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神教由于愚昧和残忍而被海内外所谴责和唾弃之时，却传来了海外民运要与全能神教合作的消息。也由此令外界感叹所谓的海外民运已经衰落或者堕落到何种境地。

　　海外民运经过几十年的大浪淘沙，早已式微。每次还能够引起世人关注，往往不是分裂就是类似于与全能神教合作的令人惊奇的信息。海外民运当年之所以能形成一股力量，除了西方的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代表了一种道路选择。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谁也无法判断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道路是否能够成功之时，他们所宣扬的发展路径还是吸引了部分支持者。

　　虽然今天我们可以找出海外民运被历史淘汰的N多理由，但很关键的一点则是中国当今发展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哪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东西方制度对比的角度，今天的中国道路究竟有何特点和优势呢?

　　第一，从政治制度运作的形式上看，西方是通过全民普选方式进行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则是通过以组织部为主的、以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机制，实现定期的换人而不换党。如果再对比一下以中东为代表的全球另一大文明伊斯兰世界的话，它们则是终身制或者家族世袭制，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的体制。

　　从宏观的角度讲，西方短期(四年或八年)而又频繁的换人换党，虽然可以具有政治体制的灵活性，而且也可以当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来临或激化时起到缓解、转移矛盾的效果，但整体治理效果却缺乏长远性和稳定性，制度性出现国家政策的相互否定。

　　因为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执政期限只是四年或八年，长期规划对选举并无意义，更何况即使制订长期规划，换人换党之后也会被搁置或者废除。甚至就是短期的政策，在换人换党之后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比如法国右派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为应对经济危机，在萨科奇时代进行了一些微小的改革。比如为提高劳动效率，提倡多劳多得，加班的倍增收入免税。结果社会党一上台就立即废除，重新回到原点。至于国家大政，1980年左派社会党一上台就搞大规模的国有化，后来右派上台就搞私有化。

　　由于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往往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这就成为今天的西方：不管是以福利为特征的欧洲还是以借贷消费为特征的美国，均深陷危机，负债累累，国家竞争力下降。

　　西方这种体制另一个弊端则是既无法选出优秀的人才，还造成政治人才的浪费。

　　西方基本是上从二战后开始逐步推行全民普选，美国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瑞士则是到了七十年代妇女才有投票权。全民普选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政治人物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准是能力。但在选举制度下，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突发事件、甚至非理性感觉都成为非常重要影响选举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反而退居其次。以21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为例，克林顿评价奥巴马只是一个业余级别的政客，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经被卡特批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特别是小布什总统，他第一次出马竞选时，民主党携克林顿创造的绝佳经济景气竟然败北，第二次民进党又企图利用他糟糕的执政水平想卷土重来，结果再次失败。更令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在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犀利的辩才常令小布什处于守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正是小布什憨太可掬的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邻居，反而帮助他一再胜选。

　　当然西方民主的辩护者也自有其一套说词：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的素质要求较低。只是何必还要举行成本如此高昂的选举干什么?更何况过去他们是这样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由于可以更换不称职的领导人、选出优秀的人才，就能避免皇权专制时代昏君长期执政的现象。这就是民主制度表现要优于专制制度的根源。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西方选不出优秀人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还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相对比而言，中国“改革后模式”不仅宏观上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能产生优秀的人才，更能在全国使用人才。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到现在已经持续三十五年，这在任何西方制度模式国家都是无法想像的。这同样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制订跨越两代领导人的五年规划。中国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外专家学者、各行各业负责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广泛参与，甚至包括外方的专业机构。如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整个制定过程要经过十一个步骤历时三年。需要经历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参与共识无数个轮回。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每个方面，可谓对自身全方位的检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

　　这样长期和大规模的动员全国各方参与、智慧凝聚性质的政治行为，以对国情做非常彻底的调查，从而达到战略性、前瞻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的效果，在西方选举民主制度下是没法做到的。

　　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今天的中共，全体党员都要根据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年度考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质、工作成绩、群众满意度。组织部门也引入了问卷调查和民意调查等现代形式。所有的干部每五年至少进行三个月的培训。目前中共8000多万党，拥有2700多所学校，课程以“三个基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五个当代：当代世界经济、科技、法律、军事和思潮”为主，省级党校则为地方干部提供社会管理具体实践技能的培训。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分别建立于井冈山、延安和上海的重要干部学院。

　　这也是中国“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贤”传统的延续和继承(当代的说法是：当正确的方针政策制订之后，干部是关键)。其公开的规则包括：政绩、学历、基层工作经验、年龄以及公推公选、竞争上岗、任命前的公示制度、任期制度、差额选举制度。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五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

　　对中国的执政团队，福山有这样一个评价：“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原因!

