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纷谢：决定“土地流转”之后的乱象　　

　　 苏 杜　　

　　

　　时间 2008-11－12　　

　　 （本文大意：“土地流转新政”决定之后，乱象纷呈。 本文试说：一，“流转”解读之乱；二， “公私”包装之乱； 三， “集体”存废之乱； 四，“祸福”颠倒之乱； 五， “实践”进退之乱。 本文虽言乱，但实为求治，请刀下留文。）　　

　　 “土地流转新政”决定之后，不是山花烂漫、姹紫嫣红，而是万花纷谢，乱象纷呈。说乱象纷呈，不是指所谓“极右派” “极左派”之间的你非我是，而是许多来自官方或貌似官方信息的自相矛盾。 本文略说一二，以探究竟。　　

　　 一 “流转”解读之乱　　

　　

　　 “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权流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的意见认为，是一回事，“土地流转”不过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一种“通俗简略说法”，并不涉及土地产权问题，它仍然是“集体所有”，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另外一种同样认为是“一回事”的意见则在关健点上针锋相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就是“土地所有权流转”。“要流转，先确权”，《中国新闻网》则导向性地导了北京郊区农民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土地确权”，前些日子是“麦田确权”，已经确权的地块，农民还领到了“土地证”。《中国新闻网》还例引了林业改革的旁证，说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关健”也是在“明晰产权”，“学界的共识是，集体林权改革为农地和宅基地的变革提供了样本。”。　　

　　

　　 　　

　　

　　 还有一种意见则说，“土地经营权流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农民，特别是城乡接合部的农民，还有农民工，他们之间早就存在着“土地经营权流转”，“十七届三中全会”不过是将农民的这种创造充分肯定下来并加以发挥而已。另一种意见则不认同，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根本不会产生什么“第三次土改”，“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中国农村改革之后的30年，再次将改革目标定位于农村”，“农村改革30年后再出发” 这样一些震动中外的舆论热潮。实际上，即便是不谈及“关健是明晰产权”，单涉及狭义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按照“最早对新一轮农村改革做出系统论述的则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的解释，关于农地的承包权流转和抵押、宅基地的流转和抵押，多种多样的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入股、抵押等流转方式，也与农民工将自己的承包田转租给他人耕种等，自己收取100元到200元不等的“地租”，非农收入好便不变，不好就变，随时都可能收回经营权，其实也就是耕种权，那是天壤之别的。　　

　　 但是，另一种意见，甚至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意见则是斩钉截铁的：承包田绝不能用于房地产经营，农民宅基地不能货款抵押，也不能卖给非本农村集体以外的社会成员，“小产权房”仍然肖小之作，不合法。　　

　　 “农村改革30年后再出发”还没有“出发”，即陷入了一片各抒已见、各持其是、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中。　　

　　 二 “公私”包装之乱　　

　　 无庸讳言，“农村改革30年后再出发”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土地能不能实行私有制，而强大的主流意见则是“关健是明晰产权”，“要流转，先确权”，从“最早对新一轮农村改革做出系统论述的则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到现身说法批判“身分识别系统”的“政治小说家”张贤亮，无不坚决地主张着土地私有化。他们的估价是：仅农民的宅基地私有化就值20万亿。　　

　　 但是，无论是谁，从《决定》的正式文本中是找不到“土地私有化”这样的字眼的，甚至连“土地流转”这样“简略通俗的说法”也找不到，这就是国防　　

　　

　　大学教授辛子陵所深恶痛绝的“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 其中典型的“包装”是对“承包期”的“包装”。 “邓小平理论”是“长期不变”，“三个代表” 的回答是“永久不变”，科学发展观是“长久不变”。而对“70年为期”的“长久不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的解读是： “70年的使用权，意味着两到三代劳动力的继承权。西方固然土地私有，却有高额遗产税制约。在国内遗产税尚未开征的情况下，70年的林地使用权，其价值实际上已经与土地私有等同”。他说：“只有还权给农民，才是解放思想的根本。” 掺杂在《中国新闻网》披露的“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者”解读中，石副会长的“理解” 给人们的印象是：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社会主义包装”是如此破绽百出，“指鹿为鹿”，实行土地私有化的锋芒处处显现，《中国新闻网》推介的“土地流转试验”，更是让人们领略了京郊分地确权与粤省撤销村委会的暴风骤雨。“社会主义包装”在“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风雨中显出少见的零乱。　　

