么又对越来越猖獗进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讳莫如深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要反对旧道德,建设新道德。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已经把旧道德彻底扔到历史的垃圾坑了吗?我们的新道德彻底地建立健全了吗?说到这里就说到了不得不说的痛处,那么痛定思痛地问:我们今天口是心非的道德建设,跟古人的“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有没有根本的区分呢?我们善良的愿望为什么常常会落空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保持良好的初衷呢?为什么在好处和利益面前,道德就抬不起头了呢?为什么道德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不能落实在行动上呢?究竟是文革对于新道德的破坏严重呢,还是改革对于新道德的破坏严重呢?为什么要把责任推给前人而把好处落在自己呢?有哪一个想真正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伟人在一直沉痛地思考着:在商品交易中,在市场经济中,在当代社会里,我们究竟如何建设和遵守新的道德观呢?
道德失去了规范,道德缺少了应有的力量,道德不再制约人性,连谁敢以身试法必然身败名裂的汉制观念都因为道德的失落而显得更加淡漠。人之兽性大发、人之目无党纪国法的表现到了令人出离愤怒的地步,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事实,也是谁都能够天天见到的事实。当官员接连奸淫幼女的时候,谁人听了不寒心?当三聚氢氨事件发生的时候,谁不感到痛心疾首?当听到邓玉娇等人的不幸遭遇的时候,谁不义愤填膺?
这一切到底出于教育的失败,还是政治上的有意安排呢,还是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需要呢?除了高谈阔论外,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对于具体的落实都是含糊其词的。我对于道德见解,经过好多年的销解,现在已经缺少了革命的激情,倘若仍然站在革命的高度谈论目前的道德便显得很可笑的。我只想说明的是,无论什么样的时代都是需要道德建设的,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除了昏君当道的亡党亡国的国家外,都绝对不会把金钱置于道德之上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风气中也不会形成金钱高于道德污浊浪潮的。中国目前的道德问题已经不是精神失落、道德败坏、信仰迷失、白日见鬼等空洞的字眼所能够概括的。我们的道德问题已经让人惊恐万状了,当我们打开网上新闻的时候,当我们捕捉案中案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各种骇人听闻的荒唐事件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警觉,我们必须拯救道德,振兴道德。如果再不拯救,我们的未来就是身在黑中不知黑,身在黄中不知黄,身中假中不知假,身中坏中不知坏……
我们的时代已经在道德的审美疲劳中麻木不仁,我们的时代惟有在权钱色交易中因为离经叛道而显得格外的兴奋也刺激。
我们的确到了应该紧急刹车、悬崖勒马的时候。
如何走真正的讲道德之路?那就是走正直人生之路,此外别无它法。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国情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五
国情论又叫特色论。
坚持国情论,或者高举特色大旗,如果不是替腐败分子作掩护的话,那么,即使放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传统的大发展中,也应该放在第一位而足以引起每一个中国人的高度重视的。问题是,正是这个最核心的特色论或者国情论,却常常成为腐败分子躲过一劫又一劫应该被绳之以法的保护伞,并成为替腐败分子不断升级的腐败行为一路开绿灯的加速器。我们真的不愿意有的人利用国情和特色作为借口,大兴腐败之风。
当有人提到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时候,立即就被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挡了回去,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在中国的发展,而且还以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作为挡箭牌;当有人质问中国的腐败现象何以如此严重时,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论者也回答得振振有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腐败的,中国现在腐败也是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小怪的。当有人从以人为本的高度置疑中国警察经常有殴打嫌疑犯的事情发生时,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捍卫者就会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是从来如此,一贯如此,虽然按理说不该如此,但条件还没有发展理该如此的地步……
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可以让黑的变成白的。妓女的卖淫嫖娼,可以因为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需要而变成合情合理:一是拨乱反正后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二是出于对外开放的需要,三是人生和生理的需要;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各种乱收费也在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幌子下巧立名目地得以顺利进行,譬如医院的高价药、法院的人情官司、教育的不公平等也在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掩护下畅行无阻;教师体罚学生、警察乱抓人、干部乱骂人、政府乱占耕地等也在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特权放行中有条不紊地瓦解着原本光明磊落的中国形象……
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也许将让中国红彻底改变颜色的。社会主义加上中国特色二字就符合中国国情了,就可以公然营私舞弊了;人民加上特色和国情的改装,就可以变成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门的人,就可以连地富反右坏都摇身一变地成为人民中的一部分了;党的领导加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就可以让各种五花八门的代表人物混入领导行列了;指导思想加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就可以让马列毛名存实亡,就可以让非毛反社成为时尚;人民民主专政加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就可以大张旗鼓地为腐败分子服务了;为人民服务加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就可以变为为人民币服务了……
上述的推导也许是枯燥的,然而,这样的推导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却应该引起广泛的争议,引起深刻的思考,引起足够的重视。
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的路?怎样举?怎样走?这显然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决不是等闲视之的小事情。
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创造中了春秋第一霸的辉煌。
曹操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刘备打着刘皇叔的旗,孙权打着既尊刘也尊曹的旗帜,他们居然共同创造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皇帝们打着老天儿子的旗帜横行天下。
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统领着梁山泊众兄弟。
秦桧打着赵构的旗帜采用莫须有杀害了岳飞。
蒋介石打着反共反人民的旗帜倒行逆施,屠杀了中国烈士和中国人民上万万。
毛主席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打天下,打着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旗帜守天下。
邓小平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改革开放。
江泽民高举以马列毛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改革开放。