　　当然福山在承认今天中国领导人的超强能力，可以有比西方模式有更高的效率的同时，也质疑中国如何才能保障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质量永远是高的。其实答案就在于中国目前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全国性人才选拔扩展到最高层以及有任期制(自十二大以来，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更替率均超过50%，最高达68%)。昔日皇权时代，最高权力只能是来自血缘世袭，而且是终身制，所以一方面经常性的出现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如果遇到昏君，灾难将长时间持续。但到今天，全国性选拔人才再加上任期制，已经解决了上述问题。倒是西方，由于大众普选的出现，才真正面临人才匮乏的危机：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

　　总体而言，西方民主的人才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中国的人才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才能够被选拔到上一个岗位。然后通过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八千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然而，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的谨慎。

　　从本质上看，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力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当然民主之所以优于皇权时代，是在于可以一定期限内进行更换，但和今天中国的“改革后体制”相比，则要逊色的多：中国不仅发挥了过去体制选拔人才的优势，还借鉴了西方定期更替的优点。政治体制不同的逻辑自然导致不同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深陷危机而中国“改革后体制”一枝独秀。

　　不过，中国的现行体制也有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比如人才选拔的制度性、透明性、包容性依然不够。这也是引发薄熙来事件的一个因素。当现有政治人物发现自己无法透过现在体制拓展政治未来时，便会诉诸于体制外因素寻求突破。其后果便是对体制的冲击。当然在经历薄熙来事件之后，十八大仍然顺利召开，也从另一个角度反应现有体制的成熟和稳定。

　　相对于西方自下而上的选举体系，中国的自上而下的选拔制度自然会令人质疑。即在缺乏一种对下负责的政治责任体制的情况下，如何始终保持高质量的治理?确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广泛存在各级官员唯上而忽视甚至损害民众利益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模式不可解决的问题，只要最高层改变选拔人才的标准，即可迎刃而解。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绩标准是GDP，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当这一标准的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比如环境污染、强征强拆激化矛盾，中央就开始强调绿色GDP。2014年初各省市召开的人代会上，降GDP、治雾霾就成为基调。另一个例子就是，当越级信访成为衡量政绩的一个标准之时，就引发了各地截访现象。当中央意识到问题存在废除这项规定之时，这种现象也就自然消失。

　　世人可能还记得2009年重创台湾、近七百人死亡的“八八”水灾。当是莫拉克台风也同样袭击了浙江福建沿海，但大陆成功疏散上百万人，几乎无人伤亡(仅一名儿童死于房屋倒塌)。大陆的官员之所以更负责任，是因为民众安全是重要的考核标准。而在台湾，虽然有法律规定强行疏散，但由于选举临近，官员反而不敢作为，最终酿成惨剧。

　　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西方当然难以理解何以最高领导人却能够向下负责。中国自秦朝率先成为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国家以来(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就逐渐形成了政治上的民本传统。纵观整个中国皇权时代，即使无能、无为的君主也会被历史所否定，至于类似于隋炀帝式的暴君，更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就是隋炀帝在面对弑君的兵变者，也承认自己对不起百姓(“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

　　在西方，政治伦理和契约是：我是选民选上来的，因此要为民众负责。但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为政者以人为本乃是政治的本义，是天经地义的。套用西方宗教的话语体系就是不证自明的。这就是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确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是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1949年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以人为本”的现代表述而已。

　　西方之所以产生自下而上的民主，恰是因为为政者持有路易十四哪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涛天”的理念(他绝不会有隋炀帝“我实负百姓”的觉悟)，西方完全从一种极端“绝对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绝对民制”。而中国因为有民本传统，反而没有产生自下而上民主的历史动力和需要。中国自1840年以来向西方学习，并不是因为专制的苛政而是为了重新复兴。

　　中国的民本思想还可以解释当代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在儒家文化圈，新加坡有李光耀，韩国有朴正熙、台湾有蒋经国，大陆有邓小平。他们共同特点是具有为政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带领国家(地区)走向富强。他们为政的原动力，则是西方政治理论无法解读的。反观其他文化圈的国家，则鲜有此类政治人物。亚洲的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政治强人马科斯获得权力后，完全是当代路易十四的翻版。

　　这就是儒家文化强调“民本”责任伦理、推崇“贤人政治”、内圣外王的传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美国学者社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 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的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象仍在为已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应该说，从政治传统和跳出西方话语权的需要以及话语使用和对外传播的便捷性来看，中国的制度模式应该称之为“民本制”。

　　第二，从政党的代表性来看，西方的政党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体，中国则代表全民。

　　西方的每个政党之所以只代表部分群体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政党，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在社会中也就只能得到相对应群体的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是蓝领、低收入阶层。共和党则主要是财团和高收入群体。法国也同样，2012年社会党的奥朗德之所以赢得大选，是因为60%以上的工人和年青人投了他的票。二是政党要想赢得选举，只需赢得绝对或者相对多数。法国历次大选，胜负相差很难超过十个百分点(2002年极右政党进入第二轮是例外)，1971年双方只差1.62个百分点，1981年3.51个百分点。2000年台湾的民进党赢得大选，其得票率仅为三成多一点。2004年大选，民进党凭借两颗子弹也仅比国民党多了两万多张选票，双方得票率相差仅千分之二。

