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雾都重庆。

　　周恩来又一回跨进了蒋介石官邸的大门。

　　可这回，他心里咯噔一下，觉着气氛不对路。

　　往常谈判，哪怕吵得脸红脖子粗，好歹还能坐下来扯皮。

　　毕竟老蒋还得顾忌几分颜面，指望着八路军、新四军去前线顶雷。

　　但这回不一样，蒋介石那张脸板得跟铁板似的。

　　周恩来提啥合理建议，他都当耳旁风，半步不退。

　　这哪是谈判，简直就是把路堵死了。

　　老蒋这腰杆子咋突然挺这么直？

　　原因无他，这几天他觉着手里攥着几张“通杀”的大牌。

　　后来毛主席给这种局面起了个名，叫蒋介石的“三喜临门”。

　　这笔账，老蒋心里门儿清：

　　头一桩，世界局势翻篇了。

　　德意日穿了一条裤子，英国佬为了对付德意，急得火烧眉毛，跑来巴结蒋介石，指望中国能死死拖住日本。

　　第二桩，日本人坐不住了。

　　在中国泥潭里拔不出腿，想赶紧撤，于是拼命朝蒋介石抛媚眼，开出的价码一个比一个高。

　　第三桩，也是最让老蒋飘飘然的——斯大林转性了。

　　苏联怕德国打过来时日本在背后插刀，急需中国在前头顶着。

　　斯大林寻思着中共当时胳膊腿还不够粗，调动全国资源还得靠老蒋。

　　结果，苏联不光拉拢他，还拍胸脯保证给军火。

　　美、苏、英、日这几路神仙，都争着抢着给他送秋波。

　　有了这“三喜”，蒋介石觉得自己行了。

　　既然列强都得求着我办事，那我还要看你那个穷山沟沟里的延安脸色吗？

　　得，接到斯大林那封示好电报才过三天，蒋介石就亮剑了。

　　当然，老蒋这人鬼得很，没上来就动粗，而是先甩出来一封电报——这就是史书上挂了号的《皓电》。

　　发报人挂的是何应钦和白崇禧的名头，收报人写的是朱德、彭德怀还有叶挺。

　　这电文写得那是相当“有水平”，先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忆苦思甜，接着话锋一转，把所有“摩擦”的黑锅全甩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图穷匕见，最后下了道死命令：你们一个月内，必须全员拉到黄河以北去。

　　这哪是调兵，分明是又要翻脸动手了。

　　那这事儿是咋一步步烂到这个地步的？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翻。

　　其实早在1939年1月，国民党开五届五中全会那会儿，这就已经埋下雷了。

　　那阵子，仗打成了胶着状态。

　　日本鬼子在几个大城市折腾下来，元气大伤，占的地盘越大，兵力撒得越散。

　　日军没办法，只能放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攻势，转头开始对蒋介石搞“政治诱降”。

　　老蒋心里的算盘珠子立马拨得啪啪响。

　　既然日本人不往死里打了，是不是该腾出手收拾那个“心腹大患”？

　　他一直有个心病：日本是要命，但共产党是要根。

　　眼瞅着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像吹气球一样壮大，蒋介石心里那是真发毛。

　　可他又不敢明火执仗地干。

　　毕竟“国共合作”的大旗还得扛着，真要直接剿，老百姓不答应，手底下的杂牌军也未必听唤。

　　于是，蒋介石琢磨出个损招——“溶共”。

　　啥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把你吞下去，不嚼碎，让你自己在肚子里化掉。

　　1938年岁尾，蒋介石先找周恩来探口风，说想跟毛主席在西安碰个头。

　　碰头聊啥？

　　聊“合伙”。

　　老蒋的算盘是：咱们两家并成一家算了。

　　要是你们不愿意全过来，那就一部分人先加进国民党。

　　这招够阴的。

　　你答应了，就没了独立性，成了人家的跟班；你不答应，破坏团结的大帽子立马扣你头上。

　　周恩来一眼看穿了这把戏，赶紧给毛主席报信，建议这时候千万别跟蒋介石见面。

　　既然“软刀子”割不动，蒋介石就开始来“硬茬子”。

　　在五届五中全会上，老蒋定下了八字真言：“防共、限共、溶共、反共。”

　　为了落实到位，国民党内部搞了一堆见不得光的红头文件，中心思想就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蒋介石在内部训话时那是咬牙切齿：“不取消共产党，我死都不闭眼！”

　　他甚至还要学共产党那一套，嫌国民党太散，嚷嚷着要搞“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头儿”。

