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居士：难以说出的罪名

　　对于赵东民的抓判，为什么在证据不足，强加罪名的情况下匆匆忙忙的起草了一纸判决书，又何以偷偷摸摸的避开被委托人李劲松律师送交赵东民本人呢。他们真的不懂法律程序吗？不！原来他们心里有“鬼”。

　　

　　 这“鬼”是什么呢？这就是：怕今日的弱势群体——昔日的工人阶级维权，尤其怕逐渐觉醒的工人阶级依法维权！

　　

　　 一、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把公有制（全民所有）企业的资产通过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转换了经营模式，这本来是可以大胆创新、认真总结、谨慎施行的经营模式。然而，由于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使得这种改制变成了公有资产转移，制造两极分化的重要途径。这个最根本问题就是：到底谁是这些公有财产的真正主人？！（顺便在这里说明：我之所以在我的文章中只用“公有”而不用“国有”，就因为“国有”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资改派正是用“国有”来偷换概念，玩儿起了蒙骗主人，转移资产的把戏。）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国民族工业基础的建立，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民族全体人民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形成的。是在“高积累，低消费”的计划经济中“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毛泽东语）中形成的。在我国所有的公有制的企业里，不仅凝聚着工人阶级的劳动和智慧，同时也流淌着新中国广大农民阶级辛勤劳动的血汗。因此，人民（当然包括全中国所有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才是公有制下产生的工矿企业的真正主人！

　　

　　 二、

　　

　　 据此，我们应当义正言辞的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应当是公有制资产的真正主人。结果是这样吗？显然不是。为什么呢？就是有人“代表”他们去行使了权力，从而逐渐的剥夺了这些主人自己所应有的最基夲的权利。

　　

　　 工会法中明确规定：“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事实上，工人不仅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更被剥夺了其本应有的资产占有权和分配权。现在，甚至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发言权。这些权利也正是在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民主”的权与利。这个“权”，就是政治；这个“利”，就是经济。

　　

　　 我们看到，在工会法第五条中明确规定：

　　

　　 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民主权利，发挥国家主人翁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但是，在实际“改制”中施行了吗？没有。三十多年来，哪一个“国营企业”的改制征求过工人阶级的意见？从1996年人民日道“山西平陆电厂”被吃垮，至今，被吃垮、被卖掉、被破产、被合资、被转让的公有制企业到底有多少？公有制企业的资产流失了多少？主人的举有什么人重视过、解决过吗？没有。不仅不去解决这些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损公肥私、资产转移，形成两极分化的源头问题，党的主流媒体为了所谓的“稳定”，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公然封锁了这些消息。

　　

　　在这个过程中，工会更是忘记了法律规定的“组织和教育职工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民主权利，发挥国家主人翁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责。使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了“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是资产阶级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蔑称。因此，我们不应当无声无息的带着这顶帽子，我们应当堂堂正正地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在国家的宪法条款规定中，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主人，是真正的领导阶级！任何人都不可能“代表”我们，谁也更不可能代替我们！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除组织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形式。在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斗争中，这些工会组织丧失了基本的作用，无法组织和教育职工发挥主人翁作用，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三、

　　

　　工会法第六条规定：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赵东民带领由改制沦落为“弱势群体”的工人阶级成员维权，本无可非议。然而却成被告，深陷囹圄，家破人亡，令人悲哀。

　　

　　不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反而去举维权者，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且看他们的嘴脸：

　　

　　证人张仲茜：系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

　　

　　证人梁小民：陕西省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证人王俊明：陕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

　　

　　证人王安朝：陕西省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

　　

　　证人冯勇：陕西省总工会援助中心副主任

　　

　　证人王春雷：陕西省总工会援助中心主任；

　　

　　证人陈军：陕西省总工会后勤部部长；

　　

　　王小虎、张宽，二人系陕西省总工会机关炊事班工人；

　　

　　张东、王小伟，二人系陕西省总工会机关门卫。

　　