　　西方政党的这个特点导致了如下两个后果。一是执政后，其政策明显偏袒支持者。一般来讲，左派上台就增加(穷人)福利，右派上台就(为富人)减税。2008年，美国民主党赢得大选后，尽管面临经济危机，他却继续扩大社会福利，政府预算的超过40%用于福利开支，不交税的人高达47%，靠领取社会福利生活的人增长了50%。他视为政治生命的一项工程是全民医疗保险。客观而言，做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却竟然是西方社会中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美国，早就应该通过立法。然而，在经济危机最严峻之际，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时间。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方案，需要政府支出5000亿美元，这对财政、贸易双赤字同时又有着天文数字般债务的美国来讲，除了增税别无他法，而征税的对象只能是富人。相反，此前共和党的里根和小布什时代，任内则纷纷给富人减税，对穷人则减少福利开支。尽管此时的美国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拉大。

　　中国的台湾虽然是后起的民主社会，但表现的更为露骨。国民党执政，资金就向国民党掌控的县市倾斜，民进党执政也是如法炮制。所以年年当台风来袭造成损失之后，地方县市往往把责任推到最高层的财政歧视。

　　二是少数群体往往被忽视，甚至受到歧视和伤害。最终不得不通过极端手段来维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屡屡发生大规模骚乱：2005年巴黎骚乱、2011年伦敦骚乱、2013年瑞典斯德格尔摩骚乱。三起事件的导火索都是警察执法过程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但根源却是弱势群体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生活艰难，更是经济危机中实行的紧缩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以伦敦骚乱发源地托特纳姆地区为例，这一地区失业率(尤其青少年失业率高)、贫困率、犯罪率极高，甚至当地居民平均寿命也比伦敦平均值低大约5年。但由于这些群体没有足够选票，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制度性的社会不公正长期存在。西方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不得紧缩公共开支、削减福利，他们更是首当其冲。该地区共有13家青年活动中心，但是由于政府削减支出，其中的8家已经被迫关闭，而这次骚乱的主力就是青少年。不仅如此，伦敦警员平日执勤经常粗暴对待少数族裔，令民怨愈积愈重，底层民众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骚乱发生后，正如一位托特纳姆区居民所说：“在伦敦，在托特纳姆的街道上，警察经常骚扰我们、粗暴地对待我们。我们为此提出申诉，他们却全不当一回事，认为我们是在开玩笑。而这一切仅仅因为我们是有色人种，是黑人……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让人们睁开眼睛，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

　　由于这些弱势群体是少数，其选票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就不会受到政治人物的关注。而他们也自然选择暴力弃选票。更可悲是，当他们选择暴力之后，出事国政府在西方主流社会的支持下、在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配合之下对之进行堂而皇之的镇压：控制社交媒体、仅仅一个伦敦骚就抓捕了3000多人，法院在政府的要求下，对一千多人迅速重判----有人仅仅是接受别人给的鞋而被判刑，但司法大臣克拉克明确的表示：“判决力度掌握的很有分寸”;首相卡梅伦还发明了“连坐”---家里有一人参与了骚乱，全家人都从政府的廉租房中赶出去。这些人自然也都被扣上暴民、暴徒和“彻头彻尾犯罪行为”的帽子----要知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非西方国家，哪可就是反体制的英雄。哪个政府要敢向英国政府这样做，哪就是违反人权、侵害互联网的自由。

　　目前生活在法国的三大少数族裔：华人、犹太人、穆斯林，分别用不同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华人可以依赖祖籍国的强大，犹太人则凭借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力，穆斯林则诉诸于暴力。

　　三是由于政党各自代表不同的群体，每次选举常常造成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后果。选举不仅没有化解矛盾反而令社会分歧更为固化。这尤其典型的表现在新兴民主社会。比如台湾，在1949年国民党刚刚败退到台湾时，存在外省人和本土人的矛盾，但几十年过后，特别是蒋经国大量任用台籍人士，矛盾基本消除。但民主化后，出于选举动员的需要，这种矛盾刻意被复活和放大，造成台湾社会的撕裂。最惨烈的当属南斯拉夫。本来各族人民早已忘却过去的仇恨，和睦相处，相互通婚。但在民主化后，各政党都把挑起种族仇恨作为赢得选举最主要的手段，结果造成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道惨剧。今天的伊拉克之所以处于动荡和乱局，各种仇杀此起彼伏，也是由于美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后，重新激化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其实中国农村，过去革命时代消失的传统农村大姓、家族问题重新浮现，也和农村选举密切相关)。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强化原有的社会结构，许多社会的不公正难以化解，甚至给恶势力提供进入政治的契机。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男女不平等。安贝卡尔是印度的宪法之父，与甘地、尼赫鲁并称影响印度的三大伟人。尽管有如此的贡献，但由于他属于低种姓，最后在无力改变现状之后，率领50万族人全体皈依主张人人平等的佛教。今天的印度，人民党代表婆罗门，社会民主党代表贱民，社会主义党则是低层种姓、以养牛(不同的阶层职业也是固定的)为职业的YADAV(属于首陀罗种姓)。每一次选举都是对不同阶层的强化和固化。

