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背景

国内形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等大肆煽动、造谣、蛊惑“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各级党政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随后经过所谓的“夺权”运动，全国各地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由此召开党的九大也摆上了日程

国际形势：从国际上看，从1962年开始，中国周边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如1962年发生了台湾企图袭扰大陆沿海事件、中印边界军事冲突以及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另外，美国已经介入越南战争，中苏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军事冲突可能性增加。鉴于此，党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趋于严重化。1969年3月2日，离九大开幕不到一个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在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九大政治报告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

九大代表步入会场

按照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与会代表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等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被一致推举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

毛泽东在党的九大上致开幕词

大会预备会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

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

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旨在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和历史的论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政治报告从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反而肯定了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许多“左”的错误，恰恰把党在八大以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许多正确的思想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九大的历史影响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包括了林彪、叶群、江青、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12人。

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九大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为了夺取更高的权力走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