　　起诉书中所列举的证人证明：被告人赵东民的上述行为致使陕西省总工会多部门人员进行接访，其正常工作无法开展，严重干扰了省工会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导致该机关工作陷入瘫痪长达7小时左右。

　　

　　试问省工会：多部门公款旅游就可以，多部门“接访”难道不应该吗？

　　

　　试问省工会：难道“接访”不是你们的法定“基本职责”吗？如果不是，那你们的基本职责又是什么？

　　

　　难道“接访”就打乱了你们的“正常办公秩序”吗？不去解决工人“维权”这样关乎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大事，还有那些“正常秩序”不能打乱呢？

　　

　　难道“接访”是工作“瘫痪”吗？解决工人维权是“瘫痪”，哪些工作是健康的呢？

　　

　　这位身居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之职的张仲茜，理应清楚自己的职务和担负的责任。但是，他非但不组织工作人员了解情况、研究解决办法，为工人阶级维权。反组织他们利用法律手段分化工人阶级队伍，捏造事实，罗织罪名，不仅触犯了工会法，而且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刑法。

　　

　　按照《刑法》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张仲茜的行为，不仅造成了赵东民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并由此使社会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不和谐因素，对此，应当予以依法严惩。

　　

　　四、

　　

　　谁都知道，伴随着“改制”而发生的维权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由农民工讨薪、下岗工人维权发展到政府工作人员、公安干警告状；目前，城管暴力执法、城乡暴力拆迁，更把无端推向了高峰。他们屏蔽了网络新闻（这当然也是非法），就看看官方道吧：诉状满天飞，死人天天有。时时刻刻发生着草菅人命的事件。这种拜金主义者的无法无天，已经到了令人发指、人神共怒的地步。

　　

　　就是在这种个人上（信）访无助，含冤难以申诉，不是送进精神病院，就是抓进牢房的社会现实中，人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

　　

　　个体的工人是公民，是普通老百姓，整体的工人才是工人阶级。维系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凝结剂就是信仰和团结。

　　

　　针对群众上访，尤其是群体上访问题，政府出台了《上访条例》。这一条例，本意可能是督促各级组织注重解决上访案件。然而，这个出于官僚主义的一纸空文，尤其是关于上访人数的规定，助长的是既得利益者的疯狂。于是，由政府买单的关押上访者的黑监狱应运而生。限制、威胁上访有了法律依据。这个《信访条例》，完全违背了《宪法》基本精神，实在有取缔的必要！

　　

　　法院判决书中所列举的证人张兴财、刘高智、李三合等工人的证词，只能证明有序维权的组织过程，并不能证明是犯罪。而这些证词，恰恰暴露了公、检、法各机关，利用法律威胁、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的恶劣手段和镇压维权的卑鄙目的。这就完全清楚的证明了：

　　

　　法律是为权利服务的，法律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和手段，这对于任何国家形态都是如此。

　　

　　在这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赵东民带领“陕西毛泽东学习小组”进行的有序的维权活动，完全是依照《宪法》和《工会法》进行的维护宪法尊严、维护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基本权利的正义之举。也同时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识大体顾大局的冷静思索。

　　

　　五、

　　

　　认识——实践——再认识——在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毛泽东教给我们的认识论的基本规律。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有比较才有鉴别。由于政治路线的不同，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就不同：

　　

　　一个是按照《宪法》中确立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施行 “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各项规定。在毛泽东、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人民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友爱互助，团结振奋，外御强敌，内洗屈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广大人民群众虽困苦而不失斗志，虽艰难却信心倍增。

　　

　　一个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经济”为借口，从而大力度的发展私有制经济的情况下，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不断修改《宪法》，从根本上不断地破坏着“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根本制度，使人民丧权，剥削再生，破坏公有，发展私营，外辱重起，冤怨丛生，黑恶张狂，家似牢笼。广大人民群众虽温饱却怨声载道，虽享乐却信仰尽失。

　　

　　回顾是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罗列现象或全面否定某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系统全面客观的总结历史，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要求。然而在“一面倒”的舆论宣传中限制了言论自由，这更是违反《宪法》的另一恶劣表现。

　　—陕西赵东民关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