近些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却只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高举的是一点也不明确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虽然我们说改革开放的道路一百年也不动摇,但是从高举旗帜的嬗变上,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某种动摇,尤其是指导思想和旗帜的动摇。一旦连旗帜和思想都动摇了,用不了多久就要出乱子的。尽管让别人去说吧,尽管我们仍然高呼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既然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却一下子就走到了要改变旗帜和改变指导思想的地步?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是不是有些与中国国情太不相符了?改革三十年,以前除了八九年是特殊情况外,从来都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人们都觉得在新时期果真再也没有什么阶级矛盾了。可是这两年频发的群体事件,又让人们想不通了,为什么以前没有的东西现在为什么突然又有了?难道这些都像是死灰复燃的卖淫嫖娼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常事儿吗?然而,我却不这么想。我不这么想,是因为我父亲在收看十七大报告时,跟我收看十七大报告时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我看到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主题时,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的思路是当年邓小平嘴上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其实只是一个形式,他走的还是邓小平之路,依次观点,我的想法便是胡总书记将走属于他自己的新的改革开放之路,他才不会因循着邓小平道路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停滞不前的,而且,像抗击非典、给农民免除农业税、给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书本费、补助生活困难费等旷世之功,也在某种程度强化了我的这种很浅显的认识。直到有一天跟父亲谈起相关话题时,我才知道自己错了。父亲是一个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的看法与我完全不一样,他很感伤地说:新一代领导人完全背叛了毛泽东思想,如果再向前走一步,党真的就完了……
我并不想给中国特色抹黑,也不想给中国国情抹黑。可是,许多让我想不通的事情,却又让我无法为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拍手叫好。
我们的宗旨本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都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啊!可是,中国的事情一旦跟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联系起来,就变得麻烦多了,像摊派订报刊、摊派捐款等,就让我很是想不通的。还有中央的文件到地方落实时就要打许多折扣,也成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有些舶来的好思想譬如像人权一样的外国精华,到了中国就全变味了,同样成了所谓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因此,我老是觉得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放在头等位置限制全社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会变味或者被大打折扣的。中国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中国,不是世界的,就像美国资本主义是美国的而不是世界的一样。美国资本主义不叫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的中国社会主义也没有必要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再说了,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是沉重厚实的东西,它必须植根于地底下,不应该像旗帜一样轻飘飘地挂起来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或者国家,都不会拿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作为旗帜的。旗帜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制度却不仅仅只属于精神意识方面,它似乎更侧重于国家的经济基础而非仅仅是上层建筑。既然制度不能作为旗帜,那么,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说成坚持中国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也就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也许还要更好一些。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可以避免最让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重大嫌疑的,那就是“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
还有,中国迷信的谐音相关意义同样不可不防。有的人讥笑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就是被金钱俘虏的中国人都好色,尤其进入了特别是时期,这种嫌疑就更大。我之所以要写上这画蛇添足而不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就在于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死不认错,我们应该拿出当年拨乱反正的勇气,该正名的时候正名,该改正的地方一定要改正,而不要老抱着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偏见一意孤行,最终不仅让中国特色走上邪路,而且还将会断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
我们要的是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而决不是变味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而决不要什么特色或者国情之类的附加条件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新中国精神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六
这一篇文章不是今天写的,略作修改置于纪念系列,请读者海涵。因为时间很紧张,为了至少凑足四十篇之数,我也只能如此了。当然这种情况,也是仅此一篇,请读者同志见谅。原文为:
所谓中国精神,指的是新中国的精神。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那么,依此类推,国家也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按理说众所周知,我们今天的中国,可谓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且是全球公认,举世瞩目。好像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别的国家比我们的综合国力更为强大了。
尽管谁都不敢公开声明,但谁也不敢高调保证,我们的国家在精神上是无可指责的,或者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支柱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也许,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国家已经在精神上出了很大的问题。说得更为明确一些,我们的中国精神,就像是江河日下的水土流失一样,已经到达了严重缺失的地步。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精神,就如同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一样,那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个人没有了精神,将面临两大悲惨境遇,一是麻木不仁乃至死亡,二是所谓的行尸走肉,即衣冠禽兽是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精神或者说精神信仰的话,其岌岌可危的前途也就不是亡党亡国四个字所能概括了的。
在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重振新中国精神。
美国人二百多年来一直提倡的所谓美国精神,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建国精神。无论世界潮流和国际形势如何复杂多变,美国精神却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变的,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做事一贯正确,而是说美国的开国精神是不允许任何一个美国人去亵渎的,尤其是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形象决不允许任何一个美国人去亵渎的。正是因为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无论是美国总统代表美国人讲话,或者是像马丁·路德·金一样的“造反派”代表美国人讲话,都会激发起一个民族共同的正义的革命的情绪来。