　　 三 “集体”存废之乱　　

　　 有人说，“土地集体所有”是忽悠人的，“村集体”在哪儿？谁是“村集体”？与其将土地留给“村委会”几个人私卖了，还不如确权给全村老百姓呢。　　

　　 的确，“村集体”在存废中飘摇。但是，“村集体”是如何摇摇欲坠的呢？是一大片“村支书、村主任”都一时成了“坏人”或者“坏人”都当上了“村支书、村主任”了吗？“村支书、村主任” 成了“坏人”或者“坏人”当上了“村支书、村主任” 的情形是有的，甚至可以说为数不少，但是，以他们为象征的“村集体”的摇摇欲坠、名存实亡、不复存在，却不是“坏人论”可以解释得了的。“村集体”的风雨飘摇，完全是几十年来“开发区” “政绩工程” “土地财政” “经营城市”的必然结局。而在“土地流转试验区”，正如北京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村支书刘瑞山所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半个世纪了一直是这样。这一回，集体这一级被架空了，我也就到站了。” 浙江宁波市江东区宁江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在这里，原先的村委已经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象江东区29个行政村全部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一样， “农民”从此成为江东区的历史。　　

　　 历史是被改写了，但问题也随之发生。 “村委会”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一级政权组织，它能为“专业合作社”的“董事会”所代替吗？“专业合作社董事会”是一种经济组织还是一级政权组织？许多人模模糊糊地以为如今的“专业合作社”与毛时代的“农业合作社” 差不多，也是讲“集体”，同是论“规模”，但是，此“合作社”非彼“合作社”，毛时代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是县政府以下的一级政权机构，它既组织农业生产，也管理乡民行政，“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董事会”也如此吗？村民们，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发生了“专业生产”以外的事务，都可以到“董事会”去告状申诉、评理调解、息事宁人吗？县政府部署的行政事宜，也是通过“董事会”来贯彻吗？在“开发区”“政绩工程”“土地财政”“经营城市”的一波一波风潮中，“村委会”差不多都变成了征地卖地的“中介所”，在未来“专业合作社”林立的情形下，执政党现在规划的乡村建设美图，由什么机构来落实呢？又有什么措施或高招可以避免乡村不会出现曾经在唐宋元明清民国都存在过的“豪绅天下” 呢？　　

　　 其实，不必等到“土地经营权流转”全部实现的那一天，即使是在划了时代的“分田单干”的今天，选不出“支书” “主任”、“村委会” 连名不存、实际亡的村子就不在少数。在这些村子里，村民纯粹地“各顾各”，认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愚蠢想法”的茅于轼根本用不着“梳理”这些村民的“心态”，无不个个合格。势力大的都是大姓家族，单性独门，要么受尽屈辱吃尽亏，要么举家出走异乡谋生。上级政府有事体部署下来，先看对自己本家或大而化之对本家族是不是有利，有，千方百计从一分争到十二分；没有，或者对别家族有利，千方百计叫它办不成。“钉子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群体事件”有着广泛的、以“村集体”废亡为特征的基础。“大学生村官”的试验也许可以缓解一下大学生就业压力，但要大学生当好村官绝对是强人所难。 即便是连他的“博导”厉以宁也请了来，师徒齐上阵，不用说“流转宅基地”，他们连半家宅基地纠纷也解决不了。毛时代农村、农业、农民的政治优势老本，不是吃起来没有完的。在连“村委会” 都七零八落的乡村搞什么“土地经营权流转”，搞什么“股分制”，谁钱多谁就当“董事长”，橡胶值钱了就把村民往死里打，橘子着蛆了就连个人影也找不着，到那时，“群体性事件”恐怕就不是以万计了。　　

　　 四 “祸福”颠倒之乱　　

　　 主张“土地流转”的“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者”们，所传达的一个共同声音是：“土地经营权”以更多的方式，比如入股、转让等流转之后，农民就可后顾无忧地进城去打工了，更有力于他们溶入城市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主流”这样主张并解读，只能算是无耻之尤。骗人，坑人，害人，也没有这样办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农民为什么进城打工？是因为他们过腻了田园生活，向往什么城市风光了吗？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实不就是他们种田种不下去了，或者说干脆无田可种了吗？“乡镇干部棉铃虫”横征暴敛的岁月不必去说它了，在免了农业税、种田“直补”的今天，他们就可以脑满肠肥地要去城里享清福去了吗？看一看总书记小岗之行的权威道吧，当年秘密在“分田到户”协议上摁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65岁的老农严金昌，“现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倡导者”，他在歌颂“土地流转”的同时，也不小心披露了种田人的实况。他说：“工资、每亩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终一定量的分红，一年到头少说也有两万多元收入，这可比种地划算得多。粮食种得再好，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也超不过500元。”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也超不过500元，还得“种得再好”，这就是农民的实况。这种实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一家四五口人，分田不过四五亩，单靠种田，“种得再好”，一家人的年收入也不过2500元，摊到每个家庭成员头上，一天的生活费是1.3元多。这就是农民的实况。 不用说什么“新三座大山”，即使是他们不生病、不上学、不要房子，即使是免了税得了补，一天一块多钱的日子怎么过？不另外打工以弥补不足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正是在这种实况下，这才有了前赴后继的农民矿工、农民砖工、农民衣工、农民鞋工以及清一色的城市农民保洁工、城市农民园林工、城市农家小保姆，这才有了他们丢命断指、倍受凌辱、投诉无门、冤沉海底的无数故事，这才有了和平年代一年一度地数以十几亿人次计的他们大迁徙，也就是所谓的“春运”。再看看“返乡农民工”的行装吧，不就是用化肥袋子装着的一个被窝卷吗？　　