　　台湾在蒋经国时代，社会总体廉洁，对黑社会也是严厉打击。但到了民主时期李登辉时代，国民党不得不和掌控地方票源的黑社会合作，进而黑金政治恶性膨胀。后来黑社会干脆跳到第一线直接参与选举。过去黑社会见了警察哆哆嗦嗦，毕恭毕敬。现在却在议会里肆无忌惮斥责警察局长。就是到现在，黑社会仍然在国、民两党有着很深的印记。2012年台湾同时举行民意代表选举，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就有多人被判过刑。但“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受质疑后第一时间称这是“最好的名单”。

　　反观中国共产党一直扮演代表全民的中性角色，其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这种定位，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经典的体现在中共的理论突破“三个代表”中：“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现代保障体系。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农田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现在又开始改革户籍制度、城乡平权。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某一特定群体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往往会在改革的其他阶段得到补偿，绝没有西方某一个群体长期受到漠视和歧视的现象。甚至越是少数群体越是得到特殊的倾斜。比如中国制订的针对少数民族的各种扶持、优惠政策。以西藏为例，1952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各项补助达4543.4亿元人民币，占西藏地方财政成立以来累计支出的96%。

　　另外，中国一直就有“异地任职、回避制度”的传统，但西方这种票选民主制为了赢得选举的需要，却恰恰相反。

　　中国早在封建王朝时期，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等弊害，就坚持地方首长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制度。唐朝制定了较完善的《回避条例》，不许官吏任“本郡州县及邻本郡县官”。起先提出“三百里内不为官”，后又改为“五百里内不为官”、“千里内不为官”，还有“南人北官，北人南官”的规定。明朝把全国分为三个大区，“定南北变调用人”。进入当代，同样为使领导干部摆脱人际关系的羁绊，更好地履行职务，“干部交流”制度应运而生。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政治传统，还是和中国的人情社会文化有关。文化无法改变，只能从制度上设计尽量减少其弊端。假如中国民主化了，人情社会的文化基因不但无法改变，相反更会强化：要利用人情牌去赢得选举。而胜选后，只能给予回报。这既是民主规则----要为选民负责，也是为了未来继续赢得选举。但如此以来公平、公正何在?

　　第三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来看，西方模式强调的是程序和过程，中国则是执政的成效，是政绩合法性。

　　西方自启蒙时期英国社会理论家约翰·洛克时代起就提出，政治合法性来自群众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除非得到被管治者的同意，否则该政府不具正当性和合法性。而这种正当性和合法性实现的唯一方式就是民众投票。

　　所以在美国，尽管小布什执政8年就把美国从冷战后的颠峰带到低谷：发动两场反恐战争、经济政策失误和监管缺失造成一场全面的经济大危机，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合法性并不受任何影响。

　　由于西方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过程，也就是选举，于是政治人物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上，甚至为了赢得选举和拉抬支持率而出台违背经济规律、政治和外交原则的政策。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选年，为了赢得选举，政治人物可谓不择手段。奥巴马曾允诺结束对石油业的补贴，但这一承诺变得烟消云散。奥巴马曾允诺进行全面移民改革，但未能兑现。相反为吸引拉美裔选民的选票，他甚至采取了一项绕过国会的动作：让170万年轻的非法移民得以暂时合法地继续呆在美国。在法国，支持率低迷的萨科奇不惜下令选举期间不许企业破产、各企业要给职工发放一千欧元额外的红利。为了提高就业，迎合极右民众，冒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强行遣返罗姆人，为此引发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强烈批评。其最荒唐的政策是如果加入法籍的外来移民触犯刑法，将取消其法国国籍做为惩罚，这显然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政治人物为了提高支持率，甚至不惜选择对外宣战。法国介入利比亚内战、非洲马里之战，都令当时的总统支持率大幅飙升。2008年萨科奇也是在民意的压力下会见达赖，结果令二十年良好发展的中法关系完全逆转，法国的国家利益受损。

　　和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就是执政的有效性。当时提出的天命观，认为只有治国有方才能承续天命。弱小的周之所以取代强大的商，是因为商的暴政和周的德政令天命归于周。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汉末年的王莽，从程序上讲，三者权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下罕见的文功武治，而成为后世典范。李世民更被视为自孔子以后数一数二的伟人。而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由于实行脱离实际、效仿周朝的改革，一败涂地，民不聊生。他篡位之举也就被历史完全否定，成为千古罪人。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历史因素，也有今天宪法的明文确立，但根本还是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国家主权独立和重新统一、国富民强。不管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这两大历史任务。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百年失败积累之后，直到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六十多年的奋斗才算接近完成。

