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在医院门口站了三回。第一次转身，是想多看她一眼；第二次又折回来，把围巾仔细给她围好；第三次，深深鞠了一躬，帽子拿在手上，背影挺直得像棵白杨。刘思齐没拦，只攥着病号服袖口，指甲掐进掌心——她后来才懂，那不是出差，是永别前最后的停顿。

　　毛岸英牺牲时28岁。1950年11月25日，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凝固汽油弹落下来那一瞬，他正伏在地图桌边，和高瑞欣核对一份刚译出的苏方电报。火舌吞掉一切，连灰都没剩下几捧。身份确认靠的是半块烤融的苏联产“波尔金诺”手表表壳——表带早烧没了，齿轮卡在金属残片里，像一枚没来得及发出的电码。

　　他走前一年，1949年10月15日，和刘思齐在香山双清别墅结的婚。婚礼简单得近乎寒酸，两床棉被、一挂鞭炮、毛泽东亲手写的“贺喜”条幅。第二年10月14日，也就是婚满364天的晚上，他拎着一包苹果进病房。阑尾炎手术才第三天，刘思齐躺在那儿，额头还贴着退热帖。他说要去“执行一项长期任务”，地方远，信可能断，然后一口气交代了四件事：学业别停、每周六去中南海看看爸爸、岸青生活不能自理，多照看；还有——“江青同志偶尔来家里，你说话前，先想想再说。”这话听着轻，却沉得让她当时就愣住。她后来翻旧日记，才发现那天自己记下了“他眼神很静，静得不像要走，倒像在交代后事”。

　　其实不光她察觉了。临行前他在北京见蔡博，两人坐在北海画舫斋后头的长椅上，秋阳斜照，毛岸英剥开一颗糖含着，忽然说：“这次，大概回不来。”蔡博以为开玩笑，他摇头笑了笑，没再接话。

　　毛泽东签发出兵令前，中南海开了七轮会。美国第七舰队1950年6月27日开进台湾海峡，F-80战机7月起频繁越境扫射安东（今丹东）车站、农田、民房。朝鲜急电一封叠一封，可北京屋里烟雾缭绕，有人拍桌子：“拿什么打？拿锄头？拿算盘？”主席没拍桌子。他只把毛岸英那份手写请战书压在玻璃板下，纸角微微卷起，墨迹是蓝黑钢笔写的，字很稳：“我要求到前线去。俄语、英语都可用上。请组织批准。”

　　10月19日晚，毛岸英跟着彭德怀的吉普车过江。他没坐专车，没带勤务员，背包里两件换洗衬衫、一本《斯大林选集》、那块手表，还有刘思齐绣的“和平”二字枕套。

　　他在大榆洞住的是半山腰的木板房，夜里常被冻醒。炒面咽不下就泡水，和译电员挤一张炕。11月24日夜里，他还给刘思齐写了封信，寄到一半，美军B-26就来了——信没发出去，稿纸边角被火燎焦了一小块，现在还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彭德怀后来在给中央的电报里写：“毛岸英同志牺牲于最前沿的指挥岗位。”不是后方，不是机关，是离前线炮火最近的那张桌子。毛泽东听闻消息后，把电报捏在手里看了三四分钟，手指关节泛白。他说：“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青山处处埋忠骨。这话不是诗，是他签字同意把儿子留在朝鲜时，笔尖重重顿下的一个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