而在我们这个说和做永远不能完全一致的国度,总是被一种类似强盗逻辑的思绪束缚和主宰着所有民众的盲从心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谁上台谁就是爷,谁当人主谁就代表国家,今天左,明天右,不偏不偏的中庸之道其实只会两面讨好,国家的精神也会因为那些为所欲为的个人需要而被严重篡改。不要说封建时代改朝换代后不变的是对老百姓的愚弄和欺骗,单说今天官僚主义极端腐败的现实,不光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头脑,也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头疼。
对钱、权等身外之物的极端化攫取追求是不能作为信仰而存在的。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有些人对于金钱和权力的崇拜显然超过了对上帝的崇拜,超过了对共产主义的崇拜。尤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早就不相信将会受到地狱惩罚的中国人才不会写顾及民族大义的千古道德文章的。只注重这一辈子享受的人,是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精神可言的。同样,一个只顾眼前利益的国家和民族,更没有什么精神信仰可言的。
有些必将会昭然若揭的事情,并不是道貌岸然者做做样子就可以蒙混过关的。越是色厉内荏的东西越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越是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东西,越会成为历史的笑谈。靠否定别人来抬高自己,或者靠拔高自己来贬低别人的做法,从来都不会取信于人民和历史的。
我们必须承认,光是改革开放的精神是无法代表中国精神的,就像是美国目前呼声最高的反恐精神无法代表美国精神一样。不言而喻,三十年来,我们从来都在轻视开国精神,轻视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精神,轻视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一段时期以来,给人根本难以消除的错觉是,如果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就根本发展不了经济;如果不腐败堕落,就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果保持艰苦奋斗的建党建国的精神,就不能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进行。
独立自主被所谓的韬光养晦所代替,其结果是抗美援朝之类的光荣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倒是连南海诸岛周边的小毛子们,也敢公然欺侮我们所谓的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才可以抗衡的强大中国了。
弱化了人民民主专政,纵容了贪官污吏,让腐败分子有机可乘。精英们坐享渔人得利,他们千方百计地离间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于是乎就诞生了一些荒唐可笑的无耻之尤的观点:“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百分这九十九以上的上访者都有精神病!”……这其实是犯了敌我不分的错误,其结果就是自毁钢铁长城。
弱化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中国特色,长此以往,也许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
抛弃了开国的指导思想,只会导致信仰迷失、精神滑坡、道德败坏……
抛弃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也无法跟世界文学同步,无法获得诺贝尔奖,便是最好的证据。
好在我们还是有所坚持的。譬如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像还没有被取掉,就像是美国的自由女神雕塑一样还是代表新中国的象征,足以说明我们的国家还有着拯救民族精神的希望的。
如果我们像苏联丢掉了列宁、斯大林一样地丢掉毛主席的话,我们新中国的精神也就会丢失殆尽的。
只要毛主席还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的中国就不会倒下,因为中国精神还没有倒下。
如今频发的群体事件,罪过不在人民,而在贪污腐化分子的丑恶行径让善良的人民群众实在忍无可忍了。可见,改革开放派生的腐朽精神是不能稳定人心的,能够真正稳定人心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建国精神。
改革开放精神应该是建党建国精神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割裂和背叛,这一点应该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以前的中学课本有过的一篇文章《叔向贺贫》,里边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谈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从前栾武子没有百人的田产,他掌管祭祀,家里却连祭祀的器具都不齐全;可是他能够传播美德,遵循法制,名声闻达于诸侯各国。诸侯亲近他,戎狄归附他,因此使晋国安定下来,执行法度,没有弊病,因而避免了灾难。传到桓子时,他骄傲自大,奢侈无度,贪得无厌,犯法胡为,放利聚财,该当遭到祸难,但依赖他父亲栾武子的余德,才得以善终。传到怀子时,怀子改变他父亲桓子的行为,学习他祖父武子的德行,本来可以凭这一点免除灾难,却因为受到他父亲桓子的罪孽的连累,不得不逃亡到楚国。那个郤昭子,他的财产抵得上晋国公室财产的一半,他家里的佣人抵得上三军的一半,他依仗自己的财产和势力,在晋国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最后他自身被陈尸在朝堂上,他的宗族也在绛邑被灭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八个姓郤的家庭有五个人做大夫,三个人做卿,他们的权势够大的了,可是一旦被诛灭,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只是因为没有德行的缘故!现在你有栾武子的清贫境况,我认为你能够继承他的德行,所以表示祝贺。你如果不忧虑道德的不曾建树,却只为财产不足而发愁,要表示祸从天降的担忧哀怜还来不及,哪里还能够向你表达祝贺呢?”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对于开国精神也就是新中国精神背叛最大,却是一帆风顺,灾祸比较少;而随后的新政策比较接近新中国精神,无论取消农业税,还是免除中小学生的学费,都是前所未有的深得民心的举措,可是广大人民却并不领情,过激事件时有发生,天灾人祸接连不断。造成如此的悬殊的反差,原因何在呢?大概跟栾武子的儿子、孙子的不同命运很相似吧。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之所以平安无事,是因为他们沾了毛主席的光;而那些励精图治者之所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沾了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的光。他们的冤枉是说不出口的,因为那是由为尊者讳的旧中国积习所决定的,也是由继承人难以突破围城的尴尬角色和身份决定的。古代中国人死家面子,当代中国人死不改悔的劣根性当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当权派,无论是纣王,还是崇祯,都很难听进去正确意见的。
历史总是惊人得相似。愿我们的国家依靠新中国精神而战胜当前所面临着的一切灾难。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为子孙后代负责,而不为了眼前利益忘乎所以,为所欲为。
精神之树长青!井冈山精神是长青的,长征精神是长青的,延安精神是长青的,西柏坡精神是长青的,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是长青的。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新中国精神万岁!
那么,什么是新中国精神呢?那就是藐视帝国主义如纸老虎的精神,就是消灭一切反动派的精神,就是振兴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就是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精神,就是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就是跟各种剥削思想和行径完全决裂的精神,就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哪怕是小小的朝鲜,也会让超级大国美国望而生畏的。相反,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神,哪怕就是妄自尊大的中国,不光在美国人面前抬不起头,而且也会在面对周边的一些小国蠢蠢欲动的侵略挑衅时缩手缩脚的。
如果新中国精神萎缩了,被蚕食的不光是软弱无能的东亚病夫清政府,也有可能是建国六十年的新中国!