　　今天的中国不仅主权独立，还收回香港和澳门，两岸统一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强。经济上更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主(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崛起百年后第一次丢掉此冠桂)、210种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人类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曾有此荣耀)、钢产量超过世界的50%、汽车消费第一大国、尚未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流通量超过欧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世界五百强86家企业入围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银行中国占居包括第一名共四家，与金融大国美国分庭抗礼、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据8席。

　　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则是科技、军事、航空、基础设施、体育、文化的起飞：载人、登月第三大航空大国、拥有核武器、航母的军事大国、专利申请世界第一、高铁第一大国(通车里程占全球50%以上)、更是信息时代网民全球第一(美国人口的两倍)、移动电话持有量全球第一(超过11亿用户)、世界数一数二的体育大国、诺贝尔文学奖。

　　经济的发展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改善民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先生的分析，中国近年来掀起社社会保障的“大跃进”：到2011年，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其中尿毒症、乳腺癌等8类大病纳入大病保障范围，补偿水平达到90%以上。个人医疗费支出比重2011年已降至34.77%，十二五末将降到30%以下。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不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40.5%的水平，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24.8%的平均水平。

　　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2012年已经达到80%，这其中包括六分之一进城的农民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即已达到3.26亿农民，原计划2020年实现全覆盖，2012年即实现。随后中央又在城市进行类似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实现全覆盖。三项合计覆盖人口达7.88亿，社会养老参保率接近80%，中国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而且从2005年至2014年，我国已连续10年每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10%，远远高于同期的物价水平(2013年物价水平不到3%)，受惠超过七千万人，是实实在在的分享改革成果。自2009年始，澳大利亚连续四年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用40多个指标对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十五位，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之上的韩国(16)和日本(17)。

　　另外，城乡低保总人数也超过8000万，基本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

　　至此医疗、养老、低保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建立。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在社会保障的支出从5000亿增加到55000亿，占GDP的比重从5%升至10.5%。这个比重，2000年和印度相同，2005年超越亚太现今平均值，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中东地区平均值。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地区。如果说2000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但到现在，中国显然已经不是。

　　当然西方显然无法理解的是，何以一个非西方民主国家，却有如此的动力提高国家的福利水平，甚至高于印度、菲律宾、印尼、韩国、拉美等民主国家----毕竟，印度选民通过几年一次的选举向当政者要求最基本的水、电和温饱等生存条件时，中国不需要这一套制度设计却早已主动的实现。要知道福山2010年还斩钉截铁的这样评价中国：“关于农民的养老金及医疗保障等，他们的要求是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所以就不会有相应的强有力的政治影响力”。但何以两年之后，就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呢?当然在西方，没有政治影响力的集团肯定会被忽视，但这是中国!正是由于绩效合法性的传统，才使得许多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其他国家却需要成本高昂的民主制度来苦苦要求。如果非要以西方的“民主”理论来衡量中国的话，哪么能够更加有效、理性回应民意的制度是不是更为民主的制度?

　　提到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一个数据不得不提。2013年，中国海外旅游人数接近一亿，达到九千七百万，居全球之冠，也就是说每十三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出国旅游!而且中国游客海外消费也同样是高居世界首位。

　　中国巨大的成就甚至都可以从中国崩溃论者们哪里得到印证。2012年底出版的《中国危机》(The China Crisis，James R. Gorrie)，有这样的分析：一旦中国崩溃，美国的债券市场将一夜之间崩溃，美元不再是世界储备货币，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这将立刻在美国引发社会骚乱，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将使美元成为废纸，所有美元定价的产品如股票、房地产也将一文不值。全球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当欧洲最大的资本和市场来源消失后，欧洲也将萎缩。中国的崩溃将导致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崩溃。中国的解体意味着世界的解体。

　　正是以上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性，同时也得到中国百姓的信任，今天的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也是社会主流共识。而根据西方的理论，合法性不就是“包括一套制度有能力激发和保持民众的信任，使民众相信现行的政治工作制度是最适合当前社会的”(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所以，2011年6月到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学者委托专业的调查人员，随机对全国1750户家庭进行民主调查问卷。不出意外的只有15.3%的人选择程序合法性的定义：“民主就是一个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并且通过几个政党竞争选出国家领导人”，相反认为“民主就是一具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要真正代表人民的权益，为人民服务，要受人民的监督”偏重绩效合法性的则高达84.7%。

　　这里需要思考的是，西方及西方民主的信奉者往往认为民主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并进而对中国模式进行质疑：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假如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或者绩效下降时，中国如何解决危机?