　　 “农民工”这三个字，浸透了中国农民的不尽血泪。“进城打工”这四个字，写不完中国农民的无限屈辱。欠薪总理帮讨，致残归家“私了”，几多死难无人晓，且问封口费多少。童工市场火爆，“性工”蕴为新潮，千度钢水浇头，百丈吊笼撞脚。谁看批示盈尺，谁听怒斥灌耳，平原血，荒山泪，一带警戒遮过了。 这一切，是用什么遮羞布可以掩盖了的事实吗？不正视这一现实也就罢了，还要将它美化，还说什么“土地流转了农民就可以后顾无忧地进城打工了”，这不是无耻之尤是什么！明明是灾难，却硬说成幸福，“主流理论” 连点起码的人道也不讲吗？连点自己不断标榜的“人性”也不顾及了吗？如果“土地流转”，农民连打工也打不成之后，当他们的年富力强被压榨成老弱病残之后，怎么办？投诸猪狗填入沟壑吗？官方道，11省市正在“调研农民工失业返乡”，“长三角涌现民工返乡潮” “河北铁矿农民工纷纷返乡”， “农民工”苦难酿成苦海一片。无论“中国”如何有“信心”，无论多大规模再修高铁建高路以消化过剩产能，无论列强如何热烈“表扬”中国和中国如何善于“自我表扬”，“经济外向”三十年了的中国，也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与它同呼吸共命运了。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失去了出卖劳力以弥补农作不足的时会，厉以宁们又巧舌如簧地诱导他们卖宅子卖地，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土地流转”，进，“不能前进”；退，决定形同作废。进退维谷，实乃自取其辱。

　　 连祸福也不分，还振振有词地“构建” 为“特色理论”，其乱至极矣！　　

　　 五 “实践”进退之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流转”其实是“经营城市” “土地财政”的继续，“学习实践”这一“发展观”， 急不可待的是官员与他们的“解读家”。 “土地流转”决策出台，也不是说说而已的空话，而是既要“学习”又要“实践”的国策。在事实上，一些地方的“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试验区”里，“土地流转股份制”“农民宅基地换商品房” “农业进入了资本时代” “城里有钱人下乡买地” “专业合作社取代村委会”，正在搞得热火朝天。《中国新闻网》道的《北京黎明村土地确权纪事》， 这样记述了的天子脚下的这个村子里“确权”情景：“火药味越来越浓。9月27日上午，刘瑞山和土地确权小组的成员说，大家做好准备，再不退地，就拆大棚。随后，他和专程赶到这里的镇上的新农村办公室主任全寿臣、经管站副站长赵健会面，3个人商量，要做好最坏的打算，9月29日一早麦地进行确权时，得从镇派出所调6名警察来帮助维持秩序。” “9月29日一大早，麦地开始确权，杨万彦等老人持钢尺亲自丈量，监督打桩，两天之内，麦地被全部分光。” “进入10月，确权后的麦地纷纷种上冬小麦，刘瑞山忍不住发起了牢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半个世纪了一直是这样。这一回，集体这一级被架空了，我也就到站了。” 他还说， “确权是好事，农民得到了应得的权利。但我还是要说，这对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对更快地改善农民生活不利。”　　

