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类史上罕见的卫生运动　　

　　关键词：除“四害” 　　

　　

　　
　　“四害”成员因时而变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上世纪50年代末，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4样动物被编排成歌谣，妇孺皆知是害虫，人人喊打要消灭。

　　“四害”一词，最早出现在1955年12月毛泽东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中：“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四害”之中，麻雀被认为是最好对付的，因而消灭麻雀也是开展最早、最轰轰烈烈的运动。“人山人海挥竿走，敲锣打鼓追着吼。麻雀空中振翅飞，直至累死方罢休。”

　　到了1960年，麻雀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大大减轻。同时，林木业大发展，虫害问题突出。当年3月，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供暖设施、城市管道、办公设备、家用电器等的普及，臭虫越来越少而蟑螂越来越多。蟑螂逐渐取代臭虫，成为“四害”新成员。

　　亲历者讲述：

　　“爱卫”迈向目标管理

　　抗美援朝时期，为了应对侵略者意欲在我国东北、青岛等地发动细菌战，毛泽东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1952年3月，政务院（后称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各级防疫委员会改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将卫生与爱国联系起来，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全国爱卫办原副巡视员刘家义说。当时，全国党政军民学，上迄耄耋老人，下至中小学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气势磅礴的群众卫生运动中。国际科学委员会（法、英、意、苏等国科学家为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争事实专门设立）派代表来中国调查后作出的告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以促进个人和社会卫生。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使得由于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

　　“‘爱卫’的内容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刘家义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细菌战，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除“四害”，发展到60年代的“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改厕、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爱国卫生运动迈入了历史新时期，工作方式也从“一般号召”逐步走向规范化的“目标管理”。

　　延伸阅读：

　　卫生村镇健康城市

　　●上世纪80年代末，卫生城市和卫生村镇创建工作应运而生，并成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新品牌。截至目前，全国爱卫会已经命名了108个国家卫生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6；另外，还有28个国家卫生区、377个国家卫生县（镇）。

　　●　1989年11月14日　，《中国日》道，河南省虞城县卫生防疫站宋乐信工程师发明了一种双瓮漏斗式厕所，在中国中部引发了一场“厕所革命”。第二年，“厕所革命”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确定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任务和目标：在农村，继续以改水、改厕为重点，带动环境卫生的整治，促进卫生村镇建设；在城市，继续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提高城市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在城乡都要开展除“四害”（蚊子、苍蝇、老鼠、蟑螂）活动；深入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2004年，中央转移支付地方农村改厕项目开始实施。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59.72%。2009年，中央财政支持15.665亿元，在全国建设411.37万座无害化卫生厕所，确保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2.64个百分点以上，力争“十一五”末普及率达到65%、“十二五”末达到75%。

　　●各地将在“创卫”基础上，稳步、积极开展建设健康城市（区、镇）工作的探索。　　

　　第二篇：一种精神　一面旗帜　　

　　

　　关键词：白求恩精神 　　

　　

　　“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一幅永远铭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画面：在一缕夕阳的映射下，一个清癯的侧影正躬身于一座旧庙里，为一位刚刚从前线转运来的伤员进行外科手术。这位医生有一个“温暖中国”的名字：诺尔曼·白求恩。　　

　　

　　1938年年初，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经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1939年10月，在涞源摩天岭前线医院医治伤员时，不幸手指感染。由于他坚持工作，终因败血症医治无效，于　1939年11月12日　在河北省唐县逝世。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在白求恩逝世一个月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从此，“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影响我国医疗卫生队伍的名言警句。白求恩精神成为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医务工努力前进的旗帜。　　

　　

　　亲历者讲述：　　

　　

　　医生要用技术增进亿万人的幸福　　

　　

　　这张照片，记者在已故的“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的家中见过。华益慰的儿子华俭告诉记者：记不清这张照片放了多久，但只要一进门就能看到。以前没在意，现在想来，父亲是一直以白求恩为榜样的。　　

　　

　　为什么一个外国医生的名字会激励无数中国医疗卫生工？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医生为什么是中国医务工的追求？白求恩曾经的同事、白求恩精神研究会顾问、87岁高龄的张业胜老人说，白求恩和白求恩精神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我们学习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的道德、功业和理论。什么是白求恩的道德？除了人道主义外，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最突出的功业表现在他是穷人的医生，是被压迫民族的医生。白求恩曾经说过，“最需要医疗的是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我们必须运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张业胜说，白求恩在中国只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但正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主动为伤员献血3次，倡议成立并参加了志愿输血队。为了及时救治伤员，白求恩因陋就简设计并亲自制作了“卢沟桥药驮子”，在这个用两三头骡子就能运走的“流动医院”里，包括了一个手术室、一个敷料室和一个药房的所有必需品。他还亲自编写教材约20册，其中《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共9章，译成中文14万字。为这本书，他还亲手绘制了119幅插图。白求恩在自己最后一个生日那天的日记里写道：昨晚，我们为河间附近战场下来的40名重伤员做了19例手术……我非常快乐、非常充实。　　

　　

　　延伸阅读：　　

　　

　　白求恩精神永不过时　　

　　

　　●白衣战士：白求恩曾经说过，“医生坐在家里等病人来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后的战斗口号是：到前线去，到伤员那里去；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去”。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感召下，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广大医务工大力弘扬白求恩精神，履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在唐山大地震、抗击非典、“5·12”汶川特大地震、阻击禽流感、防控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中，凸显了医疗卫生工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风貌，被人民群众称为“白衣战士”。　　

　　

　　●白求恩奖章：1994年，卫生部设立“白求恩奖章”，采取不定期形式颁发给在医疗卫生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医疗卫生工，这一奖章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界的最高荣誉。从第一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赵雪芳开始，方圻、吴蔚然、吴登云、王忠诚、韦加宁、叶欣、桂希恩、华益慰、乔淑萍等30余位医生先后获此殊荣。　　

　　第三篇：“傻子屯”出了20多名大学生　　

　　关键词：地方病 　　

　　

　　“傻子屯”曾震惊党中央　　

　　

　　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桦川县的集贤村，是一个只有千余人口的小村庄。在村口的一块大石头上，醒目地刻着“天下第一傻”几个大字。村民解释说：“‘傻子屯’过去因傻而出名，现在傻子早就不见了，但是我们要利用这块招牌走上致富路。”　　

　　

　　“青年参军靠进口，姑娘对象往外走，外乡人不敢来，多年老户往外流。”30多年前流行的这句顺口溜是集贤村碘缺乏病流行的真实写照。据1978年普查，该村1000多人中，有地甲病患者859人、克汀病患者150人，18岁以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达61人。该村“痴、呆、傻满街走，聋子哑巴摆划手，粗脖根儿人人有”的惨状曾经震惊党中央。国家随后在集贤村试点，采取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措施防治碘缺乏病。30年后的今天，集贤村高智商人口所占的比例比1978年增高了约10倍。从1981年至今，集贤村没有出现一例克汀病新生儿。2000年以来，该村共有20多名学生考入大学。　　

　　

　　我国是地方病危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31个省（区、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地方病流行。目前，纳入国家重点管理范围的地方病有碘缺乏病、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氟中毒和地方性砷中毒。1960年，中央成立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从此拉开了新中国地方病防治的序幕。近半个世纪过去，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巨大成绩，许多曾经的“傻子屯”、“罗锅村”相继跨入小康村行列。我国在碘缺乏病防治领域取得的成绩，还被众多国际组织誉为“国际榜样”。　　

　　

　　亲历者讲述：　　

　　

　　“老地病”的坚守与奉献　　

　　

　　1962年，陈吉祥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地方病防治所工作。之后的20多年他一直与克山病打交道。克山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地方病，因为在黑龙江省克山县首先发现而得名。该病主要症状为心肌炎，发病急，致死率高。　　

　　

　　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是克山病的高发期。这时候，陈吉祥和同事们就会驻守到村屯，想方设法救治患者。东北的冬天，最低温度能到零下40多摄氏度，大雪封山。医生们外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爬犁，由两匹马拉着在雪地上跑。一个爬犁上坐三四个人，一名医生、医生的助手，再加护士，正好组成一个救治小组。一次，救治小组听说十几公里外有人发病，大家坐上爬犁赶紧往那里赶，到了病人家，一看，爬犁上的医生不见了。驾驶爬犁的老乡说，爬犁跑得太快，可能半路拐弯的时候给甩下去了。赶紧往回找，果然，被甩下爬犁的医生正在雪地里爬呢。“知道掉队的医生是谁吗？于维汉，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地方病防治领域的‘大腕’。”陈吉祥笑着说。　　

　　

　　1986年，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撤消，陈吉祥进入新成立的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局工作，1998年从卫生部地病办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现任中国地方病协会常务副会长。回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经历，陈吉祥说，干地方病的人必须要有3种精神：一是不怕苦，二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三要讲奉献。　　

　　

　　延伸阅读：　　

　　

　　未来征程任重道远　　

　　