国难当头,请国家的决策者高瞻远瞩,慎重考虑,决不能掉以轻心的!
二〇〇九年七月六日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爱党爱国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九
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当代中国,爱党和爱国是高度统一的。爱党就是爱新中国,爱新中国就是爱党。像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我们都能耳濡目染、长期熏陶地熟悉到了极点。而且对于这一点,几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有着十三追寻万一条心的认同感的。即便并非是党员的一般干部,我们也都能心口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的。即使我们有着很多很大的不满情绪,那也不是发党和国家的,而是发给腐败分子的。其时,我们往往是急不择路,慌不择言,在痛斥腐败分子、揭露腐败现象的时候,就顺便把党和国家附带着伤损着了。那其实是我们更加热爱党和国家的表现,我们从心底希望党和国家能够天长地久的。
爱党爱国的表现在六十年的中国有三种表现。
在文革前,爱毛主席就是爱党爱国,不爱毛主席就是不爱党爱国。
在文革中,爱文革就是爱党爱国,不爱文革就是不爱党爱国。
在改革中,爱改革就是爱党爱国,不爱改革就是不爱党爱国。
这三种一脉相承的爱党爱国传统,确实是有失偏颇的偏见。然而,这种传统,我们仍然不敢有丝毫慢怠地传承着。无论是谁,如果不遵循这条铁的定律和准则,胆敢以身试法的话,保准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的。这种极端的现代大一统的做法,在凝聚人心方面当然威力巨大,但从科学发展观看来,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这种当代、当年、当今、当时、当下至上的做法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就是人走茶凉,人在阵地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人都有热闹的时候,人人都有冷场的时候。更可怕的是,就会出现当代否定前代、后代否定当代的恶性循环,国家如此,单位也是如此。
在文革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或者否定毛主席,几乎没有一个否定文革和毛主席;在改革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否定了毛主席,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了否定毛主席的权利,而不遗余力地否定毛主席的人又何其多也?
如果按照改革对文革的否定逻辑,那么,改革以前的人似乎就都不爱党不爱国了。继续按照这样的逻辑演绎下去,自然今天对改革稍有不满或者略有意见的人,似乎就都是反对改革而且也不爱党爱国了。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反对改革失误的人是好事,至少能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巨大的进步。如果大家都像文革时代保持一致强调,敢怒而不敢言,那么,后来的人也会像我们对待文革一样,把我们的改革时代彻底否定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一定要有着最清醒的决不重蹈覆辙的科学发展意识。
正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暴露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一定伟大那样,给毛主席提意见的人未必不爱党爱国,不给毛主席提意见的人未必爱党爱国;赞成改革的人未必是爱党爱国,给改革提意见的人未必是不爱党爱国。我们真的再也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待一切了,既不能像过去那样肯定一切、否定一切,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打倒一切、批判一切了。
我们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现实、对待未来。
我们不是吃不着葡萄就说酸的人,我们也不是吃着葡萄就说甜的人。
我们不是通过否定历史来肯定现在的人,我们也不是通过抬高今天来轻视未来的人,就像我们并不是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人一样。
当下我最反感的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因为津津乐道地说文革的坏话、说毛主席的坏话而飞黄腾达的那一部分人。我不知道他们都在文革中死到那里去了?他们如果真的有真知灼见,如果真的有洞悉历史、揭露现实的锋芒,为什么不在文革时坚持真理和揭露黑暗?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那些人对过去的清算,如果目的是为了纵容现在的坏人,那就是最可耻的行径。这样秋后算账的喧嚣,跟新王朝在当权后对旧王朝的清算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跟满清专制下知识分子研究学问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满清还有因为研究学问而成名的学者,那些对文革三十年如一日的叫嚣者,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又会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呢?只不过添加了恶性循环的因素,更加地贻误子孙后代罢了。改革小丑们对文革的叫嚣,正如苍蝇嗡嗡碰壁乱叫,其实是不能增添改革的亮点,反而给改革留下了难以洗去的污点。
对当代提出义正词严的忠告,对当代失误提出及时的修改意见,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最为重大的使命,也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地爱党爱国的表现。
如果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还发表着亲美爱美的高见,那就决不是爱党爱国的表现,而是祸国殃民、叛党乱党的可耻行径。
如果在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的时候,还发表着人民应该多为改革开放付出巨大牺牲的高见,那就决不是爱党爱国的高见,而是祸国殃民、叛党乱党的可耻行径。
如果在党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的时候,还发表着党即使改变党章也是与时俱进的高见,那就决不是爱党爱国的高见,而是祸国殃民、叛党乱党的可耻行径。
如果在党和国家、人民、集体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还发表着多样性、多样化、多思维的高见,那就决不是爱党爱国的高见,而是祸国殃民、叛党乱党的可耻行径。
那么,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做真正地爱党爱国呢?那就是敢于跟坏人坏事作斗争,敢于跟腐败党员、腐败干部做斗争,敢于跟腐败现象作最坚决的斗争。
党是我们的党,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天下是我们的天下。
既然党是我们的党,我们有理由让党健康成长,成为永远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执政党,决不会不因为腐败之极而被历史无情地淘汰掉,那才是真正地爱党。
既然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让国家健康成长,成为永远飘扬五星红旗、高挂毛主席像、唱国歌、闪耀国徽、闪耀党徽的新中国,永远不会因为半途而废而被历史无情地淘汰掉的。
既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有理由捍卫人民的既得利益和发展人民的既得利益,成为人民幸福乐园最坚定不移的建设者,而不是因为不断地分化和瓦解人民而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感,那才是真正地爱人民。
除了爱党、爱国、爱民外,我们更要爱我们生活的天下,爱我们生存的时代!但是我们也不能无原则、无立场、无条件地爱我们的时代,我们要从真正地爱党、爱国、爱民的角度去爱我们的这个时代。爱其所爱,恨其所恨,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正本清源,继往开来,这样,我们才能把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一起担当起来,为我们的党和国家赢得应有尽有的尊严和未来。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新一代论
——六十年纪念之四十
这一篇文章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趁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创作势头写出来。
这里的新一代不是针对祖国的新一代,主要指的新一代领导人给我们创造的新生活,所表达的也是在这近八年的巨变里,我的一些独到的思索与感受。