　　但问题是，民主选举真的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最为有效、最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吗?我们看看实行民主八十多年的泰国，民主选举的合法性何在?社会的稳定性何在?七十多年无数民选政府被军事政变、民变所推翻。就是今天，总理英拉仅仅上任两年就被反对派发起大规模抗议运动要求下台，英拉在解散议会提前宣布选举时，反对派却并不接受、抵制选举----号称民主党却反对民主选举，真是民主奇葩，执意要她连看守总理也要辞去，甚至要求她离开泰国。

　　而就在此一刻，南亚国家孟加拉第十届国会选举也在暴力对抗和抵制中举行。投票当天，上百个投票站就被纵火或暴力袭击，而遍及全国、持续数月的冲突已经造成五百多人死亡。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提供有效、稳定的合法性，反而成为国家动荡的主要因素。

　　不仅亚洲的泰国、孟加拉，还有欧洲的土耳其，做为最成功的伊斯兰民主国家，又是发生了多少次推翻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最为荒唐的是，发生军事政变的理由竟然是为了捍卫民主。还有今天非洲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史上第一次公开、公正、公平的全民普选中获胜，按西方理论，它可具有最稳定的合法性，至少要比穆巴拉克要稳定吧。结果，仅仅一年，就在广场民众的压力下，被军事政变推翻。随后引发死亡上千人的悲剧，全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显然，这种西方这种选举方式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在埃及这片土壤中，远远比不上它此前的政治模式。也比不上政治形态落后、但由于石油经济的成功而保持稳定的中东世袭国家。

　　拉美是从西方殖民地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与西方可谓同文同宗。但两百多年来拉丁美洲一直在强人独裁、低效民主和军事政变之间反复拉锯，民主的稳定合法性又何在?事实上，所谓西方选举带来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并没有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获得检验(不妨再看看今天的南苏丹、马里以及众多非洲国家)。就是西方本土，二战后建立起的法国第四共和，不也是在内外交困之下，发生军事政变而走进历史的吗?哪个时候，何来选举民主的合法性、稳定性?

　　上述国家惨痛的经验教训，给世人的启示有三：一是合法性是有文化和传统差异的。外来的合法性标准未必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二是任何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相应的条件支持之下的，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政绩的合法性。假如埃及的穆巴拉克能使埃及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或者穆兄会上台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民生得到改善，埃及还会发生这样的动荡和最后的悲剧吗?我们不妨再假设，今天的西方处于埃及的经济状态，是否还会有合法性?是否仅仅发生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瑞典骚乱?三是一种新的合法性标准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是西方，从神权合法性到民选合法性，也经历了一百到两百年的动荡过程，付出了巨大代价。

　　中国做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假如采取西方的模式，显然无法排除上述国家命运的可能性。

　　不错，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最快4年之后即2017年，一般认为最迟2020年)，民众生活达到很高生活水准的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和今天的西方一样，其合法性同样不会动摇。毕竟，中国即使问题再多，但全球第一的绩效将使其难以被否定。

　　从理想的角度，是否有可能将西方的程序合法性与中国的绩效合法性有机融合呢?应该说，西方的制度设计已经决定了或者毫无必要或者绝无可能。因为它有任期保障，政党做的再差，不能提前更替。更况且，任期满了之后，它会在合法性丝毫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以下台做出交待。1929年美国大危机，当时的总统胡佛的应对完全是灾难性的，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当时的财政部长)拉汽笛，胡佛敲车钟。华尔街发信号，美国往地狱冲!”，民众对胡佛总统是恨之入骨，称之为“饥饿总统”。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着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尽管如此，人民也要等到1932年大选时才能换上新的领导人(当时选举中，大多数媒体仍然站在胡佛一边，因为报社的老板和他是同党。由此也可见西方新闻自由和新闻中立的真相)。当然，现实实践中也有民众把不满而又任期不到的领导人赶下台。如现在的埃及、泰国。但后果则是消灭了民主体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西方的民主制度都无法融合两种合法性。

　　倒是以绩效为合法性来源的中国，未来还是有可能将程序合法性的某些因素融合到自己的体制中。比如现在尝试的党内民主、差额选举。或许，当中国继续保持绩效合法性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又融合程序合法性有机因素时，就是中国开创新的政治文明的时候。

　　第四，从政治权力的地位上看，西方的政治权力臣服于大众和资本，中国则保持了独立性和最终的拍板权。

　　西方走向普选民主之后，政治权力便被资本和民众的力量所压倒：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结果现状就是经济危机。如果说自由竞争阶段时期，完全放任和过于相信市场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哪么现在则更多是人为和制度双重因素所致。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所谓次贷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

　　由于政治权力处于弱势，其问题在于：正常时期它则效率低下、注重选民短期利益、无法打击和遏制利益集团、阻挠科学技术的应用，危机时期则不能出台必要的改革方案，就是外交也往往会出现损害本国利益的事件发生。

