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无关）后现代社会中的“脱产者”注定是很难与生产者共情的。 （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图）

在目前的网络生态中，“共识”越来越少，“共情”越来越难是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不同地域、不同境遇、不同待遇的人群互相之间的自说自话和互不理解导致的那种“鸡同鸭讲”的言语争端越来越多。双方交锋的目的也不再是说服对方或与对方达成共识，而是将对方置于某种不道德的境地以迫使对方噤声，以至于有网友不无感伤地说道：

“虽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渠道也就更多了，看到和感受到、体验过的现实痛苦，却更少了。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对痛苦和艰难的想象。”

这位网友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即共情和共意能力的局部消退只是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爆发的一个先兆。而导致这种消退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网友所指出的，现代人越来越失去了对痛苦和艰难的想象。

作为人类扎根在基因中的能力和与生俱来的天赋，共情产生的基础正如乌尔夫·丁伯格所说，不是假设而是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将人与人彼此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两种共情的方式。其中一种是个体对同类内心状态（思想、感受、知觉、意向）的认知知觉，比如目睹了同类被病痛折磨之后感受到其内心的痛苦，即设身处地。

另一种是对同类经历的替代性的情感反应，比如在见到同类遭受某种不公正的待遇，或陷入某种艰难处境后，将自身代入同类的境遇之中。一方面对同类产生同情，另一方面担心自身也会有同样或类似的遭遇。这两种可贵的共情能力和血缘、姻亲、地域一起，维系着人类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用一种共同体合力保护着个体，尤其是那些相对弱势的个体，在历次大的自然灾难中，“在社会层面上，绝大多数的自发捐赠、支援行为都是共情的结果。

然而，正如前述，共情产生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生产生活，农民的儿子很容易理解农民种地的不易与艰辛，因为他从小就对这一切耳濡目染。一个农民也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农民的不易与艰辛，因为他们从事相同的生产，也拥有类似的境遇。而类似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经商这样的生产活动，将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联系在一起，构成共情的基础，这是前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

而后现代社会“去生产化”的特征，恰好消解了这一基础，后工业化、网络与媒体发达、信息爆炸和高科技的后现代特征使相当一部分人部分或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过程，尤其是脱离了需要集体协作的生产过程。这使得他们一方面缺少了实际的生活经验，理所当然地认为油盐米面、瓜菜果蔬、鸡鸭鱼肉以及吃穿住用的一切都来自超市、商场和网店。他们既不参与这些东西的生产过程，也不关心它们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或者更直白地说，生产者在他们的世界里，处于一种存在又不存在的状态。在理论上，存在这么一批生产者，而在实际上，肉是盒子里生出来的，水果是冷藏柜里长出来的，外卖小哥的辛苦倒是能看得见的，因为食物毕竟是他亲手交到手里的，只不过这已经不是生产，而是最终的环节“运输”了，这些后现代社会中的“脱产者”注定是很难与生产者共情的。

而那些本该与生产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也因为各种原因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了生产。比如，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因为求学等原因很早就脱离了农业生产环境。另一方面，一些人出于“融入现代、融入城市”的动机，也在极力摆脱自身的“生产者”特征，而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为此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在二十年前很容易在高校中分辨出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而在今天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脱产者在脱离生产的同时，又几乎是无限的亲近消费。消费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一方面，铺天盖地的各种节拼命鼓吹消费至上，用“你值得更好的”诱导个体将消费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手段。另一方面，“直播带货”文化用“买买买”诱导个体。在物质极大丰富和“有钱什么买不到”的逻辑熏陶下，脱离生产亲近消费的人们，在日趋一致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之下，感同身受和设身处地的能力也在日渐消失。

比如上文提到那些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相同或相近的消费习惯尽管抹平了他们之间在外表上的差异，却难以改变他们的家庭在经济条件上的实质性差距，表面的“消费平等”麻痹了人类对现实苦难的感知。一个月入十万，使用Apple 13 pro MAX手机的人可能觉得另一个使用同款手机的人并无可怜之处。但是他很难想象到，这部对他来说只相当于月收入十分之一的手机，对那个人意味着两个月的省吃俭用。

（作者系大学老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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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