这一代领导人确实开创了新局面、新生活。尽管我们目前仍然面临着新问题、新困难,然而,我们每个人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七八年的巨变的。作为中国的中西部,更是取得了极其显著的巨大的变化。以前,我国的整个中西部,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几乎是很少发生变化,常常让人不由得发出简直是改革开放的死角的牢骚情绪。虽然城里人的穿着体面,但农村人的精神面貌几乎跟三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出现了当一个大学生的花销,需要一个西部农民四十年的辛苦钱才能赚够的残酷现状后,有些人可能才真正意识到只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发迹致富的改革带给中国的差别是多么巨大了。
我们农民确实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集体欢呼过,但也只是一两年的事情。很快地,改革开放的农民就集体沉默了,贫穷和艰辛让他们节衣缩食、举步维艰,分散的劳作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他们被城里人讥笑为乡巴佬、异类、难看的人、野人、怪物……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没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没有人顾得上考虑他们的喜怒哀乐,大家都把眼光盯在了对外国人开放的城市日新月异的繁荣昌盛上……我们说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除了房子外,其它两座大山只压在农民身上。诚然,农民的房子是不能叫房子的,跟城里人的房子相比,农民的房子充其量叫遮风挡雨的庐舍。中国农民其实在农村、农业和土地上困守了整整二十年后,一直到了新一代时,他们的脸上才焕发出了久违的天真灿烂的微笑。当取消农业税后还有种粮补贴的浩荡“皇恩”像阳光雨露一样洒到中国农民身上的时候,当免除学费、免除课本费、发放困难补助费的“免费的午餐”像“天上掉馅饼”似的、像“天花乱坠”似的纷纷扬扬砸到福大命大的真正处于义务阶段的中国农村学生身上的时候,当有突然有了像城里人一样的医保好处的中国农民不再因为治病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中国农民对于新一代领导人的那种感恩戴德之心,也许是我这个感同身受的农家子弟很难用笔墨准确地形容出来的。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简直是来自上帝的全然可以惠及到每一个中国农民身上的巨大的福音和恩惠,千真万确给了中国农民永恒的幸福指数保证和终身成就的安全感。新一代让中国农民第一次觉得有了跟城里人一样的平等尊严,这种终生成就的幸福感可以跟毛主席给予中国农民分田翻身解放的幸福感相提并论的。在中国农民的心田里,他们对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敬重,简直要上升到像当年敬重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样的高度了。我也因为新一代领导人的良好开局,曾经从心底里把两个党和政府的杰出代表自豪地称作“人民领袖和人民的好总理”,这么情深意长的发自内心的最高评价,是我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最大限度赞美辞。正是由于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新一代领导人的特殊贡献,才使得中国农民的集体生活水准在中国历史首次超过中国的下岗工人。有些老下岗工人的日子真的不好过,如果再遇上不争气的啃老族后代,他们的日子就更加艰难了,我亲眼看见过城里染红头发的老年妇女捡菜叶子的情形,而现在的农村人进了城即使拾垃圾都不会捡菜叶子吃的。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还有,在中国还有一群最困难、最卑贱、最可怜、最让人揪心和同情的生命体,他们就是精神病人,我每每看到他们沿着马路两边流浪的惨景和没有归宿的灵魂,我的心灵就格外难过,但我爱莫能助,无能为力,我希望新一代能够彻底改变最悲惨的人们的非人命运,他们的生活和身体都得不到任何保障的。
有些事情可以冠冕堂皇地拖上推上好多年而不实施的,有些如果拖了就要遭到民心的一票速决的,譬如前文提到新一代的三大政绩,以前的领导人就一拖二推了好多年。正因为新一代没有拖、推,而且立竿见影地付诸实施了,所以,他们真正地赢得了民心。
新一代在中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方面的政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特别是,新一代领导人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三十年来最好和最大的成就。在新一代之前,反腐败斗争从来没有动过真格的,从来都蜻蜓点水,不痛不痒的。在新一代之前,可能连一个省级贪官都没有发现的,真不知道并非恢恢的天网,漏了多少鲸吞大鱼?而新一代上任可以说是连烧三把火,大量的省部级贪官纷纷落马,一些为人民所痛恨的腐败现象得到有效的遏制。尤其是对上海腐败帮的连窝端掉、连根铲除,更让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振奋。司法腐败、教育腐败、卖官鬻爵等腐败现象得到明显扭转,党和国家焕发了空前的生机和活力,国家发展形势突飞猛进,捷报频传,北京奥运会和神舟飞天都创造了新的丰碑、新的辉煌、新的骄傲。中国人民在新一代的领导下阔步前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信心倍增,中国的未来充满了生机和希望,充满了活力和信心……我们眼看真的将要实现太平盛世了,中国民族的伟大腾飞好像马上就要实现了。
可是,老天爷尽跟我们的新一代领导人过意不去。与“太平天子”江泽民风调雨顺不一样,“人民领袖”或者“平民领袖”胡锦涛却是多灾多难,天灾人祸不断头。第一次天有不测风云,便是他刚上任时祸从天降的“非典”,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传播和致命最快的最大的瘟疫,来势迅猛之可怕,前所未有,世界震惊。但是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挽狂澜于既倒,显示出空前绝后独当一面的伟大气魄和视人民的生死高于一切的伟大精神。抗击非曲的伟大精神真正地挽救了新中国,挽救了改革。非典作为一场天灾人祸很快就过去了,在依旧比较迷信的中国民间看来,那只不过是上苍在考验“真龙天子”;考验光荣通过了,老百姓的心中就更加塌实了。然而,接下来的几年,旱灾和水灾还在继续考验着我们。尤其是去年和今年两年,天灾人祸的空前肆虐,写下了新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两页书。先说去年,先是雪灾,又是藏乱,接着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汶川特大地震,其惨烈的景象让我至今一想起来便是未语泪先流。惨象,使我目不忍睹;流言,更使我耳不忍闻。我们虽然可以不相信命运,我们虽然可以正确对待天灾,但我们的确是一个讲究天人合一的民族,我们有着天灾是人间不祥征兆的习惯思维的。莫非天意果真在否定新一代领导人的伟大作为吗?显然不是。然而,既然得民心者得天下,那么,得了民心的新一代为什么却得不了天意,而且在天灾不断的同时,人祸也不断头呢?天意从来高难问,天灾果真是我们平凡的人难以预防的事情,面对天灾我们也不必过于跟老天爷较真的,因为所谓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其实并不十分正确的。诚然,我们战胜天灾的抗震救灾精神惊天动地,也感天动地,而且又一次挽救了改革、挽救了新中国。这可以说是新一代创造的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又一伟大精神,也是他们集体给中国史、人类史、中国改革开放史做出的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要比开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贡献不知要伟大上多少万倍的。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抗震救灾现场的感人表现,更让我们永世铭记。只是我们却总是把一场灾难变成一种伟大精神的做法,以及过后不再忧患、不再未雨绸缪的惯性偏安一隅的世故成套,还是让我很不赞同的。尤其是我们不能对天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当机立断,一查到底,反而给更多的人祸以无孔不入的酝酿发展态势,不能从根本上堵住汹涌澎湃的暗流源头,这就让我想不通了。地震后对于学校建筑质量最差事实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更不是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的一部分了。天意从来高难问,人类的醒悟也许只能等到见了棺材才落泪的时候。
