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救国会于1936年6月成立，当时救国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共产党员。重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重庆救国会的成立和发展，为南方局顺利地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力条件。

重庆救国会的活动，集中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到武汉沦陷前夕，大致分为“七七”以前和“七七”以后两个阶段。救国会首先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当时重庆主要的两家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合法阵地。后来，舆论阵地还逐步扩大到了《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救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会、读书会，把要求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在此基础上，群众性的救亡运动逐渐兴起，主要开展了以下有声有色的活动。

在救国会成立前后，文化界和学生中的进步青年，他们通过外地的个别党员和国外进步刊物，获得了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互相传阅，并翻印散发宋庆龄响应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以及斯诺的著作《中国的新西北》等进步书刊，在进步青年中传播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

1936年7月12日至8月16日，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的名义，开办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参加学习的有九十多人。讲习班只有少量推行新文字的课程，主要是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并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员选择革命道路。通过讲习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讲习班结束后吸收了二十多人参加救国会，成为救亡运动的骨干。

1936年8月，日本妄想在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的成都设立领事馆。四川人民坚决反对，在成都和重庆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在蓉设领”的斗争。重庆于8月18日在巴县县党部召开了“重庆市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的成立大会，大会决定分六个组，分头向党、政、军当局请愿，并组织60个宣传队到郊区工厂、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刘湘都想利用这场斗争互相削弱对方实力，于是都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和爪牙参加这个机构。救国会也通过陶敬之以记者身份，带领职救骨干赵湘植和杨帆，参加了这个机构的工作。重庆各界民众的宣传、请愿活动，积极配合成都人民的斗争，挫败了日寇在蓉设领的政治阴谋，同时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于1936年10月逝世，噩耗传来，人们万分悲痛。而国民党当局却力图缩小鲁迅的影响，只准宣传鲁迅的前半生。救国会决定通过纪念鲁迅着重宣传抗日救亡，并且以鲁迅为旗帜号召组织起来。于是，在《商务日报》副刊、从10月24日至29日，连续六天刊登了《追悼鲁迅先生专刊》。漆鲁鱼针对国民党贬斥鲁迅先生后半生的谬论，写了《鲁迅先生思想考察》，着重颂扬鲁迅的后半生，但文章的下半截被新闻检查所“免登”。救国会决定联络文化界召开追悼会，进一步扩大鲁迅先生的影响，并筹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了取得广泛支持，争取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少鹤等为发起人。鲁迅先生追悼会于11月1日在重庆市商会礼堂召开，参加者有报刊编辑、记者、工商界人士、学校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等共300余人。为争取合法，由温少鹤邀请了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参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漆鲁鱼在会上讲了话，热情地赞扬了鲁迅战斗的一生，号召大家要以鲁迅先生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这一次活动，取得了联合各界纪念伟大文人鲁迅，宣传抗日救亡的成功。

1936年11月，傅作义部队在绥远奋起抗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救国会在《商务日报》副刊上，联合文化界知名人士二十余人，郑重刊登启事，发起各界援绥募捐，同时发动学救、职救统一行动，分别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公司银行进行宣传募捐，妇女界举行了援绥募捐游艺会，仅三天就捐得八千余元；工人、农民把自己低微的收入也捐献出来；巴女中全校同学绝食一天，以伙食费作捐献。救国会经办的“知识服务社”，绘制出版了《绥远抗战形势图》，在重庆市出售、宣传，将所卖的钱全部捐献，这一次抗日募捐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了更多的民众加入抗日的救亡行列。

此外，救国会还举行了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活动。为避免暴露和遭到镇压，救国会采取了统一部署，分散宣传和散发抗议信函。对“西安事变”也作出了正确宣传，又进行了救济四川旱灾募捐。并组织了慰问队到刘湘办的反省院，慰问绝食的“政治犯”，使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一系列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正确的方法，为下一阶段救亡运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国团结一致的抗战局面逐渐形成，重庆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武汉沦陷前后，许多全国性的抗日爱国团体先后迁渝，抗日阵容不断扩大，当时又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因而救国会的活动更加广泛深入人心，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