　　 实际上，镇派出所的警察只来了两名，确权现场也没有发生“群体事件”或值得警察维持的秩序。看来，下一步，黎明村的土地就可以迅速地“流转”起来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官有朝令夕改。天子脚下黎明村的土地是不是如期流转不得而知，曾是天府之国的重庆的“股田制”却被中央政府严令叫了停。其中尤以“允许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被叫停最引各界关注，而这一点，却正是“最早对新一轮农村改革做出系统论述的则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最强调的“流转”要点之一。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希望“往前走，突破土地产权的大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却是“不能再前进，必须停下来”。温家宝总理批示要求先行实施“股田改革”的省市要探索以土地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样的消息对于重庆市的官员们不亚于晴天霹雳，辛苦了很长时间，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而且是中央命令。” 重庆市一名国土官员透露，“参与前期‘股田制公司’改革尝试的官员都急了，而在农民层面反应倒不大，因为工作怎么做，他们都是听政府的。”　　

　　 “土地流转”的“实践”虽然被叫停，但“流转的心”仍在“流转”。副院长蒲勇健说，“又想改革，又怕风险，尤其是害怕农民失去土地，这就成了改革的悖论。” “像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农业比重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本来可以向其学习，但最后仍然有一个关键问题无法逾越，即它们的土地是私有的，农民的自主性很强，可以随时选择加入或者退出。众所周知，中国农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他的主张很明确：不怕农民的失去土地，关健问题是土地私有。他的批评所向也很明确：就是那些口口声声大喊“改革”、胆子又不够大的人。所以，有一种意见仍然认为，尽管重庆的“股田制公司”实验遭遇挫折，“但是农民土地交易权扩大的脚步已经无法停止，千方百计让土地焕发生机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他们说， “重庆市土地交易所很快就会有眉目了，到时候将为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带来极大的帮助。” 2008 年10月底，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一名官员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不过在中央没有正式批准前，我们只能保持沉默，免得又遭遇像‘股田制改革’被叫停那样的尴尬。” 这就是“光做不说”的老把戏。真的，还有人已经较重庆先行了一步。2008年10月13日，旨在“推动农村产权的合理流动、促进农村资本的有序流转”的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城和市长葛红林双双参加并一起为交易所揭牌，足见地方政府对于农村产权交易之热衷程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对“土地流转”持申慎态度，他说：“农村的土地无论走合作化道路，还是私有化道路，都不能忘记中国的国情，即拥有稳定的土地制度是必须的。因为差不多还有9 亿农民无法马上离开土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非耸人听闻，所以对于那些肆无忌惮把土地变成旅游、房地产和工厂的牟利行为，我一直保持谨慎态度。” 在热衷农村产权交易的官员与他们的解读家包围中，贺雪峰的声音显得底气不足，仿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对于直面私有化的浪潮，他未置可否。（以上文字多据新浪网消息《重庆股田制改革实验被中央叫停》）　　

　　 从京城到粤省，从汉中到川渝，“土地流转”的步履歪歪斜斜，进三退四，悔棋不断。其实，这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用不着多深的学问就可以弄个明白：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岔路口上，恁谁也得踌躇再三。“要流转先确权”，土地私有这个实质核心，不是撕下“长期”换“永久”就可以“包装”得任谁也看不出来。 单是农村宅基地就值到20万亿，这的确很诱人，但是，10亿农民的死活却不止只值这个价。“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很为诟病的一条理论，但是，也不妨将它看作是执政党的一点清醒。“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不错，但当它被“不稳”绊住马腿时，也得化进为退，厉以宁们再举行什么论坛也白搭。当然，“稳定压倒一切”只是权宜之计，乱象纷呈是止不住的。因为，私有制的乱源没有挖到，表面稳定了，却酝酿着更大的更深的动荡。　　

　　 不知道这份帖子能不能发出去？其实，我还是一片好心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毛分子，“我不是坏人”，我虽言乱，目的却是为了求治。三中全会主题大讲特讲“三农”，这一个月来大讲特讲粮食，大讲特讲执政党在“三农”中的领导地位，这都很好，这些不就是毛时代的“农业是基础” “以粮为纲”吗？在社会主义农村中， “董事会”怎么能代替“村委会”？ 这就突破了“特色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桎棝，有了解放思想的一点正味。万花纷谢，独飘过梅花暗香。乱象纷呈自然不好，但其实是乱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就是殖民地封建主义的阵脚。不过是讲了一点“农业是基础” “以粮为纲”， “董事会”不能代替“村委会”，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不能丢，主张“直面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的势力就乱了方寸，再好好地回归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方向与路线，这种势力就会一败涂地，正所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说，为了人民利益，坚持好的对的，改正不好的错的，这才是“为人民服务”呀。格林斯潘还有勇气认错天下呢，我们连他也不如吗？“土地流转”出现乱象不是坏事，正是执政党重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雄风的良机，正是清明政治的良机。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大地一定会重新山花烂漫的。资本主义的冬天来了，社会主义的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