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唐以后没有了五代十国，经历了朱温后梁的短暂混乱后，后唐就统一了全国，然后也没有了宋朝，后唐再次建立起一个持续三百多年的大一统王朝，并且疆域足以和“前唐”相提并论（辽金西夏什么的都变为地方割据或者新兴势力，或先后被平定剿灭，或偏于一隅不成气候，或内附中原当忠实打手）。直到最后被元朝（或是什么别的朝代，因为历史变了）取代。

　　然后后唐以唐皇赐姓为依据，宣称继承唐室，尊奉唐室为先祖。并仿照东汉先例，开国的庙号直接从“前唐“开始算起（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庙号景宗就是后唐给上的），开国直接算“世祖”，将自己视为唐朝中兴。

　　那么这种宣称能得到后世承认，把他们变为前唐、后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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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历史上后唐确实是尊奉唐朝为正统，但是具体操作比较抽象，比如追尊李克用为太祖，这就等于把自己视为是新的朝代了，这无疑让自己继承唐统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我这里的意思是，操作更进一步，援引东汉先例，继承“前唐”的宗庙，把本朝的宗庙接着“前唐”的往下写，不追尊自己本家朱邪一脉的世系，而是将世系入继到唐朝某一代皇帝名下（最好是赐姓李克用的那一代皇帝，即唐僖宗），类似于刘秀入继汉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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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了徐诰称帝之初南齐和吴越的关系，接下来再说说南齐和占据中原的石晋之间的羁绊。

　　徐诰加速夺取杨氏江山，迫切的即位称帝与后唐灭亡，石晋立国有着密切关联。

　　有关后唐对淮南政权更迭的影响前文已经深入分析，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军事威胁大于政治阻碍。

　　 中原对淮南的军事压力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严重程度。但中原对淮南的政治阻碍是不断下降、削弱的过程。

　　特别是李存勖身死，李嗣源继位后，这个过程变得更加迅速且明显，其中吴王称帝改年号即是明证。

　　杨氏称帝并改年号的行为，就外部环境而言是对以李嗣源为首的后唐皇帝能否代表大唐正统性的质疑与挑战。而这种分庭抗礼的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吴国权臣徐知诰的意志：

　　对内他不仅要夺走淮南杨氏的江山，对外还要攫取中原李氏的法理，这是徐知诰作为一个深谋远虑、成熟老道的杰出政治家毕生所求，他的此种宏愿深刻影响了其政权两代皇帝长达二十余年的治国政策。

　　对政权“法理性”，或者“正统性”的执着追求，是徐诰与南方其他称帝各国皇帝最大、最本质的区别。

　　而说到此就不免要问，在五代十国这个大乱之世，政权的“法理性”、“正统性”来自哪里。若要探讨这个问题，就绕不开一个人--后唐的建立者：庄宗李存勖。

　　身为李克用的接班人，他继承了父亲对朱梁政权纷繁复杂的恩怨纠葛，以及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即晋王位后，也把铲灭窃取李唐江山的朱氏作为首要目标。

　　彼时的九州华夏，南北两方大致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股是以朱梁为代表的“灭唐”派。之所以称其为“灭唐”，是朱温建立政权、登基称帝的过程中对前朝皇室大臣的清洗太过残酷血腥。

　　一股是以晋阳李氏、淮南杨氏为代表的“拥唐派”，他们的显著特点是通过持续沿用前唐年号来表明政治立场。

　　按：“天祐”为唐昭宗最后一个年号，始于904年。昭宗为朱温所弑后新即位的唐哀帝未改元，故而该年号一直沿用至907年唐朝灭亡。

　　但晋阳李氏、淮南杨氏因为与朱梁不共戴天的矛盾，依旧打着忠于唐朝的旗号继续使用“天祐”的年号，其中李氏将此年号使用至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后改元“同光”。

　　淮南杨氏出于未来对晋阳李氏的博弈需要，为强调其政权的独立性、自主性、“顺天应时”性，提前于919年四月改年号为“武义”，将杨行密的谥号改为“孝武”，关于此更详细的内容前文已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并对朱梁王朝采取不承认、不奉正朔、不合作的敌对外交政策。

　　一股是以西南巴蜀地区的“前后蜀”为代表，其特点是登基称帝，寻求割据，守关保境，不在乎所谓的“法理”、“正统”，只要不涉及自己的核心利益，也极少与周边政权有往来，所以它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无关紧要的存在，这里暂时不过浪费笔墨。

　　由此可见，五代十国政权的“法理性”、“正统性”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继承于唐”，二是“正统自赋”。

　　但有关“法理”、“正统”的斗争博弈随着朱氏在对李氏战争中的接连溃败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

　　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十月，仅称帝半年的李存勖率军攻入汴京，朱梁政权覆灭。重建大唐国号的李存勖第一时间就全盘否定了朱氏政权的合法性。

　　期间采取的举措甚多，如对辅佐朱温窃取李氏江山的帮凶首恶敬翔、李振、朱珪等八人及其亲族处以极刑，其中敬翔虽然早已畏罪自杀，仍被从棺材中拖出斩首。

　　天下所有被朱氏改过名称的官职、建筑、匾额等通通恢复旧称。(《旧五代史·唐书六·庄宗纪第四》：天下官名府号及寺观门额，曾经改易者，并复旧名。)