从事实上看,谁都知道,国家的政策对老百姓确实很好。可是,在人祸的干扰下,有些老百姓也对新一代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很有抵触情绪了,这在改革开放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最大的人祸继藏乱之后终于来了,那就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业已成了我们这个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下挟裹摇摇欲坠的民族最为空前的浩劫。乘着危机四起的西风,达赖蠢蠢欲动,疆乱分子在热比娅的煽动下两度祸乱新疆,外国敌对分子不光从中作梗,简直趁火打劫,幸灾乐祸,都给新中国的六十年辉煌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成就蒙上巨大的阴影。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三十年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群体事件突发的频率比建国以来的任何年份都高。危机来了,各种瘟疫都来了。两年的天灾人祸让我们不断地认识道:老天爷在给一部分人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会给另一部分人带来幸运;我们曾经说得一无是处的计划经济也有的好的方面,我们曾经说得十全十美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社会制度也有不好的方面。我们再也不能执迷不悟地一意孤行下去了,我们一定要有错必改,决不能死不认错的。这两年毫无疑问是多事之秋,其中伤害我们感情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让人揪心扯肺的腐败问题。其它问题,无论多大的天灾和多大的人祸,我们都能战胜和解决的。我们的新一代领导人完全有这个能力,这已经是被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的。然而,我们对于新一代领导人彻底铲除腐败的决心和态度却持有怀疑态度,要改变腐败现状,显然还需要新一代领导人彻底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在重新赢得民心的同时,更要赢得天意。天意总要惩罚恶人的,作恶多端必自毙,只争来早与来迟。如果我们不能消灭腐败,腐败反过来就会消灭我们。所有的人祸都来自腐败,所谓的天灾其实与腐败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当前极力去毛非毛、竭力排挤毛主席的主流意识是不得人心的,也是违背天意的。
全国人民都在对新一代领导人的后两三年作为拭目以待。如果后两三年的大有作为基本消灭了腐败现象,新一代领导人将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不朽的新中国史册,并永远地活在中国人的心里和口上;如果后两三年里只是睡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无所作为,则至少未来的中国人就决不会把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名字像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样永远地记在心里和口上。
因为在去年中国最悲惨的时候,我曾经亲眼见过夜空出现的龙凤呈祥的云彩图,所以,我对新中国的明天和改革开放的明天无疑会抱着“明天更美好”的乐观态度的。同样,我也会对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后两三年的历史作为抱持乐观态度的。
这篇文章因为涉及最最当代的中国现实,所以,我的运笔十分谨慎。不画蛇添足了,就写到这里吧。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多余的话
——六十年纪念之未了情
我提前一天匆匆忙忙地完成了这组四十篇的纪念文字,算是我给祖国的六十华诞献上的一份最为隆重的贺礼。
首先要感谢这个平台,让我几乎是一口气写出了这组达四十篇的红色文章。因为我中间有十天的严重感冒,因此上,这组文章也可以说是我抱病一口气写成的。应当说,如果没有,也就没有我的这组文章。无论写得成功与否,我应该格外感谢的。专列了我的文集,让我有受宠若惊,其实不敢当的。
其次,我要感谢一名叫山水相依的朋友,他似乎对我的每篇文章都有跟贴,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他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是我的二三子的同志吧。我想,纵然我跟他从不见面,即使我们对彼此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一个知己,我和他会像天涯若比邻的知心朋友那样永远山水相依的。我更感谢所有的乌有之友,我相信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心声是共同的,我们的难处和苦衷也是共同的,无疑属于同仇敌忾的那种。
第三,我还有一些多余的话要说。
这组文章写作的动机很单纯,那就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地庆祝六十年华诞的浓厚氛围使然,我的所有创作冲动全由此而起,根本不存在有什么出风头或者吹嘘自己的嫌疑的。当然,在写作过程中,有的章节写得比较快,其中大多数还是有着粗制滥造的毛病,有些文章我在写作过程中觉得也不是很顺畅的。还有,文中的错别字比较多,一是我打字使用五笔字,加之又采用看起来不是很清楚的五号字,就使得错别字特别多;二是过于追求速度,多是一遍过,就缺少了修改的必要环节,因而影响了文章的质量。至于观点,有许多也是需要继续商榷和思考,多有不当之处,请读者见谅。
除了对读者的客套话外,对这次的写作我还是深深担忧的。
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除了写作上的失败外,在做人上也很失败。现实总是让我心有余悸,理想也教我有些灰心丧气。几年前,我因为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一个叫“自由公社”的网站,觉得有同志之感,因而也曾一口气写了许多文章,跟贴很多,只可惜好景不长,那个网站很快就被关闭了。给那个网站写文章也许只是好三年前的事情,写的文章远远没有写给的这么激进的。倘若有前车之鉴,那么,我的这些文章会被网开一面吗?将永远会被格外进步的时代网开一面地长存下去吗?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也是我要说多余的话的缘故。
我觉得我的许多片面之词都太过于尖锐了,而且还明显有着不十分尊重领袖的特大嫌疑的。我觉得我的这组十万言书,可能要比当年彭德怀的万言书、比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还要激烈甚至“反动”一些,我既为自己担忧,也为的网友担忧。因此上,在文章写得不过瘾的时候,或者写得不到位的时候,或者过于尖锐的时候,我便采用采用附录的形式加以弥补。那些文章都是我过去写得很正统的文章,却也为我在天水这个小地方的生存制造了几乎是四面楚歌的危机感。但愿我为六十年纪念而写的爱党爱国的系列文章,不要给我在中国的生存带来难以想象的困境。我虽然鄙视现实,鄙视金钱和荣华富贵,但是正如山水相依讲的那样,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是我写多余的话的根本原由。
博古写过多余的话,陈独秀写过多余的话,他们都落下了革命不彻底的话柄。我写的多余的话,同样会暴露我出固有的缺陷来,但我还是要这样做的。我们热爱毛主席、热爱革命是对的,我反对改革的失误都是对的,但不能无限上纲,不能走极端。譬如有的人为林彪、四人帮说了许多好话,我就不能苟同。还有,有些人爱带有一些骂人的字眼写文章发贴,我就觉得那不应该属于红色网络和红色文章的。不过,我这里也只是客观地讲,至于具体写作到情绪激愤难抑的时候,我忍不住也要骂人,甚至骂党骂国的。我们就活在这个眼见为实的时代,我们都眼睁睁地看这个世界的好与坏,有些人非要厚古薄今地把现在说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对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于改革一定要抱有希望,也应该是我们的共识。我们只能挽救和发展改革,而不能否定和歪曲改革。这是我的基本态度,也是我对的建议。为了我们的事业能够长久,我们要对我们的言行负责,要对我们的文章负责,要对我们的做人负责。我这个人之所以有着爱教训所有人的毛病,可能就是因为做老师太久了的缘故吧。正因为这样,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便往往不能控制自己的激情,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某种说教甚至训人的口吻,这也许还是我一生都改变不了的写作性格。所以,我格外请乌有之友见谅,也请网友原谅我同类题材的文章也许不再写继续下去,因为再写下去也许会要了我的命的。我的确有过这样的写作经验,假使一气呵成的文章如果不快点收刹住,那将会让作者和读者全都走火入魔的。跟某些运动员只有吃兴奋剂才能发挥超常水平不一样,我却是写着写着就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兴奋状态,造成的严重后果便是一连几天的失眠,如果不及时调整,就有可能走火入魔地误入歧途的。我原来还计划着要写《文革论》、《唯美论》、《人祸论》、《公仆论》、《先富论》、《主人翁论》、《差别论》、《公平论》、《仇富仇富论》、《富人论》、《穷人论》、《政治论》、《经济论》、《文化论》、《军事论》、《资本论》、《社会论》、《封建论》、《奴隶论》等,现在,我已经不想再写下去了。也许再写下去,除了重复的通病外,还会破坏我的生活习惯的。
写这篇多余的话,可能与的宗旨有所冲突。然而,我的写作心境是真实的,我的动机也是纯洁的,我对乌有之友的情感更是坦诚的。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的以及乌有之友,我们都要在写作的时候尽可能采取比较温和的笔法写文章。其实,像我这样措辞激烈的人有时候也完全可以把文章写得更温和一些。譬如同样是纪念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文章,我就写过很另类却也很正统的两篇文章,附录在后面作为多余的话的补充。无论多余的还是附录,都出于保护我自己的考虑,决无卖弄或者耍两面派的意思在里边的。我想,即使有人想对我下黑手,这类文字还是足够为我遮挡一阵子的。当然在本质其实不过是殊途同归,无论激进的文字,还是温和的文字,我都重在建设,而不在破坏;都重在校正改革,而不是否定改革。
