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凌晨，“皇姑屯事件”中重伤的张作霖在府邸不治身亡，一代枭雄伴随无尽遗憾陨落世间，随之终结的还有北洋奉系问鼎中原、逐鹿天下的时代光环。

值得一提的是，当远在东京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听闻张作霖去世的消息后，并没有像东北关东军将领们表现出欣喜若狂的姿态，反而意味深长的留下了一声叹息：“一切都完了！”

担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

在他看来，随着张作霖的死，日本通过外交手段攫取东北地区利益的政策似乎变得前途渺茫了。这一点，在随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面见张学良并提出贯彻落实张作霖与山本条太郎的秘密“协定”而遭对方敷衍拒绝便有力证实了。

日本方面企图以张作霖同满洲铁路总裁山本条太郎此前达成的密约为由，催促张学良“履行”满足日本在敦图、长大铁路施工和南满地区的居住及自由通商等权利。很显然，对日本怀有仇恨敌视态度的张少帅并不会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

不仅如此，随着日本修筑铁路野心膨胀的消息不胫而走，自东三省延伸到北京、上海等地的大规模民众游行请愿运动让张学良看到了抵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民间力量，并逐渐让他意识到必须保住东三省“大本营”以维护国家统一，坚决不能充当日本人的傀儡。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影响下，张学良排除日本田中内阁的威逼利诱压力，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宣布东北“易帜”，正式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统治。

影视作品中的“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不仅使日本肢解东北、分裂中国国土的阴谋宣告破产，更让东方会议的始作俑者田中义一鼓吹的“攫取满蒙”国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换句话说，田中义一的外交失败，预示着自己内阁首相的位置将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一方面，他主导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抵制日货运动，使得日本仅在1928年7-8月间对华经贸损失便高达1700万日元，伴随张作霖被暗杀以及随后日本侵略行径被相继公开披露，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

另一方面，作为田中义一最大政治对手的币原喜重郎早已对其强硬外交风格嗤之以鼻，加之日本出兵济南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五三惨案”更令本国的国际形象跌落神坛，田中内阁不可避免的面临对手的弹劾与围攻。

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币原喜重郎（左一）

随着张学良接掌东三省军政大权后的“易帜”行动尘埃落定，田中义一为首的日本内阁也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当然，作为一名“资深”政治家，田中义自然不会轻易束手待毙。

1929年1月，他派遣公使潜伏上海与南京国民政府人员交涉，一来商讨和平解决济南问题方案，二来借此建立和维持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避免腹背受敌。

正逢此时老蒋忙于解决冯玉祥和李宗仁等人此起彼伏的反对势力，无暇抽出过多精力放在对日关系改善上，双方最终以签署简单的《声明书》和《议定书》而草草收场。

当年6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以老蒋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暂时得以缓解和改善，尽管如此，但国内政坛上对田中义一的政治斗争压力丝毫没有因此而削弱。随之而来的，是对张作霖之死的责任追究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旧址

此前日本内阁对关东军军方刺杀张作霖的消息守口如瓶，企图以舆论封锁手段将张作霖之死淡化，至少将其归结到东北内部重大事件的范畴中。

但很明显，中国国内的媒体报社不会遵从田中义一的想法来行事，日本政坛的反对党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扳倒田中内阁的绝佳机会。

其实，田中义一本人对关东军炮制刺杀张作霖事件的态度十分踌躇。一方面田中义一在舆论和国内元老派人物的压力下曾力劝陆军首相白川义则将调查真实情况上报日本天皇，但遭到了对方的极力反对；另一方面，考虑到内阁与军方的特殊密切关系，田中义一又很难再陆军和内阁阁员的压力下选择独自奏报事件真相，最终也就不可避免的选择了屈从和默认。

最终的结果是，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高参河本大作到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等多名军官在内的人员被给予警告、停职、编入预备役等内部“行政处分”处置。

关东军高参、策划谋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

对此，反对党们表示了强烈的异议，他们纷纷上书天皇，表达了重新选择内阁首相的倾向。

日本天皇原本是放手让田中义一来调查处理此事，但田中在结果奏报中是这样说的：

“臣曾令陆军、关东厅和满铁就张作霖事件从事各种调查，发现日本军人里没有犯人，但对发生这个事件，警备上当然有责任。因此，将他们付诸行政处分。”

这话乍一听没什么毛病，似乎对外也能说得过去，但日本天皇却联想到了几个月前田中义一向他奏报的内容与此截然不同：

“炸死张作霖事件，我帝国陆军军人似有若干嫌疑，目前正令陆军大臣调查中，结果将由该大臣详细上奏。”

一前一后明显充斥着矛盾，这不禁让裕仁天皇发出了灵魂拷问：“首相所述岂不是与前次申述有矛盾吗？”

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裕仁天皇

闻听此言的田中义一诚惶诚恐、黯然失色，他知道自己很难再自圆其说了。与其等待被驱逐，不如主动递交辞呈退出。

1929年7月2日，距离张作霖遇刺一年零一个月的日子里，田中义一内阁彻底垮台。免职后的田中义一在失意中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两个月时光，郁郁而终。

田中内阁的垮台，标志着日本以“满蒙分离”为核心的“积极政策”宣告挫败，随之而崛起的，是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

在田中义一组阁的时代，日本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军方的复杂关系，他的继任者滨口雄幸也没能处理好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最终导致了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历史很难进行假设，如果张作霖依旧在世，田中义一所谓的“积极外交”政策或许尚有用武之地，短暂的和谐稳定局面不会轻易被打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积蓄已久的侵略野心不会随着张作霖的生死而发生变更，武力侵略终究是时间问题。

既然中日必有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那么早日形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一致抵御外侮则是摆在彼时的中国面前最迫切的需要和选择。

影视作品中的张学良与杨虎城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选择了“不抵抗”，但在“西安事变”中他挺身而出，逼蒋联合抗日，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大抵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