　　西方决策的低效率常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即西方所自称的：决策成本很高，但执行成本很低。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最典型的就是伊拉克战争，这场错误的战争竟然持续了十年，付出的代价高达三万亿美元(《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斯蒂格利茨著)，以致当经济危机爆发之时，国家竟然捉襟见肘。请问，三万亿美元的执行成本还不高吗?由于政府错误的低利率政策、甚至给买不起房的穷人房贷，最终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请问其执行成本还不高吗?希腊、冰岛、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错误政策导致国家破产或者接近破产，执行成本还不高吗?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人看到的是，西方甚至到了连决策都无法做出的地步：印度无法整修行将崩溃的基础设施、欧盟无法承受福利却无法削减、日本和美国的债务居高不下却无法采取措施。2013年美国两党围绕医疗保险的博弈竟然殃及国家年度预算，双方都极端的不让步，最终导致政府关门，国家停摆，奥巴马也取消了多场访问亚洲的外交行程。不仅沉重打击市场对美国的信心，也令美国亚太转移战略遇到重挫。

　　再看利益集团，前几年破产的安然公司、危机前相关人士对马多夫和两房的揭发都石沉大海，无人理睬。直到这些巨头纸里抱不住火或者发生系统性危机，才真相大白。再如每年美国有三万人成为枪下冤魂，20多万人受伤，平均每天就有82多人丧生，但在枪枝协会的强大游说下，任何禁枪法案都铩羽而归(枪击协会的名言是：之所以这么多人被枪杀，是因为持枪的人太少)。尽管在全球，禁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开出的药方则是紧缩开支，减少政府支出，特别是福利支出。但当美国发生危机时，却反其道而行，用纳税人的钱对对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的财团全力营救。奥巴马上台时美国债务突破十万亿美元，五年以后的今天就上升到十七万亿美元，超过经济总量，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就说要向中国学习，更新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铁。但到现在依然是纸上谈兵。原因很简单：航空公司和高速公路两大利益集团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民众也由于征地、拆迁而不配合。两股力量联手就绞杀了美国的高铁梦。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中国高铁飞速发展并走向世界。其实中国高铁上马的时候，航空业和高速公路集团当然意识到威胁，但在政治权力面前，它们根本无法阻挡，而只能以降价、提高服务来竞争，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权利对资本卑躬屈膝到什么程度，不妨看看这样一件小事。美国总统们竟然把白宫和戴维营变成“廉价”宾馆：大量邀请捐款者到上述地点吃住，当然总统是要亲自做陪。仅2000年前9个月，克林顿就邀请了361个人(此时的目的是为了他太太竞选参议员)。平均下来，克林顿要天天陪这些财团过夜。我们不妨想想，中国的中南海是否可能上演上述一幕?当然，这些财团也并不是总统陪住陪吃一次就可以打发的。所以西方固然是“一人一票”，但同时岂也不是“一元一票”?

　　还有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社会主义党为迎合落后的农民，竞选时竟然承诺：为了消除贫困差距，在工作地点限制使用电脑、关闭实行英语教育的学校----因为这些农民统统不会。

　　由于政治权力的臣服，甚至事涉美国利益的国际事务也同样可以被交易。1998年印度不顾美国反对进行了核试验，成为新的核国家。这不仅是公然挑战美国权威，挑战美国防止核扩散的政策，也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将会引发更多的效仿者。于是愤怒的美国对印度进行了严厉的制裁。然而令谁也想不到的是，不到两年，美国就取消了对印度的制裁，而且总统克林顿还对印度进行了访问，成为二十多年来第一位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更夸张的是，2006年小布什访问印度时，与印度达成了民用核合作的协议。美国此举实际上承认了印度一直所追求的“核大国”地位。而印度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开放民用核设施的检查，而另外8个军用核设施则排除在外。

　　美国发生如此变化的根本原因除了借助印度牵制中国外，更重要的是印度利用在美印度侨民的组织进行巨资公关游说，从而成功达到目的。应该说，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不可以交易的，只要筹码足够。这非关人性，实是体制使然。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和拥有最后决策权。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资本和民众的力量强势崛起，但仍然没有改变这一传统，尤其是在全国一级。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迅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取消铁道部、打击中石油等。中国的现行体制尤其是在面对突发灾害事件时，更展示其优越性。2008年的雪灾、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禽流感，中国高效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令世人震惊。

　　中国是今天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表现最好的国家。但在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推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六十项改革方案，其力度之大，举世空前。相比陷入危机中的美国和欧盟，要么两党相争、政府关门，体制瘫痪，要么如法国停滞不前，要么如意大利的改革者蒙蒂下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到二十多年，到现在也找没有应对之道。也难怪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改革活力的国家。而且非常准确地把原因归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世人都知道，奥巴马是打着“改变”的口号、奥朗德是挥舞着“变革”的旗帜赢得选举的，可是他们究竟改变、变革了什么?