　　●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尚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尚未实现或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有344个县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未达标，距离2010年全国95%以上的县（市、区）达到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通过中央转移支付项目，目前西部地区多数中、重病区村的改水工作已经完成，但还有少部分中、重病区村尚未改水。此外，由于管理和使用上的问题，部分已改水工程中水氟含量回升，病区群众再次面临高氟水的威胁。　　

　　

　　●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病区大多为贫困山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改炉改灶的防治措施尚未得到有效落实。部分已改炉灶由于得不到及时维护和更新，或因部分群众不了解正确使用炉灶的目的和方法，炉灶的完好率和正确使用率较低，达不到防病的要求。　　

　　

　　●近10年来，急型克山病已达到基本控制水平；亚急型克山病在北方病区也为偶发，但西南部病区却呈局限性上升态势。最近两年，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疑似急型克山病，并造成数人死亡。　　

　　

　　第四篇：27年前的“一锤定音”　　

　　

　　关键词：衡阳会议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1982年4月16日　至22日，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史称“衡阳会议”。　　

　　

　　27年前的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也是建国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会议明确提出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衡阳会议后，加快中医机构建设和加速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健全符合中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规章制度、加强中医专科建设、积极开展中医治疗急症工作、加强中医机构内涵建设等政策举措相继推出。　　

　　

　　亲历者讲述：　　

　　

　　不能“挂梅兰芳牌子唱朱逢博的调”　　

　　

　　“衡阳会议主要解决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强调中医药工作是当前卫生事业的短板，必须从政策、财政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步伐。二是解决中医机构的发展方向问题。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研究后明确提出，中医机构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今年已是82岁高龄的卫生部原中医司司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田景福回忆说，这一战略性决策，为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代中国，中西医学一相遇即引发“中医存废”之争。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医药已是奄奄一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发展方针，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但由于卫生部门个别领导“重西轻中”，致使歧视、取消中医的现象有所抬头，这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及时予以纠正。其后，中医药事业重新步入正轨。　　

　　

　　十年“文革”，中医药事业又一次成为“重灾区”。全国中医医院由“文革”前的371所减少到171所，中医院校从24所撤减合并至11所，中医人员由36万人减少到24万人。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及时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告》（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对“文革”在中医事业发展方面造成的恶果拨乱反正。“这是建国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田景福说，在较短时间内，中医药事业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中医西化就好比“挂的是梅兰芳的牌子，唱的却是朱逢博（女高音歌唱家）的调子。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终究不能走这样的路”。在田景福的记忆中，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讲的这句话一直发人深省。　　

　　

　　延伸阅读：　　

　　

　　中医药事业发展脉络　　

　　

　　●1982年11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发展传统医药写入国家根本大法。　　

　　

　　●1991年“八五计划纲要”提出了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将团结中西医修改为中西医并重，并作为五大卫生方针之一。　　

　　

　　●2007年，国务院成立了由副总理吴仪任组长的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负责协调解决中医药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7所，中等中医药学校72所，县级以上中医药科研机构120余所，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近1万人，基本形成了中医药医疗、教学、科研体系。　　

　　

　　●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中医医院（包括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3115所，有中医类执业资格医师60余万人，注册中医医师37万余人；90%以上的综合医院设立了中医科，中医医院实有床位达到40.09万张。　　

　　

　　●2008年，全国中医医院年诊疗量达到3.02亿人次，出院人数达964.1万人次。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一批学术特点明显、临床优势明显的重点学科和专科初步形成。中医重点专科（专病）建设成效显著，专科床位数增长5.8%，门诊量增长17.77%，收治病人数增长26.63%。　　

　　

　　●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中医药领域系统性指导意见。　　

　　

　　记忆阅读：（编者找出来的，有些东西，不能故意遗忘）　　

　　

　　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会议上的演讲中谈道：针对１５０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１００多万文盲，２０００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新医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１９５５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６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１００名至２００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７６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１９５５年底到１９５６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６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３００多人。１９５５年９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１９５８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７０人至８０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１９６０年冬或１９６１年春，我们就有大约２０００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１９６０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３７个，学员２３００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３６０００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后记：朋友认识一位中西医老教授，听教授说中医有4亿研究基金用不掉。可是中医却连年困难，不论是研究、教学，治病、药理都被西医越来越挤压，既然有钱用不掉，那么这些困难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第五篇：让毛主席欣然赋诗的一件事　　

　　关键词：送瘟神 　　

　　

　　诗歌浓缩奋斗史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写下的著名诗篇《送瘟神》。这一年的　6月30日　，《人民日》道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读罢道，毛主席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成诗。　　

　　

　　余江县所在的江西省，是我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域之一。建国初期，在我国已流行了2000多年的血吸虫病依然猖獗，流行地区遍及南方12个省（区、市）。在重病区，骨瘦如柴、腹大如鼓的晚期病人比比皆是，并有急性血吸虫病导致大批死亡病例发生。建国伊始，党中央、国务院就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防治大会战。　　

　　

　　亲历者讲述：　　

　　

　　国家动用了直升机撒药灭螺　　

　　

　　“当时血吸虫病疫情太重了。特别是在洞庭、鄱阳湖区，到处是钉螺，重病区有些村群众血吸虫病感染率竟然达到90%以上！国家因此动用了直升机撒药灭螺……”年过八旬的卫生部防疫司寄生虫病慢性传染病防治管理处前处长张北翔这样回首建国之初防治血吸虫病的战斗。　　

　　

　　张北翔回忆，1955年冬，中共中央成立了血防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积极防治与综合防治工作方针。随后，流行区各省、地、县各级党委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将消灭血吸虫病工作列入了党委议事日程。自1956年起，卫生部成立了血防局，有关省、地、县各级政府相继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所、站、组等机构。也是从这一年起，南方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疫情普查。群众都被发动起来，参与查螺、螺、灭螺、管粪、管水。当时的口号是：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　　

　　

　　回顾当年“送瘟神”，张北翔说，“瘟神”并不仅仅指血吸虫病。当时，黑热病、疟疾、丝虫病等都是危害特别严重的重大传染性疾病，都被纳入了大规模的围剿范围。　　

　　

　　“那些年，我们在重病区蹲点，一住就是一年。又治病，又预防，摸索出经验再向面上推广……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贵州省凯里县试点疟疾区域联防。我和二三十位专家分散住在凯里县几个乡。我们小组八九个人，住在五里桥乡一年多……”张北翔清楚地记得当时身背喷雾器在室内喷洒灭蚊和翻山越岭为患病群众送药看服到口等情景。也清楚地记得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现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钱会霖夫妇同在凯里县试点探索疟防，他们的孩子就降生在乡卫生院里。　　

　　

　　张北翔说，我国“送瘟神”取得的重大胜利，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注，得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也得益于几代医学专家的无私奉献。如今很多老专家已经故去，但他们常年扎根农村的奉献精神，深入现场形成的科学有效的防治策略，永远是共和国最珍贵的财富。　　

　　

　　延伸阅读：　　

　　

　　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建国初期，危害特别重大的传染病种类很多。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白喉、细菌性痢疾、布鲁氏菌病、炭疽、天花、麻疹、流行性乙型脑炎、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斑疹伤寒、恙虫病、Q热、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回归热、结核病、性病、麻风病等都流行猖獗。　　

　　

　　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带领下，我国确立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大建卫生防疫机构，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大兴综合防控疫病“送瘟神”，迅速夺得了多个重大防疫胜利，传染病谱也逐步发生了变化。　　

　　

　　历经60年“送瘟神”，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率从1949年的/10万下降到2008年的268.01/10万。我国还成功地消灭了天花和丝虫病，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和在总体上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有效控制了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曾经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疾病。结核病、艾滋病、乙型肝炎等防控工作也取得巨大成效。　　

　　第六篇：似春风吹拂母子笑脸　　

　　关键词：新法接生

　　新中国建立后才得以普及

　　1899年，新法接生就自西方传入中国。但是直到50年后，也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新法接生才得以发扬光大。

　　新法接生是相对于农村产婆采用的传统接生法而言的，即采取西式清洁消毒法、脐带扎切法、初生儿假死苏醒法和产妇产褥热看护等技术接生。

　　旧产婆接生不消毒，极易造成新生儿因脐带感染而患破伤风死亡，农村称之为“发脐风”。传统接生导致产妇死于产褥感染的也屡见不鲜。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统计显示，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婴幼儿死亡率为200﹪。

　　从1950年开始，普及新法接生像春风一样给母亲和婴儿带来温暖。通过培训掌握了新法接生相关技术的接生员，才能获得新法接生证，帮助产妇接生。随着一批批合格的新法接生员上岗，政府又在县级成立了妇幼保健院，推广巩固新法接生和住院分娩，不断提高妇女和儿童的保健水平。一道母婴健康的保护网由此建立。

　　亲历者讲述：

　　“那时候真难”