　　方针一定，底下就不光是打嘴炮了，血腥味直接飘了出来。

　　最典型的就是“平江惨案”。

　　1939年6月，新四军在平江嘉义的留守处，冷不丁遭到国民党军血洗。

　　两人当场遇害，八人被活埋。

　　事发后，国民党还严密封锁消息。

　　直到半个多月后的7月1日，新四军才晓得真相。

　　这不仅仅是几条人命的事，这是在摸中共的底牌。

　　毛主席在延安追悼会上气得直拍桌子。

　　他眼光毒，一眼看穿本质：国民党杀抗日军人、杀共产党员，这说明啥？

　　说明他们腿软了，准备投降！

　　“这种事要是不拦着，中国就得毁在这帮反动派手里！”

　　可眼下的局是个死扣，毛主席也犯难。

　　要是全面开打，统一战线崩了，抗战大局玩完，正好中日本人的下怀。

　　要是忍气吞声，蒋介石肯定得寸进尺，搞不好把共产党给蚕食光了。

　　咋整？

　　毛主席定了六字方针：“有理、有利、有节”。

　　你说我捣乱，我就把道理摆到台面上（有理）；要打这就得保证能赢（有利）；把你打疼了我就收手，绝不把事闹大（有节）。

　　但谈判桌上的交锋，往往比战场还冷酷。

　　为了平事儿，周恩来在重庆跟蒋介石、何应钦他们磨破了嘴皮子。

　　双方的差距，最后都变成了冷冰冰的账目。

　　瞅瞅双方开的价，你就知道这沟有多深。

　　编制上：

　　周恩来要八路军三个军九个师，新四军三个师。

　　国民党回话：八路军只给三个军六个师（外带三个团），新四军只给两个师。

　　军饷上：

　　周恩来申请八路军月饷440万，新四军100万。

　　国民党砍价：八路军给60万，新四军给8万。

　　这哪是谈合作，简直是打发叫花子。

　　最阴的是防区划分。

　　国民党抛出个“划界”方案，核心两条：

　　把陕甘宁边区划给陕西省政府管辖（想把延安变成国民党治下的特区）。

　　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全撤到黄河以北。

　　第二条才是真正的杀招。

　　八路军本来就在北方，倒还好说。

　　可新四军在皖南，在长江边上。

　　要是北渡黄河，等于放弃了苦心经营三年的华中根据地。

　　再者说，从皖南到黄河以北，千里迢迢，沿途全是国民党的地盘。

　　这就好比让一只羊穿过狼群去另一片草地，半道上出点啥事，谁敢打包票？

　　蒋介石才不管这些死活。

　　1940年7月16日，他甩出个《中央提示案》，下了最后通牒。

　　周恩来为此特意跑回延安汇报。

　　中央琢磨再三，为了抗战大局，决定退一步：

　　陕甘宁边区寸土不让；

　　编制数量咬死不松；

　　但在作战区域划分上，可以作为交换条件让一让。

　　揣着这个底线，周恩来8月28日杀回重庆。

　　结果就撞上了开头那一幕——蒋介石的态度硬得离谱，比之前更狠。

　　因为这会儿，斯大林和英美的橄榄枝都已经递到了老蒋手里，他觉着自己稳赢了。

　　看着何应钦、白崇禧发来的《皓电》，毛主席敏锐地嗅到了危险气息：这不光是逼新四军搬家，这是要下死手了。

　　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里敲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

　　主席判断，蒋介石下一步很可能给中共扣个“反革命”的帽子，然后全面开打。

　　其实，留给中共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二十天。

　　为了争夺舆论高地，也为了最后再争取一把和平，1940年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回了一封电报，史称《佳电》。

　　这电报写得极高明，软硬兼施。

　　硬的一面：逐条驳回国民党的脏水，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

　　软的一面：为了顾全大局，答应把江南的正规军北移，但请求宽限几天。

　　这看似妥协，实则是把球踢回给了蒋介石。

　　我已经仁至义尽，再出事，那全是你的锅。

　　谁知道，对于一心想“溶共”甚至“剿共”的蒋介石来说，这封《佳电》里承诺的“北移”，恰恰暴露了新四军的行军路线和时间表。

　　在老蒋眼里，这不再是谈判筹码，而是一个绝佳的围歼良机。

　　国民党军队的枪栓已经拉得哗哗响，磨刀声清晰可闻。

　　所有的谈判、电报、退让，到头来都拦不住那血腥时刻的降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前夜，那残酷而真实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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