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双方全面停战令签订后，1946年1月10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22天的磋商和讨论，政协会议分别就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达成了协议。在闭幕式上，各方面代表发言均称赞政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中国开辟了一条和平、民主的新路。社会舆论对政协会议取得的成就也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各项协议能及早实施。

为了促使会议成功，民主建国会等团体在中共的推动下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政协会议闭幕后，为了巩固会议的成果，促使五项协议的贯彻实施，协进会等23个团体发起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成立了大会筹备委员会，决定于2月10日上午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德全、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史良等20多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拟请政协代表孙科、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等到会演讲。筹备会还根据大会主旨印制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政协五项协议彻底实现与和平建国成功而奋斗！

然而，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认为政协中有关省一级可以自治并可制定一省宪法等条规是违背了孙文的建国大纲，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声浪。

孙文曾主张全国实行宪政以后，县一级政府由人民普选，实行地方自治，而省一级政府作为中央与地方之间连络的纽带，执行和贯彻中央的意图。因此，省长仍应由中央选派，各省也不能自行制定宪法。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公布后，2月8日，重庆市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主持召开临时执委会议，列席会议的有重庆市警宪头目，还有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等社团的负责人。会议确定的计划是：夺取大会主持权，“转变会议内容”。

10日上午8点刚过，刘野樵和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市党部宣传科长庞仪山等，率领数百人抢先进入会场，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还拉来了一个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

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刚到会场，刘野樵就立即提出大会总主席问题，李公朴答复待主席团成员到齐后共同商量。刘野樵看到章乃器上台，又去与章乃器交涉。正当大会主席团与刘野樵等磋商总主席人选时，主席台四周突然有人高声起哄：“开会，开会！”周德侯趁势抢占了扩音器，对着台下大声宣布道：“我们选代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任总主席！”

刘野樵即以总主席自居宣布开会，奏乐唱歌后，又要讲话。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当即严词抗议，申明须按筹备会原定的程序开会。施复亮向台下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报告筹备经过。李公朴刚走到台前，即遭到一群人的推搡围殴，从台上被打到台下，头部被铁器打破，血流如注。郭沫若和主席团的一些人上去拦阻，也都被打。郭沫若的左额被打肿，眼镜打落在地，胸部亦被踢。施复亮也被打得遍体鳞伤，马寅初的马褂被抢走。

沈钧儒也被一伙人包围，幸有一群青年护送出去，始免被殴。当时在场的《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也遭到毒打，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大家高呼不要打人，台上的一伙人就当即把长条木凳向人群中抛掷。中国劳动协会职员陈培志和工人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等身受重伤，与会群众负伤、失踪的有60多人。

在这样的情形下，筹备会原推定的大会主席团和被邀到会的部分政协代表被迫退出会场。周恩来、莫德惠、李烛尘、张君劢等政协代表到会时，被阻留在场外。国民政府代表邵力子到会后，表示无可奈何，自行离去。

刘野樵等人在台上散发传单口号和告市民书，并以庆祝大会的名义通过了一个宣言，内容为反对政协决议、反对修改宪法。散会之后，刘野樵举行记者招待会，称被中国劳动协会和育才学校的人打伤，并在当天的晚报上刊出了“警告”启事。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在大会上发生的暴力行为。

这一天，蒋介石正在重庆，上午在办公室撰写《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中午过江回寓所与五院院长孙科、居正、于右任、王宠惠和吴铁城、陈布雷等共进午餐，并“情辞激昂”地对政协通过的关于宪法草案决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决议内容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不合本党五权宪法之党纲，碍难拘束国民大会，全然没有提到较场口冲突之事。

第二天，蒋介石一早起来部署京、平、津三市党务人事和六届二中全会筹备事宜时，从陈布雷处得知了头一天发生的较场口事件。他10点钟召来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询问经过，得知双方各执一辞，情况并不严重，蒋介石只是批评了警察局未能尽到责任，“指示今后类似情形应由警察局负完全责任”，再未深究，即赶赴机场，飞往上海。

当天下午4点半，蒋介石抵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机便赶往与宋美龄结婚时的住所，即蒋介石称之为“爱庐”的原法租界贾尔业爱路（注：即现在的东平路）9号的花园洋房，与前一天回沪的宋美龄一起安置家具。8年多来，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回到故居，颇为兴奋，特地在三楼专辟出一间祈祷室，“默谢上帝三次”。当晚“感想万千，其乐可知”，自然完全未及公事。