　　从产婆接生到住院分娩，从没有产前检查到有产检、有回访，从四五个小时完成一台子宫切除手术到腹腔镜不到一个小时完成一台……回忆起建国60年来，妇幼卫生事业所经历的变化和发展，年近八旬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教授董悦几度落泪。

　　董悦1956年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被分到现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工作。“那时候，大医院的妇产科也很小，就20多张床。大多数产妇都在家中生产，人们对产前检查根本没有概念。当时来医院的多是高危产妇。”董悦说，“我们每天除了看病、写病历、查房、手术，还要为病人抽血、量血压。没有麻醉科，更没有专门的麻醉医生。一个简单的手术常常要做一个上午。”

　　一天，董悦遇到了一位从山西来的妇女，刚进诊室，董悦就嗅到刺鼻的妇科病气味。董悦说：“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不好，没有科学检查的办法和相应的仪器设备，根本做不了手术。看着她们的痛苦模样，我的心很痛。”

　　从1965年开始，遵照毛泽东“6·26指示”，大批医疗专业人员去了农村。董悦1969年到甘肃岷县工作。“岷县是大山区，气候寒冷，耕地少，农民别提多穷了。妇女当时是生活在农村最底层的人。”董悦说，“县医院一上午只有一两个病人，来的产妇不是子宫破了大出血，就是胎位不正难产。医院没有血可以给病人输，连吊瓶都打不了。我是O型血，有时产妇需要紧急输血，我就自己献。由于没有救护车，碰上离县城远的高危产妇，根本没条件抢救。我深深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看着那些可怜的农村妇女，我决定要一辈子干妇产科。”说到这里，董悦潸然泪下。

　　师从著名围产保健专家　严仁英　教授，董悦说自己获益良多。“严大夫在中国最早倡导产前检查。有了产前检查，孕产妇死亡率开始大大降低。”

　　说到改革开放后的30年，董悦笑了。“我们的科室已经有了60多名医生，床位数已经是原来的10倍多。”她很骄傲，“我国妇女的医疗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产医学的临床水平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抗衡了。最重要的是农村妇女的保健越来越有保障。”

　　延伸阅读：

　　农妇住院分娩国家补助

　　■2000年，我国在中西部地区实施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目前已覆盖22个省的1200个县。至2008年，中央共投入专项资金16.8亿元，总覆盖人口达4.9亿。

　　■截至2007年，我国已有妇幼保健院（所/站）3051个，妇幼保健院（所/站）机构人员数达人。

　　■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对中西部地区22个省的所有县（市）的814万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给予补助，中央财政投入19.04亿元。

　　■据最新一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住院分娩率达到了88.6%，新法接生率为93.5%。2008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34.2/10万，婴儿死亡率为14.9％。　　

　　第七篇：农民开创的“卫生革命”　　

　　

　　关键词：合作医疗　　

　　

　　“逼”出来的奇迹　　

　　

　　合作医疗，一种由农民和基层卫生工创造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也是被农村缺少医疗保障的状况“逼”出来的奇迹——40多年前，农民每人每年出5角钱，每次看病挂号5分钱，集体代扣代缴合作医疗费用。虽然有一定强制性，但它为农民提供了当时条件下尽可能的医疗保障。　　

　　

　　在1974年5月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与会各国的关注和极大兴趣，甚至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合作医疗”从此扬名。　　

　　

　　20世纪80年代，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合作医疗走向衰落。但它为我国农民提供的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仍被世界银行认为是“开创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较好解决农村卫生问题”的“卫生革命”。　　

　　

　　亲历者讲述：　　

　　

　　在诞生地的起落沉浮　　

　　

　　1966年下半年，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的赤脚医生覃祥官在村里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在新中国历史上划下了深深的一笔。　　

　　

　　“解放初期，长阳农村曾经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死见阎王。”胡振栋，长阳县作协会员，覃祥官的好朋友，被称为“宣传合作医疗的专业户”。他说，是较差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一家一户禁不住看病的负担，迫使农民不得不采用互助合作的方式为自己提供医疗保障。当时，乐园公社有97.3%的农民参加了这个叫做合作医疗的制度。　　

　　

　　乐园的经验被迅速上到中南海，很快得到毛主席的赞赏和批示。在此后的几年里，全国95％以上的农村生产大队在本地推行了合作医疗制度。　　

　　

　　这种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背景下的合作医疗制度一直持续到1979年。随着农村体制改革，集体经济萎缩，合作医疗也出现了滑坡。“公社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集体没钱了，合作医疗制度陷入低谷。”胡振栋说。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急归急，气归气，但覃祥官依旧同大队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勉力维持合作医疗制度。　　

　　

　　据胡振栋回忆，1992年前后，在县政府支持下，长阳农村先后出现了“合医又合药”、“合医不合药”等多种合作医疗形式。但由于机制不健全、保障能力弱，合作医疗难有大的起色。1997年，长阳开始实施农民大病住院保偿制，县政府每年拿出8万元，农民每年人均交费3元~5元，但是由于经费太少、保障水平过低，这一制度办办停停，生存艰难。　　

　　

　　2003年年初，长阳县以“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祥地”的特殊身份被纳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首批试点县。和全国广大的试点地区一样，在保证政府投入的基础上，长阳的基层医疗保障制度再次焕发了活力。到2009年6月，长阳县共有164万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助，补助基金达到8227万元。农民参合的积极性逐年上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以后，广大农民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2008年，长阳县农民住院率上升到6.8%，贫困人口因病致贫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　　

　　

　　　2009年7月31日　，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方性法规。　　

　　

　　延伸阅读：　　

　　

　　全国逾8亿农民参加新农合　　

　　

　　新农合从2003年开始试点，各地按照中央提出的阶段工作目标，扎实工作，稳步推进。2008年，所有含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全部建立了新农合制度；2009年，参加新农合的人数达到8.3亿人，新农合筹资水平达到了人均100元。　　

　　

　　截至今年3月底，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共落实新农合补助资金1331亿元，占筹资总额的71.5%。全国累计有16.5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其中，住院补偿1.2亿人次，门诊补偿13.1亿人次，对1.8亿人进行了健康体检。参合农民次均住院补偿金额从试点初期的690元提高到1180元，实际住院补偿比从25%提高到41%。　　

　　第八篇：天花就这样消失　　

　　

　　关键词:种牛痘　　

　　

　　一段33年的历史　　

　　

　　涂牛痘苗于上臂，做“井”字样划痕，划痕结痂脱落，结出蚕豆大的一个疤，这就是种牛痘。正是由于种牛痘，在漫长岁月中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烈性传染病天花，于1977年在非洲发生全球最后1例病例后再未出现。我国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全民普种牛痘，通过大搞群众性普种牛痘，1961年后天花就已绝迹，中国比世界消灭天花提早了19年。1982年，全世界终止种牛痘。因此，我国1982年后出生的人胳膊上再没有那个蚕豆大的疤。同样，在建国之初致每年数万人发病、万余人死亡、无数患者终生麻脸的天花，也仅能从教科书中找到了。　　

　　

　　亲历者讲述:　　

　　

　　我们走在世界前面　　

　　

　　“1949年建国伊始，国家就组织全民普种牛痘。那时，为应对细菌战，国家还组织了鼠疫、霍乱、痢疾等多种疫苗的应急接种……”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全国轰轰烈烈的预防接种场景，卫生部原疾病控制司司长王钊心潮难平。　　

　　

　　王钊回忆，建国初期的中国，各种传染病猖獗。当时，在全国所有疾病病例中，儿童传染病占了四成。于是，在冬春季节，全国大举开展天花的预防接种，相继开展的预防接种还有白喉、脊灰、流行性乙型脑炎、结核、麻疹、百日咳等疾病。种牛痘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其他接种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在当时太激动人心了。　　

　　

　　受天花预防接种巨大成就的鼓舞，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我国大力发展生物制品研发，疫苗品种和产量不断增多，预防接种规模也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开始有计划地为所有适龄儿童接种卡介苗、白百破疫苗、麻疹疫苗、脊灰疫苗，预防结核病、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和脊灰，即“四苗防六病”，全国预防接种工作迎来了崭新的时代。王钊感慨地说：“种牛痘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启了固化计划免疫基础工作。政府加大投入，随着首批5个省8000万人口地区的防疫机构获国际冷链设备援助，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全国计划免疫冷链系统、疫情监测系统及整个免疫服务体系。1986年，国务院批准确定每年4月25日为“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进一步促进了全国计划免疫的开展。1988年、1990年、1995年，我国分别实现了以省、县、乡为单位儿童“四苗”接种率达85%的目标，免疫针对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下降。1992年，卫生部又瞄准危害严重的乙型肝炎，开启了全国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工作。　　

　　

　　“在这中间，消灭脊灰的战役最为艰难。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目标，要在1995年实现全球消灭脊灰。当时，我国每年脊灰发病尚有数千例。于是，在加强常规免疫的同时，从1993年开始，每年12月5日、6日和　1月5日　、6日，全国城乡统一行动，对所有4岁及以下儿童实施脊灰强化免疫。如此持续了3年，之后继续在重点地区大规模开展，强化免疫儿童达数亿人，有效阻断了脊灰野病毒传播。严密的监测证实，1994年10月捕获的一例脊灰野病毒病例，为我国最后一例本土脊灰野病毒病例。其后，境外输入病例均被监测系统迅速发现并予以隔离治疗，无一发生再传播……”　　