　　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西方认为，它们这种自下而上的负责体制从长远上看比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更有优势。但现实显然与理论相悖。

　　与中国相比，西方的制度李光耀先生曾有一语中的的点评：“当你实行大众民主时，要赢得选举，你就不得不给选民提供更多的好处，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届选举中打败对手，承诺给选民的好处要比以前还要多。因此，这就类似于拍卖过程中不断加价，而这样的代价、债务却留给下一代人，让他们承担。

　　如果总统给他的人民开出的是一剂苦药，那他就不会再次当选。因此为了赢得总统选举，候选人往往倾向于拖延问题，推迟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结果就导致预算赤字、债务以及高失业率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要牺牲一部分福利，结果就击鼓传花地留给下一届政府。”

　　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

　　第五、从政党和体制的关系来看，西方的政党和体制是脱离的，政党的命运和体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则是两者合一的，政党的命运和体制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个区别可以解释相较于西方，中国何以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由于政党和整个体制的融合(前三十年一人决策、终身制阶段，则是个人超越政党和制度的时期)，假如决策失败、执政失误，其后果并不仅仅是政党命运如何，还会直接冲击甚至冲垮整个体制。但在西方，政党上下起伏并不会对体制产生任何影响。更重要的是，政党即使执政无能、发生重大失误，不过暂时下台了事，四年或八年之后就又转土重来，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都不会受到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任内发生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高达500亿美元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马多夫几十年来一笔业务都没有做过，完全是拆东墙补西墙，监管机构竟然无人发现)，事后也没有任何官员被追究。这样的制度也造成执政者决策时的草率、追求短期效应甚至出现风险很大的投机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美国和日本都是全球一流先进、发达的国家，但都发生了房地产泡沫破灭灾难，分别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和本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停滞。唯独中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持高度负责的谨慎。既没有像美国一样不负责任的抛弃银行的基本风险原则推行次贷，也没有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实行极端的紧缩措施，造成重大经济灾难。这也同样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仍然对地方债务保持高度的警惕。根据审计署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为39.43%，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60%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我们知道今天欧盟各国平均都在90%以上，美国超过100%，日本超过240%，但其重视程度是无法和中国相比的。事实上，西方各国累计如此之高的债务总额，要拜各政党集体之赐：所有执政的党都是只顾眼前，大幅举债，只要我的任期内不出事，就足以。就是出事了，过不了几年就又咸鱼翻身。在这里，我们哪里能看到什么权力制衡?西方自诩的预算透明、预算监督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正是由于政党和体制的命运一体，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责任”。在西方这种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奥巴马执政的第一个四年，他未能实现将债务减半的承诺，反而大幅增加。奥巴马就将此归咎于前任留下的经济烂摊。但在中国，共产党承担全部责任，毫无推诿的可能。这就势必迫使中国共产党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以三峡工程为例，从周恩来总理时期就进行论证、研讨，直到1992年才获得全国人大通过。

　　这里有必要回应一下西方对中国的一个质疑：中国的决策成本不高，但决策假如失误，其执行成本非常巨大。确实，在“改革前体制”(即一人超越制度的特殊时期)，中国确实一再出现这样的现象。但这质疑显然不适合“改革后体制”。中国从农村承包制、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企业改革，都使用先试点，看成效如何才决定是否推广的策略。从而做到了“决策成本低、执行成本也低的”效果。

　　除了体制与政党的关系不同之外，中国的体制架构也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色。西方一般是三权分立或者两权分立、制衡，而中国则是三权分工的基础上，还另有独具特色的常委制。

　　拉美一位学者研究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宪政制度安排：一是西方的多党民主宪政，二是中国的一党领导多党参政的宪政，三是伊朗的神权宪政。且不说这种分类是否合理，但至少中国的宪政特色是包含常委制的设立。

　　中国的常委制至少有三大特点：一是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二是能够保障效率。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对效率的追求不仅是可以理解的，更是必须的。三是成员涵盖所有系统：即党(总书记、中纪委)、行政(国务院)、立法(人大)以及参政议政机构政协。

　　放眼世界，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也有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模仿”。欧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全新尝试，其超大规模和中国类似，这大概是欧盟对中国模式无意中效仿的原因。

　　欧盟的行政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各选派一名委员组成)，立法机构是欧洲议会(下院，选举产生)和欧盟理事会(上院，由各国的部长组成)。立法机构也被称为欧盟主要的决策机构。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而且这个决策机构还不列入欧盟的机构序列中。这就是由欧盟各成员国首脑或元首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和中国更为类似的是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议长、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也都是欧洲理事会的成员。

　　至少从现实来看，中国这样独具特色的宪政安排，运行良好、适合中国超大规模的国情。而西方的模式则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急需变革。

　　最后，不妨以被巴菲特赞誉为“无人能及的趋势大师”、全球闻名的投资家罗杰斯写给他仅仅10岁和5岁两个女儿的一本书《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中的一段话做为结尾。世人或许可以不相信一位金融家、投资者的道德和诚信，但绝对相信一位父亲对女儿的肺腑之言：“这是中国的世纪，去学中文。无论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我所能给予他们的最佳忠告可能是：让你的孩子和孩子学中文。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