12日，蒋介石朝课后即与宋美龄去墓地拜谒岳父母。午后与魏德迈将军谈至3点半，之后续记《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晚应魏德迈之约去华懋饭店（注：即现在的和平饭店）赴宴，22时始回寓所，当天亦只字未记及较场口事件。

从13日日记中可以得知，蒋介石从上海的报纸上读到围绕重庆较场口事件所发生的争论，他关注的重点不在谁是谁非，而是报道中对政协会议意义有“荒唐”的称赞文字，和此种报道竟载之于孔祥熙投资的《时事新报》上。为此，他专门把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召来“痛斥严斥”。

14日上午11时，蒋介石和宋美龄拜访宋庆龄。宋庆龄特地送他一份“总理手写之建国大纲，甚珍贵也”。宋庆龄选在抗战胜利、国家复原时刻赠送，意义格外重大。蒋介石非常珍惜，所以装裱成卷轴，传之子孙。

对于较场口事件及其是非之争，在蒋介石看来并不重要，甚至无须关注，这也可以从唐纵日记中了解到。作为侍从室负责情报的第六组组长，唐纵在日记中对昆明惨案调查、处理的记述接连不断。但对较场口事件，由重庆到上海，16日又到南京，一直伴随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在日记中干脆也是一字未记。

蒋介石正式在日记中提到重庆较场口事件，是16日到南京之后。他在下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的第八项注明了“重庆较场口殴斗问题”几个字，这说明他注意到两方面各执一词持续争吵不停的情况。而他的处置方针是：本党同志应停止扩大宣传，不再与彼辈计较，息事宁人。

同在侍从室服务的张道藩奉令电告重庆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称：“陪都各界民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在较场口互殴事，双方均作扩大宣传，使国人是非莫辨，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奉总裁谕，请先生转知渝市党部，对本党同志及拥护中央之民众团体，善为劝阻，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

但由于2月中旬美、英报纸披露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不少东北人士对美苏密谋损害中国东北权益极感愤慨，因而在重庆游行，散发传单宣言以示抗议。而中共方面却在这时公开要求政府承认它在东北的军事存在，及限制政府军进入东北的数量，这进一步引起蒋介石与众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

19日，蒋介石得到重庆方面的报告，颇有点感到了庆幸和兴奋。他在20日的日记中明白写道：共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引起“群情愤激”，中立各报无不“对共党鸣鼓围攻”，“多数青年亦皆觉共党之所为在出卖民族利益，而决非真正之国民革命也。孙行者魔力虽大，最后终必为上帝所制服。”

2月20日，蒋介石飞抵杭州。21日上午，杭州市市长周象贤亲自担任“导游”，陪同蒋介石和宋美龄游历了雷峰塔旧址，拜谒了岳飞墓，然后往玉泉、古珍珠泉与晴空细雨泉池，再游灵隐，最后在楼外楼吃了午餐。

饭后，蒋介石兴致不减，登上了保俶塔远眺，感叹道：“东自钱江，西至拱宸。杭州山水与平原皆入眼帘，其景之美更胜于雷峰矣”。下午，蒋介石和宋美龄又一同来到钱塘江大桥，“在桥上东望萧山、北眺六和，其雄伟庄严，未易多见”。蒋介石想起以前从杭州回宁波，每次都要摆渡过江，对在他的主持下，由茅以升设计并于1937年夏建成的钱塘江大桥颇为自豪：“如今在我手中建筑此一稀有之大桥，而且在今天亲历其境，我感到很知足。”

虽然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等人极力上书反对发动学生游行，但蒋介石却并未出面阻止，而是任由学生发动了2月22日的重庆反苏大游行，其影响一时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24日，他在日记中决定：“各地学生对东北问题游行示威，自此应即阻止，不可扩大。”

对于22日在大游行中，中统局组织特务在游行时乘机捣毁中共的新华日报社和民盟的民主报社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的做法，蒋介石表示了不满。

由于中共、民盟接连向政府当局和马歇尔告状，蒋介石把吴铁城等人找去痛斥一番，指责此种做法不仅“为国际诟病，为俄共口实，实为本党最拙劣行动之污点”，要吴铁城“彻底查办”。

27日，较口场事件过去了17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当天见周恩来时的谈话情况，他记述道：听到周提及较场口事件，顿时怒不可遏，当场呵斥称：那种庆祝会不流血，我革命党实该挨打。你们如刺激国民党员太过，就别怪我管不住他们。他在日记中对自己发火还颇为得意，称：“非如此决不能促此辈之反省，以为无赖可无止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