　　

　　中国的业绩，令世界惊叹。1996年，WHO向中国主管计划免疫工作的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颁发“卫生领域特别成就奖”。　　

　　

　　延伸阅读：　　

　　

　　15种传染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1961年后天花在中国绝迹。2000年，WHO宣布中国实现了无脊灰。　　

　　

　　■由于计划免疫的开展，1978年～2000年，我国共减少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灰、结核6种疾病发病3亿多人次，减少死亡400多万人，减少住院费用400多亿元。　　

　　

　　■2002年，所有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实施免费。　　

　　

　　■2004年，我国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确立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和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2005年，国务院颁布《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所有适龄儿童享受免疫服务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2007年，我国进一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15种传染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预防范围。　　

　　第九篇：那个转身离去的背影　　

　　种牛痘、除四害、赤脚医生……这些曾经激动过几代中国人的词语，和它们所代表的探索与努力，勾画出新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脉络。

　　新中国卫生事业走过了60年。告别了落后，告别了苦难，如今的中国人正在享受着有史以来最好的健康保护。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重拾记忆，让一个个昨天的奋斗，激励今天的白衣战士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不断努力。

　　关键词：赤脚医生

　　最温暖的社会记忆之一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

　　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一部名叫《红雨》的电影的主题歌，它反映了当时农村基层医务人员——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和社会影响。

　　1965年，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赤脚医生因此逐渐广为人知。赤脚医生是指那些仍持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卫生工。他们普遍未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只经过短期培训或自学成才。据资料，1980年，中国农村拥有146万名赤脚医生、236万名卫生员和63万余名接生员。他们为缓解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作出了巨大贡献。赤脚医生身背红十字药箱，风雨无阻访病送医的身影，是20世纪中国最温暖的社会记忆之一。

　　亲历者讲述：

　　他们的贡献与淡出

　　1968年，《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调查告。告开头第一句话就说：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称呼。这则告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赤脚医生这个称呼从1968年开始传遍大江南北。对那段历史，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张自宽记忆犹新。

　　年逾古稀的张自宽说，赤脚医生这个称呼起源于江南地区。当时，农村的医务人员要一边劳动，一边随时为社员看病。南方水田多，他们劳动要赤脚，治病也来不及穿鞋，赤脚就成为他们区别于城里医生的标志，也因此被农民叫做赤脚医生。

　　在当时的农村卫生工作中，赤脚医生有3个突出的优点。首先是和农民关系密切。他们大多本身就是农民，对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很熟悉，被农民看做自家人。其次是这些卫生人员能防能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防治小伤小病，专业技术水平不高但作用很大，非常切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第三是廉价。赤脚医生服务收费很低，使用的治疗方法也是廉价的，如针灸、中草药等，农民负担得起。

　　有了这支队伍，基层卫生组织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得以快速建立，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有人来做了，国家的卫生方针政策也因此落实到农村最基层。赤脚医生这支队伍无愧地担当着保护农村基层广大劳动人民健康的使命。但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形势新变化，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和赤脚医生队伍必然面临改革和调整。

　　据张自宽回忆，　1985年2月24日　，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闭幕大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大会总结告中正式宣布：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个名称。今后凡经过考试、考核，已达到相当于医士水平的，称为乡村医生；达不到医士水平的，都改称为卫生员。从此，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乡村医生。

　　延伸阅读：

　　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在提高

　　如今，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新农合相辅相成，更加方便广大农民群众就医。“十一五”期间，国家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中央财政投入148亿元，地方按一定比例予以配套，改造和新建农村卫生机构3.6万个，其中乡镇卫生院2.4万个，并为2.4万多个机构配备了设备。

　　最新统计显示，全国61.4万个村卫生室中有乡村医生88.2万人、执业（助理）医师11万人。乡村医生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有3.6万人，中专学历（水平）者有60.0万人，在职培训合格的有20.4万人。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农村地区58%的患者在村级卫生机构就诊，乡村医生在为农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十篇：断手再植——奇迹诞生在那个冬天　　

　　

　　关键词：断手再植

　　世界首例断手再植由我国完成

　　断肢再植，一直是外科界关注的重大课题。1903年，国外就开始了动物实验研究，但直到1963年，这一重大课题才在几个中国人的手中被突破了。陈中伟、钱允庆等几名中　国　医师成功接活了一只完全断离的手，在世界医学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也创造了世界奇迹。

　　那是在1963年冬天，上海青年工人王存柏因操作不慎，被冲床纵向切断左手，鲜血淋漓。受伤的工人及其断手被送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当时该院骨科医生陈中伟没有按惯例做截肢处理，他决心将断手接上。

　　连续8个小时的手术，陈中伟等人闯过道道难关，完成了世界首例断手再植手术。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陈中伟和同事全力以赴，使这只失而复得的手有了正常体温、知觉，可以伸屈活动、提重物、写字。经过方方面面的测试，证明断手已成功接活。

　　断指再植、断手再植、断臂再植……我国的显微外科技术在世界上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一项项医学奇迹不断诞生，成千上万不幸的人眼看就要失去的肢体，又幸运地失而复得。

　　亲历者讲述：

　　没有想到会创造奇迹

　　“那时就想着要救人，哪里会想到这是世界上第一例断手再植手术。”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华景燕如是说。她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参与了整个抢救和创造这一医学奇迹的过程。

　　“那天早晨7点多钟，医院急诊室门外来了一辆三轮车，车上躺着王存柏，陪他来的同事一进门就喊‘快救人，快救人’！”华景燕和其他值班医生赶快过去帮忙，王存柏的同事递给了华景燕一只“很脏的手套”，感觉很重，而华景燕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只断手。

　　“我们抢救非常及时，立刻把断下来的手拿消毒巾包好，其他的医生马上去配血，在完成紧急处理之后，再转移到骨科病房。”专家评价说，第一关的良好配合，为手术成功创造了条件。“我们一直关注着王存柏，后来知道他5个手指全部成活了。6个月后，他甚至打起了乒乓球，我们别提多高兴了。”

　　实施这一手术的医生陈中伟后来被称为“断肢再植之父”，共主持发明了6项断指再植技术，和同事共接活了数千只断指。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陈中伟提出的“断肢再植功能恢复标准”，被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术界公认为“陈氏标准”。1999年陈中伟在美国召开的第13届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会学术讨论会上荣膺“世纪奖”，这是国际显微外科的最高荣誉。

　　回忆起这一切，早已退休在家的华景燕至今难以忘怀的是这次手术7个月后，周恩来接见了参与这次抢救的医务人员。她说，这是对像她这样的普通医护人员最大的鼓励。

　　延伸阅读:

　　临床医学中的世界领先

　　1958年，上海广慈医院（现在的瑞金医院）抢救一位被铁水烫伤面积达89.3%，其中三度烧伤达到23%的炼钢工人获得成功，医务人员攻克了补液、绿脓杆菌败血症、换药、补皮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治疗大面积烫伤的奇迹。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宋鸿钊开展了“绒毛膜癌”根治研究，创立了一套大剂量药物治疗的方法，使患者的病死率由90％降至10％以下，现已做到不仅根治肿瘤，并且保留子宫，保留生育能力，为当时国际同行瞩目。

　　上世纪80年代，汤钊猷提出了“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概念，对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的病人，其5年生存率可达68.4％。

　　我国在高聚焦超声治疗肿瘤的研究上，拥有该领域核心技术，在标准上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我国第一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病毒疫苗——重组戊型肝炎疫苗，是世界上唯一进入并完成Ⅲ期临床试验的戊型肝炎疫苗，标志着我国在戊型肝炎防控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　　

　　第十一篇：“那时，一根针一把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一根针一把草，治疗疾病是个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为流传的这句宣传标语，生动再现了以简便验廉为最大特色的中医药在广大基层群众中的口碑和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改善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发病率高，各种历史欠账太多，当时广大农村依然面临缺医少药的困难。农民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医疗费用。农村赤脚医生就用针灸、推拿、敷贴、汤药等中医药治疗手段，以最低廉的成本行医救人，护佑农民健康。

　　亲历者讲述：花钱少，效果好

　　今年60岁的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大王庄卫生院乡医张德起是共和国的同龄人。“30多年前，村里有人病了，买不到也买不起西药。”1965年，出身中医世家的张德起在家乡开始了行医生涯。