这组文章如果以后能够结集出版的话,可以定书名为《中国红》。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华诞,人到中年的我将以空前的成熟和自信全世界大声呼喊:我爱你,我亲爱的祖国!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爱你的时间最长,我将倾尽一生无条件地爱你到永远。我爱我的母亲,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女儿,爱我所有的亲人,爱我所有的朋友,但我爱他们的时间都没有爱你的时间长。从我有思想的那一天,我就知道爱我最亲爱的祖国。也许直到我的思想停止了,我才会停止对祖国的爱,因为我与祖国永远不分开的。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爱你的春夏秋冬,我爱你青春的蓬勃发展,我爱你盛夏的多姿多彩,我爱你秋实的累累硕果,我爱你冬寒的雪中送炭。你的青春亮丽,带着血染的丰采,与烈士的光荣与梦想融为一体;你的成熟自信,带着黄土的厚重,与前辈的蓝图和理想密不可分。春天的花,让我感受到了你的美丽;夏天的树,让我感受到了你的力量;秋天的圆月,让我感受到了你的和谐;冬天的雪,让我感受到了你的坚强。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爱你的色彩斑斓,我爱你的诗情画意,我爱你的风景这边独好。我爱你的红,红色的中华让你根正苗红;我爱你的黄,黄土地的中华让你永留金色的童年;我爱你的绿,绿色的中华奠定了你最顽强生命力的大好河山;我爱你的白,洁白的中华将画出世界上最美好的图画;我爱你的蓝,蓝色的中华以海洋和天空般广阔的胸怀关爱着天下苍生。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爱你天生丽质、美不胜收的外表。我爱你的长城、长江、黄山、黄河,我爱你的东南西北中,我爱你的五千年优秀文明;我爱你的天、你的地、你的人,爱你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爱你美仑美奂的变化,爱你日新月异的生活,爱你蒸蒸日上的事业。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爱你年轻而伟大的历史。我爱你六十年骄人的业绩,不光我为你而骄傲,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为你而自豪。六十年洗雪了百年耻辱,六十年涤荡了千年腐朽,六十年开创了万年梦想。六十年的灿烂辉煌,六十年的丰功伟绩,让历史叹为观止,让世界为之折腰。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爱你的万古长青的精神,我爱你井冈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精神,我爱你延安艰苦奋斗的精神,我爱你西柏坡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精神,我爱你北京天翻地覆一往无前的新长征精神,我爱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我爱你两弹一星傲示世界的精神,我爱你抗震救灾战天斗地的精神,我爱你革命年代永葆青春的精神,我爱你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精神。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爱你的过去,我爱你的今天;我爱你的现在,我爱你的将来;我爱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爱你的科学发展观,我爱你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爱你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我爱你国徽上闪闪发光的麦穗和齿轮,我爱你党旗上的镰刀斧子,我爱你时时不忘共克时艰的义勇军进行曲,我爱你拨乱反正永不僵化的改革。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爱你的人民政府,爱你的人民领袖,爱你的人民军队,爱你的人民大众,爱你的人民英雄,爱你的人民利益,爱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你的与时俱进,爱你的开拓创新。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爱你实事求是的灵魂,我爱你和平共处的心灵,我爱你独立自主的品格,我爱你新字当头的旗帜,我爱你新中国的独领风骚,我爱你新的国家,新的思想,新的立场,新的信仰,新的道路……我爱你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划时代精神,爱你除旧布新、鼎故革新开辟新纪元的世界意义。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恨不能为你获得诺贝尔奖,恨不能为你学嫦娥飞向月球,恨不能为你消除腐败,恨不能为你解决三农问题,恨不能为你实现四个现代化,恨不能为你栽培桃李芬芳满中华,恨不能为你赶英超美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第一。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最亲爱的祖国,你的精神已经融入我的生命力,我的身上可能一无所有,但不能没有你那渗透在我的血液中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财富,你的精神赋予我的性格超越五千年的中庸之道,让我的灵魂与新中国的人民英雄同在。我的精神真的不是中国精神,而是祖国精神。因为我的母亲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而我又是在共和国二十周年的时候诞生的,所以说,我当仁不让、当之无愧是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儿子。我天生爱我如母亲一般善良、坚强、伟大、光荣的祖国。
我爱你,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最最热爱的祖国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
祖国母亲,我是你永远的儿子
无论我的母亲活着的时候,还是我的母亲离开人世之后;无论最亲最亲的人问我,还是所有的人问我:“你最爱的人是谁?”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爱的人是我的母亲。”
据说,参与《建国大业》演出的三、四十个演员,都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据说,许多中国人都以加入美国国籍为不枉来人世一场的最高荣耀;据说,也有一些中国人因为没有外国人的肤色而深感耻辱。可是,假如进化论任何人问我:“你最爱的国家是哪一个?”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爱的国家是中国,而且还是新中国。”的确是这样,我最热爱的是新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并不爱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旧中国,我只爱虽然只有六十年历史却无上光荣的新中国。
我虽然对古代的中国不以为然,也对今天的现实颇多微词,但我对于新中国的热爱却是无与伦比的,就像爱无可比拟地我的母亲那样,我无可比拟地热爱着我的新中国,因为惟有新中国才是我真正的祖国母亲。
我爱国徽,国徽上齿轮和稻穗连着我的心坎。工厂、工人,农田、农民,烟囱、机器,种子、耕牛,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号子,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等等,都给我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工农联盟的烙印。不论命运让我的将来选择何样的人生,我都坚信,我永远都不会背叛镰刀、斧子、齿轮、麦稻是如何养育我长大的,因为那是炼就我人民高于一切的性格的气贯长虹的灵魂的发祥地……
我爱国旗,国旗代表着党领导下的人民生活红彤彤的世界里。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如星光灿烂,铺满了金光大道的艳阳天;红色江山来之不易,那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永远守望着红星烂漫的国旗,就是守望着中国革命的赤子之心,就是不让烈士的心白流,就是不让前辈的血白流。革命青年走遍世界都滚烫的中国心在我的身上滚烫,革命战友走遍中国都沸腾的血液在我身上沸腾,革命理想的种子在我的身上萌芽,革命烈焰的熊熊大火燃烧着我的青春激情……作为共和国最忠实的儿子,我的良心跟国旗一样永远红艳,我的良知与国旗、党旗一样永葆青春。
我爱国歌。当五星红旗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唱响的时候,我同样是热血沸腾,欢呼雷动。
我爱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我爱国本社会主义制度,我爱国格人民至上,我爱国威不畏霸权主义。当我们的民族落难的时候,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眼;当国家出现困难的时候,良心操白了我的头发。面对雪灾、地震,我鸣不平的诗如泣似诉,我做着擎天手的梦,仿佛长着上帝的手似的,在为我的人民中国祈祷和祝福。