　　但最显著且引人注意的是李存勖下诏毁掉了朱氏的宗庙牌位，并追废梁太祖朱温及末帝朱瑱为庶人，朱温埋葬的地方也从“陵”降级成了“墓”。

　　(《旧五代史·唐书六·庄宗纪第四》载：……又诏除毁朱氏宗庙神主，伪梁二主并降为庶人。)这是对外通过极端严苛暴力的手段向天下昭示前朝的非法性，此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不多见。

　　对内李存勖则极力强化与大唐的关联，强调其攻灭朱梁是为了兴复唐王朝的江山社稷。如在他即位之初就下诏在晋阳为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四帝立庙，这四座庙宇和李存勖追认为皇帝的曾祖父“懿祖”、皇祖父“献祖”、父亲“太祖”合称七庙，世代享受后代们的祭祀供奉。

　　李存勖为唐朝皇帝立庙，唐高祖、唐太宗容易理解，他们一个是大唐的建立者，一个是文治武功皆登峰造极且享有盛名的绝世明君，却又为何将唐懿宗、唐昭宗这种历史上籍籍无名的皇帝也纳入意义重大的“七庙”之中呢。

　　其原因在于虽然唐懿宗、唐昭宗在华夏整个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与李存勖的家族渊源颇深。

　　李存勖的曾祖父本名叫做赤心，参与平定了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至十年（公元869年）九月的庞勋之乱。

　　这场仅持续了一年有余的叛乱声势浩大，叛将庞勋摧枯拉朽，从湘潭、衡山往东北方向一路打到了濠州、宿州地区。

　　关于庞勋之乱的部分关键细节新旧《唐书》记载详略不同，差异较大，如《新唐书·懿宗本纪》的描述是：

　　“九年……七月，武宁军节度粮料判官庞勋反于桂州。”若按此则庞勋起兵之地在桂州（今广西省桂林市）。

　　但《旧唐书·懿宗本纪》却写道：“七月戊戌，白虹横亘西方。其月，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许佶、赵可立杀其将王仲甫，以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头，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

　　若按此则庞勋起兵之地在今湖南湘潭附近。我认为此处应采用《旧唐书》的记载，原因如下：

　　首先桂州、湘潭两地的直线距离约三百八十公里，且桂州距两地之间的重要节点永州之间还有一百八十公里的山路，若以区区五百人想要在跋山涉水后再长驱直入一千多公里，仅用两三个月时间从广西北部打到安徽北部拿下宿州，这种难度属实有点大。

　　其次，若庞勋真的在桂州起兵对唐廷来说镇压起来还相对简单。因为桂州所处的区域群山环绕、峰峦叠嶂、人口稀少、物资匮乏。叛军要想北还最近的路线还是打下永州进入地形相对平缓，物资相对富饶的湖湘地区。

　　而唐廷只要扼守几个关键的山区隘口城池，如永州、道州、郴州等地，就能将叛乱限制在两广及湖湘南部生存条件恶劣的有限区域，用少量兵力即可将事态控制下来，根本无需兴师动众。

　　其三，庞勋在湘潭地区起兵更为有利，也更符合他们不愿意前往桂州服役戍守的心境。湘潭、衡山的地形相对平坦，湘江横跨南北穿城而过，各种大小水系密如蛛网，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顺捷便利，有利于叛军起兵之初小股部队的机动运作。

　　而没有了山峦的阻碍隔，在水路交通的加持下使庞勋的叛军很容易扩散壮大。既然一开始就不想长途远戍，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他们就更没必要非得等到了戍地再起兵造反了。

　　庞勋的叛军在北进时攻城略地，烧杀抢掠，兵锋直指中原地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李唐皇朝的统治。而朝廷此前派去镇压叛乱的将领及地方官员却接连失利，被杀者甚众。

　　为了尽快遏制庞勋叛乱的猛烈势头，彻底击溃平定叛军，唐懿宗一方面以流放、诛杀等严厉手段惩治作战防守不利的官员，一方面从全国紧急抽调将领、部队进行围剿。

　　按《旧唐书·懿宗本纪》的记载：“凡十八将，分董诸道之兵七万三千一十五人…魏博何弘敬奏当道点检兵马一万三千赴行营”。

　　赤心作为“十八将”之一，在平叛期间率领沙陀兵马英勇拼杀，屡立战功。战乱平息后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唐懿宗将其从朔州刺史的任上调至都城长安，任命为金吾上将军，为示恩宠还特别为赤心赐姓李氏，改名“国昌”。

　　到了这个地步唐懿宗仍觉得不够，为了拉拢这支忠心护国，能征善战的沙陀族势力，索性把李国昌的名字填入皇家宗谱，归到郑王的族系里去。《旧五代史·唐书一·武皇纪上》载：

　　烈考国昌，本名赤心，唐朔州刺史。咸通中，讨庞勋有功，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仍系郑王房。《新唐书·沙陀传》的记载是：勋平，进大同军节度使，赐氏李，名国昌，预郑王属籍，赐亲仁里甲第。

　　而李存勖在称帝后将唐懿宗放入新朝的七庙中供奉起来，无疑是在对外强调其家族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因战功得到了当朝皇帝的认可，并获得了写进宗谱的特殊荣誉。

　　借此强化其家族与李唐皇室的正向关联，并告诉世人李存勖完全可以大唐皇室血脉自居，完全可以兴复大唐社稷为名，完全可以继承大唐王朝的“法理性”、“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