　　“那时，‘一根针一把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因为花钱少、效果好，中医药很受村民欢迎。”张德起回忆说。由于长期从事重体力活，村里不少人都有腰肌劳损的毛病，疼痛时直不起腰来，根本无法下地。张德起就用针灸加热敷的办法进行治疗。他将农家磨麦后剩余的麸皮炒热，喷上白酒，用布包好，待针灸后放在穴位上进行热敷，效果极佳。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简便验廉的中医药为保障基层群众身体健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1985年，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19国代表专程来华，学习了解传统医学如何在基层卫生保健中发挥作用。卫生部原中医司司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田景福回忆说，实地考察后外宾们纷纷赞叹，中医药在中国基层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装门面，而是真正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医药的简便验廉反而成为劣势。中医针灸、拔罐的“创收能力”显然不行。“干中医不挣钱，年轻人不愿意干，也不愿意学。”张德起说，他所在的卫生院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国家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积极发展融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为一体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重新焕发生机。中医药以其相对低廉的价格，安全、有效和便捷的服务，受到了参合农民的欢迎。在城市社区，中医药也拥有了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在降低医疗费用、非重大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治以及日常生活预防保健、养生康复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得到越来越多社区居民的认可。在对55个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复核中，社区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满意率达到77.5%。

　　延伸阅读：

　　中医药服务进农村进社区

　　●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6.4亿元，开展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用3年的时间在中西部地区2165个县（市、区）的县级中医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农村，76%的乡镇卫生院、46%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比“十五”期末均有明显提高。在社区，98%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5%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第十二篇:小草里提炼出“中国原创”　　

　　

　　关键词：青蒿素　　

　　

　　抗疟药研究的里程碑　　

　　

　　“青蒿一握，以水　二升　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是公元340年东晋医学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里关于使用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正是因为这句话，使中国科学家先于世界各国找到了人类抗疟的“救命草”，并从中提取出了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青蒿素，被国际社会誉为抗疟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上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交战中的美越两军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是否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之一。　1967年5月23日　，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代号为“五二三项目”的援外备战紧急军事项目正式启动。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大项目，共有60多个单位的50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经过反复筛选、无数实验，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

　　上世纪70年代，李英等科学家从青蒿素中成功分离出抗疟有效成分蒿甲醚。1992年4月，由蒿甲醚与化学药品本芴醇组方制成的复方蒿甲醚获得新药证书，世界上首个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在我国诞生，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亲历者讲述：

　　中国原创走出国门

　　作为复方蒿甲醚的主要发明人之一，今年已80岁高龄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周义清教授，回忆起20多年前的研发历程仍感慨良多。

　　“青蒿素问世时，国内还不具备知识产权保护的软硬件，科技工也没有学术保护意识，在没有任何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就将青蒿素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发表在国际科学刊物上，从而导致我国的发明变成了国外的专利。而复方蒿甲醚药物在申请专利过程中则吸取了这一教训。”周义清说。

　　　1994年9月20日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中国中信技术公司、昆明制药厂组成的“中方科、工、贸联合体”与瑞士诺华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启动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中外医药合作项目，目标是让我国科学家发明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获得国际专利，让药品按国际标准进入国际市场，中方获得原料药效益和专利药物销售提成。中方的科学家代表就是周义清。

　　“按照协议，复方蒿甲醚还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在世界各地重复进行实验和评价。‘诺华’当时派了6名专家对我国的实验室、实验动物、实验规范和技术操作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证明我们的实验数据完全准确可靠。”周义清说，在随后长达10年的合作中，复方蒿甲醚成功实现了国际专利申请、国际临床试验、国际药品注册的“三部曲”，取得进入国际市场的“入场券”。由此，复方蒿甲醚成为在国际上唯一注册销售的源于传统中药、具有中国知识产权和国际专利的创新药品。

　　2009年，周义清教授被欧盟委员会授予“欧洲发明人非欧洲单元大奖”，以表彰他在研发抗疟疾药物方面取得的成就。

　　延伸阅读：

　　从仿制药到自主创新

　　“九五”期间，我国实施“科技兴药”方针，初步建立起我国自主的药物创新体系。在此期间，我国共获得各类新药证书5043个，涉及2112个品种，其中一类新药证书108个。

　　“十五”期间，我国设立“创新药物和重要现代化”重大科技专项，投资逾8亿元支持创新药物品种、平台建设以及中药现代化建设。在此期间，共有45个品种取得新药证书，109个品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007年，重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施行。自2007年10月至2008年年底，我国受理新药注册申请553个，改变剂型注册申请15个，仿制药注册申请825个。与此前相比，新药注册申请数量上升，仿制药注册申请数量大幅度下降。　　

　　第十三篇:排好队 做体操　　

　　

　　关键词：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源于强国梦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这是许许多多人无比熟悉的开场白。每天的上午和下午，伴随着音乐，人们整齐列队，屈伸、转体、平衡、跳跃。这是几代人的健身方式——广播体操。　　

　　

　　我国第一套广播体操诞生于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的诞生，还有一段故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群众的身体素质低得令人难以想象。1950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雄壮歌声激起无数青年投入反侵略、保国家的伟大斗争，可征兵体检却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部队大门之外——太矮，太瘦，或是身有疾病。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秘书的杨烈正好起草了一份告，告的内容就是建议创编一套适用于全民健身的健身操。　　

　　

　　　1951年11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诞生。既不需要器械，对场地要求不高，又新鲜有趣、可以强身健体的广播体操立即风靡祖国大地。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40个广播电台每天定时播送广播体操节目。据北京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参加做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　　

　　

　　1957年，《人民日》在公布第三套广播体操时这样记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2次改为每天3次。据今年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　1公斤　，多则　6公斤　，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研究者讲述：　　

　　

　　8套广播体操伴随全民健身　　

　　

　　“在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的当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9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专门为一套体操而下达部门令，这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一定是前无古人！”研究全民健身的天津体育学院副院长　于善旭　教授查阅资料后告诉记者。　　

　　

　　此后，我国又陆续诞生了7套面向全民的广播体操，还有儿童广播体操和少年广播体操。　　

　　

　　于善旭分析说：“那个年代，广播体操之所以能盛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全国的体育工作完全是围绕毛主席题词‘开展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来开展的。虽然当时还没有全民健身的提法，但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正是把人民的健康放在了第一位的实际行动。”　　

　　

　　1995年，在许多专家的努力下，《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此后，不断有有识之士站出来呼吁重视群众的基本运动健身权利。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群众健身意识被进一步唤醒，新兴的全民健身热有可能成为国家体育工作重心重新调整的原动力。不久前，《全民健身条例》出台，全民健身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　　

　　

　　“现在越来越多的锻炼方式不断出现，广播体操有淡出历史的趋势。”　于善旭　教授强调，广播体操简便易行、凝聚集体的特点是其他群众性体育锻炼形式难以超越的。　　

　　

　　延伸阅读：　　

　　

　　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目前，各级、各类群众性体育组织基本覆盖了全国城乡，其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所属会员单位达176个，群众健身活动晨练、晚练点达20多万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达3092个。　　

　　

　　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以来，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在公园、街道、居民小区和村镇建设了13批、11万多个方便、适用的“全民健身路径”和157个规模较大、功能齐全的“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在欠发达地区实施“雪炭工程”，建设了318项小型公共体育场馆和设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列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在全国7.7万多个村庄建设了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目前，我国各类体育场馆有85万多个，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200倍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1.03平方米　，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00倍以上。　　

　　

　　我国从1994年起发行体育彩票，截至2008年年底，销售累计2383亿元，筹集公益金777亿元，所筹资金中部分被用于全民健身工作。　　

　　第十四篇:一根银针创造了一个神话　　

　　

　　关键词：针刺麻醉　　

　　

　　“针麻”让美国人折服

　　“在美国早听说中国有个‘针麻’手术，但一直不相信，今天终于亲眼见到，真了不起。”

　　“你们的针和刀创造了一个神话！”

　　这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代表团的成员看了我国专家进行针刺麻醉肺切除手术后发出的感慨。

　　时间回到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听说中国有一种名为针刺麻醉的技术，可以在病人清醒状态下实行肺切除手术，便提出要看手术的全过程。

　　得到我国政府批准后，　1972年2月24日　，尼克松总统的先锋官黑格将军率领包括美国政府官员、新闻媒体、总统私人医生和随团医生等在内的30余人访华团，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观摩了针刺麻醉手术实施的全过程。

　　起初预定的是上午8时，可7时刚过，尼克松总统的私人医师、原美国海军医院的内科教授就带着3名随从，想提前拜访即将接受手术的病人。患者是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因右肺上叶支气管扩张准备做右肺上叶切除术。美国专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询问着病人：是否用过止痛药，是否同意他们到手术室看看等。

　　手术中，美国客人详细观看了全过程。从针刺麻醉操辛育龄教授在病人接近手腕外侧扎针捻动到实施开胸手术，从病人安详的表情到呼吸、血压、心律等数据，美国人全部做了摄像和记录。最后，全身麻醉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手术，辛育龄用了72分钟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术后，病人还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笑容满面地回答了美国记者的提问。看到病人神志清醒，平静自如，没有痛苦的表情，美国代表团成员被“针麻”的神奇效果折服了。