我爱国父毛泽东,也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我爱那些为了祖国的强大了无私心地奉献一切的民族英雄们。我的心里挥之不去的是雷锋叔叔光辉的形象,雷锋叔叔才是不老的新中国永恒长存的最优秀的儿子。纵然是当代正在坐享其成的弄潮儿,也不能忘记母亲的养育之恩。饮水思源,儿子无论走多远,一颗朴素晶莹的把祖国和乡土共同凝结的同心结,将被母亲的手永远牵着,如同不断线的风筝,永远迷失不了的是我四十年的生命里储蓄的六十年祖国无上光荣史的深情记忆。党、祖国、人民、革命、改革、青春、战斗、创造、理想、共产主义……等元素和音符组成了我的红色记忆、红色梦想、红色年华、红色教育、红色成长、红色历史。因为是红色中国的儿子,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过男尊女卑、高低贵贱之类的封建残余思想。在我最为爱国的文字里,我从来都是跟领袖或者人民平等对话的。我从来不会先行算计任何一个人的,我从来都会先行尊重每一个人的,然而,我也有可能无情地批判每一个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我的这种思想,无疑跟我的祖国母亲对我几十年如一日的红色养育之情是分不开的。我的祖国母亲以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养育了我的全部性格,她没有一般母亲的溺爱,只有祖国母亲酷似圣母般的人格锤炼。我做过庄周梦蝶的梦,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是我自己,还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和我的祖国母亲是水乳交融的,血肉相连的,是血浓于水的,是永不分开的。
六十年来,新中国的建设步伐空前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六十前的世界对新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好感,更不会抱有什么希望的。六十年后的新中国,即使连称霸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也要为之折腰叹服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一个内外交困的国家,居然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上最为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作为与祖国母亲同呼吸共命运的儿子,我为我的祖国取得的所有成就欢欣鼓舞。
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穷。我对于我的祖国的认识,是跟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认识相依为命的。对于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我怀着历史的敬重感;对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怀着现实的认同感;过去有着失误,现在有着挫折,将来的三十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思考、为之奋斗。为了一个更强大更民主更富裕的新中国,我们既不能割裂历史美化现实,也不能漠视将来安于现状。我们必须建立健全和谐的新中国,让所有不和谐的一切都退出新中国的历史,只有这样,未来的三十年才会展现出无愧于前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业绩的。
四十年的生命储存着六十年的记忆,五千年的比较和二百个国家的对比,都让我对我的祖国更加充满深情,邓小平的话表达了我最大的心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是如此地爱我祖国母亲,有时候,我是多情的少年,像春天一样生机勃勃;有时候,我是热恋的青年,像夏天一样爱憎分明;有时候,我是成熟的青年,像秋天一样深思熟虑;有时候,我是愤怒的青年,像冬天一样冷若冰霜。在爱国主义和卖国求荣仍然对峙的时代,我对于我的祖国母亲的前途仍然忧心如焚。
面对未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担子都是无比沉重的。创业难,建国难;守业难,守国难;发展更难,坚持更难。再过三、四十年,当我们举行新中国百年大庆的时候,当我们看着依旧崭新的国徽、国旗,当我们唱着依旧崭新的国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民依旧载歌载舞地祝贺祖国的欣欣向荣和自己的平等幸福的时候的盛大场面的时候,那又该是让我们每一个共和国的儿子无论怎样狂欢都不为过的激动人心的盛况啊!作为共和国最忠贞不渝的儿子,我将努力地为爱国主义这一主题曲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与我的祖国母亲患难与共,呼吸与共。祖国母亲的困惑,其实也是我的困惑;我的忧患,当然也是祖国母亲的忧患。或许作为新中国任重道远的儿子,我的一生都将在忧国忧民的乐章中走过。因为爱我的祖国母亲,我便少不了与那些不爱祖国母亲的行径作格格不入的抗争。就像是当初为了我的母亲的尊严曾经不顾一切地反对天地鬼神人一样,当祖国母亲的尊严受到挑衅和践踏的时候,我也会拍案而起地殊死搏斗的……我决不会死在祖国或者祖国精神的前面,因为无论任何时候,我都是祖国母亲最忠贞不渝的儿子。
亲爱的朋友,我爱母亲也许有极端自私的时候。然而,我爱祖国母亲却绝对是天地无私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日
中国红(赋)
古称老大帝国,今为新生中国。德赛先生,启我民智;马列主义,新我国基。五千年文明渐露衰飒颓气,六十年辉煌重振神州雄风。东亚病夫置之死地而后生,华夏巨龙如虎添翼换新颜。革命无往而不胜,改革起死又回生。百年魔鬼不敢嚣张,三十盛世傲示再兴。
开国领袖毛泽东,运筹帷幄,乱世显英雄,十大元帅,十大将,五十七上将,更兼周刘邓陈李,笑谈血与火,率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身经百战,战胜内忧外患,打出了一个红彤彤开天辟地新中国。总设计师邓小平,鼎故革新,强国须弄潮,一个中心,两基本,三十年实践,尤有科学发展观,竞争欧与美,偕同前辈接班人新一代,谱出了一曲金灿灿响彻云霄改革特色篇。
轰轰烈烈干革命,一心一意搞建设。奠定基石,工农联盟。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热血男儿,血洒疆场驱敌寇,浩然正气铸建殊勋;痴情女子,爱灌沃土绣红旗,丹心碧血作后盾;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人民江山万年红;邓小平再到深圳城,建设伟业梅二红。忆苦思甜,曾经血色浪漫,长征路上豪情万丈;再接再厉,如今灯红酒绿,改革开放任重道远。爱国主义,惊天动地,一穷二白,能造两弹一星,神六神七堪比嫦娥奔月,开奥运会,抗汶川地震,战胜非典雪灾洪涝,中华传人众志成城,所向无敌;一国两制,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当讲八荣八耻,三代三讲全为共同富裕,开新局面,定核心价值,反对腐败愚昧落后,中华民族同心同德,人定胜天。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世界华人,扬眉吐气。红人,红脸,红心,红旗竞赛满中华;共产,共和,共享,共同理想铸国魂。新中国,中国红,红旗,红五星。新如红,红似火,人民江山红烂漫。新如红,红太阳,华夏儿女红灯照。祖国山河一片红,人面桃花相映红。红星高照中国娃,心心相印映全球。三八五五,妇女劳动。五四六一,青春少年。七一十一,党国重庆。节日盛妆,红色海洋。
一颗红心献给党,大红大紫中国结,新娘着红装,少年儿童红领巾,又红又专红一生。满腔热忱爱祖国,红红火火中国人,生意红似火,热血男儿红娘子,夺紫夸红红世界。中国创造中国红,中国和谐中国红。新纪元,新中国;新天地,新中国。吃穿不愁,小康大同,住行方便,和谐家园。霞光满天,层染霜林,杏娇桃艳,风景这边独好,万紫千红斗芳菲;信仰至上,祖国第一,赤县神州,江山如此多娇,亿万人民披彩红。西行漫记诗如画,春天故事花正红,三代书写红对联,人民中国万年红,华夏民族别样红。
金融危机显本色,一枝独秀中国红。名列前茅中国红,誉满全球中国人。壮哉,新中国!美哉,中国红!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我和我的祖国永不分离
——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
一个新生的婴儿,
转眼间成了花甲奶奶,
身上挂满勋章,
脸上的皱纹和心头的记忆,
有创造的痛苦,
有收获的欢乐。
回首六十年,
母子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的还有思想,
还有与根接连不断的年轮。
六十年不应该分成两个三十年,
六十年是一个完整的甲子,
相生相克的和谐,
老中青的结合,
把人间真情一脉相承。
我的孩子给奶奶送上了六十朵美丽花,
我给母亲送上了六十颗幸运石,
母亲给祖国母亲送上了六十只吉祥鸟。
美丽花开在女儿快乐的心田里,
幸运星照在我希望的头顶上,
吉祥鸟飞在母亲肩头。
六十年的记忆,
像六十颗让神佛永远数不完的念珠,
把母亲的陈年往事在天堂明镜里连在一起。
从开国大典的宣告,
到改革开放的号角,
到六十的举国欢庆声中,
人人欢乐的心头美丽如花,
个个幸福的头顶幸运如星,
代代吉庆的肩上吉祥如鸟。
我,孩子,母亲,
从来都与祖国母亲荣辱与共,
连着革命的血液,
连着建设的心脏,
连着改革的脉搏。
不论何时,
我们都与祖国是一个整体;
不论何地,
我们都与祖国永不分离。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锦上添花,
我们是风雨同舟健康成长,
我们是星星之火燎原中国,
我们是鸟语花香装点中华,
我们是欢快的鸟儿翱翔神州。
我们把花儿的芬芳给了世界,
我们把星星的光亮给了人类,
我们把鸟儿的自由给了未来。
祖国啊,
我们永远和你一样娇艳,
我们永远和你一样辉煌,
我们永远和你一样高傲地飞翔。
花落了还会再开,
星落了还会重启,
鸟落了还会再飞;
不落的是花树,
不落的是星空,
不落的是大地。
母亲祖国啊,
纵然我们都落了,
也会落在你不老的胸怀里,
连着你的根,
连着你的茎,
连着你的心你的神,
永远跟你在一起。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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