　　亲历者讲述：

　　寻找中西医结合的突破点

　　“1958年，在党中央号召西医学中医的大背景下，全国掀起了学习中医的热潮。”曾担任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的辛育龄教授告诉记者，他是在1958年脱产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接触到针灸的。他说：“虽然对中医药学稍有入门，但如何应用于临床实践却心中无数，况且要学好中医辨证施治的本领也非易事。”

　　那时，辛育龄已经从事胸外科工作多年，他发现临床上肺癌手术后的病人常因刀口痛、咳痰困难和排尿不畅而苦恼。在试用针灸治疗这些症状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后，“由此便想到应用针灸疗法作为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突破点。”辛育龄说。

　　随后，辛育龄开始尝试应用针刺麻醉做肺切除手术。他还亲自尝了“梨子的滋味”——他自己的急性阑尾炎手术就是在“针麻”状态下实施的。感受到针刺麻醉的效果后，辛育龄认为，只要病人不紧张、能配合，就可顺利接受手术。

　　1959年4月，辛育龄成功实施了一例肺叶切除术。“起初，因胸部手术切口较长，需切断4条经脉，按经取穴的原则要扎16针，并由4个大夫在术中不停地捻动。如此复杂的操作很难推广，层层筛选后，发现前臂外侧的‘三阳络’是3条阳经的交汇之穴。”　1970年6月25日　，辛育龄主刀的首例运用一根针、针刺三阳络透郄门穴行肺切除手术获得成功。

　　延伸阅读：　　

　　

　　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加快

　　如今，中国的针刺麻醉已吸引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医学家、生物学家、麻醉学家前来参观学习。

　　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同一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的“通里攻下法在腹部外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与基础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我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双边、多边卫生协议中，包含中医药内容的有90多个，专门的中医药协议达48个。许多国家还通过立法承认了中医的法律地位，有的国家甚至专门设立了中医药管理机构，将中医服务纳入医疗保险范围。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中医医疗机构，数量达8万多家。在我国学习中医的外国留学生数量一直位居自然科学的首位，全球约有1/3的人接受过针灸、按摩、中草药等中医传统疗法诊治疾病。有170多家大型国际制药公司、40多个国际知名科研机构，正从事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这个完全是顾左右而言他，根本没有讲到针刺麻醉的发展，针灸的发展不等于针刺麻醉的发展，现在都有点怀疑还有没有人懂得用针灸麻醉患者进行手术）　　

　　第十五篇：小毛蚶促成大变革　　

　　

　　小毛蚶酿成大事件

　　　1987年12月30日　，上海市部分医院肠道门诊中细菌性痢疾病人突然剧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82%的患者发病前3天食用过毛蚶——一种生活在浅海泥沙中的食用贝类。

　　自　1988年1月4日　开始，上海全市禁止销售和运输毛蚶。此后10天之内，腹泻病例逐渐减少，毛蚶引起的风波暂时平息。

　　但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悄悄袭来。　1988年1月19日　，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疫情监测显示，该市甲型病毒性肝炎告病例数陡然上升。此后，发病人数持续增加，　1月25日　到　2月15日　达到高峰，日均告病例数超过1万例。疫情于　3月18日　被基本控制，其间该市共告甲肝病例例，罹患率达4082/10万，并造成11人死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有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甲肝暴发。

　　甲肝病毒经消化道传播。在排除了饮水污染可能性之后，研究人员从毛蚶中分离出甲肝病毒，而且发病者88%以上有过明确的食用毛蚶史。对照分析发现，甲肝发病的3个高峰，均在毛蚶销售、食用的3个高峰之后约30天，间隔恰相当于甲肝病毒的一个平均潜伏期。专家最终认定，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是造成本次大规模甲肝暴发流行的罪魁祸首。

　　亲历者讲述：

　　“五大卫生”齐头并进

　　专家认为，上海甲肝暴发事件暴露出当时“大卫生”观念还没有确立，卫生工作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食品卫生法规标准不健全，监管部门能力不足、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上海甲肝事件暴发后两年的1990年，卫生部将食品卫生监管等职能从原来的卫生防疫司剥离出来，设立了卫生监督司，专门负责食品、学校、环境、劳动、放射五大卫生的监督管理。

　　当时具体的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仍由各级卫生防疫站承担。时任北京市海淀区卫生防疫站食品卫生科科长的谭梁之说，上海甲肝大流行对全国各地的震动很大。食品卫生是卫生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那个时候有关食品卫生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还很不完善，老百姓的法制意识淡薄，卫生监督人员不足，检验设备技术条件落后，主要依靠长期锻炼出来的“火眼金睛”发现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卫生防疫站监督执法和卫生防病任务一肩挑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依法行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成为进一步提高卫生监督执法水平和疾病防治工作质量的桎梏。

　　1996年，卫生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监督执法体制的通知》，揭开了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序幕。2002年，卫生部成立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在此前后各级防疫站也逐渐“分家”，改革为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卫生监督中心和各级卫生监督所成为卫生行政部门行使卫生监督执法职能的专门执行机构，新的卫生监督体系的建设也成为加强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一项突出任务。

　　“我们的卫生监督队伍在与不法行为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谭梁之说，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卫生问题不断出现，医疗监管、职业危害监管等需求逐渐突出，卫生监督工作内容也由早期以食品卫生为核心，发展到“五大卫生”齐头并进。1999年，北京市海淀区卫生监督所成立时只有40多人，而今这一队伍已经发展到160多人。“这也体现了政府对与每个人健康密切相关的‘大卫生’越来越重视。”

　　延伸阅读：

　　卫生监督体系基本形成

　　目前，全国省、市、县三级已设立卫生监督机构超过3000家，卫生监督人员约10万人，企事业单位的非行政专（兼）职卫生监督人员及卫生检查员达到约15万人。覆盖全国省、市、县各级并延伸到农村基层地区的卫生监督体系基本形成。

　　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落实各项卫生监督职能，卫生监督体系还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卫生监督员。按照测算，全国卫生监督机构需要配备约14.3万人，目前还存在约34%的缺口。　　

　　第十六篇：1%：中国人来了　　

　　关键词：人类基因组计划 　　

　　

　　中国承担1％测序工作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为探索自身奥秘迈出的重要一步，是继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最激动人心的全球科学盛事。在这一全球科学计划的科学家团队中，不仅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医学科学家，也出现了我国科学家的身影。我国是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唯一的发展中国家。　　

　　

　　1984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提出。随着多国响应，这一计划逐渐成为一项规模宏大的国际科学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的设想，到2005年，科学家要把人体内约3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同时绘制出人类基因组图谱。换句话说，就是要揭开组成人体的30亿个碱基对的秘密。我国于1999年宣布加入这一全球最顶尖的基因组学研究工程，并承担1％的测序工作。　　

　　

　　基因序列中蕴含了控制人类生命活动的种种信息，决定了肤色、身高、体重等生物学性状，对人类疾病与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告诉人们，如果不能“阅读”序列，就不能揭开生命的奥秘。人类基因组计划所测定的DNA序列，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生老病死的奥秘，人类和其他生物的DNA序列成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上游和源头。　　

　　

　　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提前完成后，我国并没有停止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脚步。2007年10月，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研究人员宣布完成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炎黄一号”），这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2008年年初，我国与英、美两国联合发起了“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从项目的“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　　

　　

　　亲历者讲述：　　

　　

　　中国是这一计划的“最后参与者”　　

　　

　　　1999年9月1日　，一个让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记忆犹新的日子。当日，国际基因组计划第5次战略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是否接纳中国加入该计划。“会议给我们的时间只有5分钟”。　　

　　

　　杨焕明说：“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说需要我们在5分钟之内，汇实验室所有情况，包括面积、设计、多少人、机器跑一次可以生产多少数据、准确率等，再加上我们已递交给国际基因数据库的数据，综合起来证明我们已做了多少工作。”　　

　　

　　结果让人振奋，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接纳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决定，并在会后宣布中国已成为这一计划的“最后参与者”。“这次接纳是对我国基础科学发展的一次认可。时间如果倒退10年，很难想象中国能和国际生命科学界同行在最前沿科学领域并肩作战。这次接纳，也透露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人来了’。”　　

　　

　　当时，中国承担的任务是：对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一段区域测序，约占人类整个基因组的1%。这一项目得到国家科技力量的支持，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北方基因组研究中心和南方基因组研究中心3家单位联手攻关。2001年，人类基因组“中国卷”的绘制工作宣告完成。　　

　　

　　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杨焕明告诉记者，这使中国可以平等分享该计划所建立的所有技术、资源和数据，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完成大型基因组分析的国家。　　

　　

　　延伸阅读：　　

　　

　　基础医学不断追赶世界前沿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科研工不断追赶世界前沿，并逐渐在多个基础科学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从1987年至1990年4年间，我国医学遗传学迅速兴起，如今全国已有超过200个从事细胞遗传学工作的实验室。60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一批新学科，在基础医学科研领域形成了人才济济的研究队伍和学科齐全的机构。　　

　　第十七篇：SARS促生一个新体系　　

　　关键词：卫生应急 　　

　　

　　我国首部卫生应急法规出台　　

　　

　　2003年春，一个直径只有100纳米、名为SARS的小东西肆虐人间，5个月就席卷了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起初，地方政府没有引起警惕。后来，疫情猛烈，中央政府决断决策，公开信息，全民动员，击溃病魔。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从此应运而生。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防疫系统一直承担着突发传染病、食物中毒、重大自然灾害的传染源控制、现场应急处理等工作，但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中很少有与卫生应急直接相关的内容。SARS后，我国第一部卫生应急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出台。之后，以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应急工作运行机制、应急法制体系建设为重点，以提高应急能力为核心，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了全新的工作模式。　　

　　

　　亲历者讲述：　　

　　

　　能够随时冲上一线　　

　　

　　“防疫站时代，所谓的应急其实称为‘救火’更符合实际！”曾先后担任过县、市、省三级卫生防疫站站长的山西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冯立忠说，是SARS让全国上下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是和国防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同等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加速了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进程。　　

　　

　　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共有卫生防疫站3580个，专科防治院（所、站）1839个，各级卫生监督所571个，有卫生防疫人员28万多人。这种自上到下、相对独立的专业防疫体系，碰到局部小事件可以应付，但遇到大危机就不行了。冯立忠说：“山西是SARS重灾区，疫情突然来到身边，原来那一套根本应付不了。法制建设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一家一户的能力不可能满足应对全局性问题的需要。大家意识到，老一套不行了，‘救大火’的学问很深！”　　

　　

　　比如，在传染源和传播途径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发现SARS病人，怎么组织力量救治，收治到什么医院，怎么处理现场，怎么隔离病人，由谁来隔离，哪一级政府有权决定隔离等，都找不到依据。再比如信息披露。由于信息发布，疫情曾引发很多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和公众恐慌。怎么向社会公布，谁来负责向公众公布？　　

　　

　　冯立忠说，所谓应急是相对于平日按部就班而言的。卫生应急从无到有，说明我国应对突发公卫事件模式由分散、经验、就事论事，逐步向科学管理、系统体系转变，背后反映出的是整个国家“处事”能力的提高。这种进步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显现出来。“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近10万名医疗卫生人员奔赴救灾一线，1万多名地震伤员转运全国58个城市，灾区卫生防疫、卫生监督工作有序开展。“人们不会忘记那时在最危险、最需要的地方日夜战斗的白色身影。调动10万人，涉及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没有及时快速的响应能力、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没有‘一案三制’和一个常备不懈的组织体系作保证，这一切很难办到。”　　

　　

　　延伸阅读：　　

　　

　　全国公卫应急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中国疾控中心和部分省级疾控中心成立了专门的应急处置部门。卫生部成立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组建专家库，成立了32支国家卫生应急专业队伍。由政府领导、统一指挥、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分类处理、部门协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和应急组织管理网络初步形成。　　

　　

　　未来卫生应急工作的重点是：健全组织机构。在国家、省、市、县四级做到卫生应急工作有机构、有人员、有责任、有经费。强化部门间、地区间、军地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沟通和联防联控机制。修订现行卫生应急工作制度、规范、技术标准，加强监测预警能力及灾难医学、急救医学、重症医学等学科建设，培养卫生应急专业人才。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卫生应急理论、技术和管理模式，把我国应急反应能力提升到更高水平。　　

　　第十八篇：医学科技发展60年纪事　　

　　

　　（绿色字体是编者在网上找了些资料插入到健康发的这篇文章里。本来不想找的，可是一看，前三十年的医学发展纪事似乎偏少，所以就上网随便翻了一下，找了几个纪事出来，特别要提一下的眼科新药丁公藤碱Ⅱ，是从广东60年科技发展中找到的。如此类推，全国三十多个省，自治区，只怕都能找到一些中国首创的东西，希望网友们能趁着这个机会，找一找各省的60年发展脉络，相信能找到很多的以前没看到过的资料。比如说与稻米相关的，今天我看到一个广东的科学家黄耀祥的名字，以前一天到晚就是说袁隆平，好像全中国只有他在研究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一样。）　　

　　1949年~1959年

　　东北化学制药厂试制氯霉素成功抗美援朝期间，应反细菌战的急需，沈阳东北化学制药厂（今东北制药总厂）受命负责氯霉素生产研究。仅用4个月的时间，于1953年，试验成功按照我国具体情况设计的新合成路线。这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向工业推广的第一个研究成果。
　　
　　施行心脏直视手术成功1957年1月，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生梁其琛首次在低温麻醉下施行了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直视切开手术成功，这是我国心内直视手术的开端。
　　
　　“人工心肺机”在上海医疗器械厂试制成功1957年9月，中国第一架用机器代替人体心脏和肺的“人工心肺机”，由国营上海医疗器械厂试制成功。
　　
　　运用体外循环修补心脏缺陷　1958年6月26日　，西安军医大学附属一院胸外科第一次成功地运用体外循环技术，为一名先天性心室间隔缺损患者打开心脏，进行了修补手术。

　　1960年~1969年

　　我国消灭天花1961年中国通过接种牛痘疫苗消灭了天花。自1977年以后世界上再没有发生过天花。 　　

　　1950年到1962年，朱洗教授继续从事两栖动物的卵球成熟、受精和人工单性生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科研成果。其中，1961年在他的实验室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着实让世界震惊了一次。
　　
　　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制成1962年，中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制成。
　　
　　陈中伟成功接活断手　1963年1月2日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医生陈中伟在血管手术专家钱允庄的配合下，为青年工人王存柏施行断手再植手术，并获得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接活断手的国家。陈中伟医生开创了中国显微外科技术，在国内外被称为“断肢再植之父”和“显微外科的国际先驱者”。
　　
　　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1965年9月17日　，中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是当时人工合成的具有生物活力的最大的天然有机化合物，实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合成蛋白质的国家。　1966年12月24日　，《人民日》头版头条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中国最早的肾移植术上海仁济医院在1969年施行了第一例临床肾脏移植手术，是国内开展器官移植最早的单位之一。 　　

　　庆大霉素 我国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广谱抗生素，是产生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科技成果。它开始研制于1967年，成功鉴定在1969年底，取名“庆大霉素”，意指庆祝“九大”以及庆祝工人阶级的伟大。

　　1970年~1979年

　　成功提取青蒿素中国广大科技工经过反复临床试验，从上万种中草药提取物中筛选出青蒿的提取物——青蒿素，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一重大发现于1973年完成，被称为中国医药界首创中药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性成就，也是全球首选的疟疾治疗的最佳用药，是至今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的专利药品。
　　
　　研制出第一支乙肝疫苗1975年，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陶其敏　教授研制出我国第一支血源性乙肝疫苗。在没有易感动物的情况下，她毅然自身接种。1984年，第一批乙肝疫苗在长春制造出来。1988年，乙肝疫苗的研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人工角膜”试制成功 1975年，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郑一仁等，研制成能使全角膜白斑等盲人重见光明的封闭式人工角膜。在解决穿透式人工角膜存在的“漏水长膜、人工角膜脱落”的并发症方面有新的突破。该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眼科新药丁公藤碱Ⅱ 1975年，广东有关单位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协作，研制成眼科新药丁公藤碱Ⅱ，这是一种新类型化学结构的治疗青光眼的理想药物，为中国首创。
　　
　　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诞生1977年9月，北京40多个单位协作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这台加速器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医疗设备的一项空白，使我国在癌症的放射治疗方面增添了一项先进设备。
　　
　　首例肝移植成功　1977年10月21日　，上海第二医学院瑞金医院在林言箴、李宏为等教授的率领下，开展了国内首例人体原位肝移植，揭开了中国肝移植历史的序幕。
　　
　　“广东Ⅰ型”生物心瓣膜制成1979年，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和广东省人民医院等单位研制的“广东Ⅰ型”生物心瓣膜取得成功。该瓣膜是选用经科学方法喂养的良种年轻猪心瓣膜制成的，已成功用于临床。

　　1980年~1989年

　　第一株人体肺腺癌细胞系建立 1981年，中国第一株人体肺腺癌细胞系体外培养成功。这项技术的完成单位是上海市胸科医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对于进一步研究人体肺腺癌的生物学特性，探索肺癌的发病原因和生长、发展规律以及开展肺癌的早期诊断等，提供了细胞学基础。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中国科学工完成了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这是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具有与天然分子相同的化学结构和完整生物活性的核糖核酸。自1968年开始至1981年完成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合成是继胰岛素全合成以后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中又一成就，是我国生物化学及有机化学研究史上又一项崭新的科研成果，也是中国生物有机化学先驱者之一的汪猷科研生涯中耀眼的篇章。　　

　　

　　
　　发现两种血红蛋白的新变形1982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血红蛋白“武鸣—文昌”和“沈阳”两种血红蛋白的新变形。　　

　　

　　
　　世界上第一株　22A　型肺炎双球菌1983年，武汉医学院从患者血液中分离出世界上第一株　22A　型肺炎双球菌。
　　
　　抗绿脓杆菌的冻干免疫血浆制成中国著名微生物学家陈廷祚研制成功冻干绿脓杆菌免疫血浆，为防治烧伤绿脓杆菌感染提供了有效手段。该成果获得1984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发明新植皮法1985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发明大张异体皮加微粒自体皮播散植皮法，使我国大面积烧伤的救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青蒿素获一类新药证书1986年，青蒿素获一类新药证书。青蒿素是我国得到国际承认的唯一抗疟新药。该药对脑型疟疾和抗氯喹疟疾具有速效和低毒的特点，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疟药品。
　　
　　断肢再植术打破国际纪录1987年，中国兰州军区总医院为左手腕部断离54小时的女学生行断肢再植术获得成功，打破了国际断肢36小时后再植成功的纪录。
　　
　　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郑萌珠1988年，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医三院出生，女婴出生时体重　3900克　，身长　52厘米　。
　　
　　我国首例试管奶牛诞生1989年，在被称为中国“试管动物研究之父”的范必勤的主持下，全国第一只冷冻体外受精胚胎试管牛在南京诞生。这是我国首例采用冷冻体外受精的胚胎移植成功的试管牛。

　　1990年~1999年

　　首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1991年，我国首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由云南曲靖医院荀祖武医生施行并获得成功。
　　
　　甲肝减毒活疫苗研制成功并投产我国科学家毛江森与胡孟冬分别独立研制成功了两种减毒株的甲肝减毒活疫苗，为控制和消除甲肝流行提供了有效的保证措施，并于1992年开始大量应用于人体。
　　
　　艾滋病研究获突破1992年，在艾滋病研究方面，我国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包含体，首次从Ⅶ因子制剂中分离出艾滋病病毒，中草药治疗艾滋病也出现可喜苗头。
　　
　　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genomeproject）由美国于1987年启动，我国于1993年加入该计划，承担其中1%的任务，即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约30Mb的测序任务。“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
　　
　　国际首例腹腔镜下肝癌切除术1993年，国际首例腹腔镜下肝癌切除术在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获成功。
　　
　　人工合成麝香1994年，我国人工合成麝香被卫生部批准可与天然麝香等同使用。
　　
　　抗癌特效药紫杉醇研制成功我国药植药化和临床工经过12年的合力攻关，终于在这一年宣布抗癌特效药紫杉醇研制成功。
　　
　　两个新大肠癌相关基因被发现1996年，浙江医科大学肿瘤所经过5年潜心研究，首次发现两个新大肠癌相关基因，为从分子水平深入研究大肠癌发生及其癌变过程提供了新资料。
　　
　　流行性出血热灭活疫苗研制成功1997年，三种流行性出血热灭活疫苗研制成功，保护率达94％以上。
　　
　　人类基因组研究取得进展1997年，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成果丰硕，汉族及几个少数民族的733个永生细胞系建立；首次克隆出典型遗传病基因。
　　
　　医用机器人走上手术台1997年，我国微侵袭立体定向技术跨上新台阶，医用机器人走上手术台。
　　
　　世界首台旋转式伽马刀研制成功1997年，世界首台旋转式伽马刀在我国研制成功，并获准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实现了我国大型医疗器械设备参与国际竞争的目标。
　　
　　发现第七种肝炎病毒1998年，我国发现第七种肝炎病毒并完成其全基因克隆和序列测定。
　　
　　转基因猪皮用于皮肤移植1999年，我国在转基因技术、基因研究和基因治癌方面获得新进展，如转基因猪皮用于皮肤移植等。

　　2000年~2009年

　　基因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2000年，我国基因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陈竺等人的“维甲酸诱导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分化的基因表达调控网络研究”和“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基因表达谱研究及其新基因全长cDNA的克隆”两项人类基因研究。
　　
　　第一个最大生物体完整基因组序列测定2000年，金奇等人在世界上率先完成痢疾杆菌福氏　2A　－基因组遗传密码破译。这是我国完成的第一个最大生物体完整基因组序列测定。
　　
　　人体软骨、颅骨和肌腱成功复制2000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曹谊林等人运用组织工程研究技术，在动物身上成功复制人体软骨、颅骨和肌腱。
　　
　　人类基因组计划获系列进展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获系列进展：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公布，中国承担的“1％项目”提前两年绘制完成。
　　
　　肝胆管结石及并发症的外科治疗与实验研究2001年，第三军医大学“肝胆管结石及其并发症的外科治疗与实验研究”，针对不同病因设计了不同的外科治疗手段，远期疗效优良率从10％提高到87.1％。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填补了连续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医药方面的空白。
　　
　　发现表皮细胞存在逆分化现象2001年，解放军304医院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论文，率先在国际上告人体应用表皮生长因子治疗皮肤溃疡后发现，表皮细胞存在逆分化现象。
　　
　　消灭麻风病研究获奖2002年，我国经过数十年努力，一举甩掉“麻风”帽子。麻风病研究获200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定位鼻咽癌易感基因2002年，鼻咽癌易感基因被定位，这一由我国科学家领衔、中美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
　　
　　ＳＡＲＳ疫苗及试剂研究取得重大进展2003年，SARS突袭我国，国务院防治SARS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组织全国优势科研机构、医疗单位和企业联合攻关，在SARS病原学、临床诊断、中西医结合与血清治疗，及动物模型、疫苗、生物防护装置等方面取得可喜进展。2004年，我国ＳＡＲＳ研究取得某些重大进展：率先在世界完成ＳＡＲＳ灭活疫苗Ⅰ期临床试验；国际上首个ＳＡＲＳ病毒血清抗原检测试剂盒获准上市。
　　
　　我国疾病相关基因研究获重要进展2003年，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钩端螺旋体基因组研究成果刊登在《自然》杂志上；同济大学发现家族性房颤致病基因，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复旦大学肝癌转移预测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中山大学附一院捕获帕金森病关键基因，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检测了日本血吸虫不同发育阶段的基因片断，论文分别发表在《自然遗传学》上；中国医科院肿瘤所对食管癌、肺癌遗传易感基因的多态性研究系列成果发表在《癌症研究》上。
　　
　　艾滋病疫苗研制及相关研究2004年，我国自行研制的艾滋病疫苗获准进入Ⅰ期临床试验；揭示艾滋病发病新机制的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引起全球关注。
　　
　　“中国人死亡原因地图”绘制2004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绘制出首幅“中国人死亡原因地图”，详细描述了过去５０年，特别是近１０年中国城乡居民死因分布特点和流行变化趋势，为我国制定公共卫生目标和科研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信息。
　　
　　人禽流感防治科研取得进展2005年，我国人禽流感防治科研取得进展：大陆首次确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人用禽流感疫苗获准进入Ⅰ期临床,2005年修订版人禽流感诊疗方案出版。
　　
　　航天医学科技护航“神舟六号”2005年，我国航天医学科技人员在医学监督和医学保障等方面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为“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首次实现多人多舱航天飞行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持。
　　
　　建立大规模人胎肝基因表达谱2006年，军事医学科学院贺福初院士等成功建立迄今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人胎肝基因表达谱,首次在分子水平上阐释了人胎肝的“行为”特征,为揭示人胎肝治疗重症肝炎、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奥秘奠定了基础。
　　
　　“换脸术”成功施行2006年，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完成我国首例、全球第二例“换脸术”，即颜面部复合组织异体移植术。手术在切口层面、手术流程设计、脸部皮瓣的耐缺血时间等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并在免疫抑制治疗方面取得成果。
　　
　　吴孟超荣膺国家最高科技奖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肝脏外科专家　吴孟超　教授荣膺国家最高科技奖，成为自2000年该奖设立以来中国医药卫生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绘成2007年，由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生物信息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研究所共同发起并绘制的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又称“炎黄一号”)宣布完成。这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人用疫苗株研发成功2007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与美国CDC合作,选定我国南方地区分离病毒代表株“安徽株”作为禽流感大流行疫苗株,通过基因重配技术获得疫苗株。经检测,该疫苗株的抗原性、安全性及相关指标完全符合WHO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相关要求,全部检测指标均达到疫苗生产标准。 　　

　　

　　　
　　我国学者发现人类新基因2008年，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肖露露教授等从两位健康广东人的血液中发现了1个人类新基因。该基因已被WHO分子委员会正式命名为B*5159。
　
　　我国走出HBV感染重灾区卫生部于2008年4月公布的全国人群乙肝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全国1~59岁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为7.18%，与1992年调查的结果相比下降26.36%,而且年龄越小，下降幅度越大。这意味着我国已从HBV感染“重灾区”转为“中危区”。
　　
　　甲型H1N1流感疫苗问世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暴发，举国上下合力出击。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盼尔来福　.1”　于　9月3日　获得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颁发的药品批准文号。这也是全球首支获得生产批号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